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谈起
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后简称《后工业社会》）中对社会形态的划分提出了技术轴心的概念。作者强调这种以技术为中轴的社会形态划分方法，其分析范式与卡尔•马克思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大图式”为中轴的阶级分析范式形成对比。马克思对社会形态划分是基于生产关系为基础，分出两种基本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贝尔所指出的后工业社会则是另一种概念性图式，基于技术中轴原理与中轴结构分析，没有指代何种具体的科学技术为主宰，在整体层面论述了科学技术怎样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贝尔的立论靶子是在马克思的“两大图式”基础上进行，并非解构拆解“两大图式”，而是试图说明未来的后工业社会是技术为中轴的社会形态，无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适用的分析范式。同样，贝尔对后工业社会论述中，也是以对商品的分析为切入点，对商品形态演进进行了描述与分析，阐述社会经济形态变化带来的劳动分工新变化。在后工业社会中，科技的发展改变了社会分层结构状态变化，产生了新的以知识为特征的新社会阶级。
贝尔总结出后工业社会的十一个特征：包括理论知识占据首要地位，智能新技术将出现，知识阶级将扩展，商品转化为服务，工作性质由“人与自然的斗争”到“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女性地位上升，科学将蜕变成为与技术、军事、社交、社会需要等密不可分，工作场所的政治化，公平的能者统治，新的信息与时间匮乏，以及与私人商品相对应的集体商品为特征的信息经济。这些社会特征的出现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社会重组。社会整体的技术化程度不断提升，伴随的是科学知识精英在社会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大，资源分配模式的变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
《后工业社会》提供了一个未来社会诸多领域发生变化的原因与可能导致的结果，这些推动社会变迁的基础是科学技术发展。如果说贝尔只是把科学技术作为整体想象，把论述的重心落在了社会变迁的领域，而另一位英国的社会学家贝尔纳则把更多论述放在了科学技术的诸多细分领域引发的社会变迁。把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遥相呼应，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能够建立相对更为完整的理解，每一细分的科学技术领域的突破也会极大推动社会历史的变迁，若进一步对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进行互文见意则更能深入理解贝尔对于科技发展对社会变迁的预言。
在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预言中，理论知识的具有首要性，它和彼得•德鲁克的知识社会有关联。理论知识的物化，以有形的技术工具来体现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如摩尔定律之于CPU性能、相对论之于航空技术、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之于通讯技术、矩阵理论之于图像技术、概率论之于智能化推算系统。理论知识对社会的干预，从物化技术的社会使用，到人类社会决策的选择采纳，从外到内的社会时刻浸淫在理论知识的包围之中。如果科学理论一直停留在认知阶段，没有形成经验实践，不介入社会，仅仅停留在柏拉图式的自由讨论，社会将减少一大半乱象。
现代科学理论到技术熟化过程在不断缩短。以团队合作基础上的协作方式，以及国家为单位科技锦标赛，和世界范围内技术创新与采纳，极大缩短科学理论到技术的社会应用之间的时间，全球化程度不断提升又进一步扩大了应用空间，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一再扩大。基因技术有改造人自身的企图，数字信息技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层面改变社会变迁历程。如果把国家视野纳入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是国家间竞赛主战场。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科学技术的无限潜力，战后反思科学技术在军事应用中产生的破坏性。国家间的科学技术竞争焦点转移到了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财富创造的关系上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从军事、制度、人力、财富的竞争开始转变为科学技术的竞争，有把所有国家优势资本投入与制度供给开始优先配置给科学技术的研发。世界各国对大型科学装置的建设热情不减，建立科学研究实验平台，旨在提出新理论，验证新思想，在一些理论家看来，量子时代即将到来。
我们处在一个理论不断更迭的时代。牛顿三大定律奠定现实社会运行的准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航空航天领域的科学准则；宇称不守恒定律或将摆脱应用限定，对既有牛顿定律提出挑战。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社会观念将产生颠覆性革新。
历史地看，科学技术发展给社会造成的变革，大多是被动的。钢斧的应用对社会阶级分化，马镫发明对于军事变革与王朝更替的意义，枪炮细菌带来的国家兴亡更替，以及不十分激烈但依旧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明——巴氏消毒法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改造，蒸汽机、内燃机、电力机车、火车、飞机、电报、电话、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变迁带了的冲击。
二、乐观还是悲观
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学术界的态度并不统一。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可以举例证明各自观点的自洽性，来支持各自的悲观或乐观主义的倾向。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者看到了技术推动社会变迁的积极意义，悲观主义者看到了技术给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从社会现实到思想观念皆有冲击，科学技术发展是以人的懒惰为基础，这些观念的悲观主义色彩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自然环境破坏的现实反思，技术决定论中流淌着悲观与乐观两种流派。
技术的社会决定论也存在悲观与乐观主义两个流派。技术发展内在逻辑受制于社会选择，早期工业革命出现了以汽车为运输动力，遭到依靠马车为生的社会阶层抵制，出台的“红旗法案”延缓了汽车的广泛使用，很大程度上则是保护了马车运输为生的社会阶层权益。这与近代由于计算机性能跟不上，采用QWERT键盘旨在降低录入速度，防止计算机卡顿，以孵化新兴的高科技产业，不同程度的说明社会选择会延缓和阻滞科学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从这个层面看社会是在起作用。悲观主义者看到社会的作用对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产生的阻滞，进而担忧。科学技术的变革会对旧势力瓦解，这些依附在旧技术上的社会集团掌握着社会控制的各种工具，阻滞新的科技变革背后，则是遏制新的科技新势力集团的对自身的替代。与此相反的是，在社会决定论的乐观主义者则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的社会可控性。
在决定论之外的技术与社会互动论或称为互构论。建立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解释机制，艾吕尔、拉图尔等人认为技术的社会塑性是双向互动结果。比如白馥兰关于中国农业史的重写，其核心预设是把中国农业视为科学物化的技术形态，把农业放入了整个社会史的考察之中，把中国农业的技术与社会按照一个整体来看待，不再区分单一的技术与社会因素。技术的互构论在哲学层面超越了简单的一元决定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思想的渊源。
《后工业社会》提出的中轴理论，是一种非技术决定论，更接近技术与社会的互构论，其中轴是科学技术，贝尔对于科学技术类型的划分没有再进一步。而在更为广泛的学术研究领域以具体技术为特征划分社会形态不是新鲜事情。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数字社会、智能社会、元宇宙社会等等，依照某种具有典型技术特征的历史时期划分社会类型。换句话说是以某一种或一类技术为中轴划分的社会形态，这种技术形态足以改变社会进程，催生或者变革马克思眼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触发新的社会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中轴的数字技术革命，相对于工业社会变革速度将更为剧烈，对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将产生巨大变革，对社会组织结构的冲击，对社会行动逻辑的重构。
三、隐秘的不平等
不平等的关注是人类社会持久的讨论，对不平等的不断深入认识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数字时代的不平等划分是以技术为中轴展开，对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理论知识和技术的掌控范围与程度是划分社会群体分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数字鸿沟是一个较早的概念且充满争议，对于数字时代研究各类社会问题依然有重要指导借鉴意义。数字鸿沟依据不同划分标准衍生出众多子领域，国家区域间的、特定人群间、城乡之间、种族之间，以技术为中心的划分接入鸿沟、应用鸿沟、应用之后的绩效鸿沟等不同等等众多子领域，这些数字鸿沟类型的划分既有交叉之处，也有泾渭分明之别。这里引入数字鸿沟更多关注在数字时代数字鸿沟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什么新特点，这些新特点对于数字时代的社会创新与治理之间有何种关联。传统的数字鸿沟是被广泛感知，无论是对研究者还是普通民众，电视电话普及率、家用电脑互联网普及率等，可以被广泛感知。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国家的数字设备基础设施普及率不断提升直到接近全体接入，然而数字鸿沟依旧存在，并产生了不平等的诸多新形式，则将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影响个人、社会与国家。
贝尔指出，未来社会是以理论知识为中轴的社会，现代社会实现理性化的途径是由无数决策组成，科学理论知识构成决策知识储备。决策进入了一种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时代，决策备选项，以及各种选项之下提前预判的各种潜在风险，还可以对单个决策进行模型推演，这样的场景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比如数字化的商业消费领域，智能化趋势越来越凸显，各类消费平台购物所潜藏的智能推荐功能在人工智能算法不断更新迭代。多平台之间的购买记录数据、微信好友数据、通讯录好友数据、地图出行轨迹，甚至日常生活中对话聊天的监听，也可能经过非法途径成为人工智能进化过程中的数据来源。更加高效的决策智能化在商业领域逐步展开，对于消费者标注分层是实现盈利最大化中众多步骤之一。如果说那些不涉及个人成长、智力开发与就业机会拓展的消费项目，对消费的智能推荐辅助决策系统，可能是高效且便捷，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知识付费、出行路线导航、职业规划、财务投资、舆论引导等领域逐步的人工智能化，表现出的 “看人下菜”式的一人一策，能达到局部最优或者即刻最优，但在整体层面和长时段范围内未必最优，抑或在局部最优与整体最优之间的切换。这就形成了另一个向度的数字鸿沟，这个向度的数字鸿沟突出特征则是隐秘性或黑箱化，这种隐秘性的结果是导致社会不平等以及可能触发的社会问题。比如拥有财富与权力者可以使用智能化程度更高的产品或服务强化自己社会阶层地位，而普通大众只能使用初代产品，某种程度就造就了新的社会不平等与矛盾。
数字时代的数字鸿沟隐秘性的来源是什么，是科学理论以及应用实践造成的社会群体间“区隔”。在科学界一直存在被称为科学治理的社会行动，最初是作为科研诚信问题进行，针对的是学术界自我过滤与净化的方法手段。后来科学治理的外延扩大，特别是二战之后国家介入与大科学时代的到来，以组织化科学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科学研究效率极大提升，早已超出了十七世纪以个人兴趣驱动的个人科学研究时代。问题也随之产生，科学研究的组织化超越了原来以个体责任为基础的治理逻辑，陷入了一个类似从传统伦理到现代伦理之间内在矛盾之中，在鲍曼那里更多被称之为现代性的悖论。学术界知识生产的组织化与集体行动，内部的研究分工无限精细化，对于各自工作的最终结果的未知和不理解造成的“区隔”，成为这种组织化科学研究内在悖论。在马克思•韦伯看来，这种组织化既有高效率的一面也有其内在冗余一面，是组织科层化内在悖论。科学治理范围从治理低效到价值嵌入，成为应对大科学时代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扩展。科学理论知识生产分工化与社会分布不均，是数字时代产生不平等的原因，其特征是隐秘性。
四、科技创新的乐高化
科学理论知识可以直接指导社会生活，同时还通过物化形式以技术工具的方式渗透影响生活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从科学理论到技术物化过程这个环节容易被忽视，而直接归咎于技术对社会影响，在科学理论到技术物化环节，由于较少受到社会伦理规范的现实制约，更容易出问题。组织间科学研究的锦标赛环境，科学理论到技术物化环节在时间上空前缩短，从纯粹科学理论提出到技术物化再到产业化的社会应用环环相扣，融合了试错、调整、适应等具有社会价值意蕴的行动策略。在人类历史上从科学理论到技术应用的熟化过程是一个混杂着悲欢离合的社会史。
分子运动理论之于蒸汽机革命，空气动力学理论之于超音速飞机的出现，这些动力革命投射到国家更迭、社会变迁与个人疾病健康的社会历史层面，其阴暗面则是血与泪的人类大历史内容。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的群体突破了既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束缚，造成阶级与阶层在政治权力、财富分配等方面的不断分化，并产生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财富掠夺、阶级对抗、战争与疾病。在科学理论到技术熟化的社会应用之间，时间在缩短，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其影响深度也在扩大。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复杂化，技术支撑的科学研究进一步开启“技科学”时代的到来[1]，意味着科学理论朝着更为深刻和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更加专业化更加细分的领域，意味着社会分工程度相对于过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依靠“技科学”产生的理论知识与物化技术指导社会实践与参与社会变迁，将会形成更为复杂的社会场景。由于专业“区隔”而造成观念分化是现代社会常态，而在“技科学”时代，科学理论知识与物化技术将会触发叠加放大效应，以及我们无法预知的“暗知识”产生所可能带来的未知的社会变迁，充满了不可预测。随之提出了科学治理、技术治理、科学伦理、技术伦理等针对科学技术领域具体层面的治理策略。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传统对科学技术治理的约束力正在减弱。科学技术发展对于社会影响随之扩大的背景下，众多组织提出把社会纳入治理者主体，超脱原来的包括科技专业组织和国家作为监督者的治理主体，吸纳更为多元治理主体参与，随后科技伦理治理被提出。科技伦理治理突出特征是科学技术事业的社会参与，科技事业不再是专家学者国家的事情，是涉及众多社会成员利益分配与价值选择的必争之地。
数字时代的理论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种以智能化为基础的大众创新。创新活动的大众化参与和专业技术创新并举，尽管专业技术领域的创新更具有根本性，大众创新是后发，在技术模块化之后的大众创新，某种程度类似于大科学时代各自分工。对众多模块化之后的再组合产生的新功能和新物质充满未知，对于社会影响具有多种可能，既有可能是特定时间地点造福社会，也有可能是“创新型破坏”，也有可能是彻底颠覆式的“黑天鹅”。如果说身处科学技术领域群体还有自身的约束机制，在大众化创新的数字时代，社会大众对于科学技术潜在不确定性的认知与科学场的从业者认知存在较大差别。其差别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工，以及不断的专业化，且这种差别还有不断扩大趋势。而当代社会对于技术创新模块化特征可以简化为一种不断试错重组的组合排列，对于其创新的社会后果估计不足，有必要进行社会性审查。
五、一种新的整体观——行动者网络理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和拉图尔等人提出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该理论研究了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并形成的异质性网络，认为科学实践与其社会背景是在同一过程中产生，并不具有因果关系。它们相互建构、共同演进，并试图对技术的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进行整合，把技术的社会建构向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建构扩展。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哲学特点在于突破二元论走向一元论，突破人与物（非人）的二元对立，是整体观视野看待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行动者网络理论来看世界已经不是自然世界与人造世界这么简单区分，更多时候是二者交叠互构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人工建构与虚拟建构共存的世界，网络社会、智能社会与元宇宙社会，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之间互动共存是真实的社会建构。既有有血有肉的社会人，也有以数字技术支撑的不在场交往，也有人工智能算法驱动的数字人在场，也有对于逝去人的技术再建构，与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交流。当然还有国家、社会与市场等社会秩序嵌入形成新的规则，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物物关系等。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数字时代的社会创新与治理提供了一种整体观视野。数字技术的创新与治理不再是二元分治的存在，整体统筹创新与治理，多元主体参与者不仅包括人类行动者，还包括非人行动者，理论知识与地方性知识、技术与巫术、公序良俗与规章制度、正式权力与民间势力等等构成了行动者网络中各个环节。行动者网络的强制通行点，征召的基础则是秩序的社会需求。在创新与治理活动中的行动者网络构成中，对于秩序整体性呼唤成为社会性共识，不仅对参与创新与治理的人类行动者进行征召，还对非人行动者予以考察。
行动者网络理论消除了主客观之分，消弭了科学技术迭代创新过程中的社会后果与紧随其后的社会治理之间的二元划分，运用带有“关系”主义的思想，统筹考量创新与治理之间关系。数字时代的创新与治理围绕数字技术本身展开，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在治理领域，以及治理数字技术本身，参与创新与治理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重合的特征。这种重合是以理论知识为基础的智力群体，和以秩序诉求为基础的社会大众，当然国家无论是创新或者治理场景无时不在。行动者网络理论所蕴含这种消弭主客对立思想，能为数字时代的创新与治理多元行动者达成内部协同提供理论基础。
六、负责任创新与治理前置
知识大众化是历史的必然进程，数字时代尤甚。社会接触吸纳科学知识理论的便利性不断提升，掌握一门理论知识或者新技能，互联网可以告诉你一切；创新的社会化时代来临，创新已经不再只是科学技术专职人员的“专利”，创新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走向普通大众，其基础是理论知识的社会化与技术模块化，依靠接口兼容重新排列组合各类模块，产生创新；国家作为公共秩序提供者，社会作为公共秩序需求者，参与创新与治理的多元主体具有协商基础和产生共识的可能。以科学理论知识为中轴的社会，数字技术的创新大众化，参与创新的多元主体与参与治理的多元主体，具有重合特点。
如果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创新活动，还有内在的群体约束机制，比如科研伦理、技术伦理等。数字时代的创新以大众化创新为特征，大众创新所迸发出更多的社会活力，黑天鹅、灰犀牛等非预期结果增加了社会适应负担。过于激进的颠覆式创新，将超出社会短时间可以承受的范围，造成社会失序，触发治理机制。
创新可以分为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技术创新更倾向于指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物化技术创新活动，而社会创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其特定的内容，数字时代的社会创新更多内容是依靠数字技术对现有的商业模式进行或大或小的变革，以实现相应的经济财富目标或者其他社会目标，社会创新还涉及到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迁移带来的国家、市场与社会权利格局转换带来的创新。而治理可以分为对技术创新自身的治理和对技术创新所带了社会后果的治理。技术创新治理更多涉及科学技术领域内部的治理活动，包括优先基金供给投资和人力资源配备，是否限制发展并设置科研禁区等；而对技术创新的社会后果治理更接近于社会治理的内容，不同点在于甄别技术因素是否是制造社会矛盾的主因。
相应打通创新与治理之间的沟通渠道，提升社会整体的创新责任感，把治理思维前置于创新阶段，营造从国家、市场到社会全面的创新和治理协同的氛围，最大限度的降低创新不确定性，和弱化治理难度，同时保持社会活力。以协同论关照创新与治理，把原来相对孤立单一关注创新或者关注治理思维统一起来，丢弃那种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线程思维。
七、结语
本书写作过程中在学术性和可读性之间徘徊，可能对于掌握了写作密码的行家来说这两种书写方式不存在冲突，可对于愚笨的作者来说却充满了内在纠结，如果这里处理的不好，给您造成阅读负担，还请多多包涵。前言部分，这一部分是理解全书的一把钥匙，我努力写的可读，如果仅仅是对本书的议题感兴趣的读者，前言部分基本可以了解全书的构思，有些天马行空的背后是现实问题的历史纵向思考，对于后面论证过程，可以当作增长见闻的略读就好；第一、二、三章梳理理论脉络，有关科学技术创新和技术的社会治理的研究脉络，如果不从事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可能有些晦涩，尽管可能还存在不足，还有些参考价值；第四、五、六、七章是案例研究，分别是美国共享租房、欧盟数据隐私保护、中国共享单车和“互联网+”精准扶贫，四个案例各有侧重，阐述数字时代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创新以及其社会治理，重点关注的是协同理论关照下的创新和治理过程；第八、九两章是现实对策路径，相对易读也许可以给相关实务部门一些处理问题的思路。
张国栋，负责任创新与治理前置：数字时代的创新与治理协同研究[M]. 重庆出版社，2025年4月.
[1] “技科学”是对当代科技关系中科技融合趋势的一种表述。在这一趋势中，技术更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优先性。在这种背景下，技术进步和创新具有不同于近代“科学时代”的特征，不仅技术创新更“经常化”，并且“综合、集成——创新”是其有代表性的创新方式。同时，技术文化在新的“知识文明”中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