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和，文学博士，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民间文学硕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民俗、古籍文献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出版《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等论著7部，发表《女鸟故事的民俗文化渊源》等论文50余篇。

1986年我考取云南大学，成为张文勋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做张先生的学生至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在我二十年的求学生涯中，一路都有多位恩师让我终身难忘，而求学之后跟随张先生的时间最长、距离最近。

能够成为张先生的弟子，首先缘于西南师范大学刘健芬教授的推荐。我本科时较早选择中国古代文论的研读方向，准备报考研究生，刘老师说张先生是著名学者，只是云南大学地处边疆，可能报考人数不多，竞争不大，建议我报考。后来才知道，那年有四十人报考张先生，只招两人，我总分排名第三，已经是“名落孙山”。还好我专业成绩还不错，加之先前把自己学习古代文论的心得笔记寄呈张先生请教，张先生觉得孺子可教，向学校提出增招请求，也许因为他的学术地位和名望，学校同意增招。当时远在重庆北碚读书的我，自然不知道这些周折，只有收到面试通知的喜悦。

来昆明面试并未见到张先生，是殷光熹先生主持考核的。原来张先生那时在安徽屯溪参加《文心雕龙》学会年会，考虑到三位考生参加面试的路途各有远近，于是让新疆大学的杜道明、安徽师大的蒋永文两位师兄都去屯溪，而我来昆明较为方便。虽然没有及时见到张先生，但他已经这么细心地关怀体贴考生，我跟导师的心理距离反而拉近，失落的情绪得到抚慰。等到新学期开学来昆明读书，见到的张先生果然是温和儒雅、可亲可爱的长者，我庆幸自己又遇到了好老师。

张先生亲自为我们讲授“中国古代文论专著选读”及“儒道佛美学思想研究”等课程，那时张先生正在着力研究儒道佛美学，在我们读硕那几年他就发表多篇相关论文，1989年出版专著《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他把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利用深厚的学术积累为我们传授古代文论和美学的专业知识。我们认真听讲，课外广泛阅读，在专业上取得较大进步。这是因为不同于本科，在硕士阶段我们有张先生做专业导师，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自己学术成果丰硕，是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故能为学生指点迷津，导以门径，示以轨辙。

在张先生给我们开列的阅读书目中，印象最深的是《论语》和《庄子》，要求写作课程论文。当年的论文作业已经片纸只字不存，但我还记得讨论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观念的写作思路和基本观点。儒道原典的啃读，对我后来的学术探索、课程教学乃至为人处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加上张先生儒道互补、三教圆融人生智慧的言传身教，可以说是张先生对我学业和生活的最重要教导。在我给学生开列书目时，也不分专业方向，都把《论语》和《庄子》作为重点啃读书籍，其实何止研究生，普通中国人或者想要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也常常要读这些中国文化的经典。

1987年10月，张先生带领我们三位研究生去成都参加学术活动。一是四川大学曹顺庆博士的论文答辩会，张先生是外聘答辩委员，那是四川省第一个文科博士、全国第一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的论文答辩会，是新闻报道事件。二是在四川教育学院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年会，张先生是第一个大会发言人，继续被选为学会常务理事。我们三个学生跟随张先生参加答辩和年会，还有年会安排的四川音乐学院音乐会和青城山游览。张先生带领学生参加的这些活动为我们打开了全新的学术世界，直接把我们引领到最高学位的答辩会和全国性专业学术会议，那里是课堂之外让人向往的学术殿堂。当年教学科研应该没有多少活动经费，学术交流机会也相对较少，但张先生觉得不能让学生失去难得的学习机会，居然不厌其烦地跟我们一起去旅途奔波，甚至去挤公交车，今天回想起来，他是多么具有远见卓识和令人可敬可亲啊！

入学已经一年半了，毕业论文题目迟迟没有确定，我们和张先生都很着急。1988年2月，张先生通知我们三位学生前往近郊安宁县商定论文题目，原来是因为他工作繁重，省政府指定他去安宁温泉参加疗养。省干疗养院在半山腰，草木葱茏，空气清新，我们居然在轻松、宁静的氛围中定下题目。不知是不是受到曹顺庆博士比较文论的影响，我的题目是《灵感论与物感说的比较研究》。在张先生的精心指导下，我们三位同学在次年都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可以说，张先生是我学术研究以及人生道路的引领人，如果没有三年的门下受教，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无缘大学教学，张先生既是我的学业导师，也是人生导师。

读硕期间，我跟随民间文学专业的邢定生同学去旁听了李子贤先生的神话学、史诗学方面的硕士课程，我的专业兴趣也就包含相关民间文学领域。那时我是一个单纯的学生，没有想到旁听其他专业课会有什么负面后果。李子贤先生提醒我说，不要因此影响我和张先生的关系，不过好像张先生也没说什么，于是又感叹张先生宽宏大度。当年和后来我都曾揣摩这事，觉得李先生出于关心我的顾虑是多余的。我自己在本科就选修过民间文学，受闻一多《伏羲考》的影响，写了关于“百兽率舞，凤凰来仪”的课程论文，被彭维金教授批为“可以修改发表的论文”，读硕时正好接续云大民间文学学术传统的熏染。除了古代文论研究大家，张先生也是民间文学大家。195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主编的《白族文学史》，这是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文学史，1990年他又负责成立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并出任中心主任，随后主编多种民间文学、民族文化论著。所以我兼修民间文学也可能受到张先生的潜移默化，但旁听没有影响师生关系，还是要归因于张先生转益多师的教学理念和虚怀若谷的师德风范。他从未批评过我旁听课程，而且多少年来他就没有因为什么事批评过我。

1991年9月，云大西南边疆中心在大理召开民族文化研讨会，我陪同张先生坐车去大理，开会之余，品白族三道茶，登剑川石宝山。那时我已在云南财贸学院工作两年，后来由于工作、生活事务特别是去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参加张先生的活动少了一些。直至2006年回到云大，回到张先生身边，又继续参加相关活动，他往往都把我列入通知名单，甚至亲自给我打电话。2013年9月，因为张先生将图书赠送给玉溪市聂耳图书馆，中文系主任王卫东教授和我一起陪同张先生去玉溪参加赠书座谈会，游览聂耳公园、九龙池。印象最深的是张先生和好友福建社科院蔡厚示先生诗酒唱和的文采风流，让人钦仰不已。

多年来，张先生给予我慈父般的关怀。去他家里，总是让我靠近他的身旁，我都能聆听到学术研究、为人处事的各种教诲。在小区也常常碰到他散步、舞剑，或在池边长椅小憩，先生也会垂询近况，关怀有加。特别是我遭遇人生艰难坎坷时，张先生还以九十二岁高龄给我打长途电话，安慰鼓励我，在我失去父母之后这些呵护都让人倍感温馨。师母李兰平老师也常常关心我，她和张先生相濡以沫，情深意笃，也是我的人生导师。我结婚时，张先生和师母送我一口搪瓷锅，适用多种灶具，煲汤、炖肉、煮面、熬粥都很方便。前几天看着这锅，心里有点惊奇：我南来北往多次搬家，到目前这口锅居然用了三十四年，还几乎没有多少磨损。也有点惊醒：这么多年来，我往往是从张先生那里汲取着营养和力量啊！

我初来张先生门下求学时，他刚好年逾耳顺，仍然工作繁忙，成果丰硕，精力旺盛，如今四十年过去，他还是耳聪目明，思维清晰，精神矍铄，这是我们师生共享的福分。有些老人不愿别人为之祝寿，说什么过一年就少一年，跟这种做减法的悲观心态相反，张先生则是“做加法”。他常常说生命就像写日记，过了一天，记下一篇，反过来记了一篇，日子也就加上一天，庆祝一次生日，也是人生增加一年。今年张先生正好年届期颐，我们当然还可以相期以茶，再期以皇，甚至重开花甲，把加法题接着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