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岁末，《大公报》刊载了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报道。圆明园西洋楼废墟的汉白玉柱石遭有组织斫盗，又被售与城内砂厂碾为细粒，“以作掺入大米之用”。国都南迁之初，北平经济凋敝，萧条冷落，苑囿古迹亦日显颓败，名园文物的盗毁乃是其间侧影。这一时期，吴其昌在词作中三度书写圆明园，以废园感废都，寄怀身世与国事。
史家吴其昌（一九〇四至一九四四）的名字，在后世往往同乃师梁启超联系在一起。清华国学院中的三载读书岁月，是其一生不可磨灭的精神印记，亦为之培植文化民族主义的关切。一九二八年梁任公辞去清华工作，养疴天津，吴其昌随侍左右，旋于梁氏推荐下出任南开大学讲师。当年夏天北伐完成，北京易为故都，吴其昌也告别了清华园中的学生时代。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青春记忆与文化故国一同沦落的过程，而与清华园毗邻的胜朝废园则成为表征沦落的空间媒介。
任教津沽的当年秋天，吴其昌曾回清华园探望故人，途经圆明园，有感于废园颓败，遂作《蝶恋花》一首"：“短柳回溪游尘软，低草斜阳，往事知何限。十里官途蒿生遍。西山留在秋深见。劫后凤笙余废苑。桥下春波，曾照惊鸿面。六代兴亡眼乍转，晚霞无恙明如练。”从遣词隶事来看，这首作品似乎与习见的怀古诗词中那种模式化的兴亡感区隔不大，依循特定文类层层累积下的美学趣味。实际上，词人的情绪蕴含于人地皆非的现实针对性之中，往日的校园生活亦化入民族的文化记忆。这首词另有长序，详尽交代本事，将废园与校园联系起来，将历史兴废、个人记忆及当下现实融为一体"：
余于十四年夏，北来京华，读书清华学院，往来经圆明园官道。时园虽已废，而景福门巍然尚存。门内有白石圜桥，形制高雅，镂刻精奇。门外影壁殿角仍完好，白石驰道，斜卧芳草。……每与盼遂、以中低回其中，盼遂歌禾黍之什，以中颂芜城之赋。当时游观，岂知今又成梦。戊辰孟秋，余重入燕都，宁省故校，旧途重经，景福门既已斥买无遗，下及辇道白石，悉数撬掘。十里宫墙，但余累累荒砾，晚烟迷霭，乃如丛冢。……故友亦复云烟四散，盼遂卧病于大梁，以中削迹于秣陵。又复燕都南迁，衣冠空北。……春明旧梦，悲哽何已。
清华园当年僻处城市西郊，圆明园毗邻其西缘，是师生日常空间经验中密不可分的一块拼图。怀古往往由特定空间的兴替，传达对于普遍历史与生存境遇的感喟，而废园作为清华园旁的“留白”，则兼容了历史法则之侧那些不具有宏大意义的、个体经验的残片。词序中的圆明园，不仅是怀古之媒介，更是一段交往记忆的空间载体，承载着国学院中同学少年的交游往事。当年同游的刘盼遂、王庸（以中）等旧友寥落云散，与圆明园当下之衰颓，在词人的主观感受中是一体两面的过程。吴其昌痛心于名园废墟毁败，三十年代初重返清华园任教，曾与校长梅贻琦等携校警勘查废墟斫盗现场，并致函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陈述保护废墟之意义，以圆明园为“吾国家昌盛光荣之遗址、吾民族伟大艺术之遗址”。对于吴其昌来说，圆明园废墟作为个体青春、校园记忆之牵系，又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之象征联系起来。词序中“燕都南迁，衣冠空北”之句，就提示迁都后北平文物的凋零。国民党入主北平之初，将这座城市塑造为亟须涤荡的“帝制余孽、专制遗物”，官方民族主义叙事建立起旧京污俗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衰落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在吴其昌的情感体认中，故都犹有故国的意味。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年任清华讲师期间，吴其昌曾陆续创作八首词，咏北平古迹的盛衰兴废，其中两首都以圆明园为对象。复值民族危机，一九三三年组词以《燕都八哀词》作为总题在《大公报》发表，“故国”是其中频繁出现的字眼，可以勾勒出废园、故都、故国的三位一体结构。组词中涉及圆明园的两首，分别为《百字令·哀远瀛观玉柱》和《金缕曲·哀圆明园》。《百字令》中，废墟石柱独立苍茫、依依回首，若有怅惘：“摇曳一缕斜阳，寒光满地，回首望故国。”从字面意义来看，石柱眷恋的沦落“故国”自然是逊清。但有别于王国维等师长对于具体政权的认同，吴其昌的“故国”抽离了政治内涵，抽象为废园曾经代表的、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即组词小序中所云“我羲皇神胄精神文化之所永寄”。词人笔下，“故国”之寥落又与“废都”之萧条联系在一起。咏卢沟桥时，“废都”形象被置入瑟瑟清秋的背景"：“阑干百二摩挲遍，换一派萧萧木叶。断人肠紫塞黄云，画出废都秋色。”（《疏影》）不妨说，“废都”在一九二八年之后的命运，构成了“废园”与“故国”之间的中介。《百字令》作于一九三〇年，此时国都初迁，旧京荒落，文物凋零，但北平尚未受到异族政治军事上的直接威胁"；待到一九三三年组词面世，榆关已经失守，日军长驱进入热河，故都成为一座岌岌可危的“边城”。词人吟咏文物古迹之衰敝，最为直接的关切，即是现实中故都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故国之危机。
吴其昌面向“故国”流露出挽歌的调子，词作中黍离麦秀的典故符码亦不新鲜，但他并不像旧京遗民那样耽溺于“昨日的世界”，而是使文化民族主义关切转化为当下的行动。他将具体的地方历史抽象为民族文化之载体，以回应国都南迁、异族侵凌之际的城市危机，但又有别于三十年代“文化古城”书写中习见的游客式民族主义视角—不少新文化精英亦将北平体认为民族国家受到威胁之际传统的象征，并对这座古城抱以怀乡式的心态，视角却往往是外在、悬浮的（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吴其昌这种具有能动性的在地关切，离不开西郊校园的日常生活经验。《百字令》的创作背景是吴其昌与六弟吴世昌同游圆明园，《金缕曲》则系吴氏两兄弟的联句。吴世昌时为燕京大学英语系学生，燕大已于一九二六年由北京城内迁至西郊，新校园坐落于圆明园南侧，与清华园同属三山五园体系之中。联句中“算有西山还在眼”之语，就体现了兄弟二人共同的日常空间感知。因此对于吴氏兄弟来说，圆明园并非外在的风景，而是内在于日常生活的空间流动"；历史也不是一段骸骨、一座纪念碑，而是一段植入个人记忆的过去，并在当下能动地吸收新的经验。九一八事变后，吴其昌携夫人及吴世昌绝食请愿抗日，南下中山陵哭灵，一时轰动全国。
随着民族危机迫近，北平作为地方城市与文物古迹成为民族国家之象征，二者间逐渐显现出缝隙。吴其昌关心的不仅是“故国”，更是“在故都”的“故国”，展示出不同于游客视角以及国家视角的文化民族主义内涵。一九三〇年报载北平古物陈列所的文物或将被分散迁往沈阳、南京，吴其昌遂与陈寅恪、蒋廷黻、顾颉刚一同发表公开状，以北平为民族文化之中枢，“一切文物，凡为民族之公宝，即当公之于全民族所以有之文化区”。及至一九三二年故宫文物拟南迁的消息披露，吴其昌再次与陈寅恪等联名致函国民政府，力主将文物留在北平，另寻妥善保管办法。他将文物古迹抽象为民族传统之象征，同时更关注其所附丽的历史环境，试图弥合地方与国家之间的缝隙，避免移空古物为故都带来的创伤。
圆明园官道上的青年，最终还是长别故都。一九三二年吴其昌被清华解聘，移席武汉大学。南浮江汉后不久，他在黄鹤楼遗址登临纵目，以词遣怀，所念者仍是视线之外沦亡中的北方“故国”，并体认着辛弃疾在郁孤台“西北望长安”的心境：“莫倚危阑，阑外青青无数山。”（《减字木兰花·黄鹤楼放歌》）留在北平的吴世昌，则又回想起兄弟二人徘徊于圆明园废墟联句的往事，再依原韵作《金缕曲》一首寄怀兄长，将昔日的“故国登临”与眼下的文物南迁定格在一起，别怀怅触"：“故国登临长啸客，纵目关河非旧。……闻道团城移玉佛，想而今佛也眉儿皱。”兄弟暌隔南北，作者却对吴其昌的“故国之思”心有戚戚——“南去雁，屡回首。”（《金缕曲·答寄四哥武汉用圆明园联句原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