内容提要：为维护在华条约权益，英国政府对中国苏维埃运动较为关注。随着中国苏维埃运动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英国政府也有着作为“他者”的观察。在英国政府看来，中国苏维埃运动之所以呈现出从兴起、发展再到消退的轨迹，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既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蒋介石的个人抉择有关，也与国民政府的权威与施政相联，并受到日本侵华的影响，当然与苏维埃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英国政府的观察是多维度的。这说明，很多时候当年的观察者或许并不比后来者少明了历史的脉络和历史的复杂性。

关键词：英国政府/ 苏维埃运动/ 苏区/ “他者”视角/

作者简介：魏少辉，男，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福建 福州 350108)。

原文出处：《理论学刊》(济南)2026年第2期 第39-50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政府视角下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研究”(项目编号：22BDJ038)的阶段性成果。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走上苏维埃运动道路。随着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中国苏维埃运动很快就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恰如学者所言，“1927年后的苏维埃运动，中共凭借其真诚的信仰、严密的组织、强大的动员、坚固的武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共产革命的威力。……在此过程中，中共革命不断挑战着能与不能的边际，创造着属于自己的辉煌”①。当然，这一运动并非一帆风顺，中间也是跌宕起伏，后期还出现了苏区丧失，以致被迫转移的被动局面，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则是渐渐走向消退。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发展轨迹，英国政府②作为“局外人”当时就有着自己的观察。本文利用英国外交部档案等相关史料，从英国政府这一“他者”视角③考察中国苏维埃运动之所以出现不同发展态势的原因，以践行学界从“他者”视角深化苏区史研究的倡导。

一、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与蒋介石的“围剿”意愿

国民党的派系斗争由来已久。在大革命时期，围绕“联共”问题，国民党本就存在的派系斗争一度尖锐。在一致“清共”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不仅未消弭，相反还因各派掌握武力，呈现出由“文斗”到“武斗”的态势。据英国政府观察，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度过“清共”危机、迅速发动新的革命的重要原因。

英国驻华外交官就多次强调，正是由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存在，包括广州起义在内的暴动才能够发动。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M.Lampson)指出：“在广州，12月期间，一场共产党叛乱之所以能够发生，这是李济深和张发奎之间相互争斗的结果。”④随后，国民党派系斗争愈演愈烈，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连续爆发，最后更是发生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英国政府敏锐察觉到，正是利用国民党各派系的大混战，中国苏维埃运动迅速由“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1931年7月23日，蓝普森致电外交大臣亨德森(Henderson)时就指出：“在过去的两年里，共产党和土匪活动因当地内战带来的机遇而不断增加。”就在苏维埃运动已渐成“燎原之势”时，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爆发。亨德森很快就发现，“阎冯联合与蒋介石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推动了这场运动”⑤。

更让英国政府惊讶的是，国民党内的一些反蒋势力还有意“纵容”苏维埃运动发展，以利于己方获胜。1930年8月25日，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巴德姆·桑希尔(Badham-Thornhill)就向蓝普森报告：“在南方各省和东南各省的土匪和共产党活动曾在反蒋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现在也是如此。”蓝普森特别提到，阎锡山认为，“如果没有南方各地的动乱，北方联合政府永远不可能成功地与蒋介石的军事准备相抗衡”，而且，“北方联合政府的希望建立在：(a)湖北和湖南的领导人‘反水’支持北方；(b)南方的土匪和共产党团体沿着整个长江流域的干扰”⑥。

面对苏维埃运动在南方的发展，“北方确信，外国势力和人民的呼声将迫使南京政府出兵对付这些无法无天的匪徒”。如此一来，蒋介石将抽调部队南下，这无疑将有利于北方。但是，令“北方”大感失望的是，蒋介石并未将主力部队从北方调回南方“剿共”。巴德姆·桑希尔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这样选择，原因就在于，“他对这些飘忽不定的匪徒的真正军事实力的评估是，他能等得起”，而“北方”的威胁明显更大。更有甚者，“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现在在南方尝试一场严厉的剿共运动，充其量也不过是把国家交给冯玉祥”。当然，蒋介石也意识到，“中国南方和长江流域的共产党威胁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因此，“蒋希望在他能够积极应对这种情况之前，最好能防止祸患蔓延”⑦。

所以，英国政府已意识到，在中原大战获胜之前，蒋介石打击的首要对象是其他派系。当然，“蒋介石也发现现在自己正面临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在有时间组织之后，现在(1930年11月)比年初更难对付”⑧。这也意味着，蒋介石一段时间内“无意”“剿共”，更多只是权宜之计。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将“剿共”视为亟待解决的急务。1930年11月9日，蒋介石确定“待决问题”有七，其中第二项便是“共党铲除(湘、鄂、赣着手)”⑨。

对于蒋介石即将进行的“剿共”，英国政府了然于胸。蓝普森就曾向英国外交部报告：“1930年的最后几个月，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达到了权力的顶峰。经过长期斗争，他成功地击败了最危险的敌人，阎锡山和冯玉祥；只剩下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的威胁了”⑩。而且，英国政府判断，随着“蒋介石已经亲自出面处置这一问题”，并且“他是真心诚意地设法处理这一局势”(11)，这将成为影响苏维埃运动发展态势的重要转折，随后中国苏维埃运动将不再“高歌凯进”，而是开始遭遇阻力、挫折。

在蒋介石决心“剿灭”苏维埃运动后，英国政府观察到，只要不受派系斗争影响，蒋介石便坚定执行“剿共”政策；甚至，即便派系斗争再起，蒋介石也未改变“剿共”的既定政策，至多是暂缓“围剿”；更有甚者，为了“围剿”苏区，蒋介石有时会选择对其他派系隐忍，甚至是妥协。

英国驻华公使馆在1931年的年度报告中就提到：“今年头两个月由于没有出现政治上的复杂情况，从而使政府能够采取早该采取的措施来对付江西和湖北内陆以及汉口和宜昌之间长江沿岸的共产党队伍。”(12)但是，英国驻华公使馆很快就获悉，国民党派系斗争再次爆发。1931年2月底，围绕约法之争，蒋介石软禁了粤系领导人胡汉民，这导致两广势力联合反蒋，由此形成了宁粤对峙的局面。英国政府注意到，国民党派系斗争再起，这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又一次契机。

1931年6月13日，蓝普森向亨德森报告，“今年的头两个月很高兴没有出现政治上的复杂情况”，因此，“政府可以做一些早就该做的事情来应对共产党的威胁”。然而，宁粤对峙局面的形成使国民政府的“围剿”难免受到影响。蓝普森认为，无论宁粤对峙如何善后，“这场新的政治危机的必然结果是，共产党在湖北、福建、江西和其他省份的活动重新活跃起来”，特别是在江西和福建边境，“红军又一次成功击败了政府军，并再次对全国广大地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3)。蓝普森判断，“如果蒋介石的计划没有被粤系打乱的话，他可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14)。

令英国政府稍感“欣慰”的是，虽然这场新的政治危机对“剿共”产生了影响，但是蒋介石“围剿”苏区的既定方针并未改变。宁粤对峙局面形成后，尽管随后北方又发生了石友三叛乱，两广势力还在策划“从广西经湖南对南京发起北伐”，但是，“在政府方面，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迄今仍坚持其所宣布的政策，即将广州问题视为政治争议，以和平方式解决，并避免使用武力”，与此同时，“必须将政府所有可用资源集中用于江西的剿共战役”。正是由于坚持将重心放在“剿共”之上，因此，“国民政府的主要部队都投入到江西有组织地围剿共产党军队的战役中”。不仅如此，“蒋介石本人于6月21日离开南京前往江西，此后他一直在那里亲自指挥围剿红军的战役”(15)。

虽然蒋介石坚定“剿共”，但英国政府也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围剿”会即刻奏效。蓝普森向英国外交部报告，为了“围剿”苏区，蒋介石“动用了不少于250000名政府军”。然而，“虽然政府军在占领城市和地区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实际上他们似乎收效甚微，只是在江西和福建的山区腹地把共产党队伍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继续进行游击战”，因此，“围剿”的结果“似乎并不是决定性的”(16)。

蒋介石“围剿”苏区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英国政府认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影响不可忽视。英国驻华外交机构多次报告，宁粤对峙结束后，蒋介石的地位确实得到巩固，但西南实力派还是保持着较大自主性；更为可虑的是，为求自保，这些实力派在“剿共”问题上往往“阳奉阴违”。1932年12月27日，广州总领事菲利普斯(Consul-General Phillips)就呈报说，广东地区的“剿共战役已经悄然消退”，“广州当局似乎认为共产党地区的存在，如南山(Nanshan)周围的苏维埃地区，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根除的”。既然有这样的认知，所以，“在这些地区，军事行动的确还在进行，但行动是三心二意，其目的与其说是消灭共产党，不如说是防止共产党的蔓延”(17)。

确如英国政府观察到的那样，根深蒂固的派系斗争导致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很难形成“剿共”合力，这也是前四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不可忽视的原因。尽管四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但英国政府也看到，蒋介石竭力“剿共”还是取得了一些突破。最典型的就是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失利。英国驻华公使馆曾向外交部报告，为“剿灭”鄂豫皖苏区，1932年7月，蒋介石开始亲自部署、指挥“围剿”行动。“蒋介石一到汉口，一切剿匪活动都归他指挥。政府军被分为三路。通过从汉口向西和跨江向北的协同推进”。经过“清剿”，“红军在该地区的大部分根据地都被政府军占领”(18)。

当然，相较而言，蒋介石最看重的还是“围剿”中央苏区。所以，在遭遇四次“围剿”失利后，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但就在“围剿”刚刚展开之际，国民党派系斗争又起，这就是福建事变的爆发。福建事变一爆发，英国驻华公使馆立马判断，这势必对刚刚开始的“围剿”产生影响。1934年1月1日，英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英格拉姆(Ingram)在致电外交大臣西蒙(Simon)时就特别提到，“福建独立运动的另一个结果自然是使政府包围江西共产党的计划无法实现”(19)。由于“福建独立政府与江西共产党签订了局部互不侵犯协议”，“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在江西的行动，以平息叛乱”(20)。

本来，据英国政府观察，1933年对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是颇为有利的。是年，“国民政府的直接控制力扩大到华北地区，除西南地区外，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的影响力普遍得到加强和巩固”。然而，随着福建事变的爆发，“政治前景突然蒙上了阴影”。令英国政府颇感意外的是，“叛乱突然崩溃，像起义突然发生一样”，蒋介石的部队在几乎没有战斗的情况下占领了福州(21)。当然，“无论叛乱及其崩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结果都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权力和威望大大提高”。随着十九路军“这股强大而潜在的危险力量被消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能够从容从福建进攻，“清剿江西南部红色地区”(22)。

随后，“政府在江西和福建的剿共战役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最后更是“占领了中国苏维埃首都瑞金”(23)。随着苏区的丧失，英国政府获悉，“在朱德和彭德怀的领导下，共产党的主力向西突入湘南”。截至1934年12月底，从江西、福建撤离的红军“大部分集中在湖南西南部和贵州东部”，而且“据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到四川去投靠他们的共产党同伙”(24)。

然而，就是在红军战略转移过程中，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影响依然如影随形。英国政府观察到，面对红军的到来，“与通常情况一样，各省政府采取的行动是要保卫自己的地盘，并将红军护送到其他地方，而没有做出真正有效的努力来包围他们并以有效的方式对付他们”(25)。

总之，英国政府认为，中原大战后国民党派系斗争虽然依然存在，但已相对趋缓，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此时派系斗争如何，蒋介石对“围剿”苏区已是志在必得。正因如此，中原大战后英国政府反复提到，即便蒋介石不时受到派系斗争困扰，但他大多时候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在江西指挥“围剿”。在英国政府看来，这是“围剿”最终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在1935年的年度报告中，署理驻华大使的贺武(Howe)就指出，到1935年11月底，国民党军队“成功地将难缠的共产党军队从福建和江西赶到四川西北角；并迫使多年来一直占领四川北部地区的强大共产党军队向西撤退到四川西北角和甘肃东南部”。究其原因，贺武特别强调，“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归功于蒋介石将军”(26)。

二、国民政府的权威与施政

随着东北易帜的实现，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是，英国政府很快就看出，国民政府是一个弱势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对地方的控制。英国政府认为，这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是有利的。

1930年7月19日，英国外交部拟定了一份名为《关于中国稳定的政府前景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论述了中国政局混乱、国家分裂与苏维埃运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该备忘录认为，“中国目前的混乱状况是不可能结束的”，因此，“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编遣会议整编军队的努力落空。“所有试图解散多余部队的努力——这被视为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都证明是彻底失败的”。由于编遣失败，“200多万所谓的士兵分散在中国各地，由无数指挥官指挥”，而且，“他们对这个或那个政治集团的这个或那个领导人的效忠可能每天都在变化”。虽然国民党各个军事集团的领导人“都欣然接受了国民党的主义和南京政府的成立”，但是由于“怀疑、嫉妒和天生的缺乏忠诚合作以及将自身利益置于共同利益之上”，这些军事集团领导人“都拒绝遣散一名士兵”。在遣散军队无果的情况下，“国家的财富和收入继续被蝗虫般的士兵吞噬，南京政府被迫比其之前的政府更加依赖短期贷款生活”。如此一来，“所有金融重建、财政、行政或社会改革的尝试都彻底失败”(27)。

由于“中国各地存在着无数的半独立武装团体”，这“造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受此影响，“在整个1929年期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兵变、暴动和叛乱”。面对这种情况，“南京政府只能通过对主要领导人的慷慨补贴，以及巧妙地利用贿赂和鼓吹利用下级将领的背叛来维持其地位”。但是，“这些方法只有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才有效”。然而，1930年春天，“内战爆发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如此一来，“南京政府”要维持其地位的难度更大。“最近来自中国各地的领事馆和其他报告显示，中国已陷入令人震惊的悲惨和毁灭状态”。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据报道，福建、江西、广西、湖北、湖南是土匪和共产主义的温床”(28)。

英国外交部认为，正是由于国民政府缺乏权威，不能有效控制地方，这才导致“土匪活动(29)和共产主义猖獗”。汕头领事馆报告，“某些地区充斥着共产党人和土匪，而其他地区则被描述为‘一如既往，完全失控’”；福州领事馆提到，“军队一撤出参加内战，该省西南部的共产党人就再次占据了上风”；长沙领事馆报告，“土匪活动和共产主义在所有边远地区和许多其他地区都很猖獗”；汉口领事馆也报告，“共产党军队在江西取得了进展，南昌和九江的官员正在准备逃跑”；青岛领事馆则反映，“党部恐吓地方行政机关，而目无法纪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在劳工中占主导地位”(30)。

英国外交部拟定的这份备忘录还指出，由于国民党各派势力的混战，中国政局极为混乱，造成民众生活困苦。“如此大一部分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为共产党的宣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所以，“福建省、广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都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当然，“共产党在江西组织最为严密，那里有大约10000名红军”，“在其他省份有红色游击队”。另外，需要关注的是，“所有这些共产党活动的最终结果是延长了行政和经济混乱的时期，并阻止建立任何有序的政府体系”(31)。

基于以上分析，英国外交部认为，即便国民政府有可能采取诸如“扩大政府的基础，制止党部的暴政”等措施来调整与左派团体的分歧，以获得一线生机，但是，“中国北方不太可能再次接受国民党的控制，可能会像满洲一样分裂”。更为关键的是，国民党此时的派系斗争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如果没有一支只效忠于他的军队的支持，就不能在中国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在国民党各派系各恃武力维持本派系利益的格局下，中国“除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混乱之外，似乎别无选择”。总之，“外交部得出的结论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不太可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也不太可能在这段时间内充分维持法律和秩序”。面对这一局面，英国外交部十分担心，“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蔓延及其在俄罗斯支持下加剧的可能性”(32)。

英国外交部撰写这一备忘录时，中原大战仍在进行。面对国民党各大派系空前规模的大厮杀，英国外交部对国民政府能否建立稳定统治自然持悲观态度。但是中原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观察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巩固权威和增强对地方控制方面有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些进展。英国政府认为，这对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1930年12月23日，蓝普森致电亨德森时就特别提到，随着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获胜，国民政府的稳定前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蓝普森指出：“1930年，西北叛乱的风暴爆发并肆虐了好几个月；但是现在，在今年的最后几天，我们再次发现蒋介石主席和国民政府又一次获胜。”虽然“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危险和困难，包括共产党的威胁和进一步的军事叛乱”，但是国民政府的进步也是难以否认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熬过了一年又一年，镇压了一次又一次的叛乱，国民政府虽然财政拮据，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威望却日益提高；而每一次叛乱被镇压，都会使反抗其权威的再次叛乱变得更加难以成功”。因此，“如果政府和党的内部没有分裂，并且蒋介石及其集团继续与张学良和北方友好合作，1930年底，中国政府稳定的前景比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好”(33)。

随着时间推移，尽管一些地区依然保持着“自治”状态，但英国政府认为，国民政府的权威和控制力在不断增强，这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围剿”苏区无疑是有利的。1933年7月9日，蓝普森向西蒙报告，自己在访问长江中游地区时，“得到的确切印象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过去一两年中在安定华中地区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沿宜昌一直到上海的长江沿线“目前相对平静，由南京直接控制”，近年来一直处在共产党控制下的湖北大片地区，“现在已经基本清除了红军部队”(34)。

英国政府还注意到，随着国民政府权威的增强，地方实力派配合“围剿”的积极性也会提高。广东就比较典型。在福建事变失败后，1934年4月14日，贾德干(Cadogan)向西蒙报告：“南京的政界声称有信心，在政府军控制福建的情况下，对江西共产党的围剿终于有可能实现了”。贾德干还得到情报，“现在将从各个方向发起对红军的联合行动”(35)。在“联合行动”中，广东是重要一环，而陈济棠之所以较为积极配合“围剿”，英国政府获悉，主要就是因为国民政府权威和控制力增强所致。

1934年3月24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菲利普斯向贾德干报告，一段时间以来，“广州一直充斥着即将发生变化的谣言，一切都倾向于蒋介石不断获得更多的影响力，以期获得最终的控制权”。在这种局势下，“陈济棠元帅被迫更加积极地参与赣南的剿共战役，他几乎无法继续他过去在该地区采取的那种不冷不热的策略”。不仅如此，“事实上，他发现越来越难以抗拒蒋介石向他提出的要求”。菲利普斯还特别强调，陈济棠本人已发现，“自己的军事权力受到限制”。菲利普斯还判断，国民政府不断强化在福建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固然是要“围剿”苏区，另一方面则是在为解决广东问题作准备。3月23日，菲利普斯从“一位信息基本可靠的中国官员”那里得知，“福州机场已经扩大到原来的三倍，现在可以容纳300架飞机”。这一消息让广东军事当局“非常震惊”。此外，“福建已经或正在修建许多新道路，这些道路都通向广东边界”。不仅如此，“蒋介石派他最能干和最信任的将军陈诚将军率领一支十多万人的大军前往福建”，以作为蒋鼎文原有十二万部队的补充(36)。除在福建作军事准备外，菲利普斯还得到情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试图控制广东部队。菲利普斯从“线人”那里获悉，“目前有传言说，广州海军和广州空军的指挥权都将交给南京”，其中在黄埔的“三艘原南京巡洋舰已任命新的指挥官”，“这是一个开始”(37)。

但是英国政府不久就发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控制广东的努力遭到了顿挫，因为随着福建事变的政治连锁效应逐渐消去，陈济棠的态度开始趋向强硬。1934年5月14日和6月26日，菲利普斯连续致电贾德干和西蒙，报告广州和南京关系的这种新动向。菲利普斯指出：“三月底，有迹象表明，南京在该省的影响力正在增强，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权力也在相应地减弱”，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改变了”，“现在一切都表明，广州对南京的态度正在变得强硬起来”(38)。

随着陈济棠态度趋向强硬，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广东的权威自然有所下降，这对“围剿”红军无疑会产生一定影响。广东在应对红军长征时的态度和举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虽然此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未能实现对广东的控制，但是随着蒋介石指挥中央军以追击红军为名进入西南地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西南诸省的影响力无疑有很大的提升。署理驻华大使的贺武在1935年的年度报告中就专门提到，通过“围剿”苏区，蒋介石不仅成功实现了对共产党的打击，“他还借机加强了对共产党被驱逐或通过省份的控制”，“这适用于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尤其是四川省，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四川省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39)。正是由于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权威的提高，英国政府观察到，哪怕发生了西安事变，该地区的实力派也未附和，而是坚定表明了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40)。

在英国政府看来，中国苏维埃运动能够兴起、发展，这肯定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有关。“如果中国领导人能暂时放下他们私下的争吵和嫉妒”，毫无疑问，“联合起来的努力会成功地瓦解红军各方面军”，即便不能完全消灭红军主力，“至少会使交通要道不受影响，使贸易再次畅通”。当然，英国政府也注意到，即便国民党各派系能够联合“剿共”，但是，“要恢复和平与秩序，使庞大的政府驻军能够撤出，还需要比这更多的努力”(41)。英国政府的这一论述表明，其已意识到，中国苏维埃运动能够兴起和蓬勃发展，背后有着一些深层次原因。英国政府据此判断，要“剿灭”苏维埃运动，仅靠单纯的军事手段是不能奏效的。

英国政府能有这样的认识，绝非猜测和臆断，而是基于对获取情报的分析。英格拉姆就提到，宋子文的辞职声明反映出很多问题。1932年6月，由于与蒋介石在“剿共”军费问题上存在分歧，宋子文辞去了财政部长之职。英格拉姆认为：“宋子文的辞职声明表明他瞥见了真相，他说：‘土匪活动和共产主义是纯粹的军事现象吗?我们能指望通过老式的、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迅速取得成功吗?难道土匪活动和共产主义不是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失调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的吗?’”对于宋子文的观点，英格拉姆十分认同，称：“我心里深信，而且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我，中国的共产主义只在很小程度上是一个信念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共产主义和土匪活动因贫困和政治腐败而猖獗。”英格拉姆认为，“土匪活动和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蓬勃发展，是因为政府未能履行政府保护、司法、救济等基本职能”。由于政府的不作为，“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的处境都是绝望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苏维埃控制的某些地区，老百姓享有的政府和物质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他们过去在中国官僚统治下所习惯的标准”(42)。

英格拉姆的论述表明，英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意识到，中国苏维埃运动绝非单纯的军事问题，更是政治、经济问题。在英国政府看来，正是由于国民政府施政不当造成经济凋敝、民生困苦，这才为共产党提供了可趁之机。中共对农村的治理使民众有了更强的获得感，这更反衬出国民政府施政的弊病。

不仅英格拉姆有这样的认识，1933年12月10日，英国外交部的W.R.C.格林(W.R.C.Green)和哈考特·史密斯(S.Harcourt-Smith)在《关于俄罗斯在远东的备忘录》中也提及：“中国的共产党问题不仅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经济问题。”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在浙江、江苏等税收轻、生活舒适的省份，共产主义几乎不为人所知”。格林和哈考特·史密斯认为，“在较大的城镇，特别是在学生阶层中，无疑存在一定程度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但是在农村地区，这场运动“实际上主要是一场土地运动，是农民对腐败和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反抗的表现”。在格林和哈考特·史密斯看来，农民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关心的只是温饱和生存，只是因为农村的贫困，才使共产主义有了发展的空间。所以，格林和哈考特·史密斯强调：“如果中央政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来缓解目前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贫困，那么共产主义这个严重问题很可能在几年内不复存在。”(43)

英国驻汉口副领事亚历山大(Alexander)也认为，中国出现苏维埃运动，主要还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是国民政府施政不当的结果。“只有一件事能阻止中国日益增长的社会变革浪潮，那就是改善民众的经济条件。”由于经济凋敝，“想要阻止思想的流动是不可能的”。亚历山大还特别指出，国民党军队中士兵军心不稳，甚至投向红军，主要也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据亚历山大观察，“1933年，现在最大的危险来自不满的士兵”。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士兵待遇太差，更为严重的是，“目前，其中大多数人的军饷拖欠了三到六个月”。由于待遇差，又被克扣军饷，“在过去的两年里，在不同的时间里，在湖北有大量的部队叛逃”，而且“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军队起义”。即便尚未起义，“在向红军提供弹药方面，军队对红军的友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44)。

由于认为苏维埃运动不只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经济问题，英国政府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只从军事上应对苏维埃运动自然持批评态度。英国政府认为，“被共产主义浸染地区的居民是否相信共产党，这一点值得怀疑，而且他们很可能是因为当地官员的恶政而暂时被驱使走向共产主义”。然而，“虽然南京政府在理论上显然已经意识到经济方面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是试图通过军事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正如已经看到的那样，“到目前为止，这些策略被证明都是不成功的”(45)。

其实，不仅是英国政府，国民政府一些军政人士也均逐渐意识到，“匪患”并非单纯的军事问题，更是政治、经济问题，因此，“剿匪”也不应只是军事“围剿”，而是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就连蒋介石也认为，“年来匪共猖獗，毒痈数省，揆其原因，内政不修，吏治不振，实为致乱酿匪之大端”。既然“匪患”主要是“政治病”，那么要根除“匪患”，显然应从政治入手。所以蒋介石强调：“苟非于军事之外同时整理地方革新行政，断难以安阜民物而奏根本肃清之功”(46)。正是基于如此认识，也才有后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战略。

三、日本侵华对国民政府“围剿”苏区的牵制

日本虽然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并无直接关联，但是英国政府注意到，日本侵华对国民政府“围剿”苏区是有影响的，进而也就关系到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态势。

20世纪20年代末期，英国政府已充分意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图谋越发强烈，而且英国政府也十分关注日本的各种侵略活动，并不断进行评估。所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英国政府很快就断定，这一事变不仅改变着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格局，也会对国民政府“围剿”苏区产生影响。1931年12月1日，蓝普森致电西蒙时对这一问题有着较为详细的论述。蓝普森开篇就指明，“九一八”事变盖过了近期在中国发生的所有其他事件。在蓝普森看来，“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中日在东北紧张关系不断演化的结果。但是，“尽管如此，日本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轻易发动袭击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在所有关心中国的人都焦虑地注视着南京政府在面对内部纷争、共产党叛乱和洪水灾害时所做出的努力的时候”(47)。

“九一八”事变后，蓝普森判断，“日本在满洲的进攻是否会使中国各派系团结在一条共同战线上反对外来侵略，或者是否会鼓励全国各地的叛乱者和不满者，从而促进内战的进一步爆发，使中国陷入更严重的政治混乱，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在北方尤其如此，因为“日本的行动”使张学良和东北军在北方的地位受到很大冲击。本来，“北方各省的和平取决于张学良和奉天党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持续合作”，但是“日本的行动”使这一格局被打破。事变之初，“有传言说，阎锡山和冯玉祥将抓住机会与南京和奉天算账，重新建立他们在北方的权威”。当然，这一“传言”未成现实，“无论如何，日本在满洲的侵略行动所激起的民族感情目前太深、太广泛，不允许任何中国领导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这场危机”。所以，“不久，阎锡山和其他北方领导人发表宣言，承诺支持抵抗日本侵略”。但是即便如此，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在占领华北时对华北内部地区的控制，显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北方的权力格局已经发生改变(48)。

蓝普森注意到，“九一八”事变不仅改变了北方的权力格局，也影响到了南方的政治态势。先前，宁粤对峙发生后，虽然粤方有诸多政治、军事动作，但实质性的举措并不多。“整个夏天，广东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运动都保持着令人奇怪的静止状态，广东领导人及其广西盟友在巩固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的广州国民政府方面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取得实际进展”。与此同时，“在南京方面，蒋介石及其政府声称要把分裂当作纯粹的政治争议，以和平方式解决，并决心不使用武力”(49)。

然而，“初秋，广东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运动出现了更为激进的转变。”9月初，“汪精卫和在香港的张发奎返回广州，而且，接到报告说，广州正在积极准备远征南京”。不久后，军事行动开始展开，“9月中旬之前，南方部队已经进入湖南”。在“南方部队”进入湖南后，“人们开始猜测湖南的将军们及其军队是否不会加入广东人的行列”。面对“南方部队”的进逼，“在南京方面，增援部队迅速赶到长沙，并宣布在江西指挥反共运动的南京军政部长何应钦正在前往湖南，负责政府军对南方军队的作战”(50)。

但是，“就在这一刻，当严重的敌对行动即将爆发时，局势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大约在9月16日，消息传来，在湖南的南方部队尚未与对手真正接触，就向广西和广东全面撤退”。而在“南方部队”后撤一两天后，“中日在满洲爆发冲突，所有关于广东北伐的讨论都结束了”。当然，在英国政府看来，关于北伐的讨论结束固然是“中日在满洲爆发冲突”之后，然而，“在满洲爆发冲突之前，不继续前进的决定已经做出，入侵的广东军队已经从湖南全面撤退”。粤方这种骤变的态度令人费解，其中的一个猜测是，“南方领导人听到了蒋介石在其部队在江西‘剿共’战役中终于取得了一些成功后准备反击的风声”(51)。

无论宁粤之间战争的避免是否与“中日在满洲爆发冲突”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中日在满洲爆发冲突”以及由此出现的中日问题，成为影响中国随后国内政局演变以及各派力量的政治抉择的最大因素之一。所以，“在南方，有直接而明确的迹象表明，满洲发生的事件将加速南京和广州之间的和解谈判”。9月21日，“广东人采取了第一步行动，发出了一份通电，建议蒋介石自愿退休，然后广州政府将自动解散，并召开会议，组织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应对日本的威胁”。9月底，“南京政府”的代表陈铭枢、张继和蔡元培前往香港，在那里会见了广州方面的汪精卫和孙科。很快，双方达成协议。10月14日，“自3月初以来一直被关押在南京的胡汉民获释，并前往上海”。与此同时，宁粤双方都发表电报宣言，“强调在民族危机的时刻建立统一政府的必要性，并宣布立即在上海召开统一会议”。另外，“为了促成和解，陈铭枢将军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区司令，以便将他的十九路军(广东人)从江西调往首都和邻近地区，从而使广东政客们在北上时对他们的人身安全放心”(52)。

在“九一八”事变引发国民政府内部权力重组之际，英国政府也观察到，国民政府暂停了对苏区的“围剿”。不仅是“九一八”事变，英国政府注意到，“一·二八”事变也对国民政府“围剿”苏区产生了影响。据英格拉姆观察，“随着上海战事的爆发，中国政府被迫放弃了对长江以南共产党军队的进攻，而这场进攻是在前一个夏天大张旗鼓地发起的，共产党很快收复了被政府军攫取的地盘”(53)。共产党不仅收复了原有“失地”，而且还发动了新的攻势。在福建，“共产党、土匪和孙良诚叛军混成一伙，占领了该省的漳州”，而且还一度对厦门构成威胁；在广东，共产党人“占领了方圆150英里的苏维埃山区”；江西南部的重镇赣州“在早春遭到了共产党军队一个月的围攻”，“据说共产党军队大约有6万人”。面对共产党军队的围攻，国民党赣州守军“向四面八方发来电报请求帮助”。然而，尽管江西边界上有广东部队，而且这支部队在三天内就能抵达赣州，但是“他们没有试图这样做”，最终，赣州是在两个师从吉安赶来才得以解围(54)。

但是，据英格拉姆观察，这种局面在《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开始有所改变。英格拉姆认为，《淞沪停战协定》对巩固国民政府的地位是有利的。1932年5月26日，英格拉姆致电西蒙时指出，对于签订这一协定可能带来的影响，国民政府刚开始不无忧虑，但是随后各界的反应表明，“总的来说，政府有资格对结果感到庆幸，因为几乎全体一致地接受了这项协议”。当然，“实际上并不是没有批评，而是认为这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获得的最佳结果”。更为重要的是，“随后，日本军队立即开始撤退，这总体上起到了巩固南京集团地位的作用”(55)。

在这种背景下，英格拉姆很快就察觉到，“摆脱了处理对日关系这一当务之急的牵制，中央政府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同样紧迫的共产主义和盗匪威胁”(56)。所以，“上海战事结束后，第十九路军被派往福建，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和井然有序地在该省清剿共产党军队。大约在同一时间，蒋介石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前往汉口重新组织政府军，并为新一轮对共产党的围剿筹集资金”(57)。

在蒋介石酝酿、筹备和发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这段时间里，日本大规模的侵华举动一度停息。英国政府认为，这为蒋介石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直至1933年2月至5月，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突起，方使蒋介石再次面临“攘外”与“安内”的选择。面对日本在热河、长城一线的进攻，国人一时群情激愤，抗日呼声日涨。但蒋介石秉承“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依然坚持既定的“剿共”方针。所以，英国政府注意到，与日本在东北、上海的侵略立即对蒋介石“围剿”苏区产生影响不同，日本对热河和长城一线的进攻并未改变蒋介石“围剿”苏区的决心和行动。

英国政府得到的情报显示，面对日本侵略热河，“通过国际联盟会议在世界范围内对热河局势的宣传，国内外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热河局势上，结果导致中国方面的好战情绪日益盛行”。然而，面对热河局势的恶化，蒋介石不为所动，依然以江西“剿共”为第一要义，“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前往江西，指挥政府军在该省打击共产党的行动”(58)。不仅如此，面对日军在长城一线的进攻，蒋介石也是一再退让，并最终授意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英格拉姆向西蒙报告称，“《塘沽停战协定》是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缔结的”。蒋介石之所以授意签订这一协定，在英格拉姆看来，乃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题中应有之义——“蒋介石本人作为一个务实的军人，始终认为中国不可能用武力抵抗日本对满洲和热河的侵略，他一贯主张减少中国在长城外的损失，应集中力量进行内部重建，恢复法律秩序，并在中国本土镇压共产主义的威胁”(59)。

对于蒋介石的这种选择，英格拉姆不无“欣赏”。英格拉姆认为，“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塘沽停战协定》是中日关系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60)。英格拉姆这里所谓的“重要转折点”，意即这一协定签订后，日本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侵华策略，由“武力鲸吞”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随着日本暂时放缓侵华，英国政府认为，这就使蒋介石能够更加集中力量“围剿”苏区。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就是在这种中日关系格局下进行的。在英国政府看来，这对蒋介石无疑是有利的。

四、余论

作为当时在中国拥有最大条约权益的域外国家，英国政府对中国苏维埃运动较为关注。英国政府不仅观察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态势，也意欲探究中国苏维埃运动之所以呈现出不同发展态势的原因。在英国政府看来，中国苏维埃运动能够兴起，这固然是苏联、共产国际大力推动的结果，但中国自身其实也存在着革命的土壤。而中国苏维埃运动之所以呈现出从发展到鼎盛再到消退的轨迹，则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既与国民党派系斗争与蒋介石的个人抉择有关，也与国民政府的权威与施政密不可分，还与日本侵华牵制的力度相联。

与既有党史叙事相比，英国政府对影响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态势原因的观察，更多是从国民党的视角展开。作为中共的对手方，国民党对苏维埃运动的走向确实有重大影响，但中共在其间扮演的角色无疑也是至关重要的。对此，受限于情报来源，英国政府的分析固然不够深入，但其实也有观察。

1931年8月27日，蓝普森致电英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局时提到，虽然蒋介石不顾“广州分裂运动”的牵制坚持“剿共”，并在江西动用了大约25万军队，但是，“目前，还很难说这场战役取得了什么进展”。之所以如此，蓝普森认为，这与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有关。“据报道，有组织的共产党军队的纪律和道德，即使不比那些被派来围剿他们的政府军好，也不亚于那些被派来围剿他们的政府军”。不仅如此，共产党军队非常擅长在最艰苦的山区进行游击战，“他们对这些山区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政府军”。所以，蓝普森“根据这些报道”判断，“虽然政府军在占领城市和地区方面可能取得了成功”，但实际上，“他们除了在江西和福建的山区腹地将共产党的部队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之外，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就”(61)。

1934年1月1日，英格拉姆在致电西蒙时还提到，虽然蒋介石不断加大“围剿”江西苏区的力度，但时至1933年依然“未竟全功”，究其原因，共产党对苏区治理的成功无疑是一大关键。由于实现了对江西苏区的有效管辖，“共产党在该省的势力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的对手的一点点放松都肯定是彻底失败的前兆”。更令英格拉姆感慨的是，“长期与共产党保持密切接触的军队容易受红色宣传的蛊惑”，但国民党对此却“束手无策”(62)。

此外，英国政府注意到，中共对苏维埃区域的设定对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也不无影响。1933年9月6日，蓝普森向西蒙报告，“自古以来，在中国，土匪、叛乱分子和其他不满分子在内乱时期总是聚集在省际边界的山区”。蓝普森认为，对于这一传统路径，共产党人了然于心。所以，“自1927年后共产党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对中国政府的稳定构成威胁以来，红军领导人在华南的广东、江西和福建边界丛林覆盖的山区的荒野腹地建立了基地和据点，他们在那里沿着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定期入侵，进入这三个省份人口较多、较富裕的地区”(63)。

英国政府的上述观察虽然不够全面、深入，但透露出英国政府已意识到不能简单以“匪”视之中共。而且英国驻华公使馆发给外交部的报告里也有一些对苏区内部情状的观察。这些报告也表明，英国政府已经察觉出，中共的组织性、纪律性、主动性以及对管辖区域的治理，很多都是国民党难以匹敌的。英国政府这一“他者”视角下的观察，折射出中国苏维埃运动能够从“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的原因，也揭示了国共两党的差异。因此，探寻英国政府这一“他者”视角下中共及其领导的苏维埃运动的内部情势与外在形象，对深化相关问题的理解或不无裨益。

注释：

①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②本文所指称的英国政府是宽泛而言的，既指英伦政府，也包括英国外交部、英国驻华使馆等，类似于英国官方之谓。

③目前，学术界从“他者”视角对苏区史的研究，主要侧重从共产国际、联共(布)以及国民党的视角展开，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视角进行的研究较为薄弱。具体参见魏少辉：《20世纪30年代前期英国政府对苏区内部情状的观察》，《苏区研究》2024年第6期。

④F 1807/1807/10,Sir M.Lampson to Sir Austen Chamberlain,BRITISH DOCUMI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Ⅱ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SERIES E,ASIA,1914-1939,Volume 20 China,1927-1931.鉴于所有外文文档均出自“BRITISH DOCUMI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Ⅱ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SERIES E,ASIA,1914-1939”，为表述简便起见，后文注释均省略该文档名，特此说明。

⑤⑧F 5633/1672/10,Sir M.Lampson to Mr.Henderson.

⑥⑦F 6228/93/10,Genesis of the present Civil War and some Considerations affecting the Situation.

⑨《蒋介石日记》，1930年11月9日。

⑩F 4981/4981/10,Sir M.Lampson to Sir John Simon.

(11)F 5633/1672/10,Sir M.Lampson to Mr.Henderson.

(12)(14)(16)F 4981/4981/10,Sir M.Lampson to Sir John Simon.

(13)F 4163/69/10,Sir M.Lampson to Mr.A.Henderson.

(15)F 6046/69/10,Sir M.Lampson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17)F 872/27/10,Political Report for the Canton Consular District for the December Quarter,1932.

(18)(19)F 1562/1562/10,Mr.Ingram to Sir John Simon.

(20)(21)(22)(25)F 1482/1482/10,Sir A.Cadogan to Sir John Simon.

(23)(24)F 990/427/10,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three months ended December 31,1934.

(26)F 3111/31111/10,Mr.Howe to Mr.Eden.

(27)(28)(30)(31)F 3981/61/10,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Prospects of Stable Government in China.

(29)梳理英国外交部档案可知，英国政府很多时候是将共产党贬称为“土匪”。因此，英国政府所说的“土匪活动”往往就是苏维埃运动的革命实践。

(32)F 3981/61/10,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Prospects of Stable Government in China.

(33)F 860/69/10,Sir M.Lampson to Mr.A.Henderson.

(34)F 5501/26/10,Sir M.Lampson to Sir John Simon.

(35)F 3224/3/10,Sir A.Cadogan to Sir John Simon.

(36)(37)F 3527/3/10,Consul-General Phillips to Sir John Simon.

(38)F 4631/69/10,Canton Political Report for the June Quarter,1934.

(39)F 3111/31111/10,Mr.Howe to Mr.Eden.

(40)F 2170/35/10,Sir H.Knatchbull-Hugessen to Mr.Eden.

(41)F 7392/310/10,Mr.Ingram to Sir John Simon.

(42)F 7392/310/10,Mr.Ingram to Sir John Simon.

(43)F 7760/7760/61,Memoradum respecting Russia in the Far East.

(44)F 3939/309/10,Memorandum respecting Soviets and Communists in China,by Vice-Consul Alexander.

(45)F 1261/1261/10,Mr.Ingram to Sir John Simon.

(46)《国民政府关于批准“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备案的训令》(1932年10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47)(48)F 7832/69/10,Sir M.Lampson to Sir John Simon.

(49)(50)F 4981/4981/10,Sir M.Lampson to Sir John Simon.

(51)F 4981/4981/10,Sir M.Lampson to Sir John Simon.

(52)F 7832/69/10,Sir M.Lampson to Sir John Simon.

(53)(57)F 1562/1562/10,Mr.Ingram to Sir John Simon.

(54)(55)(56)F 5568/27/10,Mr.Ingram to Sir John Simon.

(58)(59)(60)F 1261/1261/10,Mr.Ingram to Sir John Simon.

(61)F 6046/69/10,Sir M.Lampson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62)F 1261/1261/10,Mr.Ingram to Sir John Simon.

(63)F 6809/26/10,Sir M.Lampson to Sir John Si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