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庭策略是基于特定目标配置家庭要素的实践过程，是家庭动力机制的体现，不宜还原为家庭成员个体理性驱动的产物。市场化重构了农民家庭目标和资源约束条件，致使家庭动力突破伦理统摄的内部循环，进而在“家庭—村庄—市场”的开放框架中展开。家庭策略主要包含资源动员与情感调适两个层次，其中，资源动员是家庭策略的基础层次，情感调适悬浮于资源动员之上，并基于其对资源动员中的家庭动力感知而调整自身的形态。二者基于家庭动力机制而紧密联动，形成了家庭策略的弹性结构。可见，家庭策略本身蕴含了内部调适的空间，是农民家庭现代适应的基础，体现了家庭经营的能动性。市场区位条件和村庄社会结构共同影响了家庭动力机制，并塑造了家庭策略的空间分布特征。然而，在日益开放的乡村社会中，基于家庭策略的能动适应存在限度，国家因地制宜的调控是塑造多元、包容的家庭策略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家庭策略　市场化  家庭变迁　能动性　家庭动力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力量进一步扩展，深刻影响了中国家庭的变迁逻辑。中国社会具有乡土中国的底色，农民家庭形态集中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变迁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于，中国农民家庭既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家庭脆弱性的增加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实中农民家庭形态的复杂性反映了变迁中家庭的能动性，由此突出了家庭策略的重要性。家庭策略承载了微观家庭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不仅关系到家庭秩序的稳定，而且影响着变迁时代的社会秩序。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农民家庭现代适应的动力机制中定位家庭策略，由此分析变迁中的农民家庭形态，对于维系变迁时代的家庭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农村家庭变迁及其策略基础

家庭策略形态折射了家庭变迁逻辑。学界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变迁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集中体现为家庭核心化的争论。一部分学者囿于“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框架，认为中国农村家庭变迁是一个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关系松散化、家庭伦理弱化的过程。这种观点强调现代性消解传统的效应，并从家庭的民主革命和市场的理性祛魅两个方面阐述朝向核心化的家庭变迁方向。家庭核心化产生了一系列家庭问题，典型如老年人赡养问题、离婚问题。但是，核心家庭化并不等于核心家庭本位，即使核心化了的母子家庭之间依然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结。家庭的凝聚力源于家庭主义的伦理韧性。例如，阎云翔提出的“下行式家庭主义”概念鲜明地反映了家庭伦理运作方式的变化。伦理虽然不再具有统摄家庭秩序的能力，却依然是家庭再生产的重要支撑，甚至是老年人危机生成的“伦理陷阱”。总之，中国农村家庭变迁过程呈现出比较鲜明的悖论性特征：它既在家庭结构层面表现出核心化和松散化的特征，又在代际关系层面表现出富有韧性的关联。

家庭策略这个概念来自西方家庭史的研究，其目的是理解工业化过程中家庭的作用，从而深化关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在西方理论脉络中，家庭策略研究主要聚焦于家庭成员面对外部环境时的决策过程，突出了家庭成员个体之间的权力互动。因此，个体是家庭策略的起点，个体的能动性被视为家庭适应的基础。中国社会“家庭本位”的传统赋予家庭以主体性和能动性，家庭具有超越家庭成员个体的特质，故家庭策略不能还原为个体层面的决策。随着现代性力量打破家庭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稳定关联模式，外部社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激发了家庭策略的运作，并赋予其鲜明的问题导向。家庭策略在增进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的同时不得不承受风险和代价，且工具主义的家庭政策在客观上放大了家庭策略的负面效应。

2.回归家庭动力机制

家庭变迁的悖论性归根结底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两种元素的杂糅，其中的张力可以在家庭策略的实践逻辑中舒展，进而展现家庭现代适应中的灵活微妙之机理。然而，其问题导向致使家庭策略研究趋于碎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作为家庭策略运作之基础的家庭。因此，家庭策略研究还应超越策略主义的路径，通过回归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动力机制，形成对于家庭策略本身的完整认识。家庭策略是家庭基于特定目标或者围绕特定事件而配置家庭要素的实践过程。其中，家庭要素主要包含人、财（资源）、礼（伦理规范），而这些要素到底如何配置和关联，则依赖于家庭动力机制。家庭动力机制贯穿农民的生活逻辑，它在根本上定义了农民日常生活的目标指向。正是家庭动力机制使琐碎、日常的家庭生活内容变得可以理解。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家是农民“过日子”的基本单位，通往生命价值实现的伦理动力主导了农民的家庭生活逻辑，并统合了这些弥散在家庭绵延过程中的事件。流动的现代性力量打破了乡村社会的边界，改变了家庭经营条件，农民家庭压力增加的同时个体意识趋于扩张，家庭不再是天然的整体。这显著增加了家庭策略的张力，致使家庭策略的运作逐渐突破村庄社会范围，呈现出更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

家庭策略形态折射了农村家庭变迁逻辑。本文将基于市场化进程中的家庭动力机制，揭示家庭策略的基本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理解中国家庭现代适应的中层理论。作为农民生活逻辑的表达，家庭动力是一个矢量，不仅有动力的强弱之分，而且有向度之别。尤其是面对开放的市场体系，农民家庭经营具有更强的反思性，不再遵循传统家庭再生产的轨迹，由此扩展了家庭策略的空间。事实上，由于家庭动力包容了家庭成员个体的意志和诉求，本文关于家庭策略的分析既有别于“个体本位”的家庭策略模型，又不同于“家庭本位”的分析路径：虽然个体在家庭策略运作中的自主性逐渐凸显，然而家庭本位的传统并没有彻底崩解，而是特定情境下家庭策略运作的潜在资源。因此，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置于更开放的实践场景，有助于在具体家庭动力中定位个体自主性和家庭整体性之间的平衡，从而展现充满张力又富有韧性的家庭策略形态。

二、家庭策略的框架：家庭—村庄—市场

作为驱动家庭策略的基础，家庭策略的核心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家庭动力可视为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迫力。在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中，家庭目标本身具有多重性和可变性，服从于生活逻辑的调控。为此，须在农民日常生活的经验场景中定位家庭动力的源泉和路径。随着农民家庭再生产突破村庄的范围，有必要超越“家庭—村庄”框架，在“家庭—村庄—市场”的框架下研究家庭策略的运作逻辑。在此框架下，家庭动力产生于家庭和市场的互动，其中，市场化是一个主导的变量，具体体现为目标嵌入和资源激励两个维度：目标嵌入即将市场体系中的目标转化为农民家庭目标，进而引领农民家庭再生产过程。市场化进程激活了家庭目标的生活导向和发展导向，使家庭动力更多地面向当下和未来，这不同于传统家庭目标面向过去的伦理导向。资源激励即市场为农民家庭经营提供资源和机会，实现家庭赋能，而农民家庭对于市场资源的可达性在根本上影响资源激励的强度。充裕的市场机会显化了市场的正向激励，滋养了家庭动力；反之，稀缺的市场机会则显化了市场压力，进而以压力倒逼的形式激发家庭动力。在这两个维度，资源激励能否转化为家庭动力均依赖于家庭的回应方式。家庭和市场之间尚有缓冲空间，资源激励的主导性并不排斥家庭回应的能动性。当然，在不同的维度，家庭能动回应的方式存在差异，这主要取决于家庭目标与其手段（主要是家庭禀赋）之间的匹配程度。具体而言，在目标与手段匹配的情况下，市场的机会属性凸显，家庭动力相对和缓，家庭策略的紧张度较低；若目标与手段不适配，则市场的压力凸显，家庭动力相对聚焦，家庭策略的张力较大。

传统熟人社会的内生价值限制了村庄社会竞争的方式，村庄价值规范正是在这种社会竞争中不断再生产。随着村庄社会规范弱化，农民个体意识觉醒，不再视村庄规范为理所当然，村庄社会可以成为家庭策略实践中反思的对象，村庄社会竞争具有了更大的可塑性：不仅村庄竞争的内容可以改变，如从长期的做人竞争转向短期的符号竞争（住房、酒席等），而且竞争本身不再是刚性的，具有可退出性。村庄社会竞争的这种可塑性决定了其对于家庭动力的传导效应：家庭动力既可能由社会竞争机制放大，也可能在松散的村庄结构中被稀释。总之，“家庭—村庄—市场”的家庭策略框架定义了家庭动力的源泉和路径，家庭策略的能动性不再局限于家庭本身，个体或村庄以反思性的因素参与家庭动力机制的塑造，从而构造了开放而富有伸缩性的家庭策略形态。

三、家庭策略的弹性结构

家庭策略是家庭面对市场调适自身的实践过程，体现了家庭经营的能动性。中国家庭的丰富意涵决定了家庭策略不仅是一个平面展开过程，而且是一个蕴含了内部调适空间的立体结构。大体而言，家庭策略主要包含资源动员和情感调适两个层次，两个层次之间紧密相关，经由家庭动力机制统合为一个内部联动的弹性结构。

1.资源动员策略

资源动员是家庭策略的基础层次。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相对封闭的村庄生活世界维系了家庭再生产目标与手段之间的适配，村庄社会中的互惠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家庭资源动员的紧迫性，生存压力一般可以在“家庭—村庄”的框架下疏解。农民家庭的市场化转型强化了家庭经营的资源依赖，家庭目标与农民家庭资源禀赋之间的张力增加。根据家庭目标与资源之间的匹配关系，家庭可区分为强资源动员与弱资源动员两种策略类型。资源动员策略定义了市场化背景下家庭策略的弹性空间。可见，不同动力机制下的资源依赖程度存在差异，资源在家庭策略实践中的作用并不一样，由此形塑了家庭策略的不同形态。

(1)强资源动员

强资源动员主要由发展性家庭目标与有限的家庭禀赋共同定义，由此生成的家庭动力通过村庄竞争而放大。发展性目标超越了家庭既有资源禀赋的承载能力，从而激发了家庭资源的最大化动员。在当前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民普遍地卷入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不仅悄然塑造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而且推动了乡村生活货币化和金融化，导致家庭再生产的经济成本迅速增加。在资源动员层面，家庭策略主要体现为家庭成员分工方式的适应和调整。基于年龄、性别的劳动属性差异，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呈现出较大的刚性，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典型模式：年轻人外出务工，以充分实现劳动力的市场价值，而年老的父母则留守在村，通过老人农业维持自养，甚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支持子代家庭。除此以外，面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独特需求（例如餐饮、保姆等服务业），可能打破男女性别分工的固有模式，形成女性进城务工、男性在村的劳动分工模式，以实现资源积累最大化。可见，强资源动员策略以市场逻辑重新定义不同年龄、性别等特征群体的劳动力属性，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属性成为家庭分工的基本标准。

强资源动员促进了家庭的功能性整合，家庭成员围绕资源积累目标而深度卷入市场。村庄社会竞争的内容悄然转变，比较普遍的话语如“有钱就有面子”。而且，村庄竞争压力促使农民家庭对于村庄社会参与采取有限的、选择性参与的模式。置于村庄中的社会地位展示具有了更突出的策略性和表演性特征，即将其在市场中积累的资源通过符号化和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从而打破了日常性人情积累的路径，比较典型的现象是，长期外出的成功人士回村大摆酒席宴请村民，以展现其面子地位。总之，在强动员模式下，家庭中积累的资源越来越封闭在家庭内部，难以滋养村庄社会，甚至可能扭曲村庄社会动力。总之，强资源动员下的家庭策略是一种家庭动力急剧扩张和家庭策略高度压缩的状态。家庭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巨大落差产生的张力可能导致家庭策略的运作逐渐孤立于村庄社会，由此驱动的家庭策略往往挤压了家庭生活的空间，家庭彻底陷入追逐资源的经营逻辑，家庭与市场之间形成一种直接的、深度绑定的关系。

(2)弱资源动员

弱资源动员主要由维持型的家庭目标与相对丰裕的家庭禀赋共同定义，由此生发的家庭动力对村庄社会颇有包容性。维持型家庭目标意味着家庭再生产依然保持着相对自主、和缓的节奏。在这种关系模式下，农民家庭与市场之间体现为一种相对疏离的关系，市场压力无法渗透乡村社会，进而难以激发家庭的能动回应，农民生活逻辑依然具有较强的主体性。维持型目标弱化了家庭再生产对经济资源的依赖，从而抑制了家庭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迫力，降低了家庭策略承载的压力。由于家庭动力免于资源激励和资源依赖，故呈现出张弛有度的特征。家庭成员的分工不再仅着眼于其作为劳动力要素的价值变现程度，而是考虑家庭亲密关系本身提供的情感体验，故家庭分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家庭成员可在城乡之间从容往返。

事实上，在农民家庭有限卷入市场的情况下，虽无法实现资源收益最大化，却也避免了市场压力的裹挟。因此，农民家庭目标与其可获得的资源条件相对匹配，而非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超越自身资源禀赋的家庭目标。在弱资源动员的家庭策略形态下，家庭动力没有完全指向家庭资源积累，它依然蕴含了丰富的生活面向，从而对村庄社会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事实上，在这种家庭动力机制下，农民从市场中获取的经济资源较多地流入了村庄社会交往过程，从而滋养了村庄社会生活。作为家庭与市场的媒介，村庄一方面以其松散的结构钝化了农民家庭对于市场压力的感知，致使外部的市场压力无法真正渗入农民家庭之中；另一方面，生活本位的家庭动力反而溢出家庭并促进了村庄社会的再生产。可见，弱资源动员的家庭策略在市场化背景下依然维持了“家庭—村庄”之间的资源循环，家庭动力处于一种相对舒展的状态，维系日常生活的完整性和丰富性。

2.情感调适策略

以上从资源动员的层面分析了家庭策略的运作，展现了现代性背景下农民家庭再生产的底层逻辑。然而，家庭策略本身承载着或大或小、或隐或显的压力，家庭策略的结构能否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还依赖于相应的情感调适策略。相对于资源动员策略的目标导向而言，情感调适指向家庭关系本身，正是在家庭成员个体性的交往中才能生发出丰富的情感调适策略，尽可能缓解资源动员策略产生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情感调适悬浮于资源动员之上，并基于其对资源动员策略的家庭动力感知而调整自身形态。情感调适策略释放出的情感动能最终汇入家庭动力，由此调控家庭动力机制。基于与资源动员策略的关系，情感调适策略可区分为两种相反的类型，即被动型情感调适和主动型情感调适。其中，“被动”是相对于功能性合作的结构而言，其内部的家庭动力聚焦凸显了情感缓冲之必要；而主动型则着眼于家庭成员个体的情感体验，展现了情感策略在家庭关系中可能激发的动能，从而将弱资源动员下的家庭动力机制纳入情感策略的调控，赋予家庭生活以更强的节奏感和主体性。

(1)被动型情感调适

被动型情感调适策略旨在缓冲强资源动员策略下家庭关系中集聚的张力，在此，“被动”意在强调情感调适并非着眼于情感体验本身，而是服务于资源动员的需要。深度卷入市场的家庭必然承受着较大的风险和压力。市场风险叠加在刚性化的家庭关系之上，显著增加了家庭的脆弱性。在这个背景下，情感调适是必要的，然而，强资源动员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情感运作的空间，致使情感调适只能退缩至相对隐蔽的后台，呈现为被动缓冲的作用。

被动型情感调适策略的运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润滑工具化的家庭关系。作为资源动员对象的家庭关系趋于工具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关系的摩擦力和敏感性，在家庭生活中不经意的一句话或某个表情可能引发预料之外的家庭关系波动。对此，家庭成员倾向于以内敛、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忍耐和退让因而是情感调适的基本方式，为家庭关系的互动留下更大的回旋空间。二是缓和家庭关系中的负面情感。从刚性化的家庭关系中溢出的情感能量难免具有负面特征。例如，长期外出务工的中青年人难免出现压抑和焦虑，父代可能因子代的不在场而产生孤独、失落等各种情感，夫妻之间也可能逐渐产生不满、埋怨和不信任。基于对负面情感的反思，情感调适的重要方式是引入伦理话语，以合理化当下自身的生活处境，达致心态平衡。例如，为子代无尽付出的父代可以从“人生任务”中寻找依据，夫妻之间为了子女的成长可能采取“离婚不离家”的策略。此时，伦理反而成为情感调适的资源。

总之，被动缓冲的定位意味着情感调适效应主要局限在家庭内部，如此，每个家庭是一个相对孤立的压力集聚单位。不过，强动员模式下家庭成员之间的压力分布并不均衡，家庭中的弱势成员通常是情感调适的主体：在家庭关系的纵向维度，老年人以“人生任务”的伦理话语自勉；在家庭关系的横向维度，妇女往往援引家庭责任的话语来支撑其在家庭中的不利处境。可见，家庭资源动员的压力越大，家庭关系承受的张力越大，越需要纾解家庭关系中阻滞的情感能量，避免家庭秩序的情感反噬。当然，被动型调适策略纾解的情感能量难以辐射村庄社会，也无法从村庄社会中汲取能量，撬动家庭秩序。

(2)主动型情感调适

主动型情感调适策略旨在利用弱资源动员下相对宽松的家庭策略空间，以更积极的情感互动滋养家庭生活。主动型情感调适彰显了情感实践的能动性：情感不再只是疏解家庭压力的缓冲装置，而是在其策略实践中生成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弱资源动员降低了家庭关系的功能性整合的必要性，家庭动力相对舒缓，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比较明显的边界意识。这些边界构成了主动型情感调适策略运作的基础，情感得以进入家庭关系的前台，成为引领家庭动力的主导因素。主动型情感调适植根于宽松的家庭关系，故具有灵活多样的形式。具体而言，主动型情感调适策略的运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生活内容的吸纳。弱资源动员策略下的家庭动力对家庭生活内容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家庭动力虽然缺乏市场压力的驱动，却可以获得丰富生活内容的持续滋养。因情感对于日常生活高度敏感，琐碎的生活内容进入家庭互动，进而承载了情感生产和情感表达的意义，由此赋予家庭秩序以活力。二是资源流动的象征化。弱资源动员降低了家庭再生产的资源依赖，在相对宽松的家庭氛围中，资源流动不再局限于家庭之内，而是沿着人情网络进入村庄社会的循环。情感调适彰显了资源流动的象征意义，即重要的是资源流动所承载的情感表达意蕴，资源量的多少不再那么重要。反过来看，正是资源流动的象征意义弥补了资源量的不足，故对于资源本身的低度依赖反而释放了情感调适的策略空间，在村庄中形成公共化的情感平衡和情感联动，这是主动型情感调适策略可持续运作的重要基础。

3.家庭策略的联动机制

家庭策略的运作是资源动员和情感调适交织联动的过程。基于家庭动力机制的差异，笔者分别呈现了资源动员的强弱之别和情感调适的被动与主动之别。其中，强资源动员策略与被动型情感调适策略适配，二者共同植根于富有张力的家庭动力机制；弱资源动员策略与主动型情感调适策略适配，二者共同植根于相对平和的家庭动力机制。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资源动员与情感调适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并基于家庭动力机制的紧密联动塑造了家庭策略的弹性结构。这个结构既有纵向的层次，即资源策略与情感策略之分化，又有横向延展的范围，即以强弱资源动员策略定义横向延展的两个边界。

资源动员是家庭策略的基础层次。在“家庭—村庄—市场”框架下，市场与家庭互动的方式和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在现实中呈现为从强资源动员到弱资源动员的连续统一体。可见，市场化不是单向的改造家庭的过程，而是包含家庭策略运作的复杂过程，体现了农民家庭的能动性。基于上文分析，家庭的能动适应不能简单归结为传统家庭伦理的延续，而是理性、情感和伦理等在家庭策略实践中复合作用的结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伦理从统摄性的地位降格到家庭策略运作的资源。

大体而言，中国学界的家庭策略研究主要局限于资源动员策略这个层次，触及了家庭策略结构的表层，却未能揭示家庭策略结构的伸缩性。在传统家庭模式下，情感是隐而不显的，家庭伦理的统摄构造了伦理化的情感实践路径。因此，情感自身往往是干扰家庭秩序的负面因素，表现为“气”的形态。在市场化进程中，家庭伦理的神圣性逐渐褪去，挣脱了家庭伦理束缚的家庭成员具有了更强的反思性，并基于对家庭资源流动脉络中的动力感知而激活情感调适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情感调适策略回归了家庭作为生活单元的基本属性，如果说资源动员策略倾向于将家庭成员还原为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情感调适策略则倾向于凸显家庭成员作为具体的、具有个性的生活主体的特质。

以上关于家庭策略结构的分析有助于形成关于家庭策略复杂性和完整性的认识。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市场化不仅凸显了目的与手段的迫力，而且使农民更多地关注当下的生活处境和生活体验。在农民家庭现代适应过程中，强资源动员策略下积聚的张力可以依托情感调适策略而缓解，弱资源动员策略所预留的空间滋养了面向生活体验的情感调适策略。

四、家庭策略的空间特征

上文关于家庭策略基本结构的分析具有理想类型建构的色彩。无论是强弱两种资源动员策略，还是与其适配的情感调适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家庭策略类型的两个极端。现实中因各个家庭目标与手段之间“相对落差”的不同，存在着诸多混合折衷的家庭策略形态。目的与手段的迫力随着时空场景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家庭策略结构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中国农村幅员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显著，市场力量在乡村中的非均质分布凸显了市场区位条件对于家庭策略形态的重要性。此外，在“家庭—村庄—市场”的框架下，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必然影响市场化背景下的家庭动力机制和家庭策略形态。因此，家庭策略结构的空间特征主要由市场区位条件和村庄社会结构共同规定。

1.市场区位与家庭策略的空间特征

市场区位条件指的是村庄相对于市场中心距离的远近。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市场辐射能力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市场中心区域。根据距离东部地区的远近，可在宏观层面区分出半市场中心地带的中部地区和市场边缘地带的西部地区。东中西的区域差异不仅体现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而且市场目标嵌入家庭的程度和市场资源激励的方式也存在显著的差异，从而基于目的与手段的迫力而形成了差异化的家庭策略形态。

第一，市场中心地带的家庭策略。市场中心地带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家庭深度卷入市场化进程，虽然内化了高成本的城市化的家庭发展目标，但丰裕的市场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家庭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迫力，资源流动反而可以成为情感策略运作的方式。例如，在苏南农村，由于当地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非常丰富，即使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依然很容易找到与身体条件适配的工作，一个老年人打两三份工的情况并不鲜见。事实上，苏南地区普遍存在的“并家”婚姻模式正是父代向子代家庭输入资源的体现，年老父代的辛苦奔波是他们的自主选择，并可以从支持子代的过程中获得积极的情感反馈。可见，在市场中心地带，家庭策略虽然承受着一定程度的市场压力，总体上还可以保持一种张弛有度的状态。

第二，半市场中心地带的家庭策略。在半市场中心地带的中部农村，农民家庭卷入市场的程度同样较深，且在城市化影响下追求家庭发展。不过，囿于区位条件的限制，农民家庭的市场机会较少，且获取市场机会的成本较高，风险较大，倾向于形成强资源动员和被动型情感调适的家庭策略。例如在比较典型的江汉平原农村，进城是非常刚性的家庭目标，故当地盛行城乡之间的代际分工。在这种强资源动员策略下，家庭中积累的负面情感不一定能及时化解，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老年人自杀率畸高的不正常现象，一些老年人倾向于以自杀的方式来降低子代的负担。可见，当资源动员达到一定强度之后，情感调适的空间被压缩到了极致。

第三，市场边缘地带的家庭策略。市场边缘地带由于区位条件的限制，市场压力难以充分进入，家庭再生产总体上维持着原有轨迹，农民与市场之间是一种进退自如的关系，倾向于形成弱资源动员与主动型情感调适的家庭策略。比如在云贵川地区的市场边缘地带的典型区域，农民家庭普遍缺乏积累意识，虽然经济收入有限，但生活消费支出比较大，也很容易滋生“无事酒”的现象。相应地，在子代婚姻方面，父母的操心非常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子代个人的事情，按照贵州农民的话来说，“父母只是背景，打江山还是要靠自己”。可见，市场边缘地带的农民依然沉浸在生活体验中，不少人即使外出务工也很难攒到钱，生活层面的松弛感为主动型情感调适的家庭策略提供了空间。

从市场区位条件来看，中部地区家庭策略的压力最大，不同的是，处于市场中心地带的东部农村形成一种资源和情感相对均衡的家庭动力机制，兼顾了家庭发展要求与农民生活体验。而处于市场边缘地带的西部农村的家庭策略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资源依赖，在情感调适策略下营造了平和宽松的生活状态。

2.村庄结构与家庭策略的空间特征

中国农村不仅存在着东中西的区域差异，还存在着南中北的区域差异。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中国农村可大致区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中部分散型村庄和北方分裂型村庄三种类型。不同村庄社会结构影响着家庭动力的路径，塑造了家庭策略的空间特征。

第一，南方农村的家庭策略。南方农村主要指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以及湖南南部、浙江南部等地区。这些地区依然保留了较为浓厚的宗族传统，在村庄社会结构层面是团结型村庄，村庄内部的整合度比较高，并基于宗族传统而发育出比较自主的地方性规范，村庄社会竞争不显著。在家庭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无论是绵密的血缘关系网络，还是厚重的地方性规范，都限制了家庭卷入市场的深度。当地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都会以各种方式反馈到家庭或村庄，例如在村建房、修建祠堂、支付父母养老的生活费等。而且，村庄中的一些稍微重要的公共活动，如白事，外出务工者通常都要回村参加。总之，宗族传统滋养下的家庭动力保持了较大程度的自主性，迟滞了市场压力的渗透，发展性目标嵌入家庭动力的程度有限。

第二，北方农村的家庭策略。北方农村主要指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北方村庄社会结构是分裂型的，村庄内部不同家族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常态。由于村庄结构缝隙的存在，村庄竞争规则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可以基于竞争对象的置换而重构。在家庭与市场的互动中，北方村庄的竞争性结构常常放大市场激发的家庭动力，促进市场压力的传导，导致家庭动力的刚性化。例如，在华北农村，父母为子代婚姻付出的行为被村庄社会舆论合法化，逐渐成为村庄竞争的重要内容。儿子不能结婚是父母没有能力的体现。这种舆论压力驱使父代源源不断地以自我剥夺的方式支持子代。因此，尽管华北农村彩礼水平很高，但是当地的光棍现象却相对较少。

第三，中部农村的家庭策略。在村庄社会结构层面，中部农村比较典型的区域主要有云贵、川渝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两湖平原、太湖平原等区域），其典型特征是血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培育不足，村庄社会结构趋于原子化，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抵御市场化的能力有限。因此，市场力量可以直接与家庭互动。村庄既不会放大市场压力，也不会缓冲市场压力。

3.市场区位与村庄结构的交互影响

在现实中，任何一个家庭同时处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规定之下，当这两种空间变量叠加之后，家庭策略的现实形态必然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由于两个维度均含有“中部农村”的界定，为了便于呈现二者的交互特征，在此即分别以两个维度中的“中部农村”为轴线，沿着纵横两条轴线建立坐标系，分析两种空间维度的交互效应。如图1所示，可将南中北和东中西的空间特征标注出来。市场区位与村庄结构的交互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中部地区”在纵横两个空间向度延展形成的交互关系。其中，沿着纵轴，不同村庄社会结构对于家庭动力的影响即本节第2点的分析，家庭策略呈现为南中北的区域差异。此时，南中北的差异是沿着东中西维度下的中部农村纵向展开的。沿着横轴，不同市场区位条件对于家庭动力的影响即本节第1点的分析，家庭策略呈现为东中西的差异。此时，东中西的差异是沿着南中北维度下的中部农村横向展开的。二是基于“中部地区”的标定而形成了A、B、C、D四个区域，呈现了东部/西部农村与南方/北方农村之间的交互界定关系。大致而言，区域A兼有西部农村和北方农村的特点，村庄虽然属于分裂型结构，但因远离市场中心地带，市场压力小，村庄竞争程度有限，家庭动力总体上呈现出强韧而平和的状态。区域B兼有东部农村和北方农村的特点，村庄同样属于分裂型结构，但是，由于处于市场中心地带，市场资源充裕，稀释了分裂型村庄的竞争压力。区域C兼有西部农村和南方农村的特点，该区域在村庄社会结构层面属于团结型村庄，具有较强的抵御市场的内生力量，且其相对偏远的市场区位条件限制了市场力量的进入，故村庄社会具有较强的主体性，家庭动力比较平和。区域D兼有南方农村和东部农村的特点，村庄虽然属于团结型结构，却因其紧邻市场中心地带，农民家庭依然深度卷入市场体系，更重要的是，在其低成本参与市场的方式下，市场机会充分地滋养了家庭动力。可见，在这四个区域中，虽然村庄社会结构与区位条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塑造家庭动力，却都表现出比较鲜明的共性，即家庭动力相对平和，家庭策略的张力有限。

五、家庭策略的限度及其超越

本文立足乡村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探究了市场化转型中家庭策略的弹性结构，展现了农民家庭能动适应的多重路径。然而，在市场化背景下，家庭策略并不总是可以维持家庭动力的均衡，尤其是市场化重构了家庭目标，导致家庭的能动性不再是家庭伦理责任的自然表达，而是依赖于家庭目标与手段之迫力的现实驱动。家庭策略逐渐突破了家庭伦理的统摄能力，不得不依赖于更现实的资源动员和情感调适。在这种家庭策略结构中，伦理降格为家庭策略运作的资源，不仅无法实现压力的升华与转换，而且家庭策略的运作可能侵蚀有限的伦理底蕴。可见，面向市场的家庭策略或多或少地强化了家庭经营的工具性，其代价是家庭生活主体性的弱化，这无疑限制了家庭策略的持续性与生命力。

家庭经营是一个在家庭生命周期中逐渐展开的过程，其中存在着诸多人生任务的节点。家庭所处阶段不同，面临的人生任务不同。传统家庭模式下，人生任务主要受传宗接代的伦理价值引导，节点较少，且伦理责任存在比较明确的边界。因此，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农业社会中尚可维系相对从容的生活节奏。随着农民家庭不同程度地卷入市场化进程，不仅完成原来人生任务的难度可能增加，而且家庭目标显著扩展，这势必增加家庭生活的风险和家庭策略的压力。在家庭经营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事件具有实践逻辑的相关性。所以，家庭目标越多且越分散，农民家庭越容易陷入疲于应付的状态，家庭策略中积累的张力难以及时地释放，不得不以牺牲部分家庭成员的利益为代价，这是转型期家庭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

客观而言，市场压力越大，越倾向于强化家庭再生产的资源依赖，而家庭的能动性则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为目的手段主导的工具性家庭经营逻辑，家庭动力因而高度理性化。问题是，家庭动力过度理性化难免造成个体意志对于家庭目标的侵蚀和消解。所以，强资源动员策略的功能性整合在走向极致后可能反噬其存续之基础。从家庭策略形态的空间分布来看，华北农村的强资源动员策略最典型。华北农村老年人承受的压力过大，以至于影响父代的养老预期，这势必引发后继者的“反思”，为自己养老考虑而倾向于在支持子代时“留一手”。因此，尽管情感策略可以舒缓强资源动员模式下高度紧张的家庭动力，然而过度的资源依赖也可能消解情感策略运作的伦理基础，最终导致家庭关系中的情感压抑。“压抑”是情感策略空间被压缩到极致后的一种情感体验，这显然不能称为情感的能动性。

此外，潜伏在家庭策略刚性化背后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家庭策略可能存在的非正义性，其核心在于成本和风险在家庭成员中的配置是否均衡、合理。事实上，家庭策略的资源依赖可能无形中强化基于家庭成员劳动力要素化程度而分配资源的倾向，这势必加剧家庭策略对老年人的排斥和剥夺。如果说，刚性化的家庭关系主要影响家庭策略的灵活性，进而制约了家庭现代适应的效能，那么，正义性问题则直接关系到家庭秩序的可持续性。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并不是一个相对于公、与公域存在明确边界的私域，因此，家庭秩序的不正义性必然侵蚀社会道德秩序。

家庭策略的限度凸显了国家调控的必要性，这是家庭市场化转型稳健有序的必要条件。家庭策略的国家调控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家国关系中。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并不是一个外在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家国一体”是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一些学者已经发现，中国的家庭政策取向在某种程度上隐含了国家对家庭能动性的自觉与利用，即有意识地依靠家庭化的方式分担国家的压力和负担。当支撑家庭功能的动力机制日益刚性化，家庭策略的负担日益增加且负担分配渐趋失衡时，国家有必要更多地介入家庭策略的运作，调控家庭动力机制，适当缓解家庭承载的压力。可见，在“家庭—村庄—市场”的框架下，国家的调控是制衡市场压力过度扩张的内在要求，并根据不同区域条件和资源禀赋具体地引导农民家庭的经营逻辑，从而将农民家庭动力保持在一个相对均衡平和的状态。

总之，农民家庭的现代适应是一个渐进过程，这意味着农民家庭经营需要处理好发展与生活的关系。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使命。家庭是农民生活的基本单位，美好的生活固然依赖于家庭发展，然而，过度迎合市场化的发展逻辑也可能透支家庭生活的主体性。因此，家庭策略调控的核心是立足家庭动力把握农民家庭真实需要，引导家庭经营的逻辑，平衡家庭动力中的发展取向与生活取向，从而在尊重家庭策略空间差异的基础上调控农民家庭现代适应的节奏，最终塑造出多元、包容的家庭策略形态。大体而言，在家庭卷入市场化程度较深的情境下，家庭策略的国家调控，一方面应聚焦于支持家庭发展，提高家庭的资源获取能力，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民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为家庭内部的情感调适提供更大的实践空间；另一方面应着眼于家庭家风家教的建设，从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引领农民生活的方向，重构农民家庭生活的主体性，以免农民家庭过度卷入市场化浪潮，如此才能在根本上缓解家庭策略承载的压力。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