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共性、个体性、私人性和国家性既是人类认知自身存在形式的核心主体范畴，也是人类组织运转的基本行动方式，关乎治理的路径选择。其中，公共性是基于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的整体协作属性，个体性是基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权能属性，私人性是基于主体自由和资源支配的权益属性，国家性是基于权力资源分配和配置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属性。作为人类行动的元逻辑，公共性以共同体联合为纯粹形式，整合了个体性、私人性、国家性等主体力量及其关系格局，并构成了公共管理的自然属性。
作者：罗梁波，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韩洋，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6期。
主体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行动者，主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人类行为逻辑的基本方面，关系着行动的路径选择和归属方向。人类实践的具体事物和行动往往也体现了多种的主体属性和关系，明晰主体属性和主体关系对于主体行动逻辑的界定至关重要。无比较无以鉴别，主体理性的社会存在形式和逻辑关系的坐标需要置于自然—社会—国家实践不同时空维度的复合参照系来加以辨析。自然—社会—国家实践塑造了主体属性及其间关系，影响了主体行为选择的价值倾向和路径偏好。在人类行动谱系中，公共性、个体性、私人性和国家性是人类作为主体认识自身存在形式和行动逻辑的核心理性范畴。其中，公共性代表了人类自然实践的共同体方式，个体性是人类各种群体和各类实践的基本单元，私人性是在私有制阶段自然—国家—社会实践和各种行为主体的主导属性，而国家性则是人类自然—国家—社会实践的权威支配方式。此外，关键还在于，主体理性其他系列范畴例如公众性、人民性、公民属性、阶级性、文官属性、社会群体或社区组织等，在私有制阶段皆是公共性、个体性、私人性和国家性之间组合的结果或者混合的产物。主体属性及其间关系是人类认识和实践世界的基本窗口和界面，公共管理总是在主体关系网络中寻找自身的归属和工作的面向。通过公共性、个体性、私人性和国家性的对比分析，有助于明确各个主体理性范畴的内涵及外延，明晰概念间的交互关系，把握人类行动的逻辑机理。
一、主体理性系列范畴的比较框架：基于自然—社会—国家实践的复合参照系
公共性、个体性、私人性和国家性主要是从人类行动主体的路径来界定的，经由社会关系塑造形成了不同的主体属性和行动方式。作为主体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不同的主体理性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关系，多重的主体身份也意味着多重的社会关系，关系本体是主体的社会形式。个体性是社会关系内化于个体形成的个人权能属性，如个体的品质、能力、行为、思维、知识、权威和地位。私人性是社会关系外化于个体形成的个人权益属性，如个体拥有的权力、财富、资源和其他个体及其相应外部行动的支配权利。国家性是社会关系作用于治理体系形成的政治统治属性和行政管理属性。公共性则是社会关系作用于共同体形成的整体协作属性。主体理性的比较需要从社会关系出发，以人类的自然—社会—国家的实践格局作为比较坐标，以复合的认知参照系作为比较框架。
（一）比较的坐标：自然—社会—国家实践
西方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和治理体系广泛引入了公共性，公共性关乎“公民身份、普遍福利和公平的概念”，呈现为自下而上的通过权利约束权力、通过民众约束主权者的基本路径。整体来说，公共性与私人性、个体性和国家性以及公众性等既有主体理性体系并不是一个严格遵循了统一的时空坐标、逻辑路径和分类标准并具有完全自洽性的体系。探究主体理性范畴的本质内容和纯粹形式，需要拨开主权者和研究者的话语迷雾，通过全景时空的坐标比较和认识论的深度挖掘，鉴别主体理性概念的适用度，检验命题的真伪，矫正体系的偏差。
1.主体理性的缺失环节。
作为人类的理性思维和组织方式，学界一般通过行动主体、利益价值、行动逻辑和作用领域等方面来对比公共性、个体性、私人性和国家性的区别，却没有将有效统合的比较基础和共同场域作为对话框架。首先，主体理性系列范畴的时空场景是短视的，只有人与人之间关系叙事而没有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在现代性话语中表达而没有厘清概念的渊源和由来。人类在自然状态、传统国家以及未来智能时代的各个阶段，主体理性格局不会是遵循现代性判断的状况。其次，叙事方式缺乏交互和合作的对话思维造成概念各叙其表。在现代话语体系中，公共性隔离私人性造成公共性的理解缺乏实体基础，愈益退守公众的价值高地成了道德理想的抽象叙事，而私人性成了自我圈地的自由化叙事。公共性和国家性被认为本质上是对抗逻辑。公共性之于国家是单向度的叙事，或是限制权力的制约逻辑，或是增加选票的合法性逻辑，或是规范治理的契约逻辑。而国家性借用公共性机制和话语成就了自己的合法性叙事，同时也使得自身陷入选票民主、民粹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泥淖。公共性和国家性是规制个体自由的整体化叙事，而个体性和私人性是对抗整体的原子化叙事。最后，按照主体简单划分造成概念的模糊和混乱。在现代公共性话语体系中，公共性与大众、社会、公民和人民等公众性系列概念高度重合，长久以来其间的基本区别被忽略了。又如私人性和个体性之间的理论异同也很难区分，都强调以个人权益为基础的自由，在意义上皆优先于公共性，在效用上则是公共性累积的基本单元。而国家性的归属在私人性和公共性之间飘忽不定，主权者和研究者按照自身的需要自由剪裁。
2.自然—社会—国家实践的三元格局。
从历史经验来看，自然—社会—国家实践是人类基本的实践形式和主体理性依赖的基本生态。“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自然—社会—国家的三元实践充分有效地连接了主体理性系列范畴的互动时空，构成了主体行动的共同场域和共同中介，也集中反映了主体理性系列范畴在社会关系和行动逻辑方面的差异。
以往我们主要从社会和国家的二元框架来认知人类的主体属性和治理框架，这是远远不够的。自然实践是人类乃至生物的基本实践，属于人类的元领域，既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的基本关系，也是社会和国家实践的前提和目标。就主体历史而言，社会和国家是在自然实践的基础上衍生，在自然实践基础上才有了人类的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才有了国家实践。就本体关系而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前提选项，也是贯穿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议题。人类的自然实践是人类主体理性首要的基本情境，超越了私人性和国家性的时空，也决定人类主体理性的基本行动方式，即以共同体协作的公共性方式求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即使在私人性或者国家性支配的阶段，私人性和国家性亦不能改变人类共同体的功能地位，人类的自然实践能力和方式依然体现了私人性、国家性和其他主体理性的基本功能、结构和水平。人类主体理性的自然状态体现为公共性支配个体性的格局并由公共性主导的形态，这是人类的本能和理性、野蛮与文明的共同选择，伴随人类始终。自然实践决定了主体理性格局中公共性的元逻辑地位。
人类自然实践还决定了公共性的主体坐标归属于共同体实践而非公众立场。共同体是人类自然实践的主导方式，个体性服从公共性，公共性保障个体性。在自然实践中，人类是通过共同体的方式而非个体的方式获得自然界的食物和资源，谋得人类在自然界的生存和发展。公共性和个体性是人类主体属性共时态的永恒同在，但公共性始终支配个体性，其他主体属性则是公共性和个体性的衍生属性。私人性在公共性和个体性基础上衍生，并取得了个体、社会、共同体和国家实践的支配主体地位。在阶级国家阶段，人类主体理性格局由私人性主导，私人性支配社会实践和自然实践，进而支配阶级国家实践，构成了国家的政治统治性。国家性一方面来源于共同体的权力，公共性是治理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由私人性支配，私人性构成了国家治理的社会属性。公共性相对私人性和国家性，私人性相对国家性，不仅时间在先，而且逻辑在先。
（二）比较逻辑的复合参照系
主体理性各范畴的比较叙事需要以自然—社会—国家实践为背景和基础，从理论谱系、经验脉络、关系结构、时间空间、认知梯度和本体形式等维度展开参照系进行全方位梳理，进而挖掘主体理性的社会存在形式和行动逻辑。各个维度既是经验对象不同认知视角的参照系，也是层层递进并逐步深化的理解路径。理论路径是经验的理论叙事，经验脉络是经验的纵向演绎，关系格局是经验的横向结构，时间是经验的运动方式，空间是经验的基本场域，梯度是经验的理解层次，本体是经验的社会存在。总体而言，按照复合参照系的逻辑对主体理性系列范畴作类型学比较，在理论脉络和经验脉络的对话框架基础上进行时空分析，在时空分析基础上展开认识论的比较，在认识论的基础上追寻纯粹的形式和行动逻辑。
图1 主体理性复合参照系的比较框架
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用来理解世界的一个先天条件”，时空是概念理解的直观维度和认知真实世界的基本参照系，通过一定的时间链条和空间结构梳理形成概念的时空谱系。总体而言，既往研究对主体理性各范畴的认知缺乏自然、历史、技术和交互的视野，拘泥于现代时空、绝对理性和对立思维的孤立理解。主体理性同在人类自然、社会和国家实践的复合时空中流转，需要在宏观的历史、中观的流程和微观的过程的多维时域，在技术、价值和形式的空间结构中进行理论建构和经验双重叙事。主体理性各范畴的理解框架及其比较还需要在认识论的层次和深度拓进，从经验的现象、技术的对象、工程的体系和科学的逻辑和哲学的本质等理解层次进行认知梯度的比较，进而对相应社会关系的本体等认识论要素的存在形式进行界定，才能提炼主体理性各范畴的纯粹形式。比较的逻辑链条如图1所示。
二、理论述评：现代话语中的认知路径和关系格局
理论路径的比对，有助于我们把握主体理性系列概念的理论由来、建构路径和基本逻辑。
（一）公共性：区别于私人性的公众叙事
作为一个现代性的话语，公共性的认知体系是区别于私人性的公众叙事路径，形成了以公众为导向的话语序列。公共性的理论内涵来源于公共理性、公共领域和公共物品等概念。公共理性主要围绕公众或者公民共同的意见、意志、共识和权利来阐述。自由主义着力阐述公与私之间的界限，而共和主义的公共性多以群体生活为起点。霍布斯的公共理性持主权者理性的立场，看到了公共性的私人性实质和主权者逻辑，但公共理性后来的发展忽略了主权者作为事实主体的决定性意义。康德的公共理性则更加侧重于受众层面，“理性的公开运用”其实是描述一条路径，即公共理性哲学更多的是面向听众的知识理性。卢梭将公共理性等同于公意基础之上“经由全体个人所认肯的法律”，服务于公共意志和全体的善。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契约论塑造了现代西方治理学说的基本规范逻辑，个人是公意的基础，公意是契约的基础，契约是国家的基础。在罗尔斯看来，具有“自由主义品格”的公共理性根源于社会机构和政治权力背景之下的合法性问题，适用于公共辩论中“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讨论。劳伦斯·B.索罗姆提出公共理性是“整个公众的共同理性”，高希尔将公益纳入公共理性的适用范围。联邦党人的公共理性塑造了国家治理的共和主义路径，限制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与个人行为需要诉诸公共理性，公共性被视为一种约束私人性和国家性的范畴。阿伦特视公共性为人的社会属性，个体通过参与公共领域的行动进而展示其差异性，由此便获得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存在的意义。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体现在其协商和平衡利益冲突等政治功能上。经济学缘于私人产品的外部性而关注了公共产品与私人物品的区别及分工，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就成了公共产品的主要特征，私人企业提供私人物品，国家通过担负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克服私人性的外部性，而个体消费和使用公共服务。
总体看来，经济学关注的是公共产品如何克服外部性，社会哲学的公共理性关注的是大众关系、公共参与和意见网络的公共领域，政治哲学关注的是在自由、民主、正义和平等的公民权利诉求网络中的公民意识，而公共管理移植了社会公共性并以公共价值、公共服务和公民参与作为规范治理机制。
（二）个体性：有别于整体行动逻辑的原子化叙事
个体性主要包括了个体理性、个体权利、个体生存、个体自由、个体能力和个体地位等系列概念。作为对比，学界一般意义上使用的个体性是指有差别的个体能力、普遍无差别的个人权利和原子化的行为方式。个体性有别于国家性和公共性的整体逻辑，甚至也有别于部分私人性如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科层组织的制度化模式的整体逻辑。
西方通过思想的理性主义、功利的个人主义、权利的自由主义和能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基本原则，逐渐建构了近现代个人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达尔文式的社会进化论认为社会制度或资源的限制催生了个体的生存竞争。自由主义所提倡的个体性与群体性或者集体性相对应，在社会、市场和公民政治领域，个体的私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个体的自由、财产和权益不受国家的掠夺或者干预。罗尔斯对个人权利抽象化的假设诠释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无知之幕”背后的个体理性为正义原则的基础。诺齐克宣扬的集体或“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应当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尺度。德沃金由“原则优于政策”推导出“个体优于群体”的主张。不同于以上观点，涂尔干的“社会分工”和韦伯的“社会行动”等概念则强调个体对于社会的依附性，二者都主张个体无法脱离社会或群体单独存在。马克思的个体性是指处于具体现实中的个人，作为个体的人由生产的物质条件来决定，即“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马克思认为个体性随着“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进化脉络而发展，其发展路径为“自然个体—偶然个体—自由个体”。
（三）私人性：隔离了公共性的权益叙事
私人性是个体利益、权力和权利的专属属性，具有排他性的主张权利，是对财产和人身自由的保护及处置的基本权利。私人性的认知体系主要有以下路径：（1）经济领域中的私人性体现在资本和市场自由、“经济人”假说与私人物品之中。自由主义经济学把公私界限看作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区别，经济人或理性人的主体假设是以利益最大化作为基本动机的个体，私人物品是具有生产的竞争性、使用的排他性与成本效率的经济属性的物品。（2）私人领域的私人性。现代话语中关于私人领域的认知实际具有两层含义：私密性与私人财产。哈贝马斯和阿伦特都将私人领域视作私人性的生活与劳动领域，其主要功能是保护私密性。阿伦特还认为私人财产对个体参加事务与否有决定权，这一决定权也构成私人进行其他活动的基础。卢梭认为私人利益不仅仅局限于私人，一个群体的利益相加也可能是私人利益，众意只是个体意志的“简单相加”，公意是众意的“正负消除”，唯有公意才能代表公共利益。（3）组织中的私人性。韦伯将古代私人资本的积累与繁荣归因于古代城邦的政治与行政结构，私人性的发展离不开组织在制度层面的帮扶，二者相互影响；奥尔森则持相反观点，认为二者在利益关系方面存在着绝然的对立，个人依靠完全的自主行动就可以实现“纯粹私人利益”，而组织存在的目的则更多是为了实现集体或共同利益。
既往的认知大多强调私人性具有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属性、私密的生活方式、对公共性和权力的优先属性与权利和权力的专属等特定内涵。私人性被看作是公共性的基础和起源，个体是国家与社会的构成基础，私人领域行动是公共领域的必要条件。但绝对化的公私分离，既神化了公共性，也神化了私人性，其实质是借助公共性论证了私人性和国家性的合法性。
（四）国家性：权利约束权力的合法化叙事
在国家性与公共性和私人性关系的问题上有若干条理论路径。其一是自由主义如守夜人政府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视国家干预为洪水猛兽，国家退出私人领域，放任市场和资本，承担有限的公共职能。其二是国家是私人性和公共性的主宰者。如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的任务就是依靠法律与暴力使社会民众服从君主与国家的意志；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也只有国家才是普遍性利益的代表。其三是契约学说将国家与私人性和公共性视为契约关系，完全孤立的个人或家庭通过缔结契约的形式产生国家。现代西方公共治理本质是契约论的现代版，只是将契约责任关系进一步转化为委托和受托的制度化关系，众意和公意进一步转化为公共领域和公共价值原则。其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私有制起源与阶级本质的学说，是从社会分工、私有制、阶级产生、阶级矛盾与斗争到国家产生的逻辑路径。
在公共性和国家性的关系格局上，学界的认知始终是模糊、摇摆和纠结的。国家之于公共性是掠夺之手还是扶助之手？公共性之于国家性是契约还是制约？国家对公共性的建构若是超越文明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也就绑架了国家性。国家若是弃守公共领域的能力、责任和义务，那也就架空了自身的作为空间。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支配下国家奉行不干预政策，事实上退出了大部分的公共领域，而福利国家也限制了国家在公共领域的作为或者调整空间。
（五）理论质疑：理论路径辨析
公共领域是独立于国家和私人领域的第三领域吗？公共性涵盖的领域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并不是同一范畴，并不局限于意见网络。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更接近卢梭的众意而不是公意。阶级国家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公共性都呈现为私人性支配的格局，即使公共领域也是私人性的舞台。私人性既在公共领域表达又在支配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最后得到的所谓公共意见，很可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私人意见。
共和主义的群体生活、私人权利和公众理性是否构成公共性的前提？从辩证和历史角度看，公共性认知的这三个标准或者前提都是不成立的。首先，公共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发展方式，公共性并非仅在公共生活领域中体现。公共性既是公共生活也是公共生产，生产是生活的基础。其次，公共权利以私人权利为前提不符合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状况。公共性存在是基于整体的协作，人类的公共性才是私人权利的前提和源泉，公共性发展孕育和保障了私人性，公共性不断的历史积淀直接构成了私人领域的一般权益。最后，公众的充分认可或支持是一种自觉理性的假设，历史往往是在不自觉的理性中完成。盗用公众的认可或者借用公众的意志，不过是主权者统治的合法性需要或者哲学家知识理性的美好愿望而已。
公与私之间的界限明晰吗？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绝然划分公私领域也是值得商榷的。公共性和私人性在客观世界不可避免存在交叉和重合。私人性主要是从个体权益，公共性是从整体权益对主体理性的理解方式和行动方式。私人性不仅有私人领域的权利体系，也包括了私人生产和私人生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乃至国家治理和国家生活的诸多方面，这些方面与公共性都息息相关。而在私有制阶段，公共性更是离不开私人性的基础，而私人性客观上塑造了新的公共性，典型如市场、货币和社会分工。
现代国家的公共性规范治理逻辑是现实逻辑吗？现代国家的公共治理将公共性、私人性和国家性组成了现代契约格局，假定国家或者政府的权力意志会按照契约服从公意，遵循社会和人民的意志。公共性代表了社会的共同意志和民众的公共利益，私人性是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国家接受委托管理社会，保护私人领域，不得随意干预私人领域，按照公共性原则服务公众。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治理、契约论和君权神授在治理逻辑上如出一辙，区别在于权力论证分别来源于民众、公意和神谕，治理的逻辑依据分别是民主、契约和神权。规范治理逻辑是基于道德理想国的契约逻辑，而不是现实的主权逻辑。
三、经验脉络的比较：历史演绎链条
时间的先后虽然不能证实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但时间的颠倒却是因果关系最好的证伪方式。我们需要在真实世界的经验发展史中看待公共性、个体性、私人性和国家性的逻辑关系和演绎链条，而不是单看理论家或者主政者如何论说。就历史过程而言，人类主体理性格局的演变呈现为复杂的演绎链条。从起源而言，公共性自人类伊始即存在，理性的个体性或者说个体理性源自公共性的发展，私人性源于公共性和个人性的发展，国家性源于私人性和公共性发展更大格局的需要。
（一）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的起点选择：公共性而非个体性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公共性作为理解主体理性的框架只是一个现代性的范畴。毋庸置疑，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的群体性行动具有公共性，这是公共性的逻辑起点。相对于个体方式，原始社会的公共性是人类基于本能作出的生存选择，而人类公共性继承于动物阶段，本能公共性才是公共性概念的历史起点。公共性而非个体性是人类选择的基本路径，这是人类为了生存发展基于本能和文明的共同选择。
在动物世界，最重要的生产是食物获得、生存安全、种族繁殖和抚育后代，有个体的方式和群体的方式可供选择，这是纯粹的本能。人类的选择类同于群居动物，特别是猿猴和猩猩等人类的近亲，为保证种群和族群乃至每个个体的生存和安全，选择了群体生活和集体生产的方式。早期人类的聚族而居的群体生活作为种群的本能不过是继承了来自动物世界的蛮性。随着人类的进化，生产和生活经验逐步积累，理性逐步萌芽，文明逐步产生，公共性也在缓慢发展，逐步超越了本能意义的公共性，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感性实践经验和初步理性思维，并促进了个体意识和能力的发展。尤瓦尔·赫拉利对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狩猎技术、交往方式、行为模式等进行了对比，智人一直保持着其独特的群体协作活动。换而言之，智人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正是群体性的活动与协作体现出更强能力的公共性。源于动物进化作为本能的公共性在早期对人类发展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群体更有效的协作减少了智人所面对的外部自然威胁，从而免于灭绝。公共性初始阶段与私人性和私有制没有关系，个体性状况也未脱离原始公共性的基本格局，而是在公共交往、公共生产和公共生活中发展。
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也使公共性逐渐脱离纯粹本能的阶段。公共性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从狩猎、采集、牧业和农业等生产，乃至氏族部落的生产资料、食物和房屋分配、会议议事与首领权力，都是一种具有原始公共性的行为和方式。有必要强调的是，原始部落公共生活并不完全平等，如性别、年龄、能力、等级和地位上的个体差异都会导致不平等，但这属于自然的差异，这与动物世界的自然分工和群体方式并无本质不同。原始社会公共性随着人类的进化和文明的发展不断累积经验并走向理性。原始公共性的客体体现为共同生产、集体分配、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是原始民主和自然差异结合的个体格局，并无阶级阶层、等级制度与私人财产的存在。首领的领导依靠的是个人的品质、魅力与能力的权威而非权力，依靠习惯而非制度，以原始民主的方式产生。
（二）个体性的成长和演绎：从本能、经验和理性到私人性
个体性作为自我感知在动物世界和人类早期都是本能的存在。作为本能的人类个体性，初始状态和动物世界并无太大差别。动物本能的个体性差异一方面来自自然差异，另一方面来自是否采用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群居动物的个体性显然要弱于独居动物，人类的本能个体性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也是来自“蛮性的残余”。个体性作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在人类初期对人类来说并不是合适的选择，脱离群体、单打独斗只会使得个体孤立无援，不依靠群体的协作无法克服外部严酷的生存环境，便无法逃脱灭绝的危险。然而，随着文明进化，人类个体性后来的发展不同于动物的个体性，人类的个体性受到了经验、理性和文明的孕育。人类文明在选择了公共性的同时也发展了人类的个体性。在人类生产生活的感性实践、人类理性的发展和公共性的协作框架的作用下，个体性不断累积经验和理性的体验，并为私人性的产生和公共性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公共性的不断发展，个体性逐步由本能方式演变为文明方式，最终突破了原始公共性的基本框架拘囿，为后续私有制与私人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从前述看个体性有多个来源，其一是本能基础的个体性，无论是群体还是独居方式都有相应的个体性；其二是人类文明和公共性孕育的个体性，个体性随着文明发展增长从本能走向经验和理性；其三是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不同阶段推动了个体性的发展。在人类理性后续发展过程中，人类的个体性有两个基本方向，其一是在私有制引导下个体性走向以私人权益尤其是有产者权益为中心的私人性，从个体性到私人性再到国家性是主体理性范畴不断升级的格局；其二是在公共性引导下个体性走向以公众和社会权益尤其是底层无产者和劳动者权益为中心的人民性，并构成了公共理性的基本单元。
（三）从私有制到国家：原始公共性的覆灭与公共性的再生产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生产规模不断提高，族群人口不断扩大，交流交往更加频繁和丰富，不断塑造了公共性的更大格局。人类共同生产的能力和共同生活的规模不断提升，既促进了个体意识和家庭出现，带来了个体性的崛起，也导致了权力、财富和私有制的产生。私人性的产生是建立在公共性更大的格局、个体性的发展和私有制等三个基础上的。公共性更大的格局意味着更大的生产规模和群体规模的出现，出现贫富分化、权力私人化、剩余产品和社会差别，私有制以及国家应运而生。个体性发展超越了基于本能、性别、自然分工、个体能力和个体权威等自然基础而产生的个体差异，而是出现了基于资产、权力和人身支配的社会差别。私有制的出现不仅改造了原始公共性的生产、生活、分配、民主和平等的格局，代之以私人性统治的新阶段，也改造了个体性格局，促进个体性从本能和原始公共性支配的格局走向私人性支配的阶段。
国家的出现是由于原始的私人组织和公共组织无法满足私人性和公共性更大格局的需要。国家一方面维护私人利益的既有格局，促进了私人性的发展，私人性（私有制和统治性）侵蚀和取代了原始公共性的德性、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国家依靠其能力、权威和力量在更高层面又创造了更大的公共性，例如更多的物质财富、更可靠的共同体安全、更大型的公共工程、更大规模的共同体和更高效率的社会分工协作。
自私有制和国家出现以后，私人的社会生产代替了原始的公共生产，国家行政代替了氏族或者部落的公共事务管理，私有取代了集体所有，世袭继承制度代替民主的推选，基于财富的贫富分化代替了平等的公共生活，私有制和国家使得个体的地位能力由基于自然的差异走向了基于权力和资产的差异。私有制打破了原始的公共性，确立了社会的私有性和国家的统治性主导的公共性新格局。私有制一方面依靠其资源优势、社会分工、生产效率、竞争机制和市场能力自发形成全新的社会公共性，另一方面借助国家的力量实现更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和公共事业，形成了国家公共性。所以说，私有制和国家出现不是公共性的消亡，而是由私人性和国家性主导的新公共性取代原始公共性。私有制主导的公共性格局伴随了私有制和阶级国家整个历史过程。
（四）主体理性范畴的未来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决定公共性发展的基本力量。信息化和社会主义从生产力的技术基础和生产关系的价值基础推动公共性与私人性的重塑和未来发展。在社会主义阶段，私人性最终让位于公共性。社会主义公有制根本性地改变了私人性支配下的公共性格局，消灭了私人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消灭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消灭了等级和阶级差别，社会化大生产和大协作方式提升了共同生产的格局，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变革了私人性支配的价值分配格局，国家和社会的有效嵌合促进了社会的协作效率。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生产关系、信息化的技术加持、充分发展的社会文明和高度发展的理性水平基础上，从生产、供给、消费和分配各个环节，从社会关系和协作方式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才能实现公共性的改造。共产主义最终的目标是消灭私人性和国家性，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状态下的公共性和个体性。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新自由主义导向下，西方的主体理性格局呈现为资本私人性主导的形态，国家奉行“不干预”政策和有限政府形式以减少对个体和私人性领域的影响，主要承担公共服务的守夜政府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体理性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行政国家和公共领域逐步崛起，西方越来越多的传统私人领域被纳入公共领域和治理领域。国家承担了愈益重要和繁重的公共性职能，也干预更多的个体和私人事务，担负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功能，行政权力对自然—社会—国家的引领或者干预大大加强。当今世界，公共领域早已超越了公众意见网络、公共服务和公众权益的范围，国家职能和事务不再局限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边界。在全球化和智能化的今天，行政改革、全球治理、区域合作和共享经济重新塑造了公共领域的形式和国家治理的格局。
（五）历史演绎链条
无论作为理性的存在还是感性的经验，公共性于私人性前后都存在，在因果逻辑链条上颠覆了私人性是公共性前提的命题。公共性早于私人性，私人性早于国家性，主体理性序列范畴有时间先后的历史链条。首先，人类的个体理性是公共性的延伸。个体理性是在人类的公共性格局中获得新生的个体性，人类对个体性的感知和个体性的行动不构成公共性的挑战和替代方案。个体性即便后来发展到个体的经济方式和自由主义的权益方式也无法取代整体的社会协作和社会化的生产。其次，私人性是个体性的延伸。私人性是由理性主导的利益考量，并且是建立在私有制、公共性和个体性基础上的范畴。最后，国家是私人性的延伸。国家不仅是私人性发展的产物，国家是私人性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是公共性发展到一定格局的要求，国家是私人性塑造和支配的公共性格局的需要。总体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更替，不仅在底线上不断提升着公共性的水平，而且从上限层面不断提高着公共福祉的总量。
公共性、个体性、私人性和国家性的关系格局呈现为以下历史特征：其一是共同发展的历史格局。主体理性系列范畴的交互格局是共赢发展而非零和博弈，现代文明的主体理性较之于传统阶段是质和量的全面提升。这也说明，单一地讲公共性与私人性、国家性的隔离或者对抗是片面的思维，在时间视野上是短视的，在空间视野上是狭隘的。共同体生存是国家底线的公共性责任，共同体的塑造和协作能力的公共性格局是衡量私人性和国家性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准。其二，主体理性系列范畴总体上是个质上同构、量上匹配的共时结构。在一定阶段的同一共同体格局中，公共性、个体性、私人性和国家性的发展水平是同一层次的匹配结构，主体理性系列范畴整体上是相互适配的，保持在同等层次。其三，主体理性结构是不断调适的历史。私人性和国家性之于公共性的掠夺方式随着文明的进步在不断调适，之于公共性的建构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强。其四，阶级国家的主体理性结构是由私人性主导的历史。在阶级国家阶段，私有制是私人性、公共性、个体性和国家性发展的共同基础，私人性塑造并支配了阶级国家的主体理性结构。其五，主体理性各领域的公共性建构路径是不同的。国家性之于公共性本质是代表私人性对社会的组织管理方式，以权力的强制和规制方式塑造公共性的基本格局。私人性本质是自发的方式，以私有制方式自发调节社会的共同体格局，私人性客观塑造了社会公共性的意义和效果。个体性本质是个体竞争的能力属性，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以个体权能、权益诉求和群众力量等方式塑造公共性格局，制约国家性和私人性，推动公共性的发展。公共性是整体的协同合作，通过协作的方式实现共同体整体利益和共同发展，通过整体实现和保障个体。如表1所示。
表1 历史格局的演绎链条
备注：ABCD是公共性、个体性、私人性和国家性的历史演变轨迹和发展形态，按照内容分为价值和技术两种类型，参见罗梁波：《行政理性场景的演变格局:传统、现实与未来》，《学术月刊》2019年第5期。横列为纵列的受动方。
四、经验实践的关系格局：对立统一
受自由主义和社会本位逻辑影响，公共性与个体性、国家性和私人性被视为界限分明的不同领域，学界对个体、私人和国家领域的公共性建构意义认知是严重不足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是隔离的，有着严格边界的划分。而公共性和国家性是对抗关系，公共性之于国家是一种外生机制和场外规范。个体和私人性的权益神圣不可侵犯，国家是有原罪的，“必定是无用的或有害的”，公共性是区别于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这样的叙事格局决定了公共性与个体性、国家性和私人性之间呈现为分离而非统一、对抗而非合作的关系。公共性、个体性、私人性和国家性的矛盾统一体关系构成了主体理性结构的主要方面。
（一）公共性和个体性的关系
公共性的格局决定了个体理性的实现程度，个体性是公共性的目标而不是前提，人类的公共性才是个体理性的前提。个体的权利诉求和价值实现以及自由状态，都需要公共性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公共性的组织和物质基础，也需要改善公共性的组织过程、技术途径和价值结构，增加公共性的供给能力和建构水平。将权利的合法性视为公共性的形式底线则无视了公共性发展的自然渊源和历史过程，低估了公共性之于人类社会的实体意义和之于个体性的文明再造意义。公共性的意义在于通过群体协作获得整体的生存发展进而保证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以个体权利的让渡或者交换作为条件。
人类的个体性是在公共性格局下文明再造的个体理性。区别和超越动物的本能个体性，人类的个体理性是在人类公共性行动框架下塑造的文明衍生物。在伊始阶段，本能的个体性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相对式微。通过文明、理性和德性，通过生产、管理、组织和协作，人类的公共性和个体性共进生长，公共性重新组织了个体性，将本能的个体性再造为理性的个体性。在公共性基础上不仅实现了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也逐步实现成员的个体利益，并逐步促进了个体性的提升，这是人类文明的创造。公共性是相对个体行动而言的集体行动框架，既不是个体权利的简单集合，也不是零和博弈。一方面，公共性往往也需要以牺牲、压抑或者压迫个体方式才能实现集体行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文明再造的理性作用和整体协作的群体效应，公共性的集体行动效果大于个体性的简单累加。
公共性之于个体性既可能是个体权利的实现途径，也可能是个体权利的压迫途径。在阶级国家阶段，公共性势必强化对个体性的压制，这是由群体方式和生产关系共同决定的，通过剥削、压迫和掠夺乃至奴役的途径，通过强力规制、私人机制、等级阶层划分和社会分工的方式是一贯的不可避免的客观途径。总体来说，从本能阶段到各个私有制阶段到社会主义，公共性之于个体性的压抑是逐步减少的，特别是在基本压抑之外的剩余压抑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减少。
个体性之于公共性是既抗争又建构的复合逻辑：一方面，个体实现自由、追逐权益是为摆脱公共性整体方式的压抑和限制；另一方面，个体性的提高是实现更大公共性格局的基本途径，人类的个体差异性造就了竞争方式，有利于人类进化和发展。公共性的发展在塑造了自身的同时塑造了人类的个体性，通过塑造个体性发展又推动了公共性的文明升级。超越本能的公共性发展促使人类的个体意识和个体能力不断得到了提升，正是不断扩大的公共性格局和个体性差异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个体性的发展不仅成就了更大的公共性格局，也将自身引向了私人性的阶段，最终产生了国家。
（二）公私领域的辩证关系
就主体理性的基本格局而言，公共性和私人性体现为斗争而合作的关系。一方面，公共性共同协作的整体利益最大化逻辑区别私人性功利主义的个人利益最大化逻辑，两者有着利益诉求的根本冲突和技术路径的根本差别。公共性和私人性的矛盾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主体理性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公共性通过实现整体协作保障私人性利益，私人性通过竞争机制客观实践了公共性。公共性孕育了私人性，私人性塑造公共性的更大格局和发展形态。公共性在国家阶段从来主要依赖私人性作为发展基础，而私人性的发展需要公共性的布局。在国家阶段，私人性连同国家性支配、破坏和压迫了公共性，而公共性被认为是弥补私人性和克制国家性的有效手段。
就特定共同体—社会—国家而言，公共性和私人性是一个匹配的有机联系体。从基本面来说，在国家阶段，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关系在结构上是匹配的，在过程上是共同发展和动态平衡。从共时基本结构而言，特定的共同体的私人性和公共性有着内在的平衡，私人性和公共性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赖。从历史的演化而言，公共性和私人性既相互成就又相互转化，过去的公共性塑造了今天的私人性，今天的私人性塑造了现实的公共性。公共性和私人性互动的匹配、协调和妥协格局是共进共赢。共同体的发展和竞争力也体现在对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协调格局的推动。实现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共进共赢关系到一个共同体前途的维系。
就交互关系而言，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兼具正向和负向作用。私人性一方面侵犯和掠夺公共性成果，一方面客观地实现了公共性的格局，促进公共性的发展。从历时视角看，公共性一方面长期被私人性支配，抗争私人性的掠夺，另一方面公共性的发展又需要借助私人性作为建构途径。从共时视角看，一方面是公共性制约了私人性的利益和权力的无序扩张，另一方面也体现为弥补私人性的缺失和不足，整合私人性的关系，调适私人性的矛盾。
（三）公共性和国家性的关系：相斥相生
国家之于公共性是一个复杂而且复合的存在，既不是公共性的天然敌人，也绝非道德理想国的公共定义物的存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治理理论否认在传统国家治理中公共性的存在，低估了传统国家的公共性意义；又把现代国家置于公共性的理想逻辑支配的光环下，高估了现代国家的公共性属性。国家一方面继承了原始共同体的公共职能，一方面也代表了私人利益及其方式。国家的政治统治性和共同体的公共性作为行政的基本质料并存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其对立统一和交互作用构成了国家行政的基本关系，同时国家也是公共性升级到更高层次的组织和治理主体，弥补私人性和社会自发方式的不足。
在阶级国家的治理中，国家的统治性和公共性是伴生关系，典型地代表国家和共同体两种基本的治理逻辑和治理关系。历史上，封建制取代奴隶制，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更替，不仅仅是统治性的更替，也是公共性的更替。国家公共性是一个发展过程。从公共性的作用机制和现实治理形式的历史路径看，公共性的发展既是国家和社会、政治统治和公共性之间的斗争过程，同时也是合作妥协的结果，更是一个技术上不断取得进步，价值上不断提高共识，制度上不断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是共同体利益不断增长的过程。
公共性被国家性支配和侵蚀。在国家领域，公共性既是调适国家主权者和民众之间关系的行动框架，也是调适社会各种私人性关系的框架，更是主权者调适公共性的生产、供给、分配和消费以及使用的行动框架。基于公众立场的“公共价值”在国家治理领域更多是作为一种规范治理的理念和服务机制发挥作用，而非决定性的治理方式。在传统国家，公共性被私人性和国家性支配，在现代治理格局中公共性因被规范化、技术化、形式化而不断流失。在国家公共性的问题上，不宜用简单的统治性和公共性非此即彼地定性，而应该用量性发展和对立统一的复合思维客观看待，不停留于价值道德的单一判断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单一功能，而应看到国家在促进共同体整合、社会分工协作和整体福祉上的贡献。国家是私人领域的主观延伸，也是公共领域的客观建构。国家本质是公共性和私人性的结合体，是统治性和公共性的统一，具有政治属性和自然属性两个方面。在阶级统治国家，私人性在国家治理领域是支配力量，国家是私人性的代言人，也是公共性的客观建构力量。国家领域是公共性和私人性共同作用的领域。在治理领域，完整意义的纯粹公共性只存在于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以及充分的社会自治领域。
（四）公共性建构的基本路径和实现机制
从交互关系格局可以看出，主体理性体系也是公共性建构的支撑领域。就个体性而言，主导力量是依托于个体的能力，以个体的权能作为实践公共性的主导机制；在公共性归属上，个体性既是公共性整体逻辑的对抗者又是公共性建构的行动者；个体性之于公共性体现了既抗争又建构的实质意义，代表了公共性建构的基本单元。就国家性而言，主权者依托于权力，以政治统治、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性建构的主导机制；国家既是公共性现实格局的创造者，又是代表私人性的规制者，既是掠夺之手，又是扶助之手，代表公共性的强制途径。就公众性而言，公众性之于公共性不是同化而是建构的逻辑，实现公共性的主导力量是公众在舆论和行动领域所体现的群众力量参与、人民革命、群众行动、公众平台等；在公共性归属上，公众性体现了以社会和公民为导向的人民性基础，属于公共性导向序列概念，是公共性建构的基本力量和公共性发展的群众机制。“公共领域”和政治运动领域是由私人性支配的公共性和私人性争夺的斗争领域，或者说是成长的公共领域。而私人性是阶级国家公共性的基本路径和实现机制。私人领域的资本、市场、货币以及社会分工，不是绝对的纯粹私人利益的领域，不自觉地担负了公共性的功能和意义，既是私有制前提下公共性的实现途径，也是既往公共性格局发展的结果。
五、经验时空、逻辑梯度和本体论的比较
对经验存在的认知有不同参照系，人类主体理性存在形式的不同可以通过各个认知维度的比较来进一步厘清。通过不同角度且连续的时间视野，可以审视主体理性系列范畴理想类型的连续谱系；通过理性结构的空间视野，可以界定主体理性系列范畴的内在规定性和功能意义的边界；通过不同的认知梯度，可以区分主体理性系列范畴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从零碎到整体的表述层次；通过本体存在形式的差异比较，可以进一步识别主体理性系列范畴的纯粹形式。
（一）时间的比较：宏观历史、中观流程和微观过程
在人类自然—社会—国家的实践格局中，公共性的逻辑起点是人类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的需要。公共性的时间格局在微观上体现为整体协作的过程，中观是生产、分配、供给和消费的流程，历史类型经历了本能、原始的感性经验和初步理性、私有制的客观理性、近现代的公共理性与社会主义公共性的演化，公共性的终极诉求是以共同体建构为目标。
个体性的逻辑起点是个体的生存发展需要。个体性的时间格局在微观上体现为个体生产生活的过程，中观层次体现为在自然—国家—社会的格局中获得自己的生存发展机会和群体地位进而实现个体存在意义的能力流程，宏观层面的历史类型依次为本能支配的个体性、原始公共性孕育的经验的和初步理性的个体性、私有制和国家支配的个体理性、近现代资本支配的个体理性和社会主义的个体性。个体性以自在、自由和自决的个体的地位和意义为目标，具体内容包括个体意识、个体能力、个体地位和个体解放等。
私人性的逻辑起点是趋利避害的人类本性。私人性的时间格局在自然—社会—国家的实践格局中体现为在一定权益基础的实践过程。私人性的时间格局在微观上是一个从意见之窗、私人行动、政治决策、制度实现和行政执行的利己行动过程；中观是权益基础、意见表达、博弈抗争和制度确认的权利流程；宏观层面的历史类型经历了私有制萌芽、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个阶段，是私人权益不断增强的历史过程。私人性以私人和由私人组成的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诉求，私人性的逻辑终点是利益集团和阶层形成。
国家性的逻辑起点是统治阶级利益为基础的国家利益，即维护一定的统治阶级或阶层利益需要。国家性的时间格局在微观上体现为在国家社会格局包括政治控制、权力分配、政治作为、行政管理和服务的执行、责任配置和公共资源配置等环节的治理过程；中观上是一个由政治和行政组成的权力流程；宏观层面的历史类型经历了从统治型、管理型、服务型到信息化，从私有制国家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
（二）空间结构的比较：技术、价值和形式
技术、价值和形式是事物空间内在理性结构的基本方面。通过比较技术路径、价值诉求和形式特征的区别，可推进对主体理性系列范畴内容和形式的认知。
从价值路径理解，公共性体现为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利益是公共领域的价值博弈经过政治、技术和制度途径并反映在治理成效上的最终结果，经过历史演变、事件过程和社会流程达成的共同意志或者取得的共同利益；是技术上已经实现、价值上普遍认同并且形式上已经获得保障的共同体利益，或者说是共同体利益和意志的完成程度。从技术路径和科学层次理解，公共性是社会化的整体协作方式，主要包括社会化的共同生产、资本市场自发机制和国家整合机制以及公众的意见和行动机制。形式是技术和价值的结果或者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公共性体现为国家社会的协同方式、合法性认同、公众意见网络、公共参与途径和公共服务机制以及公共治理方式等公共形式，体现为公共领域的机制、制度、责任、秩序和目标。具有广泛共识的认同基础、利益分配格局和合法性认同的共同体是公共性价值建构的终极形式，呈现为何种方式的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的协作格局是公共性技术建构的终极形式。
作为对照，个体性的技术途径依赖于个人的权能方式，价值是个体存在的意义和效用，形式是根据个人能力、权力、资产、意义和效用所取得的社会和群体地位。私人性的技术途径是以财产和人身权利为核心的意见表达、社会行动、政治博弈和自由支配，价值是私人权益和个体自由，形式是制度确认的一般私人性权益以及私人所属的利益集团或者阶层。国家性的技术途径体现为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价值是国家利益和权力分配，形式意义是国家秩序、责任、目标、法律和制度途径等治理形式，体现为国家共同体的建构格局。
（三）认识梯度比较：从经验到哲学
按照认识论层次，对主体理性各个范畴的理解可以划分为作为直观现象的经验、作为对象的技术、作为体系的工程、作为逻辑的科学和作为价值本质的哲学等五个认知梯度。从经验、技术、体系到科学和哲学依次进行概念比较，有助于在理解深度上进一步辨析主体理性各个范畴的区别。
从直观的经验而言，公共性的感性认知是共同性，立足于共同性的群体行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公共性的初心是以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的共同行动方式建构共同体进而实现整体协作；个体性体现为个体在群体内部体系中获得的地位和在外部世界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能力；私人性体现为个体拥有的权益，如资产、资源和权力等有关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乃至思想和行动的人身自由权利等；国家性体现为与权力行使的有关现象，国家是权力的象征。就对象理解而言，技术包括了工具运用和资源配置两个方面，公共性是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的群体生存发展方式，个体性具体而言是获得食物、安全、繁衍、权力和地位等的个体生存发展方式，私人性是权益资源的所有和支配方式，国家性是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的权力工具与权威资源的分配和配置。就工程体系而言，公共性是整体协作体系，个人性是能力体系，私人性是权益体系，国家性是权力体系。就科学逻辑而言，公共性是协作的逻辑，国家性是政治统治的支配逻辑和行政执行的责任逻辑，个体性是优胜劣汰的能力逻辑，私人性是利益的功利逻辑和市场社会的竞争逻辑。就哲学而言，公共性通过整体保障个体，通过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的群体行动形成共同体，共同体是公共性的建构目标，共同体利益是公共性的价值本质；个体性的价值本质是个体存在的意义；私人性的价值本质是个人利益；国家性的价值本质是国家利益。
（四）本体认识论比较：主体理性的社会存在形式
从社会关系存在的本体而言，公共性的本质是整体协作的生存发展方式，本体是共同体协作关系的存在，即公共性是建立在共同体协作基础上的整体生存发展方式；个体性的本质是个体化的生存发展方式，本体是个体的权能关系存在，即个体性是建立在个体权能基础上的个体生存发展方式；私人性的实质是私人权益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本体是私人权益的支配关系存在，即私人性是建立在私人权益基础上的支配关系；国家性的实质是实现私人性的统治方式，本体是权力权威的分配和配置关系存在，即国家性是建立在私人性支配的统治基础上权力的分配和配置关系。从公共性发展的角度看，公共性自身在本体上是一种处于量性发展过程的非完整存在。这种量性发展的不完整存在既是个体性、私人性和国家性的侵蚀所致，也是个体性、私人性和国家性的推动结果。个体性、私人性和国家性既是以往公共性格局的结果和人类文明的积累，又是不断地客观创造新公共性格局的行动者；既是广义私人权益的当然主体、维护者或者调适者，也是公共性的掠夺者和建构者。本体决定了公共性的主体归属和行动逻辑是超越行动者自身的存在。
对比主体理性系列范畴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如表2所示。
概而言之，从认识论整体去理解主体理性系列范畴的内涵，公共性是共同体协作的属性，个体性是个人支配资源的权能属性，私人性是私人的主体自由和资源支配的权益属性，国家性是基于国家利益分配和权力资源的配置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属性。
表2 公共性、个体性、国家性和私人性的认识论比较
六、公共性的形式和意义：共同体联合和人类行动的元逻辑
通过主体理性系列范畴的理论史和经验史、复合时空、认知梯度与本体论的比较以及交互关系的把握，我们可以突破以往的公共性认知框架。公共性的纯粹形式是共同体联合，我们需要从人类行动的元逻辑来认识公共性的意义。
（一）公共性的纯粹形式：共同体联合
公共性是整体联合而非个体相加。个体性和私人性通过原子化的自发方式并不能达到整体的效果或者取得完整的公共性。通过竞争、合作、市场、货币、分工和自治等自发方式，是公共性的客观实现机制，并不等同于原子化的个体方式。从私人性到共同体，从个体到整体，从个体经济、家庭个人、厂商企业、各种社会组织、劳动者、公民到各种共同体，从众意到公意，不是原子化过程的累积，而是多层次整合的过程，既有市场和社会的自发机制的整合和调适，也有国家、制度和权威强制整合的主观公共性，更有私人性、个体性和国家性以及公众性在整体场景格局中的整合和博弈。
共同体是公共性的价值归属和组织形式。综合各家观点来看，共同体代表一种集合，或以血缘、伦理和感情为维系纽带，或以社区、地区和国家等地域标准作为划分标准，部分、个体或主体的共同生活生产和多元价值理念构成共同体的组成基础，将共同体局限于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马克思对共同体的描述则创造性地涵盖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两方面的内容，人不仅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更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体现，人类社会总是以共同体形式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表现为以自然为基础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以货币和资本为代表的“抽象共同体”、以国家为主导的“虚幻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的“真正的共同体”。共同体适用于人类从蛮荒到文明的群体形式的演变历程，构成了人类文明在特定共同体已经实现的公共性的技术基础、组织框架和共同利益。
将公共性置于公众立场并与个体性、私人性、国家性隔离或者对抗的单一理解路径，无异于自断羽翼，隔绝了公共性与历史、自然和生产实践的关系，造成了公共性的孤立叙事和交互困局。主体理性系列范畴的比较表明，公共性的纯粹形式是共同体联合的形式，即公共性是基于共同体对私人性、个体性和国家性的整合和调适，或者是包括私人性、个体、国家、公众的社会主体通过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的协作联合为共同体。公共性并不是代表公众性对抗国家性和约束私人性，而是代表了共同体对公众性、个体性、私人性和国家性的各种力量和社会关系的整合和调适。
（二）公共性是人类行动的元逻辑
唯有将公共性的本质规定性理解为共同体协作，将公共性的纯粹形式理解为共同体联合的形式，才能找到准确的公共性坐标，合理解释公共性的格局、功能和意义，体现时空的普适性和认识论的统合性，进而才能科学客观把握主体理性系列范畴的内在的行动逻辑和交互的关系格局。从时间看，共同体联合方式反映了公共性的从本能到理性的历史进程、从自然到国家的治理流程和从意见到行动的实践过程，通过对人类行为、社会关系、私人利益和社会力量的调适从而结为共同体，实现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形成共同体利益。从空间看，共同体是技术上一定的社会协作和价值上一定共同利益塑造的结果，也是人类自然—社会—国家实践关系的整合，整合在一个具有基本共识和共同利益的共同体体系中。公共性是基于共同体的立场或者目标对各个社会领域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价值生产和价值分配的关系，政治—社会—行政行动，社会—国家—自然各种事物、事务和资源配置，乃至个体、私人和公众的利益等的整合和调适，使之成为共同体塑造的一个方面。共同体是公共性在空间上结构和在时间上演化的结果。
公共性和个体性是人类行动的两条基本主线，领衔了人类行动的逻辑演绎。其中，公共性是人类行动的元逻辑并支配了个体性，构成了人类行动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公共性通过共同体的形式主导着个体性，这也构成了国家性、私人性、公众性的历史和逻辑基础。私人性和国家性以及公众性等主体属性和主体间关系是公共性和个体性的历史衍生物和逻辑复合体。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2&ZD028）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