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能够目睹我们的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和平崛起，从贫穷落后发展到繁荣昌盛，中华民族得到全世界的尊敬和重视。我很高兴能够为这个伟大的变革贡献一份力量。我能力有限，贡献微薄，但重在参与。

我永远记得我的几所母校：温州广场路小学、温州一中、温州二中、浙江大学，以及各位老师，他们使我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感谢各个时期党组织对我的教导，感谢一起工作的许多同事，也感谢亲属们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我对民盟的了解始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全国人民特别是我们大学生都非常关心国家向何处去，关心经过八年抗战后，中国是否会有一个和平、民主的新环境。这次会议使我们知道除了共产党，还有一个追求进步的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它与共产党站在一起，共同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此后，我逐渐了解到黄炎培、张澜、沈钧儒、费孝通等知名学者都是民盟盟员，闻一多、李公朴烈士也是民盟盟员。民盟先辈的行动使我肃然起敬，也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民盟。

1947年，全国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国民党当局在浙江大学校园里散发传单，无中生有地说，参加学生运动的哪些人是共产党，哪些人是民盟盟员，目的在于警告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妄图使他们脱离斗争行列，也企图使中间分子不敢参加运动。他们炮制的这张传单，实在非常可笑。传单中的80个人，他们认为其中三四十个人是共产党员，二十多人是民盟盟员，十多人是盲从分子，实际上他们所说的三四十人中可能只有少数人是共产党员，盲从人员中倒有共产党员，民盟盟员的名单也是假的。这张传单反而鼓舞了大家的斗志，激起了广大同学的愤怒。这张传单还说明一个事实：民盟和中共在群众斗争中是站在一起的。

1951年，我加入了民盟，被选为民盟杭州市委会委员。加入民盟组织后，我着手开展盟员发展工作。第一批发展了苏步青先生和谈家桢先生。那时，我虽然只有25岁，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科协工作，担任秘书并主持日常事务，有很多机会接触老先生。苏先生是我的老师，谈先生是我敬仰的前辈，我跟他们说，加入民盟组织有助于自己思想觉悟的提高，是一个进步的行动。苏步青先生和谈家桢先生都在那时加入了民盟组织。两位先生在学术界有非常高的威信，在科学和教育事业上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后来他们又都成为民盟领导人。

我在民盟浙江省委会工作时，得到了组织的悉心帮助。当时，民盟中央派了宋云彬同志到杭州来指导工作，宋云彬是文学家，在抗战时期我读过他的著作。他为浙江民盟组织做了很多工作。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我于1953年来到复旦大学，复旦的民盟组织有很多知名教授，如陈望道等。虽然我的任务已经改变了，主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不再担任盟内职务，但许多年来，我和民盟复旦大学委员会的许多前辈、民盟上海市委会和民盟中央的多位领导同志，还是常有接触。他们都是我学习的对象，从他们身上，我对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今年是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我在复旦度过了半个多世纪，我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绝大部分都是在复旦进行的。我非常感谢复旦大学多年来为我创造的工作条件。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以杨西光同志为首的复旦党委对数学学科非常重视，对青年骨干教师非常重视，经常召开骨干教师座谈会，提出工作要求、交流工作经验。党委要求我们：第一，要尊重前辈专家、老师，全面地向他们学习；第二，在学科发展上要有自己的创造，要开辟新的更为前沿的研究领域；第三，要很好地培养青年一代，为他们开辟道路。这三点对我从事数学科研工作有根本的指导作用。

科学事业、教育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我很感谢苏步青教授和许多前辈老师的指导和培养，感谢许多同事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感谢杨振宁教授在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对我的帮助，感谢我的老同学周元燊教授。在我80岁生日的时候，他们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祝贺我。我还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了文选——《奋斗的历程》，这里面有许多贻笑大方的内容，但是让年轻一代了解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奋斗历程和思想感情可能会有些好处，因而就冒昧地把它出版了。

我已80虚岁，10年前，我曾说过“七十古稀今不稀”，过了10年，80也不稀。80多岁仍非常健康的老人比比皆是，这也是时代进步的体现。我会为保持身心健康而努力，我也会继续学习，继续为祖国的建设、为科学和教育事业，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

原载《群言》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