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侯外庐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并称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这五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走上史学的路径各有不同，郭老是由医学而文学而史学，范老是由文学、经学而史学，吕老是由工程技术科学而史学，翦老是由商学、经济学而史学，外老则是由法学、经济学通向史学。他们的个性、经历、学术旨趣和理论素养不同，又使他们的史学研究各具特色和风格，从而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开始就显得绚丽多彩。但“五老”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并都曾在这个理想信念的指导下积极投身革命斗争；他们都是为了解中国国情，变革现实，而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
侯外庐青年时代受李大钊影响，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一生坚守理想信念，矢志不渝。他通过翻译《资本论》而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自20世纪30年代起将之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他以“韧”的精神辛勤耕耘史学五十年，不仅个人著述宏富，而且通过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宋明理学史》等著作，发展形成至今仍富学术生命力的“侯外庐学派”，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学的开拓者。
以信仰为生命
侯外庐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生于山西平遥一个封建家庭。他自幼通读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接受旧学教育；五四以后，他受到民主和科学思潮的影响，转求新学，整日钻进图书馆里阅读一切所能获得的书籍，对哲学的兴趣最高，西欧的人文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乃至当代的各种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有所涉猎。
他先是接受梁启超的思想，稍后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李大钊的指引下，终于转向马克思主义，从此坚定不移。为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1927年他赴法国留学，进入巴黎大学读书，1928年着手翻译《资本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侯外庐回国，先后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和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任教，1932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次年出狱，回到太原，继续翻译《资本论》。侯外庐以译出《资本论》、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一大空白为志，为了实现这个志向，就要扩充自身的知识储备，广泛阅读，并认真消化，这成为侯外庐一生事业的起点。从法国试译《资本论》起，他就不断通过自学扩充知识，除德、法两门外语，还涉及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数学、机械学……他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补读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亚当·斯密、萨伊、西斯蒙蒂、李嘉图等人的著作。1936年，他与王思华合译的我国最早的《资本论》第一卷全译本出版。次年，他又独自完成了第二、三卷部分译稿。
他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中说：“马克思说的‘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句名言，从翻译《资本论》开始，真正使我领悟到它的深刻含义，故而毕生服膺。”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侯外庐始终以信仰为生命，以信仰自励，并在五十多年史学研究中，表现出无畏的理论勇气和鲜明的实践品格。
韧的追求
侯外庐耕耘史学五十余载，著作宏富，在社会史和思想史领域都有卓越成就，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的漫长治史生涯，大致可以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至40年代中期是侯外庐治史生涯的早期，可称为发轫期。193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1939年发表的《社会史导论》（1933年所撰），是他结束《资本论》译事而转向史学研究的标志。1941到1942年间，他几乎同时完成了两部史学专著，即《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他认为这两部书是相互联系的姊妹篇，并提出“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这一毕生遵循的治学方法。在写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之后，侯外庐本想按照历史发展的次序，继续研究秦汉思想史，再及中古（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史、宋明理学史，最后至近世思想史。但当时周恩来建议他先研究近代思想史，他也感到按历史发展次序研究有一难题，即“中古至近世的中国社会颇易辨析，而古代至秦汉的中国社会则难于研究”，要做秦汉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又必须先研究秦汉社会始能朴实说理。于是，他变更写作程序，先写从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然后回头从事中古诸朝的思想研究。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关怀和支持下，他短短两年便完成了近80万言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此书于1945年由三友书店出版，以取材丰富、立论新颖而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此外，他还于1944年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但影响很大的《船山学案》。
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侯外庐以撰著《中国思想通史》为中心，这是他学术生涯的中期，也是发展成熟期。这个时期，他从个人著书转向依靠专家群体合作撰书，特别是《中国思想通史》的问世，既标志着“侯外庐学派”的形成，又表明侯外庐本人在史学发展道路上获得了一次更大的跨越。1946年，他在上海与杜国庠、赵纪彬等共同撰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先秦），此书次年由新知书店出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两汉）和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完成于1948年，1950年出版，作者增加了邱汉生；第四卷（隋唐宋元明）于1959年底、1960年初分上下册出版，作者增加了“诸青”——杨超、李学勤、张岂之、林英、何兆武几位青年学者共用的笔名，老一辈学者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韩国磐也参加了本卷的写作；第五卷（明清之际，17世纪）在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册（1945年）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于1956年出版。这部《中国思想通史》，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是侯外庐治史生涯的晚期，也是继续开拓和总结的时期。70年代初，侯外庐拖着病残之躯，将自己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论文结集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并于1972年党的生日这一天，握着颤抖的笔写了篇短序，说明编集这部著作的原委。大体与此同时，外老将其几位学生和助手召集起来，要求大家在多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增加辨别理论是非能力的基础上，撰写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这部著作于1978年出版，作者有侯外庐的弟子七人。这部著作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1位思想家或历史人物，为侯外庐计划中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打下了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外老以衰弱之躯率领群弟子完成了《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其中上册曾于1963年冬以《中国哲学简史》的书名出版，后统一以《中国思想史纲》为名于1981年出版。这既是《中国思想通史》的普及本，又依据科学的进展，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经邱汉生提议，1980年，侯外庐主编了《宋明理学史》。这部书后来被列入国家“六五”社科计划重点项目。在邱汉生、张岂之的主持下，经过侯门弟子的努力（作者共16人），1984年出版了上卷，1987年又出版了下卷。这部130余万言的《宋明理学史》，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历史学中的一项空白。侯外庐对此甚感欣慰，他又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室的同志们继续前进，计划撰写百万字左右的《中国思想通史补编》，然后再编一部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使其念兹在兹的“思想通史”理想得以完善。遗憾的是，这成为他的遗愿。侯门后辈，与有责焉。
在《韧的追求·自序》中，侯外庐写道：“我本不过平平一介书生，因为经历着伟大的时代，才确立自己终生不渝的理想和观点。远言之，我爱慕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概，仰慕马克思达到的科学高峰，近言之，自认最能理解鲁迅先生为民族前途，交织着忧虑和信念的，深沉而激越的，锲而不舍的‘韧’的战斗……坦白说，相当多的时候，我的信条只有一个字，那便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那个伟大的字——‘韧’……我从事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拓荒何乐？乐在有目标，有知遇，有知己，有成群的同伴。”侯外庐在一生的学术拓荒中，还带出了一支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学术队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会通社会史与思想史
侯外庐一生的研究，有一根一以贯之的红线，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不是通过俄文、中文的转译，而是直接从德语文献“原典”入手，这是他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侯外庐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从中找到研究中国历史的现成答案，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历史之“的”。
由于以翻译《资本论》为学习路径，这种独特的方法使侯外庐善于应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阐释中国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同时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给出合理分析，然后应用到考察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并形成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1942年，在重庆郊外白鹤林的油灯下，侯外庐完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写道：“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链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说理想与理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成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间何者从属何者主导？何以为断？”
侯外庐带着屈原《天问》那样的宏大胸襟，开始了中国史的探索。他的第一问，就是中国社会史与思想史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他坚信，只有搞清楚社会史，才能更好地理解思想史。恰在此时，中国学术界正在发生着影响十分广泛深远的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辩，这就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一个关于社会形态研究的范畴，后经普列汉诺夫等人的阐释，扩大了影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展开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随后迅速波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马克思在思考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过程中，利用了汉学和东方学的资料，特别是法国东方学家弗朗索瓦·贝尔尼埃的名作《大莫卧儿帝国旅行记》。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认为东方的社会发展，走着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他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原话是：“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亚细亚”这个词，本意是“亚洲”，但为什么中文翻译却使用音译“亚细亚”？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并不是指全部亚洲，而是指亚洲的部分国家，用亚细亚一词不容易发生歧义。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之后，马克思的著作中很少使用这一概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中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也并未提及它。事实上，这种看法本来是一条正确的思路，但由于当时文献不足，马、恩都采用了谨慎的态度。
当中国社会史问题论争进入中国之后，历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都凭着满腔热情加入进来。外老在晚年回忆说，这一阶段的缺点，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往往是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二是“缺乏足以信征的史料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往往在材料的年代或真伪方面发生错误。”（《韧的追求》）翦伯赞也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存在着公式主义的错误，郭沫若的古史研究“陷入了公式主义的泥沼”“没有指明东方的奴隶制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的不同地方，而极力牵强附会，企图把中国的奴隶制说得像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一样……忽略了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历史哲学教程》）吕振羽说：“问题不是单从理论宝库中搬弄文句所能解决，而要从历史自身的具体内容上，从人类的实践中……才能得出和考验正确的结论，确证先进理论的指导作用。”（《吕振羽史论选集》）
在众多讨论中，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有理有据、独树一帜。
侯外庐指出，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只要不是孤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一句话，而把它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联系起来，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实际，加以细心研读，问题是不难理解、也不难解决的。”（《韧的追求》）
在“亚细亚”理论方面，侯外庐的表述是：人类进入“古代”（指奴隶制）社会是有不同路径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都是指奴隶社会。两者的序列并不一定是亚细亚在前面，有时两者平列，是作为不同种类看待的。侯外庐用家族（氏族）、私有制、国家三个标志来说明形成古代文明的不同路径：“古典的古代”（如希腊）是由家族而私有财产而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如中国）则是由家族而国家，国家混合于家族而保留着家族。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旧的，即扫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的革命的路径；后者则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新的，即保留氏族制度的维新的路径。前者便是马克思所说的“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早熟”的文明“小孩”。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早熟”与国民思想的晚出、宗法制度的建立与人们对伦理道德的偏重，都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这一特殊路径的具体表现。
这种看法，认为“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都是指奴隶社会，通过中西比较说明，两者的序列并不一定是亚细亚在前，对马克思的原话进行了大胆补充，把中国的特色明确突出出来。可以说，在80多年前，侯外庐用“亚细亚理论”的个案，提供了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生动案例。1951年，郭沫若出版了一本杂文集《海涛》，其中一篇特别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觉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
侯外庐后来在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内容和方法上的一系列创见，都严格遵循了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化的方向。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主要体现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从第二至第四卷，侯外庐着重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分期和封建土地国有制以及封建社会的品级结构诸问题。他提出秦汉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确立时期，封建土地国有论以及由皇族地主、豪族地主、庶族地主构成的封建品级结构论，至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土地开始私有化和工商业发展而产生资本主义生产萌芽，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等一系列论断，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史—思想史体系。他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同时注意每种思想学说的“横通”（历史时代联系）和“纵通”（思想源流演变）关系。他对各个时代的思想史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展开的。尽管学者未必完全认同他的学术观点，尽管现在来看他的有些具体观点需要进一步商榷研究，但他以会通社会史与思想史为基本的研究方法，不仅构建起中国思想通史学术体系，而且提出一系列呼应贯通的社会史见解，这是侯外庐对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卓越贡献。
侯外庐受到马克思主义开拓创新精神的启发，在历史研究中重在阐微决疑。所谓“阐微”，一是力图用科学的方法从古文献中掘发历史的隐秘，二是尽力发掘不被一般论著所重视的思想家；所谓“决疑”，就是关心于解决历史的疑难。例如他对历史上农民战争口号的研究，对历史上被忽略和埋没的思想家的发掘与表彰，都能做到发前人所未发，启迪后来的研究者。
在治学态度上，侯外庐赞赏古人提倡的学贵自得精神。他说，如果一个学者不敢言前人之所不言，为前人之所不为，因循守旧而无所作为，是不可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的。他还说，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现在科学探索的精神，后者表现在自我批判的勇气。
回望侯外庐一生，他通过翻译《资本论》所掌握的，并不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历史批判方法，《中国思想通史》这部书就贯穿着《资本论》的历史批判方法，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
侯外庐过世近四十年了。这些年来，中国思想史学科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对理想信念始终坚守不渝的风骨，探索追求真理的“韧”的精神，他所倡导并模范实践过的会通社会史与思想史科学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价值和意义。
（作者：任大援、陈寒鸣，分别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