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发布以来，职业教育考试与评价改革在推进职普并重、建立职教高考制度、提升德技并修的综合育人模式和推动数智技术赋能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逐步形成了彰显类型属性、契合技能人才成长规律、适应产业发展需要的评价体系。同时，职教评价改革也面临升学内卷弱化技能本位、技能评价标准“时间差”加剧人才供需错配、校企跨界评价“破圈难”、评价软指标虚置等诸多问题。对此，应坚持破立并举纠偏升学内卷与价值异化、以前瞻性技能评价化解人才供需错配、以多元主体共治摆脱评价困境、紧密结合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提升学生关键能力，更好地推进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教育评价改革；职业教育；职教高考；技能考试；产教融合
引言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关乎社会发展与民族未来[1]。考试与评价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考试是评价的重要手段，而评价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2]。《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我国教育领域展开了新一轮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性的改革，明确提出树立更为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选人用人观[3]。《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进一步强调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激发教育发展活力，提出塑造多元办学、产教融合新形态，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优化技能人才成长政策环境等一系列要求[4]，为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擘画了清晰蓝图。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重任，为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技能支撑。职业教育考试与评价关乎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如何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全面推进新时代职业教育考试与评价改革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的现实要求，是推进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举，更是关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及推动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技能强国建设的应然追寻。
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教育评价改革进入深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回顾新时代职业教育考试与评价改革的总体进展，梳理分析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进而为加快构建类型化评价体系和推动技能人才培养和发展提出应对之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所指的职业教育考试与评价，是与职业院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选拔相关的各类评价活动，既包括职教高考、专升本等升学考试，也包括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职业技能等级测评、职业技能竞赛、职业院校内部质量诊断，以及教师评价、企业用人评价及社会评价等。
一、新时代职业教育考试与评价改革进展
在遵循教育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近年来职教评价改革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符合职业教育类型属性、彰显技能人才价值的考试与评价体系，初步形成具有职业教育特点、契合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适应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评价范式。
（一）职普并重政策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行动遵循
新时代职教评价改革是一个破立并举的探索实践过程，不仅需要政策制度层面的立新来增强改革的力度和深度，还需要价值理念层面的破旧来提升改革的广度和高度。长期以来，在“唯分数、唯升学、唯学历”等评价观念的影响下，职业教育类学生被贴上分数低、学习差等标签，导致职普教育之间的价值不对等问题凸显[5]。这不仅降低了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压缩了他们的职业发展空间，也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为扭转这种局面，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密集出台系列政策文件，修订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强调技术技能人才的应然价值，积极推进职普并重。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具有同等地位的不同教育类型，强调技术技能人才和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并首次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6]，为技术技能人才构建专业的升学考试通道。同年2月，《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健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建立更加科学公正的考试评价制度等要求[7]，为职业教育考试与评价体系建设提供了明确方向指引。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要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8]，为推进从重普轻职到职普并重观念的转变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22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颁布，从法律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规定了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赋予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法律地位[9]，拓展了职业教育的学历提升空间。我国职业教育由此进入依法治理新阶段，更加有利于扭转和消解传统观念中对职业教育的偏见。2022年12月，《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以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增强适应性和吸引力为重点部署了系列任务，提出推动评价方式变革，完善职教高考、专升本等招生考试办法的具体要求[10]。《纲要》强调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扩大职业本科招生规模，明确提出职业学校毕业生在职称评聘等人才评价中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4]，为职业教育学生提供了从升学评价到就业评价的多重保障。
一系列法律、政策文件的先后出台，形成了职业教育发展从战略布局、制度搭建到法治保障再到实施落地的政策体系，涵盖了技术技能人才从培养、升学到职业发展的全周期评价，不仅为职普并重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依据，也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明确的行动遵循。
（二）职教高考制度成为技能人才选拔主渠道
考试招生制度旨在促进科学选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维护社会公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11]。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深刻、系统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并将高职考试招生与普通高考相对分开，提出“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随着职教高考的提出及法律保障等系列政策的出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进入中央监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实施的全新时期[12]。
2021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对职教高考考试内容、考试形式、组织管理等提出了详细规定，强调省级统筹，立足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因地制宜组织实施[13]。各省份纷纷出台了实施方案，稳步推进传统升学考试向职教高考并轨转型。例如，江苏省印发《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建立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职教高考制度，创设专业联考委员会组织技能统考，将中职学考纳入其中，将实行30多年的普通高校对口单招考试改革为职教高考[14]。广西从2026年起正式实施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15]，改变以往高职院校或联盟组织考试的方式，实行全区统一报名、统一考试、统一志愿填报和录取[16]。江西省将从2028年开始正式实施职教高考，不再举行高职单招和三校生对口升学考试[17]。2025年12月，贵州省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印发《贵州省职教高考实施方案》，从2025年起正式启动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打造中高本贯通的一体化职业教育升学渠道，到2028年推动职教高考落地[18]。
职教高考制度的主要目标是让职业教育主动掌握人才选拔权，科学划分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人才选拔[19]。职教高考制度以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并重，与普通高考制度并行实施，打破了以往“一刀切”的招录模式，增强了职业教育招生考试评价的公平性、科学性和适配性。近年来，职教高考录取人数占职业院校招生规模的比例从2014年的约20%增加至2023年的60%以上，逐渐成为高职院校招生的主要渠道[20]。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和落实，健全了技术技能人才分类考试、分类选拔的评价机制，从考试评价端树立并强化了技能成才、技能立身的价值导向。
（三）德技并重的人才评价模式为综合育人注入新动能
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在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认知规律的基础上，还要遵循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21]。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大力推进产教融合，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22]“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机制以岗位能力需求为导向重组课程内容，发挥技能竞赛的引领示范作用和职业资格证书的检验和导向作用，是一种德技并修、理实并重、手脑并用、工学结合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23]。它对于提高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推进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24]，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立德树人，推动学生评价从“比分”转向“育人”，树立德技并修的人才培养导向。例如，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改革学生综合评价制度，建立了毕业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综合素质学分证书三证制[25]；青岛工程职业学院将“三下乡”活动纳入学分管理，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深度衔接，构建了“综合素质+技能特长”实践育人模式[26]；长江职业学院采用国家奖学金公开答辩方式，打破主要依据考试分数的学生评价，全方位考评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发展，将国家奖学金评选从单纯的评优转变为生动的育人实践[27]。
二是升级职业技能竞赛规格，完善竞赛制度与评价标准，以赛促技、以赛育人。有研究发现，技能竞赛可以同时发挥生产性功能和信号功能，竞赛参与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就业质量，也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28]。202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升级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评分上从单纯比拼熟练度转向对综合能力的全方位考查，彰显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类型特色[29]。该赛事通过提高技能水平权重，解决了以往比赛重讲解、轻操作的问题[30]。在大赛影响下，职业院校开展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行业认证、技能竞赛的能力和素养要求整合教学内容，取得显著成效[31]。
三是在职业技能测评与鉴定方面，结合各地区域特征，推动职业院校学生取得技能证书，加强“岗课赛证”综合育人的制度支撑。例如，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职业院校学生职业技能等级评价试点工作，鼓励学生在校期间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技能竞赛等多种方式取得“学历证书+N本职业技能等级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32]，倡导职业院校学生提升岗位适配能力与就业竞争力，为实现高质量就业筑牢技能根基；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入实施“六六就业稳岗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提出完善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评价方式，实施“学历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制度[33]，将符合条件的中高职院校纳入认定机构，推动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等级认定全覆盖，实现技能人才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新动能。
（四）三级质量治理体系与数智技术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质量建设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职业院校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内涵提升与高质量发展阶段，既需要建立和完善国家标准，也要结合省域特色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近年来，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质量评价体系不断完善，数智技术赋能教育评价能力持续增强，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
一方面，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质量评价体系推动职业教育质量治理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规范化转型。在国家层面，加强统筹与引领，多次开展全国范围的职业院校专项评估、督导和检查，职业教育质量保证和运行机制逐步完善；在地方层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立足区域特色因地制宜推进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与诊改，如上海市建立了周期性学校自主诊改与市级抽样复核相结合的评价制度[34]；在学校层面，依托数字信息技术，通过建立平台、全员覆盖等方式持续健全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机制。例如，山东省昌邑市依托职业教育评价改革专项课题深入调研县域产业特色与教育现状，制定了“县—校”两级产教融合质量评价体系和赋分标准，将产业需求转化为可评价的质量目标[35]。
另一方面，数智技术的融入进一步赋能职教评价改革创新。数智技术为职业教育考试与评价的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和智能反馈等提供了便利，推动职业教育从以往的静态和终结性评价逐步转向动态增值评价。例如，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基于学校智能大数据平台，融合运用AIGC、AI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实施差异化教学、个性化学习、精细化管理、精准化评价、虚拟化研究的“五化”教育，建立起动态性、过程性、增值性评价机制，提升了教学诊断与质量反馈的时效性与精准度，推动了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双提升，入选年度省级数字校园应用场景典型案例[36]；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自主研发“全过程—动态化—增量型”AI智慧评价系统，实现智能巡课、全息评价、质量预警、智能决策，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及时有效且个性化的评价技术支持，以智能技术促进教学质量提升[37]。
二、职业教育考试与评价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教育考试与评价改革不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更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的长期过程。新时代职教评价改革在取得一些成就与进展的同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一）过度追求升学可能引发内卷，异化职教评价的应然价值
当前，国家虽然在法律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拥有同等地位，但“趋普避职”的取向仍然存在。一方面，在不同教育类型的选择上，人们更倾向于优先选择普通教育；另一方面，进入职业学校就读的学生也倾向于通过升学考试转入普通高等教育。有研究指出，多数家长认为职业教育在就业市场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主要体现在起薪低、收入增长潜力有限及晋升机会少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相比，还存在福利待遇低、退休保障不足的情况[38]。在就业市场中，人才的学历条件仍具有重要作用，用人单位更倾向于聘用高学历的求职者，求职者的实际技能水平被置于次要位置。当学历取向胜过技能取向时，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价值就会被削弱，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也一时难以扭转，重学历与轻技能之间的矛盾持续深化。随着报考规模的扩大和录取竞争的日趋激烈，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压力和就业焦虑呈显著上升态势，一定程度上导致升学备考的过度内卷[39]。专升本成为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的盈利项目，学生本应用于专业学习和技能提升的大量课余时间被专升本备考挤占[40]，一些培训机构利用学生的升学期待，以虚假信息推销培训课程，通过贩卖考试焦虑盈利[41]，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考试与评价的公平信誉，甚至损害考生权益。一些地区将中高职贯通项目异化为学历提升工具，把贯通教育的规模扩张简单等同于中职升学率的提升，通过指标置换和执行偏差使贯通教育成为“曲线升本”的跳板[42]。这些过度追求学历提升的行为不仅违背了教育基本规律，增加了非理性的教育内卷和焦虑，还强化了人才供需矛盾，使职业教育升学考试的应然价值产生异化风险。
（二）职业技能评价存在“时间差”，制约技能人才供需适配
随着我国制造业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技术密集型产业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精准化、高端化的新要求。同时，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催生大量新技术岗位，对兼具扎实理论基础、精湛操作技能及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高端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扩大。虽然我国技能人才总量已超过2亿人，但是技能人才长期数量不足，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供给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已日益凸显[43]。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作为技能评价的重要凭证，既是反映学生技能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用人单位选人用人的重要参考。然而，现行的职业技能评价体系难以有效回应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44]，主要表现为职业分类和职业标准更新周期较长且明显滞后于产业迭代，技能评价内容存在显著的“时间差”，削弱了技术技能人才评价的科学性与时效性。现行技能评价中，常规操作依然是主要的测试内容，难以为复合型技能人才岗位提供有效的职业技能评价依据。同时，职业技能等级认证机构资质良莠不齐，社会评价组织在规模、设施及专业水准上呈现出小、弱、散特征，部分机构在开展跨区域评价时存在监管短板，出现不严格执行国家职业标准、伪造报名资格、倒卖证书等乱象，严重影响了职业技能评价的权威性。
（三）企业评价未充分发挥作用，职教评价“破圈难”
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企业不仅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45]，也是考试与评价的主体之一。建立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求企业深度参与职教评价的各个环节，将产业需求、技术标准等转化到考试与评价内容中，形成以评促融的科学评价机制，促进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然而，在当前职教评价体系中，对产业、企业等跨界主体的关照相对不足，评价活动主要集中在学校，跨界融合的评价面临“破圈难”问题。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以签署协议、实践基地挂牌、实习规模统计等可量化指标为主，仅能反映校企合作的广度，难以准确评价人才培养的实际成效。在校企共同研制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资源、共同实施学生学业评价等环节中，企业主体缺乏制度化的参与和长效评价机制，导致校企双方难以突破资源壁垒。在科教融汇的相关评价中，“唯论文”的评价倾向仍明显存在，削弱了以研促教的导向；还有不少职业院校教师的职称评审仍以论文发表、专利数量、项目级别为核心指标，而对于如何将前沿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质量则关注较少。这种评价导向使高职教师将大量时间精力放在理论研究上，脱离了产业、行业发展趋势和技术难题攻关，研究成果对教学的促进作用也极为有限。
（四）评价软指标虚置加剧同质化竞争，成果转化效能不高
当前，职业院校的评价体系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即易于量化、便于比较的硬指标如升学率、获奖数量、设备总值等较为突出，而校企协同育人成效、创新成果转化运用、工匠精神培育、区域产业发展贡献等软指标却因内在的模糊性和测量的复杂性而被虚置。第三方评价机构往往根据职业院校的办学硬件水平、实际规模、荣誉称号等设计排行榜，导致一些院校为了提升社会知名度和招生吸引力而过度追求名次提升，过多地关注硬件条件。这种评价倾向加剧了职业院校之间的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均衡、健康和差异化的发展。同时，一些院校往往对其发布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技术肢解，重成果、轻成效的评价问题较为突出，容易陷入指标至上的工具理性陷阱。尤其在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中，许多职业院校将专项建设方案的关键任务分解为获得国家级奖项、省部级成果的数量和建设资金数额等量化指标，这种任务分解方式割裂了成果生成与实践成效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得“实践积淀—取得成效—凝练成果”的应然逻辑被异化为成果产出的功利化、数量化取向。这种评价导向使得职业院校将项目建设重点放在建指标上，忽视了以成果建设增强育人成效，阻滞了职业院校内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流通。
三、推进新时代职教评价改革的策略建议
当前，我国正在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需要破除“智育第一”“分数第一”等功利化观念，坚持育人为本，实现人的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新时代职教评价改革所面对的挑战和问题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关联交错的，需要全面统筹、多措并举。
（一）破立并举纠偏升学内卷与价值异化
教育评价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以过度追逐升学为表征的职业教育内卷不仅会强化就业市场中的学历导向，甚至会扰乱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秩序。职业教育升学热现象背后是职业院校学生对更好就业前景的追求，新时代职教评价改革应立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需求，以学生终身幸福为核心价值[1]，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
一方面，要坚持破立并举、标本兼顾，全面形塑职教评价的价值取向，构建以技能为本的良性育人生态。要抓好顶层设计与贯彻落实，健全“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进职业技能等级与学历教育学分互认，建立技术工人薪酬激励和表彰等相关配套政策，在选人、用人、发展人等关键环节进一步彰显技能人才的实然价值，纾解职业院校学生的升学内卷困境。推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率先破除“唯学历”倾向，让技能成才者有地位、有尊严、有出路，警惕和避免出现文凭贬值[46]。
另一方面，要强化政策宣贯，塑造科学的职业教育价值观。通过多元渠道广泛宣传职业教育类型属性与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塑造健康、科学的职业教育人才发展观，帮助公众破除“趋普避职”等不科学的教育观念。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职业教育考试与评价的指挥棒作用，进行科学的职业价值观与择业观教育，引导学生在理性认识升学与就业关系的同时发现自身技能特长与职业倾向，在技能习得与职业体验中逐步建立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价值认同，扭转根植于观念层面的“唯升学”功利取向。目前，已有一些职业院校构建了“价值认同+技能水平+创新素养”的三维评价体系，实施“基础型—拓展型—研究型”三阶教学，紧密结合地域文化特色，由学校教师、企业导师和非遗传承人共同组成师资队伍，帮助学生提高职业认知水平和专业技能，拓宽文化视野，为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47]。
（二）以前瞻性技能评价化解技能人才供需错配
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类型教育，其评价体系应区别于普通教育。由于长期参照普通教育以文化知识为主导的育人模式[48]，职教评价的诊断、测量和甄别等功能被弱化，不仅在技能评价标准上落后于产业技术迭代，还有可能加剧技能人才结构性矛盾。新时代职教评价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建立起符合职业教育发展且突出类型属性的评价体系，而职业技能考试作为职业教育人才选拔与培养的核心评价机制，是构建科学化人才评价体系的关键载体[49]。
首先，应推动职业技能评价从被动跟跑向主动领跑转变，构建积极适配和引领产业发展的评价体系。紧扣现代产业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发展的趋势，面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新兴前沿领域，建立职业分类、职业标准、科学规范的动态迭代评价机制，缩短评价标准修订周期，缩小产业技术迭代与评价内容之间的“时间差”。优化职业技能评价内容，强化职业素养、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等综合能力的测评，为复合型、高端技能人才提供有效评价依据。
其次，依托数智技术提升技能评价的时效性、精准性。加强对人工智能在技能匹配、证据审查、学习路径推荐等环节的应用研究[50]，将智能算法、技能匹配、过程溯源、个性化学习等嵌入技能评价中，优化技能考试与评价方法，提升效率。
最后，加快建立和完善职教高考制度，全面普及“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搭建贯通完整的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51]。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各省教育厅或教育考试机构应增强政策目标意识，制定详细的职教高考执行标准[52]，维护好职教高考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公信力，保障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格与质量。
（三）以多元主体共治摆脱职教评价困境
《纲要》明确了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目标蓝图，提出塑造多元办学、产教融合新形态，推动校企在办学、育人、就业等方面深度合作等一系列要求[4]。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涉及多个组织机构的集聚、对接、融合、创生，带动多元主体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与秩序重构。这需要跨界协同的职教评价提供核心动能与关键保障，重塑评价主体结构与运行机制，从四个方面推动“产—教—科”在评价环节实现深度联结。一是强化企业评价主体地位，整合龙头企业和职业院校资源，以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基点，共同制订专业标准，开发考试题库、实施技能评定等，构建以技术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为一体的评价生态[5]。二是健全技能人才成长评价链，使评价贯穿学生在校学习、专业实践、毕业入职到职业生涯发展全过程，实现学分、技能等级证书、企业培训等全覆盖。三是建立智慧化评价服务平台与技能人才评价数据库，为人才培养端、需求端和发展端的联动协同提供平台，破除校企跨界信息壁垒，向学生、教师及用人单位等提供精准化评价数据服务，支持学生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教师教学策略优化与用人单位技能人才选拔决策，使评价数据成为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学生成长发展与产教融合的战略资源[53]。四是扭转“唯论文”的职业教育科研评价机制，将破解产业技术难题、科研成果转化、教学服务改进作为教师评价的核心指标，鼓励职业院校教师紧扣产业发展参与技术攻关，推进以研促教在评价环节落地见效。
（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物的增量转化为人的成长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54]，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投资于物侧重于打造物质基础，而投资于人则重在提升人的内在能力与素质[55]。新时代职教评价改革应坚持两个方面的紧密结合，引导职业院校从建指标转向见实效，摆脱同质化竞争困境，将物质投入切实转化为人才质量与办学能力的提升。一是聚焦内涵质量建设，依托差异化评价指标体系树立以育人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设置差异化软指标考评框架，将设备总值、经费投入、荣誉奖项数量等硬指标作为基础性条件而非核心依据，提升毕业生岗位对口率、用人单位满意度、技术成果转化率等评价权重，引导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评价从拼数量转向求效益。鼓励职业院校将设备更新、实训基地建设等物的投资与课程开发、教学团队建设、学生个性化培养等人的投资相结合进行考核，将物的增量转化为人的成长。二是建立“成果—成效”双向转化评价机制。在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科研创新等活动中培育重要成果、评选重大荣誉，依托重大项目建设促进办学软实力的提升。三是建立长周期的成果转化评价机制，在把握科研成果阶段性和渐进性特点的基础上，将评价贯穿科技成果转化的各个环节，全面准确反映成果创新水平、转化应用绩效和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贡献[56]。
参考文献略。
引用格式: 朱德全, 白虹雨. 新时代职业教育考试与评价改革: 进展、问题与策略建议[J]. 中国考试, 2026(7):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