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伴随网络社会的兴起，战略信息已不再沿传统的垂直通道单向传递，而是在去中心化、多节点的分布式网络中涌动。本文从传播架构、信息流动、技术支撑、运行机制、评估体系五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了国家战略传播模式的结构性变革。就架构基础而言，需通过识别并赋能桥接点、搭建节点协同机制，使信息沿多条链路流动，并在不同的圈层自组织放大，形成分布式、多节点与强连接的新型结构。同时，充分利用网络社会的涌现机制，依托内容生态化与节点赋能，塑造价值基点；构建由开放数据中台、素材库及信息流动的智能路由等组成的开放式、智能化、协同性的基础设施；将国家层面的“硬约束”与网络协同的“软连接”有机结合，以凝聚共识、增进信任为目标，为战略传播体系注入持续的韧性与弹性。最后，通过覆盖连接广度、渗透深度、信任力度与议题主导力等多元指标，建立更加科学的效能评估体系。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际舆论战中涉华虚假信息传播及对策研究”(24&ZD217)。
关键词：分布式传播/ 协同网络/ 网络社会/ 战略传播/
作者简介：汤景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新闻大学》(沪)2025年第11期 第1-14页
作为一种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系统化传播活动，战略传播是国家在全球舞台上推进战略利益的关键工具。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通过战略传播，在国际舞台上形成有利的舆论环境，增强国家的软实力，进而保护和推进国家利益。例如，一直以来，美国高度重视战略传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成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CPI)就是传播与国家战略利益结合的典型案例。通过广泛的宣传活动，CPI成功调动了民众的支持，为美国加入“一战”营造了广泛的共识。此后，通过塑造全球议程以及在关键时刻进行有效的信息干预，美国一直通过战略传播维护其全球影响力。可以说，美国的战略传播不仅是其国内政策的延伸，也成为其全球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另外，欧盟国家也高度重视战略传播。例如，他们通过多语种的欧洲广播联盟(EBU)等机构进行战略传播，以增强成员国之间的沟通，强化整个联盟的凝聚力。这些典型案例表明，战略传播在维护国家利益、增强国际影响力以及适应全球性挑战中占据着关键位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研究述评
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战略传播吸引了来自传播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众多领域的学者，呈现出多维视角观照的典型特征。综合来看，虽然因政治环境、文化和语境的不同，不同研究者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但基本认为国际战略传播是一种为了支持国家战略目标和政策实现而进行的系统性的、以战略目标为导向的传播活动。从内在构成来看，公共外交、信息战与心理战一般被视为国家战略传播的核心构成部分。如Herminio Torres(1995)指出，军事心理战和公共外交是国家战略传播中塑造国际认知、确保战略目标达成的关键因素。Freeman(2005)分析了美国战略信息项目中公共外交、公共事务和心理战的角色，强调了这些组成部分在战略影响力中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研究者们将国家战略传播视为影响国家安全、外交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工具，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持续上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发布的报告从宪法责任、政府行动的连贯性与可信度，以及传播环境出发，强调战略传播不仅仅是对外宣传的一部分，更是国家整体战略的一环，应被系统地纳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Cornish et al.,2011)。另有大量研究在各自的行业领域里探讨了战略传播的应用，如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在外交威慑中防止敌对行动(Bohlen,2007)，以及在军事行动中的应用等(Zappettini & Rezazadah,2023)。
在大众传播时代，国家战略传播的关键是通过传统媒体实现大规模的信息控制和舆论引导，其策略研究主要围绕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声誉塑造和政策宣传等展开。但随着社会化传播的兴起，国家战略传播经历了深刻的转型。如传播主体从单一的国家机构扩展到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传播模式从单向传播转向多向互动，媒介从传统媒体转向数字平台，内容和目标设计也更加注重全球化背景下的长期影响力(Simeunović Bajić,2024)。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战略传播的新型策略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总体来看，学界提出的策略更加注重国际受众的情感共鸣、文化交流，强调根据受众的需求进行个性化调整，增加信息的针对性和渗透性。如在内容策略方面，Borysenko(2022)分析了大众文化在国家战略传播中的作用，指出大众文化通过与消费主义和市场的结合，成为国家传播战略的重要工具。Badham(2022)等提出了数字媒介场域(digital media-arenas,DMA)框架，纳入了多种新形式的传播类别，来促进更加细腻的“信息促进型”传播。
从国内研究来看，我国学者近年来也高度重视战略传播问题，并特别对美国的战略传播体系进行了深入解剖。如程曼丽等(2020)深入揭示了战略传播如何随着历史、技术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演进，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朱豆豆(2020)探讨了美国宣传的历史发展及其在现代战略传播中的转变，分析了宣传如何从一个主要被视为操控工具的概念，转变为一个涵盖更广泛战略和沟通技巧的现代实践。在此基础上，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构建的问题。如史安斌等(2021)详细分析了在当今世界大变局中战略传播在新时代的必要性和实践路径，强调战略传播要具有目标导向和整合导向，重视关键受众和信息整合。国内学者对中国战略传播体系的建构特别强调顶层设计(吴瑛、乔丽娟，2023)、多元主体、多种文化、多重语境的战略协同与系统思维(陈虹、秦静，2023)。总之，国内学者对国家战略传播的研究既关注全球层面的趋势和框架，同时也关注本土的特色和需求。
综合来看，战略传播作为一种综合性传播实践，正在通过融合传统和现代传播技术，重塑国际舞台上的信息传播格局。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国家战略传播已经在理论框架的建立、模式与机制的设计以及实施策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从历史经验来看，传播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直接影响到国家战略传播的方式和效率，进而对其体系的调整与优化提出新的要求。事实是，随着大国之间的对抗性迅速增强，一些国家的战略传播处于持续调整过程之中。例如，奥巴马政府2010年提出的国家战略传播框架没有按国会的要求就美国的战略传播活动和公众外交活动进行分别阐述，而是以战略传播这一概念来统摄包括公共外交在内的所有对内和对外的传播活动(吕翔，2011)。到了202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拜登政府提出信息化的未来战略趋势为各国带来新的竞争形式和关系格局，“美国处于塑造国际秩序未来战略的竞争中”，急迫需要新的传播技术及其有效运用来推进国际政治与安全领域的竞争实践(The White House,2022)。
建构新型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索能够与新的社会形式同频共振的模式，而网络社会的发展与壮大是不可忽略的趋势。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这一社会形式的核心特征在于信息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网络成为社会的基础架构，权力和社会组织围绕信息的控制和流动而发生深刻变革(Castells,1996)。在网络社会背景下，当代传播环境的底层逻辑从管道式、中心化的线性传播，走向网络化、去中心的矩阵式传播，这要求以全局系统视角来进一步深化研究国家战略传播的体系建构。不仅如此，为深入理解网络社会下传播格局的重构，还需引入传播生态学视角，即将传播系统视为由多种媒介渠道、信息内容、受众群体以及技术平台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正如阿什德(2003)所主张的，在信息社会里应关注传播活动的生态动态，特别是媒介格式、社会活动与技术的交互控制与权力。另外，传播生态具有自适应和自组织能力(Fuchs,2003)。这说明国家战略传播不能再局限于单向度控制，而要通过制度设计和策略引导，营造一个多元且有韧性的传播生态系统。
二、传播架构：从层级金字塔到扁平网络
要实现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与网络社会的适配，须首先理解并适应网络社会的底层逻辑。在网络社会中，分布式网络是最基础的传播架构，并由此形成了分布式传播，即信息的生成、传播和接收通过多个互联的节点进行，而非集中于单一的中心机构(Baran,1964)。分布式传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架构，还反映了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组织形式与权力结构的动态特性，是理解网络社会底层逻辑的关键切入点。在传统的大众传播范式中，国家传播体系以从中心到边缘的逻辑构筑，信息自上而下沿着金字塔式的行政及媒体层级线性流动。然而，分布式传播成为网络社会最基础的传播模式，推动了信息从中心控制向多节点分布的转变。个人、企业、智库、海外侨团乃至外籍友好KOL等多元主体皆可凭借数字平台获得自主话语权，成为连接国内外社群、跨文化舆论场的潜在战略节点。面对由无数节点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单一管道式架构已经难以覆盖碎片化受众、适应非线性扩散，更无法在多极化议程竞争中保持韧性与弹性。国家战略传播因而必须重塑传播架构，从垂直金字塔转向扁平化的节点网络，通过识别并赋能桥接点、搭建节点间协作机制，使信息能够沿多条链路涌流，在不同圈层自组织放大，构建分布式、多节点、强连接的新型结构。
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分布式网络，其基础结构支持信息从多个节点自由流动。不仅如此，互联网的底层架构还支持冗余路径，即同一信息可以通过多条路径传递至目标节点。在这种架构下，非线性传播方式成为常态，使信息可以通过多个传播途径同时到达不同的受众群体，由此增强了传播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使其可以快速响应不同的信息需求与全球性事件。在网络社会，每个节点都有潜力成为信息中转站和信息放大中心。为此，战略传播体系需要转向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节点网络。具体而言，就是将多元主体都视为传播网络中的潜在战略节点，而不再仅依赖媒体单兵作战。这些节点包括政府机构、官方媒体、智库、高校、企业、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网络KOL、华侨华人，以及友好的外国人士或机构等。他们分布在不同领域和社群中，各自拥有一定的受众影响力。通过节点化，每个主体都可以成为国家叙事的出口。例如，我国留学生、海外华人通过社交平台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有影响力的民间大使。国内有影响力的微博/抖音网红，也积极参与到国际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多元主体协同实质上是战略传播主体的扩容和节点化，形成遍布各平台各社群的传播矩阵，提高信息触达的广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布式传播生态中，节点的影响力并非均质分布，其结构呈现出显著的中心性特征。某些关键节点凭借其独特的“结构洞”位置，即连接不同信息社群的桥梁作用(Burt,2018)，或凭借其自身的权威性与号召力，对舆论的生成与扩散具有指数级影响。正因如此，战略传播的现代化转型，其核心要义之一在于从广谱覆盖转向精准赋能，于关键处落子，于枢纽处发力。这些关键节点通常包括但不限于拥有庞大粉丝基数的社交媒体创作者、在专业领域内享有崇高声誉的专家学者、活跃于全球视野的商业领袖与具有广泛联络网的知名侨领。他们构成了信息跨圈层流动的阀门与放大器。因此，构建一套科学、动态的关键节点识别与赋能机制，成为战略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该机制首先依赖于对社交网络的结构性数据分析，用以精准定位在国际舆论场中居于中心地位的账号与人士。同时，需结合定性调研，研判不同KOL在特定议题上的实际影响力。
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系统化的赋能策略也要随之展开。这包括为其提供及时、权威、易于转化的核心内容素材；通过组织专业培训与交流，提升其进行有效跨文化叙事的认知与技能；乃至主动为国内外志同道合的节点牵线搭桥，促成联合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项目。赋能过程的终极目的，并非进行生硬的内容灌输，而是化关键节点为信任桥梁，使其从战略叙事的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讲述者与共鸣体。通过增强其传播战略叙事的意愿与能力，最终将这些散落在全球舆论场中的关键影响因素，系统地、有机地整合为国际传播的战略性资产。
通过这些结构性联结，异质性的节点得以实现资源互济与受众共享，从而编织出一张高度互联、功能互补的传播网络。在此网络中，信息流不再完全依赖于中心节点的指令与分发，而是可以沿多元路径自主、高效地流动。这显著提升了整个传播系统的冗余度与鲁棒性，使其在面对干扰时具备更强的容错与恢复能力。在国际舆论博弈中，这种网络化结构的战略价值尤为重要。当遭遇虚假信息攻击时，分散化的节点能够依据自身定位与特长，从不同角度、面向不同受众同步展开回应，在去中心化的协同中形成多点响应、立体辩驳的集群效应，从而更有效地瓦解不实信息，重掌议程设置主动权。因此，构建一个分布式的传播架构，远非简单的战术调整，而是战略传播体系为适应网络社会深层逻辑必须推进的基础性再造。它的目标是使整个系统从一棵棵孤立的树，演进为一片生生不息的森林，最终形成一种能够随势而变、韧性十足的生态型传播力量。
三、信息流动：从单向传播到多向涌现
在网络社会语境下，信息流动的逻辑已由管道式单向灌输演化为网络化的多向涌现。这一转型一方面源于信息基础设施的分布式重构，另一方面则来自受众角色的转换。在由无数节点构成的复杂网络中，信息的扩散路径、速度与最终形态呈现出非线性、自组织与不可预测的特征，依赖权威媒介自上而下掌控舆论的传统策略面临失灵风险。如果国家战略传播仍固守传统模式，不仅难以穿透碎片化注意力，还可能在多元舆论场中丧失设置议程的主导权。因此，需要从传播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利用网络社会中的涌现机制，通过内容生态化与节点赋能来重塑信息流动的方向与价值基点。
在当前高度异质化的网络传播环境中，受众呈现出显著的分众化特征。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不同数字平台生态下的用户，其信息接收习惯与内容偏好存在结构性差异。面对这一现实，战略传播的新范式要求构建一个多样化、生态化的内容供给体系，而其核心在于投放可灵活组合、易于传播的“信息种子”。所谓“信息种子”，是指那些具备高传播潜力的模块化内容组件，如精炼的核心事实与数据点，具有延展性的故事框架或叙事原型，能够引发普遍情感共鸣的元素，开放版权的视觉素材或标志性符号。各传播节点可依据自身定位与受众特征，对这些基础素材进行本地化解读、二次创作与情境化嵌入，从而形成更具亲和力与针对性的个性化内容。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对内容进行网络化转译，使其在特定文化土壤中自发生长。
近年来TikTok平台上的若干现象级传播案例，生动印证了“信息种子”的生态化传播效力。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歌曲《一剪梅》凭借一个普通用户的视频片段，意外引发全球性的模仿热潮。这一完全自发的事件，客观上使大量海外年轻受众接触并接受了华语音乐文化。此类中国元素在算法助推下的意外走红，揭示了当内容本身能够触发用户的参与、模仿与创造动机时，平台算法便会自动识别并放大其传播势能，形成从用户共创到算法放大再到跨圈扩散的正向循环。这种策略的核心优势在于，它使信息能够更自然地嵌入并流淌于异质化的传播场域，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从本质上看，这是对用户生成内容趋势的战略顺应。当受众从其所信任的本土KOL或社群好友那里，接收到风格亲切、语境适配的内容时，其心理距离被缩短，认同与共鸣更易被激发，从而有助于完成对战略叙事的内化与再传播。
在复杂网络中，信息传播路径和效果往往具有非线性和不可预测性，呈现涌现特征。涌现是“在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中出现的新的、连贯的结构、模式与属性，这些属性对系统而言是新颖的且不可还原于各组成部分”，具备新颖性、一致性、宏观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基本特征(Goldstein,1999)。这对于战略传播传统的可控线性思维具有重要启示。具体而言，要在传播策略上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信息一旦进入网络生态，就会被不同节点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传播和演绎，其走向并非完全可控。因此，架构设计时更应该关注核心信息的一致性和价值观的稳定传递，而对传播形式和局部内容的多样演变保持一定的宽容。也就是说，在确保核心叙事不跑偏的前提下，允许各节点根据环境对表达方式做出调整，甚至容忍某些次要元素在传播中被演绎或再创造。例如，为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核心内涵必须贯穿传播内容，但不同国家的传播者可以用各自文化中的隐喻、故事来诠释这个概念。这样，即使最终不同语言、不同媒体上呈现的内容形式各异，但其核心价值观仍是一致的。这种灵活性实际上是利用了网络涌现的正面效应，当无数节点以各自方式阐释战略叙事时，整个网络自发地产生了内容的变种与扩散，有些变种可能更贴近某类受众，从而提高整体传播效应。
从治理哲学的层面看，这种新模式标志着战略传播范式的关键转向。它摒弃了对每一条微观信息进行精密控制的思维，转而追求在宏观上把握叙事基调、捍卫价值内核。它不再视自发性为无序的威胁，而是将其视为可引导的创造性资源。通过设定边界、提供支持并适时纠偏，将看似混沌的传播现象，引导为一个在既定框架内进行创造性演化的自组织过程。最终，这一模式致力于实现一种更高层次的协同，即在赋予传播网络以自主性与活力的同时，还要力保其演化方向与顶层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从而实现战略韧性、传播效率与叙事一致性的有机统一。
四、技术支撑：开放、智能、协同的传播基础设施
随着云计算的弹性资源调度、基于大数据的实时决策支撑以及生成式AI对内容生产与智能分发的深度赋能，国家战略传播的竞争本质，正在从单一的内容竞争转向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体系竞争。构建一个兼具开放性、智能性与协同性的下一代传播基础设施，从底层逻辑上塑造国家战略传播的能力结构与效能边界，具有特殊的价值。
从开放性方面看，通过构建一个模块化、接口化的资源平台，将权威的内容素材、数据洞察与工具能力，以低门槛的方式赋能给广泛分布的非官方节点，实现核心叙事资源的去中心化分发，有助于拓展战略传播的触手，激发网络的自组织活力，使战略叙事能够以更丰富、更在地化的形态涌现，从而增强了传播体系的韧性与覆盖面。从智能性角度讲，为传播体系装上一个感知、分析、预测和优化的“数字大脑”，深度解析全球舆论场的宏观态势与微观动态，精准识别关键影响者、潜在风险与新兴议题，并对传播效果进行量化评估与归因分析，有助于推动国家战略传播从一门艺术转变为一门科学，提升战略响应的敏捷性与干预的精准度，保证战略资源能够被投入到更高效的路径与节点上。从协同性上看，通过技术机制与组织设计，主动引导并润滑节点之间的互动、协作与资源互补，将松散的节点网络转化为一个紧密耦合的战略共同体，有助于促进异质节点之间的横向联结，使信息、创意与影响力能够跨圈层流动，从而产生系统涌现效应，增强战略叙事在噪音环境中的穿透力与抵抗力。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增强，共同推动国家战略传播演进为一个具有高适应性、强学习能力与持续进化能力的韧性体系，为塑造更加持久的影响力提供了根本保障。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数据是关键要素，然而在国家战略传播的传统实践中，数据壁垒与流通阻滞问题普遍存在，导致难以对全球舆情态势与传播效果形成及时、全面的系统认知。为突破这一瓶颈，就需要构建面向战略传播的数据中台，以此实现国内外多源数据的系统性整合。该数据中台的构建必须以安全可控、隐私合规为根本前提，在完善的数据治理框架下运行，并面向核心传播节点有序开放数据服务接口，使其能够按权限获取相应的数据支持。基于数据洞察，各传播节点得以超越经验决策的局限，以量化依据优化传播策略与内容生产，推动传播实践迈向精准化、证据化与自适应化。从系统功能的角度看，这一数据中台实质上构成了战略传播体系的“数字大脑”。它通过持续的数据汇聚、融合与智能计算，赋予整个传播网络以更敏锐的环境感知能力、更精准的态势判断能力与更灵活的响应执行能力，从而在复杂的国际传播场域中提升战略传播的系统效能与智能水平。
在分布式传播范式下，各节点需具备便捷获取优质内容资源并开展在地化加工的能力。为此，构建开放的内容资源库与标准化应用接口(API)平台，成为技术支撑体系的关键环节。该内容库应系统集成经权威审核的多模态素材，涵盖文字报道、高清图像、视听内容、数据可视化产品及多语种译稿等，并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战略叙事领域。通过开放且安全的API接口，经授权的传播节点可按需调取标准化素材，并基于其本地语境与受众特征进行针对性改编与再创作。此类资源共享机制具有双重效能。一方面，它有助于降低各节点独立完成高质量内容生产的成本与门槛；另一方面，它从源头上保证了核心信息在传播链条中的准确性与一致性。通过构建这样一个共通的资源池与工具箱，战略传播网络在提升节点能动性与创作自由度的同时，在基础叙事层面也维系了必要的整体协调，从而实现了分布式传播体系中活力与统合之间的有机平衡。
更重要的是，网络社会的信息过载使得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要让国家战略信息脱颖而出、精准触达潜在受众，也需要借助技术手段对信息流动路径进行系统性优化。具体而言，就是要引入智能路由技术，通过对海量用户行为数据、社群网络结构与历史传播规律的计算分析，预测特定议题在哪些传播节点或圈层中更易获得关注并引发放大效应，从而实现精准触达。这一技术架构本质上构成了传播过程的导航系统，其运作逻辑体现为两个步骤。首先是依托社交媒体数据挖掘，系统识别对特定议题表现出兴趣的社群，以及在该议题讨论中具有影响力的关键账号。然后通过深度学习模型分析历史传播数据，识别特定议题在扩散过程中的关键路径与结构瓶颈，进而动态调整资源分配。例如对关键节点进行重点赋能，对传播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予以补强，从而有效提升信息在网络中的整体流动效率，实现在复杂传播环境中的精准触达、柔性传播与系统共振。
五、运行机制：“硬约束”与“软连接”有机结合
在大众媒介占据主导的工业化时代，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曾是国家战略传播保持口径统一、迅速动员的关键制度安排。然而在节点高度分散、信息实时互动的网络社会，这种运行模式不仅难以覆盖多口径、多语境的传播场景，更易影响各参与主体的创造潜能。对此，学界也有清醒认识，认为系统协同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逻辑(胡正荣、王天瑞，2022)。在具体实践中，战略传播的有效实施需要多部门的协作，而跨部门协调往往因各部门的优先级和工作文化不同而变得异常复杂。因此，不同国家与地区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解决思路。如美国通过总统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建立了庞大的外交、军队和情报机构联动的跨部门体系(吕翔，2011)。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则建议，战略传播应当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职能领域，设立专门的战略传播机构或部门，直接向最高决策层汇报(Cornish et al.,2011)。综合相关理论与实践来看，国家战略传播运行机制的关键在于将国家层面的“硬约束”与网络协同的“软连接”有机结合，让共识在流动中生成、治理在信任中落地，从而为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注入可持续的韧性与弹性。
在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运行框架中，国家层面的“硬约束”构成了系统得以稳定运行的基础性架构，其本质是一套通过诉诸权威、制度性规则与明确的权责关系来约束传播行动在既定轨道上运行的强制性保障体系。首先，“硬约束”体现为通过国家行政与立法权力确立的制度性框架，这一框架为整个传播网络设定了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与叙事边界。例如，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核心利益等原则性议题上，通过法律法规、行政指令与行业规范等形式，明确界定何不可为。这套规则体系为多元主体的传播行为提供了清晰的预期与稳定的规范环境，从制度源头防止叙事失范与战略漂移。其次，政治权威通过掌握关键的财政、人事与数据资源，并配套以系统的绩效评估与问责机制，实现对传播网络的实质性引导。具体表现为通过专项资金审批、项目准入、数据开放权限等杠杆，对符合战略导向的节点行为予以资源倾斜；同时，建立可量化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与效能评估标准，对节点的传播效能进行定期考核，并依据结果实施激励或问责。这种资源与考核的刚性安排，有助于推动战略意图能够有效转化为各节点的行动导向。再次，“硬约束”还体现在对传播网络中特定位置与角色的准入许可与身份授权上。对于涉及重大政策发布、外交表态等高度敏感信息的传播权限，政府通过认证、授权与备案等制度，维护核心信息发布的等级性与严肃性。这构成了传播网络的科层制结构，以在关键叙事上能够实现口径一致，避免因角色错位或权限混乱而导致的信息矛盾与权威消解。
同时需要关注的是，在利用分布式传播过程涌现性的同时，还须警惕其伴生的风险，即信息在多重解码与再传播中可能出现的语义漂移与叙事歧变。为应对此挑战，国家战略传播体系需要构建一套与动态网络环境相适应的核心信息动态校正机制。该机制目标在于通过制度化的干预，推动传播系统在保持开放与活力的同时，不偏离战略轨道。其运作可体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是结构性校准，即由权威主体定期发布关键论述的基准解读，或通过权威问答等形式，主动澄清易引发歧义的概念与政策模糊地带。此举可以为分布式的传播网络设定清晰的战略基点，从源头上抑制信息熵增；其二是过程性干预，即基于对网络传播态势的实时监测与图谱分析，一旦识别出特定传播分支出现重大叙事偏差或风险苗头，便可进行精准的干预与引导。这种干预并非简单的内容删除，而是通过注入更权威、更具说服力的信息流，以议程对冲的方式实现纠偏与风险防范。
在国家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中，“软连接”是与国家层面的“硬约束”相对的核心概念。它并非指代具体的制度或指令，而是一种基于共享意义、关系资本与协同行动的治理机制，其目的在于通过非强制性的引导与耦合，激发网络节点的内生动力与自组织能力，将分散的节点有机地编织成一张既有统一方向、又充满创新弹性的协同网络，从而实现系统的有机协同与韧性发展。正是这种“软连接”的内在力量，与国家战略的“硬约束”相辅相成，共同为战略叙事在全球舆论场中深入人心提供了保障。
就内在构成而言，价值认同与意义共享是“软连接”的文化与心理根基。它超越了基于指令的服从，致力于在多元节点间构建关于国家核心叙事与战略目标的价值共识。通过持续的对话、意义阐释与故事化传播，使战略叙事转化为各节点能够理解、认同并自愿传播的共享意义框架。这种基于认同的连接，比行政命令更具持久性和穿透力。在操作层面，“软连接”体现为对关系资本的系统性投资与经营。它强调通过与关键节点建立长期、稳定、互信的社会网络联结。这种连接不是工具性的临时往来，而是通过真诚沟通、利益共享与危机共担积累的信任资源。一个富含关系资本的网络，能够在关键时刻激活社会动员，实现信息的跨圈层流动与可信传播。另外，与“硬约束”的刚性管控不同，“软连接”依赖于网络内部持续不断的信息反馈与多向互动。它通过构建开放的反馈渠道和敏捷的数据分析，实时感知各节点的传播态势、受众反应与情绪变化，并据此进行动态的策略调适。这种机制使整个传播网络成为一个具有学习与自适应能力的生命体，能够在与环境的持续互动中不断自我优化。
六、效能评估：从覆盖率到网络影响力
传播模式的转型也要求效能评估理念与指标的相应转变。在网络化、算法化重塑的舆论场中，随着社交网络分析、情感计算与跨平台数据融合技术的成熟，国家战略传播的评估逻辑正转向评估是否真正影响了网络结构与受众认知。这一转型要求构建兼具结构、行为、信任与话语等多维度的指标体系，为战略传播的迭代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在分布式传播模式中，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广泛而有效的人际与组织间连接网络。对这一传播模式的评估，应聚焦于网络连接结构与关系资本的形成与演化。评估体系需重点关注节点连接度与跨社群连通性两类指标。节点连接度通过测量关键战略节点与其他节点间的互动频率与合作密度，揭示网络的整体结构紧密性与资源流动潜力；跨社群连通性则通过分析信息在不同属性社群间的扩散路径与规模，评估叙事突破圈层壁垒、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能力。社会网络分析为此提供了科学的量化路径。通过计算特定议题的国际传播网络中特定账号的点度中心性与中介中心性，可精确量化该账号在传播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心性指标越高，表明该账号在信息流动中的影响力越强。这种基于网络科学的评估范式，能够更本质地揭示分布式战略传播所构建的隐性权力与长效影响力，为国家传播能力的现代化演进提供精准的导航。因此，传播评估的范式需从内容本位转向关系本位。
在战略传播的效能评估中，不仅要看信息传播的广度，也要看产生了多深的影响。传播深度可用一些动态指标反映，例如次级传播率，即一级受众中有多大比例自发分享给二级受众。高的转发率意味着内容引发共鸣，传播具有自我扩散力。另外可以考察社群内讨论热度，比如在目标受众社区中引发了多少讨论帖、平均每帖讨论持续多久。这些都反映信息是否真正进入受众心智而引发思考讨论，而非一闪而过。例如，通过分析社交媒体评论，可以定量看出受众态度倾向的变化。效能评估应将这些感知、认知、态度、行为层面的反馈纳入指标。
在网络传播中，一些关键节点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因此，评估体系还应有指标衡量节点影响力，比如节点内容被其他节点采纳和放大的程度。具体可以看某节点发布的信息被转载引用的次数、其观点对讨论走向的主导程度等。如果某民间KOL频繁发声并带动了大量讨论甚至影响到媒体报道，那么其作用应在评估中有所体现。另外，信任度是一个关键但较难量化的指标，可以通过受众调查或大数据分析估算受众对信息源的信任评价。例如，对比官方媒体账号与非官方来源在当地受众中的可信度差异。如果传播网络中某些节点更受目标受众的信任，那么他们的信息转发成功率和说服效果就会更高。在评估过程中，可以追踪目标受众对不同来源信息的互动率差异，从中推断信任度。
战略传播还特别重视重要议题上的话语权提升，首先，这就需要关注议题主导度，即特定议题在全球舆论场中被主流媒体与社交平台广泛采用并保持热度的次数、时长与区域覆盖度。比如，可以对国际主流媒体，以及X(Twitter)、TikTok等平台的大数据语料进行内容分析和主题建模，统计不同视角报道的篇幅占比、转发量及评论情感类型，以此衡量在国际议题竞争中声量与情感综合后的效果。其次，框架采纳度也是衡量话语权的关键维度之一。在一场国际舆论争议中，可通过语义网络分析与框架分析对比不同框架在报道与多语种社交舆情中的出现频率、扩散路径与二级传播节点数量；若特定叙事成为各方引用的主要框架，则表明在该议题上取得实质性优势(Entman,2008)。最后，可以建立公众认知与情感迁移指标，跟踪全球民意对战略叙事的接受度演变。可借助Pew Research Center、Edelman Trust Barometer等跨国常规民调，结合长周期追踪，并辅以软实力排名，构建复合的叙事认同指数。
在构建面向新型战略传播的评估体系时，必须确立一个基本标准，即传播效能的衡量应是多维复合的，任何对单一数据的过度关注都将导致评估结果的片面化与策略误导。一个完整的评估框架应由传播广度、渗透深度、引导力度及信任基础四个核心维度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指标系统。传播广度作为基础层，衡量信息在空间与规模上的覆盖范围，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触达规模与声量份额；渗透深度则指向信息在受众认知与情感层面的内化程度，反映叙事能否突破浅层接触、实现价值认同与意义共享；引导力度关注传播行为改变舆论议程、塑造公共话语方向的能力，是传播系统能动性的集中体现；而信任基础作为隐性维度，构成了前三个维度得以生效的合法性前提，衡量传播主体的公信力积累。这一多维评估体系的确立，不仅为判断战略传播新范式是否达成预期目标提供了科学的验证标尺，更重要的是，其评估结果能够生成精准的反馈信号，揭示系统运行中的优势与短板，从而驱动传播策略与资源配置的持续优化，最终形成评估、学习、改进贯穿的良性循环，推动国家战略传播能力实现螺旋式演进与系统性增强。
七、结语
网络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渠道，也是一种权力结构。卡斯特强调，网络社会中的权力是通过网络行使的，权力“并不位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或机构内，而是在整个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中分配”(曼纽尔·卡斯特，2018：12)。因此，网络社会中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建构的关键是利用连接来强化传播权力，也就是连接赋权。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战略信息不再仅仅通过传统的垂直传播途径流动，而是通过去中心化的、多节点的分布式网络进行传播。网络不仅是一种技术驱动的传播渠道，更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与权力运作的核心结构。这种变革带来了传播模式、社会关系及权力结构的深刻转型。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战略传播体系需要适应网络社会的特性，不仅将网络视作是一种技术工具，更是塑造传播力量与权力资源的重要领域。
在网络社会中，权力的配置从传统的中心化模式逐渐向网络化模式转移，权力不仅体现在实体组织的层级控制中，更依赖于网络节点的连接性和影响力。因此，连接赋权成为传播权力运作的核心理念之一，这意味着传播权力不再由单一的控制中心，而是通过网络节点之间的连接与互动来实现。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就有必要通过优化网络连接性来扩大信息覆盖面，并利用分布式传播网络的特性来强化其传播权力。特别是需要充分利用网络的去中心化和互联性，将其战略传播嵌入全球信息网络，通过多样化的网络节点形成广泛的信息流动渠道。因此，连接赋权不仅意味着国家通过传播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获得影响力，还体现了国家对传播资源的战略分配和利用，以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有效的传播能力。同时也说明，国家战略传播的重点已经从控制信息转向了连接信息，通过连接更多的传播节点和多层次的社会主体，来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中的舆论引导力以及话语主导权。
与传统的国家战略传播模式相比，新型的以分布式节点网络为核心的体系在韧性、贴近性、效率与公信力等方面优势非常明显。然而，这种新范式并非没有挑战和风险。首先，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平衡是一大难题。去中心化传播容易导致信息在传播中走样，各节点理解不一甚至各唱各调。如果缺乏有效协调，核心叙事可能被片面化甚至误解。因此，如何既保持节点活力又保证基调一致，必须依靠清晰的顶层设计与持续的沟通来校准各方认知。其次，舆论的不可控性也带来更大风险。分布式网络中，信息有时会不受控制地发酵，或者部分机构也会利用网络大肆传播负面言论。传播体系的开放性越高，越可能遭遇外部认知战的冲击。如何在坚持开放赋能的同时筑牢内容安全和意识形态防线，是一个需要动态权衡的问题。但国家战略传播从中心化向网络化的转型，是顺应时代大势的选择，也是一场深刻的理念变革和治理革新。只有打造一个强大、有韧性的传播网络，连接和赋能无数节点，才能为提升国家软实力以及塑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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