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6年第3期
内容提要：受生计模式与制度约束影响，澳大利亚原住民及殖民地社会缺少海洋认同，但这一状况在联邦国家建立后迅速发生变化。1908年以迪金总理为首的联邦政府邀请并接待美国大白舰队访问事件不仅助力澳大利亚建立起独立的海军，更激发了国民对海洋的热情及对海权的重视。1969年，联邦政府在民间运动的推动下积极介入海洋环境保护，由此确立了自己在国家海洋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使得保护海洋成为澳大利亚海洋认同的核心要素。澳大利亚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未必因为毗邻海洋就会天然地生成海洋认同，国家力量能够也应该对此发挥关键作用。
关键词：海洋认同 独立海防 海洋环境保护
澳大利亚联邦是世界上唯一占据整块大陆的国家。它虽幅员辽阔，本质上却是一座大岛：海岸线绵延6万余公里，拥有附属岛屿8000多座，超过85%的人口居住在距海岸线不到200公里的区域，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位列全球第三。澳大利亚的经济对海上贸易依赖度较高，西海岸黑德兰港（Port Hedland）散货出口量常年位居世界第一。[1]澳大利亚人的日常休闲生活充斥着海洋元素，海滩度假以及海钓、潜水、冲浪与帆板等海上运动尤为盛行，享誉世界。
然而，1976年澳大利亚海洋史研究先驱约翰·巴赫（John Bach）感叹，本国虽然环海而生，但是“缺乏全民性的海洋传统（national maritime tradition）”。[2]2013年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麦克·伊万斯（Michael Evans）在本国最具影响力的政论杂志《象限》（Quadrant）上指出：“虽然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滨海而居，但热爱水上运动和海滩度假的沿海生活方式并没有同步孕育出一种海洋认同。”[3]无独有偶，2021年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海权中心（Sea Power Center）主任肖恩·安德鲁斯（Sean Andrews）也强调：
在大众印象中，澳大利亚并非一个海洋国家……迄今为止，澳大利亚未能认识到其海洋地理的特权和义务……不考察澳大利亚与海洋的关系会对现实造成重大影响，而不阐明海洋的重要性以及澳大利亚与海滩之外的大洋之关系，也会有深远的政治影响。[4]
显然，澳大利亚国家的命运与海洋紧密相连，但部分理论家们何以得出与现实看似相去甚远的论断？诚如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所论，人们都是带着各自的记忆、神话或执念去审视自然的，所谓的自然风景其实也是文化认同的容器。[5]作为一种认同对象，海洋在不同历史与文化场域中是如何被想象与理解的？不同国家的经验显然具有互鉴性。本文就尝试扼要地分析历史上澳大利亚海洋认同演变的节点性事件，思考国家力量在海洋认同形塑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一、澳大利亚历史上难产的海洋认同
所谓的环境认同是指：“基于经验历史、情感依附和相似感所形成的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结感，这种联结会影响其感知与行为。它也是一种信念，即认为环境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也是构成我们是谁的一个重要部分。”[6]海洋毫无疑问是一种自然环境，而历史上澳大利亚对它的认同确实晦暗不彰。
人们通常把1788年英国第一舰队押运囚犯抵达澳大利亚并开辟第一块殖民地——新南威尔士，视为澳大利亚近现代史的开端。在此之前，原住民是澳大利亚唯一的定居人类，其祖先可追溯至最早走出非洲的人群。考古学证据显示，这些人沿着东南亚大陆架与岛屿迁徙，至晚在6.5万年前抵达当时连接澳大利亚大陆、塔斯马尼亚岛和新几内亚岛的萨胡尔古陆（Sahul land）。[7]澳大利亚原住民与海洋渊源甚深，但随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除了托雷斯海峡群岛的原住民，绝大部分原住民都没有把海洋作为生计之基。因为作为陆生物种的人类在陆地资源足以维生的条件下，缺乏向海洋谋生的内驱力，这绝非澳大利亚独有的历史现象。
原住民社会最普遍，也最具特色的生计方式是烧荒农业（fire-stick farming），即有意识地焚烧林间或原野中的枯草败叶，刺激植被更新，吸引动物觅食，再围聚捕猎。据生态学家蒂姆·弗兰纳里（Tim Flannery）的研究，烧荒农业对澳大利亚生态造成的影响远超世人所想，甚至导致部分物种灭绝。[8]近年来颇受好评的《地球上最大的庄园：土著人如何塑造澳大利亚》从文化和生态双重层面系统评估了原住民的生计。作者认为原住民将澳大利亚大陆当做一个巨大且精心维护的庄园，烧荒农业不仅为其生存提供了必需的资源，而且维持了一种生态平衡，更奠定了现代澳大利亚自然景观的基础。[9]该书只有零星内容论及原住民与海洋的关系：他们捕捞收集鱼类、贝类、蟹类、海龟以及儒艮等海洋生物，但绝大部分人并未对海洋资源产生依赖，遑论进行相关文化建构。
近现代世界历史见证了一系列海洋强国的崛起。澳大利亚殖民地的诞生正是英国全球海上扩张的标志性产物。英国高度重视包括南太平洋在内的全球海洋权力建构，却有意压制澳大利亚殖民地社会的海洋认同，结果造成矛盾的历史现象。一方面，由于殖民地命系海上交通，英国积极扩充有关澳大利亚周边海洋地理知识，竭力开辟并维护跨洋航线。譬如，英国海军探险家弗林德斯（Matthew Flinders）于1801年至1803年环绕澳大利亚沿岸航行，不仅首次完整、精确地测绘出大陆轮廓，还在北部沿海意外发现原住民与望加锡人合作捕捞海参销往中国的海洋经济活动。[10]事实上在19世纪上半叶，除了海参贸易之外，澳大利亚及其周边英属殖民地的支柱产业还包括捕鲸与海豹皮出口，它们本质上都是攫取海洋生物资源。殖民地开辟通往太平洋中部群岛以及华南口岸的新航线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确保海洋资源能顺利转化为经济收益。[11]
另一方面，殖民当局约束本地居民开展涉海活动，甚至阻碍其提升航海能力。英国官方在新南威尔士首任总督上任时命令：“皇家希望也乐意看到您无论如何都要禁止本地建造任何用于私人目的船只，防止不同殖民点之间交流。”[12]新南威尔士第二任总督也受命颁布专门禁令。如此严控不仅是为了维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洋至太平洋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更是出于对澳大利亚刑囚殖民地社会属性的顾虑。在19世纪中叶英国流放制度彻底废止前，澳大利亚各个殖民地不同程度地混居着囚犯、刑满释放人员以及自由移民。这种社会性质使殖民当局远比母国更积极且强硬地管控社会事务，尤其警惕有利于罪犯潜逃的民间造船与航海活动。19世纪初，海产经济的繁荣已经使私造船舶公开化，但官方坚持不予认可。结果前述澳大利亚支柱产业的投资者、消费市场乃至技术劳工基本来自北半球，本地居民大多只提供纯体力劳动。继古老的原住民社会之后，澳大利亚现代移民社会既依赖海上生命线，又讳言扬帆出海，对海洋的认同也难以滋长。
19世纪3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殖民地海洋生物资源日渐枯竭，同时又发生了牧羊业大扩张以及淘金热，新移民与投资者瞬间被吸引至内陆。1848年至1850年，仅羊毛出口额一项就占出口总额的67％，相比之下海参、鲸油和海豹皮出口额仅占出口总额的2％。[13]1851年爆发的淘金热促使澳大利亚确立起一种农、牧、矿复合型产业生态，纷至沓来的移民彻底改变了刑囚殖民地的属性。然而，农牧矿业的壮大意味着大部分新移民虽向海而居，却背海谋生。正因为如此，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界认为本国的主流气质（ethos）是所谓的“荒野”精神[14]或曰“澳大利亚神话”，如崇尚“平等”“粗犷务实”，以及“伙伴情谊”等等，明显有别于母国的标签。这种论断广有共鸣，《荆棘鸟》之类以内陆农场为背景的小说风靡畅销就是力证。
总之，史实可见，无论是原住民还是殖民地社会，四面环海的地理处境或者依赖海外贸易的现实并不自然而然地促成澳大利亚社会的海洋认同，当然这绝非不可改变。
二、联邦国家独立海防之争与海洋认同的初步形塑
尽管海洋元素在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话语中地位不彰，但在19世纪下半叶，海上活动始终是各殖民地发展不可忽视的内容之一。这一时期，殖民地海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民用造船业得到正名，海员工会成为本土劳工组织中最活跃、最中坚的成员之一，而以悉尼和墨尔本为代表的海港城市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1901年，经英国议会批准，澳大利亚的六个殖民地以州的身份合并成联邦国家。不过作为英国自治领，其外交与国防在法理上仍受英国统辖。初生的联邦政府权力微小，却要统筹全国性事务，精英们前所未有地开始思索如何在孤悬汪洋且地广人稀的国情下确保整块大陆的安全与发展。正是从此时起，海洋不再只是贸易通道或大众消遣的空间，而成为新兴国家的治理对象。对澳大利亚而言，外来威胁会通过海洋抵近，因此海防议题成为海洋治理的核心。在相关争论中，一种由联邦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全民性海洋认同逐步显现。
就海防的对象而言，联邦决策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在于亚洲，这深深植根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思想中的传统偏见。联邦政府奉行的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继承了殖民地时代就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思想，并与当时西方世界盛行的“黄祸论”话语唱和。诚如大卫·沃克（David Walker）所论，澳大利亚联邦自建立之初就对亚洲感到焦虑。作为他者的亚洲是澳大利亚的近邻，以华人为主的亚裔移民从19世纪中叶开始涌入澳大利亚，排华事件此起彼伏。偏偏联邦国家在筹建过程中见证了日本帝国海军的壮大，这就使得来自亚洲的海上威胁成为一种“可察的宿忧”（felt-threat）。[15]令联邦政府最为不安的是，本国最靠近亚洲海域的北部热带地区欧洲裔人口稀少，被戏称为“空旷的北方”（empty north），极易受到海上入侵。[16]1905年当日本凭借对马海战击败俄国，赢得日俄战争决定性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澳大利亚的精英阶层倍受刺激。1907年常驻澳大利亚北部的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主教向皇家地理学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赫然警告：
日本和中国近在咫尺，而谁又知道中国会在多快的时间内变得和日本一样强大？……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没有什么比北方这种空旷且不设防的状态更能威胁澳大利亚了。[17]
不过，联邦政府重视海防的理由不全然来自隔海相望的亚洲，这也是新成立的国家追求独立自主所必需的。在殖民地时代，澳大利亚与母国就防务问题保持了一种默契，即英国军队会根据具体需求提供保障。然而，英国在整个19世纪都没有派出战斗舰艇常驻或者在澳大利亚海域进行固定巡航。联邦国家建立后，对于如何维系海上安全，决策者们迅速分化为两个派别，即“帝国派”与“本土派”。前者主张纳贡求保，即向英国皇家海军缴纳现金（捐款）换取保护，这远比自建海军成本低廉。例如，英国海军大臣塞尔伯恩伯爵（The Earl of Selborne）劝诫称：“大海是一体的，帝国海军也是一体的。在海战中没有所谓的本土防御……如果在这片海洋上建立一支仅仅为了保卫本土海岸的特殊舰队，那不仅是战略上的错误，更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18]这一立场得到许多保守政客的支持。联邦政府首任国防部长约翰·福雷斯特爵士（Sir John Forrest）就表示向英国纳贡无可厚非：
只有一个海洋需要称霸，也只有一支海军需要被支持以确保这种霸权……如果我们想充分享受英国海军的利益，我们就必需为维持它做出贡献，而且我们不能通过坚持将舰船留在我们的水域来束缚海军部的行动，其他地方也可能需要它们。[19]
然而，在本土派看来，英国不仅历史上轻视而且在现实中也不会抬爱澳大利亚。比如为了遏制沙俄，1902年年初英国不惜与日本签订《英日同盟条约》，旋即将部署于太平洋的军舰逐步调回欧洲防备德国。这令许多澳大利亚精英认识到本国绝不可能处于英国太平洋战略中的优先地位。1904年就任澳大利亚海军总监（Director of Naval Forces）的克雷斯韦尔（William Creswell）上校就坚信，海上威胁不仅在于对澳大利亚本土的攻击，也包括海上航线遭受突袭而被破坏，而遥远的英国海军对此反应不及或无暇顾及，即有灭顶之虞。
一旦英国与海军强国开战，后者将不惜一切代价使英国的商业瘫痪……澳大利亚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分散的贸易，为此类行动提供了诱人的目标……因此，本土防御力量是绝对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贸易，也是为了防止敌人利用我们的港口作为其行动基地。[20]
关于澳大利亚联邦海防立场之争，学界从军事战略、经济理性以及政党政治的角度都有详尽分析。[21]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议远不止涉及国防理念或军事思想，更关系到新国家的身份认同。克雷斯韦尔认为帝国派缺乏自尊与自信。他在1902年提交给国会的《澳大利亚联邦海军防御报告》中就强调：
目前向帝国政府缴纳贡金的制度……根本不是一种防御制度；这是一种雇佣防务的制度。这种制度扼杀了本土对海洋的兴趣，扼杀了海军的发展。它没有给我们自己人提供职业前景……[22]
1906年他更直白地宣称：
澳大利亚海军力量……必须置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它的目的是给予本国公众一种安全感，而这是远在天边的帝国分舰队无法给予的。[23]
克雷斯韦尔的观点得到三度出任澳大利亚总理的迪金的高度认可，后者在1907年12月的议会演讲中阐明立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决定的阶段：是继续支付补贴……还是着手建立一支本土海军力量……目前的捐款并不受欢迎……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一种纳贡，没有给我们一种参与帝国防务的伙伴感。”[24]在迪金看来，建设独立的海军与海防是联邦政府必不可少的重大权力，也事关国民感情，不能只考量经济成本，更要计算政治和文化账。
既然独立海防是联邦国家进一步摆脱殖民地身份并创造独立国家认同的抓手，唤起全民对海洋的重视就成为当务之急。与克雷斯韦尔等技术精英不同，迪金通过大选上位，非常重视也善于炮制社会舆论。他持续在大众媒体上宣扬海权的重要性，特别是将管控海洋与民族自豪感关联起来。比如1905年他在墨尔本发行量最大的《世纪报》上煽情地说：
我们需要一支属于我们自己的海军，由我们自己维持，并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希望看到澳大利亚的旗帜在澳大利亚的舰船上飘扬。[25]
作为一位老练的政客，迪金在1908年精心谋划邀请美国“大白舰队”（Great White Fleet）访问澳大利亚。大白舰队指1907年至1909年奉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命进行环球航行的美国海军舰队。该舰队由16艘漆成白色的战列舰及护航舰艇组成，旨在向世界特别是日本展示美国海军已具备全球投射能力。此次航行不仅检验了美国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也标志着美国正式崛起为世界级海军强国，更重塑了20世纪初的太平洋地缘格局。在大白舰队环球访问中，澳大利亚给予其最热烈甚至歇斯底里的欢迎。这一事件成功地将海防问题从枯燥的议会辩论转化为一场狂热的全民爱国运动，而联邦政府在运作过程中既实质性地突破了英国对澳大利亚外交权的垄断，又激发出大众的海洋认同。
1907年，当迪金得知罗斯福将派出海军环球航行时，立刻意识到必须邀请舰队来访，因为这至少可以向英国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它如果不能承诺保护澳大利亚或者支持澳大利亚自建海军，澳大利亚就可能转求美国。他在给密友的信中表示：
英国海军部试图吓唬我们……他们想要我们的钱，还想控制我们的海岸……美国的访问将向他们表明我们并非没有朋友，也将唤醒自己人民对海权意义的认知。[26]
他在实际操作中刻意突破了传统外交规则。按惯例，澳大利亚联邦所有对外联络必须通过英国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发起。然而，迪金深知如果通过英国邀请，后者很可能会因为嫉妒或防止美国干预英帝国事务而作梗。因此他在1907年12月直接私下联系美国驻墨尔本总领事，并提出邀请。在获得美方的明确肯定答复后，迪金开始通过媒体大肆散布消息，然后才正式发报给英国殖民地部要求转达邀请，迫使英国政府无法公开否决。这是澳大利亚联邦历史上，首次在尚未获得英国首肯的情况下，就自主作出并实施的重大外交决策。
1908年8月20日，大白舰队驶入悉尼港，随后访问墨尔本等港口，早已被媒体吊足胃口的大众反响热烈。当时悉尼及其郊区总人口约为60万人，而据警方和媒体估计，当天涌到海岸和港口的人数超过50万人，城市全面停摆。
从南角到内港，连悬崖上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当白色的船体穿过海角出现时，爆发的欢呼声淹没了礼炮的雷鸣……这不仅仅是一场盛会；这是力量的启示。自澳大利亚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天……那景象既宏伟又庄严。[27]
8月29日舰队抵达墨尔本时，当地民众的热情比悉尼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争先恐后地跟上岸的水兵握手，甚至抢夺水兵衣服的纽扣和他们抽剩的烟头做纪念品。《世纪报》进行了连续跟踪报道：“如果说悉尼给了舰队一个欢迎，那么墨尔本给它的则是一场近乎歇斯底里的喝彩”。“这一天因其壮丽的场面、所激发的澎湃热情，以及给澳大利亚人民带来的深刻而无声的启示，成为联邦历史上值得铭记的重要日子”。[28]事实上，当时澳大利亚媒体普遍把大白舰队描绘为澳大利亚海军未来的镜像：“这支舰队是一个辉煌的榜样，告诉我们只要有决心和爱国精神，一个新生的国家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29]这正是迪金期待的效果。他在给妹妹的信中激动地说：“舰队访问在一周内为我们的海防所做的贡献，比我多年口头宣传做的还要多。人民现在明白了海军意味着什么。”[30]
民意很快转化为决策的底气。尽管在大白舰队离开后不久迪金因政治联盟破裂而短暂下野，但他已成功确立了独立建设海军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其政治对手不敢违背民意，联邦议会再也无人附和纳贡议题，而是通过法案决定耗资25万英镑直接向英国订购军舰。这修补了在大白舰队访问澳大利亚过程中英国受损的颜面。
诚如日后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麦金泰尔（Stuart Macintyre）所总结：“舰队访问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扫清了建立澳大利亚海军的最后障碍。正如迪金所预料的，公众对美国战列舰的崇拜转化为对自己缺乏海军的羞耻感。”[31]大白舰队的到访，让澳大利亚人前所未有地接受了一次走近海洋的教育：“这次访问不仅展示了海军力量，更唤醒了澳大利亚人的海洋意识（maritime consciousness）。公众意识到，对于一个岛国式的大陆而言，海洋既是屏障也是通道，唯有强大的海军才能控制这一领域。”[32]
耐人寻味的是，大白舰队因为船身的颜色也被诠释为对“白澳政策”的同频共振：“在澳大利亚人的想象中，大白舰队不仅仅是钢筋铁骨，它是‘白人海权’（White Sea Power）的化身。这次访问加强了一种身份认同：即澳大利亚是西方文明在东方的孤独前哨，必须通过掌握海洋来维护其种族完整性。欢迎仪式上反复出现的‘血浓于水’的修辞，正是这种通过海洋力量连接的种族身份的体现。”[33]种族主义海权观成为澳大利亚国家早期海洋认同的重要特征，它持续影响了澳大利亚对自身海上安全以及全球海洋秩序的认知，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自设海军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就实现了独立国防，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的狼狈表现完全证明了迪金等本土派的远见。恰如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提出的“距离的暴政”这一命题，海洋给澳大利亚带来的安全屏障感无法抵消同样由海洋造成的地理孤立感以及海防脆弱性。[34]在与盟国军队协作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海军得到进一步扩充与锻炼，国家的海洋认同也进一步提升。1944年1月签署的《澳新协定》（又称《堪培拉协定》）（Australian-New Zealand Agreement）旨在加强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并在战后西南太平洋秩序安排中主动发挥作用。这表明澳大利亚已经将自己视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海洋国家，开始关注海洋治理的国际制度建设。
既然海权与海防问题是新生联邦国家打造新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何以百年之后会出现本文开头学者们的幽怨呢？一方面这与澳大利亚国防战略的后续嬗变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迅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美澳军事同盟体系极大地减轻了澳大利亚海防的心理压力与经济负担。至21世纪初，澳大利亚虽然保持着独立的海军单位，但在美国的亚太军事保护伞及其主导的海洋秩序下，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并不急于扩充海军力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对海洋认同的理解过分偏狭。他们将海洋认同简单地等同于对海权与海防的重视，忽略了海洋治理中地缘政治之外的复杂议题或诉求。
事实上，不一味追求海洋军事能力建设不等于轻视海洋治理，更不意味着国家海洋认同的弱化。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澳大利亚海洋治理议题持续受到关注，但其焦点大幅转向了民事议题。这一转向不仅决定性地改变了其国家海洋治理的责权主体，更提高了对海洋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在这一过程中，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成为澳大利亚海洋认同升华的新基点。
三、大堡礁保护运动、联邦扩权与海洋认同的新发展
大堡礁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绵延2300公里，大约由3000个独立礁体和900多个岛屿组成，覆盖面积约为34.4万平方公里，是澳大利亚最具标志性的海洋景观。由于大堡礁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绵延最长的珊瑚礁群，拥有地球上最古老、复杂的海洋生态系统，它也被公认为全球最重要的海洋环境保护地与顶级旅游胜地之一。
然而，世人并非一开始就青睐大堡礁。1770年库克船长（Captain Cook）在此触礁搁浅并被迫停航整修数月。因此，他抱怨大堡礁是“迷宫墙”（labyrinth wall），这也是大堡礁首次获得外来者的命名。三十多年后弗林德斯在环澳大利亚航海时也被大堡礁所困，所以他在1814年出版的航海报告中称其为“大障碍”。其后达尔文参加小猎犬号环球科考时造访此地，遂将此赐名遍传寰宇。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距离大堡礁最近的昆士兰殖民地开始将它视为自然资源加以开发，主要攫取两种物资——海参与珍珠母贝。前者可以在中国及东南亚的餐厅卖出高价，后者则可以被加工为精美的纽扣或镶嵌在刀柄上在欧洲牟利。不过，采集海参和贝壳都是极其艰辛的工作，触目惊心的工伤使得大部分欧洲移民望海却步。于是资本家广泛引入包括亚裔在内的有色人种劳工，甚至导致所谓“黑鸟劳工”问题，即通过诱骗或暴力胁迫周边太平洋岛民作业。[35]在大众舆论的强烈谴责之下，1897年昆士兰殖民政府被迫颁布法令，限制相关开发活动。
在此情况下，当局又把目光投向大堡礁的渔业资源。由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os Henry Huxley）推荐到昆士兰担任渔业专员的萨维尔-肯特（William Swille-Kent）是最早认识到这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精英之一。他在1893年出版的全球首本专门介绍大堡礁的专著中指出：
昆士兰所拥有的奇妙鱼类，或从狭义上说是大堡礁，为盈利性的开发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水下领土与大陆一样潜藏着巨大的财富。[36]
这给即将诞生的联邦国家提供了开发海洋的新动力。孰料珊瑚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并不利于商业捕鱼，因为这不仅缺乏大规模网捕的操作空间，而且鱼类品种过杂不利于分拣加工。因此，大堡礁海域的商业捕鱼迟迟未兴。[37]
从19世纪末开始，作为特定矿石资源的珊瑚礁本身才是开发的重点。其中最早也最典型的案例是世界上最大的绿海龟栖息地雷恩岛（Raine Island）的鸟粪石开发。从1862年开始，为了获取富含磷酸盐的鸟粪石，许多小微企业与昆士兰当局签订租约，试图开发包括雷恩岛在内的7个鸟粪石岛礁，至晚在1882年已有明确的出口记录。[38]1890年，太平洋岛屿鸟粪石第一大开发商阿伦德尔公司（J. T. Arundel Company）获得昆士兰当局批准进驻雷恩岛，在岛上建造了灯塔和简易铁路，随后引入一百余名华人矿工进行高强度的开发，不到三年就将鸟粪石采掘一空，旋即撤场。事实证明，大堡礁的鸟粪石分布不广，储量不丰，缺乏持续盈利空间。
从海参、珍珠母贝到鸟粪石的滥采，可以看出大堡礁早期开发的特点：目标多样、规模和强度不大、管理无序。昆士兰地方政府自我赋予了海域管辖权，但它除了审批租赁合同并从中分肥，对商业开发几乎放任自由。联邦国家建立后，由于经济与产业发展事务被认为属于州政府的责权，因此联邦政府并不干预大堡礁的开发活动。质言之，此时的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联邦国家虽然开始关注海洋安全，但完全无视海洋保护。随着海洋生态不断遭到破坏，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担忧海洋环境风险，最终于20世纪60年代掀起环保运动，促使联邦政府主动介入海洋治理。
当时澳大利亚国家治理的一大趋势在于，联邦政府以举国之力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后，在涉及国土资源开发的重大议题上已变得主动且强势。比如，它在1949年开工建设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综合水利工程——雪山工程（Snowy Mountains Scheme）。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跨州调水及兴修水电站为主要内容，耗时25年，耗资8.2亿澳元，吸引国际移民劳工10万余人，尤其是成功促使三个传统上强势的州政府一致向联邦国家让渡了特定土地的开发与管理权。
不过，由于海洋边界不清晰，治理责权主体的界定一直很模糊，联邦政府是在与民间环保运动的互动中才明确自身定位的。最初的官民互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昆士兰农场主开发大堡礁石灰石的动议。当时昆士兰沿海地区的甘蔗种植业大规模扩张，但当地土壤偏酸，亟需添加石灰中和。传统上，石灰在内陆开采后运输而来，成本高昂。为了降低成本，农场主们就把目光投向珊瑚礁。1967年，以福布斯（Donald Forbes）为首的凯恩斯地区甘蔗农场主协会向昆士兰州矿业部申请开采距离其最近的埃里森礁（Ellison Reef），开发面积为84英亩。该协会声称埃里森礁是死珊瑚堆，不具备任何美学或生态保护价值，而开采后不仅能获得廉价石灰，还能疏浚航道。消息传开立刻引发当地两大环保组织——昆士兰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昆士兰滨海学会的关切与抗议。这两个组织的骨干成员多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精英，深受国际生态保护思潮的影响。前者包括全国知名的诗人赖特（Judith Wright）、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著名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韦布（Len Webb），以及出身富豪家庭的艺术家巴斯特（John Busst），后者的主要成员是对海洋有兴趣的青年科学家和学生，如日后成为著名海洋保护主义者的昆士兰大学学生赫格尔（Eddie Hegerl）以及格里菲斯大学环境化学专业教授康奈尔（Des Connell）。两个组织携手发起了“拯救大堡礁运动”，迫使昆士兰州矿业部决定举行听证会。作为环保组织的骨干，他们战力十足且手段多样：一方面不断调动全国性媒体营造舆论，发行各种宣传册子及创作相关艺术作品，还在各地举办公共讲座争取大众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潜水采样、色谱分析等专业的科学手段举证说明珊瑚礁并未死亡，此外还精准评估了采矿污染海洋的风险。[39]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967年9月11日昆士兰州矿业部驳回了该州农场主石灰开采申请。孰料它旋即公布已批准日本石油资源开发株式会社（Japan Petroleum Exploration Co.， Ltd， JAPEX）与澳大利亚安博（Ampol）油气公司组建的合资企业在大堡礁进行石油勘探开发。这再次刺激了“拯救大堡礁运动”，也正是从这时起，联邦政府转向直接介入纷争。
这首先是因为经过前期的持续造势宣传，联邦政府开始认识到海洋治理也是国家责权。一个重要机缘是，“拯救大堡礁运动”的领袖之一巴斯特与时任联邦总理、联盟党党魁霍尔特（Harold Holt）是大学同窗密友，后者热爱海泳与潜水，常常在巴斯特的滨海别墅度假。巴斯特就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同学展示大堡礁的美丽以及环境的脆弱，强调采矿活动的灾难后果。只是霍尔特囿于对英国习惯法的尊重，认为离岸3英里以内的海洋管辖权属于地方政府，因此不愿立刻对由其所属政党执政的昆士兰予以处置。然而，他明确认可大堡礁是全民而非某个州的私产，如果真遭受破坏，联邦政府一定会介入。[40]
1967年12月霍尔特在潜水活动中意外失踪，戈登（John Gorton）继任总理，联邦政府的立场旋即鲜明起来。戈登是太平洋战争中的英雄，素以爱国硬汉形象示人。他主张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力，一贯鼓吹通过财税制度改革以及增设联邦机构削弱州权，不惜与党内支持州权的派系持续斗争，而昆士兰恰好属于州权派执政。巴斯特及其战友赖特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心理：总理未必会被感人的环保口号打动，但肯定乐见通过海洋治理强化自身权力。恰如此前对霍尔特所做的，巴斯特在1968年8月邀请戈登总理夫妇来其别墅晚宴，灌输说如果戈登能从狭隘的昆士兰州政府手中夺过大堡礁的管辖权，那将不仅是联邦政府的巨大胜利，也必然是戈登个人的重要政治成就。戈登深受鼓舞，表示如果能获得更为广泛的民意支持，就更有利于相关决策的制定与推进。[41]据此，巴斯特和赖特又在澳大利亚各大中心城市以及首都堪培拉的媒体上加大了宣传力度。同时，巴斯特还邀请在野党工党的党首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出席家宴，后者倾向于向执政党施压。
联邦政府积极介入大堡礁治理的第二个动因在于，“拯救大堡礁运动”成功地将保护海洋与国家认同、爱国主义捆绑。1969年1月，就在联邦政府决心介入大堡礁开发之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海峡的一个海上钻井平台发生井喷。澳大利亚转播的电视画面显示，相关海域被大片油污覆盖，成千上万的水鸟与海兽死亡。“拯救大堡礁运动”抓住这一机会竭力渲染大堡礁可能成为下一个圣巴巴拉，而这意味着全体国民的重大损失。他们广泛推送了当时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著名历史学者雅各布（Wilbur R. Jacobs）的评论：
我相信大堡礁是世界奇迹之一……它不属于昆士兰州矿业部，而是属于澳大利亚和全世界。鉴于我们在圣巴巴拉的经历，如果进行石油钻探，无论采取多么谨慎的措施，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事故发生。[42]
昆士兰州议会的工党议员立刻响应道：“人类肆意掠夺自然资源的贪婪与欲望，必须……予以遏制。这不仅是昆士兰的责任，更是后代子孙、全体澳大利亚人的共同义务。”[43]
不仅如此，由于负责勘探石油的是一家日本公司，赖特等人构建出地方政府不作为导致国家财富被出卖的叙事，结果引发了联邦政府及主流舆论的广泛认同。早在1967年的国会辩论中就有许多反对党议员强调海洋也是国土，警告执政党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任由外资开发：
政府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奉行一种将这些资源拱手让人的政策，好让外人进来，利用他们的资本，控制这些资源并攫取巨额利润。结果我们将永远面临资本短缺的困境，因为我们未能掌控属于自己的宝藏——那些蕴藏在我们的陆地上以及海岸线周围水下国土里的财富。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政策。[44]
我们在过去15年里对石油产品的消费量有了巨大的增长。但这并没有赋予国家或本届政府为了区区一碗红豆汤（基督教典故，比喻蝇头小利——引者注）而出卖我们祖宗基业的权力。然而，执政党正在将这个国家的自然资产拱手送给那些大型石油公司。[45]
更戏剧性的是，赖特强调在大堡礁开发本国资源的是日本公司，这“捅了爱国主义者和旧时战争记忆的马蜂窝”。[46]立竿见影的是，素来对环保议题不甚关注的澳大利亚退伍军人联合会也开始帮助环保主义者向州政府抗议，尤其是那些曾经在大堡礁海域参加对日作战的退伍军人最为积极。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运输工人工会和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也宣布对日本公司钻井平台实施禁令，拒绝为其运输燃料和相关补给物资。理由是油井事故可能影响工人安全和健康，而且对大堡礁的破坏会让工人失去消遣娱乐的场所，造成生活品质下降。石油勘探开发的澳方合作伙伴安博公司请求联邦政府对罢工活动予以约束，然而时任总理戈登明确表示，联邦政府不能镇压工人运动，并回应说：“大堡礁是如此重要的国家财富，以至于在我们更了解它之前，绝不能做出任何可能对它造成哪怕丝毫损害的行为。”[47]
至1969年年底，就大堡礁海域治理而言，联邦政府与在野党实际上形成了共识。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High Court of Australia）援引国际法通则，判定从低潮线起的全部大陆架海床及自然资源的管辖权、勘探权和开发权均完全归属联邦。这就从法理上剥夺了州政府对大部分大堡礁海域的管理权。戈登迅速利用这一裁决在1970年5月成立跨党派的大堡礁石油钻探皇家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皇家委员会”），并宣布在皇家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前，大堡礁海域无限期暂停所有钻探活动。
1972年，惠特拉姆率领工党赢得大选。新政府执政纲领中包含鲜明的海洋保护承诺，正式将大堡礁纳入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1973年联邦议会通过了《海洋和水下国土法》（Seas and Submerged Lands Act），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联邦政府拥有对领海、毗连区和大陆架的主权。对此昆士兰州州长约翰·比尔克-彼得森（Joh Bjelke-Petersen）表示强烈反对：他推举实力最雄厚的新南威尔士州出面召集五个州向最高法院起诉联邦政府，但以惨败告终。1974年，皇家委员会公布调查结果，彻底否决石油开发计划。时任联邦总理惠特拉姆对此表示：“大堡礁是独特的国家资产，其重要性远远超出昆士兰州的边界。联邦政府有责任确保它得到所有澳大利亚人的保护。”[48]1975年，澳大利亚颁布《大堡礁海洋公园法》（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Act 1975），授权联邦政府在大堡礁海域设立并管理一个海洋公园，旨在保护当地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美景。具体措施包括成立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Authority， GBRMPA），分区管理以平衡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之间的关系，禁止在公园内进行石油勘探和开采活动。[49]
最终，联邦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欣赏海洋、保护海洋成为社会共识。恰如公共史学家苏特（Gavin Suter）对1974年发布的《国家遗产报告》（Report of National Estate）进行评论所述：
更准确地说，国家遗产是我们应该保留的东西……大堡礁不仅是澳大利亚国家遗产的一部分，也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珊瑚礁产生任何威胁，并采取一切可用手段加以预防，如果澳大利亚政府认为自己无力做到这一点，必要时应由国际机构介入……而澳大利亚的全部海岸线必须被视为单一的无价之宝。必须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规划、采取保护措施……[50]
尽管联邦政府有借助海洋保护运动扩大自身权力的打算，但它确实在海洋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且关键的作用。在与“拯救大堡礁运动”的相互配合中，澳大利亚决策精英突破了以往只是基于现实利益呼吁重视海洋的窠臼，树立了约束经济开发行为、尊重海洋自然存续的理念。澳大利亚在发掘海洋的工具性价值之外，更将它视为一种国民精神寄托与民族国家感情认同的要件，由此其海洋认同升华到新维度。
四、结论
25年前，达比（Wendy Darby）通过对多元史料的解析，论证了英国景观在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1]虽然达比侧重分析景观认同变化与阶级权力分化的关系，但她洞察到不同利益群体，对客观存在的自然要素可能得出大相径庭的认知。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而，澳大利亚的历史显示，人们并非总是对身边的自然环境产生特别的情愫。无论是原住民还是早期殖民者，影响其海洋认同的关键是维持生计的基本手段以及权力中枢的制度规训。一个人群的海洋认同不会一蹴而就地凭空产生，变化的国家权力架构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它不会一成不变地延续。
澳大利亚建国后，联邦政府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集权力量在全民性海洋认同塑造中发挥作用，因为它意识到对海洋的重视和治理有助于从根本上强化国家认同。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联邦政府内部有关独立海防的历史争议说明，在特定历史阶段，代表国家的个体权力精英的偏好会深刻影响海洋认同的内核。比如，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时代，国家权力精英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地缘环境的认知，使其在构建海洋认同时排他性地强调海权问题。而权力精英对社会内部问题的根本认知，比如种族主义观念，会被杂糅进海洋认同的建构之中。
时代思潮的变迁会深刻地推动海洋认同的改变，民间勃兴的“拯救大堡礁运动”促使海洋环境保护前所未有地被置于海洋认同的核心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在联邦政府与民间环保运动的良性互动下，经由一系列辩论、立法与诉讼，澳大利亚社会超越了仅仅从工具理性维度认知海洋的传统立场。海洋不再仅仅被当作航道、资源或现代国家管控的客观对象，转而具有作为全体国民共享生活场域的自在价值。相较于更常见的权力中枢恣意左右海洋治理的现象，在澳大利亚海洋保护实践过程中，民间力量是主动先行的，联邦政府的介入虽然相对滞后，但其意识到引领海洋治理有利于实现权力统筹，同时也明智地认可环境保护具有道义高尚性，最终为推动海洋认同与时俱进提供制度保障。由此可见，国家力量在海洋认同的塑造过程中固然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央政府与民间社会的积极互动，尤其是国家的良治才是这种认同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注释
[1]“The Australian Maritime Identity,” https://www.amsa.gov.au/node/13121/printable/print, accessed on Nov. 3, 2025.
[2]John Bach, A Maritime History of Australia, Melbourne: Thomas Nelson Ltd., 1976, p. 5.
[3]Michael Evans, “The Challenge of Australia Maritime Identity,” Quadrant, 57(11), 2013.
[4]Sean Andrews, “Framing Australia’s Maritime Domain,” Sea Power Soundings, 37, 2021, pp. 3-4.
[5]［英］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冯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导言。
[6]Susan Clayton, “Environmental Identity: A Conceptual and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in Susan Clayton & Susan Opotow (eds.), Identit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Na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pp. 45-46.
[7]Chris Clarkson, et al., “Human Occupation of Northern Australia by 65,000 Years Ago,” Nature, 547(7663), 2017, pp. 306-310.
[8]Tim Flannery, The Future Eaters: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the Australasian Lands and People, Sydney: Reed Books, 1994.
[9]［澳］比尔·甘米奇：《地球上最大的庄园：土著人如何塑造澳大利亚》，段满福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
[10]Matthew Flinders, A Voyage to Terra Australis: Undertaken for the Purpose of Completing the Discovery of that Vast Country, and Prosecuting, in the Years 1801, 1802, and 1803, Vol. 2, London: G. and W. Nicole, 1814, pp. 229-234.
[11]费晟：《论十八世纪后期大洋洲地区对华航路的确立与影响》，载《海洋史研究》第1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12]John Bach, A Maritime History of Australia, p. 71.
[13]张天：《澳洲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14]Russell Ward, The Australian Legend,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美国英语用“wild”形容荒野，澳大利亚英语则因地制宜地使用“bush”来表达同样的意思。“荒野”是欧洲移民社会无视原住民对本地环境的影响力而臆断出来的概念，用于形容所谓未经开发的蛮荒自然。关于澳大利亚文化与英国文化、美国文化存在的底色差异，参见Richard White, Inventing Australia: Images and Identity 1688-1980, Sydney: Allen & Unwin, 1981。
[15]［澳］大卫·沃克：《澳大利亚与亚洲》，张勇先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6]这一术语自19世纪末已经流行，对此较早期的严肃研究参见J. N. MacIntyre, White Australia: the Empty North; the Reasons and Remedy, Sydney: W. C. Penfold & Co., Ltd., 1920。
[17]Gilbert White, Thirty Years in Tropical Australi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18, p. 68.
[18]“Memorandum on Sea-Power and the Principles Involved in it, Colonial Conference,” in Papers Relating to a Conference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and the Prime Ministers of Self-Governing Colonies, 1902, Cd. 1290, London: HMSO, 1902, p. 17.
[19]“Minute by the Minister of State for Defence (Sir John Forrest) on Naval Defence, 15 March 1902,” in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arliamentary Papers, Vol. II, No. A12, 1901-1902, p. 3.
[20]“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the Naval Forces for 1905,” in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arliamentary Papers, Vol. II, No. 35, 1906, p. 5.
[21]关于澳大利亚联邦海防立场综述性的讨论，参见John Hirst, The Sentimental Nation: The Making of the Australian Commonwealth,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Neville Meaney: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1901-1914: Volume 1,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Defence and Foreign Policy 1901-23, South Melbourne: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Report on the Naval Defenc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Submitted to the Minister for Defence, Sir John Forrest), 7 February 1902,” in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arliamentary Papers, Vol. II, No. A12, 1901-1902, p. 4.
[23]“Report by Captain W. R. Creswell, K.C.M.G., on a Scheme for an Australian Navy, 29 September 1906,” in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arliamentary Papers, Vol. II, No. 82, 1906, p. 3.
[24]“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 (Hansar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Dec. 13, Vol. XLII, 1907, p. 7514.
[25]Alfred Deakin, “Correspondent to Editor,” The Age, Oct. 27, 1905, p. 4.
[26]Russell Parkin and David Lee, Great White Fleet to Coral Sea: Naval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ustralian-United States Relations, 1900-1945, Canberr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08, pp.13-14,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great-white-fleet-to-coral-sea.pdf.
[27]“Australia Welcomes America’s Fleet,”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Aug. 21, 1908, p. 9.
[28]“March of Sailors and Marines,” The Age, Sept. 1, 1908, p. 8.
[29]Neville Meaney,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1901-1914: Volume 1,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Defence and Foreign Policy 1901-23, p. 168；详细的讨论参见Craig L. Symonds, “The Great White Fleet and the Pacific,” Naval History, 22(4), 2008。
[30]La Nauze, Alfred Deakin: A Biography, Vol. 2,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528.
[31]Stuart Macintyre, 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 Volume 4, 1901-1942,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06-107.
[32]David Stevens, “The Genesis of the Royal Australian Navy,” in David Stevens (ed.), The Royal Australian Navy: A History, South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5-17.
[33]Marilyn Lake and Henry Reynolds, Drawing the Global Colour Line: White Men’s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hallenge of Racial Equ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82-184.
[34]Geoffrey Blainey, The Tyranny of Distance: How Distance Shaped Australia’s History, Melbourne: Sun Books, 1966.
[35]最权威的研究参见Regina Ganter, The Pearl-Shellers of Torres Strait: Resource Us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1860s-1960s,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6]W. Swille-Kent, The Great Barrier Reef of Australia: Its Products and Potentialities, London: W. H. Allen & CO., 1893, pp. 311, 355.
[37]Noel Haysom, Trawlers, Trollers and Trepangers: The Story of The Queensland Commercial Fishing Industry Pre-1988, Brisbane: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 2001.
[38]David Hopley, Raine Island: Its Past and Present Status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project report, Townsville: James Cook University, 2008, pp. 68-69.
[39]Drew Hutton and Libby Connors, A 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Environment Movement,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1-104.
[40]“Ban Requested on Reef-area,” Canberra Times, Mar. 22, 1969, p. 3.
[41]Drew Hutton and Libby Connors, A 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Environment Movement, p. 102.
[42]“Owen Kelly’s letter to editors,” The Age, Sept. 6, 1969，p. 8.
[43]“Oil Drilling in Barrier Reef ‘Must Not Be Allowed’,” Canberra Times, Feb. 10, 1969, p. 7.
[44]“Petroleum (Submerged Lands) Bill 1967,” Senate Official Hansard, No. 45, 1967, p. 2306.
[45]Ibid., p. 2309.
[46]Judith Wright, The Coral Battleground, Melbourne: Thomas Nelson, 1977, p. 46.
[47]“Drill Halt Praised,” The Age, Jan. 15, 1970, p. 3.
[48]E. Gough Whitlam, The Whitlam Government, 1972-1975, Penguin: Books Australia: Viking, 1985, p. 504.
[49]关于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方案的具体内容及规划理由，参见［澳］里克弗罗斯特、［新西兰］C·迈克尔·霍尔：《旅游与国家公园——发展、历史与演进的国际视野》，王连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30—144页。
[50]Gavin Souter, “The Things We Out to Keep,” Sydney Morning Herald, Sept. 28, 1974, p. 11.
[51]［美］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的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红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