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刚，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宇，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摘要：人类文明的本质因子是“城市-复杂化社会”，“城市-复杂化社会”的发展同样是古叙利亚文明的生成逻辑。“城市-复杂化社会”随着文明交往由生成而至异化、以至最终完善，文明的生成逻辑也从内生性转为次生性。就古叙利亚文明而言，这一逻辑转型的内在根源在于古叙利亚相对于西亚地区的政治分野，后者造就了古叙利亚文明区别于同质性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复性文明形态。政治分野是古叙利亚离心型地理环境与非集约型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体现。这种深层结构及其发展路径所形成的特殊文明形态挑战了传统的文明认知模式，并使古叙利亚文明长期处于有实无名的学术认定困境。
关键词：古叙利亚；城市-复杂化社会；政治分野；复性文明；文明认知论
古代叙利亚突出的一个历史特征是边缘性。纵观其历史，虽然从未成为独立的原生型文明中心，但是因其毗邻诸原生型文明的发源地，从而成为多种文明交融、互动的“节点”。因此，边缘性是在文明互鉴的历史对照中形成的结构性定位，并不必然对应野蛮或落后。至公元前3千纪，作为“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的一个重要发生区域，古叙利亚已出现城市、文字、冶金术、早期国家政权等物化标志，表明其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已达到文明发展阶段。
尽管古叙利亚较早出现人类文明的物化标志，然而“古叙利亚文明”概念却并未获得学界普遍认可。相比之下，学界更青睐如“犹太文明”“迦南文明”“腓尼基文明”等小规模的同质性人类文明共同体。汤因比较早从学术角度讨论古叙利亚文明，他主张从超民族角度视区域内的文明为一整体，并将字母表的发明、对大西洋的探索以及对上帝的独特观念视为古叙利亚文明的突出贡献。在汤因比的基础上，威斯科特将汤因比归纳的古叙利亚文明和其他出现在小亚西亚到巴勒斯坦这一边缘地区的文化并入黎凡特文明(Levantine Civilization)的范畴。叙利亚学者巴沙尔·穆罕默德·哈里夫讨论了古叙利亚文明在农业、文字、法律以及科学等人性维度的开创性成就，强调其在植根于古代东方传统的同时，亦在与古典地中海世界交往中实现文化杂糅，并启迪了后世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国学者亦尝试从文明角度探寻叙利亚的历史脉络。彭树智结合古叙利亚独特的地缘性，突出文明交往对其文明演进的重要性。阮炜将古叙利亚文明视为以宗教性为本质的“超级文明”，着重从宗教维度解读其意涵、影响。
然而，上述对古叙利亚文明的讨论大多聚焦于历史哲学的思辨，这意味着即使是承认古叙利亚文明这一概念的研究者，也不认为古叙利亚文明是如同“古埃及文明”“炎黄文明/华夏文明/中华文明”一样的实体性存在，自然就谈不上对其生成逻辑、文明形态、历史演进等问题进行解读。近年来，文明溯源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古叙利亚文明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其概念内涵、时空范围、演进阶段等问题亦获重视。本文以“城市-复杂化社会”这一历史现象为线索，从文明交往角度探寻古叙利亚文明的演进过程，在总结古叙利亚文明生成逻辑的特点、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剖析其独特文明形态的历史根源。
一、 古叙利亚“城市-复杂化社会”的生成
文明的进程是社会复杂化的过程，文明的本质即复杂化社会(Complexification Society)。文明最初强调与野蛮相对立的社会发展状态，进而逐渐同社会的复杂化联系在一起，成为“复杂的社会系统”的同义词。不论是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的三阶段论，还是塞维斯的游群-部落-酋邦-国家模型，有关文明进程的理论模型都强调社会复杂化程度的与时俱进。在文明兴起之初，较高的社会发展状态又通过城市、文字、冶金等物化标准加以证实。相比较而言，城市更契合复杂化社会这一主题：“城市”概念强调人口规模、聚落密度、非农业人口占比与种类这4项标准的高水平发展。一个拥有防御工事，内部存在统治机构、宗教文化机构和职业手工业者的城市，显然是比周边乡村聚落更高级的社会系统。有鉴于此，城市的出现意味着区别于史前时代以乡村聚落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并通过聚落规模、经济分工、社会分层的复杂化得以体现。既然文明可被视为线性视野下的生产力发展在水平层次的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反映，本文遂将其概括为“城市-复杂化社会”。绝大多数有关文明兴起的物化标准，都是“城市-复杂化社会”在不同侧面的反映。
迟至公元前3千纪中叶，“城市-复杂化社会”便出现在古叙利亚。聚落复杂化的趋势在其西南地区和北部内陆尤其明显。公元前3千纪初，美吉多(Megiddo)、贝特谢安(Bet She’an)等南方的原初城市(proto-cities)日趋复杂。然而，西南地区的原初城市社会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崩溃并迅速退化至村落时代。相比之下，古叙利亚北部地区却在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维系了复杂化的趋势，并构成西亚地区第二次城市革命的重要内容。
人口增长、经济分工的发展、集中性权力与大型公共工程的出现、城市聚落的网络化，是古叙利亚“城市-复杂化社会”兴起的重要表现。对埃卜拉(Ebla)城市所在的马尔迪克丘(Tell Mardikh)的发掘显示，城市面积在公元前3千纪中叶已达56公顷，且存在卫城、下城区、设防区等功能化分区。在公元前24世纪的埃卜拉王宫档案(Ebla Place Archive)时代，城墙内的实际人口已达4万。人口的增长和聚集推动了经济分工的发展。王宫档案显示，埃卜拉在公元前3千纪后期已存在羊毛纺织、贵金属加工、合金冶炼等手工业部门。此外，以橄榄种植为代表的林果业亦在埃卜拉的经济中占有突出地位，其占地面积6080～7600公顷，表明彼时区域内已存在相对稳定的环境和具有明显的规划意识的政权组织，并预示权力的集中化进程在古叙利亚北部已经兴起。
权力集中化进程与对应政权组织的出现，是公元前3千纪古叙利亚北部地区的重要现象。对埃卜拉早青铜时代三期(Early Bronze Age Ⅲ，约公元前2700—前2550年)集约化储存现象的考古调查表明，至迟在该时期，埃卜拉已形成能够对资源实施直接控制的有效政权组织。权力的集中在随后几个世纪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王宫档案提及王国内存在将若干村落整合为一个行政区(k)、将行政区置于领主(lugal)与监督(ugula)等官员控制下的集权式治理体制；另一方面，以长墙(très long mur)为代表的大型公共建筑的营建，见证了该时期集权政体的成熟。长墙遗迹从位于埃卜拉东南的拉格姆·萨万(Ragm al-Sawan)延伸到前黎巴嫩山，其长度超过220公里，高度为1.5米，宽度为0.8～1.1米。尽管长墙的高度和厚度相对简陋，但是其长度所代表的规模，意味着迟至公元前3千纪中叶，强大、稳定的集权政体已经出现在古叙利亚北部。
现有研究将长墙视作古叙利亚北部的地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向草原扩张的重要表现，这种扩张推动了公元前3千纪古叙利亚内陆城市聚落的网络化进程。长墙是农业聚落和游牧聚落的生态分界线。一方面，早青铜时代草原地区的主要聚落，例如拉瓦达(Tell al-Rawda)、沙埃拉特(Sha’rat)、苏尔(Tell al-Sur)、沙库斯亚(Shakusiyah)、希尔贝特·卡斯尔(Khirbet al-Qasr)等，全部位于长墙以西。上述聚落往往有向心型的规划设计和由城墙、护城河构成的防御设施，也拥有通过远程贸易获得的海贝、青金石、光玉髓、圆筒印章等奢侈品，从而表明聚落内部已经出现社会分化。另一方面，长墙与主要城市聚落有着密切联系。边缘地区城市聚落与长墙的位置关系，本身就反映出其同早青铜时代古叙利亚的地域国家存在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而强大的地域国家对牧业资源的需求，则是推动城市聚落在草原边缘地区兴起的重要原因。城市化的发展扩大了定居的村落社会和城落（城市聚落）社会对牧场、畜群和牧业产品的需求，并促使新兴地域国家转向对干旱内陆地区的开发，从而将此前未受影响的边缘地区卷入前者的扩张轨迹。诸如拉瓦达等建立在草原地区的城市，因而兼具主要政治势力开发边缘地区资源的据点和游牧-半游牧社群的组织中心的双重身份。因此，兴起于公元前3千纪中后期草原边缘地区的聚落，本质上是以大型城市为中心的地域国家同边缘地区游牧-半游牧社群的交往门户。这种由北部农业区的中心城市和草原边缘地区城市聚落组成的网络，是该时期“城市-复杂化社会”在古叙利亚兴起、发展的重要表现。
古叙利亚的内陆草原长期被视为文明核心区域之外的边缘地带，然而，与文明核心区域的交往推动了“城市-复杂化社会”在古叙利亚的扩展。随着地域国家将势力拓展至不同的边缘地区，区域性交往成为影响早青铜时代古叙利亚“城市-复杂化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古叙利亚内陆城市的景观特点佐证了这种观点。前文列举的早青铜时代草原地区的主要聚落，呈现出圆形制型与向心-辐射状规划的结合，而这种景观的源头即位于大杰济拉西部(the Greater Western Jezirah)的丘埃拉丘(Tell Chuera)。在早青铜时代，这类城市景观主要集中在巴里赫河-哈布尔河流域(Balikh-Habur Region)和古叙利亚内陆草原地区，而埃卜拉王国的霸权在古叙利亚的确立，则是促使此类城市景观向西扩散的重要因素。至公元前3千纪中叶，埃卜拉王国的边界南至哈马平原、东抵幼发拉底河沿岸，霸权的确立有助于埃卜拉的王公将邻近的边缘地区的人口、知识和技术向其他区域转移，而圆形城市在均匀布防、抵御洪水侵袭等方面的优越性，则有助于解决地域国家向降水不稳定的游牧-半游牧的边缘地区扩张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因此，同草原地区和大杰济拉西部等边缘地区的交往，是公元前3千纪古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城市-复杂化社会”兴起的首要条件。
相比之下，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和埃及等文明中心地区对古叙利亚文明在肇始阶段的影响是次要的。在第一次城市革命时期，乌鲁克文化(Uruk Culture)的西扩局限于幼发拉底河，受乌鲁克文化影响所建立起来的聚落亦大多位于河流沿岸。尽管埃及曾在公元前3150—前2900年在古叙利亚南方进行殖民，但是对该时期当地陶器、墓葬和印章风格的分析表明，埃及并没有在公元前3千纪上半叶黎凡特社会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传统上将埃卜拉的衰落归咎于阿卡德王国的征服，但是有学者指出，早青铜时代古叙利亚北部的物质文化并未出现明显断裂。因此，至少在肇始阶段，古叙利亚的“城市-复杂化社会”更明显地受到邻近边缘地区的影响。
二、古叙利亚“城市-复杂化社会”的异化
如果将公元前3千纪古叙利亚文明的发展主线视为“城市-复杂化社会”的生成，那么自公元前2千纪以降，在西亚-地中海地区文明交往大发展的背景下，其发展主线逐渐转变为受不同时期域外强权干预和外来因素影响，在多元文明融合的潮流下日益杂糅的异化。传世文献和考古调查所揭示的“城市-复杂化社会”在物质景观和/或人文景观呈现出的埃及化、亚述化、希腊化等，便是这种异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反映。
从中青铜时代(Middle Bronze Age，约公元前1900—前1530年)到铁器时代(Iron Age，公元前1200—前525年)，古叙利亚加速卷入西亚的跨区域文明交往进程。从公元前2千纪开始，西亚地区文明交往的广度、深度呈扩大趋势，并显著地通过古巴比伦、赫梯、埃及、亚述等域外强权对古叙利亚的军事征服得到反映。青铜时代晚期，古叙利亚从整体上受制于同时期几个不同的域外强权，并成为青铜时代国际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铁器时代，自亚述国王沙拉曼尼赛尔三世(公元前858—前827年)以降的两个世纪，亚述帝国对古叙利亚发动了67次战争，古叙利亚由此首次从整体上纳入单一强权的统治。
文明交往的扩大加速了域外因素融入古叙利亚的“城市-复杂化社会”的进程，使其呈现出不同于肇始阶段的异化。肇始阶段的“城市-复杂化社会”主要得益于同邻近边缘地区的交往，并由于较少受文明中心地区的影响，其生成逻辑因而呈现以我为主、独立发展的内生性特点。然而，多元文化杂糅的异质化趋势却自中青铜时代开始日益明显。在幼发拉底河中部，阿摩利人于公元前19世纪晚期对马里(Mari)的接管，导致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写方式取代了前阿摩利时代的传统。随着本土政权在公元前2千纪承受的军事压力日益加大，如乌加里特(Ugarit)、卡特那(Qatna)、哈佐尔(Hazor)、但(Dan)和提姆那(Timnah)等城市逐渐抛弃早先的规划方案，转而采用更易于防守的正交式布局。在南方，埃及影响力的扩张导致当地的“城市-复杂化社会”日益受到埃及影响。埃及的扩张是公元前1600年前后黎巴嫩沿海、贝卡谷地、约旦河以东地区的聚落普遍遭到破坏的原因。对晚青铜时代的考古调查显示，在墓葬、聚落和仪式崇拜等文化背景下，埃及和埃及风格的产品从这一阶段早期的22%、10%、7%上升至晚期的25%、13%、32%。
异质化的趋势在铁器时代继续延续。如亚述帝国的兴起亦导致幼发拉底河以西的聚落、建筑和手工业产品在风格上呈现亚述化的趋势。然而，截至希腊-罗马时代以前，基于强权扩张引发的多元文化融合并不稳定。赫梯王国曾在青铜时代晚期控制古叙利亚北部，然而能够直接地证明青铜时代晚期赫梯王国在文化上对当地产生影响的考古证据十分稀少。埃及霸权在铁器时代衰退，其对古叙利亚的影响亦随之骤降。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都曾统治整个古叙利亚，然而在亚述统治时期当地的物质文化整体上更倾向于本土风格，而较少受到亚述帝国的影响；在波斯统治时期，当地几乎所有遗迹都缺少典型的波斯风格的建筑规划和装饰样式。可以说，截至希腊化时代以前，霸权国家的周期性兴衰，致使外来因素无法对古叙利亚“城市-复杂化社会”产生稳定持久的影响。自希腊化时代开始，希腊文化人群对古叙利亚地区建立统治、与地中海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具有希腊文化背景的移民定居东方，古叙利亚“城市-复杂化社会”逐渐呈现强烈的希腊化色彩。
从亚历山大东征到阿拉伯人征服古叙利亚的近千年里，希腊文化主导的人群建立了对古叙利亚的统治。沉船统计数据显示，沉船事件自希腊化时代以来空前增长，揭示了地中海世界整体性联系的增强。此外，从希腊化时代开始，具有希腊文化背景的移民也逐渐移民当地。传世史料和铭文都曾谈到希腊-马其顿移民定居古叙利亚，而罗马对希腊-马其顿地区的征服亦加速了这个过程。
在此背景下，“城市-复杂化社会”的希腊化，首先通过城市数量的扩张和传统聚落名称的希腊化得到反映。塞琉古一世在其领土上新建38座城市，最著名的几座城市大多位于古叙利亚地区。对阿姆克平原和奥龙特斯河中部地区的考古调查显示，当地聚落数量在希腊化时代亦迅速增长。同时，尽管波斯时期古叙利亚北部的许多聚落都在希腊化时代得以延续，但其名称大都被希腊化。例如，波斯帝国时期的流克·阿克特(Leuke Akte)和法尔纳克(Pharnake)，在塞琉古王国时期成为“四城”(tetapolis)中的劳迪凯亚(Laodiceia)和阿帕梅亚(Apamea)，奥龙特斯河中、上游地区的西扎拉(Sizara)、玛阿拉(Ma’ara)和巴姆贝克(Bambyke)成为希腊化时代的拉里萨(Larisa)、美加拉(Megara)和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而在由托勒密王朝控制的南方，当地的聚落法西勒(Pahil)、艾因·特达(’Ain Teda)、苏斯塔和阿曼那(Ammana)，则成为希腊化时代的佩拉(Pella)、安瑟顿(Anthedon)、希波斯(Hippos)和费拉德尔菲亚。
物质景观的希腊化是该时期“城市-复杂化社会”希腊化的内在展现，并反映在网格状的城市规划和古典风格的城市公共建筑之中。在塞琉古王国首都安条克城，城市布局呈现出典型的希波达姆斯式的网格状规划设计，而这样的规划风格不仅应用于安条克城、阿帕梅亚、劳迪凯亚、大马士革等面积超过两百公顷的大城市，也应用于阿勒颇(Aleppo)、杜拉-欧罗普斯、秦纳斯林(Qinnasirin)、哈马(Hama)、拉斯坦(Rastan)，幼发拉底河畔的阿帕梅亚、西洛斯(Kyrrhos)、金达罗斯(Gindaros)等小城市。希腊文化人群在城市的定居也伴随古典风格的城市公共建筑的营建。在塞琉古时期，包括公共广场、浴场、剧院、体育馆等希腊风格的基础设施出现在当地的希腊化城市。至罗马时代，罗马的政治精英秉承希腊化统治者的治理思路和“文明”理想，着力推动以城市为中心的地方治理体制，地方精英因而被鼓励通过向城市捐赠公共建筑以展现对城市之爱，以获取声望。受益于此，安条克城在帝国前期成为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齐名的大城市。物质景观的希腊化不仅是为满足定居当地的希腊文化背景人群的需要，也部分地源于当地精英人群对希腊文化的效法和模仿。例如在大马士革，尽管当地在帝国早期既无驻军和老兵殖民地，甚至罗马官方的民政机构也相当少见。然而得益于地方精英的支持，剧院、体育场等希腊风格的公共设施不断营建起来，城市内的希腊人定居区也因而向其他部分拓展，从而使大马士革逐渐成为一座古典风格的希腊化城市。
此外，古叙利亚“城市-复杂化社会”的希腊化也反映在语言、城市治理机制、公共赛事等人文景观方面。首先，希腊语在塞琉古时代成为古叙利亚地区的官方语言，其地位在罗马时代继续维持：尽管口语中的多语现象相对普遍，但是帝国时期几乎所有铭文都是以希腊语写成的。其次，希腊-罗马式的城市治理机制也逐渐在叙利亚的城市得以确立。希腊-罗马时代，城市成为帝国行政区划的基础，由市议会(curia/boule)、公民大会(ekklesia)和市政官员(magistrate)构成的城市自治机制随之在古叙利亚确立，市议会及其成员作为行政治理体系的基石，其重要性延续至帝国晚期。最后，截至帝国晚期以前，以庆典、竞赛为代表的公共娱乐活动的流行，也是“城市-复杂化社会”希腊化的重要表现。在当地，希腊式公共娱乐活动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安条克四世时期。在罗马时代，市议员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城市安排娱乐活动。包括安条克城、劳迪凯亚、巴兰尼亚、希拉波利斯、阿勒颇、杰欧格玛、阿帕梅亚和秦纳斯林等城市，都曾周期性举办公共赛事，其规模之大、声望之隆，以至于不止一位古代作家曾谈到叙利亚人对公共娱乐活动的热爱。因此，城市人文景观的希腊化是希腊-罗马时代古叙利亚“城市-复杂化社会”希腊化的重要内容。
简言之，自公元前2千纪以降，受制于日益扩大的文明交往范围与日益依附性的制度交往过程，古叙利亚文明的发展主线由“城市-复杂化社会”的生成转向“城市-复杂化社会”的异化，从而折射出其文明生成逻辑由内生性向次生性的转型。
三、政治分野与复性文明形态的生成逻辑
文明生成逻辑的转型源自古叙利亚相对于西亚地区的政治分野：从表层而言，即区别于西亚整体趋势的依附性政治演进历程；从里层而言，则意味着在前者的基础上由域外强权施加的政治整合。由此，古叙利亚形成了有别于同质性文明共同体的复性文明形态。
在阿拉伯征服前，西亚政治演进的整体趋势可概括为城邦国家-地域国家-帝国的三段式历程。然而，这种三段式的归纳并不适用于古叙利亚。如前文所述，尽管古叙利亚在公元前3千纪便出现了构建地域国家的尝试，且在中青铜时代，一份描写当时西亚地区诸强并立的书信将马里王国、亚穆哈德王朝、卡特那王国等古叙利亚本土政权视为强权国家。但是，在公元前17—前16世纪，上述本土政权先后为域外强权征服，致使古叙利亚诸邦成为晚青铜时代诸强的附庸。至铁器时代早期，阿拉米-大马士革成为该地区最强大的政权，并先后几次率领诸邦抵抗亚述帝国的侵略。然而，随着亚述帝国的征服，该地区首次从整体上纳入单一域外强权的统治。有鉴于此，古叙利亚的政治演进历程可解读为：由于本土地域国家建构的失败，使该地区长期在城邦国家和地域国家两个阶段之间徘徊，并在依附于不同域外强权的过程中最终成为帝国的组成部分。因此，对比西亚地区的整体趋势，古叙利亚的政治演进呈现明显的“政治分野”之势。
由域外强权主导的政治整合是政治分野的另一内容。整合即代表国家意志的公共权力进入社会以建构整体性的过程。如果说强大政权的兴起是促成同质性文明共同体在特定区域内兴起的基础，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便是建构同质性文明共同体的首要前提。随着古叙利亚从整体上纳入域外单一强权统治，政治整合进程亦步入正轨。这在罗马统治时期尤其明显：道路系统串联起区域内的主要城市，象征罗马权威的拉丁语在古叙利亚的使用，是罗马国家意志进入古叙利亚社会的重要表现。
作为罗马政权对各省统治权的具象化，道路系统象征了罗马国家权力对地方的渗透程度。在古叙利亚，罗马政权在此前已存在的道路系统的基础上加以优化，并最终形成了北部路网、南部路网和沙漠路网三个相互联结的区域道路系统。北部的路网以四城为中心，四城又以安条克城为首，公共道路向北通往奇里乞亚地区，向南沿着奥龙特斯河抵达哈马平原，向东由多立克(Doliche)、西洛斯和阿勒颇通往幼发拉底河附近的萨莫萨塔、杰欧格玛等城市。北部路网从四城中的劳迪凯亚、阿帕梅亚与南部路网相联。劳迪凯亚延伸出的道路连通比布鲁斯、贝鲁特、西顿、推罗等滨海城市，并继续向南延伸，经托勒迈斯、凯撒利亚和阿伊拉(Aeila)通往埃及，阿帕梅亚延伸出的道路在抵达哈马平原的埃梅萨后一分为二，其一进入贝卡谷地通往赫利奥波利斯，其二则沿着前黎巴嫩山通往大马士革——两者亦继续向南，将斯基泰波利斯、耶路撒冷、博斯特拉、费拉德尔菲亚等约旦河两岸的主要城市纳入道路系统。受制于地理环境，整个道路系统大致呈现以纵连南北为主，横贯东西为辅的分布特征。一方面，前述北部和南部路网的主要城市亦借助山间隘口建立横向连接；另一方面，南北两个路网系统又通过帕尔米拉，将古叙利亚西部地区与内陆的商业枢纽和幼发拉底河沿线的杜拉-欧罗普斯、苏拉(Soura)等设防要塞相连。由此，迟至300年前后，完备的道路网络系统的形成，反映出罗马政权对古叙利亚的行政整合取得显著效果。
拉丁语铭文在古叙利亚的出现，是罗马国家权力渗入古叙利亚社会的突出表现。如果说希腊语是罗马治下东地中海地区的通用语言，那么拉丁语就是权力、地位和身份的语言，并象征对帝国的政治忠诚和社会归属感。对罗马东部希腊-拉丁双语铭文的分析表明，尽管铭文中涉及工程建造的内容是用希腊语写成，然而拉丁语却特别用以书写皇帝的尊号，以示对皇权的尊敬，而对斯基泰波利斯附近沙里姆(Tel Shalem)拉丁铭文的分析也认可此观点，甚至原则上强调实用性的里程碑铭文也明显具有昭示帝国权威和臣民顺服的意图。有鉴于此，罗马时代拉丁铭文在古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的使用，同样是罗马国家对被征服地区进行政治整合的重要反映。
罗马当局的政治整合有效推进了古叙利亚社会的同一化，并特别地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得以反映。随着古叙利亚逐渐被凝聚为一个疆界相对分明、疆域相对统一的地域概念，统一的古叙利亚居民身份认同亦逐渐在此过程中浮现。
希腊文化是叙利亚人身份认同的内核。在希腊的古典时代，叙利亚人乃是外部观察者对波斯统治下近东居民的称谓，而自希腊化时代以来，以墨勒阿格、约瑟夫斯、卢西安等为代表的本土文化精英，则倾向于以希腊文化为核心界定叙利亚人的身份认同，从而将叙利亚人内化为自我身份认同。在罗马时代，罗马国家并未刻意区分叙利亚人和希腊人，同时，罗马-拜占庭时期叙利亚人身份的界定亦服务于罗马国家的政治需要。罗马与帕提亚-波斯政权在近东地区影响力的扩张，导致自亚述-波斯时代便作为统一体的美索不达米亚-古叙利亚在政治上日趋对立。受此影响，尽管2世纪的卢西安尚且将亚述人和叙利亚人视为同一类人群，但是在古代晚期，亚述人已成为罗马治下的叙利亚人的敌人。因此，尽管两地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共享族裔渊源和文化特征，但是行政上的区划和希腊文化在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的渗透，最终促使叙利亚人成为基于政治整合而形成的区域性身份认同。
作为地理统一体的古叙利亚和作为身份认同的叙利亚人的出现，是罗马国家权力在古叙利亚社会渗透的结果，早先多元、杂糅的文明图景在此过程中逐步呈现“同质化”的趋势。然而，这种“同质化”变革毕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既非地方实践发展的内生结果，也往往并不考虑被征服地区的现实情况。这种特点决定了“同质化”仅仅是表象的同一化，其内在依然是区别于古典文化的异质性。
这种内在的异质性特征首先反映在希腊-罗马时代的知识精英对叙利亚人和“叙利亚化”的希腊人、罗马人的批评中。现代研究亦证实希腊-罗马时期叙利亚多元、杂糅的文化形态。尽管希腊化时代早期的治理机制努力维持其纯洁性，然而由于“纯粹”的希腊人群在规模上的有限性，这种沙文主义的做法亦逐渐遭到摒弃。对杜拉-欧罗普斯神灵名称的分析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本土居民获得公民权，当地早先以纯粹希腊-马其顿名称称呼神灵的做法，亦逐渐被罗马时代更为世界主义的方式所取代。
同时，内在异质性也反映在“物”的层面。神庙建筑是“物”的典型代表。在科玛基尼，尽管前希腊化的宗教信仰和崇拜中心在新时代得以延续，然而，像是网格型砖石结构(opus reticulatum)这种典型的罗马式建筑风格，也被用于供奉本土神灵的神庙建筑。西塞罗曾大肆嘲讽科玛基尼人这种“不伦不类”的杂糅风格，但是这种叙利亚-希腊式的杂糅风格不仅局限于科玛基尼一地。例如，在南方的“十城”(decapolis)地区，对当地神庙风格的研究表明，当地神庙往往修建在高处，且采用将神庙置于圣界(temonos)的闪米特建筑风格，在结构上也采用东方式平顶、弧形过梁和科林斯式立柱、古典式三角楣饰相结合的杂糅风格，因此“十城”应该被视为叙利亚-希腊风格——而非典型希腊城市——的案例。类似的情形亦出现在帕尔米拉。在罗马统治时期，帕尔米拉人同时采用希腊语、拉丁语和帕尔米拉语书写铭文和尊号，表明帕尔米拉的君主们在宣示东方人身份的同时，也将自己视为如庞培、凯撒一样的罗马军阀。尽管古典风格的城市公共建筑表达了帕尔米拉人对希腊-罗马世界的归属感，然而当地神庙建筑却呈现出杂糅、异质的特征。例如，当地的纳布-阿波罗(Nabu-Apopllo)神庙，便将托斯卡纳风格的柱廊、罗马风格的基座(podium)、科林斯式的围廊(peristasis)等外来设计，与成排的阶梯状边饰和平顶式房顶的本土风格混杂到一起。帕尔米拉的巴勒(Baal)神庙亦呈现出鲜明的叙利亚-希腊风格。神庙在外观上配有爱奥尼亚式立柱和罗马式的柱廊，然而在内部，承重梁浮雕的主题是叙利亚的传统宗教崇拜；庙宇内部的角落都设有典型古典式神庙所没有的、通往屋顶平台的楼梯；神庙顶部也设有只有东方才能见到的雉堞，并采用类似“十城”地区神庙的平台——而非古典建筑传统中的斜坡尖顶。考虑到神庙的建设开支仰赖当地富裕公民的捐赠，因此神庙建筑所反映出的叙利亚-希腊杂糅风格，表明当地精英阶层意图呈现本土传统和在更广阔的古典世界中获取声望的双重价值取向，进而凸显了“同质化”背后多元、复杂的现实。
区别于西亚整体趋势的政治演进历程，并在此基础上由域外强权施加的整合，造就了古叙利亚文明次生性的生成逻辑。在此背景下，希腊-罗马时期的叙利亚社会呈现出由希腊化外衣的同一的表象与叙利亚-希腊风格糅合的特殊形态。这种以多元性为实质的文明形态区别于作为同质性共同体的文明，因而可称为复性文明形态。
四、复性文明形态的深层结构
政治分野导致古叙利亚文明在形态上有别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这种分野折射出两者在深层结构上的差异：名实兼备的同质性文明共同体和有实无名的复性文明，前者对应向心型地理环境和集约型经济生产模式，后者形成于离心型的地理环境和非集约型的经济模式。
特殊的地理构造制约了强制性公共权力的拓展，进而塑造了区域的政治演进历程。国家意味着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强制性公共权力的合法垄断。被山脉、海洋、沙漠等天堑隔绝的受约束的农业用地，限制了落败的被征服者的逃亡范围，进而为基于强制权力的政治、经济的支配关系创造了前提，由此形成的税收压迫客观上推动了农业潜力的开发，进而奠定了分层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河道所赋予的交通便利，也是文明在大河流域率先兴起的重要条件。广阔、平坦且受约束的农业用地(circumscribed agricultural land)和便利的水运条件因而有利于强制性公共权力的拓展，进而奠定了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大型政治实体兴起的基础。而古叙利亚离心型的地理环境，首先就反映在复杂且河运受限的内部地理构造上。
内部地理单元的破碎性是地理构造复杂性的体现。对古叙利亚地理环境的讨论，往往依据山河形胜，将统一的地域分为几个较大的地理子单元。这些较大的地理子单元又可以继续细分。例如，位于古叙利亚中部的贝卡谷地便被视为“多个微观生态系统的集合”，约旦河以西地区甚至能在具体的地貌差异性的基础上细分为17个微观区域。这种复杂、破碎的地理景观天然导致地方性的小规模聚集，并影响中央权力机构对其下辖范围的治理。例如，引渡逃亡者是青铜时代的外交文书多次讨论的问题，而崎岖、复杂的古叙利亚往往成为逃亡者的庇护所。这种地理景观也使得古叙利亚特别是其南方容易成为匪患丛生的地带。约瑟夫斯提及希律通过剿灭盘踞古叙利亚边境的盗匪获取了巨大的威望，斯特拉波暗示在罗马军队驻扎于大马士革的特拉可尼地区以前，当地匪患活动十分猖獗。因此，通过限制公共权力在实际地域中的垄断程度，复杂的地理构造成为制约古叙利亚国家发展规模的重要因素。
交通对拓展公共权力的重要性毋庸多言，不充分的内河航运条件则是制约古叙利亚政治实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持平的情况下，水运成本仅相当于陆地成本的20%～25%，然而古叙利亚的内陆地区既缺少可通航的河流，也缺少如美索不达米亚南方那样大规模的运河建设工程——美索不达米亚的君主将运河的修建、维护视为重要职责，然而类似的情况罕见于马里以外青铜时代的古叙利亚。尽管从安条克城到奥龙特斯河入海口之间的水路是罗马时代横穿古叙利亚北部、直抵幼发拉底河前线的运输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奥龙特斯河本身的季节性特点、陡峭的上游地势对河流流速的影响，使得奥龙特斯河中上游与南方的约旦河都不适合航运。简言之，复杂的内部地理构造和不充分的运输条件，共同阻碍强大的本土政权的兴起。
此外，对外交往的通达性同样是古叙利亚离心型地理环境的重要反映。地处三洲交汇之地的地缘特点，导致古叙利亚“总是处于不同主人的控制下……叙利亚从来没有统一，那是因为叙利亚总是有主人”。在政治分野的背景下，制约古叙利亚疆域的“天堑”更容易被不同的域外强权所利用，从而使该地区呈现出由外而内交往的通达性。即使是在埃卜拉王国强盛时期，埃卜拉王国的对外战争大致局限于幼发拉底河以西，而少有跨越幼发拉底河的远征。在同一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南方的阿卡德王国却有能力跨越幼发拉底河，征服了包括埃卜拉在内的叙利亚诸邦，进抵西部的阿马努斯山地区。北部阿马努斯山的隘口为小亚细亚和古叙利亚北部的往来提供便利，也为公元前2千纪赫梯王国从小亚进入古叙利亚北部，并对该地区建立统治创造了前提。尽管沙漠将古叙利亚和埃及从地理上分开，然而青铜时代晚期埃及对古叙利亚南方的控制，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对埃及的远征，以及弗拉维王朝初年提图斯由南而北的行军路线，都证明南方的沙漠绝非不可逾越的天堑。因此，容易被域外强权利用的对外交往的通达性，为政治分野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它同复杂的内部地理构造相结合，构成了古叙利亚离心型地理环境的主要内容，并奠定了政治分野的基础。
政治分野不仅是纯粹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而且是古叙利亚非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果。雨水型农业和以牧羊业为代表的牧业经济，是非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两大支柱。
降水对定居点的分布及规模化程度具有深刻影响。对两千多处古代近东城镇的统计显示，古叙利亚的城镇定居点几乎都分布于2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上的地区。古叙利亚长期流行的对风暴之神哈达德的崇拜，一定程度上便是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对降水的强依赖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然而，雨水型农业在稳定性和单位面积产量方面都逊色于灌溉农业，导致雨水农业区的定居点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亦逊色于灌溉农业区的大型城市中心。因此，在古叙利亚北部和上美索不达米亚等仰赖雨水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区，定居点往往表现为分散于广阔地域内的小型聚落。
雨水型农业的局限性促使当地居民采取多样化的生存策略，牧业经济是这种多样化生存策略的另一支柱。谢拉特(Andrew Sherratt)指出，对羊毛这种次级产品的开发，首次为不适合耕作的土地提供了可用于交换的重要产品，并使原本需要巨大投入才能运作的城市系统在经济上变得可行。这种以饲养绵羊、山羊为主导的牧业经济对文明之初的古叙利亚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动物考古学的证据显示，牧羊业既在古叙利亚的牧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也是影响西亚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关键要素。就埃卜拉而言，羊类遗骸在埃卜拉3期和4A期地层的动物遗骸中占据多数；在王宫档案时期，埃卜拉行政机构控制的牛群数量仅相当于羊群的7.7%～10%。羊毛以及毛纺织品是埃卜拉重要的出口产品，羊毛亦作为商业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以及用作发放薪酬的支付手段。甚至直到罗马时代，牧业经济都是古叙利亚生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可以说，牧业经济的重要性贯穿古叙利亚的历史进程，其始终是古叙利亚非集约型经济模式的支柱之一。然而，如果从公共权力拓展的角度衡量国家的起源和演进，更重要的并非经济盈余的总量，而在于物质财富中可以被精英纳入控制的可课税、易剥夺的部分。因此，相较于传统的谷物种植业，牲畜的高流动性、牧业产品的隐蔽性，以及游牧-半游牧居民的暴力潜能所引发的社会紧张，都对构建以强大政权为基础的同质性共同体提出了挑战。
文明乃依托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具有连贯性的政治实体方能呈现。因此，“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即表明同质性文明共同体的形成，实质上仰赖地域内强大政权的兴起和发展。然而，古叙利亚并未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样，存在过足以支撑同质性文明体的强大本土政权。究其根本，复杂的地理构造和对外交往的通达性，使其自然地理环境呈现出明显的离心特征，而当地的经济模式又以雨水农业和牧业经济为支柱，亦具有非集约的特征。两者共同制约了强大政权在古叙利亚的兴起，并使其相对于西亚地区呈现出政治分野的发展趋势。
五、结 语
如果坚持将文明视为同质性共同体，那么古叙利亚仅存像犹太文明、迦南文明、腓尼基文明等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小规模现象。这种做法的局限性毋庸置疑：忽视了古叙利亚在早青铜时代便已存在的物质化的文明现象，刻意压制了文明现象与文明实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将对文明形态的思考局限于同质性文明体这一狭隘的范围，从而难以解答古叙利亚文明缘何长期有实无名这一问题。
离心型的地理环境和非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造就了古叙利亚在表、里两个层面的政治分野，其结果则是外来因素逐渐跃升为影响文明流变的关键。由此，古叙利亚文明的生成逻辑呈现出由内生向次生的转型。这种独特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路径亦造就了特殊的复性文明形态。这种独特的形态同学术界有关文明实体一般性认识的冲突，是导致古叙利亚文明这一概念长期得不到学术界认可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本文强调从作为历史现象的物化的文明标准出发，基于对“城市-复杂化社会”生成逻辑的分析，由古叙利亚文明的“实”而讨论古叙利亚文明的“名”，进而将该文明视为受益于文明交往的独特的文明形态。
宏观来看，人类的历史可以视作一部交往史，其主线在于人类由分散走向整体的横向历史进程。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民族、文明的交流互鉴，使得多元主义成为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与魅力所在。而从具体的微观层面看，三洲交汇的地缘特征，使古叙利亚天然地受到邻近不同文明的影响，从而使其比邻近的作为同质性共同体的其他文明，更早、更明显地呈现多元性特质。因此，文明交往是追溯古叙利亚文明流变的主线，更是在此过程中塑造了其独特的复性文明形态——这一结果表明，尽管其流变过程深受外来因素影响，但古叙利亚文明绝非周边文明苍白的复制品和衍生物，而是文明的多元主义本质在具体、微观层次的绝佳注脚。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