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小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雅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 2025 级博士生；朱海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学院（国际关系研究院）科研助理（广州 邮编：510410）
来源：《国际论坛》2026年第3期
【内容提要】 人工智能（AI）正推动公共外交从数字化向智能化发生系统性跃迁。自 2010 年以来，公共外交的智能化转型经历了平台拓展与数据辅助分析萌芽的探索阶段（2010—2016 年）、算法能力跃升与认知操纵治理的深化阶段（2017—2019 年），以及生产变革与体系化运作的成熟阶段（2020 年至今），AI 逐步从外置辅助工具内化为结构性能力。在此过程中，倾听机制由样本式监测转向全域态势感知与预警，倡议行动从周期性人工策划升级为算法驱动的叙事工程，文化外交则由单向度实体展示深化为交互式的信任积累与价值对齐。AI 时代的公共外交由此呈现出受众对象微粒化、实践手段精准化、能力外延与人机深度协同，以及影响持续纵深化的新特征，更加指向对认知结构与关系网络的长期塑造。然而，算法茧房的加剧与日益隐匿、深度伪造对信誉的持续侵蚀以及技术依赖引发的结构性脆弱，构成这一智能化转型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风险。面对上述挑战，中国公共外交亟须统筹智能赋能与传统人文双轨实践、依托民生场景转化后发优势、积极参与推动 AI 全球治理，为探索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智能化公共外交路径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 人工智能；公共外交；实践变革；智能化
当前，人工智能（AI）技术的加速迭代正在引发全球信息生态与社会交往结构的深层调整，公共外交作为国家对外沟通与形象塑造的重要实践，正在经历新一轮由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作为传统外交的补充与发展，公共外交的内涵可以界定为：一个国家为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交流，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区别于以国家利益博弈为核心的传统外交、聚焦国内公众的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以及带有单向灌输色彩的对外宣传，公共外交主要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对象是外国公众，而非外国政府；其二，手段具有非强制性，主要依托倾听、倡议、文化外交、交流与教育以及国际广播等机制开展平等的跨国沟通；其三，目标具有层次性，短期在于澄清事实，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中期致力于跨越文化壁垒的知识传播，提高国家的美誉度；长期则是塑造形象与确立认同，从而实质性地增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
公共外交对外国公众的影响本质上发生在信息、知识与价值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递进关系决定了公共外交对传播能力、认知塑造能力与关系维护能力的持续需求，也构成其与信息技术深度耦合的内在动力。每一次信息技术的跃迁，都驱使公共外交沿着这一逻辑轴线不断拓展实践边界：广播电视扩展了信息触达的广度，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推动了知识的连接与交互。然而，在当前算法主导的微粒化舆论场（fragmented public sphere）中，这种基于“广泛覆盖”和“高频曝光”的传统作业模式已难以在碎片化的受众注意力中建立稳定的认知共识。
面对这一实践瓶颈，公共外交亟须突破认知壁垒的新路径，而 AI 技术特性与公共外交的实践需求高度契合，正成为其破局的关键。在平台发展、AI 技术赋能和国家战略部署等多重作用下，公共外交实现了智能化转型，其实践模式发生了跨越工具层面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倾听、倡议和文化外交这三大跨国沟通机制的系统性升级，推动公共外交向实现价值塑造与软实力积累的长期目标迈进。在信息主导权与价值叙事权争夺日趋激烈的当下，深入考察 AI 时代公共外交的变革，对于中国把握战略机遇、增强国际认知空间的主动塑造能力极具现实价值。
近年来，学界关于 AI 与公共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在公共外交演进脉络层面，现有研究聚焦技术驱动下的变革。信息革命催生了网络外交，社交网络等新工具的发展则推动公共外交迈入数字化阶段。进入AI时代，生成式AI（Generative AI，GenAI）的出现标志着数字外交进入“技术加速期”，通过自动化内容生产与情感分析，AI 正在重塑外交机构的决策环境与情报获取方式。在技术赋能层面，现有研究重点关注 AI 在公共外交中的功能性应用，如收集并分析海量数据以支撑决策、生成多语种精准传播内容、实时监测舆论态势，以及基于多元化背景优化外交策略。然而，技术介入的深化也引发了学界对系统性风险的批判性反思，包括虚假信息泛滥引发的信任赤字、“工具理性”对“外交艺术”的潜在侵蚀、外交实践对商业技术平台的深度依赖，以及 AI 在情感计算、文化适配和伦理判断等方面的效能不足等。部分学者深入探讨了数据与算法逻辑重构公共外交的运作机理，揭示了大数据、算法推荐与平台权力对公共外交决策流程、传播模式与受众关系的结构性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多为对应用和风险“清单式”的描述性分析，关于“变革”与“转型”的讨论停留在宏观判断层面，鲜少从系统视角阐释公共外交“智能化”如何在信息感知机制、叙事生产范式与关系构建三个维度形成联动重构，亦未能深入剖析技术变量转化为外交能力的微观传导机制。进入智能时代，AI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属性，成为推动公共外交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跃迁的关键变量。这一转型不仅改变了公共外交实践，也深刻影响了国际传播秩序的权力格局。探究 AI 时代公共外交的智能化转型脉络、实践模式变革、新特征以及内生困境，不仅有助于厘清技术变量影响国际政治的深层机理，更可为中国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完善公共外交战略布局、应对数字地缘政治竞争提供理论洞察与实践启示。
一、公共外交的智能化演进
2010 年以来，在平台发展、技术赋能、国家战略部署等多重驱动下，公共外交经历了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演进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公共外交的智能化并未跳出数字化范畴，而是嵌入到网络化、数字化平台中。从时间脉络来看，这一转型可具体划分为平台化拓展与数据辅助分析萌芽的探索阶段、算法能力跃升与认知操纵治理的深化阶段，以及生产变革与体系化运作三个阶段。
（一）探索阶段：平台化拓展与数据辅助分析的萌芽（2010—2016 年）
2010—2016 年间，公共外交开始转向基于社交平台的双向互动，并引入早期 AI 相关技术，同步推动传播空间平台化与信息感知能力的数字化。该时期，国家层面的政策话语仍集中在“数字外交”“网络外交”和“在线参与”，但外交机构已开始试探性引入基于统计分析的自然语言处理（NLP）等早期 AI 相关技术对新媒体文本进行分类与情绪分析，以辅助观察外国公众的在线讨论与关注点。
借助推特（Twitter，现 X）、脸书（Facebook）、新浪微博等社交平台的成熟，公共外交实现了从单向信息发布向双向对话的初步转型，国际传播与互动网络显著拓展。外交机构的平台化实践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外交官开设个人账号进行议题表达与公众互动；第二，使领馆及外交部门建立官方账号发布政策信息并通过话题标签提升传播效能；第三，在危机事件中利用平台进行快速发声。美国率先将这一实践纳入国家外交战略体系。2010 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出“21 世纪治国方略”（21st Century Statecraft），明确将数字技术与社交平台定位为公共外交工具，强调通过网络渠道实现政府与全球公众的直接连接。同一时期，中国外交机构亦开始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公共外交。2011 年 4 月，“外交小灵通”新浪微博开通，成为外交部与公众就外交议题对话交流的新平台。截至 2012 年 12 月，“外交小灵通”新浪微博粉丝已接近 350 万。国家领导人层面，加拿大前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是这一时期利用社交媒体重塑外交形象的典范，其在 2015 年当选加拿大总理后的一年内，共发布了 145 条照片墙（Instagram）帖文，近半数包含加拿大国家符号，被称为“Instagram 时代的第一位总理”。
与平台化传播同步推进的，是公共外交数据辅助研判能力的初步构建。关键词抓取、话题聚类、基础情绪分析等统计机器学习与早期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开始被用于把海量讨论转化为可追踪的议题与态度信号，公共外交从单纯的人工研判迈向数据辅助。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FCO）2012 年发布的《数字战略》（The FCO Digital Strategy）明确提出将数字技术嵌入外交政策制定流程，并通过社交媒体“倾听并识别关键声音”，为公共外交数据化信息处理确定了制度化框架。
这一阶段，主要国家尚未形成系统性的 AI 国家战略，但已开始在科技政策框架内加大对 AI 基础研究与应用探索的投入，AI 进入快速发展期，相关研究和专利申请数显著增加，技术能力的积累为公共外交的智能化奠定了基础。在技术能力供给上，公共外交实践主要借助商业平台与数据分析公司构建跨平台态势研判能力，形成政府与科技企业的协作模式，如帕兰提尔（Palantir）在 2010 年代初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联邦调查局（FBI）、国家安全局（NSA）、国土安全部（DHS）等机构提供大数据融合分析服务， 显示出政府对数据整合能力的战略性需求。
然而，这一阶段的公共外交实践仍高度依赖人力投入。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美国国务院虽已建立超过 600 个社交媒体账号，但在信息监测与公众响应方面面临明显的人力与流程压力，信息过载使规模化互动难以维系。总体而言，2010—2016 年间，公共外交在传播空间的平台化拓展与数据研判能力的数字化完成了初步探索，但受限于技术成熟度与自动化水平，仍未完成智能化跃迁。
（二）深化阶段：算法能力跃升与认知操纵治理（2017—2019 年）
2017—2019 年间，公共外交实践进入技术能力与治理制度协同演进的深化阶段，深度学习的突破推动跨国认知塑造能力实现显著跃升，跨国计算宣传的泛滥则促使各国将认知操纵防范纳入立法与国际框架。这一时期，主要国家的政策话语从泛化的“数字化转型”明确聚焦“人工智能”。例如，2017 年加拿大率先推出全球首个国家层面的 AI 战略《泛加拿大人工智能战略》（Pan-Canadi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同年中国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随后，欧盟 25 国于 2018 年签署《人工智能合作宣言》（Declaration of Cooperat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美国亦在 2019 年颁布《维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on Maintain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各国相继将 AI 定位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重点部署技术研发、人才培养与应用转化，为公共外交的智能化转型提供政策和技术支撑。
在技术能力方面，深度学习在此期间逐步取代传统统计机器学习，成为自然语言处理的主导范式。循环神经网络（RNN）及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增强了模型对上下文依赖与时序语义的捕捉能力，而 2017 年提出的 Transformer 架构通过自注意力机制有效解决了长距离语义依赖问题，这些技术进步使公共外交在跨语种文本理解、复杂叙事结构识别和受众情感推断上的能力显著提升。同时，社交机器人（social bots）、微定向投放（micro-targeting）与虚假账号被系统应用于跨国政治传播，形成了以自动化、数据化和规模化为特征的“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生态，公共外交既须运用算法工具提升沟通与传播效能，又要识别并抵御以算法为载体的信息操纵行为。
为应对上述双重张力，公共外交的认知操纵防范开始走向制度化。美国 2016 年通过《反外国宣传与虚假信息法》（Countering Foreign Propaganda and Disinformation Act） 相 关 条 款， 并 将 其 纳 入《2017 财 年 国 防 授 权 法 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7），设立全球参与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 GEC），统筹联邦机构资源以识别、分析并反制外国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宣传与虚假信息活动。2018 年，欧盟推动并签署了全球首个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虚假信息治理框架《虚假信息行为准则》（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要求谷歌（Google）、Facebook、Twitter 等平台在政治广告透明度、虚假账号识别、事实核查合作及数据开放与问责等方面作出自愿性承诺，为公共外交的跨平台传播与互动建立了制度化的可信度保障。这些制度安排体现了技术治理的双重逻辑，其一是应对算法驱动的虚假信息传播与认知操纵的现实威胁；其二是通过规则制定抢占 AI 国际治理的话语权与制度高地，将技术规范塑造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延伸。
（三）成熟阶段：内容生产变革与体系化运作（2020 年至今）
2020 年至今，公共外交的内容生产随生成式 AI 和多模态技术的突破发生深度变革，与此同时，公共外交的智能化运作从依赖离散工具迈向体系化基座建设。2020 年 5 月，OpenAI 发布 GPT-3，标志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了从语义理解到内容生成的关键突破。2022 年 11 月 ChatGPT 通过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技术降低了大语言模型的使用门槛，推动生成式 AI 从实验室工具走向大规模社会应用。随后，GPT-4、Gemini、Claude 等多模态大语言模型，以及 Stable Diffusion、Sora、Seedream 等生成式视觉模型相继问世，使 AI 具备跨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模态的理解与生成能力。公共外交借助 AI 技术的跃迁，大幅提升了内容生产的效率与多语种覆盖能力。
同时，公共外交的智能化运作开始向体系化基座整合。此类基座并非单一技术工具的叠加，而是融合了数据资源、算法模型、平台建设与规则治理的系统性架构，形成“输入—处理—输出—反馈”的闭环机制。如美国国务院全球公共事务局（Bureau of Global Public Affairs，GPA）2024 年推出的 Northstar 系统，融合了海量多语种数据自动接入、实时智能编译与传播链路追踪等多元技术模块，为公共外交实践构筑了高度一体化的智能运行基座。韩国外交部于 2025 年启动了为期三年的“智能外交与安全数据平台项目”（Intelligent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ata Platform Project），旨在构建外交专用 AI 系统，逐步实现涵盖办公辅助、决策支持与公众定制服务的全场景智能化。中国亦涌现出“洛书”等智能体平台，依托大模型、语料库、智能体编排与效果评估机制，成为公共外交智能化整合的重要实践。
在国家政策层面，与前一阶段侧重通用技术研发的战略不同，2020 年后主要国家开始将 AI 明确纳入外交与国家战略传播框架，公共外交的智能化转型由前期自发的技术应用探索上升为国家战略驱动的制度化进程。美国国务院 2023 年 11 月发布《2024—2025 财年企业级 AI 战略：通过负责任的 AI 赋能外交》（Enterpri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FY 2024-2025: Empowering Diplomacy through Responsible AI）报告，明确将生成式 AI 视为外交能力转型的关键技术。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FCDO）2025 年 1 月在议会书面答复中指出，AI 将重塑外交实践与机构效能，其价值不仅在于流程优化，更在于增强数据分析能力与外交影响力。同年，中国《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 +”行动的意见》正式印发，明确提出“推动 AI 在繁荣文化生产、增强文化传播、促进文化交流中展现更大作为，”为公共外交深化跨文化交流的智能化提供了政策依据。
总体来看，公共外交的智能化演进实现了从初步探索、应用深化到体系化运作的阶段性跨越，其发展实质是公共外交对 AI 及其相关技术应用深度与整合逻辑的转变。随着生成式 AI 的规模化应用与体系化基座的建立，AI 逐步从辅助工具内化为贯穿跨国信息感知、战略叙事传播与跨文化数字连接等核心机制的结构性能力。至此，公共外交在技术与制度基础上实现了智能化能力重塑，开启了实践维度的深刻变革。
二、公共外交的智能化实践
随着 AI 从辅助工具逐步内化为公共外交的结构性能力，公共外交与外国公众沟通的实践模式实现了超越工具运用层面的系统性升级，集中体现在倾听、倡议与文化外交三大核心机制之上。
（一）倾听：从样本式舆论监测到全域态势感知
传统公共外交对外部舆论的把握主要依赖使领馆报告、官方媒体分析、驻外人员反馈和独立民调等人工渠道。这些方式虽能够提供一定的情景化判断，但受制于信息采集滞后、样本规模有限与数据来源碎片化，难以应对社交媒体时代跨平台、多语种、快速扩散的信息环境。倾听（listening）始终是公共外交的基础和公共外交官的首要职责，其核心在于通过收集与分析外国公众的信息，将由此获得的洞察纳入决策过程，并与外国公众保持沟通。在智能化能力重塑下，倾听的变革并不止于效率提升，而是将舆情感知由描述性监测推进为以解释性研判与预警为核心的态势感知机制。
智能化公共外交的态势感知，建立在连续、广域的跨语种解析能力之上。英国外交、联邦与发展事务部（FCDO）开发的定制化 AI 平台，通过应用程序接口（API）自动采集公开新闻数据并生成分析洞察，为跨领域决策提供支撑。美国国务院在《2024—2025 财年企业级 AI 战略》中明确指出，其所部署的 AI 工具能够“处理数百种语言的国际媒体内容”，为外交团队提供“近乎即时的全球态势感知能力”。
更深层的变革发生在解释性研判层面。公共外交的舆情理解不再主要停留于正负情绪判断和话题热度统计等表层指标，而是进一步指向对议题框架、叙事链条与立场结构的识别与解释，从而支持对外部舆论的结构化解读。具体而言，系统能够分析同一事件如何被不同群体建构为不同问题；一个事件在跨平台传播中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与发酵；以及受众在价值与政策立场上如何呈现趋同或分化。法国国家警惕和防范外国数字干扰服务机构（Viginum）运用语言处理与结构化识别方法，结合主题建模与命名实体识别技术追踪跨平台信息操纵行为。中国亦在《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 +”行动的意见》中强调，要推动 AI 赋能，强化信息精准识别、态势主动研判和风险实时处置等能力。由此，舆情倾听由现象监测升级为结构解释，为公共外交的战略决策提供认知图景支撑。
在此基础上，舆情倾听进一步由事后响应前移至事前预警。传统舆论分析往往在舆论已形成或扩散后再进行解释与回应，当数据输入与解释性研判具备连续性后，倾听便具备了趋势识别与风险预警的能力，实现对议题扩散速度、情绪极化上升轨迹、关键叙事的跨平台迁移路径等的动态监测与预判，从而为公共外交赢得更早的响应窗口。在 2025 年 9 月联合国安理会关于“AI 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公开辩论会上，新加坡外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指出，AI 能够帮助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在危机爆发前识别风险酝酿期的征兆，“为预防性外交争取宝贵时间”。同样地，虚假信息识别与认知操纵检测也成为预警体系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资助的 AI4TRUST 项目通过将自动化监测与先进 AI 技术结合，对多模态、多语言内容进行近实时分析，并标记高风险信息供专家审查。法国国防部报告称，其 Viginum 系统识别出针对法语受众的 AI 驱动虚假信息传播网络。
（二）倡议：从周期性人工策划到算法化叙事工程
公共外交中的倡议（advocacy）是指行为体通过开展国际传播活动向外国公众推广特定政策、理念或其所界定的普遍利益，以影响外部认知与环境的尝试。随着议题竞争日益激烈，传统公共外交倡议长期依赖项目化传播、周期性发布与事后总结的工作范式，难以在跨平台、跨语境的竞争中维持影响力。智能化重塑下，公共外交的跨国叙事实践转向流程化、工程化的组织形态，集中体现为内容的版本化生产与投放的节奏优化。
在内容供给层面，公共外交得以从单次文本产出转向可批量生成的“版本库”模式。公共外交团队可在保持核心事实与立场一致的前提下，针对同一政策信息快速生成多语种、多文化语境、多语气与多长度版本，并扩展为问答话术、海报文案、短视频脚本等跨媒介形态，提升叙事迭代频率与本地化响应能力。美国驻几内亚大使馆的公共外交团队自 2022 年底开始使用 ChatGPT 起草每日媒体摘要、演讲稿、新闻稿和社交媒体内容，ChatGPT 承担了约 60% 的内容生产工作，将原本需要数小时的内容准备压缩至分钟级。版本化能力同样延伸至多模态内容生产，生成式 AI 工具大幅降低了视觉叙事的制作门槛，更直接赋能国家对外议题的快速响应与倡议实践。2026 年 1 月，针对美西方智库与媒体炒作的所谓“中国冲击 2.0”论调，新华社推出 AI 制作的动画说唱音乐视频予以创意回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随即在 X 平台转发。该视频在海外迅速获得数百万浏览量，并引发了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彭博社（Bloomberg News）等主流媒体及专家的广泛关注，被称为“Z 世代风格的外交”。
倡议与数据分析、生成式 AI 的联动，使传播策划能够更主动适配平台逻辑，并以生成—发布—反馈的方式进行优化。发布前通过对趋势与语境敏感点的快速分析，形成版本、平台与时窗的配置方案；发布后依据互动数据持续复盘，动态调整表达与节奏。以中国日报社为例，其依托智能技术企业把 AI 技术渗透应用到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全过程，有效提升了国际传播的效率和质量。此外，针对阿拉伯国家的实证研究亦表明，AI 驱动的文本分析、趋势预测与时机优化工具能够显著提升公众参与度、实质性增强战略叙事的传播效能。
（三）文化外交：从单向度项目展示到交互式信任积累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文化关系（cultural relations）、文化交流（cultural exchange）等概念用于描述外国公众通过文化活动进行参与式交流，强调以文化参与为媒介的关系建构过程，指向公共外交中最深层、具有长期累积效应的维度。智能化文化外交实践的核心在于推动文化资源的关系化运营，使项目从一次性展示，转化为可持续触达、可反复参与、可累积信任的运行机制，概括为三个层次的实践变革：文化资源的数字资产化、文化参与定制化以及文化表述的价值对齐。
其一，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统文化外交的内容供给高度依赖物理场域与项目化运作。海外文化中心、巡展和节庆活动等具有强仪式感，但受制于地理覆盖范围有限、组织成本高昂、互动频率不足等现实因素，且极易因语言壁垒与文化差异陷入文化折扣效应。依托智能化技术生态，文化资源从展品或符号的被动呈现，转化为可调用、可重组、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合推出的“数字藏经洞”项目，运用 AI 驱动的角色交互与场景生成技术，在数字世界再现敦煌藏经洞及其室藏 6 万余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用户可在虚拟环境中与历史角色进行对话，理解文物流散、保护与回归的历史脉络。该项目国际版提供英语、法语、日语版本，于 2023 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3 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案例卓越之星奖”。阿联酋阿布扎比卢浮宫（Louvre Abu Dhabi）2024 年特展推出的 AI 寓言生成系统，将传统文本解说转化为观众参与式的内容共创过程。数字化重构使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陈列，而成为可被理解、参与的文化入口，从而降低外国公众理解异质文化的门槛。
其二，文化参与的定制化。在智能化转型中，文化机构得以借助用户行为数据、兴趣偏好与语言习惯的算法建模，构建更细致的受众画像与交互设计，通过提供差异化服务，引导受众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并形成可重复参与的互动机制。沙特阿拉伯国家旅游局 2024 年推出 AI 虚拟大使 SARA，作为数字旅行伴侣提供多语种交互服务。该系统可根据用户反馈动态调整推荐内容和交互方式，实现从景点介绍到文化体验路径的个性化导览，体现国家形象传播由单向宣传向对话式陪伴的转型。美国史密森尼艺术博物馆（Smithsonian American Art Museum）推出的 AI 数字导览可根据观众时间限制、兴趣主题与可及性需求生成个性化参观路线，上线三个月内吸引了 3.5万名用户，显著提升了重复访问率和停留时长。
其三，文化表述的价值对齐。当前智能化文化外交的实践已超越翻译和导览等功能层面，开始触及跨文化传播中的结构性权力分配问题。已有研究表明，主流大语言模型在默认状态下可能呈现“西方中心主义”偏向，在文化表述上复制既有的西方叙事结构。而通过“文化提示”（cultural prompting）等语境引导机制，模型可基于特定国家和文化视角生成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文化对齐度，使生成内容更贴近本土价值框架。更深层的实践则是将自主研发的大模型作为国家数字软实力的基础设施，通过本土语料训练与价值对齐机制，从底层重塑跨文化交流的基准参照。人民网建设的主流价值语料库已完成3000多万篇基础语料、18万多对问答语料的建设工作，实现与多个国产主流大模型的集成对接，为 AI 生成内容确立了符合中国话语逻辑的底层参照，从源头上抵御了跨文化传播中的系统性认知偏见。同样地，阿联酋推出的 Jais 大语言模型在预训练阶段注入了海量的中东历史与伊斯兰文化语料，使其能够基于阿拉伯本位语境对社会议题生成回应。该模型实质上是阿联酋主动提供的一种数字文化公共产品，使全球用户在调用时，潜移默化地接入其所预设的解释框架。由此可见，通过底层语料结构与价值对齐机制的设计，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外交已向算法底层纵深推进，不仅在数字空间捍卫了文化表述自主性，更为打破单一叙事霸权、争夺国际认知主动权提供了战略路径。
总体来看，公共外交倾听、倡议与文化外交三大机制的实践模式已发生超越工具层面的深刻变革。具体而言，全域化、预警式的舆情感知重塑了跨国信息获取的广度与解释深度；工程化、版本化的传播范式赋予了跨国叙事空前的敏捷性与平台适配力；而基于个性化交互与价值对齐的文化运作，则打通了跨文化信任长效积累的底层路径。由此，公共外交得以沿着“信息—知识—价值”的逻辑轴线，不断拓展跨国认知互动的战略纵深，为提升国家国际话语权与软实力提供智能化的行动参照。
三、AI 时代公共外交的新特点
AI 时代，公共外交的变革并不止于技术赋能下实践层面的智能化升级，其运行逻辑、组织方式与影响机制也发生了更深层次的重构。公共外交因此在受众对象、实践手段、能力结构与运作形态以及影响上呈现出以下四个相互交织的新特点。
第一，受众结构的微粒化与动态圈层化。AI 时代公共外交的根本性变化之一在于，其所面对的“公众”不再是可以粗粒度划分的同质集合，其呈现出碎片化与圈层化的结构特征。传统公共外交往往以国家、地区或社会整体为作用对象，将“外国公众”视为相对同质的集合体，并据此设计规模化、标准化的传播方案。随着社交媒体与算法推荐系统的普及，公众越来越表现为高度分化且动态变化的圈层结构，个体在与算法的持续互动中建构出一种超越地缘边界的“算法身份”（Algorithmic Identity）或“算法自我”（Algorithmic Self），国籍、地域在认知塑造中的权重被相对削弱，受众的边界从地缘性转向情境性。简而言之，个体的政治立场、文化认同和情感态度不再主要由其国籍或社会阶层单一维度决定，而是由其所处的社交网络、信息环境与生活情境多重因素共同塑造。在数字技术不断细化社会粒度的背景下，公共外交进入“微粒社会”语境，公众对信息的反应更趋向个体化与情境化，传统意义上的粗粒度运作范式已无法应对更为细化分层的社会结构。
第二，实践的精准化和恒常化。AI 时代公共外交的实践手段与模式深度变革呈现出精准化和恒常在场两个特征。在受众结构微粒化的背景下，公共外交“精准化”不局限于技术层面的传播优化，成为微粒社会中的基本行动逻辑。当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时，传统的“一对多”广播模式和标准化内容供给难以匹配圈层化受众的不同需求，AI 时代的公共外交可面向差异化的社群与生活情境进行有针对性的“滴灌式”意义阐释与关系维护。公共外交的智能化实践进一步在时间和场景上表现为传播的“隐性嵌入”与“持续在场”。传统的公共外交传播采取直接表态、立场阐释等显性说服方式，易引发受众的心理抵触。而智能化公共外交通过嵌入特定议题、文化场景或日常生活情境中实现“场景化传播”，消解传播的生硬感。此外，传统模式高度依赖重大事件、政策发布等节点性时刻，呈现“脉冲式”介入特征。AI 时代的公共外交则打破了周期与人力的限制，从间歇性冲击转向全天候的持续性在场，从而在时间维度上潜移默化地积累信任关系。
第三，能力的外延与“人机协同”运作形态。AI 时代，公共外交的新变化还突出体现为行动能力的边界与载体的重组。传统公共外交主要依赖外交机构自身的组织资源与专业能力展开，信息生产、议题设置与对外沟通内嵌于国家外交体系，高度依赖人工判断。即使在社交媒体时代，公共外交虽实现了传播渠道的平台化转向，但核心行动权仍掌握在外交人员与相关机构手中。进入 AI 时代，公共外交的运作过程与关键能力逐渐向外部智能系统延展，影响力的实现不仅取决于组织内部的专业判断，也与数据基础设施、算法模型与平台生态所塑造的能力边界密切相关。公共外交能力不再局限于“机构内生”，而呈现为外交机构与技术系统耦合后的协同形态，实现能力来源的多元化与运行机制的协同化。
需要强调的是，公共外交的“人机协同”运作模式并非简单的人机分工或效率叠加，而是一种新的责任与权力结构。技术系统在信息筛选、表达形态与可见性条件上形成事实上的前置性影响，而外交机构则以战略目标、政策立场与价值判断设定约束其输出，并对外承担最终的政治责任与外交信誉风险。公共外交的行动逻辑从依赖一次性事前规划，转向围绕目标、边界与风险的持续性动态校准。
第四，公共外交的影响纵深化。从历史维度看，公共外交的影响逻辑伴随信息技术演进经历了从广度到速度，再到深度的发展历程。在数字媒介尚未形成之前，公共外交遵循“广播逻辑”，强调信息的覆盖率和曝光度。数媒时代，借助社交平台形成“连接逻辑”，实现了知识传播速度的跃升与连接范围的扩大，但影响方式仍主要停留于流量竞争与即时反应的表层。在信息过载与注意力稀缺的智能时代，单纯依赖曝光量难以转化为实质性影响力。公共外交依托 AI 的智能化技术，实现了其影响从信息层面到认知层面的结构性纵深。这一纵深映射了“信息—知识—价值”的递进轴线，公共外交的目标超越信息澄清与知识传播，进一步致力于在受众头脑中构建相对稳定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并最终实现塑造形象与确立认同的长期目标。由此，公共外交的重心从表层的信息空间争夺，深化为对受众认知结构与价值取向的持久影响，为弥合文明与文化裂痕、实现跨国认同积累提供了战略纵深。
上述四个特点表明，AI 虽未改变公共外交的根本目标，却深刻重塑了其作用对象、实践手段、能力结构与运行机制。由此带来的影响不再停留于信息触达和澄清，而是深入认知结构与价值构建层面，使公共外交向其长期目标迈进。
四、AI 对公共外交的挑战
在 AI 赋能公共外交展现出巨大潜力的同时，其技术内生缺陷及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异化应用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包括信息茧房效应深化、深度伪造侵蚀外交信誉以及技术依赖引发的结构性脆弱。
第一，AI 显著强化了公共外交的信息茧房效应。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茧房已成为公共外交“破圈”的障碍。然而，AI 的介入使这一现象在强度、范围和结构上发生了质变。一方面，精准推荐算法使信息茧房呈现增厚态势。传统社交媒体导致的茧房效应主要源于受众的自主选择，而 AI 驱动的精准分发则实现了算法层面的偏好强化。AI 能够以“原子级”的精度识别受众的文化偏好与政治立场，并源源不断地投送与其既有认知高度契合的内容，导致受众被包裹在特定叙事甚至是偏见构成的认知闭环中。Twitter（现 X）曾长期通过修改推荐算法，对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官方媒体及外交账号实施标签化隔离，公共外交实践中“被看见”的路径一旦被技术性阻断，“被理解”的沟通尝试将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AI 在日常生活中的高度嵌入，使信息茧房的形成过程更具隐匿性。与早期用户尚能意识到“平台在推荐内容”不同，当 AI 以搜索助手、聊天机器人、智能推荐和生成式工具的形式融入信息获取过程时，其对认知的引导往往不再容易被识别为“外部干预”。该现象被称为 AI 的“不可见入侵”，即在不引发察觉的情况下，通过持续、低强度的信息影响目标群体判断。在公共外交层面，这种隐匿性使不同国家公众更难意识到自身所处的信息结构，“破茧”成本显著提高，公共外交进入对方社会舆论场进行沟通和解释的难度随之上升。
第二，深度伪造（deepfakes）泛滥为公共外交带来了破坏性风险，其影响从误导判断向侵蚀国际信誉递增。正因人类对深度伪造的综合识别准确率仅徘徊在55%的“抛硬币”水平，AI 驱动的虚假信息具备了规模化操纵认知的隐蔽破坏力。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在其《2024 年全球风险报告》（Global Risks 2024）中，将 AI 驱动的虚假信息列为“全球第一大短期风险”，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极端天气和武装冲突。AI 生成的虚假影像、音频和声明能够在极短时间内通过社交媒体跨平台扩散，影响受众认知，如 2022 年俄乌冲突期间，一段“泽连斯基宣布放下武器”的造假视频曾造成短期的舆论混乱。更为深层的影响在于，深度伪造对国家信誉和外交话语可信度的长期侵蚀。当虚假内容反复出现后，受众对官方信息的基本信任持续下降，真实的外交声明、影像证据和政策立场也可能被视为可疑文本，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之间的界限日益消解，公众即便面对真实信息，也倾向于选择符合自身立场的解释。2024 年，路透社新闻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发布报告指出，全球超过半数（59%）的受访者对网络新闻的真实性表示担忧，这一担忧在当年举行大选的南非（81%）和美国（72%）尤为严重。对于高度依赖信誉积累和长期形象塑造的公共外交而言，这种信任侵蚀具有难以逆转的破坏性。
第三，AI 时代公共外交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亦暴露出一系列结构性问题，集中体现在技术泡沫、算法黑箱以及技术权力不对称三个层面。泡沫化是技术发展与扩散的第一步，呈现出无序与紊乱的阶段表征。AI 作为一项处于泡沫化发展初期的通用技术，在应用中，其短期能力往往会被高估，长期风险则被低估，导致应用场景扩张过快，规范建设滞后。在公共外交领域，这种技术泡沫表现为对算法分析和自动生成内容的过度信任，而忽视其使用边界和误判风险。同时，算法黑箱问题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风险与不可控性。现有的主流 AI 系统在政治和外交相关议题上已多次被发现存在偏向性和事实错误，当公共外交决策依赖于不可解释的算法输出时，传播策略和舆情判断可能在无意中被偏见引导，而纠错机制却难以及时介入。此外，算法、数据和算力作为 AI 的三大基石，不同国家对其掌握程度高度不均衡。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可进一步转化为舆论塑造能力和叙事主导权，从而在公共外交层面形成新的权力不对称。长期聚焦非洲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智库新南方政策中心（Policy Center for the New South，PCNS）在其《数字主权与数据殖民主义》（Digital Sovereignty and Data Colonialism）报告中指出，掌握核心算力与算法的少数跨国企业正实质性垄断全球数字影响力。由于缺乏自主的数字基础设施与算法系统，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正沦为单纯的“数据提取地”，其本土文化与知识体系被置入西方算法框架中，在国际舆论场上遭遇了系统性的话语权剥夺。
智能化技术虽前所未有地重塑了公共外交实践模式，但算法壁垒、信任赤字与结构性权力失衡等内生局限的持续显现说明，AI 并非化解跨国认知分歧的“万能钥匙”。单纯的技术跃迁无法自动弥合复杂国际环境下的信任鸿沟，公共外交的智能化实践必须摒弃技术决定论的盲目乐观，将技术应用纳入系统性的治理与规范框架之中。
五、结语
AI 时代，公共外交实践发生了深刻变革。在平台发展、技术驱动与国家战略部署等多重作用下，公共外交实现智能化跃迁，倾听、倡议与文化外交三大核心实践经历了超越工具层面的系统性升级。公共外交对象结构微粒化、实践精准化、能力外延化与影响纵深化等新特征随之出现，相较于信息覆盖导向的传统媒体时代与连接扩展导向的社交媒体时代，AI 时代的公共外交更加指向对认知结构与关系网络的长期塑造。不可忽视的是，技术的深度嵌入也催生了严峻的内生困境。算法茧房的深化与隐匿化、深度伪造对信誉的持续侵蚀以及技术依赖引发的结构性脆弱，构成这一智能化转型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风险。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从几个维度上做出战略调适。首先，应积极发展并合理运用 AI 技术，进一步推动舆情感知从风险预警向战略推演升级，强化精准触达与叙事反制能力，充分释放生成式 AI 与多模态技术在文化生产与传播中的赋能效应，通过智能化的文化浸润增强中国叙事的亲和力与解释力。另一方面，鉴于单纯的技术手段无法从根本上化解信任赤字，公共外交必须回归人本位，继续重视教育交流、人员往来与线下文化互动等传统路径，通过现实接触与情感积累构建不可替代的长期信任网络。其次，中国应立足算法创新与效率提升转化后发优势，充分发挥 AI 在民生服务场景中深度下沉、全链路整合的差异化能力，通过提供兼具亲和力与实用性的生活化智能公共产品触达外国受众，在潜移默化的日常互动中实现深层的跨国价值连接。最后，鉴于 AI 对公共外交的影响具有显著跨国性，中国应积极参与并推动 AI 全球治理，通过国际合作完善治理框架、规范技术应用、缩小数字鸿沟，推动 AI 服务于国际理解与公共外交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