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人文精神、博雅教育的困境

——从《大学之理念》的中译本缺了最后一章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7 次 更新时间:2008-02-18 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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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钊  

摘要:本文从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中文版删节说起,通过近代以来欧美博雅教育的衰退和当前中国特殊的具体实情,叙述人文精神、博雅教育的困境。

关键词:大学;博雅教育;人文主义

社会上人文精神匮乏、高校里人文主义教育消失,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批中国知识人为此惊呼以来。匮乏和消失似乎已经走到尽头,但是,中国知识人力挽狂澜之心不灭,听说今年暑期里知识界文科顶尖群体还聚集京城谋划振兴21世纪中国的“博雅教育”。鄙人闻之,暗忖:难也!

一,雅斯贝尔斯的担忧与德国的教训

不久前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的中译本出版了。其实,这本中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的删节本——少了德文原版的最后的第十章《经济基础》和第九章最后一节“各个大学”。[1]那么,雅斯贝尔斯在删去的最后一章、一节中讲了点什么呢?读了德文原著[2]后才知道,该书的第十章即使对美国读者并不重要,但是至少对于中国读者也是少不得的。这最后一章所说的内容,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大学教师和学生都必须有可靠的维持普通生活和足以钻研学业的经济来源,才能保持学术研究质量,才能保证人文主义的香火不断。雅氏担心的是,20世纪40年代末,经过纳粹摧残、战火荡涤的德国,衣食无虞、可以终身安心无忧追求真知的中产阶级已经消亡,追求人文精神大学人的接班人来源会出现危机。其实,20世纪初德国教育体制早已经出现中产阶级大学人的后继问题的危机。读过玛丽安妮·韦伯的《韦伯传》,可以知道雅氏青年时代追随过马克思·韦伯,他的这种担心,其实是重新提起马克思·韦伯比他早30多年所担心的问题。

1904年,自韦伯和特洛尔奇一起应邀访问美国后,[3]美国大学的急起直追的那种生气勃勃的势头,让韦伯留下深刻印象,虽然当时德国大学还稍微领先一步。加上正遇到德国一连发生了几起人事制度上重大丑闻,他担心、预见德国传统的大学教员雇佣制度最终将使德国大学在与美国大学竞中争败下阵来。尽管历史上这种德国大学中央集权下的雇佣制度和小作坊研究体制,发挥过保证个人学术中立和自由功能,但是不适应今天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高效率官僚制度。韦伯看到,不论公立、私立,所有美国大学教员的生活都是由大学支付的薪俸来保证,即使刚就业的助教也能以工资来维持生计,这也是美国大学人队伍研究水平和效率稳步前进的一个原因;而德国大学教授讲座制度下,存在大量已经获得教授资格证书、没有正式编制、仅仅依靠学生给予的授课费维持生计的“私讲师”。这些“私讲师”可能终身不能转正,永远是临时代课教师,对人生来说,是一种风险。原先这些“私讲师”膨大的队伍是由自愿献身与科学和学术的学人组成的,除了献身精神外,一般都是比较殷实的家庭出身,至少可以让他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在“私讲师”的职位上不愁维持生计,等待“填补”正式的教授职位空缺。可是国家控制的大学雇佣、人事制度对社会民主党人与犹太人歧视和排斥,加上近代科学研究规模的扩大,(在德国首先在化学研究领域),这种通过人事、经费的行政控制进一步强化,“私讲师”的制度正处在风雨飘摇、瓦解之中。韦伯是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境中,看着传统的人文精神随着“私讲师”雇佣制度的衰落而衰落。爱德华·希尔斯编的《马克思·韦伯论大学》一书收入的文章,反映了上述韦伯在那个时代的忧患意识。韦伯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瓦尔特·本雅明因为是犹太人,不仅只能当永远的“私讲师”,最后甚至在德国无容身之地;而罗伯特·米歇尔斯因为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只好投到意大利去谋大学教职,都是最典型的事例。[4]

1945年雅斯贝尔斯也是处于一种两难矛盾的状态中写下《大学之理念》。他一边希望国家给献身与科学和学术的教师和学生提供安心于学业的经济保障,对前者提供研究经费,对后者给予奖学金;一边担心“吃人家东西嘴软”——这种来自国家行政的资助,影响学者坚持学术(价值)中立的立场。在第九章最后一节中,他提出废除战前对几所有中央政府重点扶植少数大学的制度,放手让所有大学在竞争中提高科研、教学水平,期望自己国家大学体制改善,另一方面,他却对纳粹时期自己在大学里遭受的创伤记忆犹新、耿耿于怀,离开德国去巴塞尔大学执教,乃至终年。战后德国大学体制虽然走向民主化,但是,并没有朝雅氏希望的方向发展。原因是:一,纳粹政权驱逐了世界上罕见的一批具有智识、才华和学问的魏玛时代的精英,[5]高等教育从此一蹶不振,二,战后是大学一律国有化,不仅导致大学之间的竞争未能真正展开,而且经费的来源受到制约,所以迄今为止德国的大学水平与活力依然恢复不了二战前的风光,远不如100年前努力追赶它的美国的大学。最近几年德国的大学人也提出集中力量办“名门大学”,也是把打造少数几所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

二,反知性传统与一流大学并存的吊诡

德国在国家权力极端干预和控制下,高等教育的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那么,当年依靠产业化、商品化发展高等教育的后起之秀美国如何呢?20世纪中,美国的有识之士确实也不断地批判这种趋势。比如,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凡勃伦,早在1918年就在《美国的高等教育》[6]一书里,详尽地描绘、嘲笑了形形色色的大学经营中的商业现象,把大学称为“教育公司”;又如,霍夫斯坦特的《美国的反知主义》[7]也批判反知性主义的美国文化传统对教育和知识分子的腐蚀;再如,我国读者也熟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艾伦·布鲁姆那本抨击相对主义、对MBA深恶痛绝,企图在大学重新繁荣人文教育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部非通俗读物的学术著作,也竟成为那个年度的最畅销书。2001年斯坦利·阿鲁诺维茨等一批学者还在呼吁:要拆除“公司化大学”,要强化“历史、文学、哲学和科学”——通识教育四大支柱。[8]尽管有那么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顽强抵抗,守卫传统,但是,新实用主义在美国教育界抬头,产业化、商品化狂飙带来的大学的“异化”还在从头到脚地日益完善。奇怪的是,美国高等教育水平今天依然世界第一。若真要仔细分析原因,这个题目大得可以著书立说了。粗粗想来,从教育对个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功能来看,我们就至少可以知道以下两点:一,所谓产业化、公司化、商品化、市场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相互竞争的基础上的。如果是存在真正的竞争的话,哪怕耍点小花招、打点法制上的擦边球,甚至有舞弊现象,但是总是有限的。因为最后还由顾客从个人收益来做出判断和选择,进行筛选和淘汰,而“教育公司”的种种经营手法无非是要吸引顾客,为了吸引好的学生与教师,“商业原则”也不得不要对教学和学术作出些让步。中国的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毕竟不是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下的竞争,其弊端也就立杆见影。二,美国的大学商业竞争中尽管牺牲通识教育、人文教育,有重收益、轻学术;厚实用、薄理论等等倾向,但是,正如德鲁克指出的:最需要分享知识价值而对知识信任的是西方国家的公司(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知识,都是建立在西方实力的基础上,包括科学、工具、技术、生产力、经济学和金融银行等等。如果没有完整地理解和接受西方理念和整个西方传统,这一切就不能发挥作用。”[9]文科的作用就是要促进学生接受这种理念和传统,即使是各种实用学科背后依然必须有坚强的基础理论学科来支撑。基础理论学科制约着大学不能完全抛弃对真理的追求、保持象牙塔的一小块领地。因此,古尔德画龙点睛地指出:大学使命的表述其实是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口号。美国的众多的大学,“很少打算把他们的使命明确定为坚决反对商业价值、财富积累和社会压迫”,但是,他们也不会公开否定大学负有对科学、学术、真理和民主主义的追求那种永远也难以彻底抛弃的理念。[10]

三,“人力资本论”一言堂

再来看看中国。从20世纪初,战乱连绵,依然是内忧外患,中国的大学格局和走向,与欧美列强诸国稍微有点不一样。1905年科举废除后,学校体制与升官发财远了一些,学历虽然替代了功名出身,毕竟只是一个中介,不是直接路径,本土人文传统也因为科举废除,内容开始逐渐与国际接轨起来,西学人文皮毛成了新鲜货。大学要保持中产阶级的生源,是维系大学人文精神的一个要因,可是这只是其中一个要因,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中国正因为国民贫困,高等教育不发达,也只有极少数人能上大学,人文精神危机感与欧洲列强诸国不同,民族危机感导致学术界争论焦点是国学传统人文和西学外来人文两者孰优孰劣、孰先孰后的问题,不是有无中产阶级等问题。20世纪在中国挑起人文精神最后传承重任的那一世代的老学者,其中不少人后来囿于政治运动、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为了装做苦出身,口称自己穷读书,真要追究、查考他的祖宗三代“阶级成分”起来,只是相对于大富大贵的豪门子弟来说,他们家境余裕稍逊,可是用今天用滥了的一个词儿——“小康”来形容他们的出身是很恰当的。即使“小康”出身还不是当时大学人的主流。比如,大学者杨绛,那真是豪门出身,她的回忆录里描述的往昔富贵:大年夜,她家里电灯都开起来,无锡全城的灯火因为电压降低要暗一暗;再如,王世襄这样的世家弟子,玩也要把传统文化玩出点名堂来,蛐蛐、葫芦、家具的收藏,玩物不丧志,与书呆子瓦尔特·本雅明收藏孤本、珍本,出自异曲同工的人文精神。要说穷读书的名人大师,人们总要提起为了大学不重视西方哲学课程而对民国初教育部愤愤然的王国维。他为了人文研究,经济上得借助了苏北“大地主”罗雪堂提携,可是,王的父辈生活在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海宁,也不是目不识丁,按照在同时代的社会阶层中的座次来看,王国维青少年时代家庭经济状况肯定远远高于今天我在教的北方农民子弟。你们想想,西方传统源于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教育,读的那些典籍、希腊文、拉丁文,且不说工业革命后的近代,即使在近世之前,也是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的“空疏无用”之物,非吃饱了撑的有闲阶级子弟,是没有条件学这些不实用、与生计无关的玩意儿的。最早的知识分子不就是维持生命之外有余力的僧侣、贵族吗?苏格拉底虽然衣衫褴褛,一副穷困相,毕竟拥有几个奴隶为他解决活命糊口的生计的。马克思·韦伯早就指出其中的奥秘,说西方教育传统具有“奇里斯玛”功能,也就是,西洋僧侣、贵族学过人文七艺,就标志一种身份等级,具有对下层民众的无言的威望,高高在上掌握统治、驾驭民众的大权,因此,也就被民众认可为“理所应当”的事情,不管这种学问的内容对行政管理、社会生产、日常生活是否能发挥实际应用和利润效应。他们依赖这种“奇里斯玛”威望造出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学习到的知识是与管理国家事务有关的知识。其实,哪有这回事?他们处理行政事务——管理人事、钱财、司法等本领、诀窍,都是在做了官、当了差后的实践中学会的。[11]中国延续1300年的科举,考试的内容从五经到四书,与西方的人文主义并不等同(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起来西欧的宪政竟然还是源自基督教文化一部分),更加远离实际生活和管理事务,就功能而言,更是直接赤裸裸地“读书做官”,更把这种“奇里斯玛”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今天这种传统还没有完全消失,做了干部,不管用得上用不上,需要还是不需要,弄个博士学位,给世人看起来,咱是有能耐,才给提拔当了干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这也就是“奇里斯玛”功能。没有学历的小市民,不论信仰这种学位与否,纷纷也需要这种奇里斯马的威望,至少对就业、提拔、升级、加工资、保饭碗,甚至谈婚论嫁起来,也是一种必要资本条件。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欧美的教育研究者反对人力资本论、赞同韦伯当年“奇里斯马”论,提出教育仅仅有筛子之功能,构成一个资格社会。人们把这种观点,称为新韦伯主义、筛选理论。中国20世纪末起,舒尔兹的“人力资本理论”(获1965年诺贝尔经济奖)的一家之说垄断舆论,似乎投资教育必定会有社会收益率、个人收益率之回报,殊不知20世纪70年代南亚和东非各国等教育过剩成为社会问题,一直是对社会收益率、个人收益率无情讽刺。即使地处东亚也受儒家“惟有读书高”传统影响的日本,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大学人对“学历社会”的批判也几乎是一边倒,毫不留情。中国学者回避这样事实和潮流,搭上鼓吹“人力资本论”的便车,因为学生及其家长的投资对教师自身的存款和钱包膨胀有很大的催化力。结果家长们猛烈投资,弊端没有几年就积重难返了。大学人、媒体对教育投资舆论导向是重提“书中自有黄金屋”,把1905年取消了的科举制度改头换面后,以西洋人的“人力资本论”科学面孔拿出来,20世纪90年代末起,一下子成为猛烈潮流,人文精神被淹没得一干二净了。日本大学人对学历没有中国大学人看重(至今大多数文科教授无博士头衔(即all but disscration,日人称“博士课程修了”,西人简称ABD,意为准博士、博士后选人),是因为日本虽受很多中国文化、制度影响,但是律令社会时代,没有把中国的科举制度学到手,可以说是日本国民一大幸事。10多年前,我曾将日本幕府办的最大的洋学堂“开成所”与我国第一所官办洋学堂“京师同文馆”做过比较研究,两者最大差别在于:“同文馆”里的学生或依然留恋旧时科举功名出身,或以混“膏火”(津贴、银子)留级、当“博士后”,等待与参照科举出身的职务的任命;而“开成所”出身者中为“实学”所惑许多人,后来成了组织起明治初年的“明六社”的启蒙思想家,而“同文馆”培养出的是会翻译点洋文的职业外交官僚。[12]其实,隋朝之前,门荫人事制度拉拢、腐蚀学校教育(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靠强化官学内的考试来调动贵族弟子积极性,缓解矛盾,所以科举制度更是彻底饮鸩止渴的大手笔。关于隋朝之前酝酿科举产生的这段漫长的历史,没有引起国内学人的重视。

四,趣味、物欲和西文

回头再说本文开头提及的雅斯贝尔斯担心的问题。即真要学人文,不仅有否信仰人文之动力,没有家庭经济实力为后盾不行。学生没有物质条件的话,不能享受精神熏陶,还容易被功利诱惑。中国孔圣人特提倡“有教无类”,那个“类”到底指什么?后人众说纷纭,20世纪80年代,还是我国孔子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实际上,近10多年来中国的教育彻底改革,不少学者大力鼓吹产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终于把“有教无类”之谜揭穿了。当时的生产力,孔子单凭少数几个学生每人奉献的几根腊肉的束修,就算是心甘情愿做红烛,能维持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和生计吗?能过上后来乃至今天北京大学教授那样体面的生活吗?能安心将史学、文学、哲学(当然那年代学科尚未分化)及其教学理论与实践一手抓吗?于是,孔老二要扩大招生,那时候的扩招跟今天一样,你要讲究生源质量?不行!当时生产力低下,经济有余力读书的人毕竟少数,于是,孔子降低人文知识基础的入学门槛——“有教无类”,生源就源源不断,束修滚滚而来。三千弟子中,把儒家人文学成可以算得上今天的大学教授博士导师等量级的,最多也只有72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定律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更加是铁定了。所以不能把人文精神丧失单一归罪于教育产业化,美国最早教育产业化、商品化,他们才是真正成熟的产业化、商品化教育体制。现在要与中国大学竞争人文教养的话,不说西学,恐怕国学领域里,他们派出个由唐德刚、余英时等领头的班子,我们就要受不了了。学习人文最多只是一种精神享受之身份标志,又不直接产生物质效益。这个人文主义的历史吊诡,这个人文教育在社会中的矛盾处境,到了近、现代能解决吗?

历史进入了近代,欧洲接受人文教养的阶层也开始换班,具备金钱和余暇两大优势的资产阶级需要以往贵族那样的精神享受和奇里斯马威信了。尽管17世纪德国的大学生把新起的市民阶级的这种需要说成“庸俗的教养”,但是,不能说市民阶级出来的非贵族出身者都没有这种精神上享受的需要或追求。我在《大学之外的人文主义》一文[13]中介绍的安德列·马尔罗和瓦尔特·本雅明父辈都是庸俗的生意人,但是得不到家庭经济上资助,都曾穷困潦倒;而海因利希·布鲁希尔和埃里克·霍弗两位竟然都是青少年时代都衣食不周的打工仔(前者11岁开始为商店送货贴补家用,一直坚持到成年,因为靠母亲一人洗衣困苦不堪)。所以,追求人文精神享受的人的气质,说得白话一点,也就是天赋的、遗传的。否则怎样解释同样社会环境,差不多的家境,接受同样的教育的人,为何人各有志?遗传对人的主观发展取向的影响,谁也不能否认的。人各有个性,个性中有一项就是求知欲,汉娜·阿伦特把它叫做“趣味”(taste)、凡勃伦把它叫做“随意的好奇心”(idle curiosity),当然他们都是指对知识、真理的追求的个性的本能欲望。即使有人把追求升官发财也看作“趣味””和“好奇心”,那么只说明“趣味”和“好奇心”也因人个性而异。因为这是天赋的个性。我在该文中提到的这四个人,都可谓喜欢人文享受甚至不怕饿死的“亡命之徒”。所以,金钱和余暇并不能保证求知“趣味””和“好奇心”产生和流传。学习人文的动力,如果先天不足,需后天培养,可是今天的中国学童从小就被“人力资本”的收益率牵着走,为考试苦不堪言,成了“试奴”,就连本性有点“趣味”的,长大也要远离“人文”了。今天我国人均收入远高于20年前,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生活指数中的恩格尔系数有了极大改善,据说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大学规模和财力也今非昔比,而人文精神一泻千里衰退。

全球望去,从事职业训练的大学是绝对的主流,人文精神教育复兴似乎越来越渺茫,不是极少数大师振臂一呼能解决问题的。正如多尔在《学历病》[14]一书中指出那样,发展中国家对文凭的恶性追求有种“后发效果”,更是一种难以治好的痼疾,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等药方就能奏效?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百年前就无奈地说穿了内中原由:芸芸众生在选择天上的面包和地上的面包的时候,都不例外争先恐后地选择后者,俄罗斯的教授和我们的教授也都食人间烟火,他们本来只有那一点点的“趣味””和“好奇心”难以抗拒物欲的快活。殊不见,我们这里近来本土的人文一头,刻意标新立异商业娱乐性的阐释经典已经形成新潮,恐怕也不是真心复兴儒学、老庄者最初能预料到的;舶来的西学人文一头,似乎要好一些,那也是一种假象。这几年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呼声甚嚣尘上,加上呈几何级数扩大培养博士研究生,博导和博士候选人总得装点斯文,貌似与国际接轨,要弄点洋书假注来点缀论文,毕竟中译本找起来更加方便,所以也有一定的销路。它们的翻译、出版即使主要局限于少数几个出版社,一小撮加一小撮,回顾一下总量,也确实非常可贵。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西人学术书中译本不及国内研究西学名家的二手专著卖得更畅销。洋文原著毕竟读起来更吃力,效率低。尽管大学教师收入体脑倒挂问题通过学生家长贡献的“束修”解决了,大学教师的钱包和存款膨胀起来了,可是要依靠他们来提倡人文精神,实施“博雅教育”、“通识教育”,难也!除了他们追逐名利兴趣高于追求人文精神外,具体的原因中还有一个拦路虎,即与世界接轨全球化今天,有个学洋文的问题,洋文学习可费精力和时日了。这里举个例子,虽然现今欧美大学生学拉丁文、希腊文的越来越稀少,但是欧美有教养的人文学科教授一般还都懂得已经成为死语言的拉丁文。他们学拉丁文与洋人汉学家也必须懂古汉语相比,与我们汉藏语系的中国人学习这个拉丁文相比,是小菜一碟。比如,拉丁文中natura一词,现代德语中是natur,英语中是nature,形态也很接近。印欧语系为母语的人学起来,比我要学粤语还容易。今天我们往往把它翻译成中文时做“自然”解(注意:这个“自然”的词意,是从明治以后近代日本汉字借用来的),但是真要学习、翻译欧洲人文古典时候,要吃透这个词的本义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这个natura中tura是词尾,把词根改变一下,cultura,就变成“耕作、教养、文化”的含义(col是指耕地);statura,就是“站立、身高”的意思。词根na含有女性生育的意思(但是,na 还不是真正的词根,真正的词根是gen),于是,natura本义就是生育、生育力;第二位的词义才是指天性、本质;自然是后来的引申义。这对使用印欧语系的国家学人来说,其难度最多就如我们辨析先秦的文献,但是对我们东方汉藏语系的中国人来说,太难了,太抽象了(西方汉学家学古汉语,还可以借助汉字象形特征)。所以,大学英语4、6级考试对于中国2、3流大学的农村出身学生来说真是旷日持久的功课。所以,不要说掌握、通读西洋人文古典,就连读点现代洋文,对于我们来说是事倍功半;不要说弟子们,教授熬得起吗?

前几年,不少人本来寄希望于大学扩招后,取得双双赢,应试教育消亡、教育机会均等——双赢;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同时素质(包括人文精神)提高——再双赢,看来这些人的希望要落空了。但是,我们不要因过高的期望给自己增添失望情绪,即使西欧,经历1968年5月风暴洗礼之后,教育民主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结果,也只见人文主义传统日益衰退,至今也未见有回复的苗头。若要保护极少数人的追求人文精神的“趣味”和“好奇心”,当务之急有两条:停止“教育投资个人收益率”的片面宣传;大学人恪守个人良知来捍卫学术评价的权利和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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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孙传钊. 大学之外的人文主义[G]. 大学人文,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14]Ronald Dore.The Diploma Disease[M].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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