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克及其后继者所建构的《大宪章》宪政“神话”叙事，虽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从严肃的历史学研究立场审视，终究是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产物。言必称《大宪章》的宪政史学说，实则是一场持续四百年的学术迷思。
在《大宪章》（英文：The Great Charter；拉丁文：Magna Carta）八百余年的接受史与诠释史中，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 1552—1634年）堪称分水岭式的人物。身处英国君主专制与普通法传统激烈碰撞的时代，他出于现实政治需要，将1215年诞生的封建协议《大宪章》，塑造成“自由基石”与“宪政图腾”，由此开创《大宪章》“神话”。正如英国学者威廉·夏普·麦克尼奇所言，历史上实际存在两个《大宪章》：一是13世纪的封建契约，二是17世纪经柯克等人重新阐释的“宪章符号”。《大宪章》“神话”影响深远，实则根基薄弱、漏洞颇多，亟需对其进行深入的学术批判。
政治斗争催生的“神话”
柯克活跃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正值英国君主专制与新兴社会力量矛盾日趋尖锐之际。詹姆斯一世于1603年即位后，大力宣扬“君权神授”和绝对君主制思想，其著作《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明确提出国王是法律的创造者，法律源于君主意志。在此背景下，身为普通法权威诠释者和议会权利坚定捍卫者的柯克，亟需一套兼具历史依据和现实制衡力的理论武器。于是，他将目光投向《大宪章》，并在其著作《英国法律总论》及司法实践中，逐渐构建起一套理论体系。
柯克的学说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文本的“重构式阐释”。柯克极为重视《大宪章》文本：“正如金匠珍视黄金，不弃微尘与细屑；智者解读此份卓越法令（即《大宪章》——引者注），亦当字字斟酌，不略分毫。”在《英国法律总论》中，他对中世纪英国最流行的1225年版《大宪章》的条款逐一作注，以系统性重新阐释《大宪章》。柯克刻意淡化《大宪章》中大量体现封建社会性质的条款（如监护权、继承金），将受益主体从少数“自由民”置换为全体“臣民”，并借助普通法的“衡平解释”规则，将17世纪对财产权、程序正义的诉求注入这份13世纪的文本。于是，一份中世纪“特许状”被升华为“伟大宪章”，少数人的“特权”被转化为全体臣民的“普遍自由”。
二是“古代宪法”说。柯克宣称英国自古便存在“王在法下”的“古代宪法”，其传统“无法追忆”。《大宪章》并非创新之作，而是对古代传统的“重新确认”。他还强调，《大宪章》在中世纪由议会法令“确认、确立并勒令实施32次”，该文件不仅是国家法律，更是“英国的基本法”，是“古代宪法”传统延续不绝的明证。
值得注意的是，柯克对《大宪章》的阐释与其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他曾任英国总检察长、民事高等法庭首席法官、王座法庭首席法官等要职，深度卷入多场涉及君主司法管辖权与政治特权的争论。柯克屡次援引《大宪章》对抗王权，将这份古代文件转化为抵制君主专制主张的利器。在1609年的一场司法纠纷中，他引用《大宪章》及法学家布拉克顿“国王不在任何人之下，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的名言，主张国王必须服从法律。1628年由其主导起草的《权利请愿书》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中直接援引《大宪章》第29条的内容，强调“正当法律程序”，以限制国王随意拘禁臣民、剥夺其财产的专断权力。
削足适履的宪政建构
柯克本人作为首位对《大宪章》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学者，在该领域有开创之功。其《大宪章》学说在历史上确曾发挥进步作用，既为17世纪议会反抗专制王权提供话语武器，也对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立宪君主制作出贡献。然而，若以历史学的实证标准衡量，此学说存在根本缺陷。简言之，柯克以“王在法下”的宪政理念为先导，神化《大宪章》的地位和作用，实为“削历史之足，适现实之履”，带有强烈误导性。
在文本分析层面，柯克将近代宪政观念强行植入中世纪文本，造成明显的时代错位，集中体现为对“大宪章”和“自由权利”两个核心概念的曲解。《大宪章》原名中的charter/carta本义为“特许状”，在中世纪并无“宪章”的宪政意涵。1215年文件初成后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称《森林特许状》（The Charter of the Forest），另一部分的内容更加重要，故称《大特许状》（The Great Charter）。柯克赋予charter“宪章”含义，更把《大特许状》升格为“伟大宪章”。同样，liberty在中世纪指国王授予贵族等少数阶层的“特权”，柯克将其诠释为全体臣民广泛享有的“自由权利”，并将《大宪章》称为“英国自由权与普遍自由的宪章”。可见，其文本解读貌似细致，实则是基于部分史实的有意重构，而非严谨的历史考据。
在历史叙述层面，“古代宪法”说漏洞百出。柯克声称，英国“古代宪法”传统“不可追忆”，早于君主制产生，以此论证英国人生而自由、“王在法下”乃自然传统。事实上，英国君主制形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5—11世纪），比较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迟至12—13世纪才确立。柯克对1066年诺曼征服的评价更严重失实。诺曼征服是英国历史上的革命性事件，深刻改变英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王权显著增强是其重要影响之一。柯克为强调“古代宪法”传统的连续性及王权的有限性，竟无视史实，强称诺曼征服的历史影响不大。
此外，柯克对中世纪《大宪章》实际作用的阐释过于简化。他认为该文件在历史上影响巨大，却未提供充分证据，且材料使用极具选择性，导致论证薄弱，缺乏说服力。柯克对其有限证据的解读亦错误频出。例如，他极力强调《大宪章》被“好国王（通过议会）确认超过30次”，以证明“古代宪法”传统绵延不断。历史事实较此复杂得多：中世纪英国议会并非独立于王权的机构，一般情况下，国王能主导乃至操纵议会；曾确认《大宪章》的君主中不乏亨利三世、爱德华二世、理查二世等不胜其任者，即使是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等有为君主，在道德方面也未必符合“好国王”的标准。更重要的是，15—16世纪，《大宪章》在英国政治中的作用逐渐式微，不仅议会不再确认，司法界和知识界也少有提及。
辉格史观下“神话”绵延不绝
四百年来，由柯克开创的神圣化《大宪章》的论述传统，被后世英美学者沿袭并不断发展，形成宪政史解释范式，催生大量相关著述。后续研究沿用此范式，通过修正明显错误、补充细节、加强论证等方式对其小修小补，始终无法突破其内在局限。
宪政史解释范式下的《大宪章》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先入为主的思维惯性。相关研究往往将《大宪章》视为“王在法下”宪政原则的集中体现，将其塑造为中世纪英国的“基本法”或“最高法”，宣称其成功“将权力关入笼中”。19世纪英国宪政史家斯塔布斯的名言——“整个英国宪政史不过是《大宪章》的一部评注”，便是这一思维的典型代表。二是研究方法简单化。相关史料解读大多流于表面，并为迎合既定观点选择性裁剪史料。例如，宪政史学者对议会多次确认《大宪章》的现象大书特书，却鲜少深入分析王权在历史上是否被真正约束，对国王违反《大宪章》的事例视而不见。这些研究未能充分解释国王为何同意确认《大宪章》，更忽视国王主动利用《大宪章》巩固其统治的史实。经过长期使用与阐释，《大宪章》的宪政史解释范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经典路径，形成强大的思想惯性。
该范式之所以大行其道，有其深刻的思想背景。随着现代立宪君主制的确立、大英帝国的形成及工业革命的开展，尤其是英国在19世纪步入全盛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巩固立宪君主制的合法性，着力建构一套新的历史话语，用以诠释本国政治传统。在此背景下成熟的辉格史观，明显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与英国中心主义倾向，不仅在英国广泛传播，成为主流认知，也对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进而主导人们对英国中世纪历史的认知。根据辉格史观，中世纪英国盛行限制王权的“法治传统”，《大宪章》是该传统的突出体现。然而，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所指出，该研究范式实为“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其对英国政治史的描述过于简单，偏好截取《大宪章》等历史文件中的“某些进步原则，编写出能够确认现实甚至美化现实的故事”，导致“历史故事被改写了”。
尽管辉格学说屡遭批评，甚至不乏激烈质疑，但其基本理念至今仍是西方知识界的主流认知，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接受。在此认知框架下，即便存在更加全面客观的观点，多数人仍倾向于选择所谓“主流”论述。由此可见，只要辉格史学的基本理念仍居主流地位，《大宪章》“神话”便难以动摇。
历史研究贵在实事求是。柯克及其后继者所建构的《大宪章》宪政“神话”叙事，虽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从严肃的历史学研究立场审视，终究是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产物。时至今日，我们应清醒认识到，言必称《大宪章》的宪政史学说，实则是一场持续四百年的学术迷思。唯有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跳出辉格史观的窠臼，摆脱对单一文本的神化，方能在更广阔、更真实的历史语境中，深入把握英国政治发展的复杂轨迹。因此，围绕《大宪章》的宪政“神话”，当休矣。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