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超，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摘 要]  自1919年以来，格雷戈里夫人的独幕剧代表作《月起》经历了多次翻译与改编；至20世纪30年代，罗家伦译本又被选入中学国文教科书。罗译本的入选符合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代语境，同时也是政治规训、课程标准与文化网络多方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教科书的编纂绝非被动的接受过程。编者虽未改写《月起》的情节、人物与主题，但通过修订将其从戏剧译本转换为教学文本，尤其通过“注释与说明”的“副文本”强化了其革命意涵与民族精神。另外，罗家伦对《月起》的译介与小剧场运动、学校演剧及戏剧大众化的时代潮流关系密切，但受到教科书规范化标准的制约，其舞台化、本土化、现实化与动员性不及左翼人士的翻译与改编。《月起》进入中学国文教科书的过程，揭示了教育、政治与戏剧传播等多重场域共同参与文本意义生产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  《月起》 戏剧翻译 国文教科书 教学文本化 本土化

格雷戈里夫人（Lady Augusta Gregory）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她与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于1899年建立了爱尔兰文学剧院（The Irish Literary Theatre），1904年又与辛格（John Synge）共同将其发展为阿比剧院（Abbey Theatre），致力于传播爱尔兰民族文化与民族戏剧。格雷戈里夫人对中国戏剧影响深远，“国剧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余上沅称其为“自始至终尽力于复兴运动的健将”，^[１]称赞其作品“能用最经济的方法，把爱尔兰人的灵魂在舞台上表现出来”。^[２]田汉也称赞其为“爱尔兰剧之母”。^[３]格雷戈里夫人发表于1907年的《月起》^[４]（The Rising of the Moon）是其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被选入其献给叶芝的戏剧集《七个短剧》（Seven Short Plays）中。^[５]该剧讲述警察受民族精神的感化而觉醒，放走被悬赏的革命者的故事，不仅在爱尔兰激起了巨大回响，更被译介到多个国家。中国学者也较早认识到《月起》的价值，1919年沈雁冰便已将其译介到中国；20世纪20至30年代，爽轩（1924）、李健吾（1927）、谐庭（梁实秋，1928）、黄药眠（1929）、陈鲤庭（1930）、李朴园（1931）、罗家伦（1931）以及王学浩（1931）又多次复译。中国学者的9个译本体现了《月起》与这一时段社会现实的高度共鸣。

教科书是知识从精英阶层向普通民众流动的关键途径，对知识与观念的建构、定型及传播影响深远，也始终与权力结构、社会变革密切交织。参照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教科书的编纂过程伴随着“知识—权力”网络的运作，同时也是象征资本的实践空间，其呈现的样貌是政治规训、课程标准与文化网络三方博弈的共同结果。简言之，课程标准的制定既受国民党的政治制约，同时也包含了教育界、知识界的专业意见；具体的实践中，教育家则借助“审定制”的空间游走于课程标准的罅隙之间，探求官方与自身观念之间的榫接点。那么，《月起》的上述9个译本之间，教科书的选择逻辑便亟待被追问：教科书编纂者选择译本时基于何种标准？从戏剧译本到教学文本的编选过程中，《月起》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一过程与宏观的戏剧潮流又有何种关联？上述问题不仅关系到单一文本的经典化路径，更能够从教育场域中映射出翻译文学的筛选机制与运作途径。

目前，学界对《月起》的研究多集中于跨文化翻译与改编，尚未关注其与教育的互动。翻译方面，研究者多选取一个或多个译本，分析其翻译策略及呈现。如翟月琴聚焦沈雁冰首译本，指出其契合民族解放的时代话语，同时也折射了其自身现实主义的追求；^[６]与之不同，周琦恰恰认为沈雁冰译本的“五四”文学主题“遮蔽”了其民族性。^[７]欧光安则对比了黄药眠、罗家伦等5种译本，探讨不同译者的实践中或归化或异化的策略张力。^[８]跨文化改编方面，研究者多考察其抗日期间的“本土化”进程。如田菊考证该剧演出史，指出1930年代的“原汁原味搬演”实为左翼戏剧的政治转码。^[９]曹波、周丽则聚焦流传度最高的抗战改编本《三江好》，揭示了其通过角色置换的策略使文本转化为抗日救亡之话语载体的改编过程。^[１０]陶丽丽同样分析了《月起》的译介、改写与接受，然而并未考察罗家伦的译本以及以其为蓝本的教科书选本。^[１１]整体来说，现有研究或考察翻译本身，或从演出方面探索戏剧与社会的关系，较少观察教科书这一“隐性”路径。基于此，本文考察《月起》从译本到选文的转换过程。与一般翻译研究关注的“忠实”“异化”或“归化”问题不同，本文更为关心《月起》如何通过中学国文教科书的规范化处理与副文本补充，从“文学文本”转换为适合课堂接受机制的“教学文本”。

一、制度规范与文化网络：罗译本《月起》的选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学国文教育制度逐步定型的关键时期，其中体现出国家试图塑造理想国民与教育界、知识界追求文学本体规律两大目标之间的持续博弈与张力。一方面，随着蒋介石改组国民党，教育被视为政权建设与政治规训的场域，1927年8月出台的《学校施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要求中小学建立训育委员会，以向学生施行党化教育；^[１２]次年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宣言以及《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说明书》则再次明确，基础教育“以实现三民主义为鹄的”。^[１３]这一背景之下，教育部于1929年、1932年相继颁布的《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与《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不仅对教学目标、教学安排与教学方法作出了细致规定，也对教材选文提出了明确要求。《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要求选文“叙事明晰，说理透彻，描写真实，抒情恳挚”；文学本体之外，又特别提出教材需遵循“党国体制”与“民族精神”两大标准。^[１４]因此，外国文学进入中学国文教材并非单纯的文学问题，而是经历了观念上的筛选、阐释与教学化处理，目的是确保其主题与教育目标契合。

虽然《课程标准》对选文的意识形态作出了严格规定，在此期间实行的教材“审定制”却从客观上为具体的编选实践提供了一定空间。审定制允许民间自编教材，相关部门仅按《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加以审定，并准许其于三年有效期内自主发行。^[１５]这一制度允许教育家于规程的框架内对选文、编排及其教学化处理发挥一定的能动性，也因此造就了知识分子与教育政策之间的张力。这一制度背景之下，《月起》作为一部以民族解放为主题的外国独幕剧而被纳入教材体系，体现了在30年代民族危机日渐加深的语境下，教科书编纂者对文学性与政治性所作的调适。

罗家伦的中译本《月起》被选入傅东华与陈望道编写的《基本教科书国文》（第5册）与朱剑芒编写的《朱氏初中国文》（第4册），这不仅是《月起》，也是爱尔兰文学首次进入中学国文教材。上述两书均发行于1933年，尤其前者，是《课程标准》颁布以来发行最多、影响最大的教科书之一。罗家伦的《月起》译本从9种译本中脱颖而出，实际上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体现了政治与教育之间的微妙张力。罗译本之所以能够被选入教科书，是因其实现了文学、文化以及政治三方面最优的综合配置。首先，罗译本以“最小干预”的策略为标准，既避免了过度归化带来的能指空洞，又防止了过度异化带来的理解障碍，较为完整地传递了《月起》的整体风格与政治隐喻，又以中间态的用语，呈现其民族主题的同时也巧妙规避了政治审查的话语禁区。从文学与文化层面来说，罗译本符合现代白话文的语法规则，文笔流畅精准，误译及语病较少，符合《课程标准》要求的“句读简明、音节谐适，而无文法上及论理上之错误”。^[１６]其策略以直译为主、归化译为辅，较大限度地保留了译文中的异域特征与文化隐喻，如他将“shamrock plain”直译为“酢浆草铺满的平原”，注释曰“酢浆草为爱尔兰的国徽”；^[１７]梁实秋、王学浩将其归化译为“莽原”，虽然更为流畅，但也损失了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１８]

其次，也是更为关键的，1932年加入《课程标准》的“振起民族精神”与“改进社会现状”两个目标为1929年的《暂行课程标准》所无。《月起》的入选，正是因其适时满足了《课程标准》对民族精神的召唤。《月起》作为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相伴而生的戏剧作品，其民族主义的内核符合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也正是因此，《月起》虽然1919年便被沈雁冰首次翻译，但直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才进入教科书的选文。然而，自从国民党悍然发动清党行动，教科书的政治审查愈发收紧，左翼译本以明确的阶级话语指涉挑战了国民党的“党国”叙事，故而遭到排除。如黄药眠将“Maybe, sergeant, you’ll be on the side of the country yet”中的“country”译为“人民”而非“国家”，^[１９]实际上将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置换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呈现出“人民性”的文学观。陈鲤庭将“When the small rise up and the big fall down”中的“the big”与“the small”分别翻译为“压迫民众的”与“被压迫的民众”，^[２０]为社会变革的模糊隐喻明确赋予“压迫/被压迫”的阶级理论，与“左联”提倡的“大众化”纲领一致；他还将“sergeant”的译法从“巡长”改为“同志”，暗示革命阵营转变与壮大的现实。自然，教科书也谨慎地选择了罗家伦政治中立的译本，以此达到满足审查的要求。

另外，罗家伦身为国民党文化官僚的人际关系与象征资本，及其与“新文化运动”网络之间的密切关联，也意味着其译本是教科书的合适选择。罗家伦从1928年起历任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并于1931年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作为教育精英，其“政—学”结合的双栖身份使其译本得到了入选教材的官方赋权。另一方面，他与教科书编纂者同处“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网络。傅东华、陈望道均为文学研究会的会员，陈望道则更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1920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参编《新青年》并将其转为党的机关刊物。朱剑芒则从其兄朱剑锋与柳亚子交游，参加“南社”的活动，1924年加入国民党，从事抵抗军阀的宣传工作。从外国文学选文而言，他们均偏好“新文化运动”核心圈的译本，如周氏兄弟、刘半农、胡适的译文均多次入选。罗家伦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于1918年受胡适、陈独秀的支持发起新潮社，以《新潮》（The Renaissance）为阵地提倡科学民主，推进文学革命。同年在胡适组织引介“易卜生主义”的运动中，罗家伦与胡适合译《娜拉》（A Doll’s House，今译《玩偶之家》），也以此奠定了“五四”戏剧运动中的先驱地位。罗家伦的上述背景使其译本既具有文化上的“正统性/合法性”，也能够规避国民党的政治审查，是倾向左翼的编者传递民族/革命观念的优良载体。

《月起》中的民族隐喻本就具备多解性，为左翼人士抵制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提供了合适的文本。《课程标准》中的“党国体制”与“民族精神”两大标准之间存在一定的缝隙：党国体制的目的是维护政权，将教育教学明确纳入政治观念的规训体系；而民族精神表面上是“三民主义”的首要纲领，另一方面也与左翼文学的阶级话语相互渗透。“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抗日救亡上升为主要的时代议题，然而国民党推行消极的对外政策之余，也对文化界加以党国体制的话语规训。甚至其主张的“民族精神”，也与左翼文学的“阶级话语”相牴牾。《月起》讲述的是效力于英国的巡长受到民族精神的触动，放过了抵抗外敌而被通缉的革命人士。正因为审定的机制，教科书得以将这一情节挪用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利用教材审查的罅隙探索官方政策与自身观念的耦合点。其内涵不仅与国内氛围发生共鸣，也超出了国民党的管控网络，从而揭示了其“党国体制”与“民族精神”两极之间的张力，并为其“民族”一维注入左翼的革命话语。

二、从译文到选文：《月起》向“教学文本”的转化

戏剧译本（以及其他文学文本）进入教科书的过程绝非被动接受，而是通过一系列能动的编辑策略转化为供教学使用的文本形态，实现从“戏剧译本”向“教材选本”的二度转换。那么，为了进入教科书体系，《月起》这一戏剧译本究竟是如何被转化为适合课堂讲授的“教学文本”的？事实上，教科书选本对罗译本的情节、人物、场景与主题方面基本未做删改。教学化处理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字形、词汇的校正追求“国语”的规范化；二是通过“副文本”的解释与说明强化戏剧的教育功用，使其功能从“戏剧译本”转换为“教学文本”。

通过比较罗家伦译本与《基本教科书国文》《朱氏初中国文》的《月起》选文不难发现，教科书并非简单抄录译文，而是进行了一定的教学化处理。其处理整体来说较为克制，主要集中于字形、词汇、语体的形式之维，而这些微调的方向也高度一致，即降低罗译本中服务于小剧场与学校演剧的口语化与本地化特征，使之更为符合国语教育的规范性、稳定性标准。其差异如表1所示：

教科书的处理并非大幅改写，而是适宜教育场域的再组织。与罗译本相较，教科书选本的改动使台词从更接近舞台口吻的表达，转向更适合课堂教学与“国语”规范的表达。罗家伦翻译《月起》的最初目的是供给小剧场与学校演剧，故而罗译本中适度嵌入了“北平普通话”的色彩。方言的嵌入一方面是对格雷戈里夫人以地方语言营造民族风格的策略性转译，另一方面也是微观的本土化策略，增强了人物的台词自然度与舞台表现力。然而，一旦进入教科书，这种服务于“演”的策略便让步于“读”的机制：教材要求的并不是舞台的生动性，而是课堂的稳定性，最终目的则是塑造适合跨区域使用的示范性国语。因此，词缀“子”“儿”的删削对《月起》文本内容的影响虽小，但却深刻地改变了其接受方式，将供搬演的戏剧（theatre）转化为供阅读的戏剧（drama）。不过，如果仅将上述过程理解为字形、词汇的修改或书面语体的转化，仍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使《月起》获得“教学文本”身份的，还有正文之外附加的一整套面向教师与学生的“副文本”。教科书通过添加“副文本”介入阅读与讲授的过程，强化了选本辅助社会教育的现实功用。如傅东华、陈望道编写《基本教科书国文》时设置了“注释与说明”，朱剑芒的《朱氏初中国文》则补充了“参考”栏目。从教科书编纂者的角度出发，这些内容“一面是暗示教员以教授的方法，一面是指示学生以诵习或欣赏的方法”，^[２１]即“凡有所寄托的作品，可以考见其当时背景的，即详为指出”。^[２２]换言之，教科书的任务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可供阅读的文学文本，而是为教师与学生预先设置理解路径，将具有多种阐释方向的文本转化为确定性的课堂对象。

因为《课程标准》明确要求了“文法修辞”与“文章作法”，故而副文本首先承担了基础性的解释功能。^[２３]傅东华、陈望道与朱剑芒的注释均从基本字词开始，例如“几个大”（指银元）、“冤家”（指情人）以及“褴褛”“斗然”“胡哨”，^[２４]均是便于理解语境的词语或俗语。编者将其置于副文本体系中，是弥补学生知识不足的技术之举。更为关键的是，教科书通过副文本发掘并强化了文本的主题，也使国文教育发挥了辅助国民教育的额外功能。如翟月琴认为沈雁冰翻译《月起》时不仅将其视为“民族解放”的宣传途径，也向其中灌注了“表现人生”的文学追求；^[２５]周琦甚至认为“五四”的文学主题遮蔽了其民族性的价值，将其限于“讽刺剧”或“道德剧”。^[２６]同理，罗家伦的《近代英文独幕名剧选》强调的第一条选译标准也是文艺价值。^[２７]较之上述文学译本，教科书赋予选文更为明确的社会追求。《月起》中革命党人的“革命运动”与“民族精神”之间本就不乏暧昧的罅隙。傅东华、陈望道坚持左翼立场，通过副文本将这一文本张力进一步放大，较具针对性地从罗译本的大段前言中选择了以下部分，使其既不违背《课程标准》，同时也使文本呈现超出国民党官方叙事的解释空间：“《月起》一剧是写爱尔兰的革命运动。剧中的巡长，经过一度两种心理——升官发财的引诱（不是，还有家庭生计的压迫）和民族乡里的同情——在胸中很苦痛的斗争。终将革命领袖放走，而自己怀疑到自己是否傻子。”^[２８]上述说明并非全剧的机械复述，而是一种主动的主题提炼，将含蓄的政治寓意转换为适合课堂讲授的题解，符合《课程标准》中“振起民族精神，改进社会现状”的要求。傅东华、陈望道也通过对巡长深刻的心理分析，将“革命运动”与“民族精神”（即“民族乡里的同情”）两套话语连通；结局中巡长释放革命领袖，实际上表达了左翼人士的抗战期待，使文本呈现不同于国民党政治话语的阅读方向，可被理解为对“抗日统一战线”期待的投射。

《基本教科书国文》与《朱氏初中国文》在罗译本的教学化处理中，正文微调指向的是语言的规范化，“副文本”增补指向的则是意义的稳定化。上述两方面结合，揭示出《月起》从戏剧译本到教科书选文的转化逻辑：教科书通过调整语言形式、增补解释框架将其置入课堂这一接受场域，改变了文本被使用与被接受的方式。简言之，教学化处理带来的并不是断裂式的修改、删削，而是结构性的功能转换。作为教科书选文的《月起》也由此走上了一条以规范化为特征的课堂教学传播路径。

三、“大众化”视野下的《月起》及其改编

与上述课堂路径相对，《月起》的传播脉络中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条更为本土化、舞台化，更具社会动员色彩的路径。从更为宏观的文学、戏剧传播史来说，罗家伦翻译《月起》的初衷亦非课堂教学，而是与20世纪初外国戏剧的翻译、传播潮流交织缠绕。此外，罗家伦翻译《月起》的实践是“小剧场运动”的一部分，并于一定程度上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趋兴起的戏剧大众化思潮交汇。换言之，罗家伦译介《月起》的初衷不仅是通过文本实现文学传播，也希望通过小剧场的演剧活动推动其舞台传播，借助公共文化空间促进其社会接受。然而，这种以演出为指向的传播方式与功能定位，与以阅读训练、语言教学为核心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体系之间也具有一定的张力。

1918年，胡适以《新青年》为阵地提倡“易卜生主义”，尤为关注其“问题剧”的传统，强调戏剧批判社会、针砭时弊的现实功用。同样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20世纪10年代末至20年代，中国出现了较为活跃的外国戏剧译介潮流。不仅以易卜生、萧伯纳为代表的欧美现代戏剧被大量译介，爱尔兰戏剧亦逐渐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为《月起》的传播提供了文化基础。上述背景之下，外国戏剧的译介活动不仅是单纯的审美实践，更承载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1919年沈雁冰初次翻译《月起》时，便已将其视为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寓言，将其与中国的政治与文化问题联系起来。这种以“问题”为指向的译介方式，也使《月起》的接受过程融入了丰富的象征意涵，罗家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自然也继承了这一现实取向。

罗家伦开始翻译《近代英文独幕名剧选》的20世纪20年代，“易卜生主义”仍对中国戏剧发挥着持续影响，而“小剧场运动”则进一步推动了外国独幕剧的翻译与传播。不同于日趋商业化的“文明戏”，“小剧场运动”以非功利的实验为旨趣，提倡通过简洁的舞台形式介入现实问题。阎折梧的《谈独幕剧》援引怀尔德（Percival Wilde）的《独幕剧的技术》（The Craftsmanship of the One-act Play），称“独幕剧是近代剧的标准”，认为“供给小剧场空前的需要”引发了20世纪以来独幕剧的繁荣。^[２９]罗家伦的翻译活动受“小剧场运动”的影响，从其自述中可以窥见：“近代欧美‘小剧场运动’尤其注重独幕剧的推进。现在中国学校之中，演剧的风气甚盛，但是演三四幕的长剧，往往费时过多，不特妨害学课，而且难于演好。”^[３０]罗家伦从戏剧经济的角度出发，论述了独幕剧与学校演剧的契合性。独幕剧篇幅紧凑、主题集中，且对演出条件的要求较低，因此受到学校戏剧与民众戏剧的共同青睐。另一方面，这一论述亦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戏剧界逐渐兴起的戏剧大众化浪潮。“小剧场”规模之“小”其实并非唯一要义，其另一内核实际是现代戏剧家抵制古典主义的价值转型之举，其最终目标则是赋予戏剧深入社会、服务现实的现实功用。罗家伦翻译西方独幕剧以供给学校演剧，正是与这一推动戏剧大众化的文化取向一致。

“小剧场运动”以学校演剧为其关键场域，强调其辅助社会教育的现实功用，因此十分关注戏剧的舞台性，其文本译介与戏剧选编的标准也包含了能够被学校排演并为学生理解。罗家伦的《近代英文独幕名剧选》也并非仅为案头阅读，而是“兼顾中国学校演剧和小剧场之用”。^[３１]其选择标准之一便是中国能够排演并且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戏剧，^[３２]其中“中国”与“中国人”两词均用下划线加以强调，体现了明确的“本土化”目标，尝试通过文化转码使西方戏剧服务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而罗家伦之所以选择《月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从巡长与褴褛人（革命者）的纠葛之中发现了两国面临的相似问题，其主要人物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亦与中国的时代主题相一致，契合了彼时渐趋高涨的救亡意识。

从布尔迪厄所提出的“场域”视角观之，文本会随其进入不同制度空间而发生功能转换。《月起》从戏剧译本转化为教科书选文的过程正是一种跨场域流动，从关注舞台表演与文学阅读的戏剧空间，转入强调语言规范与价值引领的教育空间，教科书选文降低了罗家伦为小剧场与学校演剧而营造的舞台性。实际上，教科书也从形式上介绍了戏剧的文体特征，如傅东华、陈望道一方面通过“注释”对戏剧（尤其是独幕剧）的文体与作法加以说明，从而构建了相对完整的戏剧文学知识框架，另一方面其选文也保留了罗译本的舞台指示。这也揭示了教科书这一体式内含的规范性与民众戏剧的宣传性、鼓动性之间的张力地带，也分别代表了国文教育与公民教育的两条路径。

左翼戏剧是民众戏剧的另一关键实践途径。较之教科书的核心即“讲授”，左翼戏剧更为关注“搬演”，并不依赖副文本的阐发，而是通过舞台直接发挥影响。因此其策略更为舞台化和本土化，通过归化翻译优先满足了现实演出的需求。如陈鲤庭的译本《月亮上升》相较罗译本，通过更加本土化的用词和口语化的修辞增加舞台性：

I’m a poor ballad-singer, your honour. I thought to sell some of these (holds out bundle of ballads) to the sailors.

罗译/教科书：老总，我是一个可怜唱曲子的人。我想向水手们唱几个，（拿出一卷曲本。）卖一点钱。（他向前走。）

陈译：我是个卖唱的穷汉，老爷！我想把这些山歌（拿出一束歌本来）卖给船家去。（向前走）^[３３]

本土化的另一突出对比，见于爱尔兰民谣的转译与改写。《月起》共计出现了五则民谣，其中《蒋赫德》（Johnny Hart）与《葛兰纽》（The Wrong of Granuaile）由褴褛人亲口唱诵，《散冰雹》（Shan Bhean Bhocht）以及《绿上岛尖》（Green on the Cape）仅被提及，而结局处褴褛人唱的则正是同题的民谣《月起》（The Rising of the Moon），以“月亮的升起”象征新时代的降临。不难发现，民谣并非冗余的“闲笔”，《月起》是确认民族身份、传递革命精神的关键媒介。对此，不同中译本选择了各具匠心的处理策略：沈雁冰保留其英文全文，以求不丧失韵文语义；爽轩则以骚体进行对译，展开了激进的本土化实验；教科书选用的罗译本则以直译为基础，虽然更为规范稳妥，却也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中承载的历史背景与民族情绪。对于缺乏相关知识背景的学生而言，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实际上并不容易被充分理解。与此相比，《月起》的左翼改编《三江好》则更强调民谣的“再本土化”及其鼓动功能。吕复、舒强、何茵、王逸共同改编的《三江好》将《蒋赫德》置换为《大同府》，^[３４]将《葛兰纽》置换为《正月里来正月正》。^[３５]《月起》的唱段也由“沈阿黎”转为“同志们”，由“新起的月亮下”转为“那黎明的时候”。^[３６]上述替换并非单纯的用语替换，而是通过调用中国的民间歌谣，将《月起》的民族解放主题转为抗日救亡的现实议题。另外，又因《三江好》中的上述歌谣均未附固定曲谱，安凌推测其可依不同地域的乡土曲调灵活演唱，从而增强观众共鸣与宣传效果。^[３７]陈治策的《月亮上升》则进一步引入晚清戏曲改良家汪笑侬的京剧《哭祖庙》，通过刘谌哭谏刘禅的“今日里堂堂天子尚称朕，明朝就是那亡国君”批判国民党投降苟安，同时唤醒民众。^[３８]总体来说，以《三江好》为首的左翼改编虽仍以《月起》为基础，但已通过“再本土化”将其置入东北沦陷与全面抗战的时代语境，不仅有效转译了《月起》的民族革命精神，也使其更适合被纳入中国左翼的大众戏剧实践。

《月起》进入中学国文教科书的过程，集中体现了20世纪中国戏剧运动从思想革命到民族动员的整体脉络。罗家伦的译介既揭示了“新文化运动”知识精英通过戏剧振作民族精神的文化期待，也受到“小剧场运动”及二三十年代民众戏剧潮流的影响。罗家伦的独幕剧选强调实际排演的目的，教科书也具备一定的文类自觉，只是一旦进入教科书体系，课堂教学所要求的规范性与稳定性便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舞台性与本土化的两大追求。相较之下，以《三江好》为代表的左翼改编则通过“再本土化”将《月起》连接至抗战救亡的现实议题，不仅再造了其民族精神，也拓展了其作为抗战演剧的实践可能。《月起》的传播轨迹，实际上揭示了国文教学与舞台演出两种不同文化机制对同一文本的差异化塑造。

四、结语

20世纪上半叶《月起》的多次复译与改编，显示出这一文本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时代语境具备高度的契合性；而其于20世纪30年代进入中学国文教科书并逐步走向“经典化”的过程，则更直接受到抗日救亡话语与民众教育理想的共同塑造。罗家伦译本之所以能够从彼时并存的9种译本中脱颖而出，并非单纯基于文学价值的自然筛选，而是多种象征资本协同作用的结果。民国教育场域并不是一个被动承接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密闭空间，而是政治权力、知识规范与文化网络彼此竞争、相互博弈的复杂场域。正因如此，教科书编纂并非“作者—译者—编者”的单向传递链条，教科书编者也持续介入、建构并再生产了文本意义。这一过程中，教科书编者不仅通过选文体现其教育理念与现实追求，而且通过“副文本”为正文附加全新的阐释途径。罗家伦译本以相对审慎的“去阶级化”策略，维持了民族精神与政治边界之间的平衡；而《基本教科书国文》的编者傅东华、陈望道则借助注释与说明凸显了《月起》的革命意味，提供了超出国民党民族叙事的解释空间，从而凸显教科书作为教学文本与独立的文学文本之间不同的功能逻辑。同时，《月起》的传播并未遵循单一路径展开，而是在不同场域中分化出两条彼此关联却功能有别的路径：其一，罗家伦译本经过教科书的课堂教育机制，被塑造为规范化的教学文本；其二，在左翼文学翻译与改编实践中，《月起》则经过更强烈的本土化、舞台化与现实化处理，被塑造为具有社会动员性的戏剧文本。例如，《三江好》通过语境置换、叙事调整以及民歌小调，不仅实现了对《月起》的进一步本土化，也强化了革命意识与介入功能。

简言之，《月起》进入中学国文教科书的个案，不仅揭示了民国时期外国文学教材化过程中的知识建构机制，更揭示了教育、政治与文化如何共同参与文本意义的再生产。这一过程既折射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场域中“党化政治”与“思想解放”共存又紧张的历史状态，也为理解不同制度与传播空间中戏剧大众化的多种实践形态，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

注释

^[１]余上沅：《戏剧论集》，北京：北新书局，1927年，第47页。

^[２]余上沅：《戏剧论集》，第48页。

^[３]田汉：《爱尔兰近代剧概论》，上海：东南书店，1929年，第23页。

^[４]今多译《月出》，但因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民国国文教科书中选用的罗家伦译本，为指代清晰，故使用罗译《月起》。

^[５] Lady Gregory, Seven Short Plays, London &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09.

^[６]翟月琴：《格雷戈里夫人戏剧在中国的接受——以茅盾的译介为中心》，《中国比较文学》2021年第4期。

^[７]周琦：《民族性的“遮蔽”及其背后——论沈雁冰对格雷戈里夫人剧本的译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８]欧光安：《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现代中国译介论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年。

^[９]田菊：《爱尔兰戏剧运动在中国的百年回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１０]曹波、周丽：《抗战初期爱尔兰短剧〈月出〉的“中国化”》，《戏剧艺术》2023年第5期。

^[１１]陶丽丽：《爱尔兰独幕剧〈月出〉在中国的改写与接受》，《戏剧与影视评论》2025年第2期。

^[１２]《学校施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时报》1927年8月15日第4版。

^[１３]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编：《教育宗旨标准及实施方案（草案）》，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1928年，第30页。

^[１４]《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教育部中小学课程标准编订委员会：《初级高级中学课程标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页。

^[１５]最初，中华民国大学院下设的书报编审组专门负责审定工作；随着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该任务归于编审处，并于1929年1月颁布了《教科图书审查规程》，规定了三年的审定有效期。1932年6月，教育部设国立编译馆，会同普通教育司共同审定中小学教科书。至1933年4月《国立编译馆办事细则》出台，系统提出了初审、复审、终审的三级审查机制，进一步规范了教科书的审定制度。

^[１６]《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教育部中小学课程标准编订委员会：《初级高级中学课程标准》，第3页。

^[１７]傅东华、陈望道：《基本教科书国文》第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21页。

^[１８]葛来格里夫人：《月之初升》，谐庭译，《新路》第1卷第1期，1928年2月1日，第75页；葛兰格兰夫人：《明月东升（独幕剧）》，王学浩译，《女青年月刊》第10卷第5期，1931年5月，第66页。

^[１９]Gregory夫人：《月之初升（短剧七篇）》，黄药眠译，上海：文献书房，1929年，第29页。

^[２０]格哩高莱夫人：《月亮上升》，陈鲤庭译，《文艺月刊》第1卷第2期，1930年9月15日，第144页。

^[２１]傅东华、陈望道：《编辑大意》，《基本教科书国文》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5页。

^[２２]朱剑芒：《编辑大意》，《朱氏初中国文》第1册，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第5页。

^[２３]1929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明确要求国文教科书选文添加“文法与修辞”板块，内容包含“文法的词性，词位，句式，修辞的组织法，藻饰法和文体的分类等，并就精读的选文中采取例证和实押的材料”（《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四续）》，《辽宁教育公报》第7期，1930年4月15日，第5页）。1933年的《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则更为明确地提出加入“文章作法”，具体包括“语法文法（句式，词位，词性）”与“文章体制（取材，结构及描写法）”（《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教育部中小学课程标准编订委员会：《初级高级中学课程标准》，第4-5页）。

^[２４]傅东华、陈望道：《基本教科书国文》第5册，第221页；朱剑芒：《朱氏初中国文》第4册，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第256、271页。

^[２５]翟月琴：《格雷戈里夫人戏剧在中国的接受——以茅盾的译介为中心》，《中国比较文学》2021年第4期。

^[２６]周琦：《民族性的“遮蔽”及其背后——论沈雁冰对格雷戈里夫人剧本的译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２７]罗家伦选译：《近代英文独幕名剧选》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1页。

^[２８]傅东华、陈望道：《基本教科书国文》第5册，第222页；罗家伦选译：《近代英文独幕名剧选》上册，第47页。

^[２９]哲吾（阎折梧）：《谈独幕剧》，杜天縻、韩楚原编：《杜韩两氏高中国文》第1册，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第178页。本文受到杰伊·哈勃（Jay B. Hubbell）与约翰·比蒂（John O. Beaty）《戏剧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Drama）第十章“独幕剧”的直接影响，尤其开头述说西方独幕剧的兴起及其与“小剧场运动”的关联时，只对个别字词略作改动。J. B. Hubbell著，J. O. Beaty校：《论独幕剧》，亦华觉人译，《戏剧与文艺》第1卷第4期，1929年8月1日，第14-18页。

^[３０]罗家伦：《译序》，《近代英文独幕名剧选》上册，第2页。

^[３１]罗家伦：《译序》，《近代英文独幕名剧选》上册，第2页。

^[３２]罗家伦：《译序》，《近代英文独幕名剧选》上册，第1页。

^[３３]格哩高莱夫人：《月亮上升》，陈鲤庭译，《文艺月刊》第1卷第2期，1930年9月15日，第136页。

^[３４]吕复、舒强、何茵、王逸：《三江好》，邵振宇编：《救亡戏剧（续集）》，上海、汉口：战时读物编译社，1938年，第221页。

^[３５]吕复、舒强、何茵、王逸：《三江好》，邵振宇编：《救亡戏剧（续集）》，第227-228页。对上述民谣背景的考察，参见陶丽丽：《爱尔兰独幕剧〈月出〉在中国的改写与接受》，《戏剧与影视评论》2025年第2期。

^[３６]吕复、舒强、何茵、王逸：《三江好》，邵振宇编：《救亡戏剧（续集）》，第234页。

^[３７]安凌：《从爱尔兰〈月亮上升〉到抗战名剧〈三江好〉——民族文化深层需求对戏剧翻译的意义》，《戏剧艺术》2012年第3期。

^[３８]葛瑞古夫人：《月亮上升》，陈鲤庭翻译，陈治策改编，北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5年，第40页。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