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上北大中文系作家班，第一次课就是钱理群老师的《周作人研究》。作为学生，提前五分钟到课不能算晚，可等我到了教室，屋内已经满坑满谷。不只是座无虚席，过道、讲台上都已坐满了人，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班一个同学大喊：“这是我们班的课！”可是根本没人搭理他。我们班只有三十人，那间教室大约能容纳一百人，旁听的人有如此之多，让我们这些已颇有生活阅历的学生也感到意外。实在没办法只好到对面教室搬椅子，坐在走廊上听课。那真是“听课”，既看不见黑板，也看不见老师，因为教室门外的地方我们也没捞上。钱老师的第二次课我是提前了十五分钟到的，这回倒是能登堂入室了，却也只能坐讲台上。我对面的一个外国留学生，则坐在教室的水泥地上。我之所以记得，是她后来在某部电影里演过一个名人的老婆。
钱老师的第三次课改在了一个二百人的大教室。我到了原来的教室，才被告知改了地方。这回基本上人人有座位了，只有几个人坐窗台上。
钱老师讲课确实好。会讲课和有学问是两回事。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说：“讲课就像是跳芭蕾舞，你不是在简单地发布信息。这里面有一种表演的元素。这是一种舞蹈。”换言之，讲课是一门艺术，任何一门艺术都是需要天赋的。钱老师讲课基本上是照着讲稿讲，再加以适当的发挥。一般说来，照着讲稿念，固然保证了讲述内容的严密性，却极容易让听众感到索然寡味，时间稍长一点就会精神倦怠。汪曾祺就曾在《美国家书》中说，他照着稿子念的演讲效果都不好，只写一个提纲讲，反响却很好。钱老师的本事在于，他不是在照着稿子念，而是在“讲”。念是照本宣科，讲是随意漫谈。有稿子，讲出来却不会让学生觉得有稿子。念和讲的差异似乎只在毫厘之间，出来的效果却相距甚远。不止是讲课，做学术报告，甚至接受记者采访，钱老师都是有稿子的。看上去他似乎在闲聊，但其中是有明显的逻辑线索的。这种化谨严于随意，释艰深于浅易的本领，正是钱理群老师将教学艺术化的表现所在。此外，钱老师在讲课时那种全身心的投入，就像一个杰出的演员，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剧本规定好了的，但观众会觉得，那都是他发自肺腑的语言，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在对人们述说衷肠。
钱理群老师课讲得好，并非始于北京大学。他1960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一所卫生学校当语文老师。卫生学校的语文课是不大受学生重视的，钱老师却能讲得极受欢迎。他还搬到学生宿舍去，和学生同吃同住，并逐渐在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干什么的都有，除了学生，还有工人、临时工。他们每周聚在一起读书、讨论。这些人在恢复高考之后都考上了大学。我跟聚集在钱老师身边的那些年轻人年龄差不多，深知他们的文化基础有多差。他们无一例外地考上了大学，可见钱老师对他们的影响之大。
1978年，钱老师考取了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八百多名考生中考了第一名，还上了《人民日报》。顺便说一句，是钱老师的导师王瑶先生向北大中文系领导建议：不要考外语。并说：真正有才华的人，这些年是不会学外语的。因此，北大中文系大概是全国唯一研究生招生考试不考外语的。如果要考，钱老师大概是考不上的。大学毕业十八年，他的外语早就忘光了。
研究生毕业之后，导师王瑶先生点名让他留校给自己当助手。理由是：他管用。那时王瑶先生精力减退，但在学界的影响仍在。找他的不少约稿。这类稿件，有一些就是钱老师替王瑶先生起草的。据我所知，王瑶先生晚年的名作《<故事新编>散论》，就是钱老师协助王瑶先生完成的。作为一个大学者的助手，钱老师确实“管用”。他的一个同门师弟曾跟我说，老钱是可以给我们当老师的。
钱老师在北大的工作就是当“助手”，并没有教学任务，他却主动要求讲课。他不只是课讲得好，还热爱讲课，就像一个演员热爱舞台一样。汪曾祺写到裘盛荣时说：“盛荣后来不能登台了，整天闷着，没人跟他说话，他也懒得跟人说话。后来就病了，病中老是念叨着戏文，手还在床沿上比划着身段。没过多久，人就走了。我说，盛荣是憋屈死的。一个唱戏的，不能唱戏了，就等于命没了。”大家多以为钱老师是一位学者，但我以为，钱老师首先是一位老师。他的师弟陈平原说他“好为人师”，确实是知人之论。对于钱老师来说，把自己的知识、观点讲给年轻人听，并借此“唤醒”他们，是他生命中最内在的需要。当他住进养老院，社交范围大幅缩小之后，他也仍然愿意接待年轻人，并对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一面重复着鲁迅不要寻什么“鸟导师”的话，一面又滔滔不绝地告诫年轻人该如何应对生活。
大概是两三年前吧，钱老师统计了一下他的著作，居然有一百本之多，还编了五十五卷套。钱老师写作速度之快，之毫不停歇，简直让人叹为观止。他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一篇八千字的论文，他一天就写完了。莫言曾用二十多天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可那是文学创作，跟写论文是两回事。他八十岁的时候，每天仍然能写两千字。他如果说自己打算搞什么新的研究，如近年提出的养老学、儿童文学，用不了多久书就出来了。粗略地算一下，如果一本书是二十万字，钱老师一年就能写三本。
钱老师写得快，看得也快。据同寝室的研究生同学吴福辉回忆，钱老师看学术刊物就像看画报一样，就那么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吴福辉问他刊物中论文的观点他却都能说上来。据说有的人的记忆是照相式的，看一眼就把文章的内容印到脑子里了。钱老师大概就是这种人。
钱老师读书快，读得也多。在贵州安顺时也一直在读书，只是受当时图书条件的限制，除了马列著作、毛选和《鲁迅全集》之外，他只能读到一些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文学作品。所以在考王瑶先生的研究生时，他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当时北大中文系领导一看现代文学专业报了八百多人，就找王瑶先生，让他出一道“绝题”，把大多数学生考住。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把真正的好学生挑出来。吴福辉是个有心人，把初试、复试的题目都记了下来，所以我们现在还能找到这道考题。
考题是：“鲁迅曾说：‘五四’时期散文的成就远在小说、戏曲、诗歌之上。试对此论断加以评述。”
这道题的分数是40分。钱老师后来回忆说，他一看就猜到：关键就是这道题，答上了就能考取，答不上就完了。小说、戏曲、诗歌都不如散文他倒是有话说，可现代文学头一个十年的散文，除了鲁迅之外，他只看过朱自清、冰心等不多几个作家的作品。于是他就把他那种扬长避短的技巧使出来了。在说完了小说、诗歌、戏剧等不如散文的理由之后，就大谈鲁迅的散文。他在安顺时的理想就是回到北大讲鲁迅，对鲁迅的著作太熟了。谈完了鲁迅，再补充说，还有周作人、朱自清、冰心等，结果就考了个第一名。王瑶先生曾在私下里说：“钱理群综合分析的能力就是强。”其实就是说他聪明。我们常把记忆力好和聪明混为一谈，其实是两回事。日本围棋高手武宫正树记忆力就不好，他下过的棋过后就忘了，不像有些棋手，过去很久了还能记得自己的某一盘棋是怎么下的。但你不能说武宫正树不聪明。对于一个文科学者来说，记忆力好和聪明都是必要条件，虽然还不能说是充分条件。王瑶先生曾在钱理群毕业之后与他单独谈过，大意是：你外语不行，古典文学不行，语言文字功夫不深，所以你成不了大学者。我看到钱老师在文章中写出这个情形的时候，不免心中一凛，因为自己对文学创作上的自许瞬间破灭了。我虽然不是学者，却也清楚地知道，想成为一个大作家，同样是需要一个完备的知识结构的，虽然这知识结构与学者不同。
我曾问过钱老师：你最好的学生是谁？他说：我教不出好学生。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他的一个女博士生曾跟我说过。她把博士论文的初稿交给钱老师。当时钱老师正在蘸着白糖吃包子（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大半是因为钱老师这个奇怪的吃法）。他又像看画册一样把她稿子翻了一遍，说：“根本不行。拿回去重写。”她刚回宿舍不久，钱老师的电话就来了，问：“听说你得了红眼病（当时流行的一种传染病），现在好点没有？”其实就是委婉地为自己刚才的疾言厉色道歉。别看钱老师的文章大气磅礴，锋芒毕露，其实其内心非常柔软。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不如他的导师王瑶先生。这并不是说王瑶先生不关心学生，而是他的理性告诉他，在学术问题上对学生不能讲情面，哪怕学生事后记恨他，他也毫不在意。而且也真有学生怀恨在心，在大风暴期间回北大揭发王瑶先生给了他的毕业论文3分（当时是5分制），但王瑶先生却不以为意，过后还主动邀请他到家里来，并指给他研究的方向。这种情形，钱老师受得了吗？我不知道。至少我是受不了的。
如果只是简单地说钱老师心软，也不准确。我在网上看到，钱老师的夫人崔可忻大夫得了绝症，打了止痛针之后，换上演出服，最后一次登台独唱，向这个世界告别。我以为钱老师会身不由己地泪流满面，可钱老师只是像一个新闻记者一样举着摄相机给夫人拍摄。此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从得知夫人得病到去世，他一滴眼泪没掉过，只是在每晚睡前向夫人述说自己当天的境况。这让我想起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的最后一幕中，王利发得知坏人要霸占他的茶馆时，不是哭，而是笑。人在极度痛苦时，哭泣也许是最初级的表达方式。崔可忻大夫去世后，她的房间里的一切都按原样摆放着。
那是钱老师的悼念方式。
钱理群老师真的做到了著作等身，可他的声誉多半来自学界和民间，而非体制。他是三级教授，连个系学术委员都没混上。他那没法控制的干预现实的冲动，或者说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就是他时常碰壁的原因。对他的这种姿态，我是持有保留意见的。我不认为一个学者的讲学和著作能对历史进程发生实质性的影响，你能做的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研究有所推进而已。
我不知道王瑶先生对钱理群这个学生是否有先见之明。研究生面试的时候，王瑶先生问他：鲁迅能不能一分为二。那是1978年，谁敢说鲁迅可以一分为二？钱老师还想含糊其词，不料王瑶先生说：你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逼得钱老师只能老老实实地作出回答。后来，钱老师说，王瑶先生只是想试试我的胆量。
很难说王瑶先生是在测试钱老师的胆量还是一种极隐晦的提醒。或许王瑶先生的意思是：我让你说清楚，并不是让你对谁都说清楚。钱老师后来果然因此吃了亏。他在一篇论文中说，简单地从材料出发，是一种爬行的现实主义。其意是，从材料出发并没有错，可历史不会为今人提供完整充分的材料，所以把一切从材料出发的原则绝对化，而拒绝理论概括和提升才是爬行的现实主义。结果他的这个说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甚至在他第一次评博导时，有人就拿他著作中的一个材料的错误告到评审委会，导致他的落选。其实，王瑶先生在他之前也在论文中谈到过相似看法，却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反感。也许是因为，王瑶先生没有用“爬行”这样刺激性的字眼。此外，王瑶先生那时在学界已经有了很高的地位，即便别人有不同看法，大家也只会认为是学术观点不同而已。所以，王瑶先生得知别人因“爬行”而对钱老师不满时曾对他说：你的意见是对的。但你说这个干什么？你现在还没有在学术界站稳脚跟，别人很容易把你弄倒的。显然，对于学术与人性之间的关系，王瑶先生看得更清楚。钱老师也说过“要懂世故而不世故”之类的话。在我看来，他懂世故的水平也有限。
《王富仁先生追思录》一书中，有一篇于慈江写的《从文事到史略，从治学到人格》，里面记录了王富仁老师对钱老师的评价：
“从老钱来说，他是真好人……”
“他是性情中人，他把自己全掏给别人，但是别人可能恨他。”
钱老师骨子里就有天真的一面。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想当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是后来发现自己善于概括、总结，却不大会关注细节而改了主意。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说：如果留在上海他可能就当了演员了。他确实演过电影，在《三毛流浪记》里演了一个配角。现在网上还能找到他的剧照。他也就七八岁的样子，穿着西装，张着大嘴在哭。不过这离一个专业演员的距离也太远了。如果是别人说这种话，八成会被认为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可钱老师说了，大家只是觉得可乐。
你再看看他把自己做鬼脸的照片公然挂自家墙上，似乎在告诉来访者，那个俨乎其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的面具之后，还有一个存心想调皮捣蛋的钱理群，一个没什么心机的钱理群。他要是稍微圆滑一点，也不至于连个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委员会委员也混不上。
钱老师脑袋格外大，前额上有一条月牙形的疤痕。我问他：你脑袋上的疤痕是怎么弄的？他说：从小摔跤都是头先着地。有一次摔狠了，留下了这么条疤。
钱老师的导师王瑶先生前额上也有一条相似的疤，不过那是被人打出来的，而钱老师是自己摔出来的。
我读过钱老师不止一本书，如《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我的精神自传》、《岁月沧桑》、《压在心上的坟》、《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鲁迅作品十五讲》等等，有的书还读了不止一遍。
我从这些书中得的收获，概括起来大约是两点：一是，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的作用，就是告诉人们，人是复杂的，各式各样的。我们很容易从自己有限的经历和认识出发，认为人就应该是某个样子，一旦碰上与自己想法做法不同的人，就会觉得不可思议，并进而陷入痛苦之中。二是，钱老师对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高度警惕和有力抨击。我在现实生活中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并且发现，他们那种极端的观点是很难改变的，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没法改变的。也许，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人类天然拥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我身上也有，读了钱老师的书，虽然还不能做到遇事就以辩证思维去认识，但能时时提醒自己，不要用极端化的态度去对待，并因此想通了很多事情。
钱老师今年已经八十七岁，走路也困难了。前两天看到记者采访他的视频，是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在院子里走的。精神很好，兴致也很高，可是与我记忆中那个总是穿着蓝色卡其布中山装给我们上课时激情澎拜满头大汗的钱老师相比，还是让我感到时间流逝的可怕。
本文发表于《传记文学》（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