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沈生:杨老汉的棺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3 次 更新时间:2008-03-10 00:38:09

田沈生  

  

  离开挿过队的陕北牛家原,已经整整三十一年了,这次回来一看,不要说外部世界,就和几里地外的县城相比,这里的变化也不能算大。除了为水土保持,昔日种粮的坡地改栽果树外,沟崖村窑依旧,土坑、水缸、粮屯与当年没有两样,只是相识的人大都故去了。屈指算算,就算是活到现在,他们也不过才六七十岁。看来人的寿命除了遗传因素,与生活质量的确有很大关系,贫困使许多人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目前村里仅剩下的几位老相识也都是老态龙钟,勉强度日:有的老伴先去,儿女四散,孑然一身;有的身患顽疾,行走艰难,终日坐坑。眼见他们辛苦劳作了一生,晚年如此光景,不禁令人唏嘘。

  当我问到当年我的邻居杨云生老汉时,昔日的生产队长杨子明感叹地说:“你还记得他?他早没了,大概有二十年了吧。”

  “那么他的棺材呢?”我的意思是说杨老汉是否用上了他那梦寐已求的棺材。听我一说,杨子明似乎在头脑中努力地搜寻着尘封的记忆,沉默了好一阵,才轻轻地摇了摇头,唉的一声,长叹了一口气。

  提起杨云生老汉,我怎么会不记得呢?当年我们几个知青,无论是谁缺针少线少不得向矮墙那边的杨老汉借用,缺盐少菜(指咸菜)的时候也没少把碗伸过墙去,有好几次连烟头儿都抽光了的时候,划拳推代表,到杨老汉窑里要把烟叶来过口瘾。杨老汉平时生活节俭,对我们几个却是慷慨异常,凡事有求必应。有一次赶集在县里遇到他,杨老汉竟破天荒地掏出一包香烟请我们抽。事后才知道他那是为棺材铺老板准备的。

  要说那年杨云生老汉才五十三岁,可他那黑瘦的、饱经风霜的脸上早已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加上刻意留下的一撮从来不加修饰的山羊胡子,曾经让我们深信他七十有余,还因此佩服过他的好体格呢。因为穷,杨老汉终身未娶,孤独一人。每天下地回来,扔下锄头,还要屋里屋外地忙活着烧水做饭。和那些回家坑上一躺,烟袋一叼,等着婆姨给端上饭来的其它男人相比,老汉着实可怜。尤其是见到他蹲在破窑洞前,啃一口干苞米面馍,就一口开水,眯缝着昏花的老眼,一针一线,艰难地缝补着他那破衣烂衫的时候,实在令人心头发酸。我常想,象他这样凄楚地活着,到底是图个啥?

  “上面下来的女人不少,为什么不留一个在屋里,除了做伴,家里也有个照应。”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他。那年头儿,北面的楡林、安塞等地区更加贫困,经常闹灾荒,粮食欠收。每到春天,拖儿带女,南下逃荒的人群络绎不绝,其中有些女人只要给口饭吃,就愿意留下。村里有几户穷光棍都是这样‘捡’到的老婆,生儿育女,不论穷富,日子过好过歹,总算有个家。

  “话是这样说,我又老又穷,哪个婆姨愿跟我。再说了,进你屋来再穷也要给人家扯两件衣服,我哪里有这个钱呐?”每回杨老汉都是这样回答。

  “眼见你下山赶集总是背捆柴去卖,除了油盐酱醋,总会剩几个铜板吧?攒起来那不就是钱吗?”听我这么一说,杨老汉开始吱吱唔唔了,往往找辙把话题岔开。凡事怕长久,终于有一天,在一次赶集的时候我发现了他的秘密。

  说来也巧,那次集上我要去公社育种站见一位朋友,回来的时候在县城的小胡同里转来转去迷了路。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一眼看见从一个店铺里走出来的杨老汉,我急忙追过去。咦!是个棺材铺。那时在全国的大城市早己强制施行火葬,这类店铺根本绝迹。对我们这群在北京长大的孩子来说,棺材铺只有在电影里才见过,因此十分好奇,我一头闯了进去。

  进去后才发现里面空间很大,光线有些阴暗。说实话,猛然见到墙角用两条板櫈架起来的几口黑漆棺材,阴森森的,还真有几分恐怖。再瞟上两眼,不禁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还好另一边有人气,两个工人正在用木刨奋力刮刨,刨花儿象雪片似的堆积了一地,他们有说有笑,全然没有把身边那几口象征死亡的棺材当成一回事,或许还为自己的杰作感到自豪呢。我的出现令他们感到意外,愕然地盯着我,停止了说笑。或许是这几口大棺材令我感到这里并不好玩,不是久留之地,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我立刻退了出去。这时,街上已不见了杨老汉的踪影。

  第二天,下地干活的时候我提起了这件事,没想到大家哈哈一笑,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没人会感到惊奇。队长杨子明还带着不无羡慕的神情,特意对我说,人家老汉日后福气大,我们谁也比不上,接着原原本本地讲述起来:原来,多年以前有位游方的道士在老汉家吃过一顿饭,临走给他算了一卦,异常灵验,说杨云生老汉八岁失母,二十丧父,四十五岁上大病一场,一辈子是受苦的命,娶妻生子也还要贫穷三代。唯一改变运程的方法是备一口上好的棺材留待日后,再世子孙即会永掘穷根,官财亨通。自从那年他从病中死里逃生,便对道士之言坚信不移。从此,开始了他的‘恢宏’计画。

  他先买了烟酒送到县城棺材铺,与老板商定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为他定做一副棺木。他问老板什么木材最好,答曰:七珍水曲柳。好!就要它。杨老汉干脆。尺寸要最厚最大的,漆要最上等的。幸亏那时陕北地区还不知道棺材以楠木为首,否则店老板还要特别为老汉从南方进货呢。说到钱,两人订的合同也算周全:不论多少,随时入帐,一旦超过成本即开始动工。如果在此之前需要,按帐面余额,任意送出一口。至于价钱,老板一口价:六百元,一分不少。乖乖!那时的六百元可是个天文数字,别说是在贫困的陕北地区,就是平均工资四五十元左右的北京城,也是够令普通人咋舌的价码。可杨老汉眉头眨都不眨,当即答应下来。

  打那以后,杨老汉下地更加勤奋了,生活也更加节俭了,从地里回来总不忘捎几把柴草,天黑了连油灯也舍不得点。农闲时,风雨无阻,一天两次跑到几十里外的山沟里,一斧子一斧子地砍个不停,百八十斤的柴捆压在双肩,脖子上青筋直冒地一趟趟往回背。一个冬天下来,院子里堆满了木柴,却一根也舍不得烧。每逢赶集便背上一捆到县城里去卖,到手的块儿八毛一分钱也舍不得花,几乎全部送进了棺材铺。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未停止。据说帐上己经有了二百块钱,听老板讲再有一百多块就可以专门进料,开始动工了。

  知道了杨老汉的秘密,有时见他如此清苦地过活,反觉替他不值。有时也是存心逗逗他,便故意装做惊奇地隔墙高叫:你这位村里的大财主怎么黑灯瞎火的连灯也舍不得点呐?人就一辈子,有钱不吃点喝点,为下辈子操心,不是瞎掰吗?每逢这时,老汉不愠不火,像是对我们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年轻娃娃懂个啥,可不敢胡乱讲哩。后来,我接到调令回北京,离开村里的时候把一些旧衣物大部分送给了杨老汉。他当时高兴极了,坚持要送我下山,并一再表示送到县里长途汽车站。当然,除了我的一个旅行袋,他没有忘记随身再背上一捆柴。记得一路上,老汉不住地念叨:再见上一面,难喽。果然,时隔三十一年,再回村上,旧窑依旧,人却早已是阴阳两隔。

  “为什么杨老汉没有用上那副棺材,是钱没凑够?”我有些奇怪。按老汉的干法,十多年时间里怎么也不会有问题的。

  “不,是出了事”杨子明轻声地说道“穷人命苦哇!”便低下了头,好长时间不再做声。在我急切地追问下,他才犹犹豫豫地道出了实情。

  原来,我走以后没几年老汉的棺材就完工了,还成了当年县城里一件轰动的新闻,许多人特意跑到棺材铺,为的是亲眼目睹这价值六百元的寿材。那天,杨云生老汉得到消息,几乎是一路小跑来到县城,围着棺材整整转了三圈。然后,用他那布满老茧的粗手,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抚摸着那口光亮照人的黑漆棺材,左看右看,心里乐开了花,十多年的辛苦总算是没有白费。原本打算请人抬回去,又怕窑洞里潮湿,放久了会坏了漆皮。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情愿付点钱,央求老板,暂时存放在店里。看在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老板答应了这个老实巴交农民的请求。从那以后,只要是进城,无论多远,杨老汉总要专程拐个弯儿,到铺里看看他那心上之物。有几次还特意带上块软布,精心地把上面的浮尘擦去。然后把头伸向前去,象个天真的孩子,对着亮漆中的人影傻笑。毕竟,了却了一桩十几年的心愿,杨老汉心情那个舒畅就别提了,往后的日子也感到轻松多了。

  谁知,命苦之人,苦命难逃。时光约摸过了二年。那是春上的一天,县委秘书在公社李文书和大队老支书的陪同下,破天荒地上了原,先找到队长杨子明嘀咕了一阵,然后打发杨子明去把杨云生老汉叫来。那时县上的干部和一个普通农民之间的距离就如同天上地下,根本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听说政府(当地农民把县称为政府)的大干部找自己,就象一介平民突然接到圣旨,杨老汉本能地有些不祥的预感,忐忑不安地随杨子明一路往回跑。

  “你就是杨云生老汉?来,这边坐,抽支烟。”县委秘书和蔼可亲,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红牡丹香烟,发给在场的每人一支。当时那一盒牡丹烟相当于原上农民三天的工钱,能抽上这烟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要是平常他会感到受宠若惊,可不知怎的,此刻那种不祥的预感愈来愈强烈,以致于拿烟的手在不停地轻轻发抖,他说不清楚是一种声音还是一股幻觉在耳旁响起:

  “你看,有这么个事想给你商量一下,前天县委张书记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张书记和县里几位主要领导都非常悲痛,打算为老人搞一个风光的葬礼。谁知寿材店里一时没有象样的棺木,加工赶制又不能保证质量,尤其是上漆这道工序,那是需要时间的。有人向张书记反映原上的杨老汉在店里存有一副上好的棺木,暂时不用,能否先借来一用,以后再照样打制一副。张书记认为可行,特别嘱咐我来向你老人家打个招呼,并让我代他向你表示感谢。”说着县委秘书拉了拉杨老汉的手,轻轻摇晃了一下,接着转向公社文书,严肃地说:“至于重新打制寿材一事,全权交给公社李文书去办理。李文书,你可以给我保证价格、式样、质量和这副完全一样吗?”“请放心,保证做到。”李文书忙从嘴边扯下半截香烟,毕恭毕敬地答道。

  杨老汉木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也记不得那些人什么时候全走光了。突然,他仰天大叫一声,蹲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力气使他窜了起来,发疯似地向原下跑去。

  “昨天晚上张书记就派人来抬走了,我拦也拦不下。”棺材铺老板长嘘短叹,无奈地说。店的一角已是空荡荡的,只有那两条板櫈还立在那里。杨老汉一屁股坐在板櫈上,双手捂住脸,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兴许是急火攻心,老汉大病了一场,伤了元气。没等痊愈,他就一次次下山,去公社找李文书。李文书推三拖四,今天讲县委秘书去专区开会,明天又说会计不在。一来二去半年过去了,钱始终没有到位,棺材铺老板有心帮忙又不敢冒然进料,毕竟那不是个小数目啊。那年冬天,一场大雪过后,天寒地冻。杨老汉不听人劝,坚持下山去公社。结果路滑失脚,一下子滚了坡。身上多处骨折不说,还在雪地里冻了大半天才被人发现。等送进县医院时,人已经快不行了。三天以后,没留下一句话,杨老汉睁着双眼离开了人世,那年他虚岁整六十二。

  “后来呢?”我悲愤地问。

  “后来我找到大队老支书商量给杨云生办后事,这时公社李文书听到信儿,立刻派人送来了六百块钱。”杨子明无奈地摇了摇头,“有什么用呢?扣除医疗费用、发丧费用,所剩无几。最后,还是棺材铺老板看在多年老交情的份上,也是看着杨云生太可怜,没有算工钱,连夜给打了一副薄板棺材,总算是送他上了路。”

  杨子明讲完,黙黙地带我向窑背后面走去,在一个长满荒草的坟丘前站定。我回想起三十一年前,杨老汉送我下山的情景,我的旅行袋挂在他脖子上,在他胸前晃动,背后面是一大捆木柴,虽然沉重,可杨老汉依然步履坚实,我知道是「希望」在清苦的日子里,支撑着他一步步走下去。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希望,还是被无情地击碎了。

  我从兜里掏出澳洲带来的Winfield香烟,点燃三根,揷在墓前,望着袅袅升起的青烟,再次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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