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希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晔，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文献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6年第5期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义乌通过市场带动工业与工业支撑市场，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本文深入剖析“义乌发展经验”的独特路径与富民发展特征，探讨贸工联动带来小微企业主导的富民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性，为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义乌发展经验”；贸工联动；富民发展；小商品市场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核心载体，依托国内外贸易形成的强大市场规模优势迅速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实现从地瘠民贫、资源匮乏的浙中农业小县成长为全球知名的国际小商品商贸中心，形成了独特的“义乌发展经验”。事实上，小商品的经济技术特性是义乌吸引庞大采购商和供应商群体，构筑全球性小商品交易网络的前提和基础。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强大生命力则来源于市场与产业双向赋能的贸工联动发展。1978—2024年，义乌市商品市场（集贸市场）成交额和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3万倍和2522倍，远高于同期浙江省2812倍和639倍以及全国881倍和249倍的增幅。
已有文献从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视角对贸工联动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就义乌发展而言，现有研究认为义乌突破县域经济发展对资源禀赋的依赖，凭借市场先发优势，通过以贸促工将商贸流通中积累的商业资本、市场信息和销售网络转化为牵引本地制造业发展的驱动力。同时，日益强大的本地制造又以“小商品、义乌造”的产地优势反哺市场发展，实现义乌小商品市场从“买全国、卖全国”“买全球、卖全球”的集散型市场向兼具“集散”与“产地”功能的复合型市场转型。因此，随着市场带动工业与工业支撑市场的双向循环累积，义乌不仅成为全球小商品贸易集散中心，还成为全球小商品的重要生产制造基地，实现“贸易优势”与“制造优势”之间的双向赋能与转化。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义乌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1816元，连续多年居全国县级市首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965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约为1.76，低于浙江省（1.81）和全国（2.31）的平均水平。换言之，义乌已探索出一条县域层面通过贸工联动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富民发展之路。遗憾的是，鲜有文献对义乌贸工联动与富民发展的关系进行系统性的学理解读。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协同推进经济繁荣与共同富裕已成为重要课题。为此，本文旨在分析“义乌发展经验”的独特路径与富民发展特征，探讨贸工联动与富民发展的关系及其特殊性与一般性，以期为理解“义乌发展经验”提供基于共同富裕视角的学理阐释。
二、“义乌发展经验”的独特路径：贸工联动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激发其创业热情，迅速发展专业市场这一共享式销售平台，通过贸工联动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品类最多的小商品贸易集散中心和重要的小商品生产制造基地。事实上，义乌贸工联动发展之所以成功，在于其充分利用了小商品的经济技术特性蕴藏的市场机会，孕育出数量庞大的创新创业活跃的小微生产经营主体，形成“小商品、大市场”发展格局。
其一，小商品的信息编码难是专业市场面对面交易的重要前提。小商品往往是劳动密集型非标准品，其富含大量难以被编码或数字化、编码成本高昂的产品信息。这是因为，非标准性和劳动密集性特征使不同产品之间的差别以水平差异化为主，而这种因花色、款式、外观等方面不同形成的水平差异化往往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难以用统一的技术参数进行准确详尽的信息编码。同时，小商品“多品种、小批量、快翻新”的需求特征还要求产品信息编码必须及时更新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这导致产品供给者难以支付巨额的编码成本而缺乏产品信息编码的动力。因此，小商品作为劳动密集型非标准品带来的信息编码难以及需求变化快速等特征使得线上交易不经济，专业市场的线下面对面交易成为采购商和供应商的现实选择。
其二，小商品的水平差异化为专业市场带来庞大的采购商群体。小商品因花色、款式、外观等方面不同形成的水平差异化，往往缺乏功能和品质方面的本质差异，是一种低度差异化。这使得小商品的消费者群体具有高度的价格敏感性，而这些高价格敏感的消费者往往收入水平相对不高，其数量众多但个体支付能力有限，难以形成对高价品牌的购买需求而追求价廉物美。专业市场作为一种共享式销售平台，其服务的商品供应商必然是无力构建独享式销售渠道的小微企业。这些小微企业因生产规模较小无法承担品牌塑造的高昂成本，只能依靠水平差异化参与市场竞争，通过高性价比赢得高价格敏感消费者群体的青睐。同时，庞大的高价格敏感消费者群体往往通过流通费用较低的中间商购买小商品，而非专卖店、百货公司等费用高昂的销售渠道，这为专业市场作为双边市场带来了庞大的采购商群体。
其三，小商品的技术可分性为专业市场创造巨大的供应商群体。技术可分性是指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在技术上被拆解为多个相对独立、可并行操作的工序，各工序之间不需要高度连续的流水作业。技术可分性使得小商品的生产过程可被拆分为多个专业化的独立工序，每个企业只需专攻某一细分工序便可参与分工协作，获得工序专业化分工收益。同时，生产工序的专业化分工极大降低企业进入门槛，使市场中存在大量工序专业化的小微企业，它们必须融入上下游之间因投入产出关联形成的分工协作网络以及专业市场提供的共享式销售平台才能生存。因此，技术可分性造就的大量小微企业为专业市场作为双边市场创造了巨大的供应商群体。
总之，小商品信息编码难、水平差异化、技术可分性等经济技术特性为专业市场线下面对面交易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贸工联动则为义乌小商品市场从“买全国、卖全国”“买全球、卖全球”的集散型市场向兼具“集散”与“产地”功能的复合型市场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商品的水平差异化且需求变化快速等特征使得单个企业若想通过垂直一体化实现内部规模经济，往往会面临产品库存积压、生产柔性下降、管理成本上升等不经济困境。而企业之间超细密的工序专业化分工则可以有效避免上述发展困境，同时上下游企业相互毗邻有效降低了工序专业化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这是因为，小商品“多品种、小批量”的订单生产使工序型企业获得专业化分工收益，进而通过地理邻近的上下游企业之间顺畅的市场交易编织紧密的投入产出关联网络，形成“小企业、大集群”的地理集中生产，实现企业生产的外部规模经济对内部规模经济的替代。换言之，技术可分性带来的低进入门槛，使市场上存在大量工序专业化的小规模生产经营主体，他们必须依靠相互之间的投入产出关联以及专业市场才能生存，以专业化分工与外部规模经济收益弥补内部规模经济损失，提升产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实现“小商品、大市场”与“小企业、大集群”之间的贸工联动与双向赋能发展。概而言之，专业市场（“小商品、大市场”）与产业集群（“小企业、大集群”）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了专业化分工收益并强化了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使“贸易优势”与“制造优势”之间的双向赋能不断循环累积，成就了义乌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集散中心和重要生产制造基地的地位。
一方面，专业市场的需求集聚效应深化专业化分工，将交易网络优势转化为本地生产网络优势，实现市场带动工业发展。其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强化了市场集散功能，但非本地生产的采购订单往往面临物流周期长、质量管控难、库存积压多等弊端，这使得采购订单较多的市场经营户有动力将委托异地加工转化为本地生产。当订单量达到足以摊薄本地生产的固定成本时，本地生产比委托异地加工便具有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快的响应速度，原本外部化的交易关系便通过纵向一体化发挥内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和降低交易成本转化为本地生产关系。这使得义乌部分市场经营户由“买全国、卖全国”的交易商转变为“贸工一体化”的企业家，产业链向上游的生产制造环节延伸，降低产品交易成本、缩短供应链长度，进而提升产品竞争力。其二，旺盛的市场需求激励大量创业者涌入义乌兴办本地工厂，加之毗邻小商品市场的区位优势降低了物流成本、信息搜寻成本与营销成本，使这些创业者以相对较低的进入门槛创设工业企业，推进本地工业化。因此，义乌既通过市场经营户的纵向延伸，又通过新兴创业者涌入带来的横向扩张，推动小商品市场从集散型市场向兼具“集散”与“产地”功能的复合型市场转型。
另一方面，本地制造增强专业市场的贸易集散功能，实现工业支撑市场发展。首先，本地制造提供的新产品不断丰富市场供给，提升专业市场的产品多样化水平。相比外地货源产品，本地工厂由于“近水楼台”优势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产品花色、款式、外观等，提升市场经营户的差异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义乌小商品市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其次，本地制造缩短物流供应链，提升市场反应速度并巩固低成本的价格优势。与此同时，本地制造因技术可分性形成的工序专业化分工与本地产业集群，使得地理邻近企业间密集的投入产出联系、共享的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配套加速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在本地的生产与流通，产品的制造、库存与运输成本显著降低，不断提升义乌小商品市场交易产品的成本优势和供应链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是贸工联动不断向高级形态跃迁的制度支撑。从1982年湖清门小百货市场开始，义乌先后投资建设新马路市场、城中路市场、篁园市场、国际商贸城等交易平台，实现市场迭代，为市场经营户提供低租金的物理空间，降低经营户的进入门槛。同时，义乌致力于在信息、技术研发、营销、人力资源开发培训、物流、会展、管理咨询等方面构建全方位公共服务体系。随着国际化进程加快，义乌通过设立海关并获得相关管理权限，大幅降低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成本，推动义乌小商品市场由国内贸易平台向国际商贸中心的能级跃迁。
三、“义乌发展经验”的富民发展特征
义乌充分发扬“敲糖帮”的商业传统，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激发其创业热情，依托数量庞大的市场经营户与小微企业发挥外部规模经济促进市场繁荣，实现“小商品、大市场”向“惠民生、共富裕”转化，探索出一条贸工联动推动小微企业主导的富民发展之路。
根据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显示，义乌位居赛迪顾问全国百强县榜单第11位。表1汇报的2000—2024年部分年份该榜单前11位县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数据显示，义乌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除早期的个别年份略高于晋江市、慈溪市、宜兴市和长沙县外，其余年份均显著低于排名前10位的县市；而历年义乌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均低于排名前10位的县市。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义乌贸工联动发展具有“人均产出不高，企业规模偏小”特征。如果选取榜单排名前10位且与义乌市土地面积（1105平方公里）相当的县市，包括昆山市（931平方公里）、龙口市（941平方公里）、江阴市（988平方公里）、张家港市（999平方公里）、常熟市（1276平方公里），那么历年义乌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均低于上述5个县级市。即便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近且同属浙江省的慈溪市相比，义乌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也仅为慈溪市的56.89%（2024年）。这进一步表明，义乌贸工联动形成的产业发展呈现出中小企业为主、企业规模偏小、人均产出偏低的发展特点。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义乌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显著低于其他10个县市，但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明显高于这些县市。表2汇报了2000—2024年部分年份义乌市与前述10个县市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不难发现，义乌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保持在11个县市的首位，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纯收入）从2000年11个县市的中下游位次上升至2024年的首位。即便与赛迪顾问全国百强县榜单排名第1位的昆山市相比，2024年义乌市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分别高出近10000元和5000元。这充分表明义乌市贸工联动发展造就了一大批依托小商品市场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的市场经营户与小微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曾经出现的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现象发生，使义乌市的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领先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更高的县市。此外，义乌市贸工联动发展在总体上使城镇居民率先受益，并逐渐惠及农村居民，实现义乌市全体居民共享市场繁荣成果的“惠民生、共富裕”发展。进一步地，本文借鉴白重恩、钱震杰（2009）和罗长远、张军（2009）的方法，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粗略估算各地的劳动收入份额。2024年义乌市劳动收入份额估算值为67.19%，远高于浙江省（49.43%）和全国（43.15%）的估算值。另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统计数据，2024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为51.20%，高于本文的估算值43.15%，表明本文的粗略估计方法可能低估了全国、浙江省和义乌市劳动收入份额的实际水平。即便如此，对比该组织报告的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例如美国（55.50%）、加拿大（59.00%）、英国（56.40%）、日本（54.80%）、德国（62.00%）、法国（60.00%）、韩国（58.10%）、瑞士（71.30%），义乌市劳动收入份额在国际上也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总之，义乌市以11个县市中最低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最高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探索出一条富民发展之路。
究其原因，义乌市“低人均产出，高人均收入”的发展奥秘在于贸工联动孕育了大量小微生产经营主体。从事市场交易的经营户以及小微企业，虽然无法通过资本深化获得内部规模经济利益以大幅提升人均产出，但也不易面临发达国家资本深化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局面，从而使得劳动力获得了绝大部分交易以及生产环节的增加值，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换言之，义乌的贸工联动发展未必是爆发型发展，却是富民发展。义乌的经济发展成果以经营性收入（创业收入）的形式被常住义乌的广大小微生产经营主体分享。这是因为，大企业在工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一部分内部规模经济收益被分配给资本以及高端要素所有者，而他们往往不生活在工业生产地，从而造成工业强市容易形成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的局面。此外，在技术可分性带来的低进入门槛造就的庞大小微企业特别是个体经营主体中，资本所有者往往也是劳动提供者的“劳资合一”特征使得资本回报与劳动收入成为同一主体的两种收入，从而使财富增长更加惠及常住义乌的普通劳动者，这正是义乌贸工联动带来的小微企业主导模式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核心优势。总之，义乌经济活力来源于“遍地开花”的小微企业与个体经营主体，低门槛、高密度的创新创业主体不仅成就了义乌“无中生有”的发展，而且使义乌成为城乡共同富裕的县域成功典范。
四、“义乌发展经验”的特殊性与一般性
与大多数走工业强市发展路径的县市不同，义乌市走出了一条贸工联动的商贸强市发展路径。这一发展路径的形成，与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和产业生态息息相关。首先，义乌市场的形成具有原发性与先发优势。通过“敲糖帮”的历史传承以及改革开放之初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义乌市场历经六代迭代升级，积累了庞大的小商品交易网络和采购商资源。这种先发优势使得义乌小商品市场形成强大的规模效应与虹吸效应，其他地方新建小商品市场需要为买卖双方支付极其高昂的转换成本才能吸引到同等规模的客户群体。其次，践行市场牵引的商贸强市发展路径需要吸引庞大数量的交易双方，发挥双边市场的网络效应或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往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循环累积过程。因此，相较于大企业主导发挥内部规模经济的工业强市发展路径，义乌贸工联动的商贸强市发展路径离不开以小微企业为主体的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联动发展，这一产业生态的构建需要较长时间沉淀和信任积累，难以通过短期政策刺激形成。这正是“义乌发展经验”蕴含的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发展县域经济的方法论。
“义乌发展经验”的特殊性还体现在一个经常被提及但没有被深入分析的现象。与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几乎同时期，温州、台州等地也拥有规模相当的各类专业市场，但后者最终走出了一条工业强市发展路径。以台州市路桥区为例，1982年路桥和义乌几乎同时设摊位创建小商品市场，当年路桥和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分别为563万元和700万元。随着两地小商品市场规模扩张，1987年路桥小商品市场成交额为2.45亿元，而1987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为2亿元，一时间呈现出路桥领先、义乌追赶的发展局面。但此后路桥逐渐从“以商兴镇”向“工业强区”演变，义乌小商品市场交易额开始领先并远超路桥。1994年义乌小商品城成交额为102亿元，而路桥日用品商城成交额仅55亿元，两地市场能级加速分化，产业发展格局亦呈现差异。路桥等地通过产业集群及其内部企业的纵向整合实现资本积累和规模扩张，孕育出具有行业示范效应和品牌声誉的大型企业集团（如吉利汽车），产业发展更多依靠企业对内部规模经济的追求。而义乌则走出了一条贸工联动的商贸强市发展路径，通过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协同与双向赋能发挥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形成小微企业如繁星密布、大企业似明月领航的产业生态。表3汇报了2018年与2023年两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义乌市与路桥区不同规模工业主体的数量分布情况，这给出了两种发展路径差异的一个佐证。两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23年义乌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较2018年增长40.13%，同期路桥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增长52.17%，高于义乌市的增长速度。但是，2023年义乌市工业个体经营户数量比2018年增长53.06%，同期路桥区工业个体经营户数量反而减少。可能的原因为，路桥区头部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优势强大导致工业个体经营户面临残酷的市场竞争而被淘汰，义乌市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壮大则与小微企业和工业个体经营户形成互补发展。这充分表明，义乌市工业发展更多表现为小微生产经营主体的数量扩张，而路桥区工业发展则更多表现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量扩张。
事实上，义乌市与路桥区工业主体数量分布的形态差异是两地不同发展路径的外化表现。路桥区走的是工业强区发展路径，其工业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建立自有品牌、构建自营销售网络发挥内部规模经济实现成本降低和市场份额提升，并依托产业集群带动小微企业发展，其工业主体数量分布呈“梯形”结构。义乌市走的是贸工联动的商贸强市发展路径，小微企业通过专业市场获得生产订单，借助产业集群内的专业化分工与外部规模经济实现效率提升。由于工业个体经营户可以通过专业市场获得的订单数量相对稳定，扩大规模、升级为法人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容易被边际递增的管理成本所抵消，这使得数量庞大的工业个体经营户群体成为义乌工业发展的坚实底座，其工业主体数量分布呈“金字塔”结构。
必须指出的是，义乌贸工联动的发展路径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如果将其置于浙江乃至全国民营经济发展实践中，可发现其与以温州、台州为典型代表的民营经济发展具有共同的底层逻辑。无论是义乌的专业市场，还是温州、台州的产业集群，其起步都得益于技术可分性降低企业的进入门槛，通过企业间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构建庞大的本地化生产协作网络，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与柔性制造优势。这种“小生产、大协作”的产业生态，使浙江在缺乏大型国企、外资巨头引领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高密度创业。相较于依赖资本深化和技术密集的大企业发展模式，以专业市场或产业集群为支撑的小微企业大发展，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以较低门槛获得创业与自雇（self-employment）机会，使资本回报和劳动报酬在家庭层面实现统一，经营性收入成为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以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为重要特征的浙江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不仅可以依托外部规模经济拓展小微企业发展空间，通过激活产业集群获得的专业化分工收益和“船小好掉头”的灵活性优势弥补缺乏内部规模经济的劣势，这正是浙江作为全国首个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坚实根基所在。因此，“义乌发展经验”蕴含的依托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发挥专业化分工与外部规模经济优势支撑小微企业大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富民发展内涵，具有明显的一般性。
事实上，义乌市与浙江省其他县市经济发展具有共性的一个经验证据是，浙江省在全国省际层面也呈现出类似的“低人均产出，高人均收入”发展特征。表4汇报了2000—2024年部分年份浙江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平均营业收入）、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以外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相应指标的最大值、中位数和最小值的对比情况。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浙江省在各省级行政区中排名第4～6位，低于邻近的江苏省。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来看，浙江省长期低于31个省级行政区的中位数水平，呈现出中小企业主导的企业规模分布特征。但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言，浙江省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期稳居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前3位，仅次于上海市和北京市。具体而言，2024年浙江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7.83万元和4.28万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次于上海市（9.31万元）和北京市（9.25万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超过北京市（3.99万元），仅次于上海市（4.56万元）。浙江省以中小企业主导的“小企业、大产业”“小生产、大协作”的民营经济发展，使得浙江省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前列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025年的1.81，低于同年全国平均的2.31，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了省域样本。总之，“义乌发展经验”是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并激发其创业热情，依托小企业发展大产业，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较好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富民发展的理论总结。
五、总结性评论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依托专业市场将小商品的技术可分性转化为低门槛的创业机会，吸引大量个体经营户与小微企业进入，充分发挥专业化分工与外部规模经济优势，形成“小商品、大市场”发展格局。“义乌发展经验”既有历史传承与商贸驱动的“小商品、大市场”之特性，又有民营经济发展的“小企业、大产业”之共性。无论是义乌之于浙江，还是浙江之于全国，“小微主导、富民发展”是创新创业主体活跃与“惠民生、共富裕”的有机结合。事实上，小微企业主导并不意味着低水平发展。恰恰相反，以低门槛创业与外部规模经济为支撑的产业生态，往往比大企业主导的模式更具创业与创新活力。
“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提供一个可以照搬的专业市场或产业集群成功的范本，而是展示一种富民发展的核心机制，即通过降低创业门槛、激发民间活力，使人民群众成为市场经济大潮的弄潮儿，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当然，“义乌发展经验”也不排斥企业追求内部规模经济实现效率提升的发展路径。事实上，许多重大创新具有高昂的前期沉没成本，必须借助足够大的产出规模才能有效分摊这一成本，进而为企业进行突破性创新提供足够激励。正因如此，对内部规模经济的追求是企业创新行为的必然结果。“义乌发展经验”展示了政府如何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兼顾效率与公平，让大企业创新与小微主体创新创业更好地包容共生。换言之，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既能够激励大企业追求内部规模经济以提升生产效率，又能够发挥小微主体创新创业“惠民生、共富裕”的优势，实现经济繁荣与共同富裕的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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