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战时期，八路军探索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军民交融”的新型军民关系。这种关系植根于红军时期的实践，至抗战时期走向成熟。八路军将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带入华北，在调整原有阶级政策的同时，积极实践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为打破旧有军民关系隔阂，赢得民众支持，八路军既注重严守群众纪律，也加强与群众的日常交流，并利用特定时段集中开展军民互动，努力探寻战争需求与群众利益的结合点。这种新型军民关系的塑造，体现出八路军“精雕细刻”的工作特质，成为中共在敌后坚持抗战并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军民关系/ 八路军/ 群众纪律/ 日常生活/

作者简介：宋弘，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济南 250100)。

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25年第5期 第149-162页

我爱自来水，在家乡，饮水多么难，挑水多么苦，我干过挑水的活儿，曾经掉进井里。曾经看见乡人凿井寻水，昼夜挖掘，结果汗水比井水多。曾经看见山区的居民打水，井深，井绳长，自己挑着水罐，却用一头驴子驮着井绳来去。乡下小媳妇的重担：一是推磨，二是挑水。少林寺小和尚苦修：一是打柴，二是挑水。

作家王鼎钧在回忆中生动描绘了这些场景，并进而指出，八路军之所以能赢得民心：“一是唱歌，一是挑水”。①正是源于对挑水之劳累的切身体会，王鼎钧深刻理解了日常劳动的价值。他的观察隐隐然提示我们，八路军新型军民关系形成的奥秘，或许就蕴藏在挑水这样的日常生活中。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构建的军民关系，本质是对两种传统的重构：既颠覆了华北历史上“兵扰民，民怕兵”的痼疾，也转变了苏区时期阶级对立的动员模式。这种“新型”关系的形成，成为中共敌后抗战与生存壮大的关键。既往研究已关注到八路军军民关系的重要性，但对其形成过程缺乏实证性的讨论。②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革命日常史”角度，着重呈现八路军新型军民关系的形成过程及其背后蕴含的政治文化意蕴。

一、华北军民关系的传统与新挑战

在八路军进入华北之前，这里的民众已看过或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军队，这些军队与他们的关系称为旧式军民关系，在“旧”的基础上，八路军创造了“新”，同时，其中又包含对苏区时期军民关系的继承和转型。

抗战之前，华北地区一直都是军阀混战的重点区域，这些区域有军阀部队，国民党各派系部队，还有一些地方杂色武装、土匪武装，这些在民众看来都是“兵”。“兵扰民，民怕兵”概括了旧式军民关系的紧张态势。③传统四民社会中，军人角色处于边缘地位，甲午战争以后，军人逐渐走向社会中心，开始甩掉“丘八”的帽子，改称“老总”。随着社会军事化的加深，“养兵与军阀混战交相为病，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的巨大破坏早已是人们熟知的问题。”④北洋军阀时期大部分军队纪律很差，指挥官纵容士兵为所欲为。⑤这些“兵灾”和传统的自然灾害一同构成民众苦难生活的重要导火索。

在此背景下，民众自然也对旧的军民关系印象深刻，不少人多年以后仍然记得军队进村的情景，如侯德宝⑥回忆：“我们小孩子一要哭，大人就吓唬说：‘莫哭!再哭兵就来啦!’小孩子一听说兵来了，吓得就不敢哭了。所以，我从小就恨兵，讨厌兵，对兵不感兴趣。”⑦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

抗战初期，华北地区还有国民党军队。从理念上来说，国民党也重视军民关系。⑧不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很难执行群众纪律，以至于国民党军军服变成打人、拉夫的象征。国共合作抗战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改穿统一服装，佩戴青天白日帽徽，民众看到后的反应是：“名字改了，帽子换了，是不是要打人?”“你们帽子换了，拉不拉夫?”⑨当然，国民党名义之下包括很多派系的军队，不能一概而论其军民关系全部都坏，但大部分部队留给民众的印象就是如此。

八路军进入华北的背景不仅涉及旧的军民关系，还包括红军此前在民众中建立的印象与信任基础。苏区时期，红军就已通过严格的纪律与宣传树立了良好的军队形象，建立了亲密的军民关系。⑩这成为华北民众认识八路军的基础。1937年，一二九师刚进入山西侯马镇即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其原因是，1936年红军东征时曾到过此地，“为老百姓做好事，给老百姓分过一些东西”，给山西人民留下深刻印象。(11)也正因如此，八路军初入华北时经常会介绍自己：“我们是八路军，是当年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12)如此能使民众迅速了解八路军的性质。

当然，这样的解释并不总能见效，毕竟红军对华北的影响不及苏区，加之华北地区的信息封锁，很多民众不知道红军。(13)不过，平型关战役之后，随着战争胜利消息的传播和各方面的宣传，八路军的影响也就逐步扩大了。(14)这些影响成为八路军做民众工作的基础。

虽然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抗战的新形势与新环境毕竟还是不小的挑战。与苏区时期不同，抗战是全民族抗战，因此民众工作应该是包括地主等乡村上层人士在内的全体民众。红军时期的军民关系有很强的阶级色彩，在那时，“看到土豪就打”。(15)但抗战以后就不能再如此了，对待这些人的政策要有所变化，因为“现在是以民族革命为中心了”。(16)

这些变化的部分展示了党的灵活性，隐藏了党的原则性。团结乡村上层阶级是抗战需要，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些上层阶级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而损害军民关系。因此，面对新环境，八路军反而愈加强调传统。即使新环境下也不能忘记阶级，因为“红军过去是阶级的队伍，今天以至于将来(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的时候)，我们是民族的，但同时也仍然是阶级的队伍。”(17)

只是既要保持阶级性，又要改变阶级政策的要求，落实起来要有一个过程，比如有士兵拿了地主东西不送还，说：“我这样做，虽然犯了纪律，但是却合乎阶级路线。”(18)这种观点在抗战初期的八路军中较为普遍。(19)这些纠正起来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要逐步创造一套“新的适合今天抗日统一战线能够照顾下层同时照顾上层”的一些新办法。(20)

此外，日军也在想办法拉拢民众，除了依靠烧杀震慑民众外，也逐步感受到仅仅依靠武力是无法对抗八路军的。于是，他们运用“总力战”，在军事进攻之外，特别注意争取民众，分化军民关系。(21)这些措施也使得民众工作成为“敌我力量的竞赛”，争取民众刻不容缓。

抗战的新环境固然带来了新挑战，也带来了新机会。国共合作后，中共可以直接以八路军的名义进行民众工作。1937年8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提醒，要“估计到公开环境给予我们活动的便利”，特别加强民众工作。(22)统一战线环境带给八路军民众工作的机遇也是此前所没有的。

随着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华北地区逐步进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混乱，还有溃兵流匪作恶，汉奸欺骗造谣，这些都使得民众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23)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八路军挺进华北。民众开始仍然以传统的方式看待进村的军队，可是他们慢慢发现，这支军队的言行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无论对八路军还是民众来说，这都是一个新的时代。

二、群众纪律与日常互动

为打破华北民众对“兵”的恐惧与隔阂，八路军在工作中延续深化了苏区时期形成的核心方法，即将严格的群众纪律与深入的日常互动紧密结合，作为塑造新型军民关系的日常化实践。

一般来说，在刚刚和民众接触时，八路军会特别强调群众纪律，树立一个基本形象。(24)群众纪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民众首先就“以纪律来判别军队之好坏”，并以此确定自己的态度。(25)在新开辟地区，更要小心，“即使是个别的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都会引起比在根据地内更大的恶果”。(26)在此基础上于日常生活中持续发力，加强双方互动，群众纪律以刚性规范约束行为，日常互动则以柔性关怀融入生活，群众纪律与日常互动贯穿整个抗战时期。

要考察群众纪律与日常互动，首先需厘清一个核心问题：八路军民众工作的主体是谁?探讨此问题，正因日常中的群众纪律与互动特别强调“随时随地”的特性，八路军在敌后常常是分散发展，如果只依靠少数的政工人员动员民众是不够的，只有做到“人人是政治工作人员”才能动员广大民众，也才能真正实践日常生活中的互动。(27)因此，全体八路军战士都是民众工作的主体。(28)当然，有了这种理念，并不意味着所有部队都能做到，不过，这样的理念使得每个士兵至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民众工作的主体。正是有这种“人人是政治工作人员”的想法，才使得日常生活中的群众纪律与军民交流成为可能。

那么，八路军如何通过群众纪律来加强军民关系呢?

八路军群众纪律的主要内容是“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29)具体内容虽几经变更，但其核心都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规范士兵的行为，比如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特别提醒，“每天几根火柴吃些菜蔬这些很小的问题，如不加以注意，群众负担将是很大的”。(30)

但是纪律有必要在这些“小事”上细致着眼吗?这恰恰就是八路军独特的政治文化，任弼时曾对美国记者卡尔逊解释说：“对西方人来说，这些纪律中有一些似乎是不必要的，但在中国，军队有虐待老百姓和拿居民东西的坏习惯。许多纪律是为了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支遵守这些规则的军队必然得到人民的信任。”(31)可见，注重日常生活中的纪律有着深刻的旧式军民关系的背景。

因此，八路军非常重视在日常生活中落实群众纪律，并设置了三个层次的监督体系。首先，部队专门设有纪律检查组负责检查群众纪律，有时以民运科干事兼任。(32)检查内容非常细致，宿营、外出时都要检查，甚至“到火线上及其附近进行巩固部队群众纪律的保障工作。”(33)除了战斗连队会有纪律检查，后勤各单位也要求建立三人到五人的“民运工作组”负责纪律检查工作。(34)

其次，不仅检查组有检查之权，每个战士均有监督之责。(35)在连队中一般会设置政治战士，政治战士由战士中政治觉悟高者担任，在军民关系中也起到监督作用，如晋察冀军区某政治战士，在部队一天行军而急需饮食的时候，他提醒说：“我们要作遵守纪律的模范，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乱拿群众东西。”(36)这种监督也带有一定的强制性。(37)

再次，民众也是监督纪律的一员，这是不小的进步。有一位八路军士兵不小心走进庄稼地。老百姓看到后说：“同志，你站住!这是我的棉花地，你们上边不是下过命令，不让走庄稼地吗?”(38)从怕兵到敢于质问兵，这样的转变实属不易，这正是八路军群众纪律长期践行的结果。

群众纪律首先是强制性的，是军队管理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保证纪律被不折不扣地执行。强调外力的作用是一般军事力量都能想到的。不过，中共也强调内驱力的自觉，认为“军队自觉之程度愈高，则纪律之巩固的强度将愈大。”(39)如此倡导之下，就可能会形成这样的效果。1939年，八路军干部刘荣“口渴气喘得寸步懒行，适遇瓜园，庵前陈列有红瓤西瓜，但手无分文，只得流口水而走，片刻到一村庄饮井水解渴。”(40)刘荣口渴看到西瓜，因为没钱就没有吃，但此时并无外力监督，刘荣还是遵守了纪律，这正是八路军群众纪律内化为自觉的例证。当然，并不是所有八路军士兵都能做到这样自觉，所以，群众纪律的强制性和自觉性都要具备。

通过群众纪律与民众接触以后，八路军发现，要获得民众支持，还要从日常生活入手，归根到底，军民关系是人与人的交流，而人与人的交流要通过日常互动才能不断加深。这里重点阐述四个方面：尊重民众风俗习惯、举办军民联欢会等会议、帮助民众劳动与解决民众困难。

在尊重风俗习惯方面，八路军强调要不触犯民众忌讳，要多多注意自身言行。为了解民众的风俗习惯，八路军经常开展社会调查，特别注意关注民众“有何种特殊习惯”。(41)譬如1939年，一二〇师奉命挺进冀中，每到一地，就广泛了解民情民俗，编印有关群众纪律和民运工作的小册子，发到各连队，要求战士尊重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42)比如“到冀中，对妇女一定要尊敬，不能把她们叫‘娘们儿’，同辈人要称大姐，长辈要称大娘。”(43)尊重风俗习惯是日常交流的基础。

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中人与人联系的重要机制，中共的会议种类很多，各有各的用处。(44)针对乡村上层人士，八路军主要通过座谈会的办法，如1942年太岳纵队六旅展开座谈会60余次，士绅座谈会14次。(45)通过座谈会，八路军可以宣布政策，动员士绅等自动捐款捐物，支援抗战。(46)

乡村上层人士固然重要，但广大的工农群众被视为八路军的“依靠力量”。因此，八路军还是把更多精力放在工农群众之中。为密切军民关系，八路军进入新村庄后，一般要开一次群众大会，然后要开群众晚会、军民联欢娱乐晚会等。(47)在大会上，军队与民众组织、民众代表互相检讨。春节农闲时，部队还会举办全区性质、全县性质或一个连、一个营与一个村的联欢会。(48)不仅平时要开会，过年时更抓住机会开会，交流感情，传播政策。(49)

除了军民联欢会，八路军也通过座谈会与谈话会的方式与民众交流意见，如抗战时期襄漳县的军民谈话会由县长主持，民众代表对个别八路军士兵违反纪律的情况作了批评。(50)谈话会也被视为一种制度，八路军一一五师规定，每个指战员和政工人员都要习惯于和群众见面就谈话。每人每天要和群众谈话一次，以班为单位每周举行一次小型房东茶话会。(51)

帮助老百姓劳动也是一种重要路径，八路军帮助的对象，首先是抗属、村干部、烈士家属、贫苦孤寡、患病者、房东(如房东为地主、富农需要帮助时也帮助)、拥军模范、动员参军有功人物等。在特殊情况下，如反敌抢粮时则不分对象，一律予以帮助。对于二流子、懒汉、伪属等尽量帮助他们转变，不转变则不帮助。(52)

劳动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季节农忙劳动，一种是日常家务劳动。季节农忙劳动，主要是军队自己劳动与帮助民众生产，有时是军民互助生产。八路军士兵参与生产劳动，能够很好地展示自身新形象，比如，民众看到八路军士兵自己做鞋，感到非常稀奇，觉得“看到你们自己做鞋，就知道你们是为穷人办事的军队。”(53)这比单纯的言说更能影响民众。

春耕时，八路军帮助民众耕地。一二〇师在冀中时专门制定《春耕调查大纲》，对驻地的人口、土地状况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54)民众缺少耕地牲畜时，有部队派出士兵帮助民众拉犁，有的军区派出部队牲畜帮忙。(55)春耕过程中，八路军非常注意群众纪律，不要群众任何招待和报酬，这使群众从最初悲观失望的情绪转到兴奋，说“八路军到底是咱们的军队”。(56)

在日常家务劳动方面，劳动种类多样，如挑水、推磨、铡草等等。举凡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士兵都会参与。其中，最多的劳动是挑水，山东军区留下了较为精确的统计数字，如鲁南19228担，胶东4567担，鲁中二团167担(不全)，渤海580担，军直特务团527担。(57)这些数字本身体现出八路军对挑水劳动的重视与细致。

帮助民众劳动虽然总体上能改善军民关系，但也存在一定复杂性。一方面，士兵帮助民众劳动是为了减轻民众负担，获得民众支持。但这样做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利，在传统乡村社会，农民遇到丰收季节，人手不够时会雇佣短工。可是，如果八路军主动帮助老百姓收割，那这些短工的工作机会就没有了。如晋察冀根据地刘荣注意到：“由于我们的帮助，短工们便有很多人失业，工资由二十元一天突减到十元一天，地主富农一次请我们十余人，便不用短工了，这些基本群众感到非常不满意。”(58)由此可见，在八路军劳动之下，有的民众感觉到了好的一面，有的民众则感受到另外一面，实践效果相当复杂。

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还包括八路军解决民众切身的困难，只有真正从“解决农民日常迫切问题着手”才能“深入民间”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59)“革命军队所经之地，不仅要保障自己不扰民，不害民，而且还要为民除害。”(60)如对民众痛恨的汉奸，八路军寻找机会予以制裁，并加紧宣传，这样“很能争取群众。”(61)八路军还接济穷苦老百姓。1943年，泰山区发生春荒，淄河地区也出现了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的情况，虽然八路军的生活也很困难，但部队仍要求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食救济群众。(62)而且，还要救助敌占区来的灾民。(63)

八路军还着重注意对贫苦群众急性病或严重传染病的治疗。如在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及部队给老乡治疗疾病，共治愈人数2881800人，凡是有部队的地方，部队卫生部门都给民众看病。(64)长期以来，疾病是困扰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八路军扶危济困，能够从民众切身感觉到的问题入手更有利于获得民众的支持，对于他们来说“不但听你说得好”，更主要地“看你能办到办不到”。(65)这些切身困难的解决使民众明白，八路军带给他们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必须在环境和缓时主观上不感觉有急求于群众时，而加强和抓紧群众工作，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否则，当困难临头，以利用的观点去求于群众，不仅不能将群众工作从基本上作好，而且必将使军队遭受更多不应有的困难。”(66)这句表述抓住了军民关系的核心，这些内容成为沟通军民关系的桥梁，只有抓住日常才能换来危急时刻的支持，这样的道理看似简单，真正认真实践的不多。这显示出八路军的认知与强大的实践力。

三、运动式实践与战时利益协调

八路军新型军民关系的形成不仅需要群众纪律与日常互动，还需要解决一些实践中积累的旧有矛盾以及“打仗”这一军事行动与民众利益的关系。为此，八路军探索并实践了与之相适应的非日常性工作路径，这主要包括以运动式实践集中解决军民之间的深层问题，并协调战时军事需求与民众利益的平衡。非日常性工作路径与日常互动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八路军应对战时复杂军民关系的系统体系。

全面抗战早中期，八路军与民众的关系虽然日渐亲密，但双方之间的矛盾与问题也积累了不少，因此，有些部队开始选择固定时间，集中检查与处理军民之间的矛盾。(67)1943年以前还是个别部队自己实行办法，邓小平曾说：“不能设想任何地区任何时间都能划定一个阶段来做群众工作。”(68)到抗战后期，根据地形势渐趋稳定之后，全军集中性运动就有条件开展了。1943年到1945年，八路军发起全军范围的拥政爱民运动，以这次运动为契机，集中解决军民之间的旧案。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指示：为使党政军民打成一片，各根据地党委及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举行拥政爱民群众运动。(69)各根据地纷纷落实政策，1943年12月2日，太行军区发布指示，将1944年1月3日至23日定为拥政爱民运动的准备时间，进行相关学习教育，1944年阴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元宵节为拥政爱民运动月。(70)12月25日，晋察冀分局发布指示，规定北岳区自阴历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为运动期间，冀中、冀东则根据具体情形于阴历正月内进行完毕。(71)以阴历正月而不是阳历一月为时间段，主要是为照顾民众过旧历新年的习惯，这正是充分理解民众心思的举措。(72)

拥政爱民运动一个主要工作是清理旧案，把以前部队违反群众纪律的情况进行总结并开展道歉补偿等工作，即使部队已经调走，也要专门派人回去处理赔偿事宜。损物赔偿一直是八路军群众纪律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战斗结束之后一般都会做这项工作，此次运动再集中处理一些旧案。

那么，具体都赔偿什么呢?各部队赔偿的内容大致相同，八路军对赔偿的物品情况也做了非常细致的统计，如山东军区包括瓦盆91件、脸盆125件、锅3个、算盘1个等。(73)这些物品虽琐碎，但却是民众日常生活所必需，显示出八路军工作之细致。

通过运动的办法沟通军民感情，解决矛盾冲突，在民众心中树立新的形象。为了检验运动效果，1944年2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要求各地注重收集民众的真实想法，尤其强调要注意调查方法，要通过一些调查技巧获得真实的想法。(74)这表明此次运动确实想解决军民之间的问题，体现出中共的细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后，考察八路军的军民关系，还要注意一个特殊问题，即“打仗”对民众利益的影响，这是区分一般干群关系的特点，也是八路军处理军民关系时面临的一大挑战。

一般来说，打仗对军民关系的影响是正面的。八路军初入华北即取得平型关大捷，极大提高了军队声誉。(75)一支能打胜仗的队伍更能赢得民众支持，聂荣臻分析：“如果敌人进来，我们不打，这样经过一次两次，群众就会对我们失去信心。”(76)反之，如果不能打仗就会丧失民众的支持。

不过，打仗有时也与民众利益相冲突。因为八路军打仗可能会引起敌人报复，导致民众不满。如八路军在冀中肃宁邵庄村打过一次仗以后，日伪军就抓住群众，用冷水灌满肚子，抬起来活活将人摔死。(77)如此造成的后果就是“曾有一个时期，群众不愿八路军在本村打仗，不敢接近八路军，怕敌人找岔子报复。”(78)可见，如何处理打仗与民众利益是八路军需要解决的难题。

打仗有时能赢得民众支持，但打仗有打仗本身的规律，不能保证总打胜仗，也有打败仗的时候，这个时候如何面对民众呢?聂荣臻关注到这一问题，他认为：“打败仗更要作群众工作，谁也不能保证永远打胜仗。”这就把民众情绪这样一个看似被动的问题转为主动了，他进而强调：“打了败仗，群众情绪变好变坏完全决定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群众好坏的分水岭。”(79)

打仗确实要考虑民众利益，但如果只考虑民众利益就可能贻误战机，而不打仗又无法生存，进而也无法赢得民众支持。所以，在照顾民众利益的同时，八路军也希望民众不要“只顾暂时的、眼前的利益。”(80)聂荣臻说：“我们应再三的注意，军事上的行动不能光凭群众的要求，自己要有自己动作上的把握。”要根据战场的形势作出决断。(81)

当然，八路军还是强调，要在战斗前后注意民众利益和民众需求。如八路军常常需要在墙上写标语，但有标语的房子容易遭到日军的焚烧和破坏，因此写标语时尽量“避免在老百姓房屋的墙上涂写。”(82)战斗过程中军队行动时要通知民众，掩护民众安全。比如当情况紧急，军队被迫转移时，要通知民众相关情况，解释军队转移的原因，以免民众抱怨，影响军民团结。而且，如敌军逼近时，民众来不及逃走，军队也要进行必要的掩护。(83)

综上，这些民众工作构成了新型军民关系形成的主要路径。四个方面既有着时间上的逻辑，又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侧重点不一样，比如在刚刚接触民众时，群众纪律占主导，熟悉了以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最重要。到抗战后期，随着矛盾问题的积累，集中处理又很重要，但运动之后，日常互动必须立刻补上。打仗时，如何处理双方的利益关系又成为重心。因此，四个方面形成了一种相互咬合的群众工作系统。而要使系统运转起来，又必须把人人都做群众工作的理念落实下去，每个环节缺一不可。

四、新型军民关系的形成

那么，经过努力，八路军的军民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呢?笔者认为，不能单纯地以“好”还是“坏”进行评判，关键是要把八路军的军民关系放到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进行分析。

其实军民关系之中，最重要的是“民”，只有相对处于弱势的民众觉得军队好，才能表明双方之间形成了亲密的军民关系。但是，民众的声音又很难获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希望通过民众的一些“象征性行为”来看他们对八路军的评价，这些行为虽是外在表现出来的，但体现了其内心的活动，如称呼、模仿与崇拜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虽然多少也会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毕竟还有惯习的作用，所以其所体现出来的情绪、认识基本可信。

称呼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度。在旧式军民关系中，民众往往称呼军队长官和士兵为“老总”，这是一种上下等级的分别。然而，八路军来了以后，老百姓就不再称“老总”了。抗战老兵李振邦回忆：“如果有老百姓叫自己老总，要接受组织调查的。”(84)

转变称呼以后，更多称“同志”。与“老总”不同，“同志”显示出一种平等的状态，这在长期以来“兵”处于强势地位的中国社会是不容易的。如作家沙汀记载民众对他们说的话：“是呀，一家人，原来我们叫你们老总，现在都叫同志了。”(85)可见，民众把“同志”视为“一家人”的代称。另外一个例子发生在1942年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为了能让八路军分散隐蔽在民众之中，冀中党组织专门强调：民众不要再称呼八路军为“同志”，而要按辈分直呼名字。(86)这个例子从反面说明，民众称呼八路军为“同志”已成习惯，危急时刻，还需要特别嘱咐民众改变此称呼。

那么，老百姓如何称呼八路军整支队伍呢?一般不会直接叫八路军，而是“咱们的队伍”。一位老乡说：“赶到这困难年头，大家困难，只盼打走鬼子，吃喝还用愁吗?何况八路军是咱们的队伍呢?”(87)“咱们”多用于北方地区，一般来说，用“咱们”而不是“我们”表示对方与自己是一体的，体现了民众把八路军当作“自己人”，也最能体现八路军在民众当中的重要性。

关于“我们”与“咱们”的语义差异，1943年10月，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反思道：我们还没有普遍做到把群众口中所说的“你们军队”，变成为“咱们的军队”。(88)这说明，“你们”与“咱们”的使用并非无意的举动，而是有意识地区别使用。使用“咱们”而不是“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八路军和民众连接成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士兵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注意使用“咱们军队”。(89)

另一面，八路军对民众的称呼也值得分析。一般八路军对民众的称呼是“老乡”，高鲁发现“每当我军夜间出来行动时，群众即逃走或躲在屋子内。当我们喊‘老乡’，他们知道后便会很快开门迎接，说：‘我们八路军来了，快开门’或‘快回家去’，便一个也不逃走了。但我们如不喊老乡，群众就不敢回去，他们以为我们是自卫军或土匪。”(90)可见，“老乡”是八路军与民众互相识别身份的标志之一。也恰恰说明八路军称呼民众为老乡已经成为习惯。

八路军对民众的另外一个称呼是“大爷”“大娘”。“八路军的大娘多，大娘待俺真不错”，这是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南进支队通讯连战士自编自唱的顺口溜，体现了“大娘”称呼在八路军中的普遍性。当然，“大娘”并不是所有民众的称呼，通常是对中老年妇女的尊称。一次，某通讯连居住在某村一家堂屋里，女房东帮他们把煤油灯点着就到里屋去了。战士们没有看到女房东的样子，仍按照习惯称呼其为“大娘”，结果第二天早晨一看，女房东是一位梳着大辫子的大姑娘。(91)这个有趣的故事告诉我们，“大娘”确实成为八路军的一种称呼习惯。“同志”“咱们”“老乡”“大娘”这些称呼的背后体现着八路军试图弥合军民之间距离的重要考量。

与称呼类似，模仿与崇拜也是民众内心世界的表达。八路军虽然是战斗部队，但宿营时并不单独驻扎，而是和民众生活在一起。因此，八路军的生活状态很容易吸引民众，并引发民众的模仿。如八路军爱唱歌，周围的老百姓，特别是小孩子就跟着学唱，有时候村里的儿童还会学着八路军的样子集合起来搞大合唱。(92)这些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模仿不断加深军民之间的互动，也增进民众对八路军的认识。

老百姓不仅模仿八路军，而且崇拜八路军，这些行为反映了军民关系的密切。1945年2月26日，蔡迈轮(93)到河南济源县外郎庄村活动时发现，房东家供奉着一个神牌位，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之位!”蔡迈轮感慨：“我们对此都很惊讶，也很激动!因为这里也是敌人常来常往的地方，这样作法确实危险，而老大娘竟然在春节时公开把共产党当‘神’来敬奉了!可见共产党在敌后群众中具有何等的威信。”(94)在革命观点看来，民众烧香拜佛属于落后行为，但在一个过渡时代，民众仍是以传统的方式生活着，这些象征行为恰恰代表的就是民众的心声。

综前所述，通过考察民众对八路军的称呼、模仿与崇拜等行为，已能管窥其新型军民关系的基本形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军民互动不存在任何矛盾或局限。接下来，本文将讨论这一关系中的矛盾面向。

首先，在中共看来，“我们军队、我们党之所以不可战胜，便因为我们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一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善于从错误中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95)因此，我们可以在八路军的文献中看到军民之间矛盾的情况。(96)各部队士兵或多或少都存在违反纪律的情况。从现有文献中，不仅可以看到违反纪律的例子，而且还有较为详细的统计，如1942年，太岳纵队统计全年违反群众纪律共549次。(97)当然，这是一个局部的概括，不能视为整体的评价。

那么，为什么有些八路军士兵会违反群众纪律呢?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进入抗战阶段后，八路军不断扩大队伍，队伍中除了有老红军以外，还吸收了大量新战士，由于新兵未受到训练或训练不足，对八路军的宗旨、纪律认识不够，所以容易违反群众纪律。(98)另外，抗战以后，八路军还吸收了一些旧军人、会道门、杂色武装等人，这些人也较容易违反群众纪律。(99)

当然，并不是只有新兵才会违反纪律，更重要的是一些战士存在错误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有的干部认为军民关系不能太好，军队如果对民众太好，就很难指挥民众了。(100)这种看法只看到了军队管理中强制的部分，而忽略了其内驱力的内容，八路军与一般军队不同的地方恰恰在后者。军队干部与士兵之间不仅仅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也是同志的关系，需要以平等的态度尊重、交流。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八路军战士的生活艰苦。这种生活艰苦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对于生活的艰苦与八路军部分士兵违反纪律的关系，1938年11月10日，八路军政治工作领导人罗瑞卿提醒：“退却的时候，部队情绪已很颓丧，一旦不得给养，将更因之而低落”，因此，如果不能正确解决，“劫掠的事，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发生。”(101)

当然，生活艰苦不能作为违反群众纪律的理由，陈赓就特别强调：“不可因斗争的艰苦而使纪律废弛，给群众以不好的印象。相反的更应站在群众中间，体验群众的心理与其想出具体办法。”(102)“站在群众中间”“体验群众的心理”这些关键词体现出中共解决此问题的原则。在此原则之下，具体的办法则可能是由政工人员沿途开展群众工作，取得群众的帮助，发动民众对部队的慰劳。当然，除了要有政治工作外，还要配合军队严格的纪律。(103)

由此，八路军新型军民关系的主要面相是民众的支持与拥护，但也存在一些矛盾冲突，但这些矛盾冲突有多重原因，不能一概而论。(104)《大公报》记者孟秋江在山西乌华村注意到，民众开始以为是八路军进入村庄，自动返家，结果看见不是八路军，“民众又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跑了。”(105)抗战时期，民众为躲避日军残害，往往会往村外或山上跑，看到八路军就回家，不是八路军就跑，这一跑一留之间告诉我们新旧军民关系的区别所在。

即使这样的新型军民关系相对以往已有相当进步，但中共自身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程度。1944年，晋绥边区模范张初元在大会上说：“我们应当是一百分的，如果还有折扣，就应当检查一下我们自己，还有多少是旧军——蒋○○、阎锡山军队的成份。”(106)可见，张觉得八路军的目标应该是一百分，而不是有折扣的分数。张初元的看法表明，八路军对军民关系有一个高远的目标，也是每个八路军战士为之努力的前景。

也就是说，八路军的新型军民关系或许并不完美，但民众也不会以完美的标准去要求八路军，他们往往在自身经历的基础上衡量军民关系。吕正操曾讲到抗战时期社会各界存在神话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情况，认为“只要共产党与八路军所能到的地方，无论什么事情，无条件地一切都应当好，日寇的鬼影都应当在这天兵天将神威之下，风流云散。”在这种神话之下，当看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实时又觉得失望，产生偏见，引起怨恨的情绪。其实，这些神话“根本上没有了解共产党和八路军都是平常人，而且都做的是平常事，所不同的就是做了平常人所不愿做的平常事，从平常人肯做平常事的过程中表现了坚决而有力的精神。”(107)话语朴素而意蕴深远，平常人做好平常事，看似容易，实则艰难。

结语

八路军新型军民关系的形成，植根于对苏区优良传统的继承与转型，并在抗战环境下走向成熟。其核心在于：八路军通过严格的群众纪律树立基本信任，依托深入细致的日常互动融入民众生活，并运用特定时段的集中实践化解矛盾、加深感情。尤为关键的是，八路军成功探索了战争需求与群众利益的协调之道，努力寻求二者的结合点。这一塑造过程显示，新型军民关系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调适阶级政策、应对日军“扫荡”等的动态磨合中实现的。八路军新型军民关系的形成是一个兼具物质与精神维度的动态过程，八路军的民众工作倡导要发挥“精雕细刻”的工作作风，也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发力，最终实现从“你们”到“咱们”的转变。(108)坚持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正如吕正操所说，最重要的是把平常事做好，这也许就是八路军新型军民关系形成的奥秘所在。当然，这背后又和中共整个军政力量的支持分不开，只有当根据地保持稳定时，这些日常性的措施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事实上，“坚持”正是中共敌后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韧性坚持的背后是这个政党、这支军队与民众的结合。

军民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些唯有久久为功，努力实践才能取得效果。八路军送给民众的不仅是挑来的水，更是对生活的希望。

注释：

①王鼎钧：《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69页。笔者针对八路军唱歌另外作了专门研究。

②参见杜维泽等：《从“鱼大水小”到“鱼水情深”——陕甘宁边区军民关系建设》，《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杨英：《鱼水关系 竞争关系——军民关系实证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36期。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的权力下探与社会形塑》，《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

③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1938年1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4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277页。

④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7、233页。

⑤[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⑥侯德宝，1922年生，河北灵寿人，抗战时期曾担任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第3游击司令部文书、第30团供给处副主任等职。

⑦侯德宝：《烽火岁月》，出版时间不详，第7页。

⑧陈诚：《关于政治部今后工作之讨论与决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第二期抗战关于政训工作之指示》，出版时间不详，第21页。

⑨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1937年9月6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⑩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2-177页。

(11)《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12)梁玉章：《山乡烽火：我的抗日战争回忆录》，北京：长征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13)王紫峰：《北上抗日日记》，1937年9月13日，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编：《平型关战役文献资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

(14)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4册，第52页。

(15)聂荣臻等：《红军在新阶段中的新问题新工作(1937年2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676页。

(16)聂荣臻等：《红军在新阶段中的新问题新工作(1937年2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3册，第672页。

(17)聂荣臻等：《红军在新阶段中的新问题与新工作(1937年2月19日)》(1937年2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3册，第677页。

(18)《建设我们的军队(〈前线〉代发刊词)》，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5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194页。

(19)“聂荣臻给毛泽东的报告”(1938年1月2日)，转引自《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20)总政治部：《政治工作总结》(194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5册，第319页。

(21)《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1939年5月15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22)《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23)《聂荣臻回忆录》(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95页。

(24)在八路军的纪律中有军事纪律、政治纪律与群众纪律之分，其中群众纪律主要用来约束八路军与民众的关系，中共强调三种纪律要并重，并作为八路军正规化的条件之一，参见陈毅：《论建军工作》(1941年7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272页。

(25)裴世昌：《军队民运工作概谈》(1941年11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483页。

(26)裴世昌：《军队民运工作概谈》(1941年11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484页。

(27)《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几个认识问题》(1939年6月6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7-228页。

(28)八路军民众工作倡导所有士兵都是主体，也有固定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具体则另文讨论。

(29)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4册，第26页。

(30)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关于“五一”扫荡后冀中部队各种情况下的政治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8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567页。

(31)[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祁国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73页。

(32)王建功忆述，王宏等整理：《九十年间：王建功回忆录》，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8页。

(33)《关于加紧根据地建设工作》(1941年9月18日)，本书编辑组编：《萧华文集》(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第100页；裴世昌：《军队民运工作概谈》(1941年11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484页。

(34)谢翰文：《野战后勤部政治工作报告提纲》，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1册，北京：金盾出版社，1991年，第348页。

(35)刘志坚：《游击队的政治工作》(1941年3月1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81页。

(36)朱良才：《晋察冀边区部队秋季反扫荡政治工作概况》(1941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6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635页。

(37)政治战士非战士自发成立，而是组织上成立的，因此政治战士背后是组织的力量，涉及内容较多，另文讨论。

(38)理红等整理：《高鲁日记》，1942年6月15日，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2页。

(39)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1938年1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4册，第231页。

(40)梁山松等编：《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1944年7月5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75页。

(41)《野政关于连队进行社会调查的指示》，《战士》1942年第2期。

(42)陈景明：《一二〇师的民运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一二〇师战斗在冀中》，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271页。

(43)吕儒宗：《跟随贺龙同志转战华北战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编：《回忆贺龙》续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2-153页。

(44)会议种类参见宋弘：《开会：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45)《太岳纵队一九四二年政治工作总结报告》(1942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7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646页。

(46)《杨成武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291页。

(47)《关于加紧根据地建设工作》(1941年9月18日)，本书编辑组编：《萧华文集》(上)，第100页。

(48)《一年来拥政爱民总结——黎玉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九日在山东军区政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第一部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6页。《拥政爱民与军队群众工作的建设——一九四四年四月黎玉同志在军区政工会议上的报告(第二部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2卷，第193页。

(49)《野政关于新旧年关工作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5册，第552页。

(50)刘正之：《日记一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屯留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屯留文史资料》第5辑，1944年5月15日，1993年编印，第101-105页。

(51)《关于加紧根据地建设工作》(1941年9月18日)，本书编辑组编：《萧华文集》(上)，第100页。

(52)《拥政爱民与军队群众工作的建设——一九四四年四月黎玉同志在军区政工会议上的报告(第二部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2卷，第191页。

(53)贾德发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太岳五十七团老战士回忆录》，无出版社，1995年，第232页。

(54)陈景明：《一二〇师的民运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一二〇师战斗在冀中》，第272页。

(55)《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军民同甘共苦战胜空前严重的灾荒》(1943年1月至1944年春)，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5册，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年，第633页。

(56)舒同：《晋察冀军区抗战三年来政治工作概况》(1940年10月1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509页。

(57)《一年来拥政爱民总结——黎玉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九日在山东军区政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第一部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2卷，第149页。

(58)梁山松等编：《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1943年6月18日，第54页。

(59)李富春：《八路军作战区的群众工作》(193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4册，第608页。

(60)周恩来：《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1938年1月10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4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61)《1942年反“蚕食”斗争总结》，《杨成武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

(62)欧阳平：《在泰山区坚持斗争的回顾》，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8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1页。

(63)《拥政爱民与军队群众工作的建设——一九四四年四月黎玉同志在军区政工会议上的报告(第二部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2卷，第192页。

(64)《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军民医疗卫生工作介绍(节录)》，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3册，北京：金盾出版社，1991年，第652页。

(65)刘备耕：《论宣传工作的四个原则》(1941年7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6册，第435页。

(66)《冀南军区一九四二年政治工作总结报告(节录)》，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8册，第107页。

(67)《一二九师政治部关于发动军队爱护人民利益，爱护根据地，参加根据地建设的训令》(1942年9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7册，第436-437页。

(68)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结论》(1943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8册，第150页。

(69)《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84页。

(70)《太行军区关于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1943年12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8册，第518页。

(71)《晋察冀分局关于执行拥政爱民及拥军政策的指示》(1943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8册，第544页。

(72)《中央关于拥政爱民拥军运动的指示》(1943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8册，第528页。

(73)《一年来拥政爱民总结——黎玉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九日在山东军区政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第一部分)》，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2卷，第154页。

(74)《中共中央关于检查拥政爱民及拥军优抚工作的指示》(1944年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8册，第656页。

(75)《陈赓日记》，1937年10月1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76)《聂荣臻回忆录》(上)，第352页。

(77)刘光裕：《艰苦战斗的岁月》，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中武装斗争》(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27页。

(78)《穿插在沟线中的游击战争》(1943年)，吕正操：《论平原游击战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81页。

(79)聂荣臻：《几个月来支持华北抗战的总结与我们今后的任务》(1938年4月)，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北岳抗日根据地》(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79-80页。

(80)刘光裕：《艰苦战斗的岁月》，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中武装斗争》(上)，第228页。

(81)聂荣臻：《几个月来支持华北抗战的总结与我们今后的任务》(1938年4月)，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北岳抗日根据地》(上)，第80页。

(82)《关于敌军工作的经验》(1943年3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152页。

(83)《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在日军“扫荡”中军队与地方工作的指示》(1942年2月2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612页。

(84)郭秀芬等著：《晋冀鲁豫根据地抗战老兵口述资料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3页。

(85)吴福辉编：《沙汀日记》，1939年1月22日，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86)乔连川：《永远的怀念》，《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3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65页。

(87)理红等整理：《高鲁日记》，1940年2月20日，第82页。

(88)《六年来群众工作概括总结——黎玉同志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分局群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山东省档案馆等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1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2页。

(89)梁山松等编：《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1943年11月16日，第78页。

(90)理红等整理：《高鲁日记》，1940年2月8日，第74页。

(91)苏赞：《铁的堡垒——忆南进支队通讯连模范党支部》，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鲁西冀鲁豫分会编：《鲁西·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回忆史料4》，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第643-644页。

(92)梁玉章：《山乡烽火：我的抗日战争回忆录》，第23-24、26页。

(93)蔡迈轮，抗战时期曾担任陕县县委书记等职。

(94)中共三门峡市委党史办公室等选编：《蔡迈轮日记》，1945年2月16-17日，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95)朱德：《展开拥政爱民运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8册，第560页。

(96)参见《林南战役西集团部队的政治工作总结》(1943年10月)，《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1962年，第111页。邓子恢：《彻底铲除军阀思想》(1942年2月10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588页。梁山松等编：《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1945年2月2日，第254页。

(97)《太岳纵队一九四二年政治工作总结报告》(1942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7册，第644页。

(98)林以行：《一个八路军女战士的日记》，1940年10月17日，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第67页。

(99)岳思平：《八路军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3页。

(100)周恩来：《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1938年1月10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4册，第97页。

(101)《战时政治工作》(1938年11月10日)，《罗瑞卿军事文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102)《对敌斗争的补充指示》(1941年12月13日)，总装备部《陈赓军事文选》编辑组编：《陈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103)《战时政治工作》(1938年11月10日)，《罗瑞卿军事文选》，第88页。

(104)黄道炫在文章中注意到，民众总是以比较的方式来看与八路军的关系，“八路军好一点”大体是当时的实态。参见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的权力下探与社会形塑》，《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第21页。

(105)秋江：《晋西的军民关系》，《文集旬刊》1938年第5期。

(106)《***关于拥政爱民运动的两年概况与四五年任务的报告》(1944年12月23日)，《共党问题研究》第12卷，第3期，第135页。

(107)《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4月)，吕正操：《论平原游击战争》，第11页。

(108)李强：《巩固部队的工作》(194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6册，第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