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黄帝子孙之血缘想象论述已渐从国族历史中退出，但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以及相关历史文献记忆，仍深深影响20世纪上半叶的国族历史建构。我们由前面所举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以黄帝、炎帝、蚩尤等为某一民族集团之祖，描述冒顿单于、成吉思汗等北方各民族之英雄祖先，仍为历史论述主流。也因此，战国至汉代中原文献中的种种“英雄徙边记”历史记忆都被纳入民族史中，以建构、刻画各种性质的国族边缘之地与人。以下我仍以太伯、庄蹻、箕子、无弋爰剑与三苗等为例说明。
东南边疆江南及闽粤地区汉晋以来逐渐成为华夏之域，其民也因而多被视为或自称为华夏（或汉人）。然而即使到了清末民初，本地仍有相当多的人群被他人称作畲、傜、蜑等等而被排除在华夏之外。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史建构中，学者们常将本地描述为进于文明较晚的华夏之域，其民为南移的中原华夏家族，或为被前者同化的古越（粤）族。太伯与其他历史上的英雄祖先事迹，被用来证明这个历史。如王桐龄在其所著之《中国民族史》中称，中国东南方吴越民族有断发、文身之俗，与汉族在语言、血缘上都有差别。商末，周太伯及其弟仲雍率领部分汉族由陕西南下，迁到江苏，实行统治。到了秦时，此一民族完全汉化。在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中，作者认为粤族也就是马来族，其文化特征为文身、食人、断发、裸身等。他提及吴太伯如何教化粤族，而使得他们在秦汉时衣冠、服饰已全与华夏相同。在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中，他认为汉族来源之一为东南荆吴系民族；同样的，他认为吴地之君主为吴太伯的后裔，其人民则为荆蛮。
无论称之为荆吴系民族或粤族，作者们都认为东南之江浙皖与两广一带的人今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在历史上为后进于文明的边缘汉族—太伯奔吴记忆被用来证明这个历史。同时，透过“越族”或“马来族”等种族血缘建构，民族主义史家也将南方汉族之边缘延伸到国家边界之外。
西南边疆中国国族版图的西南边疆虽早有楚地与巴蜀移民进入，但自东汉至于元代，整个地区大多不由中原王朝直接治理。明清时期中原政权在此的统治稳固之后，大量的汉人移民进入此地。明清时期许多旅居本地的中原官员、士大夫，常在其著作中强调本地之人与风俗的异类性。这些风土描述的著作，影响了后来的民族史书写。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民族史作者们常以庄蹻王滇之史事来说明本地社会统治阶层为华夏，又以史籍中称庄蹻及其下属为了统治而习从当地服饰与风俗，来说明当代本地各族群不同于汉族的文化特性；有些作者强调西南民族的“种族”属性，而不强调庄蹻及其兵丁的血缘传承。
譬如，清末民初章太炎在其《西南属夷小记》一文中称，庄蹻的后裔不只一地，因其被本地族群同化，所以汉代之人视之为蛮夷；借此他说明华夏之人也有蛮化者。因而他认为，中夏之族（华夏）北有西羌种，南有髳濮种，合而为华夏之人。以此而言，章氏虽然认为西南与南方“髳濮种”之文化与汉族文化有异，但在种族上则为其所称的“中夏之族”。研究民家（今白族旧称）的徐嘉瑞认为，民家为松外诸蛮（白蛮）的统治家族；这些统治贵族是随庄蹻入滇的汉人后裔。吕思勉则认为西南民族主要为濮族；他提及夜郎之竹王故事，并称当时贵州土司还有自称祖先由竹中生出者；他提及许多例证，包括庄蹻王滇之事，来说明许多濮族祖先来自中原或楚地，古代濮族分布可达湖北、河南。又如，在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中，滇人被他视为僰掸系民族；他指出，该族虽当前只在中国西南，古时却曾散布长江流域各地，因而现在汉族中混有很多僰掸族之血液。虽然他也提及庄蹻王滇之史事，但这在说明西南族群为国族同胞上已不重要了。
无论如何，由于20世纪上半叶时西南各地族群与汉族社会文化间大多仍存在相当差异，又由于明清以来中原作者们强调本地“奇风异俗”的书写与“苗蛮图”之类的绘本流传，使得民族史作者们相信庄蹻与其楚人部属化入蛮夷之中，而非以华夏或楚文化教化夷人。因此大多数的民族史书写虽将西南人群纳入国族之内，但视之为非汉少数民族，或视之为受汉族统治者（土司）管辖的原住民。怀有种族观念的中国民族史作者，则多以“历史”来说明西南各族群之“种族”—如髳濮种、濮族、僰掸系民族—与中原或南方汉族有密切关系，然而在“文化”上仍视之为与汉族有别。
西北边疆中国历史文献中，姜姓三苗与无弋爰剑被华夏英雄祖先驱逐到西北方之历史记忆，在近代中国的民族史与西北方的国族边缘建构中有相当的重要性。由此建构的“羌族”与“氐羌系民族”之历史，一方面说明此民族为构成古老华夏的重要成分，另一方面又说明其为藏族与许多西南少数民族的族源。
章太炎曾将北方、南方、东北、西北之异族分别称作犬种、蛇种、豸种、羊种，并称他们都不能被称作华夏。然而将羊种羌人排除于华夏之外，他又有些犹豫；显然是受《后汉书》中称西羌为姜姓支族的影响。在较晚的文章中，他便将“西羌种”当作是华夏了。林惠祥也引《后汉书》记载，称西羌为三苗的后裔，为姜姓一支族，其居于中原者逐渐同化于汉族；远方的羌部落则是无弋爰剑的后裔，他们在汉代不断叛乱对中原造成很多骚扰。借由这两则见于史籍的英雄徙边记历史，林惠祥一方面以“姜姓”来强调氐羌民族与华夏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又借“无弋爰剑”之历史隐喻，来说明西方氐羌系民族（特别是其中的藏族）的异类及不服王化特质。在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中，作者强调的是《后汉书》中无弋爰剑教羌人种田与养牲畜的文明教化者形象。他指出此教化之功，乃由于爰剑久居塞内而习于汉人的农业、畜牧。这样的民族史书写，一方面强调爰剑子孙落后的文明程度，一方面强调中原对当地有文明教化之功。
东北边疆以上各种英雄祖先历史或英雄徙边记之历史，说明各个英雄祖先的当代后裔或为中国国族内的少数民族，或为后进于文明的边缘汉族，无论如何其后裔皆在国族之内。唯东北方的箕子王朝鲜历史记忆，被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学家用来说明朝鲜民族之种族、文化来源。如章太炎认为华夏起于西方，东北皆为豸种，但对于朝鲜他则认为由于其文明成于箕子、卫满，因此是与中国同样有礼仪教化的地方。虽然如此，朝鲜不在章氏“中夏之族”的概念中。
1920—1930年代，日本人提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之论时，傅斯年等历史学者编著《东北史纲》一书，辩证满洲乃中国之东北，自古以来一直为中国的一部分。他们的主要论证是，首先，殷人自东北来，其败也往东北去，其族属与貊族关系密切，而貊族东北之濊貊人是箕子朝鲜之民，其疆域及于鸭绿江以北。其次，夫余、句丽等主要也都是濊貊人，受中国礼教文化影响深。再次，满人则出自古之挹娄，为后起之通古斯族；隋代以后挹娄诸部（勿吉）扩张疆土，东北才成为通古斯族之世界。最后，便因与中国之间有文化落后的通古斯族隔断，朝鲜逐渐独立发展为一民族。在这样的历史建构中，傅斯年等借着箕子王朝鲜之史事，以及商人为东夷系统民族，来强调东北自远古以来便为中国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傅斯年等更以考古学、体质学、神话学与历史学来证明，古之东北各部族在血缘、文化上与中国有密切关系。在考古上，他们引安特生之说，指出辽宁沙锅屯的考古发现与河南仰韶村所见非常相似。在体质上，他们引步达生之说，认为新石器时代之沙锅屯居民与仰韶居民人种相同；他们也指出当今满洲人与黄河、长江流域之人在体质外观上没有多少差异。在神话学方面，他们指出夫余、高句丽之起源神话—有关东明或朱蒙的传说—与商人之祖先神话有共同因素。所有这些学科证据，都被用来佐证商人原为东北民族，箕子至朝鲜为王，只是率众回到其民族故地。在如此的民族史建构中，通过东夷、濊貊人等概念以及箕子朝鲜的领域，傅斯年等人心目中的东北同胞范畴也逾越了当代中韩民族国家边界，虽然他们承认朝鲜人已是独立的民族。
傅斯年所称之“濊貊族”，在吕思勉所著《中国民族史》中称“貉”。吕认为，貉族居地原在燕北，后又迁至辽东之外，其地跨辽宁、吉林二省及部分朝鲜境。该书又称貉族文化颇高，可溯因于箕子开化朝鲜之功；箕子立国之朝鲜非今日朝鲜，约在燕国东北部今广宁一带（在今辽宁省），此也是当时貉族所居的核心地区。这一点，他的看法与傅斯年等不同；显然吕以诠释箕子朝鲜的地理空间，来强调中韩间的国族地理界线。也因此，吕思勉提及汉代曾在今朝鲜北部市设郡，后来因非中原控制力所及，所以该地又脱离了中国版图；对此他的评论为，可见中国想控制远方朝鲜是一种失策。在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中，他也称朝鲜本殷民族分布地，箕子王朝鲜只是返其故国。在箕子朝鲜之后，林提及另一个由中原去的英雄—卫满—如何建立卫氏朝鲜。因此他认为，今高丽人不在中国民族之内，然在民族上与中国民族关系密切，其文化上受中国影响甚多，且其民族人种内也有许多中国移民。
以上是近代中国民族史之中，国族边缘人群建构的一些例子。由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汉晋史家流露其华夏边缘想象的多种英雄徙边记叙事，在中国由帝制转入近代民族国家体制时，它们在民族史中被重述、修饰及得到新诠释，被用来刻画中华民族之国族边缘。两个时代（汉晋与近代）的史家，对这些英雄徙边记历史有不同的理解，他们也赋予叙事中的人物与地理空间不同的诠释与意义，借此塑造两个时代不同的华夏边缘。
以东北边疆的“箕子王朝鲜”记忆来说，汉晋时期中原史家通过此历史，期望将之纳入华夏内的人群约在今吉林、辽东与朝鲜半岛北部一带。唐代以后这一地带为勿吉、女真、满洲等部族所居；中原人心目中重礼教人伦的“朝鲜”人群与地理空间概念，随着高句丽、高丽等政权的政治中心东移至朝鲜半岛北部、中部。近代满洲成为中国之东北边疆乃由于历史上本地鲜卑、契丹、女真等一波波入主中原，最后造成本地在清朝疆域内之政治现实，而新中国为此现实的继承者。虽然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书写，都将大韩民族视为一独立民族，但箕子王朝鲜记忆仍普遍存在于中国人心中。
在东南方面，春秋末期太伯奔吴记忆的出现，应是由于当时长江下游新兴的句吴政权，助中原诸国与楚国对抗。在此情境下，中原与句吴王室共同创作此一历史；句吴王室借此可以自称“周之子孙”以得到较尊贵的身份，中原诸国也在南方找到一可与楚对抗的盟邦。汉代以后的历史发展，使得江南一带的空间与人群逐渐成为毫无疑问的华夏之域及华夏之人。因此在近代民族史中，江南之人成为毫无疑问的汉族。然而太伯奔吴历史记忆，特别是有关太伯断发、文身以从土俗的记载，被用来强调本地人相较于中原汉族而言，是为后进于文明的汉族支系。
西南方面，中古时期被华夏遗忘或忽略的庄蹻，在清代至民国时的方志与民族史中重新被忆起。然而多元的本地族群及其文化使得民族史作者们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相信，庄蹻及其兵丁的后裔早已化入当地了。在另一方面，许多外地汉人接触到湘西、贵州、云南等地汉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得到本地非汉族群都已深度汉化的印象。因此，虽然民族史的主流论述是西南边疆有许多非汉少数民族，但究竟要厘清他们的民族属性及边界，或是让他们持续汉化，当时仍有争论。无论如何，后来在此民族史框架下，经由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的调查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分类以及个别民族之语言、文化边界被建构起来。通过庄蹻及其他中原祖先之徙边记忆，西南各少数民族又被认为与汉族有密切血缘关系。
西北方面，我曾在从前的著作中说明，由商代至于汉代的中原文献记录的“羌”，其人群地理空间变化反映的是一个不断向西漂移、扩张的华夏西部族群边界。到了汉晋时期，华夏的西向扩张已达青藏高原东缘。《后汉书·西羌传》可代表此时中原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我族西部边界；作者对无弋爰剑的异类性描述，建构的是一个排他的、封闭的族群边界。吐蕃兴起之后，青藏高原东缘各部落人群深受吐蕃与藏传佛教影响，因而在中原人心目中许多的“羌”变成更为异类的“番”，因而中古以后被中原称为“羌”的族群逐渐萎缩。到了清末民初，只剩得川西北之汶川、理县间少部分汉化很深的人群被称为“羌民”。由于清末民初中国国族建构的原始蓝图为炎黄子孙，而炎帝在中国历史记忆中为姜姓。《后汉书》中称羌人出自三苗，为姜姓别支。于是民国时期的民族史书写者特别强调“姜姓三苗”为羌人之祖的历史记忆；如此建构之民族史让“羌族”成为一民族桥梁，沟通一方的炎黄子孙汉族，和另一方的氐羌系少数民族（羌、藏、彝与十余种西南民族）。因此汉晋时封闭的华夏族群西部边界，到了此时由于羌族与氐羌系民族的历史属性而全然瓦解；青藏高原及西南地区许多非汉人群因此成为整体国族的一部分，成为国家边界内的少数民族。
更重要的变化是，英雄徙边记历史中的英雄，如太伯、箕子、庄蹻、蚩尤等等，由过去仅代表统治者之祖源而成为某方所有人的祖源历史符号。此也说明脱离帝制之后，中国进入以“个人”为组织因子的民族国家体制之中，在新的历史建构中这些英雄符号隐喻也随之改变。
本文选编自《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