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凯，男，上海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亮，男，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摘要：作为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白区历史研究有着丰富的内涵。概念化的“白区”，源于“白色”语汇的引入与使用，在对国民党统治区域初步识分的基础之上，伴随着中共领导苏维埃区域革命的实践而产生，最终固定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苏区”相对应的主要指涉“国民党统治区”的特定指称，这是一个革命实践与理论认知动态演进的过程。考察中国共产党对“白区”概念的建构，或可深化对其时空内涵的理解，避免概念泛化，亦可加深和拓展中共白区的历史研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白色；白区；苏区
基金项目：上海市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图像叙事研究”（AG2430811）
“白区”一词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使用的一个较为常见的政治概念，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划分概念。需要注意的是，“白区”概念在中共革命话语中，应是具有特定时间与空间内涵的。管见所及，对这一问题，特别是关于这一概念在特定时间、空间的内涵衍变及中共的建构，相关成果鲜有述及。目前，学界一般认为“白区”概念主要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苏区”相对应而存在的国民党统治的区域。但也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如一些论著认为“白区”应该“包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学者也认为“‘白区’则是中共根据地之外的地区，包括北洋军阀统治区、国民党统治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称为‘白区’，抗战时期改称‘国统区’）和日军占领的沦陷区”。这样一种观点，同样在一些个案的研究成果中亦有体现，如有文章甚至认为“延安时期，党的白区工作主要是指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国统区）和日军占领区（沦陷区）的工作”。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将“白区”概念的时空内涵及其所指涉的地域范围扩展得过于宽泛，从而呈现“概念泛化”倾向，甚至有违历史真实。“解释什么是‘白区’这个概念。这个问题迄今尚未被学界加以仔细辨析。”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中共历史文献，结合历史语境，就这一问题作一考察，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早期中共话语中“白色”语汇的引用
中国古代的色彩文化中有“五方正色说”，而“白，西方色也，阴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阴数”。白色在古代五行说中与金相对应，西方属金为白色。因此中国古代，白色常常被认为是一种表示命运不济，代表凶事和不祥的颜色。如“白虎”“白事”“白旗”也多出自此义。与中国情况不同，在俄国，历史上“白色”常含有褒义。俄罗斯人的先祖古斯拉夫人常把善神称作“白神”，代表光明、幸福、真理。沙皇时期，白色被当作皇室的代表颜色，人们崇拜白色，沙皇则通常被称为“白色沙皇”。当时号称农奴“解放者”的亚历山大二世就被恩格斯称为“白色沙皇”。
十月革命之后，作为红色的对立色，白色的贬义用法开始出现。白色开始与“反动”“反革命”“腐朽”“没落”等含义联系在一起。当时，一些忠于沙皇的反动势力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勾结在一起，企图摧毁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在国际共运史上，这一部分反动势力通常被称为“白卫分子”“白党”，其武装部队称为“白卫军”。列宁一再强调要巩固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必须“要战胜白卫分子”。为此，列宁还组织创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红军”。1918年至1919年，芬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先后兴起共产主义运动，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列宁在与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领袖进行通信或论及这些国家的革命问题时，使用了“白色恐怖”这一概念，如1918年8月，列宁给意大利社会党人塞拉蒂和拉查理的信中，就提到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过程中会遇到“资产阶级的白色恐怖”。在谈论芬兰革命时，他指出，“芬兰资产阶级用白色恐怖镇压过成千上万的芬兰工人”。1919年3月，共产国际“一大”更是就白色恐怖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并作出关于白色恐怖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曾经引进了一系列带有苏联革命色彩的概念，“白党”“白色恐怖”自然位列其中。随着十月革命情况陆续传入中国，“白党”开始见诸报端。当时，中国进步报刊就对俄国“白党”情况进行过报道。如1919年8月15日，《益世报》刊发了《乌梁海防务紧急再志红白党率众来犯》的新闻报道。同月，《晨报》刊发了《俄国白党之猖獗》的简讯。1920年前后，苏俄使者霍多洛夫、维经斯基来华先后创办了华俄通信社和中俄通信社。前者是苏俄在华最早设立的通信社，后者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创办的第一个通信社。华俄通信社和中俄通信社都曾向《新青年》《民国日报》等进步报刊提供过大量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革命情况及经验的稿件，这些电报稿件中就有对俄国“白党”情况的介绍。当时迫于本国压力，俄国的“白党”“白卫军”时常窜入中国蒙古、新疆、东北等地。1921年12月，华俄社就报道过在阿穆尔战大败的俄白党分子窜逃至中国东北三省的情况。这些败逃到中国的白党分子大多投靠了当时的奉系军阀张宗昌。为此，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曾专门就中国用白党分子充兵问题向当时的北洋政府提出抗议。加拉罕声言“此举与中俄协定抵触、且易使中国人士认白党分子为苏联国民、对苏联发生误会、故请政府中止招募、并解散经招募之俄白党军队、以尊重中俄协定、敦睦两国友谊”。对于苏俄大使加拉罕抗议中国招募白党分子事宜，华俄社也有报道。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该社以华俄社名义在《民国日报》刊发的关于“白党”情况的电报、简讯多达十余篇。
1921年前后，“白色恐怖”概念被引入中国，这一过程与“白党”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相类似，多与外国政事相关。1921年5月20日，华俄社在《晨报》介绍了意大利社会党加入国会选举时决议排斥白色恐怖运动的简讯，“此种恐怖运动（白色恐怖——引者注），实资本家雇用暴徒所为”。1924年，《中国青年》杂志在介绍日本青年运动时，指出日本的政府、贵族和资产阶级实行白色恐怖，用极野蛮的手段残害了日本少年运动首领，即日本的少年共产党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河合义虎。当时报纸对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的白色恐怖行为也多有关注。
这种对国外政事，尤其是对苏俄革命的报道与宣介，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白党”“白色恐怖”乃至“白色”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心中的残暴样态与反动底色。1924年1月，国共开始走上联合革命的道路，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这时，“白党”“白色恐怖”与国内政治形势联系起来，被中共吸收到自身话语体系中来。瞿秋白指出，“现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实在是：一般平民、无产阶级领导的赤党、国民党、小资产阶级、农民、与帝国主义指挥的白党、军阀、士绅、买办的阶级斗争”。翻译过大量俄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瞿秋白将俄国的“白党”用在讨论中国革命形势的论述中，“赤白斗争”“赤白对立”的提法在中共早期文献中开始出现。所以就有了“白色帝国主义侵略屠杀”一说。这一时期，中共不断强调“我们只有‘赤化’的反抗，才能免去‘白色’的恐怖对我们之屠杀！”毛泽东更是鲜明地指出：“五卅惨案，沙基屠杀，更是‘白色的恐怖’的实证。所以我们要大声疾呼：‘反对白色的恐怖！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残杀！’”
不过，此时中共革命话语中“白党”“白色恐怖”的具体指涉范围或对象与大革命失败之后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这时，“白党”在中国实行“白色恐怖”首先是指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在中国烧杀抢掠、镇压革命群众的残暴行径。1926年5月8日，赵世炎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发文指出：“由日英两系帝国主义与奉直两系军阀所合作建立的白色恐怖的反动政治，现在北方已经实现了。”“目前白色恐怖的局面，由帝国主义与军阀所自己建立的”。此时，国共合作如火如荼，“站在赤的战线上的，是国民党，是国民政府，是共产党，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显然，在“赤党与白党苦战血斗之中国”，这种“白党”“白色恐怖”并没有直接指向国民党，而是和中国共产党一样，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这种“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牺牲者。北伐期间，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曾一度遭到封禁。甚至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也被反动军阀所通缉。
从1927年上半年开始，中共在“白党”具体指向问题上发生明显变化。3月26日，蒋介石前往上海与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相勾结，密谋反共事变。4月9日，蒋介石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是日蒋介石离沪赴宁，临行前颁布《战时戒严条例》，正式宣布上海戒严。此时，中共认为反对蒋介石新军阀统治的斗争已不可避免，蒋介石、北方军阀和集中了强大兵力的帝国主义已组成联合力量。这些力量“在谋求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在行动上表明，他们在极端仇视革命群众这一点上，同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之类的军阀没有多大区别”。“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如今日益变成中国的白党了。”“白党”所指发生明显变化，即蒋介石之流与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反动军阀毫无二致，成为中国“白党”的代表，这样“白党”“白色恐怖”的具体指涉就发生了明显的转向。
紧接着，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短短几天时间，上海工人300多人遇难，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不知所终。此时，中共认为“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了”。“白色恐怖”的指涉相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蒋介石“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白色恐怖”首次指向蒋介石。此后，汪精卫加入“分共”队伍中，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对国民党左派的认识也发生变化。八七会议上，中共强调“汪精卫、孙科等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既已走到反动方面去，自然不是国民党的代表和领袖，所以一切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最近期间白色恐怖要在汪精卫等叛徒的旗帜之下而实行，而且要一天天的厉害起来”。此时，“白色恐怖”的制作者从蒋介石扩展至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实际则已完全白色恐怖”。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白色恐怖”的象征。国民党已变成纯粹实行“白色恐怖”的党。此后，“白党”“白色恐怖”就成为中共革命话语中一个特定概念，专指蒋介石、国民党了。
这样，“白党”“白色恐怖”两个与白色相关的完全苏式的概念，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应该说，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白党”“白色恐怖”所指涉的范围或对象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无论是在苏俄语境下，还是在中共革命话语中，“白党”“白色恐怖”都指涉反动或者敌对势力，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扼杀与围剿。相较于具有进步、革命意义的“红”，“白”的“没落”“保守”“反动”的象征意义凸显出来。在此基础上，中共将其进一步引入到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划分中就成为历史必然。
二、“白区”概念出现前中共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识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的文献中尚未使用“白区”概念，但已初步涉及区域划分问题。1921年底，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名义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对全党工作作出部署。而此时，全党工作也仅仅涵盖“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从中共二大开始，随着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中共将目光放眼全国，从整个中国疆域来审视党的活动区域。中共二大宣言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国本部”一词最早源自日本地理教科书，经留日学者引入中国，是民国初期较为常见的疆域概念。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三民主义”时就曾指出：“中国本部形式上向来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东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还有热河、绥远、青海许多特别区域，及蒙古、西藏各属地。”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当时对区域的这种认识与划分主要是基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主流认识的一种延续。如李大钊曾将“中国本部十八省地亩及人口”作详细统计，用以分析论述中国的农民与土地问题。
中共对“中国本部”区域的再划分，主要源于民国初期的南北对峙。彼时，中国政局的基本情况是“北方吴佩孚思想甚旧，不知民主政治为何物……北方之乱将在目前。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当时，中共直接以“北政府势力范围”“南方政府势力范围”进行界定。稍后关于列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方式的论述中增加了“列强争相以军力、以外交手段占据‘势力范围’”加以标识。“如胶州湾、威海卫、旅顺、大连等之租借军港；长江流域，东三省、云南、两广、福建、山东等处，英、俄、法、日、德势力之划分；铁道矿山之分配于各国。”在此三分的基础之上，中共又增用“西南”以论时局，此时正值联省自治风起云涌之际，“西南各省终不能为北方统一”。因此时常使用“西南形势”“新西南主义”以表主张。对于“中国本部”如此四分五裂的主要原因，当时中共解释为“国民党在中国中部及北部，没有在社会上植有根底［柢］的组织”。“中部”旋即开始出现在中共的报告文献中。甚至，中共中央局曾拟定“在最短期间成立北部中部各重要支部之计划”。尽管计划未遂，但随着“中部”与“南北”的并用，越发彰显中共区域宏观划分的深入。
国共合作之后，中共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识分逐渐清晰。国民党组织所在的地域开始逐渐成为中共活动区域划分的依据与坐标参照。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合作。基于国共合作的需要，中共将革命活动区域进一步划分为“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和“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中央通告要求“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即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是时，“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主要包括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则主要涵盖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诸省。
广东国民政府北伐以后进展迅速，未及一年就从珠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中共将当时形势表述为“赤与反赤之战”，在此基础上将“国民政府影响下之各省”称之为“赤的方面”，“此种红色的势力已由广东一省而渐渐奄有长江流域”。中共还将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势力范围称之为“反赤势力所统治的地方”，此时，“反赤区域”“（把苏、皖加入在内）也不过十一省区”。以“赤与反赤”来划分区域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赤色”基因，同时更多的可能基于中共在反驳军阀、列强所谓的“赤化”指责乃至所谓“反赤运动”过程中的主动因应。所以陈独秀认为，“在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潮中，突起所谓反赤运动，其意义与影响如何，凡是关心中国民族运动的人，都应该加意研究这一问题”。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其生前极力压制的国共矛盾逐渐暴露，国民党左右派分化日渐明显。尤其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右派势力相继制造了“南京事变”“马日事变”等一系列反共事变。随着对国民党内部左右派分歧认识的不断深入，中共将国民政府影响下的区域进一步细分为“国民党左派统辖的地区”“国民党右派统辖的地区”，对“北方、河南和山东等地区，以及南满和北满”则称之为“奉系统辖的地区”。“国民党左派统辖的地区”“工农运动可以自由发展”，“国民党右派统辖的地区”“群众运动已被扑灭，法西斯主义占统治地位”。“国民党左派、右派统辖地区”的标识与界分主要是中共当时扶持左派、对抗右派的政策模式下的产物。
此一时期，中共也曾尝试基于自身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对组织活动区域进行划分，如按照产业上的地位，将全国分区为“广东、上海、汉口、天津、奉天、湖南、青岛七区”。中央农委强调农运区域的发展应采取集中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之后，中国革命形势陡然逆转。与国民党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提出“苏维埃”口号，是中国革命的实践使然。中共逐渐认识到，工农兵苏维埃与客观环境适合，并主动提出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果断地提出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由此，中国革命进入到通过苏维埃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新阶段。此后，中共先后在广东、湖南、江西、陕西等地创建了数个苏维埃政权。各地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极大地推动了“苏维埃区域”这一空间概念的出现。1928年2月，瞿秋白较早地将这些举行过农民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地方称为“苏维埃区域”，他指出，“南部中国已经有五个苏维埃区域：海陆丰，海南岛，广东南路及北江，江西的遂川万安”。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中也使用了“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苏维埃区域”的提法。同年，中共六大通过的相关决议文献中普遍性地使用了“苏维埃区域”的概念，涉及“苏维埃区域的建立”“苏维埃区域中党的工作”“苏维埃区域的扩大”等用语。
与之相对应的苏维埃区域以外的区域表述问题，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也有了初步的呈现。“非苏维埃区域”的概念开始出现。关于“非苏维埃区域”的问题，共产国际曾认为“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开展经济政治的群众斗争”，“是进到武装暴动道路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因此“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是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这是主要的枢纽，要抓紧着去干”。根据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主张。1930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就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等发出指示：“我们必须坚决的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中央政权，才能领导苏维埃革命到底于完成，才能更加影响非苏维埃区域的广大群众一致行动起来。”以此“汇合各苏维埃区域，成立全国苏维埃临时统一集中政权”。显然这是在“非苏维埃区域”推动落实共产国际指示不切实际的宏大设计。“非”与“是”二元对立，折射出中共在“革命高潮与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客观形势”下，对建立“苏维埃中国”的宏伟蓝图。在此前后，“非苏区的工作”“非苏区的党部”“非苏区的革命青年”“非苏区的民众”等“非苏维埃区域”内的相关问题不断被中共强调。但是随着“非苏维埃区域”的革命实践因“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逐渐式微，“非苏维埃区域”并未如“白区”一样，形成具有特定时空指向的概念。
此时，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概念“反动区域”在中共文献中也时有出现。苏维埃革命目标确立以后，巩固与扩大“苏维埃区域”成为中共革命实践指向。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不断强调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应当“以武力进攻邻近的反动区域，他方面帮助邻近区域发动群众暴动”。“在反动区域发展游击战争与兵变”。“反动区域”首先被中共用来指代苏维埃区域以外的“邻近区域”，即“赤白交界的反动区域”。此时，“反动区域”在中共话语中还不是表征与指向明确的空间概念，而是一种战术上的策略性表述。
这一时期，凭借对苏俄革命话语的移植与改造，中共亦开始尝试使用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白色”来标识“国民党统治区”，从而形成与“白党”“白色恐怖”所指相匹配的空间概念，并以苏维埃革命实践对其进行持续规范与凝练，“白区”这一特定区域空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得到了极大地丰富与扩展。
三、中共苏区革命实践对“白区”概念的塑造
在较为普遍地引入并使用“白党”“白色恐怖”等语汇的基础上，中共开始将“白色”与国民党统治区域联系起来，“白色区域”概念应运而生。这一概念从提出到最后定型，其语境重心及地域指涉曾发生过显著变化。
随着大批苏维埃区域的形成，“白区”概念首先出现在各苏区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往来报告、指示中。如领导创建湘赣边界苏维埃政权的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第一次把苏维埃区域以外的区域称为“白色区域”，并较早使用了“红区白区对抗”的提法。领导创建信江苏维埃政府的方志敏，在其起草的中共信江特委分别给江西省委和党中央的报告中，使用过“革命区域”和“白色区域”两个相对应的概念来阐释当时的革命形势。随后，中共中央给各区域的指示、通告中逐渐出现“白色区域”的提法。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明确地把“苏维埃区域”简称为“苏区”。此时，中共所使用的“白区”概念，还并非一个与“苏区”相对应的、同一层次的概念，其在中共话语中出现的频率还远不如前文提及的“非苏区”频率高，且往往是在“非苏区”范畴下使用，所涉语境也并不固定，未曾被普遍使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上台前后，当时“白区”概念就曾专门指涉苏区周围的白区中心城市，即“环绕苏区四周的白色区域”。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于1931年9月20日作出决议案，错误地判断“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进而要求在“苏区与非苏区方面”立即执行“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至于如何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决议进一步提出要“取得苏区四周围民众对苏区与红军的同情与拥护”，“到环绕苏区四周的白色区域，首先就是在武汉、南昌、九江、宜昌、沙市、南浔路、平汉路、武长路、株萍路”等地域“建立工作”。冒险主义政策再次得到强行贯彻，中共强调“在白区进行工作最主要的任务，是要组织与领导群众起来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迅速的夺取临近苏区的中心城市”。然而，这种政策忽视了白区中心城市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群众基础，导致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和挫折，甚至临时中央的生存空间也受到严重挤压，被迫转移至中央苏区。
随着反“围剿”的胜利，苏区的扩大与巩固进一步凸显了相邻白区工作的重要性。在“环绕苏区四周的白色区域”语境下，中共进一步将“白区”概念聚焦于“赤白交界”及“邻近苏区的白区”这一重心。如“在白色区域工作的布置上”，中共中央在给各苏区的指示中就曾一再强调“应该集中力量注意赤白交界的以及赤区与赤区间的白区工作”。“赤白交界”附近的区域在党的文献中通常被称为“邻近苏区的白区”。国民党则依据“匪情之轻重”将这一区域称为“收复区”“半匪区”“邻匪区”“安全区”。
邻近苏区的白区，由于地处敌我斗争的第一线，其政治形势异常紧张，所谓“赤白区域交界之处三十里往往无人烟，赤白区交通，完全断绝”。同时，环绕苏区周围的广大群众“在反革命军队经过的时候整村整城的人跑光，不供给军队粮食，不给军队引路做向导，扰乱敌人作战的后方和运输要道，夺缴国民党军阀军队的枪械；这样来帮助红军胜利，扩大苏区发展，并促进反革命军队的崩溃”。与中心城市相比，较好的地域条件与群众基础是进行游击战争乃至扩大红军政治影响的重要前提。
“白区”概念转向“邻近苏区的白区”的语境重心，应当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白区”指涉苏区周围的白区中心城市的纠偏。一方面，随着国民党对苏区“围剿”力度的不断加大，尤其是蒋介石亲自部署的第五次“围剿”，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对中央苏区实行合围。在这种形势下，“临近苏区的白色区域中工作的发展，对于胜利的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是有最重大的意义的”；另一方面，临时中央迁往苏区后，中共也曾试图加强对白区工作的领导。苏区中央局就曾发出专门决议，要求“各省委及各县委区域应建立白区工作部，不仅要有专负责任不兼其他工作的部长，而且应有几个专门工作的人员来实际进行白区工作”。江西省委据此成立了白区工作部。临时中央也相继成立了中央白区工作部、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但事实上随着临时中央迁往苏区，“左”倾错误进而导致苏区空间进一步呈现战略收缩态势，此时中共已经很难在实质上领导白区的日常工作，就连身为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的陈云也只能主要负责邻近苏区的工作。担任白区工作部部长期间，陈云就曾倾注了大量心血来领导邻近苏区的白区工作。他先后在《斗争》等刊物上发表了《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福建事变中党在福建的职工运动》等文章，来分析苏区周边白区工作的具体环境及工作存在的问题，指出做好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的可能性。“白区”概念的内涵及语境重心由苏区周围中心城市转向邻近苏区的白区已成必然。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白区”概念的语境重心再次发生转向，并逐渐成为与“苏区”相对等的概念。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央白区工作部随即停止工作。到1935年，党的白区组织几乎全部遭到严重破坏，“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差不多全部光了”。1935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前后，中共着手开始恢复白区工作。此时，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就曾对白区工作作出部署，决议要求“广大的白区的工作，首先是邻近白区工作，目前应该有计划的开始”。同时指出“党中央必须利用一切方法去加强川陕甘三省白区党的领导，同时对长江下游及华北华南各中心城市、产业区域及农村斗争”。紧接着，上海、广东、河南、湖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党组织陆续得以恢复和建立。
此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民族危机日益严峻，国共之间的内战基本结束，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对于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无论是整个苏区还是白区工作都需要有一个转变。特别是在白区，这里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曾长期与中共中央处于隔绝状态，对整个局势缺乏深刻的把握，如何更好地从全局范围内总结过去白区工作的得失，如何从整体上谋划领导白区工作的方针，以更好地适应这种转变，成为全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张闻天明确指出：“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党必须大大加强白区党的组织与领导，使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白区党的工作薄弱，是我党目前最大的弱点。国内和平之后，战争的最前线已经从苏区转移到白区了。”
白区各地党组织的陆续恢复和发展、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化，进一步促使中共从原来重视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转向思考国内十年内战期间整个白区工作的得失及新形势下白区工作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等问题。如刘少奇在此期间先后发表了《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和《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等。特别是1937年5月党中央还专门召开了白区党的代表会议，会上张闻天作了《白区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所涉及的白区工作经验的总结、新形势下白区的中心任务部署都是“白区”概念内涵指向转变的体现，“白区”概念最终形塑于此。此后，中共的重要决议、指示、文件和通电中基本不再使用“白区”概念。仅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少数历史文献回顾和总结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经验时，才会使用“白区”“白区工作”的概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为不宜将“白区”概念所涵盖的历史时期肆意拓展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此基础上，形成与之相对应的北洋军阀统治地区、国民党统治地区，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地区的“白区”范围，甚至泛化为“反动统治阶级统治的区域”。应该说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的。
其一，关于中共革命话语中的“白区”概念的时空内涵，我们认为应该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伴随着大片的苏维埃区域出现之后，从最初的“环绕苏区四周的白色区域”“邻近苏区的白区”到“赤白交界”的“白区”，再到最后形成与“苏区”相对应的特定区域，这一区域主要指涉国民党统治区。此外一般还应包括此一时期尤其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的香港地区，以及九一八事变之后已经沦陷的东北地区。如这一时期，中共曾就全国白区党组织情况向共产国际报告，其中就包括江苏、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主要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也还包括满洲（东北）、香港等白区。但此时国内的主要矛盾、革命的主要对象等都决定了中共革命话语中“白区”概念的地域指涉是聚焦于国民党统治区的，这一点是明确的。
其二，在中共革命话语中，尽管“白色恐怖”曾指涉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但此时未有明确的“白区”提法来进行标识。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白党”“白色恐怖”就开始专门指涉国民党反动统治了，但在实现指涉转向之后，“白区”概念亦没有随之生成。可以说这一概念是与“苏区”相伴而生，相随而逝的。因此，“白区”不能指涉“北洋军阀统治地区”，更不能指涉全面抗战时期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地区”，这就如同“苏区”不能专门指涉“敌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道理一样。
其三，1937年以后，中共基本不再使用“白区”概念。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政府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并迅速深入敌后，相继开辟了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苏维埃区域”逐渐被“抗日根据地”概念所取代。抗战胜利后，中共又将这一区域称为“解放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将过去的“白区”概念，相应地改变为“国民党统治区”。对于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区域，则以“沦陷区”进行标识。到1945年，中共已经普遍使用上述区域概念。如当时《群众》周刊对全国区域进行统计时，就是基于此种划分与标识，当时沦陷区的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24.6%，敌后解放区全面积占沦陷区面积31%，国民党统治区占全国面积37.5%。
结语
中共建构“白区”概念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早期中共对“白色”语汇的引入与使用，如“白党”“白色恐怖”等苏俄革命概念率先被引入并实现中国化，这一过程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的。
“白区”概念从提出到成熟定型再到淡出，其中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中共主动因应内外局势变化，推动了“白区”概念出现及其语意重心、地域指涉的衍变。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组织活动区域的划分意识并不成熟，且往往以国民党为参照进行区域标识，如“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国民党左派、右派统辖地区”等。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进一步促使“白色”语汇使用的转向，“白军”“白色恐怖”开始指涉国民党，接着“白区”概念开始出现。需要说明的是，“白区”概念出现之初，其语境重心并非如一般认为的是除“苏区”之外的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区域，而是侧重“环绕苏区四周的白色区域”，“邻近苏区的白区”等“赤白交界”的区域，这是中共“白区”概念提出的起源语境。红军长征顺利到达陕北后，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中共因应形势变化，进一步推动“白区”概念的形塑，并逐渐成为与“苏区”相对等的概念，最终定型。
纵观中共对“白区”概念的建构，并非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相关区域概念的选择与使用，较为清晰地展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定时空内涵与外延，某种程度上亦反映了实践与思想的互动。因此，为求得历史真实，在党史研究与教学中切不可泛化“白区”概念。
原文载《苏区研究》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