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华，中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
【摘要】恽代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创建者和弘扬者之一。他在艰辛探索中诠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崇高品格，在革命实践中把握“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根本指向，在严酷考验中锤炼“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坚强意志，在党性修养中彰显“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价值底色，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作出了杰出贡献。恽代英的光辉事迹与崇高风范，为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带来如下启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应推进理论创新夯实信仰根基，践行使命担当聚力民族复兴，增强斗争本领应对风险挑战，站稳人民立场恪守根本宗旨。
【关键词】恽代英； 伟大建党精神； 杰出贡献； 当代启示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1895—1931）牺牲95周年。一个多世纪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我们党在105年的宏伟征程上，一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开辟了伟大道路，创造了伟大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作为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之一，恽代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创建者和弘扬者。在短暂而光辉的36年人生中，他不仅参与领导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党的创建、第一次国共合作、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白区地下斗争、苏区政权建设等重要革命实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发表理论文章和著作共计300余万字，涵盖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厚重的红色文化遗产。深入研究恽代英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杰出贡献，阐发其当代启示，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激励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在艰辛探索中诠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崇高品格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逻辑起点。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坚持真理就是要持之以恒地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坚守理想就是要锲而不舍地追求、信仰和捍卫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恽代英青少年时期就萌发了对真理的渴望与追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驱动他立志找到一条能够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解放的道路。经过刻苦磨砺和艰辛探索，他从一个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崇高品格。
（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从中国五千年“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历史中凝结而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曾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恽代英也不例外。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最先接受的就是传统文化教育，自幼便获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熏陶。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
恽代英对儒学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即使在“五四”时期一片“批孔”的声浪中，他仍能坚持对儒学创始人孔子进行“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他指出：“孔子之学说，自然不尽可信，然苟确有所见之大学者，其根本观念每每不谬，其余则受当时社会之影响，有不正确处，亦有不可讳者。”据他在中华大学的同学回忆，恽代英不仅认真学习儒家思想中的有益内容，而且极力在生活中学以致用，例如，“‘言而有信’、‘身体力行’、‘不愧不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治学做人各方面的古训”，“他只要认为现在看来还是适用的，就踏踏实实地努力实践”。恽代英十分推崇墨子的“兼爱”“非乐”“尚贤”“尚同”等理念，并在自己的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切实践行。恽代英的挚友萧楚女认为，“代英很像墨子，摩顶放踵而利天下”，“像代英这样的人，我在古往今来的圣贤中没有听说过，只有墨子倒有点像，代英就是现代的墨子”。
1914年10月，年仅19岁的恽代英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在《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发表处女作《义务论》一文，主张“义务论”，反对“权利论”。他指出，“所谓利他派也，亦谓之义务论”，“吾中国数千年圣哲之所传说，每每为义务论”；“权利论者，天下争攘之泉源也”，“今日欧美上下争轧之祸，大抵由权利论影响而来”。他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作为“权利论者”鼓吹的所谓“文明”，实“巨大之军舰也，猛烈之炸弹也，一切不可防御之战斗品也”，“杀贫贱以利富贵者也”。恽代英在文中不仅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而且表达了他当时的理想：“举天下之富贵贫贱，皆使服膺于义务之说，则私产制度，不期而自破，黄金世界，不求而自现矣。”《义务论》等论文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标志着恽代英成为中国思想界升起的一颗新星和华中地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
可以说，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恽代英主要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厚植家国情怀，砥砺救国之志，培育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向往大同社会的理想。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大胆借鉴西方文化，试图从资产阶级思想库中寻找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武器，形成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五四运动前后，他开始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
（二）在探寻真理中坚定选择马克思主义
恽代英是武汉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五四运动后，他刻苦学习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于1920年2月在武昌创办传播新文化的重要平台——利群书社，主要经销《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经典著作和《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传播新思想的进步期刊。武昌利群书社与毛泽东于同年9月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一道，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成为华中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大重要阵地。
中国人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理之路并非坦途。无政府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它猛烈地批判封建统治和资本剥削，同情劳工大众，其憧憬的所谓“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有一定相似之处，因而曾广受热血青年的欢迎。然而，无政府主义维护小私有制和小农经济，反对阶级斗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驱领袖一样，恽代英也一度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经过刻苦学习、反复实践、认真比较，他最终识破了无政府主义的虚妄性。1920年7月，恽代英在《少年中国》第2卷发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文，明确指出：“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同年10月，他在《互助》第1期发表《未来之梦》一文，承认“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的，个人主义的工会罢工，亦非根本良法”，唯有用“阶级战争”的方法，才能“与资本家争胜”。这说明恽代英已经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
1921年7月16日至21日，恽代英召集受利群书社影响的24位进步青年，在黄冈浚新小学举行会议，宣布成立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这个宗旨清楚地表明，当时与共产国际没有联系的恽代英等人公开宣布承认阶级斗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这与7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党的奋斗纲领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共存社宗旨明确，组织纪律严密，实行民主选举，从其宗旨、主义及组织原则等方面看，它毋庸置疑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其成立标志着恽代英等人已经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转变。当恽代英获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宣布共存社停止活动，并与其主要成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上事实说明，无论是否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愿望。
更为重要的是，共存社的成立有力地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所谓在20 世纪 20年代初，中国不具备成立共产党的历史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是苏俄“舶来品”的历史虚无主义谬论。恽代英独立探索建党的过程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共产国际与苏俄的帮助的确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但是即使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迟早也会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二、在革命实践中把握“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根本指向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意旨。共产党人从来不是空谈家，而是实践者。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的初心使命被具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自从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之后，恽代英在革命实践中一直牢牢把握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根本指向，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早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恽代英就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先驱一道，自觉担当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他充分发挥自己毕业于中华大学哲学专业且精通英文、日文和德文的学术专长，为国人翻译、介绍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阶级争斗》一书。该书系恽代英受陈独秀和《新青年》编辑部委托，于1920年下半年翻译的考茨基著作《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后于1921年1月由新青年社以《阶级争斗》为名，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出版。由于该书在中国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阶级争斗》与《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书一道，促进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化。毛泽东曾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阶级争斗》正是其中之一。
在1921年底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恽代英主动承担党的宣传教育和青年运动工作，被董必武誉为“我党最善于联系青年和劳动群众的领导人之一”。他先后在《先驱》《中国青年》《红旗》等党团刊物上发表大量理论文章，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卓越贡献。郭沫若曾回忆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薄一波在2005年致华中师范大学的一封信中印证了郭沫若的观点。他指出，恽代英在早期共产党人中颇负盛名，“在当时的革命青年中有口皆碑”，“我就是深受恽代英思想影响的一个人”。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的主要创办者和第一任主编，恽代英夙夜匪懈，殚精竭虑，将该刊作为向普罗大众特别是广大革命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重要平台，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与汗水。据不完全统计，仅恽代英本人以其本名和“但一”“子毅”“F. M.”等笔名以及“编辑”或“记者”名义撰写并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的各类理论文章和按语、跋语等就超过200篇，总字数逾100万，可见恽代英对主编《中国青年》用心之勤、贡献之大。
在恽代英为《中国青年》撰写的200多篇文章中，有不少反映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精辟阐释。例如，1925年2月，恽代英以“F. M.”为笔名在《中国青年》第67期发表《纠正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一种误解》一文，引用并剖析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的著名论断，即“凡一社会组织，非俟其生产力尽量发展后，决不倾覆；崭新而进步的生产方式，非俟该物质所必需之条件孕育于旧社会之母胎内，决不贸然发生”。（今译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恽代英指出，“这几句话本来是很确当的”，“然而一些笨牛般的‘学者’”却机械地“认为照马克思的意思，经济落后的中国，旧社会的生产力毫未发展”，因此不具备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他们“看不见帝国主义在中国加于旧社会生产力的影响”，真是“井蛙不足以语海”。“因为中国是一种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国家”，所以中国共产党“引导着中国人民去直接参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最正确适当的事情”，也是必然会成功的。恽代英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一科学见解已经得到了历史事实的充分证明。
（二）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壮丽征途上，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恽代英作为中共早期杰出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在革命实践中一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恽代英是中共党内最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特点及其革命态度的理论家之一。1924年4月，他在《新建设》第1卷第5期发表《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一文，指出无论是“绅士阶级”“商人阶级”还是“俸给阶级”“智识阶级”，在革命中均“不可倚靠”，“我们所应当倚赖的，必须是真正的生产者——农人，工人”。1925年3月，他在《中国青年》第70期发表的《上海日纱厂罢工中所得的教训》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产业工人确实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他（们）能做民族革命的主要军队。”恽代英系统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特点，并得出结论：工人阶级虽然在中国人数较少，但是最富于革命性，因此他们的联合是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唯一可靠的主力军。这与《共产党宣言》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的观点完全一致，是恽代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恽代英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幼稚工业资本家”(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商买办阶级”，认为前者具有两面性，既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又惧怕工农运动，在革命中具有妥协性；后者“倚赖外国资本主义而享其余沥，所以他对于打倒外国资本主义的国民革命，一定是反革命的”。因此，“我们应当联合世界革命势力，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同时，并需打倒国内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使一切被压迫的中国民众都解放出来”。恽代英1924—1925年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与革命态度的分析，与毛泽东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观点基本一致。恽代英和毛泽东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现实，实事求是地分析各阶级状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其次，恽代英是中共党内最早从战略高度提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理论家之一。1924年11月，他在《中国青年》第54期发表《怎样进行革命运动》一文，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并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帝国主义色厉内荏的本质特征：其一是帝国主义国家无论是“朝野间”还是国家之间均存在尖锐的矛盾，其二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本国的“革命民众”和“劳动阶级”之间也存在尖锐的矛盾，其三是“苏俄革命成功”极大地激励了“各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潮流”，“所以中国的革命一定在世界革命中间完全可以成功”。
恽代英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纸老虎”一词具象化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外强中干、虚张声势的本质，与列宁将帝国主义比喻为“泥足巨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表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有力地破除了一些人对帝国主义力量的迷信，使中国人民更加坚定了击败帝国主义势力的必胜信念，而且为毛泽东在1946年全面系统地论析“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提供了关键的前期理论基础。这再次深刻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包括恽代英等人在内的中共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在严酷考验中锤炼“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坚强意志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意志品质。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斗争，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深刻地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要斗争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争精神，为正义事业义无反顾，为革命理想一往无前，在严酷考验中锤炼出伟大建党精神“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坚强意志。恽代英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一）发扬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严重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是导致中国积贫积弱和民族灾难的根源。对于中国人民而言，除了斗争，别无选择。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恽代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大力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宝贵贡献。
首先，在大革命时期，恽代英与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以及鼓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派都进行过坚决斗争。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是中国共产党践行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然而，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强烈反对国共合作，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党内理论家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1924年7月，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41期发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一文，批驳所谓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会导致国民党亡党的谬论，义正词严地指出，“共产党人为了要促国民革命的早期成功而加入国民党，他们自然要有种种计划，用种种机会，影响一切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员”，国民党如果真想推进革命，“会因为人家利用这种地位来督促自己而感到有亡党之痛吗？”在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坚决斗争下，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未能实现，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得以捍卫。
1924年10月，抹杀国家阶级本质、反对阶级斗争的国家主义派创办《醒狮》周报，作为鼓吹他们反共、反苏言论的平台，掀起一阵阵舆论恶浪，妄图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革命青年。中国共产党人以《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在理论战线上对国家主义派进行了彻底揭露和批判。恽代英正是这条战线上的一员骁将。他相继撰写了《国家主义者的误解》《评醒狮派》《国家主义是什么？》等多篇论文，揭露国家主义派的资产阶级国家观，批判其反动本质。恽代英指出，国家主义派“甘为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工具作反共反俄争斗的最凶猛的后备军”，“国家主义是仇视无产阶级，企图征服无产阶级的主义”，因此它是“反革命的误国主义”。通过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有力斗争，国家主义派在广大青年中陷于空前孤立，最终归于失败。
其次，大革命失败后，恽代英坚决支持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先后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7年7月15日，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开始“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正当起义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张国焘借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之机，企图阻止起义。恽代英坚决支持起义按时举行，并严厉警告张国焘，如果他“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他。张国焘回忆说，恽代英“坚持暴动”，“我也佩服他这种坚毅精神”。张国焘的回忆真实地反映了恽代英对南昌起义决策的贡献。南昌起义最终于8月1日凌晨爆发。
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的恽代英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恽代英又于同年12月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12月11日黎明，广州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苏兆征（张太雷代理），秘书长恽代英；红军总司令叶挺，党代表恽代英，副总司令叶剑英，总指挥张太雷。恽代英因此成为中国首个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之一。
（二）激励不畏牺牲的革命豪情
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斗争的每一步，都贯穿着不怕牺牲的精神品格。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恽代英自幼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喜欢吟诵“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狱中诗》，钦佩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牺牲精神。自从选择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终身信仰之后，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种强大的信仰力量成为他在革命斗争中不怕牺牲的精神支柱。
首先，恽代英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具备牺牲精神的先进分子。1920 年 10 月，恽代英在总结创办利群书社的成功经验时，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他的亲自教育和率先垂范下，书社成员大多具有“勤劳、牺牲的修养”，“勉力本着他们勤劳牺牲的精神，做他们文化运动事业”。恽代英经常在利群书社内举办读书报告会，让各成员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体会。他还先后组织书社成员到武汉、长沙、衡阳等地的工厂、煤矿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当时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已经关注到恽代英和利群书社，“临时中央曾有信给我，要我们吸收恽代英及他领导的利群书店的分子”，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终没有同他们联系上”。
1921年7月初，恽代英与利群书社的骨干成员之一林育南商议，决定在利群书社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类似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即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共存社成立的意义前文已述，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共存社成立不久之后，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实、李书渠、廖焕星等共存社主要成员“获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异常感奋。他们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党内的重要工作，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甚至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恽代英发起成立并领导的利群书社和共存社等进步团体，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储备了一批理论素养过硬、具备牺牲精神的优秀干部。
其次，恽代英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深刻理解并充分践行了牺牲精神。早在1920年7月发表的《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文中，恽代英就庄严宣示，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解除国家苦难，他随时准备“拼命的自己向牺牲向上的路上走”，并且坚信“天下肯牺牲、愿向上的人，未必只有我”，他愿意“与朋友互勖的去走牺牲与向上的路”，以创造一个不受剥削、人人平等的“少年中国”。1922年6月，他在《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发表《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一文，指出“官吏职员”“工程师”“教员”等“任何职业家”，固然有其自身的“价值”，但是根据“唯物史观”，“旧社会的罪恶，全是不良的经济制度所构成。舍改造经济制度，无由改造社会”，因此“不要容许而且赞美同志去做那些无实效的慈善家、教育家，乃至各种社会改良家”，而是“要利用机会为全部改造的运动，——那便是说要为Revolution〔革命〕的运动”。恽代英知行合一，作为出身于书香门第并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才俊，他本可以过上衣食无虞的安稳生活，但是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他毅然选择了一条充满崎岖坎坷和生死考验的革命道路。事实证明，恽代英充分践行了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要与反动势力作殊死搏斗，那么身为革命者，就必须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1925年8月，一贯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势力暗杀。恽代英当即在《中国青年》第90期发表《悼廖仲恺先生》一文，振臂疾呼：“哪有一个真正革命家不为反革命派所忌恨的呢？哪有一个真正革命家能够免于为反革命派所诬蔑诬陷暗算的呢？革命的青年！勇敢些罢！他们有他们的鬼鬼祟祟的计谋，我们有我们的堂堂正正的战斗！”恽代英的呐喊，不仅是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卑劣行径的强烈控诉，更是对革命青年发出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动员令。在他振聋发聩的激励下，更多的革命青年识破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动本质，把对烈士的哀思化作战斗的勇气，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推动大革命的浪潮向纵深发展。正是这种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顽强意志，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革命脊梁，也为后来者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四、在党性修养中彰显“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价值底色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根基。作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其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恽代英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满怀深情，彰显了伟大建党精神“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价值底色。
（一）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操守
对党忠诚，是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血脉之中、砥砺其奋斗牺牲的鲜亮政治底色，是衡量共产党人基本政治操守的试金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行为逻辑中，对党忠诚是具体的、无条件的，主要围绕两个维度的实践展开。一是忠于党的纲领。承认并忠于党的纲领，是党员在政治上同党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二是忠于党的组织。党是有铁的纪律的政治组织。党员个人必须服从组织，是党的重要组织原则。恽代英在这两个维度上都做到了对党绝对忠诚，是全党公认的楷模。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二大宣言。宣言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党的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恽代英不仅在思想和行动上衷心拥护、践行党的纲领，而且撰写了多篇论文阐释、解析党的纲领，以此教育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4年6月，他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中国民族独立问题》一文，指出“中国现在除了国内纷乱外，还有列强的压迫”，因此救亡图存的出路在于“（一）打倒国内军阀，（二）解除帝国主义的侵掠”。1926年，他撰写了《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一书，再次强调“现在所需要的革命的主义”包括：“一、打倒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被压迫民族”；“二、打倒军阀与他的走狗官僚政客，建设人民的政府”。显然，在以上论著中，恽代英宣传的是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这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恽代英对这个问题理解得非常透彻。
1925年8月，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89期发表《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一文，深入阐述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希望先实现联合各阶级的打倒帝国主义运动，——将时局向前推进一步，然后再以无产阶级的实力谋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权，以渐进于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党的最高纲领指明了最终方向——实现共产主义，完成党的最低纲领则是实现最高纲领的必经步骤和基础。若无最低纲领的阶段性胜利，最高纲领就无法实现。他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因为见到要渐进于共产主义，必须先联合各阶级打倒帝国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而加入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国民党，这是他们自己的主张，亦便是国民党的主张。”这就从党的纲领的角度，解释了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即由于国民党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可以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都在捍卫这个革命的共同纲领，并同反对这个共同纲领的反动分子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关于党性修养的理论探讨较为欠缺。恽代英于1926年10月发表在《少年先锋》第1卷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该领域为数不多的重要文献之一。恽代英在该文中对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作了形象比喻。他将党员比作党组织这个肌体的细胞，作为党内“很健全而富于活动力的细胞”，每一个合格的党员都必须“很忠实的接受党的训练，严格的服从党的纪律，扫除一切在封建社会或买办阶级文化的社会中所养成的错误思想，养成功一个彻头彻尾的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反之，如果一个党员对党组织不忠诚，“要固执错误的思想，不受党的训练，对于党的意思怠工”，那他就“根本不合于做共产党员”，必须将其“踢到共产党的门外去”。
恽代英不仅在理论上阐明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而且以身作则，在实践中无限忠诚于党。根据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部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合辑《中国的红星》（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2月初版）记载，大革命时期恽代英在主持武汉中央军校工作时，“月入甚丰，除兼职不取薪外，月入亦有六百金以上，但恽每月只用三十元，其余尽缴共党，以作党费，其尽忠党务，有足多者”。换言之，当时恽代英将其95%以上的收入都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充分体现出他对党忠诚、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操。
（二）永葆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
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政治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能够得到人民广泛拥护、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正是因为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站稳人民立场、坚守人民情怀，我们党才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难以逾越的险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奇迹。作为一名忠贞的共产党员，恽代英始终秉持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追求真理，献身革命，将“为人民谋幸福”的信念化作救国救民的实际行动。
1922年9月，恽代英在《东方杂志》第19卷发表《民治运动》一文，针对一些人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现状灰心丧气、缺乏斗志的情况，明确提出，“救治中国的大力量”掌握在人民手里，关键在于要“唤起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唤起人民为奋斗而联合”，最终的目标是通过“向政治上作战，以求人民获得政权，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恽代英的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人民群众是改造中国社会、挽救国家危亡的决定性力量，体现出鲜明的人民立场，而且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大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与理论支撑。
尽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深厚伟力，但是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失败，根源在于缺乏先进政党的科学领导。1924年1月，恽代英在《新建设》第1卷发表《革命与党》一文，指出中国“需要革命，已是许多人觉得了无疑义的事”，“所可惜的，是没有伟大的有组织的群众，来担负指导他们的责任”，“中国需要有组织的群众，最要是须有伟大的为主义结合的党”，“没有党，便没有能完全成功的革命”。这个党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民只有在党的组织引领下，才能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分散走向集中，转化为摧毁旧世界的强大力量。恽代英的这篇文章，阐明了人民主体地位与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出只要将二者有机结合，中国革命就能获得胜利保障的深刻道理。
在大革命时期，恽代英以坚定的人民立场和赤子情怀，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他奔走各地，广泛发动工人、农民与青年学生，壮大革命统一战线，推动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兴起，是中国共产党动员与组织人民群众的核心骨干之一。大革命失败后，恽代英转入上海等地开展白区地下斗争。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他隐蔽身份，深入工厂车间，组织群众开展合法斗争，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在革命转折关头，恽代英奔赴闽西苏区调查研究，撰写了《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等调研报告，充分肯定“闽西八十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支持土地革命，总结党在闽西局部执政的经验，推动苏维埃政权建设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将人民立场转化为制度实践。在上海不幸被捕后，恽代英在监狱中始终坚守初心，将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留下了气壮山河的《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他以36岁的短暂生命书写了坚守人民立场、献身人民解放的壮丽篇章。
五、恽代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当代启示
作为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是砥砺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的一面永恒的旗帜。恽代英身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近代中国，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笔作枪，以身化炬，传播时代真理，领导革命斗争，坚守初心气节，用生命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作出了杰出贡献。当前，我们正意气风发踏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回顾恽代英的光辉事迹与崇高风范，深刻把握其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当代启示，有助于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推动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动力。
（一）推进理论创新，夯实信仰根基
恽代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启示我们，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首要在于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马克思主义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科学预见人类社会最终必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面对新征程上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需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愈发艰巨繁重。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进一步筑牢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仰根基。
这就要求我们像恽代英那样，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深度融合，守住理论创新的根与魂。恽代英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由继承儒家及墨家传统走向马克思主义，充分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因此，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既要坚守“魂脉”，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牢牢把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确立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根本遵循，又要坚守“根脉”，即坚定立足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致力于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丰厚滋养。
总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有效贯通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才能让理论创新既有马克思主义的鲜亮底色，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提供更为持久、更为牢固的思想支撑与精神引领，夯实坚定共同理想信念、巩固团结奋进力量的信仰根基。
（二）践行使命担当，聚力民族复兴
恽代英“力行救国”、“改造社会”的担当精神昭示我们，伟大梦想铸就伟大精神，崇高使命需要坚毅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新征程上，唯有自觉践行使命担当，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才能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不断把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
早在一百多年前，恽代英就曾深刻指出，“但好口说争辩，而不实行，或实行而不切实不勇猛”，“不足以救中国”，“今日言救国，断宜以力行为惟一方法”，“当各就其地位与能力，以尽其可尽之义务”。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明确，民族复兴不是某一群体、某一阶层的单独任务，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践行使命担当，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立足岗位，各司其职，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对党员干部而言，担当使命就是始终不忘初心，主动攻坚克难，以务实作风服务群众，以真抓实干推动发展；对广大青年而言，担当使命就是把个人理想汇入时代洪流，勇于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国家建设的一线，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对普通公民而言，担当使命就是坚守本职，爱岗敬业，自觉崇德向善，积极奉献社会，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
总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外人。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需要全社会各行各业同心同德、实干笃行才能变为现实。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和衷共济、砥砺前行，以坚定信念扛起时代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在点滴奉献中彰显担当，就一定能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磅礴伟力，不断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迈进，共同书写新时代更加绚丽的华章。
（三）增强斗争本领，应对风险挑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我国的发展道路上，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恽代英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我们在新时代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思想武器。我们要传承其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意志，提升斗争本领，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直面风险，迎难而上，在新征程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战胜各类艰难险阻，以不懈奋斗赓续红色基因。
恽代英曾告诫青年革命者，要“成为好的革命家”，“必须明了社会进化的律例，与他们所处社会的实况”，“要研究怎样运用政治经济”，“最好是能有丰富的自然常识与日用技术”。不掌握这些本领，就难以在革命斗争中团结领导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也容易被反动势力诓骗和蒙蔽，最终难以担当起改造社会、解放人民的重任。同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今天，如果缺乏相应的斗争本领，就难以把握大势大局，无法做到见微知著，不能洞察先机、趋利避害，从而很可能会丧失斗争主动权。只有不断增强斗争本领，才能在复杂局面中站稳脚跟，在矛盾冲突中迎难而上，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能力支撑。
增强斗争本领，既要强化理论武装，把握斗争规律，也要投身实践磨砺，积累斗争经验。一方面，要坚持通过系统学习，深刻认识矛盾运动规律，准确把握斗争方向，用科学理论观察大势、分析问题、研判风险，提高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做到超前预警、从容应变。另一方面，斗争本领最终要在实践中检验、在实战中提升，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应该主动到基层一线、攻坚现场、急难险重任务中加强斗争历练，提升应急处置和统筹协调等综合能力。同时，要注重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优化斗争策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争取以最小代价达成最优效果。总之，我们要以坚定的斗争意志和过硬的斗争本领，有效防范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类风险挑战，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民族复兴伟业保驾护航。
（四）站稳人民立场，恪守根本宗旨
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家、理论家，终其一生坚守人民立场，矢志不渝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典范。在革命岁月中，他以“增进工人农人的幸福”为毕生追求，用行动与生命诠释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其思想与实践穿越历史时空，对新时代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端正政绩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站稳人民立场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恽代英深刻指出，现代社会的“主人翁就是民众”，“农工商各界，出了血汗换来的钱财，养护了我们”，“我们怎么可以不尽职呢？”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传承这种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始终牢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摒弃“官本位”思想，杜绝脱离群众、漠视民生的错误倾向，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
恪守根本宗旨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恽代英强调，共产党“是代表贫苦农工利益，而做经济与政治奋斗的党”。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恪守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多做雪中送炭的民生实事。“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爷”。新时代党员干部应该向恽代英等革命先辈学习，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恪守根本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