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加洛林帝国的政治运作以贵族与王权的相互依存为基本特征，贵族与贵族政治是理解其治理结构的关键视角。威廉家族自提奥德里克起，依托与加洛林王室的亲缘关系及军功积累，为家族崛起不断奠定政治基础。威廉任图卢兹伯爵时，在边疆防御中表现英勇，在稳定阿基坦局势中彰显了治理才干，将王权授权转化为家族资源累积的有效渠道。威廉还通过对修道院进行捐赠等活动，实现了王朝政策与家族利益的契合。806年威廉退隐后，其诸子分享官爵，形成横跨多地的权势网络，完成了从王权代理人向地方豪强的身份转换。威廉家族的崛起历程表明，王权通过授职与分封将权力下沉，贵族则以军事功绩与地方治理回馈王权，二者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了共存共荣的治理结构，贵族政治由此成为加洛林帝国维系秩序的核心机制。

关键词：加洛林帝国；贵族政治；王权与贵族关系；图卢兹的威廉

8世纪初至9世纪中叶，凭借对内整合与对外扩张，加洛林王朝强势崛起，成为统治数十个民族或部族并覆盖约120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1]促使这一巨变发生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便是法兰克贵族集团对加洛林王朝的紧密追随与坚定支持。早在二战之前，法国年鉴学派领军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提出，贵族乃是11—12世纪的一项伟大创造，德国学者特伦巴赫(Gerd Tellenbach)则认为9世纪加洛林帝国的伯爵和公爵们构成了一个“帝国精英”(Reichsaristokratie)贵族阶层。[2]二战后，贵族更是成为中世纪史学家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围绕贵族的定义、构成、家庭、谱系、自我认同意识、社会功能及形成时间等问题展开辨析。[3]中国学界早期对贵族问题多作一般性概述，呈现出对社会形态学说的过分倚重，缺少对加洛林王朝早期政治、军事、社会基本架构及对当时豪门权贵集团所发挥作用的研究。近年来有学者运用“共识政治”“贵族政治”等概念来分析中世纪早期王权与贵族的关系，[4]但对于贵族与王权互动的具体实践及贵族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等议题仍关注不足，缺少从动态视角揭示加洛林贵族政治运作的分析。

在加洛林王朝的宏大历史图景中，图卢兹的威廉(William of Toulouse, 755—812年)及其家族以显赫的军功、对阿基坦(Aquitaine)与西班牙边区的有效治理，以及对修道院改革的热忱投入，成为透视9世纪初加洛林贵族政治中贵族与王权关系的绝佳案例。有鉴于此，本文以9世纪前后的法兰克文献为基本史料，在参考国际学界相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以威廉及其家族为切入点，探讨在加洛林贵族政治的框架下，地方贵族如何成为加洛林王朝国家治理的基石，以期阐明加洛林贵族与王权之间的关系，揭示贵族政治的实际面貌，分析当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运作机制，从而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对加洛林王朝早期历史的认识。

一、贵族的权力来源与王权授职：威廉家族的崛起

加洛林帝国垂直权力关系松散，权力弥散与政治参与的多元化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5]君主对庞大帝国的统治依赖贵族的辅助，加洛林君王与法兰克贵族相互依存，建构起一个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朝廷和以地方贵族为主体的管理体系，贵族是王朝统治的基本力量，贵族政治也成为帝国政治结构中的主体部分。在政治运行中，贵族群体数量其实远多于君主统治国家的实际所需，贵族的地位也有高低之分。贵族的地位并非源于制度上的等级固化，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由其家族实力基础、个人能力和功绩及其与王权的关系等因素共同塑造，贵族内部存在竞争。图卢兹威廉家族的崛起过程，展现了加洛林帝国如何通过授职，将贵族纳入王权治理体系，同时为贵族积累权势提供条件。威廉家族的政治基础奠定了其在南方边区的权力与地位，也反映了加洛林贵族政治的互动模式。

威廉家族并非“白手起家”，而是深植于加洛林王朝的亲族政治结构之中。该家族始自8世纪晚期一位名为提奥德里克(Theuderic)的贵族。[6]他与加洛林王室有着密切关联，至于具体是何种联系，目前学界仍说法不一，其中最常采用的说法是提奥德里克的夫人阿尔达娜(Aldana)是查理·马特的女儿。[7]依据此说，提奥德里克便是查理·马特的乘龙快婿、查理曼的姑父，属于皇亲国戚。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提奥德里克的母亲是查理曼的外祖父莱昂的赫利波特(Heribert of Laon)或查理·马特夫人珀莱克特露德(Plectrude)的姐妹。[8]总之，无论依据哪种说法，提奥德里克都与加洛林家族存在亲缘关系。他曾以忠臣(fidelis)、封臣(vassus)和伯爵(comes)等不同身份，出现在741—775年间由查理·马特、矮子丕平和查理曼等诸位宫相和君王所签发的诸种文状之中，[9]可见他也是王室所倚重的一位要臣。在提奥德里克之前，其家族或因地位不突出，未见相关文字记载。但是，鉴于提奥德里克被明确界定为“贵族”的身份，且能够与加洛林家族联姻，并为查理曼祖孙三代君主所倚重，他的家族据推测应该也具备一定的政治或经济资源。在加洛林时期，皇亲国戚相对于其他贵族更容易获得机会，能够在军事行动、宫廷政治和关键区域的管理中承担核心角色。[10]亲族关系不仅是一种社会纽带，而且具有明确的政治功能：它为王权提供可靠的合作对象，也为贵族提供接近权力中心的资源和渠道。

782—793年间，查理曼曾连续发动数次征伐萨克森人和阿瓦尔人的战争，提奥德里克是其麾下一位位高权重、智勇兼备的将帅。加洛林早期最为重要的史料《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曾三次记载提奥特里克参与战事，对其多有赞颂之辞。[11]此种情形在当时实属罕见。[12]提奥德里克在萨克森战争中表现突出，其忠诚与军事才能使其名声大振。这种军功不仅是个人荣誉，而且是政治资本。在查理曼时期高度军事化的背景下，亲族政治与军功相结合，进一步构成了威廉家族崛起的坚实基础。

相较于提奥德里克，其子威廉的声名则更为显赫。关于威廉出生的时间，《大英百科全书》认为大致为8世纪中叶，[13]诸多中世纪文学史著述则明确其出生年份为755年。[14]但其早年生涯有近35年的状况阙如，直至790年出任图卢兹伯爵后，关于威廉的史料记载才丰富起来。[15]图卢兹位于加洛林帝国西南部的阿基坦地区，是加洛林王朝南部边疆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西罗马帝国倾覆后，阿基坦一度被西哥特人所占据，故时人称其为“哥西亚”(Gothia，意为哥特人之地)。该地在507年被墨洛温王朝所征服，但一直有摆脱法兰克人控制的倾向，尤其是其中的加斯科涅人(Gascons)和巴斯克人(Basques)更是桀骜不驯。自8世纪初开始，图卢兹成为面对穆斯林扩张大潮的前沿地带，查理·马特曾在此与穆斯林交战。760—768年间，历经数次征伐，矮子丕平镇压了阿基坦公爵维法尔(Waifar)的叛乱。[16]查理曼也曾在阿基坦作战，后设立阿基坦王国，由其子虔诚者路易担任国王。[17]阿基坦王国幅员面积约为120 000平方公里，[18]几近当时整个加洛林王国版图的十分之一。查理曼设立阿基坦王国显然是为了使哥特人后裔、加斯科涅人和巴斯克人等部族臣服其统治，同时也旨在与穆斯林的对峙中能够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据法兰克史学家“天文学家”(The Astronomer，也有学者将其译作“无名星官”)所述，当时虔诚者路易年仅3岁，无法履行权责，故查理曼委派9位忠诚的属下担任辅弼重臣。其中负责管控加斯科涅的图卢兹伯爵一职交由考尔索(Chorso)担任。但考尔索严重失职，不堪重任，于是在790年，图卢兹伯爵被替换为威廉。[19]

图卢兹是加洛林王朝对抗穆斯林西班牙的重要军事要塞，并随时面临巴斯克人的骚扰。在任阿基坦王期间，路易多次从图卢兹发起对西班牙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图卢兹也是阿基坦重要的政治中心，路易曾多次在此召开全国大会。[20]担任图卢兹伯爵的威廉不仅是加洛林王室在阿基坦地区的重要代表，而且是西班牙边疆区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维护者。在许多史料中，身为图卢兹伯爵的威廉常常被冠以“侯爵”“公爵”甚至“王公”的头衔，其权势和地位要高于一般的伯爵。对此，比利时学者冈绍夫(F.L.Ganshof)曾这样评论：“并非任何一位在边疆地区拥有统治权的伯爵都可以被冠以公爵的头衔，边疆地区事务具有多重的、广泛的维度，或许一位显贵要对其周边地区的伯爵们拥有一定权力，至少要在军事方面执掌大权才能获此头衔。这大概就是承负着防御加斯科涅人和撒拉森人(Saracens)之责的图卢兹伯爵威廉被称为公爵的缘故。”[21]

加洛林时期贵族的地位首先建立在其家族实力的基础之上，主要表现在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包括对土地的占有、亲属网络、武装随从与地方声望等因素。提奥德里克所拥有的地位与资源，为威廉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家族资源是贵族权力的物质与社会根基，那么王权授职则为其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与制度性身份。加洛林王权并不试图消灭贵族的地方基础，而是将其转化为帝国治理的力量。

二、王权—贵族的互动：威廉的军事职能与地方治理

加洛林王朝的政治秩序并非表现为中央对地方的单向控制，而是建立在王权—贵族的双向互动之上，后者通过效忠宣誓形成封君/封臣关系，二者共存共荣。在图卢兹地区，威廉在军事和地方治理两方面的政治实践，便较好地体现了加洛林帝国王权—贵族合作模式的运作机制。

从查理·马特时代开始，直到加洛林王朝终结，战争和军事行动几乎贯穿始终，其中前期以对外扩张为主，后期则以应对周边诺曼人和马扎尔人等部族的入侵为主，同时伴随法兰克人的内战。战争几乎成为社会常态，中世纪的西欧地区难以出现较长时段的和平局面。[22]贵族的军事职能与采邑分封制度密切相关，提供兵役是获得采邑的条件，811年的普洛尼亚法令规定：“任何从国王处获得采邑者，如果不率领其手下的军事附庸参加战争，其采邑将被没收。”[23]在军事义务的执行过程中，除了对服役人数和时间有明确规定外，领主对其军事附庸的军需用度等也有具体要求。查理曼就曾对部队集结的地点和时间、骑士的盔甲装备、军事工具、食物、衣物，以及装载这些物品所需的大车数量等，都做了明确规定。[24]这种精细化的要求，反映了加洛林贵族军事职能的制度化程度，军事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贵族在加洛林社会中的影响力。

威廉的军事职能和使命，主要体现在他对撒拉森人的防御与反击。在8世纪90年代后，加洛林王朝在阿基坦地区逐渐掌握了主动权，在向伊比利亚半岛的扩张中采取各种形式的军事行动。在诸多史料对当时各种战事的记载中，这些军事行动都以路易的名义，由诸如威廉这样的高级贵族加以执行。[25]在具体的战事中，查理曼等君王更多地充任最高主帅，指挥由高级贵族担任的将领执行具体军事任务。

贵族在发挥军事职能的具体过程中，也拥有较高的主动权。例如在793年，穆斯林大军跨越比利牛斯山向阿基坦发动进攻，威廉组织边界守军与地方伯爵进行抵抗。《阿拉曼年代记》对此记载道：“威廉在那尔滂(Narbonne)与撒拉森人激战，此役其麾下兵马伤亡惨重，但也斩杀了大批撒拉森人，其中包括一位国王(rex)。”[26]而《穆瓦萨卡编年史》对此也有记载：穆斯林大军在“那尔滂周边地区大肆扫荡，捕获了大批基督徒并进行大肆劫掠”后，打算乘胜长驱直入，继续向卡尔卡松(Carcassone)发起进攻。而威廉与其他诸位法兰克伯爵前来迎战，双方在奥比厄河(the Orbieu)展开激战。“是日，威廉本人虽拼杀极为勇猛，但绝大部分基督徒仍倒毙在地。当看到自己的同伙业已抛弃他逃命后，威廉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无法抵御敌军，于是便孤身一人单枪匹马地杀出重围”。[27]虽然此次战役的结局是“那些入侵者同当地边界守军和伯爵展开了战斗，并在屠戮了大批法兰克人后安然地返回”，[28]但是威廉所率兵马仍有不俗的战绩。作为前线统帅的威廉虽然未能获胜，但是仍然备受赞美，“随着这场失败，出现了一部围绕着一位‘失败英雄’的史诗传奇”。[29]

在查理曼加冕称帝之际，虔诚者路易在阿基坦向穆斯林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中最为辉煌的战果便是于801年攻占巴塞罗那。正是在此役中，威廉的军旅功业达至顶峰。对于此次战役，各种史料多有记述。《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记载道：“同年夏天，历经两载围攻之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城终于被攻克。该城总督扎吞(Zatun)和众多撒拉森人被俘获。”[30]关于威廉军事功绩的更直观的记载，见于《皇帝路易传》第十三章：“依据图卢兹会议所制定的战略，虔诚者路易将全军分作三路，第一路由他本人亲自统帅……第三路兵马则在威廉统帅下，向西进发，以阻击由萨拉戈萨出发的穆斯林援军。当成功阻挡了这支穆斯林援军后，威廉又与大军主力汇合，加入巴塞罗那攻城战之中，最后攻陷此城。”[31]来自阿基坦的诗人厄默尔德乌斯·尼格勒乌斯(Ermoldus Nigellus)在《颂歌》第一卷中，也对此战和威廉的表现予以详尽生动的描述：战前，虔诚者路易向“从所有臣民中挑选出来的精英和全国各地的首领”咨询未来的作战方略。威廉不仅慷慨陈词，力主攻打巴塞罗那，而且凭借多年来的观察，历数穆斯林军队的特征，最后还勇敢请命，愿为三军之先锋。他身上那种忠诚、勇猛、敏锐且缜密的大将风范，深得虔诚者路易之欢心，其提出的作战方略也获得了虔诚者路易的赞同。开战后威廉便挥戈上阵，斩杀敌军大将哈比鲁达尔(Habirudar)。当城中守敌拒不投降并狂妄叫嚣之时，威廉又不顾箭矢之险，跃马城下，时而以轻蔑词句，时而以威严话语，对敌军严加痛斥并正告“只要开战，不取得最后胜利，我们就绝不会半途撤兵”，使敌军的意志和气势遭受沉重打击。[32]

这些描述不乏夸张色彩，将威廉在此战中的作用置于仅次于君王的重要位置。史家对威廉之神勇的细致刻画，充分表达出对这位名将的认同和赞美之情，反映了在当时法兰克特别是阿基坦地区的知识精英心目中，威廉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在现代西方学者中，也有人将威廉誉为攻打巴塞罗那时加洛林三军之首领。美国学者刘易斯(Lewis)就认为，虽然此次远征是由虔诚者路易担任名义上的主帅，但是战场上的指挥权则归属于图卢兹的伯爵圣威廉。[33]英国学者杜卡特(Duckett)也认为，威廉乃是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两代君王麾下一位伟大的将军。[34]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王权在边疆地区的军事命令，需要通过贵族的具体执行方能落地。

除了在战场上英勇搏杀，身为图卢兹伯爵的威廉也是加洛林王朝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这一身份相比于军事将领甚至更为重要，威廉需要在阿基坦将加洛林君主的统治意志予以贯彻，确保法兰克人在阿基坦的统治得以巩固和发展。贵族的政治职能不仅是帝国行政体系运作的核心，而且是整合地方社会的重要机制。通过主持司法、监督税收并维护公共秩序，贵族成为王权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键媒介，政治职能的赋予使贵族权力获得合法性，在帝国与地方社会之间建立稳定的权力网络。通过制度化的实践，王权得以向地方渗透，而贵族也在地方事务中积累经验、资源和声望，为其权力的长期延续提供保障。

地方治理职能的实践成效，依赖贵族自身的政治能力与主观能动性。威廉接任图卢兹伯爵本身就是临危受命，带有绥靖地方的重要使命。据《皇帝路易传》第5章所载：787—789年间，首任图卢兹伯爵考尔索被一位名为阿德尔里奇(Adelrich)的巴斯克贵族所蒙骗和拘捕，在被迫向其发誓委身效忠后方被释放，这一事件令加洛林君王和所有法兰克人蒙受耻辱，引发朝廷雷霆之怒。由君王钦点的官员竟然向地方豪强俯首称臣，这不仅上下颠倒、有失体统，而且全然置君王威权于不顾，从而对边疆统治秩序带来挑战，甚至对加洛林王权构成严重威胁，向加洛林君主传递了非常危险的信号。790年，查理曼和路易对这一事件加以严肃处置，在褫夺考尔索官爵的同时，对狂傲不逊的阿德尔里奇施以放逐之刑。此时奉命上位的威廉敏锐地发现，天性易变的巴斯克人皆因这一处置结果而狂躁不安，甚至试图对阿德尔里奇所受惩罚予以严厉报复。然后威廉兵谋并用、刚柔兼施，很快便令巴斯克等部族表示臣服，使该地区局势恢复平静。[35]这显示出威廉在处置紧急、复杂事务和扭转局势方面的高超手腕。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王室血亲，威廉对加洛林王室展现出的绝对效忠，令查理曼和路易颇为满意。

在王室与地方伯爵之间，威廉发挥了一种桥梁和媒介的作用。“边区”(march)是加洛林王朝独创的行政区划，多设置在帝国与异族、异教交界的边陲地带，军事色彩极为浓厚。西班牙边区(Marca Hispanica)是加洛林王朝于778年至9世纪初在阿基坦南部地区设立，旨在与当时占据西班牙的穆斯林相对抗。美国学者钱德勒(Cullen J.Chandler)指出：“800年以后，加洛林君王虽冠以皇帝之称谓，但仍然奉行以往方式，即委派亲信贵族对西班牙边区予以统治……那些在边疆地区(如西班牙边区)承担军事责任的伯爵们，拥有远比加洛林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行们更为广泛的行政和司法权力。”[36]西班牙边区的诸多伯爵领都直接由威廉统辖，后来曾任那尔滂伯爵的阿达马尔(Ademar)便是威廉麾下一员战将，曾随威廉一道与撒拉森人作战。[37]对于图卢兹地区的伯爵们，加洛林诸王避免过多干涉，而最早将法兰克统治体制带入这一地区的正是威廉。[38]加泰罗尼亚的各种官方文书和令状，也常常由威廉而非加洛林君王签署。[39]9世纪的一部圣徒传曾这样评价威廉：“他是一位远比皇宫中其他所有人都更为杰出的翘楚英才。”[40]而虔诚者路易本人将威廉比作“皇家宫廷的一枚闪闪发光的宝石”(a glittering addition to the imperial court)，且“一直拥有与其功业相匹配的荣耀。”[41]

综合来看，威廉的政治实践呈现出王权—贵族双向互动的特征：王权通过授权，将贵族纳入帝国治理体系，令其在地方成为王权代理人；贵族则通过发挥军事职能、维护地方秩序，来确保加洛林王朝统治的有效运作，并在实践中不断强化自身的权威。王权与贵族之间不是简单的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共生关系。威廉的案例证明，加洛林帝国的政治运行依赖于王权的授权与贵族地方治理实践共同构成的权力结构，贵族政治使帝国治理呈现出多中心和网络化的特征，而这正是加洛林王朝政治秩序得以维系的关键所在。

三、贵族政治的再生产：政治资源的累积与代际传承

贵族在其家族资源的基础上，通过王权授职获得权力。在代理王权的过程中，贵族又会及时地将其权力转化为长期的家族资源。在加洛林帝国的政治结构中，贵族权力主要来源于王权，而贵族集团的权力根基则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家族网络、宗教资源与社会关系的不断累积得以持续再生产。威廉在经营南方边疆地区的过程中，创建了一个延续百余年之久的豪门家族，在加洛林王朝的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迹。威廉家族在图卢兹及周边地区所形成的持久影响力，正是依托多层次的资源整合机制，使其政治地位得以跨越代际并稳定延续。

加洛林帝国对于地方的管理依赖贵族阶层维持军事防御和统治秩序，军事和地方治理由此成为贵族将王权授职转化为家族资源的重要途径。通过不断参与军事行动——无论是对抗摩尔人、处理地方叛乱，还是协助王室稳定南部边区秩序——威廉家族不仅展示忠诚，而且不断增强其资源储备，使军事职能成为家族势力向社会渗透的媒介。在图卢兹地区，威廉作为王权的代表，还掌握司法裁决与公共资源管理等多重职能，在地方社会中居于协调者与权威仲裁者的地位。

此外，宗教资源也是贵族实现政治资源再生产的关键渠道。对罗马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大力推崇，是加洛林王朝政治事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阿基坦—西班牙边区，加洛林王朝以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和教规，对以往西哥特人所尊奉的基督教异端信仰“嗣子派”学说(Adoptionism)[42]加以改造。以伯爵、侯爵和公爵为代表的军事贵族是加洛林王朝军事征服的主力，而加洛林—罗马教会的教士、修士和神学家们则充当了“宗教文化战争”的先锋。威廉则兼而有之，他既是军事征服的主帅，又是狂热支持宗教改革的典范。在执行王朝政策的同时，威廉也是加洛林时期著名修道院改革家阿尼埃的圣本尼迪克特(St.Benedict of Aniane)的坚定拥趸，曾接受后者的教诲和训导，积极向修道院捐献地产和财物。[43]在804年一份载有威廉在格隆尼(Gellone)捐献土地、创建修道院事项的文状上，除威廉之外，还提到了其父母、兄弟、姐妹、两位夫人及其子嗣等一众人等。[44]此次捐赠并非威廉一人所为，其家族成员皆予以认可。822年，格隆尼修道院被完全置于圣本尼迪克特的掌管之下。此外，在位于乌兹主教区的古达拉格(Goudargues)附近，威廉还修建了另一座名为卡萨诺瓦(Casanova)的修道院。[45]威廉的宗教活动与王朝的政治目标高度契合，修道院在边疆地区不仅是宗教中心，而且是文化传播的节点，为塑造边疆地区对加洛林帝国的认同提供了条件，这在多族群和多信仰并存的边疆地区尤为重要。

威廉及其家族对教会和修道院改革运动的虔诚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对该地区贵族阶层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在加洛林贵族政治中，这种示范效应是一种间接的政治动员。英国学者尼尔森就曾指出，“西南地区各个宗教团体不仅受到了查理曼本人的支持，而且也受到了当地贵族的支持，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地是威廉的权力‘根据地’”。[46]从贵族政治的角度来看，对宗教身份的经营，也是彰显权力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洛林王朝不仅依靠武力和封地维系统治，而且将贵族纳入教会改革与宗教事业，建立起双重的政治绑定关系：一方面，贵族通过宗教活动来积累声望和道德资本；另一方面，加洛林王朝借助贵族的宗教行为，来推动地方社会的精神统一。这种相互利用与彼此成就，使得宗教行为成为贵族政治中的制度化元素。

威廉虔诚修行的事迹也被后人大为赞美。除了《圣本尼迪克特传》(The Life of Saint Benedict)对威廉的记述外，1125年，格隆尼修道院的修士们又撰写了一部《圣徒威廉传》(Vita Willhelmi)，塑造出与以往威廉的将领形象全然不同的、更为温和且由各种神迹加以装饰的“圣洁威廉”的神圣形象。书中还声称威廉最大的功德之一，是为修道院保存了一块圣十字架的碎片。[47]威廉的宗教声望后来也转化为家族的政治资本，其虔诚的宗教形象强化了威廉家族在帝国范围内的道德与政治声誉。这种由军事与行政功绩转化为宗教象征的现象，体现了加洛林政治文化中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威的互补关系。

806年威廉退隐，他与第二任夫人维特伯吉斯(Witburgis)所生育的诸子分享了他在高卢南部地区的遗产和官爵：伯纳德(Bernad)兼任塞普提曼尼亚伯爵和西班牙边区公爵之职；古兹勒姆(Gotzelm)兼任哥西亚侯爵、鲁西永(Roussillon)和恩普里斯(Empúries)伯爵等职；赫波特(Herbert)官爵不详，但据学者推测他也有重要官职；[48]与祖父同名的提奥德里克(Theuderic)[49]享有奥吞伯爵之位。[50]至于威廉的两个女儿杰尔伯伽(Gerberga)和鲁斯尔德(Rothild)，前者一直担任普瓦提埃圣十字架(SainteCroix of Poitiers)女修道院院长， 后者则成为当时加洛林王朝重臣瓦拉(Wala)之妻。[51]

威廉还曾与其第一任夫人库尼贡德(Khunegunda)至少生有一子，名为比拉(Bera)。比拉早年曾在鲁西永为官，在父亲的庇护下，自790年起，比拉担任拉兹(Raze)和康伦特(Conlent)的子爵(sub－count)。801年巴塞罗那城被攻占之后，比拉出任巴塞罗那伯爵，而后又兼任贝萨鲁(Besalu)和杰罗那(Girona)伯爵。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拉的权势也愈发膨胀。钱德勒指出，凭借其父系为法兰克贵族、母系为哥特人豪门的双重背景，比拉统辖着一个自北向南，由拉兹、康伦特、贝萨鲁、杰罗那和巴塞罗那等诸多领地构成的广袤地区，成为比利牛斯山南部地区最具权势的伯爵。[52]在查理曼于811年签署“遗嘱”时，比拉也位列15位伯爵见证人之列。[53]

纵观比拉及其同父异母诸位兄弟姐妹的为官任职情况，可发现威廉身后留在世上的最主要遗产，乃是由其家族成员构成的庞大的政治权势网络。这个将阿基坦、塞普提曼尼亚和西班牙边区连为一体的家族权势网络，将边疆地区的权势牢牢地掌控在手中。[54]英国学者麦基特里克(Rosamond McKitterick)曾指出：“查理大帝也曾对贵族权势加以审慎控制。他曾以王室任命的方式来填补那些伯爵位置的空缺，以此防备这些职位向世袭方向演化，并增强朝廷对那些重要官职的控制，但最终还是徒劳无功。在查理大帝和虔诚者路易在位时期，贵族官员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集团，在有关王国的各种事务中拥有不断增强的权势和地位。逐渐地，无论是在法兰克尼亚还是在新近征服的地区，他们都深深地扎下根来。尽管尚未形成一种原则，或者逐渐地集中在某个人的手中，但是各种官职实际上也逐渐地向世袭演化。” [55]在麦基特里克所枚举的事例中，威廉家族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从家族谱系的角度而言，图卢兹的威廉家族谱系构成相对完整，先后延续六代：第一代为提奥德里克，第二代为图卢兹的威廉，第三代为巴塞罗那的比拉和塞普提曼尼亚的伯纳德，第四代为阿基坦的伯纳德(Bernard of Aquitaine)，第五代为虔诚者威廉(William the Pious)，第六代则传至虔诚者威廉之姐妹的儿子们。[56]从时间上讲，该家族的兴起与加洛林王朝的崛起具有同时和同源的特性。尼尔森在论及该家族的历史时，明确指出其与加洛林王朝本身一同兴起。[57]从空间分布而言，威廉家族的活动轨迹从东到西、从北向南扩展，遍布大半个加洛林帝国。

从贵族与王权互动的视角来看，加洛林贵族政治的再生产并不完全依靠王权的单向授予，而是贵族阶层依托王权授职，在军事、行政及与教会的合作中不断将代理权力结构化，最终将其沉淀为家族财富与代际权威。王权与贵族在此过程中成为“授职—实践—积累—再生产”的共同参与者，构成了帝国政治运行的深层动力。通过这一机制，威廉家族将王权授予成功地转化为可继承的政治资本，实现了从王权代理人到地方权力载体的转化，构成了加洛林贵族政治的再生产路径。

结　语

在加洛林王朝前期，出于对外扩张与强化对内统治的需要，历代君王对贵族豪门给予恩赐和大力扶植，使这一集团获得迅速发展的机遇，甚至呈现急剧膨胀的态势。同时，这些忠诚的属臣们将自己的命运同加洛林王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借助这一小批贵族的支持，法兰克的君主们方能统治他们的王国乃至整个帝国”。[58]对二者间关系的考察，需重点考察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君主将贵族视为自己在地方的“代理人”，将其作为王朝统治得以确立并实施治理的重要基石；贵族将王权视为自己权势与地位的来源，在效忠君主的同时，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若无历代君王之恩典，威廉家族难以获取在南方崛起之机遇，断无创建庞大家业之可能。

同时，贵族势力不仅是被君王紧握于手中的一把利刃，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单元和组织力量。通过与王室联姻，贵族以特殊的身份获得了最大的政治资本；贵族与贵族之间彼此通婚，建构起紧密关联的权势网络；通过扶植后嗣、栽培亲族，贵族形成了自己的家族体系，甚至谋求对业已获得的政治权力实施世袭制的掌控。贵族身份由最初的王权在“地方的代理人”，向“地方政治的实际把控者”转换。这种情况绝不限于阿基坦—西班牙边区，也不限于图卢兹的威廉家族，其他地区的贵族豪门也有类似的权力诉求和政治实践。

因此，从加洛林帝国的政治结构与威廉家族的实际活动来看，贵族与王权的关系应被理解为一种长期嵌套的互动机制：王权通过授职与分封将权力下沉，贵族则以军事管理与地方治理的实践回馈王权。权力在下放与回应之间循环，构成帝国运行的基本节奏。贵族并非王权的附属与工具，而是帝国秩序在地方的载体与具体执行者。王权也并非贵族的象征性背书，而是贵族权力合法性的源泉与权力再生的枢纽。威廉家族的崛起与延续说明，贵族权力并不是静态的存量，而是动态的结构性资源——它依赖王权的授予，也依赖地方治理实践；它从王权中来，也反哺王权。以威廉及其家族为中心的观察显示，帝国秩序并非由宫廷直接覆盖，而是借助贵族网络向地方延伸；贵族权力也并非与王权对立，而是在两者的合作中得以巩固。这种互为依存的治理结构，是理解加洛林帝国政治运作与贵族家族持续壮大的关键，也是中世纪欧洲贵族政治形态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刘颖，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王晋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世界文明史。

[1] Janet L.Nelson, “Kingship and Royal Government,” Rosamond McKitterick,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87.

[2]参见Jane Martindale, “The French Aristocrac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 Reappraisal,” Past & Present, No.75 (1977), pp.5-45; T.N.Bisson, “Nobility and Family in Medieval France: A Review Essa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16, No.3 (1990), pp.597-613。

[3]参见Timothy Reuter, ed.&trans., The Medieval Nobility, Studies on the Ruling Classes of France and Germany from Sixth-Twelfth Century, Amsterdam, New York and Oxford: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1979, p.1; Karl Leyser, “The German Aristocracy from the Ninth Century to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Past & Present, No.41 (1968), pp.25-53; Karl Schmid, “The Structure of the Nobil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in Timothy Reuter, ed.&trans., The Medieval Nobility, Studies on the Ruling Classes of France and Germany from Sixth Twelfth Century, pp.37-59; Karl Ferdinand Werner, “Important Noble Families in the Kingdom of Charlemagne: A Prosopograph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ing and Nobil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in Timothy Reuter, ed.&trans., The Medieval Nobility, Studies on the Ruling Classes of France and Germany from Sixth Twelfth Century, pp.137-202; Paul Fouracre, “The Origins of Nobility in Francia,” in Anne J.Duggan, ed., Noble and Nobility in Medieval Europe,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0, pp.17-24; Stuart Airlie, “Thearistocracy,” Rosamond McKitterick,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2, pp.431-450。

[4]参见刘寅：《“训诫”话语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文化》，《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朱君杙：《〈库莱讷敕令〉与加洛林时代君臣协商的政治文化》，《世界历史》，2023年第3期；李云飞：《加洛林王朝的主教选任程序与共识政治》，《世界历史》，2024年第4期；等等。

[5]参见刘寅：《“训诫”话语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文化》，《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李云飞：《钦差巡察与查理曼的帝国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6] C.B.Bouchard, Those of My Blood: Constructing Noble Families in Medieval Franc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p.139.

[7]参见C.B.Bouchard,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Aristocracy in the Ninth to Eleventh Centuries,” Francia, Vol.14 (1986), p.655。

[8]参见C.B.Bouchard, Those of My Blood: Constructing Noble Families in Medieval Francia, pp.186-187; C.B.Bouchard,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Aristocracy in the Ninth to Eleventh Centuries,”p.655。

[9]C.B.Bouchard, Those of My Blood: Constructing Noble Families in Medieval Francia, p.139.

[10]例如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时期的重臣瓦拉(Wala)、秃头查理倚重的阿达拉德(Adalard)、罗泰尔的重臣都尔的雨果(Hugh of Tours)和奥尔良伯爵马特弗莱德(Matfrid of Orleans)，以及东法兰克后期的康拉德家族等，均与加洛林家族存在血亲或姻亲关系。参见Mayke De Jong, Epitaph for an Era: Politics and Rhetoric in the Carolingi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19-43; Mayke De Jong, The Penitential State, Authority and Atonement in the Age of Louis the Pious, 814-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1; Karl Hauck, “Die Ottonien und Aachen 876-936,” Wolfgang Braunfels &Percy Ernst Schramm Hrsg., Karl der Grosse.Lebenswerk und Nachleben, Band 4, Düsseldorf: L.Schwann, 1967, S.44-48。

[11] Royal Frankish Annals,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trans.by Bernhard Walter Scholz and Babara Rogers, Ann Arbor Paperback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0, s.a.782, 791 and 793, pp.60-61, 70-71.

[12] Janet L.Nelson, King and Emperor: A New life of Charlemagne,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9, p.334.

[13]HughChisholm, ed., “Guillaume d' Orange,” The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Vol.12, 11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0, p.693.

[14] Logan E.Whalen, “The Legacy of the Guillaume d’ Orange Cycle: Rewriting the Charroi de Nîmes, the Couronnement de Louis, and the Prise d’ Orange,” Leah Tether and Keith Busby, eds., Rewriting Medieval French Literature: Studies in Honour of Jane H.M.Taylor, Berlinand Boston: De Gruyter, 2021, p.9; An Old French Trilogy: Texts from the William of Orange Cycle, trans.by Catherine M.Jones, Logan E.Whalen, and William W.Kibler, Gainesvell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20, p.2.

[15] The Astronomer, The Life of Emperor Louis, in Charlemagne and Louis the Pious: The Lives by Einhard, Notker, Ermoldus, Thegan and the Astronomer, trans.by Thomas F.X.Noble,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ark: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31-232.

[16] Royal Frankish Annals,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a.761, 762, 763, 766, 767, 768, pp.43-44, 46.

[17] Royal Frankish Annals,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a.781, p.59.

[18]JanetL.Nelson, “Kingship and Royal Government,”p.387.

[19] The Astronomer, The Life of Emperor Louis, pp.230-232.

[20] The Astronomer, The Life of Emperor Louis, pp.235, 236-237, 232, 234.全国大会(Royal Assembly)是加洛林时期政治决策的核心场所，君主与贵族在此讨论和决定重大事务。参见Timothy Reuter, “Assembly Politics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Eighth Century to the Twelfth,” Peter Linehan, Janet L.Nelson and Marios Costambeys, eds., The Medieval World,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511-529。

[21] Francois Ganshof, Frankish Institutions under Charlemagne, trans.by BryceandMaryLyon,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68, p.31.

[22]参见倪世光：《骑士制度与西欧中世纪战争》，《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23] O.J.Thatcher and E.H.McNeal, eds., A Source Book for Medieval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5, p.361.

[24]参见倪世光：《骑士制度与西欧中世纪战争》，《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25] Cullen J.Chandler, Carolingian Catalonia: Politics, Culture, and Identityinan Imperial Province, 778-98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64.

[26]Annales Alamannici, in GeorgPertz, ed.,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ae, Scriptores in Folio.1, Hannover：Hahn, 1826, p.47.

[27] Chronicon Moissiacense, in GeorgPertz, ed.,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ae, p.300.

[28] Royal Frankish Annals,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a.793, p.73.

[29] Pierre Riché, The Carolingians: A Family Who Forged Europe, trans.by Michael Idomir Alle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3, p.136.

[30] Royal Frankish Annals,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s.a.801, p.82.

[31] The Astronomer, The Life of Emperor Louis, pp.237-238.

[32]参见Ermoldus Nigellus, In Honor of Louis, the Most Christian Caesar Augustus, in Charlemagne and Louis the Pious: The Lives by Einhard, Notker, Ermoldus, Thegan and the Astronomer, pp.128-142。

[33] Archibald R.Lewis, TheDevelopmentofSouthernFrenchandCatalanSociety, 718-105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5, p.43.

[34] Eleanor Shipley Duckett, Carolingian Portraits: A Study in the Ninth Century, Ann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p.12.

[35] The Astronomer, The Life of EmperorLouis, p.230.

[36] Cullen J.Chandler, Carolingian Catalonia: Politics,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an Imperial Province, 778-987, pp.61, 84.

[37] The Astronomer, The Life of Emperor Louis, p.237; Janet L.Nelson, King and Emperor: A New Life of Charlemagne, p.411.

[38] Cullen J.Chandler, Charlemagne's Last March: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Carolingian Catalonia 778-987, PhD Dissertation, PurdueUniversity, 2003, p.195.

[39] Cullen J.Chandler, Carolingian Catalonia: Politics,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an Imperial Province, 778-987, p.65.

[40] Ado, The Life of Saint Benedict, Abbot of Anianeand of Inde, trans.by Allen Cabaniss, in Thomas F.X.Noble and Thomas Head, eds., Soldiers of Christ: Saint and Saints’ Lives from Late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39.

[41] C.B.Bouchard, Those of My Blood: Constructing Noble Families in Medieval Francia, p.185; Ermoldus Nigellus, In Honor of Louis, the Most Christian Caesar Augustus, p.132.

[42]嗣子派(也可译为收养派)是罗马帝国末期、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教派。

[43] Ado, The Life of Saint Benedict, Abbot of Aniane and of Inde, pp.239-241.

[44] C.B.Bouchard, Those of My Blood: Constructing Noble Families in Medieval Francia, p.185.

[45] Marcelle Thièbaux, “Introduction for Liber Manualis,” in Dhuoda, Handbook for Her Warrior Son: Liber Manualis, ed.&trans.by Marcelle Thièbau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2.

[46] Janet L.Nelson, King and Emperor: A New Life of Charlemagne, p.301.

[47] Marcelle Thièbaux, “Introduction for Liber Manualis,”p.12.

[48]The Annals of St-Bertin, trans.by JanetL.Nels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2.

[49]对于此人究竟是威廉之子还是其侄，学界看法不一。

[50] Janet L.Nelson, Charles the Bald, London and NewYork: Longman, 1992, p.70.

[51] Roger Collins, “Pippin I and the Kingdom of Aquitaine,” P.Godman and R.Collins, eds., Charlemagne's Hei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Reign of Louis the Pious (814-8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0, p.375.

[52]参见Cullen J.Chandler, Charlemagne's Last March: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Carolingian Catalonia 778-987, pp.27-28。

[53] [法兰克]艾因哈德、[法兰克]圣高尔修道院僧侣著，[英]A.J.格兰特英译，戚国淦译：《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7页。

[54] Cullen J.Chandler, Charlemagne's Last March: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Carolingian Catalonia 778-987, p.30.

[55] Rosamond Mckitterick, The Frankish Kingdoms Under the Carolingians 751-987,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3, p.182.

[56] 918年，虔诚者威廉辞世后，其权位由其外甥小威廉(William the Younger)所继承。然而这位小威廉也很快辞世，遂使阿基坦落入与图卢兹威廉家族并无血缘谱系关系的普瓦提埃伯爵手中。

[57] Janet L.Nelson, CharlestheBald, p.70.

[58] Pierre Riché, Daily Life in the World of Charlemagne, trans.by Jo Ann McNamar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3，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