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生成逻辑链条可概括为：宗教异化批判—财产异化批判—劳动异化批判—拜物教批判，据此可确立如下五大“思想驿站”：第一，在《莱茵报》时期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形成对“物质利益难题”的困惑；第二，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焦点在于财产的异化；第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一步指出财产异化的本质是劳动异化；第四，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进一步挖掘异化劳动的历史特性，科学认识了价值范畴——价值范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范畴，其实质是需要借助中介才能得以实现的劳动，表明异化劳动实质是“生产价值的劳动”，论证了私有财产本质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第五，《资本论》完整阐释了私有财产的物化表象及其实质，解开了私有财产“物”的谜团。对拜物教批判理论文本路标的梳理表明，须结合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即只有厘清其对私有财产本质之谜的探索和解答过程，才能完全揭开私有财产“物”的神秘面纱；据此进一步表明：拜物教批判并非对拜金主义、货币崇拜的简单现象描述，而是对资本主义物化生产所遮蔽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实质及其历史根源的完整揭示与彻底批判。

【关键词】马克思；私有财产批判；拜物教批判；统一

【作者简介】毛菲，博士，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发展制度保障高端智库研究员。

作为马克思“人体解剖”的重要环节和马克思哲学探索进入具体层面的重要表征，拜物教批判理论是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继而指认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化性与颠倒性的重要理论，验证和升华了人类历史自由之谜的破解，历来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对此，列宁曾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312，卢卡奇更是认为，它“隐含着全部历史唯物主义，隐含着无产阶级的全部自我认识，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2]。鉴于其重要性，学界对该理论持续保持着较高关注度，知网中以“拜物教”为题的论文多达2000余篇。但是，分析已有成果发现，现有研究多围绕拜物教批判理论的理论性质、当代启示等问题展开；而基于思想史对拜物教批判理论生成路径的考察研究却相对薄弱。事实上，如马克思所言，对理论的说明，“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来加以阐明”^[3]17；可见，考察拜物教批判理论形成过程、生成路径，对于准确把握拜物教批判理论是必要的。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思想史角度梳理拜物教理论的生成过程，从而为拜物教批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启示。

一、《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与“物质利益难题”的初遇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萌芽于《莱茵报》时期的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所遇到的“物质利益难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到：“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4]恩格斯在去世前不久则回忆道:“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5]这构成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马克思开始探究物质生活关系与法的关系问题。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以讽刺笔法揭示了“物”统治的荒诞性。“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源于普鲁士国家的法律与政策严重偏离理性原则的现实困境。普鲁士王国的林木盗窃法中，将农民捡拾枯枝定为盗窃，维护林木所有者的私利，牺牲贫苦民众的基本生存权。马克思指出，普鲁士法律将林木所有者的私利神圣化，使“物”（林木）成为支配人的力量，而非人支配物；本质上，私人利益是由物质欲望驱动的。基于此，马克思的批判路径开始从政治批判向市民社会批判转向；这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继而成为拜物教批判的重要逻辑起点。

二、《论犹太人问题》：对财产异化的聚焦

基于对上述“物质利益难题”的思考，马克思开始转向财产批判；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文本是《论犹太人问题》（以下简称《问题》）。

（一）鲍威尔的宗教异化观及其局限

《问题》是对鲍威尔《犹太人问题》一文所作的批判。鲍威尔所处的19世纪德国，犹太人善于经商，在经济上十分富足，然而经济上的富有并未给犹太人带来政治上的同等地位。为获得政治地位，犹太人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对此，德国思想界进行了激烈的探讨，《犹太人问题》便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该书认为，宗教本质而言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就是狭隘的神灵崇拜”^[6]，因而犹太人的发展是“始终与自己相异的发展”^[7]47，犹太人问题的本质是宗教异化问题；犹太人只有放弃宗教束缚，方能回归理性，获得解放。对此，马克思质疑，在探讨解放者是谁、该如何解放之前，还必须提出这两个问题：犹太人解放的本质内容是什么？其解放的本质要有哪些条件？唯有如此，才能深入政治解放内在实质，让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最终实现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7]47。

（二）犹太人的真正解放是财产关系的解放

马克思深入考察后发现，犹太人的本质并非发生宗教异化的人，而是市民社会中发生财产异化的人。马克思首先批判了政治革命直接把市民社会当作无需证明的前提，即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都看作自身存在的自然基础；事实上，市民社会中的人才是直接存在的真实的人，“在政治国家中人过着双重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后一种则是市民社会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7]30，质言之，市民社会的成员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7]46，“本来意义上的人”^[7]46则是“利己的人”^[7]40。进一步而言，在市民社会中，犹太人真正礼拜的是经商牟利，其实质是基于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的人；人们所幻想的只是更多的票据，票据成为犹太人现实的神；如此，货币才是主体，人沦为货币的附庸。马克思指出：“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7]42，因此，犹太人的真正解放并非宗教解放，而是从金钱和财产中获得解放，即经济解放。如此，犹太人问题解决的核心，便从宗教问题转化到财产异化问题上。

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财产异化批判到劳动异化批判

《问题》后，马克思便深入市民社会之中，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展开具体分析，进一步揭露了“物”的秘密，该过程的标志性文本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市民社会的财产异化，并揭示了财产异化的主体本质——劳动异化，实现了对“物”的秘密的进一步探寻。

（一）国民经济学的“三位一体”私有财产观及其矛盾

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考察，是从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私有财产观入手的。国民经济学家们指出，资本、地租、工资三者的相互分离，即资本家通过资本赚取利润、土地私有者获得地租、劳动者通过劳动赚取工资，都是天经地义的；而劳动者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原因只是他们自己不够勤劳、付出的劳动不够多。然而，马克思深入剖析了不同财富状态下的工人状态，发现不论社会财富处于哪种情况，工人最终都会陷入贫困，可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三位一体”的私有财产观具有矛盾。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矛盾根源是他们犯了前提性错误。国民经济学家们没有说明资本、地租、工资三者形成分离的原因，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虚构的抽象原始状态，“……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7]156，最终“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7]156。概言之，国民经济学家们把资本、地产和劳动这三种要素的相互分离看作前提，这一前提性的错误导致了逻辑矛盾。

（二）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异化劳动

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理论之荒谬的揭示，使其进一步深入财产关系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进行深入剖析，发现这种劳动并不是一种普遍意义的劳动，而是异己的劳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正是这种异己的劳动形成的，从而“贫困是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7]124（马克思在“本质”二字下打了着重号）。质言之，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的矛盾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己劳动。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有如下四方面异化：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者和人的类特性的异化、人自身的异化。

由此可知，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私有财产观前提的批判，驳斥“三位一体”私有财产观的荒谬之处，揭示出形成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而是异化劳动。

（三）私有财产矛盾的解决：消除异化劳动，扬弃私有财产

揭示了异化劳动后，马克思随即阐明了解决资本主义财产问题的路径：私有财产必须扬弃。且这种扬弃，不是对“物”的形式的扬弃，而是对私有财产主体本质即异化劳动的扬弃，并由此提出共产主义目标。

事实上，在马克思之前已有古代共产主义主张和近代共产主义思想，但是前述学说或者将私有财产看作与人自身相对立的“人之外的物”，或者虽指出私有财产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但还只是对私有财产最初的扬弃，“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7]185，未达到“作为主体的人的异化劳动的产物”的深度。究其根源，过去的共产主义思想未能科学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提出的只是对私有财产的表面、抽象否定。对此，马克思精辟地批判：“最初，对私有财产只是从它的客体方面来考察，……因此，它的存在形式就是‘本身’应被消灭的资本”^[7]182-183，过去的共产主义不过从与人相对的“物”来理解私有财产，将其看作是一种客体，要求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即希望实现全社会的财富平均分配，这种共产主义是“对整个文明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7]184。质言之，不正确认识私有财产的本质，就不可能找到废除私有财产的正确道路。

相较于上述观点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理解，马克思深入生产关系本身，具体剖析了私有财产的实质，认识到私有财产的本质是“物”的外壳之下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提出扬弃异化劳动的结论，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7]185，“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7]185，从而表明解决私有财产问题的着力点不在私有财产上，而在于导致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异化劳动上。

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揭示，形成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石。这使马克思认识到私有财产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种异化劳动，从而揭开了私有财产“物”的神秘外观。如此，要对私有财产真正扬弃，绝不仅是对作为“物”的私有财产在表面占有和分配（即不是从“物”的外在形态）上消除它（那只是一种粗鄙的共产主义），而应该深入到生产关系，扬弃异化劳动，从而实现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

《手稿》的思想性质一旦确定，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是否为‘循环论证’”问题，也迎刃而解了。事实上，“循环论证”是个伪命题：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关系的讨论，正是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将私有财产作为主体探索其主体本质，进而将二者看作“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的科学论证。马克思指出：“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7]182如此，正确的思维方式就是要把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看作“作为矛盾的对立”。进一步而言，要把私有财产作为塑造和支配劳动的一种“过程”来理解。私有财产的确来源于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确是由异化劳动生成的。但是，这种“生成”不是被动的生成，而是私有财产已经有了潜在的萌芽的生成；当劳动开始作用时，私有财产这一萌芽自身的生命机制反过来支配、控制了劳动。质言之，这是一种合乎私有财产自身目的的运动。因而，用“适应性决定”和“主动性生成”来理解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即从“矛盾”来理解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对立，才是二者的真实运动过程。“循环论证”假说因而不攻自破。

四、《穆勒评注》：

对货币本质之谜的考察

（一）阐发私有财产历史起源的必要性

《手稿》揭示了私有财产本质不是物，而是异化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后，仍需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萌发了这一问题意识，并且已经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私有财产的本质，不仅要从主体本质来理解，还要从历史生成视角来认识。马克思说道：“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现在要问，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7]168这就意味着，要准确认识私有财产，与其说是在探索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什么，不如说是在探索私有财产是如何形成的，即剖析私有财产的缘起、生成与更替过程，继而追溯货币是在何种契机下、发生何种质变而成。上述文段之后，马克思进一步说道：“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7]155。可见，要科学理解私有财产范畴，便需进一步剖析与梳理异化劳动范畴的历史起源与形成过程；继而从主体本质和历史生成双重视角，完整理解私有财产内涵，揭露其“物”的秘密。此问题的分析，是在《穆勒评注》中展开的。

（二）逻辑进路： 对货币本质的揭示

基于《手稿》对私有财产本质的剖析，《评注》则进一步把对私有财产本质的剖析聚焦为对货币本质的剖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笔者注）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社会关系已经是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私有财产是自身异化了的。因此，这种关系的独立存在，即货币，是私有财产的外化，是排除了私有财产特殊个性的抽象”^[8]20。这段话包含了如下三层含义：第一，私有财产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因为劳动方式的历史变化才形成。这样一来，要想彻底说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特性，就必须考察私有财产的形成史；而这又把问题聚焦到异化劳动的形成史上，即聚焦于对“劳动方式及其历史变迁”的剖析。这便呼应了《手稿》末尾提出的理论任务。第二，“已经是这样一种关系”进一步表明，马克思是在批判“历史形式中特定的私有财产”，可知马克思此时已经有意识地要区分私有财产的历史形式。第三，“这一异化的财产关系”表明，马克思此时已经聚焦到了货币关系上。前文已经证明，《手稿》表明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而此处，马克思则进一步将问题聚焦到私有财产的外化——货币上。

马克思对货币本质的揭示，始于对国民经济学货币本质观及其根源——抽象思维方式的批判。国民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货币是交换媒介，其价值由偶然性决定，是“……为了实现其他两种商品之间的交换，首先在同其中一种商品交换时获得它，随后在同另外一种商品交换时把它付出去”^[8]16，可见，在他们看来，货币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媒介。基于此，他们进一步指出，货币价值由交换时的比例确定，“货币的价值等于货币同另外的商品进行交换的比例，或者在同一定量的其他东西交换时付出的货币量”^[8]16。概言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其最终价值取决于偶然性。对此，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家的货币观是偶然、抽象和非现实的。马克思批判道：“……穆勒——完全和李嘉图学派一样——犯了这样的错误：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8]18。可见，以穆勒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货币本身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中介，从而将货币价值归结为由生产费用决定。这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把事物的一方面断定为规律，另一方面则被断定为从属条件，导致现实运动的任何一方面都可能被判定为合规律的，而另一方面则被判定为不合规律、偶然发生的。这种独断论思维方式导致了偶然、抽象、非现实的货币本质观。

基于对上述错误方法论的批判，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揭示了货币从客体转变为主体的过程，实现了对货币的科学理解。马克思指出：“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8]18，换言之，理解事物运动发展规律的核心，在于阐发主体经由中介而被生成的过程。因而，货币的运动过程就是货币作为中介、从中介者最终转化成为具有主导性的支配者的过程。具体而言，货币的形成过程有三步。第一，“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货币是客体，表现的是商品的价值。第二，“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货币因为表现商品的价值而具有了主体性。第三，“社会的私有财产”^[8]19。货币成为了主体本身。经过上述三步，货币本来只是客体，只是表现价值，但最终却成为主体，成为价值本身。

（三）货币的“物”的秘密及其实质

揭示了货币从客体转化为主体的过程后，马克思进一步阐释道，货币是一种能动的价值形式，其内涵是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特殊表现形式，不过披上了“物”的外衣，从而揭示了私有财产的“物”的秘密。事实上，作为中介的货币从“作为手段的目的”变为“作为目的的目的”，从中介变成主体，由此表明货币不仅是被动的流通手段，更是一种能动的价值形式。价值形式是指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实体是“价值”，而价值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方式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生产力的特殊阶段中的特殊劳动方式。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直接生产单位里完成的劳动，不能直接算作社会劳动，只有通过交换转化为社会抽象劳动和价值，才能成为社会劳动^[9]。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不能直接算作社会劳动，而是一种“用于交换的劳动”，劳动产品互相补充、物质变化以及它们从属和加入社会总劳动，都只有通过交换这“惊险的一跃”才能实现。在这一劳动方式下，劳动者的时间不能直接和其他时间相互交换，而必须通过一个媒介才能够实现。经过价值形式的运动，这一媒介就固定由货币充当。换言之，私人劳动要想转化为社会劳动，必须通过货币这一“物”的形式作为媒介。这一特殊地位使其能够从客体变成主体。

基于历史生成视角对货币运动过程的辩证分析，马克思进一步聚焦到对“价值”范畴的分析上。私有财产之所以发展到货币，“是因为人作为喜爱交往的存在物，必然发展到交换，因为交换——在存在着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必然发展到价值。其实，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运动，不是社会的、人的运动，不是人的关系，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而这种抽象的关系是价值。货币才是作为价值的价值的现实存在”，换言之，货币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们的交换必然发展到价值，它成为价值的承载物。可见，要认识货币的本质，必须深入到对“价值”范畴的理解上。

马克思通过对价值范畴的剖析发现，价值生产是一种社会性的生产，而这种生产导致了生产者的劳动沦为谋生劳动，即异化劳动。在此，“异化劳动”开始与对整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分析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的个人关系而生产的。生产越是多方面的，就是说，一方面，需要越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生产者完成的制品越是单方面的，他的劳动就越是陷入谋生劳动的范畴，直到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是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8]28。可见，价值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性特征相关，这种特征在劳动领域内表现为生产者的劳动沦为谋生劳动，即一种非本质的、强制的异化劳动。在整个社会领域，它表现为“社会的权力越大，越多样化，人就变得越利己，越没有社会性，越同自己固有的本质相异化”^[8]29。

至此，马克思揭示了货币本质上是“生产价值的劳动”的中介，即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中“生产价值的劳动”的承载物。而通过价值形式的运动，货币披上了“物”的外衣，从客体变成主体，成为了商品世界的统治者。由此，通过对货币形成过程的梳理，货币的本质便被揭示出来。

需要注意的是，《穆勒评注》虽暗含了对货币本质的科学思考，但其思想仍未完全展开，对货币本质之谜的解答没有完成。这是因为，把对货币本质的认识聚焦到“价值”范畴上，仍是不彻底的。但《穆勒评注》的科学方法论为进一步解开货币本质之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此，私有财产的“物”的秘密的最终解答，也就呼之欲出了。这一理论任务的完成，是在《资本论》中实现的。

五、《资本论》： 对“资本主义社会

财产形式是人的关系的颠倒”的系统批判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性视域，借助价值形式理论，系统考察了商品、货币、资本三大拜物教批判，由此揭示了拜物教批判的双重维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物化世界”其历史必然性的内在机理的揭示，另一方面是对无法看到这种必然性而发生误认，继而导致虚假拜物教观念的批判。

（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物化世界”及其历史必然性的揭示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第一重维度，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物化世界”及其历史必然性的内在机理的揭示。这构成拜物教批判的重要基石。具体而言，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经由生产、流通、周转这三个环节，剩余价值得以生成、实现、转化，从而资本代表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被“物”外观所掩盖，由此揭示了资本的“物”外观之下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表明资本所承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质。首先，资本的物化性质缘起于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即价值形式运动使得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表现为资本的自行增殖。其次，剩余价值在流通中的实现与转化，则加剧了资本拜物教的深化。最后，剩余价值的分割过程使得资本拜物教得以充分发展，最终在生息资本上取得最耀眼的形式。

由此可见，拜物教首先是一种客观事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以颠倒、抽象从而虚假的样态呈现，而这不过是其实现和存续自身的必然途径，也即阿尔都塞所言“没有作者的戏剧”^[1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它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剧。不过，与其说这部戏“没有作者”，不如认为，写就这部戏的其实是一位隐匿起来的作者。真正的作者被隐匿在了幕后，即作为真相的剩余价值从一开始就被掩藏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各类虚幻表象。“只有意识到拜物教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体系性的结构才能真正地从总体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11]，前述认识便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根基。

（二）对无法看到物化的必然性而发生误认，继而导致虚假拜物教观念的批判

如果无法理解上文的“颠倒”实质，而被资本“物”表象所迷惑，便会形成错误的资本拜物教观念。对人们的错位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构成马克思资本拜物教批判的第二重维度。

资本拜物教观念根源于对剩余价值的错误认识。资产阶级理论家普遍认为，剩余价值是从商品出售时的价格差额中产生的，而和生产完全无关，从而剩余价值的诞生源泉仿佛就是流通过程^[3]45-46。马克思批判这是一个“表面的现象”^[12]142，“这种假象似乎证明了资本有一个神秘的自行增殖的源泉，它来源于流通领域”^[12]142，“政治经济学就更是抓住这个假象不放”^[12]142。事实上，尽管剩余价值的确借助流通过程才实现，但它形成的根源在生产过程。政治经济学家正是被资本流通的表象迷惑，将流通“实现”剩余价值误认为是流通“产生”剩余价值，认为资本增殖来源于流通领域，导致资本拜物教观念的发生。

“流动资本形成资本增殖”观点强化了资本拜物教观念。这种观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他试图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概念取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概念。“观念的错位”发生的根源在于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缺失。“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扭曲乃至遮蔽真实的人类史和现实生活。这就等于明确地告诉我们,元批判的根本任务是‘去意识形态之蔽’^[13]，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后的历史性，而将其当作了最为抽象、一般的前提，从而导致了错误的资本拜物教观念。因此，他们没有能力说明商业利润的实质却不得不说明的时候，只好把基于商品、货币流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商品资本形式和货币资本形式说成是生产过程天然就有的”^[3]360。

资本拜物教观念的集中体现是“三位一体公式”；马克思对其三个要素逐一进行了批判。该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土地、劳动力分别为资本家带来利润、为土地所有者赚取地租、为雇佣工人带来工资，它们分别形成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工人的常年收入。马克思的批判如下。第一，“资本利润”的错误。马克思指出，这只是“一种异化的形式”。第二，“土地地租”的错误。这一公式未能看到土地本质上承载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将土地的自然力当作了本质。第三，“劳动工资”的错误。马克思对劳动概念作了如下澄清：劳动“只是指人借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人类一般的生产活动”^[3]923，基于对劳动概念的认识，工资概念因而很荒谬：“价格只是价值的一定表现”^[3]926。如此，马克思系统批判了从商品、货币、资本到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完整逻辑环节，从根本上解释了资本增殖和人的发展相对立的根源。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定义本身“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的联系”^[1]808，本文通过梳理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一系列标志性文本，表明：要完整认识拜物教批判，须理解马克思的私有财产批判理论。这一过程分如下五步：第一，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发现物质领域与法律领域的根本对立，初遇“物质利益难题”；第二，基于对物质利益难题引发的苦恼，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发现矛盾焦点是财产问题，由此关注到财产异化问题；第三，马克思就财产问题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剖析财产异化的本质是异化劳动；第四，在《穆勒评注》中，进一步追溯异化劳动的历史特性，剖析了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是生产价值的劳动，表明私有财产不是“物”，而是承载了一定历史阶段劳动方式的生产关系；第五，在《资本论》中，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性视域，借助价值形式理论，系统考察了商品、货币、资本三大拜物教批判，揭示了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双重维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物化世界”其历史必然性的内在机理的揭示，另一方面是对无法看到这种必然性而发生误认，继而导致虚假拜物教观念的批判。

经由上述五大思想驿站，马克思对私有财产概念进行了前提性考察，批判了自由主义私有财产本质观；由此表明，只有将私有财产纳入生产关系批判维度，才能科学认识私有财产的实质：私有财产是社会劳动方式的历史性质决定的生产关系，自身具有特定的历史形式。至此，“私有财产本质之谜”便彻底解开了。也只有彻底解开了“私有财产本质之谜”，对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科学理解，才能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6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01.

[6]李淑梅.人类解放：消除对政治国家、宗教和金钱的崇拜——读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J].学习与探索.2010(10)：21-25.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9-20.

[9]宋朝龙：社会劳动方式的二重结构[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30-31.

[10]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25.

[11]仰海峰：拜物教批判：马克思与鲍德里亚[J].学术研究，2003（5）：31-37.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俞吾金：回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探微[J].国外社会科学,2014（1）:4-9.

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