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文刊载于《浙江学刊》2024年第5期。作者简介：张姗姗，文章发表时系河南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提要:英美田园主义思想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范式和意识形态,它试图以乡村—自然—弱势群体—生态的价值模块抵制和反抗城市—文化—强势群体—社会的价值模块。英美生态批评界虽高度评价田园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原始生态智慧,却对其是否足以认识和应对生态危机产生了异议。后田园和后现代田园概念是在后工业化社会生态危机语境下的复杂型田园想象。后(现代)田园理念继承了田园主义的多维框架,延续了田园话语的复杂性、时代性、批判性、适应性,以辩证和平等主义取代二元对立和等级化的思维方式,积极承担维养生态系统的伦理责任,是面向现实、融合矛盾、积极入世的田园主义理念。
关键词:后(现代)田园;田园主义;意识形态;生态批评;生态伦理
作为一种文学类别,田园文学(pastoral literature)在西方具有多重涵义。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曾将田园文学分为四个类型:一、从古希腊时期流传至18世纪末有着明确文学传统的文学类型,也被格雷格·加拉德(Greg Garrard)称为古典主义田园(classical pastoral);二、任何涉及城乡对立主题、书写乡村题材的文学;三、大众文化想象中含有贬义的、过于理想化的田园文学;四、中立地描绘农牧劳作活动的文学。但这些不同类型的田园文学也不是相互隔绝的,它们自16世纪起“便开始通过混杂的方式不断衍生”,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貌。
西方学界的田园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有着悠久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田园研究与环保运动同时勃兴,也与生态批评一道成为理论热点。然而,生态批评界对田园的定义及其生态价值的评估始终争议不断。加拉德曾评价田园称:“没有哪种修辞在西方文化中此般根深蒂固,又对环保主义如此疑问重重。”实际上,田园主义思想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包含着人类共有的对于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美好愿景。本世纪初,国内的生态批评界在引入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时也开始关注田园,逐渐衍生出对田园诗、田园主义、田园意识等文类和概念的研究。同时,中外建筑、风景园林等学科也不断借用英美“田园主义”的概念指代一种融合了城乡优势的人居环境,但各学科和学者对田园主义概念的界定和使用莫衷一是。本文在英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背景下厘清田园主义思想的内涵,衡量其生态思想价值,阐明其在当代衍生出的“后(现代)田园”概念,可为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照镜鉴。
一、田园主义思想的多重维度
田园研究涉及多重语域范畴。田园中的牧人、羊群、稀树草地、河流等构成了特定乡村审美趣味,西方的文学、绘画、园林、音乐等领域都谈及田园。各式的田园修辞均可追溯至相对统一的古典诗歌源头。田园最初是相对于史诗而言更为短小、通俗的诗歌文类(genre),古希腊诗人忒俄克里托斯(Theocritus)、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和贺拉斯(Horace)共同确立了田园诗歌的写作规范。忒俄克里托斯最早在《田园短诗》(Idylls)中呈现了西西里地区牧人对歌的场景,维吉尔在《牧歌》(The Eclogues)中建构了与现实意大利乡村相对比的阿卡迪亚幻境;贺拉斯在《长短句集》(Epodes)中创设了退隐田园的情感结构。英国田园文学的黄金时代是16-17世纪,从此时起,田园超出了诗歌语域,被绘画和园林等形式吸收借鉴。到了18世纪后期,古典主义田园诗便已成了过时的诗歌类型,逐渐演变成文学模式(mode),继而是更为宽泛的修辞(trope)、原型、叙事、意象、氛围或情感等,持续广泛存在于文学和艺术想象中。
田园由一种文学类型到概念和文化范式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田园研究的复兴首先要归功于威廉·燕卜逊(William Empson)。在专著《田园的几种类型》(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 1935)中,他不再将乡村生活作为田园的标志性特征,而是从社会关系和文化寓言的维度来扩大田园的定义,提出田园模式是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过程,泛指一种通过小人物表达普遍的复杂道理或深刻情感的做法,目的是以此美化阶级关系。燕卜逊实际上是将田园用作一种概念和批评范式。自此,20世纪的田园研究超越了对田园文学的讨论,进一步将其抽象化为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冲力(impulse)、神话、寓言、理想等。田园概念随之泛化,每个研究者在使用田园概念时都试图重新为自己的研究划定边界。
田园主义(pastoralism)作为一种概念的出现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英美文化研究的兴起。这一时期,田园模式作为一种流行的大众文化范式开始得到文化研究者的重视。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和批评家里奥·马克斯(Leo Marx)均以田园主义表示与城市相对立的简朴而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其核心内核是“倡导一种与其他有机体和平共存的状态”。马克斯将田园主义称为“将简朴乡村环境理想化的强烈愿望”,将其作为一种美国的文化象征,它“能够阐释美国经验”,且对美国当下生活依旧起着显著影响。同时,英国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4)中提出,“绿色英格兰”想象便是田园主义在英国文化中的表征方式,依托于公众对有机乡村的怀旧情感,掩盖了乡村内部的阶级冲突和乡村资本主义发展的真相。研究者已然从田园文学中提炼出了田园主义的文化范式,将田园主义当作美国的重要意识形态话语抑或英格兰性(Englishness)的赋型。同时,马克斯与威廉斯都将田园与亲近自然的有机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其著作多被看作是生态批评的前奏。
田园主义逐渐确立为英美两国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对其的文化研究则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英国研究者受到威廉斯的影响,侧重于田园文学和文化的政治经济分析,美国研究者在马克斯的影响下倾向于将田园主义作为一种批评范式。两种研究均认可田园主义蕴含着对于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再现、对淳朴自然生活的热爱,和对地方精神的认同,试图挖掘田园中隐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此后,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者也加入其中,注重在各自国家、民族和地方的语境下揭示其田园话语的特殊性,产生了诸如“澳大利亚田园”“巴西田园”等各具国家和历史特性的“前缀田园”(prefix pastoral)类型。
田园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包含着多重文化向度,可大致概括为田园生产生活方式、田园风景、田园社群、地方精神和民族认同方面。首先,有学者认为田园主义本质上再现了亲近自然、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方式。但在文学和文化作品中,它既可以用来为反动保守的土地旧秩序唱赞歌,也能被激进主义者、左翼群体拿来批判这些霸权主义话语。唐娜·波茨(Donna L. Potts)便提出,田园既可被早期英国殖民者用来为其爱尔兰殖民活动提供合法性,也能为爱尔兰民族分子所用,将乡村爱尔兰与工业英格兰区别开来,建构爱尔兰的民族身份。布伊尔同样提出,美国不同种族、性别的族群都试图“利用田园服务于自身的反霸权目的”,用田园描绘“抵抗英裔美国技术文化的愿景”。可见,田园主义在政治话语中具有高度适配性,既可以是反体制的,也可以是拥护体制的。
田园风景的描绘往往旨在唤起人们对于地方和民族的认同感,隐含有政治和经济话语。有学者认为田园风景是田园文学与文化的灵魂,它“不只是一个背景,而是作为核心的前景元素存在”,包含着深意和情感。这种风景潜藏着政治话语。英国研究者有些将田园风景作为一种“审美、社会和生态和谐的来源”,有的则关注田园诗画文本内外乡村穷人的形象,揭示稳定、统一、和谐的田园风景所掩盖的乡村苦难和阶级冲突。美国田园风景研究者则将田园风景作为一种位于荒野与城市之间的农业中间景观(middle landscape),认为其负载着美国杰弗逊式小农社会理想及在此基础上的基督教民主思想(Christian Democracy)。景观文化学研究者,如W.J.T.米切尔(W.J.T.Mitchell)、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等,同样聚焦田园风景背后的政治秩序和文化记忆。
田园文学中往往有着一个熟络的、亲密的牧人社群,其中个体与社群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美国田园研究者较为关注个人退隐田园追寻神秘体验的书写,布伊尔始终将《瓦尔登湖》(Walden, 1854)称为美国田园文学的代表。相比之下,英国田园研究者更为关注乡村社群的书写,可大致将其分为理想化和现实主义两种社群模式。理想化牧人社区往往与安乐窝(locus amoenus)、伊甸园、黄金时代等关联起来,被当作乡村或诗人共同体的典范,包含着诗人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同时,不少英国研究者,如罗杰·赛尔斯(Roger Sales),则延续着威廉斯的做法,旨在揭露被田园文学遮蔽的真实乡村政治、道德、文化秩序。
英美研究者都注重探究田园主义意识形态中包含的地方精神。地方精神源自古罗马对于地方神(genius loci)的崇拜,它总是指向一个具体的、清晰的地点或一个具体的地方范围,这种精神能带来情感上的治愈性力量,唤醒人们对于具体地方的认同感。这使得田园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乡村不仅具有丰饶、和谐之意,还指向“内心渴望的地方”。布伊尔称“地方是田园不可谈判的条件之一”,称田园文学的现代演变便是在逐渐“服务于本土的、区域的和民族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田园研究总是要置于具体地方和历史语境中加以阐释。随之,对于地方精神的研究逐渐演变为对地方风景、土地、河流等物质环境问题的探究,地方概念也使得对“环境”和“生态”的认知和研究具体化。
田园主义是一种饱含政治、文化寓意的,歌颂亲近自然生活方式的文化范式,它以乡村—自然—弱势群体—生态价值链反抗城市—文化—强势群体-社会价值链,是要公众认可并重视前者的价值,以此反抗以后者为主导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权力话语体系。事实上,无论是对地方物质环境的关注,对田园风景中自然书写的研究,还是对乡村社区各层次政治经济关系的探究,都包含着对于人与土地及其衍生的复杂关系的研究,都已成为英美生态批评研究的内在议题。田园主义研究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注入了养分。马克斯在1992年的《田园主义是否有未来?》一文中明确指出,在环境危机愈演愈烈的当下,“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危在旦夕的新理念势必带来新的田园版本”。这一论断在当时无疑是对田园的生态批评加以鼓励。实际上,《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开篇便借用了田园寓言,它的成功也预示着生态批评和田园研究的结合将推动彼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田园主义思想的生态价值评估
在英美文化中,阿卡迪亚与生态学的结合始于18世纪。彼时的英国田园文学已经将博物学元素融入其中,包含着对本土动植物的观察记录,暗含着保护地方生态环境的含义。环境史学家沃斯特指出,“生态学思想自18世纪以来,就一直贯穿着两种对立的自然观:一种是阿卡迪亚式的,一种是帝国式的。前者以生命为中心,后者以人类为中心”,阿卡迪亚式的生态学总是把自然看作是需要尊重和热爱的伙伴而非要榨取的资源。正是由于阿卡迪亚想象中包含着人类最初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始想象,生态批评理论在创立之初就将田园文学和田园主义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生态批评是研究文学与物质环境关系的学科。20世纪90年代,英美生态批评的先驱者严肃看待田园的学术价值。吉福德在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强调田园是生态批评研究不可回避的起点,这一古老的文学模式内在包含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布伊尔的三部生态批评专著均以对田园意识形态(pastoral ideology)的讨论开篇,将田园主义置于社会、政治、种族、性别、环境话语当中,明确指出田园是“对环境有所回应的艺术形式”。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会首任主席格伦·洛夫(Glen A. Love)也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连接,自忒俄克里托斯和维吉尔至今一直是田园诗歌的关注对象。现今,当田园中孕育神话的绿色世界面临污染、掠夺和缩减的威胁时,这一关注便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意义。”英美早期生态批评学者均将田园作为生态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他们也成功地利用田园研究达到了快速传播生态思想的目的。
生态批评视角下的田园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对传统田园文学进行生态批评解读;二是尝试将田园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重新审视、吸收并重估田园意识形态的生态意蕴。前者提出传统田园文学总是包含着对真实自然或乡村生活的再现,旨在探究这些作品如何再现不同时期人与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后者则试图建构一种包含着生态话语的田园主义意识形态,意在证明其中不仅包含着政治、文化等维度,也有着明确的生态维度。不管是聚焦田园文学还是田园主义,生态批评视角下的田园研究都主要关注乡村与城市、内在自我与外在自然、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人与非人、非人物质之间关系的表达。
但田园文学的生态批评研究很快遭到了内外夹击。外部质疑主要围绕田园文学中的自然描写是否写实这一问题。古典学研究者首先否认了这一点,指出维吉尔笔下的阿卡迪亚是诗人的内心风景而非现实景观。美国文史学家保罗·阿尔帕斯(Paul Alpers)撰写专著《什么是田园?》(What is Pastoral?, 1996),坚持从社会关系的维度定义田园,坚称田园的核心假设“并非黄金时代或田园风景,而是牧人和他们的生活”。南希·林德海姆(Nancy Lindheim)同样提出,田园中的绿色世界是人为的、艺术的建构,只是故事发生的默认位置,并非自然界本身。若田园诗中描绘的原生态自然是诗人的想象或精神的外化,而并不包含对彼时自然或乡村环境的再现,研究田园诗歌中的自然环境书写便会成为一个伪命题。
面对外部质疑,生态批评学者一方面并不否认田园文学中的自然场景常表现为意识形态场域,另一方面坚定指出其自然书写自始至终包含着对现实城乡物质环境和自然力作用的再现。唐·谢思(Don Scheese)指出,阿尔帕斯将田园的概念扩大为对人类生活的关注,而人类生活这一议题势必包含着自然和乡村生活的部分。肯·希尔特纳(Ken Hiltner)以专著《还有什么是田园?》(What Else is Pastoral?, 2011)与阿尔帕斯展开对话,标题旗帜鲜明地表达了立场,也即,即使在文艺复兴时期,田园文学也不仅仅是政治寓言,它始终包含着或在回应彼时各式环境议题,如空气污染、森林滥伐等。洛夫则将田园文学长盛不衰的原因归结为人类的“亲生命性”(biophilia),即“敬畏生命、将自身归为自然起源一部分的人的本能意识”,并据此提出田园研究不仅要追溯其历史文化渊源,也应涉及“进化—生物的”(evolutionary⁃biological)议题。以上学者都意在说明,田园的政治文化研究固然重要,但其中包含的物质环境动因也是长期被忽略且值得深入探究的。
在生态批评界内部,随着第二波生态批评的兴起,田园文学和田园主义的生态批评价值也开始遭到质疑,主要的批评声音有三种:潜在的反动霸权话语、过时的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第一种田园批评声音主要来自英美左翼激进主义者,他们批判田园意识形态是霸权主义的帮凶。例如,有女性主义者批评田园风景本质上是征服者透过帝国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滤镜观看到的风景,他们试图以田园情感遮掩其暴力征服和毁灭行为。如前文所示,田园概念实际上是中性的、折中主义的,并非仅包含单向度的意识形态内涵。不断有学者利用田园话语表达激进的反霸权、反殖民思想,使得这种观点不攻自破。相对而言,后两种批评声音产生的影响较大。
生态批评界对田园研究的质疑早期集中在其原始的、理想化的自然书写上。部分生态批评学者仍倾向于将田园文学等同于古典主义田园诗,认为其描绘的是一种前现代的、原始的和谐神话,其中的自然总是静止不变的、伊甸园式的,无法反映物质环境本身的动态变化和复杂多样性。加拉德批评田园“这种平衡和谐的话语已被生态学研究证伪”。他们普遍认为田园诗歌中包含着原始主义倾向,指向一种着眼过去而非未来的时间观,忽略了眼前的环境保护需求,无法适应当代环境运动的需要。此外,生态哲学家提摩西·莫顿(Timothy Morton)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指出,将自然作为文明的对立面和人类之母的意象原本便是人为建构的结果,自然这一能指只会产生语言符号的无限延异,如生态批评要进一步发展,就当摒弃自然的概念。若自然的概念被解构,田园文学的自然书写研究便会陷入尴尬境地。
上述批评根源于学界对于情感型、浪漫化田园的刻板印象,马克斯、布伊尔、吉福德等英美生态批评学者事实上早已给出了回应。无论是马克斯提出的“复杂型田园”(complex pastoral)、威廉斯的对抗田园(counter⁃pastoral),抑或吉福德的反田园(anti⁃pastoral),都意在说明田园文学自诞生之初就始终包含着批判现实主义维度。马克斯以机器入侵花园象征受到现实侵扰的田园场景,其复杂型田园模式是“将田园理想置于变革的压力之下,呈现充斥着权力和复杂性的世界对其的侵袭”。威廉斯和吉福德都认同,在田园传统内部,对抗/反田园试图纠正田园的偏颇,代表着“与[理想化]田园构成辩证关系的”更为现实主义的维度。自忒俄克利托斯的《田园短诗》开始,田园中的自然便常常是诡谲莫测的,包含着衰朽和死亡,绝非丰裕静止这种单一形象。而面对莫顿的质疑,生态批评界则认为他解构的是超验的、理念的自然,而非物质实在的自然界和环境本身,莫顿实则是在提醒人们正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深度融合。
对于田园最严厉的指控在于,田园主义中退隐自然的模式是逃避主义式的,忽视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责任,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即使是坚定的田园支持者也多并不否认田园文学对于牧人和农人的关注似乎总大于羊和土地本身。洛夫指出,田园文学中的绿色世界多显示出一种“自我中心的价值观”,短暂的退隐自然是为了获得身体、情感和精神的慰藉,从而为重回现实服务,并未认清自然物的内在价值。还有评论者指出田园文学中的情感误置手法,尤其是乡村庄园诗中自愿牺牲的动物形象都显示出人类作为“管理者”的傲慢态度,背后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经济学考量。
即使是坚定的田园研究倡导者也普遍承认田园主义作为生态理念并不成熟完善,有待以生态批评理论加以改造。布伊尔称其并非“成熟的环境美学”。吉福德同样提出“当代生态批评需要引出并重新定义田园”。田园虽在生态批评的开创期起到了先锋作用,但要深入发展则有待于进一步阐发。生态批评学者不断尝试将田园研究与更为切实、具体的环境议题联系起来,将各式阶级、种族、性别等左翼批评话语融入其中。而以生态批评改造田园最早也最成功之作当数吉福德的“后田园”(post⁃pastoral)概念。吉福德最早于1994年提出了后田园一词,而后又在一系列专著和文章中不断明晰了这一概念。他的后田园概念与美国众多批评者不断阐释的“后现代田园”(postmodern pastoral)理念一道,同是田园理论适应当代环境议题的产物,也是生态批评对田园概念进行重构的结果。
三、融合生态伦理的复杂型后(现代)田园
若田园主义作为一种歌颂乡村生活方式的文化范式背后仍旧是一种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那么后田园显然是在当代反罗格斯中心的时代,在解构这种二元对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包含明确生态意识、切合现代生活实际的复杂型田园想象。吉福德最初提出“后田园”概念是为了建构成熟的环境美学,有意在田园的多维框架下“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这里的“后”(post)并非指时间上的先后,而是指理念上的“包抄”(outflanking)或“超越”(transcending)。所谓超越,是指吉福德试图打破田园和反田园的闭环,破除二者之间的概念边界及其深层次的将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探究田园所包含问题的多维性。
吉福德最初用“后田园”指代一种文学类型。在他看来,后田园文学一般蕴含着以下六个观念中的几种:一、人类应当敬畏自然;二、自然同时具有创造—毁灭的力量;三、内外自然之间具有相通性;四、反对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五、将生态意识转化为良知;六、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剥削往往伴随着强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的剥削。“后田园”的六大要素之间逐步递进,前四条意在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促进“由田园的人类中心主义向后田园的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后两条要素强调人的环保良知和行动,以及自然与其他受压迫人类群体联盟的可能性。吉福德试图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呈现出一种融入自然、面对现实、承担责任的成熟态度。
而当后田园成为一种理念,它便不可避免指向后工业化、后现代的社会现实,指向城乡融合背景下消费主义统领之下包含着明确生态意识的文化理念。自2014年起,吉福德开始将“后田园”称作“理念式的”(conceptual),将其深化为一种生态理念,可适应于跨媒介、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中。吉福德认为后田园要呈现一种“混杂的自然世界,人活在其中”。这是一种人安居于自然之中的现实场景,去掉了传统田园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仍保留用行动解决问题的希望。吉福德的后田园理念是用生态批评的新观念重释田园这一古老的文化现象,因此,这一“后田园”概念又被评论者称为“生态田园”(ecopastoral)。后田园作为文类和理念都获得了生态批评界的关注和认可,但也因其六大要素难以与生态文学加以区分或者过于“模糊”等原因,引起了学界的进一步反思。
国内外学者试图重新整合吉福德所提的六大后田园要素。萨拉·基拉古辛(Sarah Giragosian)重新归纳了后田园的核心特质:一、面对自然创造和毁灭的双重能力时怀有敬畏和谦卑之感;二、意识到再现乡村的文本中含有强烈的文化和民族修辞;三、面对我们与自然及其危机的关系时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四、理解社会压迫和生态压迫的交叉。其中第二项并不属于吉福德的六大要素之中,但确实是田园主义意识形态的应有之义。在国内,张剑、陈红和方红等学者都认同,后田园概念的提出得益于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后田园诗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它的重要特征是“消解对立、重建联系”,且是以平等意识为基础的联系。此外,三位学者都指出了后田园理念的介入性和责任意识,称后田园文学是“严肃、科学、相当入世类型的写作”。
而在美国学界,“后现代田园”(postmodern pastoral)的说法似乎更为常用。“后现代田园”突出时代性,指向当下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消费主义时代下的田园理念,同样彰显出鲜明的生态意识。格莱琴·赖格乐(Gretchen Legler)早在1993年的论文中便提出了“后现代田园”概念,以其指代在后现代世界仍旧适用、突破了二元对立及其等级化思维方式的田园概念,她意在打破男权主义者对于土地的女性化、色情化投射,通过具身性、情景化的体验,建构一种联通主客体、自我与地方的后现代环境伦理。斯各特·海斯(Scott Hess)则以“后现代田园”指代大众传媒灌输的一种消费主义田园模式,鼓励居民通过购买各式现代科技产品或去往偏远的荒野,享受独处的、放松的、充斥感官欲望的快乐生活。这种消费主义田园模式客观上固化了特定阶层的社会意识形态,遮蔽了其对其他国家、民族、种族和自然的剥削。2011年,约书亚·科里(Joshua Corey)编辑出版了诗集《阿卡迪亚计划:北美后现代田园诗》(The Arcadia Project: North American Postmodern Pastoral),他在前言中称,“创作后现代田园诗,就是在创作的同时意识到这一最终难解的现实:做一个脚踩在泥土中的数字原住民”。后现代田园诗人展现的是数字化时代消弭了自然与文化、乡村与城市、现实与虚拟边界的阈限存在状态,但这不能阻碍现代人渴望并追寻对土地、荒野和自然的具身体验。
上述各式后现代田园都是后现代社会信息化、大众消费主义和生态危机时代语境下的复杂型田园想象,这种田园往往融合、关注并试图回应当代的社会现实。当下的人们仍旧渴望田园,田园模式没有过时,亲近自然的情怀仍广泛存在于各式文学和文化想象中,呈现为一种“被阻滞的田园——作为永远受挫的田园冲动和欲望的表达”。这正是马克斯和吉福德所谓的难以达成却总是充满吸引力的复杂型田园。无论是后田园,还是后现代田园,这两种概念都试图提醒我们注意到文学和艺术家如何表达对人与自然、人与非人关系的辩证思考。本文试图归纳上述“后田园”和“后现代田园”的共同议题,将后(现代)田园作为一种概念,概括其核心要义:
一、后(现代)田园概念是融合历史语境和社会现实,包含复杂情感和多维话语的复杂型田园。后田园理念基于田园的多重框架,以地方和环境概念取代城乡二元话题,在城市、贫民窟等看似并不符合田园场景的地点发现绿色田园意象的持续存在。后田园模式既指向城市郊区、园林、公园、荒野或者主题乐园等异托邦似的真实空间,也可以存在于大众传媒、商业文化、虚拟现实或文学想象中。后田园诉诸城市社会人对田园生活方式的怀念,但又不回避复杂现实,恰恰相反,后田园正是要凸显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探寻一种动态的、自我调整的对于‘不一致的和谐’的适应”。和谐又包含差异和矛盾,恰恰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复杂型田园理念,体现出人们对于田园既怀疑又抱有希望的矛盾情感。
二、后(现代)田园理念延续着田园话语的高度适应性及其否定批判性,指出当代田园想象中既融合了怀旧传统,又包含着政治、文化、经济、生态、伦理等方面的激进话语。科里指出:“田园保留着其内在核心,即一种批判否定性,一旦被诗人和读者恰当地激活,便一定能让我们了解到世界的对抗性现实或多重现实。”不断涌现的消费主义田园、边疆田园(frontier pastoral)、暗黑田园(dark pastoral)等各式前缀田园令我们认识到田园可以融入当代各式激进话语当中,揭示存在于环境、社会和大众文化等各领域的不正义现象。
三、后(现代)田园概念破除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现实与理想、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内在作用,但仍旧肯定自然的物质性和内在价值。吉福德受到莫顿等人的影响,提出自然是文化、文化亦是自然,二者相互渗透的同时又不能相互取代。科里同样称,当下“自然”一词已变得与田园一样,成为一个“饱含深意的意识形态想象,但它不仅是意识形态,也是一个结构性现实,这一现实的十分之九已埋入社会无意识中,以海啸、暴风雪、物种灭绝和哮喘的症状形式向我们传送信息。”在科里看来,虽然自然已处处渗透着人类文化的影响,但生态灾难的逼近仍能迫使我们认清自然的实在性和毁灭性。
四、后(现代)田园理念带有强烈的生态伦理意识,要求以生态中心主义或生态整体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人在自然界中的伦理责任。后田园概念要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造为我们这一物种与地球家园在宏观和微观生态学层面的关系,人是地球上的一个物种,需要依靠其他物种生存繁衍。吉福德认为,这种认知能促使人们从伦理上接纳保护自然的责任,并将认知转化为行动。这一点在科里的后现代田园中同样重要。科里提出,他编辑后现代田园诗集的目的正是对抗面对环境危机的“人皆自私论、漠不关心和绝望的态度”。科里强调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人与自然物之间的伦理连接,希望读者“认识到这种生活存在于各种人体和动物机体中、特定的生物群系和城市景观中,这种生活能使我们辨别出万物易朽性的暗示”。人的易朽性是其自然属性,是人与其他自然物的天然纽带,这种纽带有助于人认知和担当起对其他自然物的伦理责任,将环境意识转化为环境良知和环保行动。
吉福德将后田园纳入各式“前缀田园”的视野,作为其中的一种。而在笔者看来,各式从生态批评维度介入的“前缀田园”实际上非但没有取代后(现代)田园理念的地位,反而从根本上印证了后(现代)田园的核心要义,即呈现出田园主义的复杂性、时代性和适应性,并以其揭示、反讽或批判各式政治、经济、生态和文化现实,表达成熟的生态伦理,鼓励地方化的生态实践。从这个层面讲,各式生态批评视域下的“前缀田园”恰是后(现代)田园理念的注解,而后(现代)田园则可以视为这些子类型的集合。
结 论
布伊尔称田园理想是西方两千多年来始终“发光的理想”,表现出持久的吸引力和号召力。田园主义囊括了古往今来各民族人民对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向往。后(现代)田园则是认清现实冲突的复杂型田园概念,蕴含着辩证的、平等主义的思维方式,意在表达成熟的生态伦理,鼓励负责任的环保行动。需要注意的是,布伊尔与吉福德等都将后田园作为生态中心主义思维主导下的概念尝试。然而,简单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也可能触发环境非正义及其相关的政治非正义问题。事实上,人类能否真正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仍然存疑,与其要求个体以生态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对待非人自然,更为现实的做法或许是以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在不摒弃人类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发挥人在生态系统中的能动作用和伦理责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