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技术时代，虚拟现实(VR)不仅是技术产物，更生成“现实+”世界形态。在此基础上，虚拟现实叙事演化为以三维空间为载体的具身叙事、以交互机制为核心的数字叙事，以及以可能世界为导向的生成性叙事。叙事主体由此成为处于多重关系网络中的纠缠主体，引发人类表达模式与认知模式的系统性转变，从而形成赛博格叙事。这种叙事模式的更迭与演化构成了赛博格诗学的基础。在此语境中，科幻现实主义对“真实”与“虚构”的界定突破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知识论框架，趋向非二元论的理解路径。海尔斯的整体认知理论为理解人类—非人类之间的认知联结提供了关键支点。赛博格诗学的认知核心强调，人类、技术与环境之间并非彼此分离的实体，而是一个以关系性为核心的动态系统。赛博格诗学由此提出，在主体间性基础上建构关系性本体论，重构跨越人类—非人类边界的主体认知；主体间性嵌入技术共生的生态系统之中，形成动态的主体间性生态结构；最终指向一种以科幻小说为文学表征，以关系生成、跨界混合与过程性为特征的赛博格存在论。赛博格诗学的建构有助于理解AI时代技术与文学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虚拟现实叙事 科幻现实 主体间性 技术共生生态 赛博格存在论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人类加速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们以赛博格（人机交互）方式开展工作、学习、生活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控制论、系统论等科学观念推动的社会变革也越来越促使人们从人文社科角度重新审视人类身体、想象、世界，甚至文明的进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身体的赛博格化是人类发展的趋势。赛博格身体带来了自我形象的新呈现方式，也带来了人感知能力的变化、意向性的某些转变，以及人与物的关系变化。赛博格作为人机融合的身体形态与文化建构，反映了人类主体性的进化与发展。赛博格作为人机融合的存在，为实现互利共生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基于这样的具身性变化，游戏、虚拟现实叙事也正在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新现实。同时，随着AI技术与AI文学的迅猛发展，文学创作正在挑战人们对于人类本质性的定义，进一步激发人们对文学本质问题的讨论，如微软小冰的诗歌创作及其进化已对人类的诗性思维构成冲击。2024年华东师大王峰团队开发“灵咔灵咔”智能体创作平台，使AI写作百万字小说成为现实。王峰认为，在AI文学创作中，提示词工程是智能长篇小说的核心动力，而且智能长篇小说将以一种新的叙事学方式建立起来。这种新叙事学不同于以往人类写作者的传统叙事学，它是半人半机的，是人类叙事构架+智能细节写作，两者的高效融合将是未来的重点。文学叙事主体与叙事模式也正在发生变化。
因此，我们正在面临一个人机融合的赛博格新时代，从人类主体性到文学创作本身都遭遇新的机遇与挑战。这也使我们需要不断回应时代的变化与需求，面向文学发展的新维度，提出适应这种新变化的赛博格诗学主张，洞察从叙事到认知层面的文学演化机制，梳理具体的赛博格诗学特性，建构并理解赛博格诗学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赛博格诗学的生成基础：技术具身化与赛博格叙事生成机制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诞生于控制论，但一直处于社会的持续观察与讨论之中。时至今日，VR与AI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虚拟现实正在推动“现实+”多重真实世界的建构。
1.虚拟现实与“现实+”的世界形态
早在20世纪90年代，迈克·海姆已经洞察虚拟现实的本质，认识到我们讨论的是虚拟“现实”，而非短暂的幻觉或廉价的刺激，是“人类生活与思维层面的深刻转变，是形而上的议题”。这意味着虚拟现实的出现带来了本体论转变，它不仅在改变人类获取知识的方式，更深刻改变了我们所处的世界及其背景。这也是大卫·查默斯明确认识到的，虚拟世界并非虚幻的世界，而是真实的世界；虚拟事物是真实存在的。虚拟事物虽然不同于非虚拟事物，但真实性都是相同的。因为在虚拟环境中，桌子是真实的（由位模式构建而成），这意味着虚拟实体是数字实体，来源于计算机处理和信息化过程。这种位模式完全真实，因此虚拟桌子是真实的。查默斯的论述显然提供了一个解答外部世界问题的新方法。
斯拉沃热·齐泽克的看法最初与查默斯这一“虚拟现实是真实现实”的观点背道而驰。齐泽克认为，虚拟现实虽然被体验为现实，却并非真正的现实。虚拟现实展示的终极真相是现实的虚拟化，以及无限或无限化的肉体痛苦。他的关注焦点是日常生活的虚拟化，因此提出我们应该回到实在界，踏踏实实地扎根于某种“真正的现实”。但问题是我们无法使具有创伤性/过度之特征真正融入被我们体验为现实的东西中，因此往往呈现为噩梦般的鬼怪。虚拟现实似乎也成为异化世界的表征。但到2017年的时候，齐泽克已经认识到，我们关于“真实”现实的“直接”体验已经像一种真实现实、增强现实与混合现实的混合物而被结构化。现实+世界就是我们体验的真实世界。吴冠军在此基础上综合说，我们在“元宇宙”中所面对的就是一个虚拟性本身被激进重组的“虚拟现实”。技术充实了感官之诸种体验的同时，也重组了虚拟性的结构，即符号性的虚拟现实被削弱，而想象性的虚拟现实则被大幅增强。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扩展的现实中，发生在你身上的物理意义的因果效应来自一个巨大无形的网状聚合体。在这个聚合体中，其他的人类与非人类能动者同人类产生各种交互性的触动。吴冠军于是借用阿甘本的“敞开”观念来重述并强调这种虚拟现实的现实意义。“在阿甘本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恰恰不是沉浸，而是敞开。作为人而生活，就是去悬置我们所熟悉的‘现实’，去不断回到没有被意义化的原初起点。只有不断在那个点上重新出发，我们才有力量不至于从完全‘沉浸’在‘现实’中，转为一头‘沉浸’在各种各样从‘现实’角度看是虚拟的‘超现实’中——它们可以是荒诞不经的古代神话，蒙昧独断的‘元物理学’（形而上学），抑或光怪陆离的后人类数字‘元宇宙’。”因此虚拟现实既诉诸感官的真实性，也诉诸意义的寻找。这表明，虚拟现实推动了人们感官经验的丰富多元，并深化了哲学意义的探寻。这也让我们重新审视虚拟现实叙事，并认识其在建构人类新世界认知中的积极作用。
2.虚拟现实叙事的形态演化
尤瓦尔·赫拉利非常明确地指出，人类就是通过虚构故事与幻想将成员联结在一起并创造秩序。这种联结创造主体间的现实。“这些主体间现实，并不是指任何已然存在的事物，而是在人类交换信息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讲故事推动了人类从物理世界中凸显出来并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故事讲述方式。AI和VR技术进一步革新了人类的叙事创作和体验方式。虚拟现实叙事既表现为与VR技术的结合，强调用户的交互性体验，更以其虚拟—现实交互世界的呈现，表征超越现有社会规则的新宇宙模型。凯西·杜利在《虚拟现实叙事》中特别讨论了VR媒介及其新叙事视角，认为VR技术的进步已经催生了一种功能可以被视为独一无二的具身叙事形式，“作为一种本质上具有交互性的媒介，虚拟现实将用户置于一个故事世界之中，并赋予其一个可见或不可见的虚拟身体；正因为如此，它为创造一种将用户身体纳入叙事工具的叙事形式提供了可能，从而促成以用户为中心，在三维空间中展开的故事”。这些VR叙事与体验借鉴了戏剧、电影与游戏等旧媒体的惯例和特性，在某些情况下还对其进行了重构，成为“在心理上置身于一个与实际位置不同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现实世界的复制品，也可能是一个不存在也永远不存在的想象世界”。这导致虚拟现实叙事呈现出连续性、在场性、互动性和叙事表征等特点，其中交互性和用户体验成为虚拟现实叙事的核心。
虚拟现实叙事也被认为是电子游戏叙事的集中表现，玩电子游戏就是在想象虚构世界的同时与真实的规则互动。“当我们玩电子游戏时，我们必须了解虚构世界的本质（赋予游戏世界形态和连贯性的地点、人物和事件）同时还要掌握与游戏本身互动的规则。我们凭直觉就能理解，在某些游戏中，我们的主要活动是射击，而在另一些游戏中，我们的大部分进展是通过浏览空间、收集资源或与角色交谈来实现的”。因此，电子游戏将人的感知、行动与虚拟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游戏空间具有高叙事潜力，游戏三维立体空间的建构是游戏体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叙事并不只是叙事者脑海中的事情，电脑游戏或角色扮演等互动媒体进一步强调了我们的存在，形成一个自我与他者互构的时空和经验。埃斯彭-阿尔斯特认为，“游戏空间是我们可以处身其中获得体验的他者性空间。而这种‘他者性’是通过赋予这个空间其自身的叙事来传达的，即这一叙事将由玩家通过体验来理解，并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对其产生影响。在电子游戏中，空间会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就是说，它们会激发玩家在脑海中构建这些故事”。因此贾斯伯·荣勒将这种电子游戏状态称为“半真实”状态，即“电子游戏同时是两种不同的事物：电子游戏是真实的，因为它们由真实的规则组成，玩家与这些规则进行互动，游戏的输赢也是真实的事件。但当玩家通过杀死龙来赢得游戏时，龙并不是真的龙，而是一条虚构的龙。因此，玩电子游戏就是在想象虚构世界的同时遵守真实规则。电子游戏既是一套规则，也是一个虚构世界”。虚拟与真实共同生成了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数字游戏也正作为一种虚构形式，成为应对这些变化的独特手段。“电子游戏使用文字和图像、声音、符号和空间隐喻进行交流。但它们还要求玩家理解构建其虚拟世界的规则和概率、界面和经济学。它们同时是游戏系统、数字架构和表现性虚构。”针对这一情境，丹尼尔·维勒特别强调了新叙事形态的审美作用：“当游戏邀请我们在其所呈现的地方停顿、逗留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仅仅是在游戏世界中重复我们与世界互动的空间安置实践。它是以审美的方式将这些做法呈现出来，让作为玩家的我们体验、参与和解释我们自己的栖居实践。”因此这种共构产生了新的存在经验与审美认知。显然，这种虚拟现实叙事改变了叙事形式本身，更在不断演进的媒介技术中进一步形成了赛博格（人机共创）叙事模式。
3.赛博格叙事的形成
赛博格叙事基于“现实+”的虚拟现实世界与虚拟现实叙事，聚焦“身体+”的具身性经验，突破身体的局限性，形成主体间的纠缠叙事。这以凯瑟琳·海尔斯为突出代表。海尔斯是一位强赛博格技术的推动者，她的赛博格观念贯穿在20世纪40年代至今的控制论技术发展之中，是20世纪60年代曼弗雷德·克莱恩与内森·克林纳的赛博格具身性技术主张与20世纪80年代哈拉维的赛博格文化隐喻的一种综合。相较于克莱恩与克林纳提倡的人机交互身体，海尔斯更强调技术之于身体的共生性与历史维度；相较于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女性主义，海尔斯更强调了技术推动身体具身发展尤其是走向虚拟性的必然趋势，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政治与认识论变革。
因此，海尔斯有意识地提出赛博格式的纠缠叙事概念。她发现，媒介与作品纠缠在一种功能复杂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本身构成了一种多层次的隐喻，用以指涉世界的物质性与模拟空间之间的关系。海尔斯以作品《伽利菲亚》《滑行》《迷宫游戏》等为例从中认识到语言与视觉、身体运动与代码之间可能会生成全新的关系。这表明“人类感知体系在被信息技术（包括电子文学）重新配置的过程中，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电子技术发展推动的是心身整体的变化，也真正呈现出物质隐喻的强大效力，即“当模拟环境呈现为文学性与叙事形式时，便会生成强有力的反思性回路：一方面，它向用户呈现一个富于想象的虚构世界；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系列感官输入将其卷入其中，这些输入组织并塑造着身体层面的互动，从而对所建构的想象世界的认知过程起到强化、抵抗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介入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技术文本不仅塑造环境，也在塑造用户。只是因为媒介本身是计算机，这一反身性回路是通过计算机这一模拟引擎而循环展开的。因此，模拟并不必然意味着计算机运行过程是“人工的”，仅仅因为它们运行于一种人工媒介之中。这也让她进一步去认识到文学作品中物质性的重要性，以及开展媒体特定分析的必要性，甚至思考电子文本如何反过来照亮印刷文本的问题。因此赛博格叙事是“基于赛博格作为技术肉身跨越身心边界、颠覆中心概念、产生观念融合、推动杂糅新生的表达形式与艺术重构”。
从作为“现实+”的虚拟现实世界，到虚拟现实叙事，再到赛博格叙事，这本身就彰显了技术发展带来的人类表达模式与认知模式的变革。因此笔者将其作为赛博格诗学建构的基础，即VR技术推动了虚拟现实叙事与赛博格叙事，以及由此奠定赛博格主体与主体性认知，既表现为物质世界的赛博格身体新经验（虚拟现实叙事正在改变人类肉身感知与身体经验），又凸显为意识范畴的扩展（文学想象的二维空间正在迈向具像化的三维时空建构），从而产生感官视角和认知心理的革命性异变。新的世界认识论正在形成。
二、赛博格诗学的认知核心：非二元论与整体认知范式
数字技术（AI技术）正在无限延展我们的世界感知与认知，赛博格叙事也让我们不断重新考量文学的“真实”与“虚构”。当以科幻现实主义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更具启示性而非模拟性”作用以及海尔斯的整体认知框架来理解这一新的认知模式时，我们意识到传统的文学功能与文学审美正在不断被超越，我们正在建构更新、更高维度的诗学审美与世界认知。
1.科幻现实主义与认识论转向
科幻尽管指向未来经验，却又与人们在现实世界感知的技术变革密切相关，因此詹姆斯·甘评价说“世界终于赶上了科幻小说”。科幻小说与世界相互成就。科幻的“真实”与“虚构”讨论也由此经久不衰。雪莉·维特将科幻看作贴近人类现实经验的文化形式，认为科幻为思考和应对21世纪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日常”语言。“它与科学和社会技术文化的诸多主题（星际旅行、数字化体验和通信、基因组改造、AI等）有着隐喻关系，无论它所描述的世界是否真的会发生。这种体裁探讨了科学和技术对人类体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即便它通过科学所判定为不可能的情境来探讨这些议题，它仍借助这些象征，对我们日常世界中那些原本未被察觉的层面进行评论与揭示。”科幻小说为虚构铺上了真实的地毯。
宋明炜在《看的可怕》一书中提出了最为尖锐的问题：在中国语境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科幻与现实以及现实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科幻运作于一种有别于摹仿原则的新异性之中，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它正在成为什么？显然，宋明炜将对科幻的讨论回归到本质性问题，即科幻作为一种文类，它虽然指向未来，但它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以及用现实叙事的模式本身就在讨论科幻的真实性与虚构性问题。宋明炜在论文《在摹仿论的废墟上，如何建立真实性》中进一步阐释了这个问题。他的观点是，“科幻不仅用高密度的方式突出了文学‘不合时宜’的当代性……而且科幻作为一种前沿的表现形式，将一种超出人类中心的知识结构，纳入了文学艺术的表达系统”，因此科幻小说突出了文学的思想性质，科幻与现实主义趋向于非二项性的理解。宋明炜借用伊斯特凡·奇切里-罗内和朱瑞英的观点，即：奇切里-罗内认为，在现实发生之前，科幻就可以拥有预期的认知和审美体验，并已然在虚构的文本性中生成了现实未来之前的虚拟存在；朱瑞英也发现，“科幻表现的对象虽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却是绝对真实的”。宋明炜最终提出科幻的真实性原则，“这些非凡的科幻‘现实’可以建立在对物理定律的推测性改变之上”，由此应放在更大更高的尺度中来看科幻文学，由此假定科幻小说位于新巴洛克文学宇宙，“它不仅仅是一种通俗文类，更像是一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前卫思维方法，以不同寻常的视角和方式来召唤幻想的改天换地……科幻小说作为打开新巴洛克文学宇宙的方法，指向一种超越任何单一乌托邦、人类中心视点以及超越任何性别、阶级、种族、物种和身份二元论的新的行星尺度的生命意识”。宋明炜强调了超越现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分法认知模式，站在更高维度来重新审视科幻认识世界的方法，因此高维认知将作为应对现实技术革新的一种方式。理解科幻小说的真实性如同理解人类世一样，我们应站在地球甚至宇宙尺度上从更高维度进行审视与思考。
从这个层面来看，科幻的高维认知将前文所述赛博格叙事推上了新的诗学认知平台。从世界现实来看，科幻小说表达的现实主义并非一般文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而更多呈现为推想性现实主义，也即“推想性现实主义通过质疑当前的人类中心主义，切中这一问题的核心。科幻文学经常通过想象各种替代性世界来呼应这一趋势。在这些世界中，人类不再是知识的唯一组织者。将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能够形成一些策略，让我们想象一个不同于我们当下正在制造的悲剧的世界”。正是基于对现有肉身边界、意识边界以及世界边界的不断突破，科幻小说以独特的方式揭示看不见的世界，科幻现实昭示出与多重世界现实的联结。
2.海尔斯的整体认知理论
如前文所述，海尔斯致力于打破科学与文学的边界，深入探索科学与文学的深层相互作用，尤其是从技术演进中认识到人类与技术的共生，认识到文学在此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提出文学研究在现实世界中应将环境问题与计算问题放在一起思考，以获得新的路径来解决当下最紧迫的问题。而这种探索本身就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生态关系性哲学研究，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的一种重新思考。
海尔斯对科幻小说的研究也恰恰证实了人类在技术发展进程中的世界扩展与认识论重构。海尔斯借助三部科幻作品来探讨人类主体是否拥有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灵光。这三部作品分别是安娜莉·纽伊茨的《自主》，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以及伊恩·麦克尤恩的《像我一样的机器》。海尔斯认为，这三部作品都颠覆了支撑人类灵光的可能性，并实施策略以重新调整人类如何思考自身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三部小说都挑战了自由人文主义最根本的假设，即人类因拥有独特、不可替代的内在性而具有绝对价值与灵光。《自主》描绘了人类被商品化，灵光被资本主义逻辑侵蚀；《克拉拉与太阳》阐述了替代计划将人类等同于可复制的表象，质疑了独一无二的心的存在；《像我这样的机器》以机器的平等意识与正义感惩罚人类的情感偏私，动摇了人类在智识与道德上的优越地位。海尔斯通过三部小说的赛博格形象警醒世人，人类主体性在AI技术发展进程中被消解。人类灵光既不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也不是可以被技术彻底取代的幻觉，而是一种在与非人类智能的对抗与共存中不断被重构、被质疑、被扩展的脆弱历史建构。因此，科幻文学研究揭示的是：在技术时代，人类最大的危机不是被消灭，而是被暴露，即暴露为一种曾经自以为独一无二、现在却必须与其他意识形式共同分享的存在方式。人类应正视与机器意识的共存，寻找同生共处的策略与智慧。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海尔斯提出了基于赛博格叙事的认知模式——认知组合体与整合认知框架。认知组合体呈现的是人类与非人类认知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它们调动物质力量的能力。整合认知框架旨在搭建一个平台，使人类的有意识认知能够与无意识认知（既包括人体内部的无意识认知，也包括“超人类世界”中的无意识认知）建立关联。在这个整体认知框架中，海尔斯探讨了三条交织的起源叙事，即量子力学中的起源（现象的起源）、进化生物学中的起源（多细胞身体的起源）以及技术学中的起源（“人”的起源），认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定位的动力结构中坚持关系性的共构性力量。经由系统整合微观、进化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彼此之间形成环境，通过这种生态关系性思考事物的复杂性与冲突可能性，从而获得共生。海尔斯的整合认知框架以具体的认知模式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人类的未来并非注定，而是将由我们个体与集体、人与非人类所做出的解释与选择而演化而成，最终“通过其生态关系性哲学，技术共生旨在提供一个包容性、动态性与稳健性的框架，使协同效应得以演化并成长，为我们的人类世界与超越人类世界开拓积极的未来”。
因此可以说，海尔斯打破了人类—非人类认知界限，将意识/非意识的本质性作用纳入非人类机制，将人类置于人、自然、世界的动态系统之中，构建起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纠缠的万物关系。这也构成了赛博格诗学的认知核心。
三、赛博格诗学的本体建构与理论指向
虚拟现实叙事与赛博格叙事让我们重新认识人类与技术的共生关系及其在叙事层面与认知层面的变革，让我们意识到新的文学表达、文学观念需要理论的建构和指引。科幻现实观念与海尔斯的整体认知框架帮助我们理解赛博格诗学的认知核心。由此笔者提出赛博格诗学的本体建构与理论指向。
1.关系性本体的提出
文学的叙事主体不再是单一人类意识，而是由算法、身体、网络共同生成的混合主体。虚拟现实叙事中的“我”是一种界面意识，同时具有人类感知与机器逻辑。文本成为“主体共生场”，语言、感知、数据则共同生成新的主体关系。
凯瑟琳·海尔斯一直致力于探索人与技术结合后的后人类形态及其认知发展。她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的结尾表达了对后人类未来的乐观，因为“人类与智能机器协同工作的前景，与其说是对人类权利与责任的篡夺，不如说是对分布式认知环境建构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建构过程已经持续了数千年”。在这一系统之中，“思考”由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完成。因此，“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人类，并不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反而会增强它。因为我们越是理解那些协调我们环境的灵活且具有适应性的结构，以及我们自身所作为的隐喻，就越能够塑造出更为准确地反映出复杂互动关系的自我图像，而正是这些互动最终使整个世界构成一个统一的系统”。基于这种后人类观念，我们能用更加复杂周密的方式思考虚拟技术资源和方法。人类将制造出存在于计算机中的自身的数字化副本，而且随着影响的扩大，问题不仅在于计算与人类意识之间的反馈回路，还在于人类意识与现实本质之间的反馈回路，现实本质被认为是计算过程的结果。因此人机融合的赛博格主体走向人类与计算机交互的共存世界。海尔斯还特别强调，当人类与外置电脑和神经元件联结时，形成分布式认知系统，也由此形成认知非意识，即人类、生物、技术和材料等组成部分形成组合体进行系统运作，系统配置会不断转换，如一个人打开手机时，他就成为非意识认识知集合体的一部分，而当关闭手机时，人类主体将不再是这一特定认知组合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体地位的消解，以及人类与非人类主体间性的紧密生成。我们将以新的维度来重新理解叙事与叙事主体。
海尔斯通过对塔兰·梅莫特的视觉艺术研究发现，当我们无法阅读时，产生的并非是我们与计算机之间的割裂，而是呈现为一种轨迹象征，即我们已经成为赛博回路的一部分。“我们从内化的个体主体性转变为在包括非人类行为者的扩展认知系统中行使能动性的行动者。”这也意味着主体性与电子技术具有共同起源。与其说技术是人类创造的，不如说该作品设想数字技术自始即已存在，主体与技术通过多重递归回路相互生成。显然，在这一后人类的结合体中，文本之体与主体之体共同演化，形成复杂的构型，既承载着过去，又指向开放且未知的未来。因此海尔斯的新主体观念认为，“创造和实现这种能动性的计算过程颠覆了科学实在论的标准叙事，有可能激发另一种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人类不再被视为操纵世界中客体的主体”。人类的行动和能动性被理解为具身化的过程，它们与计算媒介中发生的进程共享重要的特征，包括进化和涌现的可能性。因此，“理解智能机器伦理含义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我们与它们互动的相互性，即那种复杂的动态关系：我们在创造它们的同时，它们也在塑造着我们”。她以主体间纠缠叙事昭示了人类与机器的技术共生中的关系性呈现。
2.动态主体性结构的生成
技术不再是工具，而是共生者。人类、技术、环境构成一个动态系统，主体间性应被纳入更大的技术—生命生态系统之中进行观照。针对这种生态结构，罗西·布拉伊多蒂建议“通过创造多重缺失环节、打开生成裂缝并占据阈限空间，以跨越、重新领地化和重构主流知识生产系统”。这种科学探讨的其实是一种横向联盟，涵盖了“非人类主体、技术介导元素、地球他者（土地、水域、植物、动物）以及非人类无机主体（塑料、电线、信息高速公路、算法等）”，最终致力于“一种基于内在互联和生成性差异的一元论积极政治，即一种由活跃的少数主体的多重集合体，由许多不再缺失的‘人’组成的横向组合”。
布拉伊多蒂的这种生态模式建构实际上诉诸重新建构自然—文化连续体，认为自然是人类一切发展的出发点和融合体，也即自然并非是人类之外的环境、工具、供给，而是与人类文化一体共同构建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只有突破人文主义话语导致的自然—文化断裂，只有回归到自然—文化连续体之中，才会真正完成新的转变。这也是生态学家所强调的，站在更高维度如地球生态圈甚至宇宙来审视人类，当我们接受生态认知时会发现，“在某种意义上，生态认知意味着意识到：非人类存在被安置在人类的极深层面之中——不仅在生物学和社会层面，而且在思想与逻辑的结构本身之中。与这些非人类存在的共在，构成了生态思想、艺术、伦理与政治”。我们应摆脱人类中心话语所导致的简单思考模式，而走向复杂的、共同生成的新存在模式。
因此，技术共生的主体间生态结构是在真实与虚拟的裂缝中生成新现实的语言实践。文学不只是再现世界，更是以代码、影像、身体、非人类感知等方式共同建构世界。这个世界是菲利普·迪克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人类存活下去的共鸣箱与默瑟主义，是威廉·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中的人工智能冬寂借助人类具身进入物理世界，也是尼尔·史蒂芬森在《雪崩》中为解决电脑病毒蔓延至人类具身而纵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以在更高维度探查事情的本质。
3.赛博格存在论的形成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将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称为人类的“第四次革命”，即继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神经科学革命之后的图灵革命，因为“信息与通信技术正普遍、深刻而又无情地创造和重塑着人类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改变着人类的自我认知，重组着人类与自身以及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并升华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弗洛里迪认为，“任何技术都有一个显著的特性，即媒介，人机交互通过交互界面让使用者和敦促者连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现实是信息化的，信息化的也是现实”。信息圈才是真正的现实。“图灵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在逻辑推理、信息处理和智能行为领域的主导地位已不复存在，人类已不再是信息圈毋庸置疑的主宰，数字设备代替人类执行了越来越多的原本需要人的思想来解决的任务，而这使得人类被迫一再地抛弃一个又一个人类自以为独一无二的地位。”人类成为信息体。作为信息体的我们，依靠的不是身体上的生物性改造，而是更加严谨和现实地依靠大环境的根本转变和居于其中的信息智能体的运作。
在这场革命之中，人类知识体系与认知模式发生了变化。赫拉利预言智人在此过程中走向神人。如果说人文主义认为生命就是一种内在的渐进变化过程，靠着经验让人从无知走向启蒙，人文主义生活的最高目标就是通过各式智力、情绪及身体体验充分发展人的知识，那么后人文主义则从根本上颠覆人文主义，因为后人类体验可以成为售卖的商品，智人失去了对世界的掌控权。如果人的自我是体验自我和叙事自我的结合体，那么“所谓的‘自由个人’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人只是生化算法的组合”。这意味着当前的生命科学研究正在消解人文主义建构的人类观念与人类标榜的自由意志。但也如赫拉利指出的，新型科技宗教如科技人文主义与数据主义正在引导人们走向新的方向。数据主义认为人类已经完成了自己伟大的宇宙任务，可以把接力棒交给其他实体，也就意味着人类将不再居于社会发展的中心。而科技人文主义则强调尽管智人已经成为历史，但人类可以走向神人，也即意味着人类的永生，同时拥有升级后的身体和心理能力，并且能够对抗最复杂的无意识算法，让心智升级。
这种存在方式动摇了以生物身体、有限生命与统一主体为核心的“人类中心”存在模式。存在不再是实体性的，而是在关系与系统中生成的过程性存在。尤其是数字永生通过数据化记忆、人格建模与意识模拟，将个体存在从一次性、不可逆的生命时间和实践中抽离出来，使死亡从存在的终极界限转化为一种可延迟、复制或分化的技术实践。人机融合与数字永生共同引入一种去中心化的存在论，这不仅挑战了灵魂、主体性与真实性的经典哲学概念，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责任、伦理与共存方式，在一个人类与非人类共同构成的技术—存在在网络中重新界定“存在”本身。
这种新存在方式正在重构存在论。因此，布拉伊多蒂将我们正身处的后人类语境称为一场丰富且复杂的历史转折，后人类身体的变形、主体的变化以及知识结构体系的跃迁都需要一个新的批判性的分析和评估框架。雪莉·维特密切关注这场转折，意识到人机具身化融合的形态本身也在展开新自由主义的生活重塑，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与生物技术的交汇要求我们用新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生命和生活理念的不断重塑”，而且要特别警惕资本在其中的垄断作用，而推想小说包括科幻小说正是研究当代生命科学与资本结合的探究形式，“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取决于其生成过程中所依附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以及价值体系”。因此当存在不再主要体现为稳定、自足的物或主体，而是表现为持续运作的系统与过程，算法、平台、网络和数据库也并非被动工具，而是决定何者可被感知、记录和行动的存在条件时，存在便成为一种动态运行状态。同时还因个体可以同时以多个数据化形态存在于不同平台与时间结构中，这种分布式存在削弱了此时此地的特权地位。它需要一种后人类、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视角，将存在理解为人类与技术、信息与物质共同生成的开放过程。
四、结论：赛博格诗学建构的价值与意义
虚拟现实打开了现实结构的可塑性，虚拟现实叙事及其赛博格叙事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文学形式，也正在重塑人类的存在方式。诗学在此意义上成为人机共构的生成性媒介哲学。因此，赛博格诗学是间性主体的美学装置。人类—非人类—技术共同生成新的表达维度。诗意不再只是来自“人之内心”，而是来自人机共鸣的语言场。赛博格诗学所要实现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抒情或象征，而是一种生成的诗性机制。在其中，语言成为技术的接口，现实成为可生成的文本，主体成为人机混合的感知网络。这种诗学不再描写世界，而是以技术手段参与世界的生成。它既是后人类时代的文学转向，也是虚拟现实语境中的人类感知、存在与语言的重新定义。
同时赛博格诗学作为一种新的诗学形态，强调了虚拟与现实的共生与多重感知，通过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叠加与连续性，强调了新的具身化体验对审美与认知方式的重塑；同时它凸显技术与主体性的共生重构，呈现超越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机共生关系；最后它体现了文学的生成性与思辨性，文学不再仅仅是文本对现实的模拟，而是成为动态、交互和生成的系统，通过多重现实、可能世界与技术媒介的结合，推动推想性叙事的发展，探索非人类能动者、虚拟主体及未来世界的多样存在方式，从而拓展了文学的边界，重构了诗学的深度与广度。面对AI技术日益深入现实世界的现实，赛博格诗学建构正当其时。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