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朱士嘉所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是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朱士嘉之所以编纂此书，是因为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推动。第一，晚清民国时期国内外掀起搜集中国地方志的热潮，学术界急需推出一部全国性的方志目录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第二，朱士嘉受到顾颉刚的引导和支持；第三，朱士嘉本人爱国主义思想的驱使。朱士嘉于1930年动手编辑《中国地方志综录》，他征集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家的方志目录，对这些方志目录进行整理汇集，1934年春基本定稿，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问世后，立即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一些著名学者相继撰文对该书进行介绍、评述、补正或仿效。
关键词：朱士嘉 《中国地方志综录》 方志目录
朱士嘉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方志学家，他所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下简称“《综录》”）是中国第一部全国性方志联合目录，该书在20世纪方志目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台湾学者王尔敏在《二十世纪之史学开拓与先驱史家》一文拟出一份100年来中国出现的史学大家名单，共计50位著名史学家，朱士嘉名列第37位。王尔敏对他的点评是：“朱氏为中国方志学大师，毕生专志研治中国地方志，著有《中国地方志综录》，至1984年为最后增订版。收集全国方志之书八千五百种。世之研究方志学者，无不推尊朱氏之毕生成就。”由此可见，学界对朱士嘉方志学成就的评价之高。朱士嘉的《综录》是一部方志目录学名著，虽然学界历来高度称赞该书的价值，但却鲜有对该书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仅有朱祖熹《顾颉刚与〈中国地方志综录〉的出版》一文，通过释读顾颉刚和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往返信札，呈现了《综录》出版时的一些细节。此外，一些回顾方志目录学或论述朱士嘉学术成就的论著对朱士嘉及其《综录》有简要介绍。故本文拟就朱士嘉编纂《综录》的动因、编纂过程、出版后的回响等三个方面对该书予以详细论述，希望引起学界对该书更多的研究。
一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的编纂动因
朱士嘉（1905—1989），字蓉江，江苏无锡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1924年，朱士嘉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就读，1928年本科毕业后考取该校研究生，于1932年获硕士学位，随后留校任图书馆中文编目部主任，兼任辅仁大学历史系讲师。1939年，朱士嘉应邀赴美工作，整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方志，编写出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一书。1946年，朱士嘉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朱士嘉从美国回国后，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处工作。朱士嘉一生致力于方志学研究，《综录》是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也是他的代表作，该书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为什么朱士嘉在20世纪30时代要编撰这样一部方志目录呢？主要是由于如下三个方面因素的推动：
第一，晚清民国时期国内外掀起搜集中国地方志的热潮，学术界急需推出一部全国性方志目录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入中国，过去不被看重的地方志逐渐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国内的公立图书馆、各级政府部门、私人藏书家、欧美日本的图书馆、传教士、书商等竞相搜罗中国各地的地方志。正如傅振伦所说：“方志在学术上之价值，前已言之。世人知其然也，于是公家私人，多极力收集。”季嶔也说，民国时期“各省竞重方志，与公私藏家争蓄邑乘风气方盛”。于是出现很多以收藏大宗方志著称的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前者如北平图书馆、上海东方图书馆，后者如天津任凤苞的天春园、上海王绶珊的九峰旧庐。这些公立图书馆或私人藏书家纷纷清理自己的家底，各自编纂馆藏方志目录和私家方志目录，如1928年李一非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本校所藏地方志简目》、1931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印《故宫方志目》、1933年谭其骧编纂《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万国鼎等编《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张允亮编《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1934年王绶珊编《九峰旧庐方志目》、任凤苞编《天春园方志目》等。1933年，袁同礼在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所作序文中对此种现象进行总结说：“近今学风丕变，文史道分，凡著述之可资探讨者，不以其辞之不雅驯而轻之。于是学者渐以读方志相倡，中外各图书馆翕然景从，并皆广务搜集，编次专目。”遗憾地是，这些方志目录都是限于某图书馆或某私人藏书家所藏方志，读者不能据此了解该目录以外的方志收藏情况。正如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刊载的《故宫方志目》推介语中所说：“迩来学术渐兴，方志始又见重于世。瞿君兑之《方志考》已稍稍发其秘藏。然全国之大，所谓方志者究有若干？各地所藏方志书究有几何？是皆亟应先知之事。以前学部所藏《方志目》已辑印成书，上海涵芬楼亦印有一目，此外尚不多见。”当时国内外学术界需要对世界各地所藏的中国方志进行一次清理工作，以摸清方志家底，看看到底还留存有多少部地方志，并且藏于何处。正如朱士嘉在《综录》的自序中所说：“章氏去今，又百数十年，方志之价值，始渐为学术界所公认，有搜集之者，有研究之者。然若举以问现存方志若干种？何类居多？以见于何年者为最早？其庋藏之状况有可得言者欤？则恐将瞠目无以对也。《综录》之编，不亦为当务之急耶？”在这种情形之下，朱士嘉开始着手编辑一部全国性的方志目录，这样《综录》一书就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了。
第二，朱士嘉受其师顾颉刚的引导和支持。顾颉刚是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大师，早在19世纪20年代前期即以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而声名大噪。1929年，顾颉刚开始在燕京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和国学研究所导师。朱士嘉当时就是顾颉刚的学生，师生之间交往密切，朱士嘉的名字在这个时期的《顾颉刚日记》中频繁出现。顾颉刚是一位善于学术擘画和布局的学者领袖，他以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己任，并从全国史学发展的全局出发，根据弟子们各自的学术兴趣，引导他们从事不同专题的研究，从而造就了一批在各个史学门类都学有专长的学者，如谭其骧、史念海、杨向奎、冯家升、童书业、刘起釪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正如顾颉刚另一位弟子吴丰培所说：“由于顾先生苦心经营，在他的扶掖、督促、使用、培养下，成就了一批名家学者。”朱士嘉也是顾颉刚乐于奖掖后进和提携人才的受益者。朱士嘉在燕京大学上学时，选修过顾颉刚讲授的“中国地理沿革史”课程。当朱士嘉向顾颉刚汇报《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一部分方志时，他立刻指出方志的重要性，引导朱士嘉走上方志研究的道路。朱士嘉后来在回忆顾颉刚的文章中说：“他主动把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借给我看，要我学习方志学说。他还和我联名起草《研究中国地方志的计划》，发表于《社会问题》。在他的认真教育和热忱帮助下，我一面编写《中国地方志综录》，一面以方志为题进行钻研。我之对于方志，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食桑的蚕’，到‘吐出丝来’；以微薄的研究成果献给四化建设，都是顾老师循循善诱和谆谆教导的结果。”朱士嘉在另一篇回顾自己学术生涯的文章中说：“时燕大学术空气非常浓厚，又有顾颉刚先生作我启蒙之师。他还下就与我合写《研究中国地方志的计划》，刊登在《社会问题》杂志上，使我倍受鼓舞。 ”朱士嘉后来在编纂《综录》的过程中，同样得到顾颉刚的很多指导和帮助。由此可见，朱士嘉之所以编纂《综录》，离不开顾颉刚的特意引导和大力支持。
第三，朱士嘉本人爱国主义思想的驱使。朱士嘉是一位具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的学者，爱国主义思想是他最初研究方志学以及编纂《综录》的原动力。如前所述，晚清民国时期国内外兴起搜集方志的热潮，在此过程中，数量惊人的国内方志流落域外，其中不乏宋元善本或海内孤本。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在谈到近代以来中国方志大量流失海外的惨况时，不无痛心地说：“海通而还，教会之所罗致，外人之所采访，书贾之稗贩，以致流亡于国外者，更不可缕记。”朱士嘉对此现象痛心疾首，1931年，他与顾颉刚在合写的《研究地方志的计划》一文中大声疾呼，倡导国内学者大力研究地方志，不要落后于国外。他们说：“我们研究地方志，在今日已成迫切的要求。外国人在中国购买地方志，已有二三十年之历史，市上地方志价目的高涨，就是受了他们的影响。中国现在，没有一种学问不落人后，自己的古代史、西北史、边疆史，都已经外人代庖；要是在这方面，我们自己再不努力，恐怕这现成的金矿，又要瞪着眼，看人家来代掘了！”顾颉刚也是一位爱国主义史学家，他非常注意培养朱士嘉等弟子的爱国主义精神，朱士嘉深受顾颉刚爱国主义思想的感染。19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国的边疆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顾颉刚针对这种情形，经常对朱士嘉进行教育启发，他说：“外国人正在研究我国边疆史。方志这块领土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外国人就会去侵占。”朱士嘉晚年深情地回忆说：“在当时那严峻的形势下，顾先生的这番刚烈话语无疑是激励我从此跨入方志学领域的巨大动力。”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朱士嘉坚持研究地方志，他后来回忆说：“在时局不断恶化的那些个紧张岁月里，我们顶着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坚持学习，尽管心情十分沉重，但为我中华民族的自立而专研方志的志向却从未动摇过。由此我才克服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终在1935年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在方志学界较有影响的专著——《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晚年回顾一生，认为自己在方志学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树有爱国主义这一支柱”。由此可见，朱士嘉研究地方志的重要缘起是为了不让祖国的方志继续流落域外，以及在方志学的研究上不落外人之后，而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朱士嘉编纂《综录》一书的重要原动力。
二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的编纂过程
在如上三大动因的推动下，朱士嘉在1930年开始编辑《综录》，1934年春，他将该书的定稿寄到商务印书馆等待出版，前后共花费了5年时间。1931年，朱士嘉在与顾颉刚合写的《研究地方志的计划》一文中指出：“地方志是中国的特产，是未经开辟的新大陆，是研究历史、地理和社会科学的深藏宝库。”又说：“地方志……确是一部以地方为单位的文化史，在学术上，自有它不朽的地位的。”他们对方志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提倡国人必须自己努力挖掘。他们在是文还提出编写《地方志总目》作为研究地方志的先决问题，理由是：“中国自有地方志以来，总共有多少部，多少卷？现在哪一方面的志书最完全，哪一种的志书最难得？什么地方连一部志书也没有修过？地方志的分布的现状怎样？这些问题的解答，只好等《地方志总目》出来担任了。”他们进一步指出编写《地方志总目》的方法说：“可以把几家大图书馆所有的志目做底子，加上各史中之艺文志，各书目（《书录解题》……），各丛书，各大藏书家所有的志书，汇合编纂。”其实，当时朱士嘉正在进行中的《综录》一书的编纂工作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实行的。
朱士嘉首先通过各种方式征集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家的方志目录。第一种方式是实地走访调查，朱士嘉利用他在文化中心北平学习和生活的有利条件，到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东方文化委员会图书馆等地访问，阅读各馆的方志卡片或抄本目录。燕京大学图书馆对他帮助很大，燕大图书馆本身收藏有近一千部方志，而且还在不断地大力求购方志。朱士嘉后来回忆说：“燕大图书馆藏书之浩博，闻名全国，尤其是地方志藏量之丰厚，更居各大学图书馆之冠。而馆内工作人员也待人热情，工作效率亦高。这于我的研究自然方便不少。”此外，朱士嘉还赴上海参观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在徐润农的帮助下看到该馆的方志目录。陈乐素曾介绍朱士嘉去南洋中学参观该校图书馆所藏方志，沈勤庐也介绍朱士嘉去参观常熟瞿氏藏书楼，只是因朱士嘉家中突发变故而未果。由此可见，朱士嘉努力通过各种关系争取去尽可能多的藏书机构调查全国各地的方志收藏情况。
第二种方式是写信给各大图书馆，请其邮寄本馆所藏方志目录或咨询方志收藏信息。如朱士嘉曾给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何炳松写信，向其咨询有关东方图书馆的方志收藏情况。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一千余部方志，朱士嘉曾托他在燕京大学的老师洪业致函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向其询问该馆是否编印有方志目录，恒慕义答复说该馆正在影印方志卡片，后来恒慕义确实寄给他一份目录。
第三种方式是求助师友征求各地的方志目录或了解私人的方志收藏信息。如日本内阁文库和宫内省图书寮的图书目录就是日本友人杉村勇造提供给朱士嘉参考的。朱士嘉在《综录》自序中说：“瞿兑之（宣颖）先生撰《方志考稿》，以天津任氏家藏为蓝本，因见其目，实多瑰异。又承张孟劬（尔田）、王善业、顾起潜（廷龙）诸先生介绍目录，增益不少。去夏顾师颉刚道出沪滨，访得王绶珊先生藏有方志千数百种，因请介绍，征得《九峰旧庐方志目》一册，珍本秘籍，琳琅满目，洵可宝也。”可见，张尔田、顾廷龙、顾颉刚等著名学者都为朱士嘉介绍过方志目录，给他提供了很多帮助。有时朱士嘉甚或请友人到某地图书馆代为抄写该馆的方志目录，如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以收藏1000余部方志著称，1930年秋，朱士嘉拜托友人王寅生抄录该馆的方志目录。福建涵江图书馆藏有4种孤本方志的信息，就是朱士嘉的友人薛澄清在给他的信函中告诉他的。台湾总督府图书馆馆长山中樵看到朱士嘉《中国地方志备征目》中没有著录该馆所藏12种孤本方志，遂主动赠送《清朝官撰本岛府县志类解题》一书供他参考。
经过朱士嘉的不懈努力，他陆续收集到40余家图书馆或藏书家的方志目录。从朱士嘉在《综录》“凡例”中所列举的引用书目可知，提供书目的单位中既有北平图书馆、上海东方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南洋中学图书馆、天春园、嘉业堂等藏志200部以上的23家方志收藏单位，也有辽宁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云南图书馆、广东省立图书馆、甘肃省立图书馆、无锡县立图书馆、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等虽然藏志总数不多，但藏有孤本方志的10余家图书馆。此外，还有王绶珊、王佩诤、葛词蔚、胡适、傅增湘、马鉴等11位收藏有数种孤本方志的藏书家。朱士嘉对搜集到的方志目录进行细致研究、分析、比对、统计等工作，去其重复，删其繁芜，纠其错误，最终完成《综录》一书的编纂。
表1 朱士嘉参考的方志目录一览表
在洪业、顾颉刚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下，朱士嘉紧张有序地进行《综录》一书的编纂工作。他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说：“老师的热忱辅导，循循善诱，加快我学习的速度。《中国地方志综录》就是在老师的亲切关怀指导下编写出版的。”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很快就取得成果。1932年到1933年，朱士嘉以《中国地方志综录初稿》为题将该书的江苏、浙江、安徽部分抽出来发表于《地学杂志》。可惜的是，其他省份的方志目录没有继续连载。从江浙皖部分的方志目录来看，《中国地方志综录初稿》已经设置书名、卷数、编纂人、编纂时期、版本、藏书者、备考等栏目。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录》完全照搬《中国地方志综录初稿》的栏目。二者存在的最大区别是：在藏书者一栏中，《中国地方志综录初稿》于国内藏书者列举17家，比《综录》少了张国淦一家；于国外藏书者则只列举日本的收藏信息，比《综录》少了国外方志收藏大户——美国的方志收藏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朱士嘉在编纂《综录》的同时，还编撰有《中国地方志备征目》一书，该书可以看作是《综录》的简编本。朱士嘉在《中国地方志备征目》卷首的《简例》第三条说：“本目为节省篇幅计，仅举书名与编纂时期。”又在小注补充说：“卷数、撰人、版本等另于拙作《中国地方志综录》中详载之。稿藏燕京大学图书馆。”也就是说，《中国地方志备征目》只是把《综录》中的书名与编纂时期单独列举出来，没有著录其他信息。
1931年10月，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中国地方志备征目》单行本，立即引起学界关注。著名学者王重民介绍该书说：“地方志书之重要，近颇惹人注意，以故公私搜藏，颇成一时风尚。如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上海东方图书馆、天津任氏天春园、南浔刘氏嘉业藏书楼，莫不蔚为大宗，雄视海内，且编有专目，以纲纪之。燕京大学图书馆亦正广事蒐罗，且由朱士嘉君参考国内外二十二个公私图书馆方志目录，汇为《中国地方志备征目》一编，共著录四千九百十二种，欲按目购求，法至善也。”王重民说该书附录的《未修志书地名录》和《民国修志地名录》两表“俱颇费苦心”，同时又说：“唯备征之目，著者未必尽见原书，则体例自不免时有舛误”，指出该书在著录上存在的错误或遗漏。
另一著名学者罗香林在评介《中国地方志备征目》一书时，指出该书问世的必要性说：“吾国流传方志之富，及其关系民族国家生机生命生活之所由表白，其事至明，其义至显；然反观吾国学人其从事方志研讨或考索者，寥寥可数，毋亦因方志庋藏不一处购取无方，普通县邑，其学人不易聚集群材以自校核之故欤？夫然，则《中国地方志备征目》之作，不容一刻缓也。朱君是作，应时势需要，根据国内外公私立图书馆，及丛书，各私人搜藏之中国地方志目编订而成。”罗香林对该书以及还未正式出版的《综录》一书给予极高评价，他说：“诚治方志学或地方史事者，一绝好津梁也。朱君治方志有年，东谘西访，成就甚巨，已脱稿者，《备征目》外，有《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按省列表，将各志书名、卷数、编纂人、编纂时期、版本、藏书者，各为谱录，简明赅备，一目了然，又附地方志统计表图，尤足表白各时地修志风气之盛衰消长；其用功之勤，排比之细，并世治地方志者，莫能或先。”同时，罗香林也指出《中国地方志备征目》的不足，如对于“私家藏籍，未能遍考”，对于各省市的公立图书馆也“鲜加注意”，说这些图书馆“往往有为外地所不易见之籍”，使得该书“资料未臻完备，故所录仍多挂漏”。罗氏以陕西图书馆为例，给朱士嘉提出建议说这些地方图书馆“多偏方小邑不易经见之志，信能一一稽考，于方志备征，不无小补”。可见，在《综录》还未正式出版前，学界就通过《中国地方志综录初稿》和《中国地方志备征目》了解到朱士嘉的部分方志目录编纂成果，并且给予很高评价，也提出了建设性修改建议。这些都对朱士嘉继续从事《综录》的编纂工作提供很大鼓舞，使他在体例和内容上不断对该书进行完善，并最终缔造出方志目录学名著。
与朱士嘉熟识的燕京大学顾廷龙曾回顾他编纂《综录》的全过程说：“我校图书馆收藏地方志之多，非他校所能及。曩时朱君士嘉肄业于此，专心研究，寝馈其中者多年；曾就馆藏及目睹者编为一目，俾为征采之资，曰《方志备征目》，于是汗漫无归之方志，始有簿录可稽，学者无不称便，而朱君犹以为未足……遂极数年之力，调査国内外图书馆及私家所藏殆遍，详纪纂修人名，及刊版年月，并注所藏之处，末附历代修志统计等表。浩瀚群帙，遂有系统。”可见朱士嘉为编纂《综录》付出巨大心血和努力，其间面临的各种艰辛和困难确有难为外人道者。
三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出版后的回响
1934年春，朱士嘉基本完成《综录》的编纂工作，顾颉刚将其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出版。顾颉刚为此多次致函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帮助朱士嘉联系该书的出版事宜。顾颉刚还亲自为《综录》作序，在序文中对朱士嘉及其书大加称赞说：“作此《综录》，以示大凡，盖直接为目录学家创一新例，间接为史地学者开一大道，可谓盛事矣。”又说：“是书之成，固大有造于史地之学，虽谓之奠定史学基础可也！”顾颉刚对弟子所取得成绩的兴奋之情充溢其间，对其评价不可谓不高。在学界的翘首以待中，《综录》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5月出版。该书问世后，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一些著名学者如潘光旦、聂崇岐、顾廷龙、萨士武、黎光明、沈炼之、薛澄清、许振东等相继撰文进行介绍、评论或补正。一本书能引起这么多著名学者对其进行评介，这在民国时期的学界还是不多见的，其中，对其赞美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订误者有之，补充者有之，仿效者有之。无论各方立场或见解如何，该书终究是无法被忽略的巨大存在，成为研究方志学者必不可少的一部著作。而该书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的典范作用，给学界提供了一个示范，引起了不少人对它的仿效。朱士嘉的《综录》问世后，该书在学界主要有如下回响：
第一，对其进行称赞。1935年，聂崇岐在《评〈中国地方志综录〉》一文称赞《综录》的出版，“实在不能不说是应运而生的产物了”，又说：“这实在是一部大而有当的工作。在《综录》出版以前，虽然已经有几种地方志之类的书流行着,但多限于一个图书馆或私人所藏，它们的价值和用途，都不及《综录》之大而普遍。”聂崇岐列举《综录》有三大优点：其一是列有藏书者一栏，标明该书的收藏者，从而帮助读者解决了想查某种地方志而不知道向哪里去找的难处，说该书“以一个人的力量而能省多数人的时间，予多数人以莫大的便利，它的价值，试想一想应有多么大”；其二是书后附有各种统计图表，“由各种图表，不但使我们可以知道历朝修志工作的盛衰，可以知道某一种政治区划共有多少种方志，某一朝所修的方志各有多少种多少卷，并且可以使我们看出那一带地方文化较高，那一带地方文化较低”；其三是书后附有索引，“这种予人方便的工作,是值得称赞的”。聂崇岐对该书的总体评价是：“《综录》实在是一部有价值的书。”
薛澄清在《〈中国地方志综录〉补正》一文称赞《综录》说：“这部书是研究史地——尤其是所谓历史地理学的同志们所必备的参考书和工具书。”魏应麒在《萨士武〈福建方志考〉序》一文赞赏道：“朱士嘉先生之《中国地方志综录》，浩浩瀚瀚，蔚为巨观。”《燕京大学图书馆报》在“新书介绍”栏目评介《综录》时，引用顾颉刚在为该书所作序文中列举该书的几处功用，又说：“是书之行，有此数善，洛阳纸贵，不胫而走，可以预卜。用告研究史地学者其共置之。”1936年，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在为《综录》所写的书评中指出：“朱士嘉先生这本《中国地方志综录》是许多作学问的人可以利用而应当感谢的一本书。”又说：“全书最大的效用自然是便检查。”潘光旦叙述了该书在体例上的优点，并总结说该书“排列的次序既很合习惯，统计的图表又极醒目,又附有索引,所以检查起来是很方便的”。姜时彦称赞朱士嘉的《综录》、瞿兑之的《方志考稿》、张维的《陇右方志录》等方志专门目录，“皆为治方志学者，极好之工具。手此一编，举凡求之不得之典籍，亦罗列于目前。其嘉惠后学，便利读者，宁有涯乎！”1939年，何多源在《中文参考书指南》一书介绍《综录》为“现有唯一之全国方志总目”，又称赞说：“手此一书，则欲查某种方志现存何处，有无存本。一检即知，为研究史地政治经济之工具书也。”由上可见，时人甚为推崇《综录》的工具书价值，论者对其多功能的实用性和使用的便利性大加称赞。
第二，指出著录错误，对其进行订误。一些学者指出《综录》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著录信息，并且提出正确的信息，这里又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指出书名著录错误。如《综录》著录有民国《丹阳县志》，潘光旦指出这部方志的书名实际是《丹阳县续志》。又如，《综录》著录有嘉庆《云霄县志》，萨士武指出当为《云霄厅志》。再如，《综录》著录有弘治《吴江志》、乾隆《句容州志》、道光《宜荆合志》、同治《上元江宁县合志》、光绪《松江府志》，沈炼之指出这些方志正确的书名分别应该是《吴江县志》《句容县志》《重刊续纂宜荆县志》《上江两县志》《松江府续志》。
2.指出编纂者著录错误。《综录》著录光绪《罗店镇志》为王树棻纂修，潘光旦指出该志“原是潘履祥总纂而王树棻鉴定的”，而《综录》“误把王树棻作为总纂”。聂崇岐指出《综录》的一个缺点是“校勘未精”，如将乾隆《青浦县志》的编纂者孙凤鸣误作孙凤铭，将光绪《无锡金匮县志》的编纂者秦缃业误作秦湘业。他说：“在一部较大的著作里，有几个错字虽然不是大了不得的事，但工具一类的书，首重正确,就是一个错字，也是不当有的。”《综录》著录乾隆《邵武府志》为郑念荣所纂，萨士武指出当为郑念荥纂。《综录》在咸丰《萍乡县志》的纂修姓氏栏载“陈乔枞纂修”，季丹指出应为“陈乔枞重刊”。《综录》著录同治《萍乡县志》是“锡荣纂修”，季丹指出应为“王明璠纂修”，锡荣只是创修，到王明璠才最终完成。
3.指出藏书单位著录错误。《综录》著录嘉庆《连江县志》、道光《晋江县志》、道光《永安县志》、民国《宁化县志》4种孤本方志均藏于福建涵江图书馆。萨士武指出第一种方志实际收藏于福州乌山图书馆，后3种则藏于福建省立图书馆，而且以上4种方志涵江图书馆皆不收藏。萨士武进一步指出，出现这个失误的原因可能是朱士嘉的友人薛澄清误以为涵江图书馆所编的《福建最后修志表》就是该馆的藏志目录，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以致误导了朱士嘉。
4.指出误以同一书为两书。《综录》分别著录乾隆《延平府志》和同治《延平府志》，萨士武指出所谓同治本实际是乾隆志的重刻本，《综录》误以同一部方志为两志。《综录》分别著录乾隆《长泰县志》和民国《长泰县志》，薛澄清指出民国《长泰县志》实际上是从乾隆志影印而来，“名为二书，实为一书”。
第三，指出著录遗漏，对其进行补充。1935年，黎光明在《〈中国地方志综录〉质疑》一文指出，《综录》缺载了《双流县志》《垫江县志》等18部四川志书。黎光明曾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采购过部分四川方志，他用手存的购买记录和《综录》比对，发现了如上遗漏。聂崇岐在《评〈中国地方志综录〉》一文指出，该书没有著录崇祯《江阴县志》以及民国时期所修的《陆川县志》《竹林八圩志》《南昌县志》《青县志》《卢龙县志》等志，并说“这不能不说是它稍欠精审的地方”。1937年，许振东在《补朱氏〈中国地方志综录〉（浙江之部）》一文补充了70种朱士嘉没有著录的浙江方志条目，许振东主要依据的是浙江图书馆所藏方志、《鄞县文献会目》以及杭州王绶珊藏书。1947年，季丹在《〈中国地方志综录〉补正》一文根据同治《萍乡县志》和私人收藏方志原书编制《萍乡县志纂修沿革表》，补充了朱士嘉所没有列出的4种明代《萍乡县志》和嘉庆《萍乡县志》。
另外，《综录》对有些方志的版本、收藏者、编纂时间等信息著录不完整，学者们也对此进行了补充。如《综录》在备考栏说根据薛澄清的来函，《金门志》和道光《惠安县志》未知现存何处，萨士武说他曾亲见福建省立图书馆藏有如上二志。《综录》在著录《金门志》时缺载了编纂时间，薛澄清在《〈中国地方志综录〉补正》一文指出该志系道光十六年（1836）编纂。此外，薛澄清指出，《漳浦县志》还有民国石印的翻印本，《综录》应将之列入备考栏中。沈炼之根据《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江苏省立图书馆志书目》3种方志目录对《综录》进行校勘，发现了70多处错误，其中很多属于收藏单位记载不全，没有反映出准确的收藏者信息，如南京国学图书馆藏有光绪《赣榆县志》、康熙《泰兴县志》等志各一部，而《综录》未载；南京国学图书馆藏有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乾隆《甘泉县志》等志各两部，《综录》仅载一部。《综录》在著录道光《萍乡县志》时，只是列出编纂时间为“道光”，具体哪年没有列出来，季丹补充说是在道光三年。
对于以上问题，学者们更进一步指出，《综录》出现著录遗漏的原因是，朱士嘉在编纂《综录》的过程中采访不周，搜集到的参考书目不全。有的学者批评朱士嘉采录不周备，有些收藏大宗方志的收藏单位或藏书家没有被注意和采访到，导致该书存在很大遗漏。沈炼之指出：“朱君编辑此书所采录的志书，以超过二百种为标准，可是我国内政部所藏方志，数达一千种以上，朱君却没有采入，这个遗漏，我认为是不应该的。”黎光明也说：“朱先生这部书还有更大的疏漏点,就是对于各省图书馆和各省学界人士所藏的该省地方志书,没有被收集进去。譬如江西省的地方志，就以江西省立图书馆收集得最为丰富，几乎是全省各县皆备。四川省立图书馆中所藏的四川方志也很不少。”黎光明举例说，四川省立图书馆有一部完整的《汶川县志》，而《综录》却没有著录这部方志。黎光明质疑《综录》为什么不把辽宁、陕西、云南、广东、甘肃、浙江、湖北等省图书馆的书目也著录进去。黎光明还建议朱士嘉广为探访各省的方志收藏家，他说：“我所知道的成都杨安澜先生连年的收罗四川志书，现在竟有了一个府州厅县的全份，已较任何图书馆所藏者为丰富，其他各省想必也有这样重视方志和收集之的人物，朱先生还应该普遍的采访一下，要把他们所藏的书目也一并著录出来，才算得是一部《中国地方志综录》。”许振东也说：“方志目录之编纂，必得广事征访，方可完备无漏，详实无误。”他认为朱士嘉能编纂成功《综录》，“已属尽广征博访之能事”。许振东还建议朱士嘉注意搜访那些私人藏家和小图书馆，他说：“盖自来藏家，罕曾簿录，即有珍本，亦多不肯轻易示人，甚且有目无书，当存以待访者……又以藏家而论,小图书馆所藏方志，颇有为大图书馆所未备。而《综录》者，恒不免重大而遗小，况小图书馆多无目录可稽，则见闻不周。”如上这些批评都是深中肯綮的，所提建议也多富有建设性，甚具参考价值。
第四，指出体例不完善，提出修改建议。对《综录》一书体例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索引部分。如该书页数是各省单独计页，没有一个全书连续的总页码。潘光旦指出这个缺陷说：“我们认为美中不足的一点是计算页数的方法以省区为单位，而另外并没有全书的总页数,所以即使根据索引,在生手检查起来,还不免有些困难。”潘光旦认为，虽然以卷为计算页数的单位是中国旧书的习惯做法，但是对读者检索起来颇有妨碍，他建议在索引部分另附全书的总页数。聂崇岐指出《综录》书后“索引做法的不合”，他说：“《综录》索引中，凡关于重修或续的方志，若重或续字居书名的头上时，全都分列于重或续字之下。这种办法，似于作索引方法稍有不合。因为一个人要想利用索引去查《综录》，多半是要由地名的首一字下手，少有想到重修或续编上去的。索引对这种情形，应当先考虑一下，不要弄到别人来索而你不能引。我以为凡遇冠以重修、续字的方志，作索引时应当把它所戴的帽子（重修或续字）给脱下去，而以地名的首一字为主，把脱下来的帽子括在下面。牵就一点说，也应当用互见方法，在续或重修字下以及那部书的本名下，全都给它立目。这样，庶几乎才不致引人误入歧途，或至终找不着正路！”沈炼之也有相同的看法，认为该书索引做法不方便读者查阅，提出建议说：“凡冠以‘重修’或‘增纂’等字的方志，应将这一类字脱下去，而以地名的首一字为主，把脱下来的帽子括在后面，这样，查起来就方便多了。”黎光明则建议在索引部分增加按照部首或笔划检索的方法，以方便读者检索，他说：“书末的《书名索引》，只有依王云五氏四角号码检字法的一种，而没有依部首或笔划多少排列的，使不懂检字法者仍难于‘索引’，这也算是个小缺点。”
第五，对其进行仿效。以表格形式著录方志各项信息是朱士嘉的创举，这种形式条理清晰、秩序井然，很方便读者查阅，因此，后来一些学者在编纂方志目录时也仿效了这一做法。如福建学者萨士武参考朱士嘉《综录》体例编纂《福建方志考略》，他自称：“拙作《福建方志考略》，是开始于民国二十一年，第一卷内容、体例大略与朱君《综录》相似。”萨士武在其所撰《福建方志考略》中设置了书名、修刊日期、编纂者、主修者、卷数、根据、藏书者、备考等著录项目，基本沿袭《综录》的做法。19世纪40年代，著名经济史学者梁方仲为了研究方便而编纂《明代地方志综目》，虽然他没有明言自己仿效朱士嘉，但是梁著列表著录的栏目有志名、纂修年代、卷数、册数、版本、纂修人、书目（出处）、藏书者、附注等项目，与《综录》毫无二致。1964年，陕西省档案馆编印《陕西省地方志书目录》，书前的“说明”明确指出该书效仿《综录》，以列表的形式著录本省方志，设置的栏目有书名、卷数、纂修人、版本、藏书者、备注等。1976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委托北京天文台牵头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朱士嘉受邀与庄威凤、冯宝琳并列为总编，参与这本书的编纂工作。该书于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后成为最具权威性的一部地方志联合目录。该书在“前言”指出其是以《综录》为“蓝本”，并特别向朱士嘉表示致谢之意。1992年，湖南省档案馆编印的《湖南地方志目录大全》也同样采取列表的形式著录方志。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一直不乏对《综录》的仿效者，从此可见《综录》的典范作用影响之深远。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指出《综录》一书其他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如沈炼之指出该书印刷质量不良，他说：“这部书印刷太坏，藏书者名字以及备考栏内所载的文字，小得不成样子，看起来叫人眼痛。”对于黎光明等指出的《综录》存在搜罗方志不完备等缺陷，顾颉刚为其弟子解释说：“朱先生出了这部初稿的《地方志综录》，大家看了高兴，一个个来补充材料，于是真正的‘综录’就会出现了。若必责备他为什么不收齐了材料而后做，那就只有不做而已。何以故？材料是收不完的之故，而且在现在乱荒荒的时势之下有许多地方简直没法收罗之故。不看各个办公机关吗？拟好了若干表格发出去填，发的地方是够完全了，但收还的表格能有一半的希望吗？所以单言调查，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朱士嘉对于学界的这些批评和建议，有的表示心悦诚服地接受，如对于聂崇岐、薛澄清二人的书评，朱士嘉在《为拙作〈中国地方志综录〉敬答聂崇岐薛澄清二君》一文中表示：“我读了非常感佩！承蒙指示出来应加增补的几条，那有不虚心接受的道理呢？”他自谦《综录》一书“只能说是一笔刚开始为志书结算的总结”，又说：“从拙作出世那一天起，没有一天我不在那里渴望着高明的指教和批评，因为从此可以进一步得到更丰富的材料，直接拿来补充拙作之不足，间接为学术界谋更大的福利。”朱士嘉在是文还提出了3种对《综录》的修正计划：一是将《综录》与参考书目和方志原书进行校对，做一篇校勘记，将所有印错的地方一律改正过来；二是编撰一部中国地方志综录补编；三是编撰一部中国地方志存目。对于有的批评，朱士嘉则提出了辩解和反批评。如沈炼之在《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正误》一文中说：“我很希望编者在最近的将来将这部书再仔细校勘一遍，重行付印，那么这部《综录》才可以成为一部有用的工具书，不会变为骗人的‘指南’。”朱士嘉对沈炼之称其书为“骗人的指南”的说法不甚接受，他认为沈氏的说法“未免太离奇了”，并且指出沈氏对他的批评不仅“非常乖谬”，而且可以算得上是“信口谩骂”，他认为这“不是批评者应有的态度”。
对于朱士嘉《综录》一书出版后引起的如上回响，1936年，张崟在《最近三年来之方志学界》一文回顾说：“去岁有朱士嘉君之《中国方志备征目》及《中国地方志综录》行世，而以《综录》一种为尤完备。出版以还，极惹注意，著文讨论，大有其人（前有聂崇岐、薛澄清二人文载《大公报·史地周刊》，最近又有潘光旦君书评见二十五年一月出版之《清华学报》），谓非斯学之好现象得乎？其专总一省者，则有去冬印成之萨士武君《福建方志考》一种，搜采精详，多足弥朱君书闽省部分之罅而纠其失，亦一有功学林之名著也。”
余 论
在《综录》问世之前，关于中国地方志的总体情况没人真正说清楚过。朱士嘉的《综录》第一次初步摸清了中国地方志的家底，是第一部关于中国地方志的总账册，为学界全面而清晰地了解中国地方志的存世数量、种类、卷数、版本、源流、真伪、收藏情况等基本情况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助于人们快速查找和定位所需要的地方志，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一些过去从未被学界所知或注意到的罕见方志，通过《综录》一书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拓展了学术领域和研究视角。正如顾颉刚为沈燮元《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方志目录》一书所撰序文中所说：“辛亥后地方图书馆接踵而起，视其财力，力足则征搜及于全国，不足则保其本省本县之旧编，志书遂呈集中现象，又有朱君士嘉综合各地藏目，为之辑成《总录》，故学者每有所稽，几可必得。生于今日，较之亭林之世，规模恢扩不啻十倍，讵非一大幸事耶！”由此可见，《综录》是一部研究中国地方志的重要工具书，它的问世促进了方志学的学科建设，极大推动了方志学的研究进程。
1949年以后，一些私人藏书家的藏书被各级公立图书馆接收或收购，一大批方志被运到台湾，以及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等，使得全国很多地方的方志收藏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综录》原来的版本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朱士嘉从1955年起开始对《综录》进行修订，1958年继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为《综录》的增订本。《综录》及其增订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是人们查阅方志时使用最为广泛的工具书。1963年，胡道静在《方志遗产的目录学总结》一文中说：“百年以来的方志目录专业工作，自然渐渐地也走上了总结的途径。首先是为摸清现存方志与其贮藏所在的底子，无锡朱士嘉先生在一九三四年辑成初版、一九五六年补订改版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基本上完成了这方面的任务。改版本著录全国二十二个主要图书馆的方志收藏计七千四百十三种。是现在唯一的也是最被广泛使用的方志总目。”直到1985年，收录方志数量更多、著录信息更为准确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一书出版，《综录》的查阅功能才被该书所代替。此后人们很少再使用《综录》，该书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和淡出学界的视野，以致只有在回顾方志目录学史时才被提及。但是，《综录》曾经为学界查询和了解方志发挥过巨大作用，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正如著名方志学研究者巴兆祥在总结方志目录学发展史时所说：“朱士嘉增补、修订了《中国地方志综录》，扩大了信息量。虽然已过半个世纪，后继者不断，《综录》的参考价值仍然不减。尤其是它所体现的认真求实的精神，尊重前人、时人的劳动成果的学术规范，一切服从读者利用需要（所编方志目录的人名索引至今无人续编）的正确学术态度，值得今人学习借鉴。”此外，尽管现在的学者们很少再使用《综录》的查询功能，但是《综录》对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某些方志的收藏和流传情况还是很有参考价值。
总之，《综录》无愧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部方志目录学名著，它在方志目录学编纂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学术价值是久远的，其历史作用也应当被后人铭记。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