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第七、八、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华读书报：您有枕边书吗？
陈建功：狭义的“枕边书”已经没有了，睡前阅读已被听书所代替。不仅枕边听，刷牙、泡脚等等都在听。重温经典，从《红楼梦》到赛珍珠的《大地》、苏青的《结婚十年》等，更多的是听网络小说，有的网络小说听几句就放弃了，但也有一些真不错。广义的“枕边书”，比如我拳拳服膺并时时翻阅的书倒确实有几部，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孙家孟译），但又不全都是文学类的书，比如张次溪先生那本《人民首都的天桥》，布尔斯廷著《美国人》（三册）以及读大学时的参考书《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等，都是时不时要翻翻的。之所以喜欢这几本“资料”，主要是觉得他们信得过，不仅因为前辈的权威性，更因为它们还汇集了一代一代学者的说法。读这种版本，就是听百家争鸣，取兼容并包的姿态，再独立思考与取舍，免得被一家之言洗脑。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的阅读经历？您曾在文章中提过，自己读书是因为妈妈的唠叨。“妈妈说，《鲁迅全集》也不让读？别人读一遍你读十遍，以后你就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后来您是不是真的读过《鲁迅全集》？
陈建功：先母是中学教员，家里的书架上就有《呐喊》《彷徨》等等，甚至还有关于鲁迅作品的辅导书，比如许钦文先生的《语文课中鲁迅作品的教学》等等。故此鲁迅的小说和散文以及部分杂文，是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的。在我当煤矿工人的时候，所谓“四旧”刚刚被“横扫”了，被允许读的文艺书籍，除了官方所说的经典论著，文艺作品也就是几本了，鲁迅的作品也是被允许的一种。故此先母所说，是以《鲁迅全集》为例，传递“五世业儒书有种”的激励而已。我家的《全集》，应是上世纪90年代才有的。不敢说全读过，有些文字比如先生的译作，我就没读，因为我不敢苟同关于“硬译”的主张。在海外新的思想理论以及表述方式被引入中国之初，为不失原著本意和引进新的表述，“硬译”之主张，固可理解。但总觉得还是梁实秋所说“信顺兼顾”的译本更为好读。
中华读书报：《红楼梦》是您拥有的第一部名著吗？那个时候阅读是什么感受？这本书因为借出去又在火车上被列车员给没收，后来有没有再买《红楼梦》？
陈建功：后来当然是买了，那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末了。我还记得应是1978年，我已经上大学读书了。思想解放，也解放了一批“封资修”书籍，同学们站在新华书店的柜台前抢购，班里某位同学为了买到货架上最后一本《安娜·卡列尼娜》，站在拥挤的柜台前高喊“安娜是我的”，传为笑谈。我的第一本《红楼梦》，是“破四旧”的年月从人民大学校园里一个收破烂的老头儿那儿买下的。那书的扉页还有赫赫有名的党史学者何干之的钤章，显然是何先生遭遇抄家后流失到收购废品者的手里。我趁左右无人，花了几毛钱买了它和两册《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可惜书还没读，被一个工友借走。那工友在开赴矿区的列车上看，被列车员以“黄色小说”的“罪名”给没收了。至今想起，总猜那列车员是以“正能量”的名义，自己享用了。
中华读书报：《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里提到，您曾经和王小波的哥哥有交集，提到他们哥儿俩比赛读书，走火入魔，比速度还比记忆力。印象中还有哪些关于读书的趣事？
陈建功：我和王小波他哥王小平是同年级同学，他家和我家都在一栋楼，但不在一个单元。回想起来，这哥儿俩有点儿“邪”劲儿。比如那会儿的小孩儿放鞭炮，也就是拆下一挂鞭，扔来扔去地放呗。他哥儿俩却拉电线，遥控引爆，我路经“雷区”，也曾遭遇“毒手”。后来王小平和我一样，到木城涧煤矿当工人去了。现在他在美国某高校当教授。这哥儿俩读书的趣闻，我是从王小平的回忆文章里读到的。王小平感慨小波之博闻强记，相比之下，我很惭愧。
中华读书报：有母亲耳提面命，您读书也“蛮拼”。为了读书甚至还做过“偷书”的事——“书非借不能读也”，是不是偷来的书读得记忆更深？
陈建功：偷书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故事。木城涧矿图书室不大，只有二三十个书架的藏书。我偶然进入，见一个老职工正受命打捆，说是要“破四旧”，打捆后就去化纸浆啦。时逢冬天，我和几个工友就穿了棉大衣，趁其大意，偷偷往腰带里掖。一趟趟往宿舍里运。记得偷出的书有托尔斯泰的几部经典作品，《红字》《曹禺剧作选》，还有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又十年，恢复高考，我读了大学。在北大燕南园，忽然发现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在一寸一寸地挪步，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朱光潜先生，先生那本被我偷出来的书，当然是早读过了，当时恰又读到先生新发表的《西方美学史》再版序言。心想人哪，哪怕已衰老如斯，那读书写书所铸造的风骨，该是多么有魅力！经历类似的故事，当然对读书有感情。不让读书的年代偷书读，激发你珍惜读书的机会，“偷书”和“借书”哪个读起来记忆更深？没想过。当时有一点调皮的快乐和精神满足的优越倒是真的。
中华读书报：想要成为作家是什么时候？影响您的作家作品有哪些？文学的种子是从什么时候埋下的？
陈建功：在矿山时，开始写些应时应景文章，劳动模范赛诗会的诗啦，应时应景的新闻报道、人物事迹啦，不过就是混混“公出”，能偷几天懒，借着回北京送稿子的机会，回趟城里而已，再往后，梦想着调回北京城里，当个《北京文艺》的编辑啦。用我现在的认知——“不过就是为了拯救一个卑微的自己”，直到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之交，思想解放大潮兴起，突然醒悟，文学最难得的是情感的真诚、思想的自由、表达的独特。
中华读书报：如果阅读可以分阶段的话，应该怎么划分？您觉得最重要的时段是哪一阶段？
陈建功：中小学时期是逮着啥书看啥书，印象最深的上世纪60年代，忽然有了一两年读书的“松动期”，我们人大附中的阅览室，把所藏的各种“杂书”都向学生们开放了，为此觉得读书视野大增，由家庭走向了社会，由课本游进了书海；挖煤时期就是说过的“偷书”了，那个时期的特点是，“偷出啥书看啥书”，得意的是，“盗火者”般的快乐；哭笑不得的是，被“整肃”的无奈。再后来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上大学那时期了。那时的感觉是：听说啥书找啥书。一个是老师们，个个都是著书立说的“大咖”，乐黛云先生给你讲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品，你一无所知时，能不紧张？袁行霈先生讲“唐诗欣赏”，毫无童子功的我辈，岂能不恶补？一个是同学们，个个抱玉握珠，闲谈中就能知道自己的不足，就得偷偷地找书来补。第四阶段就是当下了，我觉得似乎得进入“疑书”阶段了，就是孟子所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书籍的良莠不齐、五色眩迷；包装推广，大言皇皇。倒格外要求读者慧眼识别，选择和思考。
中华读书报：您有什么阅读习惯？喜欢记笔记吗？
陈建功：我不做笔记，除了对特别珍贵的、有助于思考和写作的书籍、资料，要特别存放，或记下来做个索引。有时则在天头地脚加一点感喟。
中华读书报：有时间重温作品吗？有什么书值得您一读再读？
陈建功：最让我欢喜的是“五柳先生”那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因此我佩服“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金句，也佩服“头悬梁锥刺股”的励志，但我不乐意那样，总觉得有点儿“装”。或许恰是这偏爱造就了我的根基浅薄？重温的作品是有的，比如最近就重读了赛珍珠的《大地》和苏青的《结婚十年》，重读的原因是，这两部作品曾经被贬低甚至遗忘，贬低它的不乏中外的著名作家。我重读后确认了这两部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中华读书报：如果有机会见到故人（古今中外皆可），您最想见到谁？
陈建功：冯牧先生。我视之为恩师。在新时期文学发端之初，他就私下召见我，鼓励我。在他病故前，甚至还为我的中篇小说《前科》写下了很长的评论文字。他的诚恳与良善、修养与儒雅，在我眼中，是人格魅力的典范。
中华读书报：如果有机会去荒岛，只能带三本书，您想带哪三本？
陈建功：我首先想到的是，得有新鲜感，还要经得起反复翻检。或会带一本没读过却口碑极佳的新书，再加两本把玩不已津津有味的书，如《北平风俗类征》（李家瑞编）和《大戏考》。
中华读书报：如果组织一场宴会，您想邀请谁？
陈建功：最让我欢喜的聚会是北大77级文学专业同学的聚会，今年6月就刚刚聚会了一次。适逢定居加拿大的李彤《红学外史》在京发布，黄子平张玫珊夫妇专程自香港前来“站台”，还有从来沉湎于书斋，极少露面的“夫子”朱则杰教授从浙江赶来助兴。更意外的惊喜是，我们“文七七”的“女婿”孙立哲也出现了。早在他和吴北玲热恋的年代，我们班同学大都熟悉他。大家不会忘记已故同学吴北玲在同窗岁月那活跃而美丽的身影。孙立哲的出现，简直就是吴北玲的回归。而“代表北玲”的“女婿”身份，又成了孙立哲“抢单”不容置疑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