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以对1930年代初期社会现象和各阶级生活宏阔又准确的书写而闻名，尤以《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作品为代表。以往的研究已经就此做出了相当程度的挖掘和解读。不过，在现有的研究中，也可以观察到这样两种倾向：首先，解读和分析往往限于单篇作品或某一类型题材（如城市或农村题材），使得对茅盾本人社会书写的整体把握不足，难以在综合性的视野中，连贯地考察其写作的演变并分析其成败；其次，或许受到茅盾左翼作家身份及其相关论述的影响，茅盾这一时期的社会书写作品也往往与左翼社会科学的基本框架和范畴强烈地关联在一起，这又很容易引向两种论述方向，即要么批评茅盾“主题先行”，认为他鲜明的政治立场损害了其写作的文学品质，要么站在同情的一边，着意于论证相关理论命题的正确性，认为茅盾成功地用文学赋予了这些命题具象和深刻的表现。

茅盾的确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对社会科学有强烈兴趣的一人。从他的许多回忆和自述中也可看出，左翼社会科学的相关讨论（特别是社会性质论战）是促使他走出大革命的挫败，从写作革命幻灭期小资产阶级的精神危机而转向更冷静客观的“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重要推手。但是，茅盾毕竟不像他的亲人好友沈泽民、瞿秋白一样，是具有深厚理论素养的党人，甚至也并非训练有素、学有专精的学者。他的写作固然有与左翼理论和社会分析互相呼应的一面，同时也遍布着与前者的张力和抵牾。在这个意义上，不如将茅盾的社会书写视作一个具有自身内部逻辑的整体，通过这一系列写作，茅盾也在摸索着自己关于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观察视角和想象方式，这些视角和想象是处在与左翼社会科学的对话关系之中，而非笼罩之下的。从而，茅盾其实是以文学的方式，来回应1930年代关于社会性质、阶级、社会关系讨论的诸多问题。

本文尝试探索的，正是茅盾如何在写作中构建自己对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构想的问题。具体言之，作为一个左翼作家，他如何发展出自己看待社会的独特视角以及文学写作的“语法”？当文学尝试遭遇社会，茅盾的案例如何反映出这一路径的可能和限度？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语法之外

《子夜》被公认为标志了茅盾写作的一个新阶段。严家炎直接以《子夜》所代表的“用科学世界观剖析社会现实的新的创作道路”，宣告“社会剖析派”的诞生。[1]这里的“科学世界观”，是指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社会分析为基本内容的一套左翼社会科学认知框架。如果说，与左翼社会科学的密切关联，构成了茅盾成熟期写作最核心的特征之一，那么1980年代末以来，这也为他招致了“主题先行”的长久诟病。[2]茅盾本人关于用写《子夜》来介入社会性质论战、“回答托派”的叙述，当然也成为批评者们的主要论据。近年来的研究则通过对茅盾相关说法前后的爬梳比对，就“回答托派”一说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3]不过，无论“回答托派”是不是茅盾事后基于政治考量的重新追述，茅盾对中国社会整体性的摹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左翼社会科学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小说家而非理论家，茅盾的小说图景并不完全贴合于政治论辩的立场，恐怕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恰恰从反面凸显出，茅盾的写作并不可以“主题先行”打发之。因此，不妨将问题转换为：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茅盾小说中对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表现，又如何看待其与左翼社会科学图式之间的离合关系？

以《子夜》为起始，茅盾1930年代前半写作了一系列直面彼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小说、散文作品，除长篇小说《子夜》外，还有中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多角关系》《秋收》《残冬》《赵先生想不通》，散文《乡村杂景》《“现代化”的话》等，或可将这些作品视为一个互相呼应的整体。根据茅盾自述，他“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肇始自“一九三〇年夏秋之交”在亲戚和金融大亨卢学溥公馆中“鬼混，消磨时光”的经历。[4]在晚年所作的回忆文章（《〈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1981）中，他又做了更细致的交代。按照茅盾回忆，他最初计划“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这部都市—农村交响曲将分为都市部分和农村部分，都市部分打算写一部三部曲，并且写出了初步提纲”，也即《棉纱》《证券》《标金》三个记事珠，之后他眼疾发作，停笔休养三个月，此时“决定改变计划，不写三部曲而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即后来的《子夜》”。但《子夜》的设想中其实也包含了相当部分的农村内容。按照计划写完前四章初稿后，适逢访问瞿秋白，经过与瞿秋白的讨论，茅盾最终“把原定的计划再次缩小，又重新改写了分章大纲，这一次是只写都市而不再正面写农村了。但已写好的第四章不忍割舍，还是保留了下来，以致成为全书中的游离部分”。收缩后的《子夜》最终于1932年12月写毕脱稿。[5]

以上经过为茅盾研究者所熟知，本文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复述，乃是因为茅盾作为熟谙现实主义技法的小说大家，其回忆录也不可以“事实照录”视之[6]，值得也有必要细读揣摩。茅盾1980年代的回忆文字叙述了一个“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设想如何逐步放弃农村部分、缩小为主要立足上海这一城市背景的《子夜》的过程，尽管瞿秋白就《子夜》提出的许多建议茅盾都采纳并就此对小说做了决定性的修改，但瞿秋白关于农民暴动部分的建议，茅盾感觉“仅仅根据这方面的一些耳食的材料，是写不好的”，“不如割爱”，“只写都市而不再正面写农村”。[7]对于这个缺憾，茅盾到晚年仍念念不忘，以至于称《子夜》为“半肢瘫痪”的作品。[8]然而，从回忆录中抄录的初版提要来看，其中几乎没有与农村相关的内容，茅盾不得不就此做出相当的解释，称其为“使我奇怪的”明显的“遗漏”，并反复申明《子夜》中现有的与农村相关的许多细节“在写最初的分章大纲时……很费了些斟酌”，“吴荪甫在交易所和工厂两条战线上的苦斗，又与农村的动荡密切相连……这些，我都准备在小说中从正面或侧面加以描绘的”[9]。茅盾在构想《子夜》之初是否已经形成明确的关于农村部分的计划，现在或许已难考证，但与此同时，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子夜》正式脱稿的1932年12月之前，茅盾于集中写作《子夜》的间隙，也写作并发表了《小巫》《故乡杂记》《林家铺子》《春蚕》等一系列农村题材的作品[10]，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这一系列作品与《子夜》最初的“全面表现中国社会”野心之间的关系？如果茅盾一开始就计划“都市和农村的交响曲”，为何《春蚕》《林家铺子》等作品无法纳入《子夜》的框架之内，而需另起炉灶？

事实上，都市与农村并非写作题材的枝末选择，而关涉着更为重大的理论命题。198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茅盾1939年在《新疆日报》社的讲演《〈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一文的扩充。正是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中，茅盾首次提到了“回答托派”的问题。茅盾这样论述了《子夜》尝试覆盖的内容及其理论意义：

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我打算从这里下手，给以形象的表现……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11]

而在1981年发表的《〈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中，茅盾以“三个方面”总结的小说设想消失了，所谓“以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等表述则仍然保留，同时有一些措辞变化。其中最关键的，应该是将前文对中国当时社会性质的判断“更加殖民地化了”，改为“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12]

这看起来仅仅是一个细小的补充，但熟悉社会性质论战者不难嗅出其中的理论争议分量。社会性质论战源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以及基于此的革命道路选择争论，其中一些内容的种子则可回溯至1920年代中期的莫斯科。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这也造成了从苏联国内、共产国际一直延续到中国的派系分裂。双方一个重要的分歧点就在于对中国革命的态度。[13]斯大林派坚持中国革命的两阶段论，即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谋求社会主义革命，与此对应的是对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判定。托洛茨基则强调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可靠性，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优先的策略，其立论的根据则是认为在全球帝国主义的条件下，中国实际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不存在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14]

如果说，在社会性质论战中，中共主流派和托派双方均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承认中国经济（不同程度上的）殖民地性和基于此的反帝任务，那么二者的核心分歧，其实纠结在封建的问题上。双方花费大量精力讨论辩驳封建要素在中国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乃是因为这直接牵涉到革命是否应当包含“反封建”的命题，并关联到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土地革命的性质等问题。由此看来，当茅盾在1939年的自陈中，以“更加殖民地化”来概括小说的主旨，确实有与托派论述不谋而合的风险。事实上，后世学者的确不乏从茅盾的小说中，读出其并非“回答托派”、反倒近于托派者。[15]一生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波的茅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要特别将《子夜》的写作要旨修改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这样看来就不难理解了。所谓“白色的都市与赤色的农村”，正与这一定性形成整饬的对应。茅盾在回忆录中并未保留1939年讲演中以“三个方面”对《子夜》小说内容的概括，恐怕也出于同一考虑。在前引1939年“三个方面”的叙述内，城市与乡村的经济处在高度关联的一体关系中，并且城市对乡村形成主导，这一叙述实际更偏向“殖民地化”，而非“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社会性质论战的一个焦点在于封建要素的存否，那么回应到文学当中，则是城市与农村社会及经济关系的问题。正是在这里，茅盾的写作展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复杂性，以至于当聚焦于不同文本时，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举例而言，当论者仅将目光聚焦于《子夜》时，其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前途的灰暗调子，似乎确实难逃“殖民地化”——托派观点的框架。[16]但如果将《子夜》写作后半段同时与茅盾的一系列乡村题材作品也纳入视野，那么茅盾将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呈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论似乎又可以成立。[17]茅盾文学中的城市和乡村关系因此不仅是一个文学表现的问题，也关涉对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理解及性质判断，这一结构性理解甚至比“殖民地性”或“封建性”的理论语言所提供的图景更为复杂。尽管从最终结果来看，《子夜》和农村题材作品合并起来可以大致纳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架构，但考虑到《子夜》的写作也伴随着一个农村写作收缩、消失又重新（在其他作品中）浮出的过程，我们就不得不追问：在《子夜》中被茅盾放弃的农村内容，与后续《林家铺子》《春蚕》等作品一致吗？在这个消失又重现的过程中，茅盾关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理解和判断，是否以及如何发生了变化？

二 《子夜》与农村的隐显

追踪某个未曾写作出来的内容并非易事，尤其考虑到《子夜》成书过程本身的复杂。在现存材料中，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茅盾与瞿秋白长谈并调整小说框架前的《子夜》“原始”设想的，是茅盾1930年年底、1931年年初写作的《子夜》第一版提要。[18]从这个“提要”来看，茅盾此时计划的内容和情节的确是“以城市为中心”，同时有意识地将农村的内容组织到了吴荪甫、赵伯韬所代表的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斗法情节当中。在人物设计中，赵伯韬的银行资本家团体中原本有一位“大地主某甲”，此人的“地产事业亦与美国人英国人合办”[19]，这可能是在提示农村地主阶级与城市银行资本家乃至帝国主义势力的勾结。此外，作为小说主情节的三次交易所战争和工潮，在第一版“提要”中精确地对应着红军的几次军事胜利，当然也是暗示赤色农村对白色都市的包围。茅盾最初设计小说的结尾，是两派资本家在牯岭面对夕阳，想到攻占长沙、绕袭南昌九江的红军冷汗涔涔，预示着资本集团大势已去，而从农村开始的革命运动的即将胜利。茅盾起初将小说命名为《夕阳》，又拟《燎原》《野火》等题，也可反映出上述设想。[20]

日本学者桑岛由美子曾提示《子夜》的情节设计与茅盾胞弟沈泽民1931年发表的论文《第三时期的中国经济》之间有重叠之处。[21]实际上，如果将《第三时期的中国经济》与《子夜》第一版提要对读，其共同之处恐怕还要高于《子夜》的正式版本。如沈泽民认为此时的中国形成了“地主，商业资本，与高利贷，和工业资本的‘三位一体’”，具体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统治”，[22]《子夜》原先设计的吴赵两败俱伤、殊途同归的结局，无疑比瞿秋白提议的赵胜吴败（金融资本战胜工业资本），更能体现所谓的“一体”性。沈泽民也强调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和彼此间的竞争，[23]《子夜》的初版提要中，茅盾对不同资本家与帝国主义关系有较多设计，如安排吴荪甫后期与英国银行家发生关系，英美资本介入中国地产事业等线索，成书版本则有大幅削减，只保留了对赵伯韬背后美国势力的暗示，周仲伟和吴荪甫等人将工厂卖给外资仅是一笔带过。最关键的是，沈泽民此文终结于对苏区革命运动前途高度的乐观，认为苏维埃提供了军事和经济上克服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要素，[24]这也正与初版提要中两派资本家“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末路感呼应。而在正式成书中，茅盾基本放弃了对农村暴动部分的写作，吴荪甫的失败因此并非整个资产阶级的没落，反而是有志向的实业家被更黑暗的金融资本吞噬，尚处在最黑暗的“子夜”时分。

根据相关历史研究，沈泽民与妻子张琴秋1930年10月自莫斯科回到上海，二人在上海一直停留到1931年4月被派往鄂豫皖苏区。[25]这也正是茅盾放弃《棉纱》《证券》《标金》三部曲、改作《子夜》长篇的关键时期。沈泽民1925年赴苏联，1927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政治经济学教师，曾亲自聆听过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对托派意见的反驳演讲，在中山大学学生内部就中国革命方向问题争论时，沈泽民坚定地站在斯大林的立场上，此后又考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深造。[26]沈泽民也深得共产国际信任，是作为“信使”回上海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的指示意见的。[27]他对社会性质论战的态度由此不言而明。不难想象，作为一直亲密无间、在文学和政治思想上高度共振的亲兄弟，沈泽民在莫斯科接受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会深深影响茅盾。甚至可以设想，沈泽民的归来，他对相关理论争论的了解，或许正是促使茅盾放弃三部曲计划，而要用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来表现中国社会的契机。[28]《子夜》初版“提要”中，留下了诸多沈泽民思路的痕迹。

然而，理论的宏大构图毕竟不能直接等同于文学，从提要到真正的小说，还有诸多中介环节需要经过。茅盾自述正式落笔写作后，“就感到规模还是太大，非有一二年时间的详细调查，有些描写便无从下手”[29]。《子夜》的前四章基本是按照初版“提要”和分章大纲写作的，细绎之能窥见茅盾一些最初的设想如何转化到文本中，也可推测他所遭遇的具体困难。前四章中，第四章是公认的围绕“农村”展开，但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铺垫。第二章，乡下给吴荪甫打来电报，通报“四乡农民不稳”，紧接着，裕华丝厂账房莫干丞来报告工潮事，工人因米价上涨要求“米贴”。[30]这无疑暗示着农村经济破产和动荡波及城市。第三章，丝厂老板朱吟秋以工厂停工相胁迫要求吴荪甫、杜竹斋放宽还款期限，因为“目前各丝厂的情形，就像一个大火药库，只要一处爆发了一点火星，立刻就会蔓延开来，成为总同盟罢工的”[31]。由此处看，茅盾一开始设想写作的工潮规模大概远超出裕华丝厂本身，工潮并非偶发事件，而呈现为一种与农村危机互相呼应的结构性后果。此外，熟悉沈泽民相关论述者，也不难在茅盾为诸人物所涉行业的设计上，看到内地与上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联铺垫：火柴厂老板周仲伟、长途汽车和轮船公司总经理孙吉人、河南的煤矿公司总经理王和甫，这几个人成为益中公司的核心并非偶然，在沈泽民看来，火柴业是因进口原料在帝国主义势力操纵下涨价而导致倒闭的典型，国内的军阀混战则毁坏了运输业，运输系统的破坏又打击到内地的矿业。[32]组建益中公司，既是以大胆野心打动了吴荪甫的商业构想，也是茅盾尝试文学性地呈现中国社会整体的叙事抓手。

然而，第四章以后的小说无疑没有在这些铺垫基础上继续展开，其中尤其明显的是益中公司的叙事功能收缩，只成为吴荪甫与赵伯韬金融斗法的皮包公司，孙吉人和王和甫也降格为两个面目模糊、难分彼此的形象，沦为吴阵营的跑腿工具。这一转折的关键一般认为是写完四章后茅盾与瞿秋白的讨论，但考虑到茅盾对瞿的建议实际上是有选择性的听取，那么茅盾的调整当然也源自某些写作的内部困境。就第四章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尽管包括茅盾本人在内，都将该章内容表述为农村相关，但其故事实际完全是在双桥镇这个市镇空间展开的，中心人物是镇上的恶霸劣绅曾沧海父子。其次，小说对曾氏父子丑态之刻画可谓穷形尽相，相较起来，所谓对“农村革命势力的发展”[33]的表现，只是通过曾氏父子的视角，看到的攻入双桥镇的农民军队。冲天的火光、嘈杂的枪声和叫喊声，固然惊心动魄，但小说对暴动的原因、农民军的具体人物等均无刻画，流于表面化的铺排。由此不难看出，茅盾的确缺乏农民武装暴动的直观经验，他更熟悉的乃是乡镇空间中的士绅阶层的生活，即便有瞿秋白的诸多建议，他仍然感觉“向壁虚构”，如此一来，要放弃这一思路也就势所必然。

但与此同时，写作农村并不一定等同于直接写农村革命，茅盾将焦点放置在武装斗争的场面之上，除开沈泽民的影响外，大概也源于此时弥漫在左翼群体中对红军军事胜利的乐观。1930年代中，在李立三“六月决议”指导下，多个根据地的红军数次尝试武装暴动，占领中心城市，以迅速“完成全国暴动的胜利”[34]。尽管李立三旋即遭到来自苏联方面的批评并离开中心领导岗位，作为“立三路线”思想源头之一、鼓吹世界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第三时期”论此时却仍然主导着共产国际。[35]茅盾回忆，他创作《子夜》的缘起之一，是“得知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正蓬勃发展，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的军事围剿……这些消息虽只片段，但使我鼓舞”[36]。茅盾特意将《子夜》的小说时间安排在1930年6月、7月，并以“彭德怀部占领岳州三日”“贺龙在沙市、孝感、大冶进出”“朱毛围攻吉安”等“立三路线”主导下的军事尝试为重要时间节点，[37]当然也包含着类似的农村武装斗争将很快进展为城市革命的期待。

初试水写作农村武装暴动后的茅盾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与瞿秋白的讨论则可能更进一步推动了他的想法变化。瞿秋白明确点出茅盾未涉及土地革命问题，又“介绍了当时红军及各苏区的发展情形，并解释党的政策，何者是成功的，何者是失败的”[38]。作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参与中共最高层领导的人物，瞿秋白对红军与各苏区的具体状况，当然比一直在苏联进行理论学习的沈泽民，以及流亡日本、脱离党组织的茅盾要了解许多。尽管瞿秋白此时还未有在苏区参与实际斗争的经验，且在1928年4月底至1930年7月一直身处莫斯科，但他参与过土地革命相关的一些党内讨论和政策起草，曾就富农问题与张闻天展开辩论。[39]此外，瞿秋白1930年8月回国，随即卷入围绕纠正“立三路线”而展开的党内斗争并最终被王明等人排挤出领导核心，对“立三路线”主导下红军诸次军事行动及苏区策略的反思也是讨论和斗争的焦点。[40]在这样的情况下，瞿秋白对红军及各苏区的态度当然不会像茅盾一样简单。当茅盾携《子夜》前四章手稿去瞿秋白寓所讨论时，适逢顾顺章叛变事发，茅盾于是带瞿秋白夫妇回寓躲藏了一个多星期，有机会与瞿秋白深入交流，“那时天天谈《子夜》”[41]。可以推测，茅盾大概借此机会对苏区及军事斗争的复杂性有了更多认知。此外，1930年11月蒋介石完成中原大战，终于有精力集中对付苏区，1931年一年内发起了三次“围剿”，虽然均被化解，但局势已明显有别于前，现实状况的变化可能也促使茅盾调整了计划和写作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茅盾所谓在《子夜》中放弃农村面，实际放弃的是围绕着农村武装暴动的诸多线索，以及由农村暴动迅速引发城市中各矛盾激化、资产阶级走向末路的叙事方向。由此观之，瞿秋白建议的赵胜吴败的结局，确实体现出对此时中国社会与革命前途更深刻的洞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子夜》彻底剥除了农村要素。桑岛由美子就认为，屠维岳和曾家驹的角色设置，乃是第四章之后“农村的光明与黑暗”在城市舞台上的延伸，表现出“茅盾对农村明暗特有的矛盾情感”。[42]事实上，屠维岳的角色在“初版提要”中并未出现，前四章中，屠维岳也不过是莫干丞口中跟在女工身后“吊膀子”的浪荡子弟，这个人物后来成为冷静且有手腕的工厂主管，无疑是茅盾写作思路调整的结果。在保存下来的分章大纲中，曾家驹也被设计为丝厂里与屠维岳对立的另一派“工贼”之一[43]，但这些情节最后没有在小说成稿中体现。如果说，屠维岳和曾家驹代表了茅盾的农村设想最后遗留在小说里的尾巴，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吴荪甫的故旧子侄，屠维岳和曾家驹都来自双桥镇，仍然是市镇士绅阶层的后代，而非老通宝、多多头似的乡居农民。在这个意义上，茅盾对农村的思考和理解，其实是从“市镇”这个层面开始的，而这也正预示了茅盾之后写作的转变。

三 市镇与重新构想中国社会

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茅盾提及自己1932年“转向了农村题材，而且以后几年又继续写了不少农村题材的作品”[44]。这些作品包括《小巫》《林家铺子》《故乡杂记》《春蚕》等。不过，如果对照茅盾1932年年底的自叙《我的回顾》，虽然文中也提及了“题材”的“改换”，但并不以“农村”概括之，而称《林家铺子》和《小巫》为“第一回描写到乡村小镇的人生”[45]。这样看来，“农村”恐怕是一个更为后设的范畴，最初在茅盾的心目中，《林家铺子》和《小巫》毋宁是将其笔端由大都会上海转向内地的一个最初尝试，而这一尝试首先落脚于市镇。实际上，纵观1932—1935年茅盾的写作，除开其晚年回忆录所述的“不少农村题材的作品”外，仍有一定数量的城市和市镇题材小说和散文作品，[46]甚至还连续写作以“上海”为题的速写，并出版过单行本。[47]都会、市镇、乡村多条写作线索的并行，显示茅盾对整体性写作中国社会的尝试并未止步于《子夜》，而有了更具体的推进。

另外，1932年的确标识了茅盾写作阶段的重大变化。茅盾在回忆中提及，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二八”事变后江南地区的动荡。[48]茅盾自1930年归国后，每年夏天本会回老家小住十余日，对家乡情况并不陌生。“一·二八”战事起后，茅盾于当年5月将母亲送回乌镇老家躲避，8月再回乡为祖母奔丧。两次间隔时间不长的返乡给了茅盾深入观察和感受江南社会实情的机会，此后，他农村写作所涉群体与内容也出现了明显的拓展。从作品来看，1932年2月29日完稿的小说《小巫》，以一位曾在上海当妓女、被某老爷买回镇上做姨太太的菱姐的视角，刻画了市镇统治者的丑恶嘴脸和无耻堕落，从故事走向、人物设定到基本主题，都与《子夜》第四章有诸多相似之处，实际可看作对前者的一个重写。虽然两个文本都以极为尖锐的笔调写作了市镇绅士阶层的腐败、道德沦丧和穷途末路，但由于只将写作对象集中于市镇的统治阶级家庭内部，并极力展示其败坏和穷凶极恶，就使得两个文本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单薄感。市镇在茅盾笔下，不过是封建势力最后污浊恶臭的营垒，尽管两个文本都将结尾落在农民反抗导致旧统治秩序的崩塌，但这一安排本身也难免陷入抽象和图示化的毛病。由此可以看出，返乡之前的茅盾对市镇和农村看法，仍然没有脱离《子夜》的基本范围。

相较于《小巫》，返乡之后写作的《林家铺子》和《春蚕》，则在视野和内容上有了明显拓宽。茅盾出身浙江乌镇的商宦人家，祖父经营纸店，[49]《林家铺子》和《春蚕》故事的原型在返乡后写作的散文《故乡杂记》中都已经出现，这两个小说的题材既有现实的刺激，也与茅盾的家庭经历相关。尽管茅盾自己将《林家铺子》的主题总结为批判“一·二八”后“日本侵略者这个魔影”和“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如何利用民众的抗日热情而大发横财”，[50]但小说对林老板悲剧原因的呈现，其实要远远复杂得多。贯穿小说始终的，是年关前后林家铺子逐渐紧迫起来的各种债务危机，由此创造出一种紧张压抑的节奏，与《子夜》被交易市场的交割日所分割的叙事节奏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意义上，《林家铺子》其实也是一部尝试通过文学来深度反映和描绘内地城镇经济生活的作品。茅盾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交代了林家铺子或近或远的种种危机要素：一开始通过林大娘之口，道出“你爸爸做做肥田粉生意又上当，呃——店里全是别人的钱了”[51]。林家因此在小说初始即已赔光了自家资本，接受了朱三太、陈老七和张寡妇的存款入股，年底有送利息之义务；接下来，为了继续售卖已经吃下的东洋货，林老板不得不向国民党部行贿四百元，这掏空了家中存款，还向恒源钱庄加借一百元，使得林家铺子在恒源钱庄的欠款达到六百元；欠上海的东升字号货款八百元；同时四乡和镇上商户欠林家铺子的账头未能收齐，伙计寿生只从四乡收上五百多元，其中一百多元庄票被恒源钱庄扣下抵充欠款，余下全部给了上海的催账客人；镇上欠着林家货款的聚隆与和源倒闭，林家铺子吃了三百元倒账。年关后，寿生想到了“一元货”的绝佳生意，心生嫉妒的裕昌祥商号却在外散播林老板即将卷款逃跑的消息，导致陈老七等人上门挤兑存款、党部扣押林老板讹诈，裕昌祥趁机低价挖货，林家铺子无法支撑，只能关门跑路。

这样来看，林家铺子的倒闭并不单纯是日本侵略和国民党迫害的结果，更大和更直接的原因是其内在的种种经济关系无法再完成内部循环与支撑，直到关门前，林老板在账面上并非一贫如洗（“而且到底人家欠他的货账还有四五百”[52]），但现金流的枯竭已无法应对局面。近年的一些研究也注意到《林家铺子》复杂的经济往来账目，研究者通过数字核算、版本对勘以及查阅当时的经济史数据，指出其中不尽合理之处，认为茅盾对商业和经济实际了解有限，同时需将文学创作置于政治主题之下，造成了其小说经济叙事的漏洞。[53]不过，茅盾不厌其烦地设计这些复杂的经济关系，多次描写林家铺子的具体收支和亏空数额，而不是通过一味渲染侵略者或国民党与林老板的对立来强调批判效果，恐怕恰恰反映出上述经济关系对茅盾的重要性。事实上，许多亲历过那个时代的评论者就高度赞扬经由这些经济关系所折射出来的广阔社会面貌：“设在江南集镇——这是初级市场——上的店铺，联系着农村，联系着上海这个大城市，城乡的变动都给它带来重大影响；与镇上的各个方面，商业竞争的对手、转手批发的对象、借款的钱庄、吸引来存钱的散户、从上海逃难来的人家、国民党反动官僚，都会发生纠葛……”[54]甚至有评论者还感到惋惜，认为包括林老板与钱庄、同业的关系在内的内容是重要的事情和情节，但因小说写得较为缩紧，企图在一个片段中表现的社会生活面过广，“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这就有损于主题思想的深化”[55]。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隐藏在这些经济关系之后的社会图景？小说初始关于肥田粉的交代，其实就颇具用意。在次年发表的速记《陌生人》中，茅盾将洋种蚕种和肥田粉视为与火车、轮船一样，正在闯入乡村的现代力量表征。茅盾详细记述了肥田粉在进入乡村的过程中伴随的竞价倾销、小商人破产，及其对农民生产节奏的扰动，但并不简单地将其视为罪恶之物。[56]在同年早些时候发表的另一篇速记《“现代化”的话》中，茅盾说：

这几年来，公路建成了不少，乡下人也有眼福看见汽车了；跟着交通的发达，向来鄙塞，洋货和钞票不大进得去的地方也就流通无阻了；生活程度也慢慢跟着高了；生活程度高，又是“现代化”的显著征象。还有，跟着交通的发达，大都市里的时髦风气也很快地灌进内地去了；剪发，长旗袍，女大衣，廉价的人造丝织品，国产电影，一齐都来了。都市和乡镇现在正起了交流作用，乡镇的金钱流到都市，而都市的“现代”风气的装饰和娱乐流到乡镇。然而我的朋友，最好你到农村里住上几个月。那时你就知道农村之急速地“现代化”，竟出乎你的意料。[57]

“现代”的要素正在快速地从城市进入市镇和乡村，改变着后者的面貌以及人们的命运。同时期发表的散文和小说中，这一主题反复在茅盾笔下出现。肥田粉生意致使林老板赔掉资本，既提示着林家铺子传统的商业功能是沟通城乡、面向乡村，又暗示其未来命运之黯淡。城乡的关系和内在构造因此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坐落于市镇之上的小商户林家铺子，成了种种关系和矛盾的中心。从这个角度，林家铺子的各种经济往来就不是单纯的数字盈亏，而折射出社会变迁的痕迹。小说中，比较多被评论家注意到的是贫穷的四乡农民挎着空篮走过镇上街道的场景，农村的贫困化当然是林老板失败的重要原因，也关联着后续茅盾写作《春蚕》的主题。但仍需将此与其他的经济关系——如林家铺子与镇上其他商户的关系——联合起来看待。如前文所述，小说中呈现的林家铺子债务大宗，一是欠上海东升货号的货款，二是欠本镇恒源钱庄的借款。其中，林家铺子与恒源钱庄的关系尤其纠缠，林老板首次被国民党党部敲诈时，是向恒源钱庄借贷渡过了难关，而当上海客人前来收账时，林老板再次试图向恒源钱庄寻求转圜，却遭到无情拒绝：“不行了！东洋兵开仗，上海罢市，银行钱庄都封关，知道他们几时弄得好！上海这路一断，敝庄就成了没脚蟹，汇划不通，比尊处再好的户头也只好不做了。对不起，实在爱莫能助！”[58]

欠东升货号大宗货款，说明林家铺子货品的主要来源是通过上海商行进口的东洋货；钱经理突然拒绝再次向林老板借款，并提出要“收紧盘子”、要求林老板年前还清债务的原因，则是“一·二八”事变爆发导致与上海的“汇划不通”。由此，林老板的债务关系实际也反映出，内地小城镇与上海之间的商业和金融往来呈现出倒向上海而市镇日益穷蹙的趋势。众所周知，《林家铺子》所描写的市镇原型，即是茅盾的故乡乌镇。[59]茅盾在《故乡杂记》中曾言，“这是五六万人口的镇，繁华不下于一个中等的县城”[60]，从当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来看，茅盾并未夸大乌镇在江南地区的地位和重要性，甚至略有谦虚。现今的乌镇历史上又称乌青镇，由一水之隔、分属乌程和桐乡的乌镇与青镇组成，明清以来，乌青镇成长为商品集散型兼交通枢纽的工商业市镇，“从疆域、人口、经济诸方面来看，卓然超乎江南诸镇之上，可以说是江南第一大镇，确具有郡县之气象”[61]。以乌青镇为代表的、兴起于明清的江南市镇群，其基础是江南地区的农业商品化和乡村手工业，市镇经营的丝绸业、棉布业、冶业、造船业等产业与其周边乡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市镇发挥着商业中心的功能，促进了“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渗透到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62]。钱庄、典当行业固然带有不可否认的剥削性，但它们也为小生产者和商业经营者提供了“通有无，济缓急”的渠道，是江南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指标和助力。[63]如此一个从市镇到乡村，通过商业、手工业和传统金融业联络起来的经济网络，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称为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当代的经济史学者则名之以“江南的早期工业化”[64]，也构成了长江三角洲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苗床。实际上，从《子夜》中吴荪甫的产业，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作为上海的工业大亨和民族资本家，与市镇以及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关联：除开上海的丝厂、筹划中的益中公司，吴荪甫还在故乡双桥镇有独立经营的电力厂、米厂，油坊，一个当铺和一个钱庄。当吴荪甫在多条战线出击、资金日渐吃紧时，他的第一个动作即是派管家费小胡子“立刻回镇去，把现款统统收齐，有多少是多少，就立刻送来”[65]。在这个意义上，吴荪甫在上海金融场上的投机，是以尽可能地汲尽市镇和乡村财富为前提的。

《子夜》中的这一情节正与林家铺子的命运互为表里——林老板的走投无路，以其债务为表征，也象征着曾经作为江南经济枢纽的市镇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一整套生产和经济关系，在1930年代初这个时间节点无以为继、走向衰败。作为本地市镇上的小商人，林老板铺子里的商品却已经被外来的东洋货（而非本地货）占据，同时市镇的金融资源也高度受控于上海。而当吴荪甫一步步醉心于上海投机市场的成败，他要在故乡市镇建起现代化“双桥王国”的宏愿也被抛诸脑后了。这并非茅盾的文学或意识形态虚构。城山智子关于大萧条时期中国的经济研究指出，20世纪初期，江南城乡之间存在着一体化的经济形态，城乡间有季节性的资金循环，但从1929年开始，出现了资金朝向中心城市（上海）集中的趋势，这加剧了农村家庭的生计困难。[66]马俊亚也指出，1930年代初，江南的乡村金融向都市大量集中，大都市金融出现畸形膨胀，乡村则金融枯竭，造成手工品贸易阻滞。[67]这一现象一般被解释为世界性大萧条冲击下农产品价格下跌导致的农村破产，费孝通则提出了“乡村—市镇—都会”框架，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市镇是依赖乡村生产而形成的商业性或金融性的集聚，现代的都会则是以通商口岸为主体、推销和生产现代商品的通都大邑。都会是输入洋货的入口，同时生产现代工业品，其结果是毁坏乡村手工业，西洋的消费品占领了市镇，却无法进入广大的乡村。费孝通因此认为，中国的城乡关系呈现出“相克”而非“相成”状态，都会和市镇的繁荣背面是乡村的穷困。[68]

费孝通提出此论是在1947年。他的观点中或许有对市镇评价过苛之处，如他认为市镇无法对乡村形成经济互助，只是负担[69]，但通过“乡村—市镇—都会”这一套城乡关系的结构性分析，费氏也提示出1930—1940年代的乡村危机背后，实际潜藏着两种不同的经济生产及商业模式之间的角力与升降。如果说这一观察较之将危机归结于大萧条冲击等表层原因更为深刻，那么茅盾则早在1930年代初已经通过现实主义文学的眼睛，敏锐地捕捉到市镇衰颓的征候及其可能包含的转捩性意义。当镇上的典当行拒绝乡下人的哀求、钱庄冷酷地提走林家铺子刚刚赚来的收入，这里不仅包含着对高利贷者的道德批评，而且提示出整个系统崩溃的线索；小说末尾，曾经上林家催账的朱三太、张寡妇等人丧失财产陷入疯狂的场景，也并非为了表现林老板作为资产阶级对小生产者的残酷剥削，而呈现出市镇传统的经济和人伦关系全面瓦解的冷峻。

在以往的研究史中，或许是囿于传统的“城市—农村”二元视角，以及革命史中对农村革命合法性的强大叙述惯性，对茅盾1930年代前半中短篇作品的评论多集中于以《春蚕》为代表的“农村三部曲”，对《林家铺子》关注有限。[70]但从茅盾内在的写作逻辑来看，《春蚕》实乃《林家铺子》相关主题继续朝向乡村的延展，是《林家铺子》写作完成后才可能出现的作品。当市镇逐步被来自都会的“现代”攻占，其传统功能日渐垮塌，必然也连带着深重的乡村危机。近年来，脱出传统窠臼、通过结合具体的社会史经济史材料来对《春蚕》展开文本细读的研究不少，本文在此不赘。[71]可稍作补充的是，正如李哲指出的，《春蚕》中的农村并非1990年代以来评论家们热衷于解读的乡土文化空间，而是朝向城市和市镇乃至国际市场开放的经济空间，老通宝身上也具备强烈的经济人属性。[7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春蚕》的内容往往被认为服务于论证农村革命的必然，细究之却不难发现，茅盾并未在经典的农民-地主阶级矛盾框架内安排叙事，而将故事的核心矛盾设置在村庄中一应旧法的老通宝与急剧变化的外部“世界”之间，直接造成老通宝悲剧的恰恰不是某个具体的阶级剥削，而是塘路上不开门的茧厂和镇上行情飞涨的叶行。1930年代以罗浮为代表的一些左翼评论家批评《春蚕》中农民的阶级意识“写得非常淡薄，非常微弱”[73]，正是由此而来。在约50年后写作回忆录时，茅盾仍就唯物辩证法的标尺与生活经验问题，对1930年代关于《春蚕》的批评作出回应，[74]可见茅盾坚持《春蚕》是基于真实的生活观察，即便这种“真实”并不能快速被茅盾本人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顺畅容纳。相较于一般的阶级叙事（如“农村三部曲”后两部的《秋收》《残冬》），《春蚕》的故事更深刻地反映出农村与市镇互相关联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崩塌的历史进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命运的悲剧性跌落，《春蚕》的文学震撼力之长久，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历史真实”的厚度。

四 市镇视野的文学可能

茅盾对市镇的写作并不止于《林家铺子》和《春蚕》。事实上，如果从更长的时间脉络来看，甚至可以认为，市镇视野的出现以及在上述作品中的发展成熟，重新点燃了他“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野心。一个值得注意的小插曲是，1933年，也即《林家铺子》和《春蚕》发表次年、《子夜》正式出版当年，茅盾的表叔卢学溥主持发起修纂《乌青镇志》，茅盾亦被邀请一起“商定体例，决定大纲”。这部镇志于1935年开雕，1936年告成。据晚年采访，茅盾为这部志书主要做的是从上海请了一位测绘专家，绘制了精确的乌青二镇地图。[75]虽然并非镇志修撰的核心成员，但此事很可能再度强化了茅盾从市镇来观察和理解中国社会的视角。茅盾晚年回忆，1933—1935年文坛斗争激烈，颇为忙碌，他“未能把主要精力用到创作上，而是打了各种各样的杂”[76]。从他这段时间的创作履历来看，尽管在百忙中，茅盾仍写作了一定数量农村和城市题材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这一方面是以“速记”方式快速反映和记录现实，另一方面，茅盾在写完《子夜》后，其实一直有“再写一个长篇的愿”[77]，从题材上看，这些作品既有更多样的对农村生活的侧写，也有一些回到《子夜》涉及过的题材，如证券市场和银行业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为是为创作《子夜》类似的长篇而做的准备。此外，1933年夏，茅盾开始翻修乌镇老家后院的三间平房，并亲手设计绘制了房屋的草图，新屋于1934年秋后落成，这也是为“躲到这里来写作”而准备的。[78]

这部计划中的大作品最后落实在纸面上，即1935年完成的中篇小说《多角关系》。在茅盾的回忆中，这是“原来打算躲到家乡去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计划”失败的产物，“自己也不满意”，“可以说是写失败的”。[79]后续文学史对这部作品也言之不多。不过，从《多角关系》初发表时的反馈来看，倒并不像茅盾所言这般糟糕。该作1936年出版单行本时，文学出版社的预告中如此说：

这个中篇可以算是《子夜》的续篇。写的是一九三四年年关时的金融恐慌，与《子夜》一般的真实生动。故事是四五组人物中间的债务纠纷……这样的“多角关系”表现出农村经济破产与都市金融停滞双重的严重性来。故事是发生于下午到晚上的六七小时内的，动作很紧张；以结构上说，可说是作者所写中篇小说之最严密者。作者特别用了通俗的文笔，希望从知识分子的读者扩充到一般读者。^[80]

可见当时读者，甚至可能包括茅盾本人在内，此时是将《多角关系》放在《子夜》的延长线上来看待的。在一部小说中同时表现“农村经济破产与都市金融停滞”，也显示出茅盾尝试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涉及过的主题熔为一炉、整体性地呈现中国社会的努力。正如诸多评论已经指出的，《多角关系》的一大特点是结构精巧严密，[81]故事发生在一个江南市镇年关前一天的下午到晚上，各色人马轮番出场，通过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群体面貌。如此工整的设计，显示茅盾对从江南市镇一隅来透视中国社会全部面貌的想法，有了更为成熟的构思和信心。小说主人公唐二老板唐子嘉，身兼地主、房东、工厂主等多重身份，小说第二节特别详细交代了他的财产清单和债务往来，可见茅盾是尝试以这个人物为抓手，通过他的经济和人际关系来勾连多样的社会空间和人物的。唐子嘉有良田千余亩，本地和上海房产多处，同时是华光织绸厂和立大当铺的大股东，但到年关之时，他的租米因庄稼歉收收不上来，又欠着银行及钱庄各种压款以及华光厂工人的薪水和遣散费，他的地皮、市房、机器、货物等却抵押不出现钱。唐子嘉从上海狼狈逃回老家想筹钱避债，但终究“坍了”，连带着的是小洋货店老板李惠康的破产、华光织绸厂工人和乡下佃户们的走投无路、穷极而反，唐子嘉却仍能和他互相欠着糊涂账的有钱人朋友们在饭店里鬼混，大发感慨。小说中，“僵住”的经济关系和债务对不同阶级群体的压力，被比喻为“锤子吃钉子，钉子吃木头”[82]，茅盾不仅围绕金钱和债务来安排不同人物间的矛盾与故事，而且在其中穿插了唐子嘉的公子唐慎卿的荒唐罗曼史，被唐慎卿始乱终弃的李桂英，正是在唐子嘉的立大当铺中存着款项、被“唐二老板坍了”而带倒的李惠康的女儿，抽象的经济和剥削关系在此也获得了情爱纠葛的具象表现。这样的写作方式既是《林家铺子》的延续，也是对前者的丰富。当时还在清华读书的王瑶就特别赞赏《多角关系》，称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了“人类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发展中来表现出复杂错综而并不杂乱的故事结构”“表现出社会中本质的必然而不是观念的说明”，足为初学写作者垂范。[83]

尽管写作精巧、情节紧凑，但《多角关系》并未像《子夜》《林家铺子》《春蚕》一样受到广泛认可，原因大概是多重的。从时间上看，《多角关系》于1936年正式发表和出版，抗战已迫在眉睫，社会和知识界的整体氛围大不同于1930年代初社会性质大讨论之时，读者不只期待着对中国社会沉疴鞭辟入里的分析诊断，而且希望指出方向和出路，[84]而这恰恰是《多角关系》所缺乏的，《多角关系》所尝试的，仍然是以一种更完整的方式来剖析社会的结构和关系。但更致命的问题，或许仍在作品本身。尽管在呈现社会结构的设计上，茅盾有了更为成熟的想法和全面的意图，但落实到小说具体的人物和内容，却显出重复与干瘪。相较于沪上大亨吴荪甫，唐子嘉的设定和位置，固然更适于全面展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小说只刻画出唐子嘉的狡诈、卑劣、不择手段，而没有吴荪甫的宏大抱负和悲剧英雄感，在这个意义上，唐子嘉是一个比吴荪甫更为平面和脸谱化的角色。李惠康也不过一个稍精明些的林老板，他经历破产、女儿被糟蹋，读者却不容易引起更大的同情。茅盾晚年的回顾也承认，这篇作品“人物不突出，材料也不突出。那时已经没有新的材料了，又没有整段的时间静下来像《子夜》那样去搜集材料，体验生活，以及构思和创作”[85]。此外，日本学者清水茂提出，《多角关系》高度集中的空间和时间，是一种戏剧“三一律”式的表现手法，其实是放弃了茅盾长期以来靠时间流动来刻画环境变化，进而影响人物性格、命运变化的惯用方式，“由于场所和时间过分集中而产生说明不足之处”[86]，造成感染力不足。实际上，对《多角关系》大加赞扬的王瑶也认为，小说“有些背景的描写不够，有些地方尚多流于概念的说明”[87]。小说最后一节唐子嘉避入城外铁路饭店的豪华房间，与阔人朋友们就银行业的“胀死”、洋米进口等问题大发议论，本意当然是要为小说描写的种种经济怪象进行说明，但放在小说紧张复杂的情节展开之后，显得比《子夜》中吴公馆大客厅中的清谈更加突兀生硬。

《多角关系》大致可视为茅盾1930年代社会书写的收尾。很快，随着战争全面爆发，茅盾也开始了流徙，他的写作和思考随之转入新的主题。但从《子夜》到《多角关系》的写作序列，仍然标识了他本人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次重要尝试。从茅盾写作的演变轨迹来看，尽管茅盾的社会想象始终处在左翼社会科学的影响之下，文学的眼睛仍然带着他逐步走近了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内部肌理。凭借现实主义文学家的敏锐，茅盾抓住了市镇这个勾连城市和乡村、可能由此透视整个中国社会的关键点，这不仅已经脱逸出沈泽民、瞿秋白等人所提供的理论图谱，而且甚至可以说，体现出超前于当代历史与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后设的城市／农村二元视角，其实掩盖了茅盾本身的创造性。然而，归根结底，茅盾是以文学立身的文学家，他无意建造恢宏的理论大厦，而更倾心于通过理论和社会科学的抓手，来发掘真实的人生。尽管获得了结构中国社会全般面貌的独特视角，但如果无法由此创造出鲜活的人物和激动人心的故事，又有什么意义？《多角关系》的失败因此是文学本身的失败。茅盾后来不愿多谈这部由长篇小说的宏愿坍缩下来的作品，[88]正体现出他对文学的忠实。

另外，茅盾1930年代的社会书写也昭示出此时文学创作的强度。正是由于并不满足于仅仅创造美的、愉悦的文学，而相信文学具有理解人生乃至社会全般面貌的能力，茅盾才可能通过一系列写作和思考，逐步从理论的框架中走向更为丰厚的历史真实。抛开《多角关系》不谈，即便获得了承认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也绝非完美无瑕、无可挑剔，今天对茅盾的许多批评和质疑即注目于此。但这些具有毛刺和缺陷的作品中展现的丰富性，那种经由文学去广泛地介入乃至撬动现实的充沛活力，恐怕是我们当今许多光滑精致的文学作品所难以比拟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仍然值得我们再三重读与致意。

注释

[1]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

[2]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读〈子夜〉》，《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3]毛夫国：《再论〈子夜〉的主题先行》，《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6期；妥佳宁：《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4]茅盾：《子夜·后记》，《茅盾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3页。

[5][7][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2～504、501～503、500页。

[6]如茅盾回忆录中关于自己在1927年7月、8月间滞留庐山牯岭而未能赴南昌参加起义以致脱党的自述，已由诸位学者指出其中细节偏离真实。参见余连祥《逃墨馆主——茅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15页；赵《“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政治——作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序幕的〈从牯岭到东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2期；张广海《“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01～311页。此外，妥佳宁也指出，《〈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中提及1930年中国丝业状况相关文字和数据，应该是在子女帮助下参考原始史料数据而来，而非源自茅盾当年的记忆。参见妥佳宁《〈子夜〉中的资产阶级何以民族、经济危机何以世界？》，《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8]茅盾：《子夜·再来补充几句》，《茅盾全集》第三卷，第560、562页。

[1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第518页。

[11]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茅盾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4页。

[1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第482页。

[13]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14]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7页。

[15]桑岛由美子：《茅盾的政治与文学的侧面观——〈子夜〉的国际环境背景》，袁暌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妥佳宁：《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6]桑岛由美子：《茅盾的政治与文学的侧面观——〈子夜〉的国际环境背景》，袁暌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

[17]邬冬梅：《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18]按茅盾第二次眼疾复发为1930年11月写作中篇小说《路》时，根据茅盾回忆，他此时决定将三部曲改为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写出了“提要”和若干册详细分章大纲，并据此写作了前四章。分章详细大纲现不存世，“提要”则被茅盾录入回忆录《〈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中。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第486～499页。

[1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第490～491页。

[2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第492、494页。

[21]桑岛由美子：《茅盾的政治与文学的侧面观——〈子夜〉的国际环境背景》，袁暌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

[22][23][24]泽民：《第三时期的中国经济》，《布尔塞维克》1931年第四卷第二期。

[25]武英林、李良明：《沈泽民传略》，《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26][27]钟桂松：《沈泽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166、176～177页。

[28]毛夫国在讨论《子夜》是否存在“主题先行”时，认为《子夜》构思时，社会性质论战主要发生在共产党内部，以茅盾的脱党身份，无法接触到刊载论战文章、秘密发行的《布尔塞维克》，而当论战走向公开化时，《子夜》已经基本写作完毕，因此不存在“回答托派”的“主题先行”问题。然而，考虑沈泽民对苏联国内批判托派情况之了解，茅盾经由沈泽民了解到一些相关争论是完全有可能的。沈泽民本人的文学观也赞同经由文学把握和回应社会问题，在莫斯科时，沈泽民读到茅盾的《幻灭》，专门写信给茅盾，提出：“应当赶快追踪目前在群众心理生活中所起的巨大的变迁而加以相当的反映了；谁能正确的认识它，分析它而指示它的趋势来的，就是时代的先驱，发聋震蛰的惊雷……换一句话说，便是我希望你……择取现在中国民众生活最深处的情绪，来作一部小说。”参罗美（沈泽民）《关于〈幻灭〉——茅盾收到的一封信》，《文学周报》第8卷第4期，1929年3月；毛夫国《再论〈子夜〉的主题先行》，《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6期。

[2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第501页。

[30]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三卷，第58～63页。

[31]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三卷，第83页。

[32]泽民：《第三时期的中国经济》，《布尔塞维克》1931年第四卷第二期。

[33]茅盾：《子夜·再来补充几句》，《茅盾全集》第三卷，第562页。

[34]《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一九三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35]如沈泽民携带着共产国际批判李立三意见的“十月来信”回到中国，但沈泽民对中国乃至世界革命的看法仍然建基于“第三时期”论。关于“第三时期”论，参见肖乾利《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述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36][38]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第481、502页。

[37]参见初版“提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第492页。这些时间节点后来在《子夜》正式小说中仍然被保留下来，但不再承担重要的叙事功能。

[39]瞿秋白在苏期间，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有《对于农民问题的意见》《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富农的争论》《中国豪绅和农民的对抗问题》等。参见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瞿秋白年谱详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95～311页。

[40]瞿秋白在1930年下半年就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和领导问题——长沙战争的教训和苏维埃根据地建立的任务》和《吉安的取得和丧失——立三同志路线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影响》两文，集中讨论相关问题。参见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瞿秋白年谱详编》，第332、337页。

[41]参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第502～503页；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瞿秋白年谱详编》，第348～350页。

[42]桑岛由美子：《茅盾的政治与文学的侧面观——〈子夜〉的国际环境背景》，袁暌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

[43]参《大纲》，《子夜（手迹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476页。此条材料承蒙妥佳宁老师见示，在此谨表谢忱。

[44][48]茅盾：《我走过的道路·〈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第518、526～528页。

[45]茅盾：《我的回顾》，《茅盾全集》第十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9页。

[46]小说主要有：《右第二章》（1932）、《赵先生想不通》（1934）、《微波》（1934）、《第一个半天的工作》（1935）、《夏夜一点钟》（1935）、《多角关系》（1935）。散文主要有：《第二天》（1932）、《在公园里》（1933）、《春来了》（1933）、《“现代化”的话》（1933）、《我的学化学的朋友》（1933）、《上海大年夜》（1934）、《小三》（1934）、《狂欢的解剖》（1935）、《全运会印象》（1935）等。

[47]篇幅较短的速写《地方印象记——上海》，刊登于1934年1月1日《中学生》第41期。单行本《上海——大都市之一》则借虚构的祖孙三代一家之口眼，交代上海的历史与现状。该书收入上海新生命书局的“新生命大众文库”，1935年3月出版。

[49][5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第525、527页。

[51]茅盾：《林家铺子》，《茅盾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9页。

[52]茅盾：《林家铺子》，《茅盾全集》第八卷，第270页。

[53]此类研究中，较有说服力的是晏洁的《重回文本背后的历史原场——论茅盾〈林家铺子〉版本修改中的叙事迷思》，《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

[54]参耳聆《〈林家铺子〉从生活到艺术》，《东海》1979年第2期。按作者耳聆自述幼年时居住的市镇与茅盾故家乌镇相邻，规模相近，耳聆因此对小说中所写人物故事感觉非常亲切。

[55]黄侯兴：《试论茅盾的短篇小说创作》，《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56]茅盾：《陌生人》，《茅盾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6页。

[57]茅盾：《“现代化”的话》，《茅盾全集》第十一卷，第166页。

[58]茅盾：《林家铺子》，《茅盾全集》第八卷，第261页。

[59]钟桂松：《〈林家铺子〉与乌镇风貌琐谈》，《湖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60]茅盾：《故乡杂记》，《茅盾全集》第十一卷，第88页。

[61]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62]樊树志：《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中华书局2023年版，第32、434～435页。

[63]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18页；马俊亚：《典当业与江南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辨析》，《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

[64]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3页。

[65]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三卷，第181页。

[66]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孟凡礼、尚国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116页。

[67]马俊亚：《典当业与江南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辨析》，《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

[68][69]费孝通：《乡土重建》，《费孝通全集》第5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0、16页。

[70]如茅盾自己在回忆录中，以较大篇幅记录了发表后针对《春蚕》的不同评论，相对地，收录的对《林家铺子》的评论则少得多。参茅盾《我走过的道路·〈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第530～540页。1983年由孙中田、查国华编辑出版的《茅盾研究资料》收入《春蚕》评论文章3篇，《林家铺子》评论文章4篇，但其中2篇是关于《林家铺子》的电影改编而非小说本身的。在其他整体性的评述中，重点也往往落在《春蚕》而非《林家铺子》。

[71]刘春勇：《大萧条与茅盾的江南书写》，《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5期；黄蕾：《重读〈春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尹捷：《“划时代的作品”：抽丝剥茧读〈春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李哲：《经济·文学·历史——〈春蚕〉文本的三个维度》，《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72]李哲：《经济·文学·历史——〈春蚕〉文本的三个维度》，《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73]罗浮：《评〈春蚕〉》，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页。

[7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第537～543页。

[75]钟桂松：《茅盾与〈乌青镇志〉》，《江海学刊》1984年第4期。

[76][77][78][7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一九三五年记事》，《茅盾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4，4～7，31、34页。

[80]转引自毕树棠《多角关系》，《宇宙风》第13期，第73页，1936年3月16日。

[81]余列（王瑶）：《多角关系》，《清华周刊》第45卷10、11期合期，总第634、635期，第102页，1937年2月10日；萧新如：《谈茅盾的〈多角关系〉》，《茅盾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王建平：《论茅盾的中长篇小说结构与〈多角关系〉的成就》，《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82]茅盾：《多角关系》，《茅盾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7页。

[83]余列（王瑶）：《多角关系》，《清华周刊》第45卷10、11期合期，总第634、635期，第102页，1937年2月10日。

[84]如毕树棠、洪雪邨对小说的主要不满，就在于调子灰暗，缺乏未来的指向性。参毕树棠《多角关系》，《宇宙风》第13期，第73～74页，1936年3月16日；洪雪邨《关于〈多角关系〉》，《创进月刊》第3卷第8期，第27页，1936年5月1日。

[85]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一九三五年记事》，《茅盾全集》第三十五卷，第34页。

[86]清水茂：《〈多角关系〉的表现手法》，顾忠国、刘初霞译，《嘉兴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增刊。

[87]余列（王瑶）：《多角关系》，《清华周刊》第45卷10、11期合期，总第634、635期，第105页，1937年2月10日。

[88]清水茂就指出，茅盾一般再版中、长篇小说，或收入文集时，有写作后记的习惯。但把《多角关系》和同时期的《第一阶段的故事》收入《茅盾文集》时，只给后者写了新版后记而未给《多角关系》写后记。清水茂：《〈多角关系〉的表现手法》，顾忠国、刘初霞译，《嘉兴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