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美学根植于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反映出民众的审美趣味与价值追求，构成中华美学体系中最接地气、最具群众基础的部分。民间美学具有集体性和功能性，一曲信天游、一折地方戏、一尊泥娃娃、一幅剪窗花，都是民众情感的直接抒发和生命体验的集体表达。
中国传统的气化论宇宙观认为，万物由气生成，复归于气。天地的运行、四季的轮替、社会的演进、人事的变迁，皆因气的聚散流转。清代大儒戴震指出：“气化之于品物，可以一言尽也，生生之谓欤。”在气化流行之中，生命绵延不断，万物生生不息。鸢飞鱼跃、活泼不息的生生之美，构成中华美学的核心特质。寻常百姓虽不必像文人那样探究气化的精微义理，却早已将“生生”观念融入日用伦常之中。窗棂上剪的五蝠捧寿、衣料上绣的榴开百子、屋前栽植的松柏、灶边贴的护符，处处都彰显着对生命延续、生活丰裕的期许，正是民间对生生之美最朴素的践行。对此，我们以“热闹”与“喜庆”两个美学范畴加以概括。
“热闹”需要集体营造。传统中国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农业生产紧依时令，春耕秋收，皆需群体上阵，集体劳作。农闲之时的节庆仪式、庙会赶场，更是人烟辐辏，“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一派热闹景象。尤其是春节期间，全国各地都有“办热闹”、“闹社火”、游神赛会等活动，全民参与，集体狂欢，娱神更娱人。
热闹与红火有关。红色是太阳和火的颜色，给人类带来热量和生机，最为人们依赖，象征意味明显。婚礼之上，新娘总是沐浴在“热闹”与“红火”的氛围之中，经历“跨火盆”“跨火烟”等环节，祈愿未来的美好生活。从中亚输入的乐器唢呐，早已成为中国民族乐器的代表，其音高亢嘹亮，最宜表达欢腾热闹的情感。无论红白喜事还是节庆仪式，唢呐总是主打乐器。相形之下，文人审美显得清幽冷寂。文人最爱的古琴音声清淡，需要凝神静听。文人画总是大量留白，呈现寂寞荒寒的境界。就连饮茶，也是“以客少为贵”，因为“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而民间的茶馆，却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是民间百姓的乐园。
民间百姓何以喜欢热闹？一是如上所言，农耕生活需要集体劳作，在特定节令，民众都要群体劳动，场面热烈。如宋代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其四十四》中描绘的场景：“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农民播种时怀着希望，收获时透出欣喜，长此以往，积淀成喜热闹的审美心理。二是从气化论的宇宙观来看，国家之安定、庄稼之生长、生活之安宁、身体之健康，皆有赖阴阳二气之平衡。国家、社会乃至个人面临的诸种问题，则被归咎于阴阳二气的不平衡。由此，民众要举行各种仪式，或祈天，或拜地，或敬神，或驱鬼。“击鼓坎坎，吹笙呜呜。绿袍槐简立老巫，红衫绣裙舞小姑。”锣鼓喧天的音乐、欢腾热烈的舞蹈、繁复华丽的服饰、神秘难解的咒语，意在感天动地，促成气机流行，引来正气、驱走邪气、宣导阳气、中和阴气，协理阴阳，最终使得五谷丰登、富足康宁。
再来看“喜庆”。喜庆与热闹相关，热闹的场景往往很喜庆，以婚礼最为典型。即便是葬礼，尤其对于寿终正寝的老人，要算“喜丧”，也办得热闹而喜庆，没有悲伤的感觉。
节庆仪式上的喜庆感，是由诸多文艺形式和文化元素、文化行为共同营造出来的。窗花、剪纸、版画等民间艺术中有大量吉祥纹样或吉祥图案，其中大量利用谐音，如福禄寿（蝠、鹿、桃）、五福临门（五只蝙蝠）、马上封侯（马、猴）、多子多福（石榴、葡萄、鱼）等，充分体现了汉字的精妙和中国文化的精微。与文人画相比，民间绘画不可留白，正如耕种田地，不留一点空闲，不使一处浪费。唯有如此，方可体现生活之圆满具足。文人山水画乃静态对象，需要卧游观想、澄怀味道。民间绘画的画面，无论表现日常生活，还是节庆仪式，皆跃动不已，喧嚣热闹，充满生机与活力。在色彩使用上，民间艺术往往大红大绿，五彩斑斓，给人强烈视觉冲击。文人画则以水墨为高，“运墨而五色具”，因为大道至简至淡。民间对道之体认，即自日常生活中求取。太阳的温暖火红，作物生长阶段之绿意盎然，收获时期之金黄，为其最常见而欣喜，故此三种颜色最为常用。民间艺术中的造型往往不求形似，变形夸张，民间戏曲中的表演亦往往大开大合，滑稽可笑。
中国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宋元以来的通俗文艺，如杂剧、小说之属，无论情节多么曲折离奇，人物命运多么悲苦坎坷，基本上会有大团圆结局。忠臣得到昭雪，好人获得善报，有情人终成眷属，作恶者受到惩罚。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指出，中国人的精神乃世俗的和乐天的，他进而提到，“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这种叙事模式，反映了中国民众对一个有秩序、有公理、有温情的和谐世界的向往。人生虽然有缺憾，但人们始终信奉苦尽甘来、善恶有报，更愿意在文艺作品的世界里，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这种喜庆精神渗透到文艺创作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人审美体系里极为鲜明的标识。
在农耕生活中，中国民众养成了平和向善、乐天旷达的文化性格。反映于文艺作品之中，除了大团圆结局，还常以幽默滑稽的方式解释或化解负面的情绪、现象或行为。中国作品中少有西方作品中恐怖血腥的场景，如《水浒传》中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非常暴力，文中却用一系列比喻，那三拳打去，“似开了个油酱铺”“似开了个彩帛铺”“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场景呈现出来，让大家不觉得恐惧，反而视听味诸感皆备，畅快淋漓。再如，被称为“百戏之祖”的目连戏，其中有《无常》一折。无常身形瘦削，头戴高帽，脸色惨淡，一袭白衣，拘人鬼魂。形象原本阴森恐怖，但戏剧作品将其处理成一个半人半鬼、活泼诙谐且极具人情味的滑稽角色，以此缓解观众对死亡的焦虑，表达出民间对生命的思考与对公正的渴望。
除了热闹与喜庆，其他如圆满和合、鲜艳、浓烈等，皆可概括中国民间美学之风貌，皆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生生之美。尽管社会急剧变迁，但这种扎根民间的美学追求与价值观念，深深地印刻在中国人的骨髓之中，沿着数千年的文化脉络流传至今，将影响着中国人对生活与文艺的审美选择，并不断延续下去。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