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在这里相聚，并感谢刚才出版社林（莉）总编和文学院（鲁）小俊院长热情洋溢的讲话和充分肯定。
首先要感谢出版社的付出。在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中，出版社给予了多方面支持，他们拥有实力强大的编辑团队和能力突出的策划者，认真敬业，力求完美，在编辑出版上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比如这套书的封面设计就几易其稿，最初的字体大家不是太满意，于是提出是否可以集字？集谁的字？后决定集苏东坡的字。东坡居士是大文人，又是流贬诗人的代表，所以最后由李琼编辑和朱春洁博士去进行具体的集字工作，在此过程中发现有些字还不好集，于是经过反复讨论，形成这样一个封面。且腰封上也是东坡著名的流贬书法作品《寒食帖》，每册书上面的图画，则是采用了（朱）春洁博士收集的流贬主题相关画作，这就和我们的研究内容较好地关联起来了。
同时要非常感谢在座的诸位专家，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我想在武汉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五十年代朋友，在座诸位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们中年龄最长的是（王）齐洲老师，学问非常好，在学界是备受尊敬的；（王）兆鹏教授以前是我的老邻居，他现在住在成都，本来昨天是可以直接从长沙回去的，又专程赶过来，可见情深义重；（陈）文新兄是我的老同事了，我们在一起二三十年，实际上相识更早，因为1982年初首届屈原研讨会我们就一起参加；还有赵辉兄，是研究先秦文学的大家；（何）新文老师，是我当年在湖北大学的同事。我想在湖北地区五十年代的朋友主要是这几位了，大家能一起聚一聚，是非常好的。至于其他一些朋友，像华中科大的（路）成文教授，华中师大的林岩教授，湖北大学的（熊）海英教授、（何）海燕教授，都是杰出的中青年学者。林岩教授原是在杭州开会，昨晚匆匆赶回，非常辛苦。其他如我的一些老同事，比如武大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的（陈）水云、（吴）光正、程芸、汪超、（孟）国栋诸教授，以及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的肖波教授，你们的到来，是对我和我的团队的一个支持，一个捧场，我也在这里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套书是由我和我的几位学生共同完成的，我只是起了一个策划选题的作用，真正完成是靠我的这些学生们。他们名字大家都知道，但可能还对不上人，我先做个介绍：华中师范大学的罗昌繁博士、广西大学的朱春洁博士、浙江社会科学院的孙雅洁博士、韩山师范学院的赵雅娟博士、中南民族大学的段亚青博士、南昌大学的凌云博士。这套书主要是由这几位博士花了很大气力把它写成的，涉及的朝代从两汉、三国魏晋、南朝、唐、宋一直到清，跨度还比较大。
本来这套丛书还应有两本，一本上古的，前些年我完成《弃逐与回归：上古弃逐文学的文化学考察》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因出版年限不到，所以没把它加进来。还有一本就是刚才小俊老师说到的，是元代的。我今年毕业的一个博士叫徐嘉乐，他做的是《元代贬谪制度与文学的多元考察》，原来是想把这本书加进来，但还希望他能再打磨一下，使我们更放心些，所以就暂时割爱了。所以就是目前大家见到的这七种，这七种书实际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他们当年写作博士论文时，主要是史论部分的考察、分析、研究，这些博士论文提交后都获得了较好的评价，有的是全优，有的是优良，反响较好。最后纳入我的一个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即“中古流贬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该项目结项得到了优秀的评价，说明研究还是得到了认可。另一阶段，他们的博士论文完成后，又进行了考辨工作。因为光是“论”，根基不扎实，所以又把“考”的部分加进去。“考”即广泛搜集材料，对各时期贬官的人数、时间、地点、贬因进行搜罗、整理、辨析、考定。所以现在两汉、三国两晋、南朝这几卷，后面都有篇幅不小的贬官考和流贬纪年。唐代卷也有，没有加进来，为什么呢？唐五代部分是我和洪迎华博士做的，名为《唐五代贬官流人考》，因为字数太多，大概200万字，所以把它单独拎出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大概今年年底可以出来，共5册。前面有兆鹏兄、李浩兄所作的《序》，为小书增光添彩。那套书出来后，便可和我们这个流贬丛书形成配套的成果。
这套七卷本的丛书，我想大概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对贬谪文化和文学进行断代考察，开拓了若干新领域。比如两汉、三国两晋、南朝，这是以前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研究的，其中相当部分还是空白，即使有，也多是点上的研究，而从一个朝代做的贯通性考察似乎还未见到，所以在这个方面它是有价值的。至于唐、宋两代虽然研究者不少，但从文体层面，考察某一时期贬官群体的还不多。清代也是如此，清代的体量非常大，做起来很不容易，所以做清代流贬研究，还真是需要一些胆力，能把这样一个清代的流贬文化和文学进行一个从前到后的比较全面的考察，以前还没有见到。
第二个特点是从制度层面进行考察。以往的相关研究，往往立足于文学角度，而和制度层面关联的不多。当然对流贬制度的考察也有，比如唐代的、宋代的，但多偏重于历史层面，侧重形式上的制度律令，而从文学和制度结合的层面进行动态考察的不多。那么如何从动态的角度，详细考察朝廷的诏令撰写、中间的推鞠过程、贬诏下达的具体举措，相关的研究也还少见。所以我们既从静态层面考察若干的制度设置，又从动态角度把这个制度从开始设立到中间的运作、最后的执行，以及流贬文人从离开朝廷、走上路途的相关情形贯穿起来，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样貌，这应该是这套书的一个小小特点。
第三点就是在具体研究中重视人、事、时、地几个方面的关联，既重视典型人物的个案研究，又对事件的发生进行多层面考索，联系文化地理学等相关知识，把它限定在特定的时间段来考察其贬流特点，尤其是注重人——人的精神、心态及其变化。因为我始终觉得流贬文学如果没有了对人的关注，就会显得空泛。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些特殊的人，他们昨天还是朝廷高官，今天就被贬到荒远地区，有似被拘囚一样限定在某个地域。那么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他们的心理走势如何？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意识倾向的挪移？在这方面，我觉得诸位作者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
第四点就是在研究方法上，除了运用传统的历史—文化考察、比较研究、心理分析等方法外，还主要用了两种方法：一个是实证，就是以考据为重点，把对研究对象的认知落在实处。一般来说，研究要注意几个方面，即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发生的。我常跟我的学生讲，我们首先要“重视‘是什么’的问题”，如果连基本事实都没搞清楚，还怎么去研究后续的现象呢？所以考证是大家用得较多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定量分析法，在考证基础上广泛搜集材料，把流贬的人数、地点、时间等相关情形尽最大力量搞清楚，看他们在不同时段是如何分布的，分布在哪些地域，流贬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数量变化。在这方面，这几本书具有一些共性。
不过，以上所说既是这套书的长处，也可能是它的问题所在。因为考察某一断代，往往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难免有若干遗漏，形成一些视觉盲点，把一些应该关注的人、事给漏掉了。我们关注了流贬制度，这是好的，但由于作者都不是历史科班出身，在知识积累上与历史专业的学者还存在差距，在制度考察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欠缺。至于在具体的人、事、时、地分析过程中，当年我在看他们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发现某些方面的分析还有欠深入，难免空泛，尽管我们相互间进行了多次交流，各位作者反复修改了几次，我最后也做了改订，但想在短时间内向纵深推进，还是不容易的。从方法上说，虽然注重了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但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似乎是没有边际的，比如今天发现了一些新材料，但可能没有发现的更多；今天考辨出了一个问题，但由于利用的材料有限，所以考辨的结果未必就准确。因此，整个研究提升的空间还比较大。
正由于存在这样一些问题，所以今天特意请各位专家到来给我们指正。当然，这些问题可能不会太具体，但能从研究视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层面做些指导，同时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我们就非常感谢了。在书的总序里，我曾提到流贬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南朝江淹在《恨赋》里说：“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汩起，血下沾衿。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沉”。这可以说是对流贬者及其创作的一个早期认知和表述。实际上，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样一种流贬者的创作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如果我们的文学史去掉这些贬臣迁客，恐怕将会大为失色。从屈原、贾谊、虞翻、谢灵运、江淹一直到唐代的李杜、韩柳元白刘，宋代的欧阳修、苏黄、秦观，一直到明代的王阳明、杨慎，清代的吴兆骞、纪晓岚、洪亮吉、林则徐，都可以说是流贬者的代表。正是由于它很重要，所以我们聚焦于这样的一个领域，进行研究，期望最后达成一个“流贬学”的建立。我们这套丛书，也就是想为这一“流贬学”提供一些前期的支撑，做些添砖加瓦的工作。
谢谢各位。
〔作者尚永亮，1956年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南方学刊》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