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于2018-2022主持一项台湾农村社会文化调查计划（以下简称农村计划）。该计划受台湾农业委员会（现为农业部）之委托及经费支持，目的在于为台湾农村再生（rural regeneration）之规划与执行搜集相关的人文社会背景材料，与提供根据这些材料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建议。这个计划动员的人力与资源均属空前，涉及各种类型、各种地域环境之农村与农业，因而在此文章中我无法详述其内容与成果。传统农村应如何再生或振兴为全球性议题，且少有十分成功的例子；原因之一是，它不仅是科技、产业与经济问题，也是社会、文化与历史问题。因此本文的写作目的，首先是介绍此计划的规划与尝试；无论其价值如何以及成功与否，希望能对此全球性议题有些贡献。其次，我将借着自己因执行此计划而得对农村问题的认识，来反思几个关于全球传统农村面对的问题与人们提出的解决之道，以及全球暖化与节能减碳吁求对传统农村（特别是原住民农村）的影响。藉此本文也反思人文与社会科学如何贡献于解决社会问题、增进社会福趾，目前的学术知识生产体系是否能担当此任务及其困难，以及强调在面对现实社会问题上跨学科地探索整体人类生态及其历史变迁的重要性。
01 人文与社会科学面对现实社会问题上的困境
我接受主持台湾农村计划这任务以及我对它的规划，与我自身的学术与现实经历实有密切关系。过去我曾长期在青藏高原东缘的岷江上游从事羌、藏族社会文化田野调查与研究。发生于2008的汶川大地震让羌族地区受到严重创伤。我因熟悉此地区而接触许多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各学科之个人与团队。这些经验让我深思，当一地之自然环境与民众生计受到大规模破坏而需要弥伤重建时，人文与社会科学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知识？或相反的，是否一些陈腐的知识让救灾陷于民族文化与民众生计何者重要、赈灾应以个人或民族为对象等等的争议中而受到延误？
长期沉浸于学术界以及经历一些世变，我对人文社会学术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此学术在应对社会现实问题上的困境，多少有些深刻体认。首先，虽然相当多的学者长期以其扎实的研究贡献于社会实务，然而更多的学者或空谈理论不务现实，或曲解现实以迎合理论。更糟的是有些人关注现实但不务实际研究，而仅凭知识理念便热切投身于社会改革。其次，近20年在追求大学国际排名之压力下，以发表一流国际期刊为目标的教研风潮，更让学术常与现实脱离。第三，人文与社会科学在应对社会现实上的一个困境是，因应人文现象复杂性的学术分科、分工，反而让我们难以窥见人文现象的整体性。这现象在探索包罗万象之“过去”的历史学中尤为明显；经济史、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各抒所见。最后，也是此中最大的困境是，人文与社会学者生活在自身学术知识所造就的社会现实中，因此人们对于学术与自身生存其间的现实皆难有反思性的认识。
以上这些认知让我愿意承接此计划任务，也让我谨慎设计此计划的执行内容，然而此计划最终多少仍受到以上各种困难与困境之影响。
02 台湾农村社会文化调查计划之规划
我在2010-2013年担任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时，曾以“实务、实学、实践”作为此学院之教学与研究方向；也就是，教研针对实际社会问题或事务，基于扎实的知识与个案材料进行研究分析，以及基于学术成果的社会实践。这是我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想。在与同仁们共同规划农村计划时，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自己面对何种“实务”：当前台湾农业、农村与农民面临哪些问题与危机？各公私团体与个人为此做了哪些努力及其成效如何？我们应如何深入了解问题与筹谋解决之道？
接着要考虑的是 “实学”；对于这些社会实务，我们的专业知识能提供哪些帮助？如何整合各个学科不同的关注点及方法？此计划的参与机构有中研院的三个研究所及一个研究中心，以及两個分别在台湾东部与南部的大学。除了各研究所与中心的专业学者外，计划聘用10-12位博士后研究员，约40位的硕士助理以协助计划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我们也聘请各学科学者与地方人士，协助资料采集、分析与提供咨议。如此这计划汇聚的人文与社会学科至少有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宗教学、地理学、考古学、农业经济，以及数字人文科学。在如此多元学科参与而各学科皆有其专业性关注与方法的情况下，我们的共识是：（一）对社会问题的分析、理解必须建立在丰富且深入的实地考察与资料搜集上，而在社会实践上应十分谨慎，也就是勿带着学术的骄傲与偏见来恣意改变农村；（二）对农村问题的考察、分析必须有整体观及历史观。
基于上述第一点，我们将此计划工作重点规划为，70% 投入于资料搜集与建立数据库，20% 投入于研究，10% 用于社会实践。这三层面工作（资料、研究、实践）的比重分配，决定此计划的性质：这并非一研究型计划，而是带有社会服务、学术研究与实践性质的资料搜集与数据库建构计划。同时这也是针对两种极端学风——或不务实而只埋首书斋奢言理论，或不务学而轻燥从事社会改革——所提出的一种人文与社会科学理想蓝图。
基于第二点，我们以包含环境、生计、社会、文化的人类生态（human ecology）来考察及分析台湾农村与农业的种种问题，并注重农村人类生态的历史变迁。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正义、文化保存与传承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与矛盾，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将农村问题孤立化、现时化；由城乡关系、全球化等一层层更大范围的人类生态之历史发展，我们更能够认识现在，以及瞻望未来。
依据以上规划我们先在台湾全省普查200余个农村，然后从中选择50个长期田野点作完整的人类生态考察。这些农村田野点的选择，依据产业（如高山蔬果、有机蔬菜、短期叶菜、沿海养殖等等）、地理（如一河流的上中下游与全省各具自然环境特色的地区）、族群（如原住民、客家、闽南）等，以期它们能涵括台湾农业的各种类型，以及它们之间的比较能展现台湾农业之整体特色及其历史变迁。
03 调查主要內容：人类生态
在择定的农村聚落中，计划同仁进行人类生态考察。为了让各田野点考察所得数据具有一定结构，以反映各个农村之人类生态的整体性，以及利于它们在数据库中被保存、搜寻、比较，我们在人类生态四大项目（环境、生计、社会、文化）下规划数个调查细项，共24项。对于人类生态的整体概念，以及其主要内涵环境、生计、社会、文化间的交错关系，以及四大主项目之下各细项的内容，我们均作详细的定义与说明；从田野人员训练，到田野资料搜集，及至最后的成果（一农村之人类生态志）缴交，均以此为规范。以下，我便对此计划的核心概念人类生态作一些介绍。
人类生态（human ecology）原指注重 “人” 存在其间而深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生态体系（ecosystem）。进入21世纪后，由于现代化科技发展、消费与能源消耗、全球暖化、极端气候，使得环境与经济的永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成为当代世界重大议题。在此情境下，人类生态在概念、内涵等方面都和人们常谈的永续性（sustainability）有相当重迭。然而由人类生态观点，我认为永续性概念是不足的，或更可能是带有偏见与霸权的。一个能长期稳定延续的人类生态，如一个靠完美统治术剥削农民而长久存在的政权，不一定是好的人类生态；今日西方先进国家所倡的永续发展，更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牺牲的世界蓝图之永续。由于人类生态包含环境科学、产业经济与社会，这一词被广泛运用于各学科领域，然而其内涵在各学科中有些差异。无论如何它有一些不变的特质，如其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或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性，强调环境与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强调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可持续性，以及注重社会公平，又因注重人类生态的变迁或崩溃，许多学者也注意人类生态的历史变化。
关于人类生态的内涵与本质（环境、生计、社会、文化之综合体），我得于过去自己在中国青藏高原东缘羌、藏田野研究中的体悟。基于同样的田野体悟，以及在人类行为表征（representation）与其所处社会现实本相（reality）有密切对应关系之认识下，我将环境、生计、社会视为社会现实本相，而将文化——如道德、宗教信仰与仪式、生活习俗、禁忌、意识形态、历史心性、文类概念等等——视为规范、导引与衡量人们社会行为的种种社会结构性设计与力量。以本计划的台湾农村为例，一个农村的人类生态调查内容便略如﹕本地环境及其资源如何？在此环境中人们的生计活动如何？为了在生计活动中共同保护、分享与竞争本地环境资源，人们结为那些有认同与区分的群体来彼此互动？最后，为了生存于此环境、从事生计活动、维系社会群体认同与区分，人们发展出哪些文化来规范与规律化人们的行为（社会表征），以维持整体人类生态体系（社会现实本相）？
我们规划的人类生态24项次级项目主题，如在生计项下有生计策略、生产分工、市场与交换、资源分配与竞争等；社会项下有人口结构、社会群体与认同、社会组织、社会阶序竞争与冲突、社会控制与安全等。这些便是本计划人类生态调查的主要内容。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各地人类生态或农村人类生态并非一环闭的生态体系。各地人类生态彼此影响，而共同构成一更大环境范围的人类生态体系。以台湾农村人类生态体系来说，它是台湾人类生态体系的一部份，因此深受此体系中的城乡关系、地域关系、族群关系之影响；台湾人类生态体系又为东亚及全球人类生态体系的一部份，因此深受外在世界之环境、产业、贸易、政治与社会意识形态等影响。
如前所言，农村计划为一着重资料搜集与数据库建构的计划，其主要功能在于为台湾农村人类生态及其历史变迁搜集、保存基础资料，以供各界研究分析及探索关于台湾农业、农村与农民的问题，以此知识为农村再生献策。因而此计划当前成果只是提供深入认识农村问题的基础人文社会背景资料，以及提出一些思考分析途径（如人类生态），而它如何被运用于解决农村问题、贡献于农村再生，仍待学者及各界人士利用此资料的进一步努力。
04 台湾农村所见全球传统农村困境与新机
在本文中我无法介绍及讨论个别台湾农村、个别农产业的问题。以下我仅谈谈在执行此计划中自己所见的一些现象；它们非台湾独有，而是普世许多传统农村正遭遇或曾遭遇的问题，特别是在社会、文化与历史经验相近的东亚地区农村之中。
农村为何需要再生？首先，这问题涉及全球产业经济变迁，科技化、企业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国际低粮价，国际粮价被资本操弄因而不可依赖，极端气候又使得粮食生产与粮价难以预料，导致今日全球许多国家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农地以保障其粮食自给率。然而低粮价让粮食生产者无利可图，因此许多农地并未用于用于粮食或其它农业生产，或仅以政府补助勉力维持生产。另外，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大量流入都市，让原有的就业、住屋、交通与环境污染等问题更加恶化，也因此提升都市人追求农村休闲与原生态生活之消费欲望。休闲产业资本进入农村从事各种活动，对农村环境及农民生计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因而许多国家的活化农村政策，其目的便主要在于：（1）永续农业与粮食安全，（2）创造新的农村生计以吸收部份都市人口，（3）在不影响或配合前二者的情况下发展休闲产业。
再生为什么样的农村？ 在许多公私团体提出各种振兴农村方案时，往往忽略了传统农村的一些特质，如农业的生计脆弱性与农人的应对策略。这便涉及整体农村人类生态。因为农业有各种风险（如自然与人为灾害），农民必须以其它生计来避免生存危机。农人的产物主要为粮食及牲畜，它们是人类维持生命所需，宜作为原始货币（primitive money），因此农民也是天生的商人。农业生计不稳定性，使得农人在从事生计活动时常徘徊于最大利益与最小风险两种经济思考之间。譬如在农业经营上采多元方式；多元作物、多元品种、多元市场，以避免风险，同时也追求较高的利益。以多元生计手段来说，如许多果农有时需自己将产品拿到市场上卖，自身及其家人也需从事其它行业。在台湾原住民地区，从农的村民常是退休公职人员，以退休金弥补其生计。高比例的原住民从事公职（在有些村落中超过50%），也是由于追求最小风险的经济动机与文化。学者一般认为，由传统到现代农民的经济行为由追求最小风险转变为追求最大利益。事实上这只是时代变化的一般趋势，并非绝对。农业的基本性质（如植物离不开土地、需长久等待收成等等）与各种风险，使得农业与农人的弱势一直存在，也因此传统农人的一些生计特质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然存在。在传统农村中人们又常以社会与文化手段来弥补农业生计的脆弱性。如家庭、家族社群，村里社群，庙宇祭祀圈之宗教社群，部份原住民社会中的共食组织，都是让人们可彼此相依、互助互保的社会群体。因此产生的农村社会文化如，勤俭惜物、不浪费食物、换工互助、有钱人须慷慨之道德观、出门在外乡亲团结、敬老重老等等。在当代台湾农村，许多以上传统生计与相关社会文化仍然存在，有些则在改变与消失中。
许多由都市之知识权威规划与执行的农村再生方案，常轻忽传统农村人类生态，轻忽被改造者的意见与情感，以及传统农村与农业的柔性。考虑当前的粮食安全、极端气候、社会公正等多种因素，看来鼓励科技化、企业化生产之农村经济以追求最大利益，与帮扶部份多元生产的小农以让农业生产能有弹性地应对极端环境变化，这两条路线不可缺一。
再造伊甸园？ 由此我们可谈谈一些打造伊甸园式的农村再生计划，如日本的里山倡议（Satoyama Initiative）。这理想蓝图为，在浅山或山边、平原、海岸等环境及其交界地区，建立自然环境、生计、物产、人文地景（如传统村落）与社会密切结合的小型农村小区，以推动可持续经营的整体社会经济地景。这理想农村有如一完整的人类生态体系。然而以人类生态来说，它可能适用于部份日本农村，然而将此理想扩及东亚或世界其他地方时便不实际了，因各地有其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譬如日本里山倡议背后特殊的日本文化——小区认同文化；在偏远农村地区这又与地方家族密切结合。这是人群的地缘与血缘关系相当程度重合的社会，而人们更注重与自己地缘关系相近的他人；时时注意邻人如何看自己，因此也时时约制自身的行为。在台湾推动这样的小区建设与改造之不切实际是，首先，台湾农村人重家族认同且家族是跨地域的，同一小区各家族不一定能合作为小区效力。其次，推动此计划者（包括日本规划者）必须反思，这是否仍为都市人对农村的浪漫想象，而其实践是否真对农村人有利。
类似的，一种台湾难以复制的日本农村人类生态是﹕种植耗费人力、精致而价昂的水果，这样的水果无法大量及机械化生产，因此家庭式小农得以生存及获利。然而这种农业背后是日本人买成熟价昂水果送礼或自食的消费文化，与此联结的是社会阶级秩序严谨的文化、追求细节精优的文化。这样的生产与消费文化难以移植来台湾。除了赠送价昂礼品有法律及职场伦理问题外，这种送礼文化所强调的社会阶级区分，及因此造成之低阶与失败者的社会压力，均使得它所寄身的人类生态不值得追求与嘉许。
绿色农业。我们再看看另一条传统小农的出路，绿色农业。在人们普遍关怀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的时代潮流下，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原生态农业是许多传统农村的转机，许多台湾农村特别是山区原住民农村也走上这条路。然而台湾原住民地区的有机农业的推动与实践，最能反映环保与生计间的矛盾，环保自身的矛盾，以及环保、生计与社会文化间的荒谬关系。
原住民自认为也被社会大众认为，其文化与生活贴近自然，因此宜于利用其传统知识行有机农业生产。然而现实是，首先，其传统知识不一定能（或不能）应对当代有机农业的种种要求。其次，有机农产品需要被认证，而认证的不确定性及费用，都让原住民农人难以负荷；缺乏有机认证的原住民农产品，难以卖出好价格。第三，有些地区虫鸟之害造成作物产量大减，人们坚决不以农药来防范而以扩大种植面积来补足产量，如此造成山坡地更沉重的环境灾害负担。第四，小农的有机农产品因产量不足而难以得到稳定的销售通路，而其生产及验证流程可疑的企业化有机农产品却能大量供应市场。
文化比生计重要？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许多原住民因珍惜自身 “与自然合谐的文化” 而忍受生计挫折；对于为何要采用对其生计无益的自然农法或种植本民族传统作物（如小米），他们称：“经济收益不重要，保存我们的文化比较重要”。这多少是由于主流社会建构的绿色农业与原住民想象，而许多原住民也接受如此之自我形象。早期人类学对原始人群（primitive people）的观察、纪录与研究，是在对自身之科学进步充满乐观信心的时代背景下，因此特别注意这些远方落后人群的自然、原始性。后来当文明世界之人在反思科技与工商业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以及人伦价值沦丧时，世界各地土著又被人们想象成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近半世纪因发达国家及都市人的环保危机感，此种想象又转化为强调原住民与少数民族的生计与生产活动和自然密切结合。与狼共舞（Dance with wolves）与阿凡达（Avatar）等极卖座的西方电影，都反映及强化此种想象。这种文化建构影响原住民的自我认识；我时常听得原住民朋友们说“我们原住民是和自然合谐共存的”等等之话语。因此他们也常践行被认为是本地传统的自然农法（比有机更有机的农法），生产与其“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作物如小米，而经常在市场法则及虫鸟害等自然法则双重打击下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
这涉及更广泛的所谓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和原住民所想象与实践的传统自然农业间的内涵、知识与权力差距。简单地说，无论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在先进国家中都有其特殊定义与检验办法，涉及许多高科技与法律、政治与利益博弈，因此发达国家的有机农业可以在科技、法律与政治的支持下大规模生产。而原住民，以及世界所有行其传统种植的人群（如许多印度农民），一方面只能照顾小范围的农地，另一方面因未得到认证而无法卖得高价。这不只是生产方法的问题，更是主流生产文化（企业化绿色农业）与被建构的原住民文化（与自然和谐的农业）间的知识权力差距与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造成的问题。
谁来种田？ 接着我们谈谈另一个见于台湾也普遍见于世界各地传统农村的现象﹕农村人力匮乏且高龄化。在一台湾农场，场主笑称正在田地里工作的十来位老妇人为“千岁团”——她们的年龄加起来超过一千岁。将分散的农地集中经营，扩大生产规模，利用机械来减少人力需求，引用温控、洒水与施肥之自动化系统；这些都是十分理想的解决人力荒的办法。然而平原地区早期闽粤移民的家族体系稳固，家族长期分产下农地破碎，且部份产权在已移居城市的家族成员手中，因此整合农地扩大生产规模不易。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是许多国家推动新型农业的大趋势，然而这涉及的资本与知识为一般小农难以企及，因此政策性补助的受益者为具规模的农企——这关系着谁是政府与农政单位关怀的农民？哪些是应受鼓励与支持的农业？
分工生产的农产专区也是因应缺工而生的普遍现象。台湾许多农业因缺工及为节约成本，而形成单一或少数产物专区。专区中以分工生产来减轻人力负担，因此产生一些种菜苗、养鱼苗、养幼鱼、代耕、代清理鱼池、代收成、人力中介等等的专业户。如此虽能节约整体人力，但也提高小农的生产成本，让其利润更微薄，因此让许多人脱农。农地与鱼池的经营转移到农业大户手中。生产专区化、分工化与资本化，使得小农愈来愈不易加入竞争。消费市场上农渔产品种类减少，生产者少，农产品价格更易被操纵。
在劳力需求大的台湾农区，在得以申请雇用合法外籍农工之前，娶外籍新娘早已是民间普遍解决缺工的快捷方式了。婚姻介绍所、婚友旅行团成为公开及常态进行的行业。相关网站上贴着 “商品” 照片、价格、买卖过程及履约保证，而这些商品是外籍女性。这涉及的人道与家庭伦常，以及外籍配偶的劳动力是否被过度利用与剥削，以及是否造成一些家庭与子女教育问题，很少被检讨。在某些方面，她们的地位有如传统社会中的妾；在旧社会中妾与妻不同的是，前者通常来自他乡因而得不到其原生家族的支持，而妻若受虐则可能引起两家族的严重纠纷。除了外籍新娘之外，由于合法雇用外籍农工困难且不合仅季节性缺工的农户所用，台湾农民经常于农忙时雇用附近工厂的或离厂而非法居留的外籍劳工。由于皆属违法“打黑工”因此其权益更难得到保障。
这情况，农业缺工，顾用非法移民劳工，以及这些劳工被严重剥削，几乎是全球普遍现象，如在美国、欧洲各国、日本、南韩均十分普遍。各国应对此现象的办法不同；或强制禁止，或将之合法化，或因应实际需要而漠视其中诸多违法及违背人道之事。
逃离农业与农村。全球发达或半发达国家之农业普遍缺工，也反映人们逃离农村的时代趋势。这现象应被置于人类文明社会之历史发展的框架下，以及农村在其间的地位，来思考其意义。我曾指出农村与农民是文明的产物。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普遍存在的是以务农为主的混合经济聚落，我称之为原初社群，这样的聚落人群极少对外扩张发展。新石器时代晚期部份这样的人群自其聚落出走，他们对外征服、迁徙、分衍，并以英雄祖先血缘记忆彼此联系，建立起跨地域的纯血缘性社群（统治阶层家族）及其国家政治体。此时广大的原初社群及其民众，成为政治威权下的基层农业生产单位，农村，与被统治的生产者，农民。文明与农业，城与乡，分别成此种复杂社会人类体系的上层与底层。
19世纪启蒙运动时代出现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古拉丁文的城市公民（civis）与公众社会（civilis）。而文化（culture）则源于古拉丁文的农业或垦地（cultura），又衍生为知识与精神上的开发。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在拉丁词源上对立，也反映在历史上特别是18世纪西方世界开始对其文明充满自信的时代以来，都市人对自我及其对农村乡民的认知。我方是文明的（civilized）、有礼节（civil）的都市公民（citizen），农民则是应被教化的（cultivated）、生活在传统文化（culture）中的从事农业（agriculture）之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一词所流露的社会规范力量，及因此造成的社会稳定性与延续性。这是全球文明中居城的统治阶层对农村与农民的期望；生活在其传统文化中，乖顺驯服、安土重迁、代代相传不变的农村与农民。让农民普遍接受这样的传统文化，居城的统治者便能安稳地支配农业生产所得，以营运、管理此文明人类生态体系。这是在政治、军事之外，让农民不得离开农业生产的社会文化手段。即使如此，在西方与中国，自古以来离农而逃入山林大泽中的罗宾汉与梁山好汉仍然不少，而载于史籍的良吏则以能防民逋逃、劝民归农为其功绩。虽然世界各国大致皆难以强制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然而许多政策以及农政官员的理想作为仍是劝民归农，让农民留在田地上。
人类学者James Scott的名著《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描述农民如何以破坏、怠惰、装傻等手段来反抗主流社会（地主及支持他们的威权）及其建构的农村伦理道德与秩序。这可以让我们反思一些农村传统道德与社会伦常。它们造成什么样的男女之间、长幼世代间、地方世族与外来家户间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与资源分配。在全球农民逃离农村的浪潮中，往往女性离开农村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这是否反映着在这些农村传统文化与道德中女性是最大的牺牲者。譬如，在台湾与中国大陆，过去许多农村家庭伦理之一是男尊女卑，要求女人三从四德，强调与监控女性的贞洁，以能吃苦耐劳为女性美德。这造成农村女性若有机会多选择离开农村，以致于农村男性讨不到老婆为常有的事。
台湾人类生态下的城乡关系 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农村，除了上面提及的在人类文明史上农村与农民的不利地位之外，当代产业经济的发展更是让农村人口流入都市的重要因素。农村人类生态为整体台湾人类生态的一部份，两者互动关系密切，前者深受后者影响。都市化及劳力密集工业发展（如设立加工出口专区），以及低粮价政策，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流向都市，造成农村空虚化，劳动力、医疗及教育资源皆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人口集中于都市，让都市居住空间成为可被商业资本操弄的资产。1990年代以来房地产业在都市地区迅速发展，当权者对这样的资本操作没有或不愿采取严格管控，以致形成一种新奴隶制：房贷让都市屋奴在20-30年间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或一半贡献给建商财团。都市房地价格节节高升，也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家庭资产差距。城乡资产的巨大差距有如地表的高差坡度，产生流动方向与能量，让都市人的工商制造业、休闲产业、绿色消费不断侵入农村。都市环境恶化及生活节调紧张，使得许多都市人向往乡村生活，造成近20年来休闲产业在乡村快速发展。农村（特别是原住民农村）难以抵挡都市资本流入夺占其环境空间资源，大量农地及原住民保留地落入休闲产业集团或个别都市人之手。一个都市中产阶级屋奴，退休后亦有能力假农民与原住民身份在农村或原住民保留地置产。于是更多农民、原住民及其子女被迫进入都市从头打拼或又成为新的屋奴。
乡村、离岛、原住民保留地，甚至整个东台湾都成为都市人假日远离尘嚣的乐土之后，许多经济、交通开发案都在都市菁英“保留最后一块乐土”之呼吁下，以及在环保、减碳的政策下，拖延多年或被搁置。这些发生在台湾之事也发生在全球人类生态体系之中。
全球化人类生态下的农村。台湾农村及整体台湾人类生态，和世界其它地区一样地深受外在世界影响。近代以来全球性之粮食工业化（制造加工）、商品化（贸易与交换）、社会阶序化（饮食作为社会阶级与文化身份表征）产生之附加价值，让从事初级生产的农渔民利润微薄。地广而人口压力小的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旧殖民国家，以其农业科技及广大农地大量生产各类农产品，廉价及强势供应全球市场。世界贸易组织 (WTO)、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太平洋经合会 (PECC) 等宣称旨在促进跨国贸易网络、消除贸易壁垒、维持贸易公平性的全球或区域性机构，实为强权国家为其农业、科技产品之生产与消费全球布局之组织设计。在全球化贸易谈判中，各国政府难以抵挡自上述强势国家输入农产品的压力，经常牺牲农人利益，而以补贴政策维系本国农业。
198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电子产品与电子商务发展，建立新的全球产销与消费体系。在此体系中“知识产权”夺占商品大部份利润，而居于此体系边缘的开发中国家难以抵挡科技进步国家的知识产权主张，如此让从事生产加工的劳工（许多来自农村），与从事初级生产的农渔民，在低利润分配下皆成为此体系中的弱势者。这全球化人类生态体系的文化层面核心是发达国家创造的全球性消费文化。由此产生的消费需求与欲望，让一位来自农村的工人花上一个月薪水买一苹果手机，因而不知不觉地对此体系奉献出他在此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微薄所得，并陷入此造成其边缘命运的全球化人类生态之中。
另一个影响农村地区与农林环境的全球化情境是，日益被强调的环境危机与旨在节能减碳之全球性生产与消费规则之建立。近几十年来异常气候受到全球关注，农业与农民生计也深受此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然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之农渔业与山林环境造成更大影响的可能并非全球暖化与异常气候，反而是针对此问题由欧美先进国家建立的一套由总量与交易（cap and trade）、碳抵换（carbon offsets）、净零（net zero）、碳权（carbon credit）、碳交易（carbon trade）等组合而成的减碳游戏规则。这一套规则，不考虑当前发达国家在全球能源使用与排碳上的高占比，亦未检讨造成此现况的欧美早先进入工业化社会与殖民扩张的历史背景；其逐步施行必然造成全球落后地区更难以翻身，而先进国家及其资本家们由控制全球之高科技产业，进而得以掌控发展中国家的山林、乡野与农业资源。
在台湾，农渔民及偏乡民众已能感受的是大量矗立地表及沿海渔场的风电机，侵入农地的光电板，以及企业财团到处猎地清除老林，种上能产生较多碳权的树苗。小农惯于的传统农业种植与养殖方法，被污名化为破坏环境的凶手，而终将被高科技、高资本的农企所取代。可预见的未来是，逐渐升高的粮食价格让一般民众受害，以及随着2050全球碳排净零目标逼近，逐渐升高的碳价让早先投资于此的欧美资本企业获得暴利。总之，温室效应及环境危机的确存在并亟待解决，但解决问题最重要的着力点不在农村、山野而在都市；破坏自然环境的最大因素不在各种农法，而在于资本宣扬的物质需求与其藉此获利的欲望。
05 结语
在全球许多民众、资本家与执政者眼中，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麻烦制造者，或是一群其研究无关于国计民生的人。作为人文社会学者，我们可以自我辩解﹕未能解决社会实务问题反而提出更多问题，或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或对社会现象提出严苛批评，正是我们的专长与专业职责，此也反映人文现象的复杂性，及其在人类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性。然而我们也应自我反省与反思，我们研究所得知识与我们深信的学科法则是否受到各种偏见的影响？此方面，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反思社会学》中提出的学者之三种偏见，社会偏见（social bias）、学科偏见（academic bias）与学究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非常值得我们省思。
本文提及的，与农村问题相关的工商社会之生产与消费文化、全球暖化、粮食危机、城市发展、乡村传统文化等等问题以及它们间的纠结，显示在面对及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上跨学科地思考是必要的，而人类生态正是此种整合性思考的一个途径。对整体人类生态及其各项内涵之历史变迁的思考，更能让我们了解当前环境、生计、社会、文化由什么样的过去演变而来，它们在各时代、地区造成什么样的人类生态，我们应往何种理想人类生态走去，而非空言“永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