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已经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在齐心协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恩格斯早就说过：“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来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作战。”实现国防现代化，就要实现军事手段的现代化和军事科学的现代化。毛主席指出：“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毛主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学术思想，当然要随着军事手段的发展而发展，但它是我军事路线和军事战略的出发点，在我军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居于主导位置。

我们在本文中要讲的，不属于这一类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是在这些根本性问题解决以后，如何更好地去贯彻执行的问题，也就是技术性问题。讲得具体点，就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来帮助搞好新武器研制、参谋业务、组织指挥、后勤业务和军事学研究的问题。所谓现代科学技术新成果特别是指运筹学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由于这两大发展带来了一大类组织管理技术的迅速成长，也就是各种系统工程［1］的成立和各方面的应用［2］。与军事直接有关的一门系统工程是军事系统工程。

战争是由许多部分构成的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在人类全部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没有比指导战争更强调全局观念、整体观念，更强调从全局出发、合理地使用局部力量，最终求得全局最佳效果的了。这正是系统工程的精华所在，我们沿用“工程”这个词最先出现时所具有的含义，恢复了把执行服务于军事目的的活动称为“工程”［3］；我们在本文中用“军事系统工程”而不用“军事运筹学”［4］来表示战争中参谋活动的职能。下面陈述的就是介绍军事系统工程在国外发展的简史和军事系统工程在各方面实际能办的事。我们想通过这一简短的介绍，引起同志们对这项新技术的重视，从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促进我军的现代化。当然我们讲的很可能有错误，也希望同志们指正，好把问题弄清楚。

一

一切技术的建立和迅速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即既要有必要，又要有可能；军事系统工程这门技术也不例外，而条件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具备了，所以这时就开始了军事系统工程的发展。我们就首先陈述在英美两国的这段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面临着如何抵御德国飞机轰炸的问题。当时，德国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而英国是个岛国，国内任一地点离海岸线都不超过100公里，这段距离德国飞机只需飞行17分钟。英国要在这17分钟内完成预警、起飞、爬高、拦击等动作，这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是很难完成的。为此，英国的无线电专家沃森-瓦特［5］研制成了一种新型无线电装置，它能在很远距离探测到来袭飞机，这样，英国防空部队就有时间来做好反空袭工作，使英国飞机能在防空圈外，甚至海上拦击敌机。这种新型无线电装置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雷达。然而在几次防空演习中，雷达装置虽然探测到160公里远的飞机，但是没有一套快速传递、数据处理和信息显示的设备，所以探测到的信息无法提供指挥作战人员使用。这个问题终于使英国雷达研究人员认识到，要想成功地拦击敌机，光有探测用的雷达是不够的，还必须研制一套信息的传递、处理与显示设备，配套成龙才能发挥武器系统的威力。这种系统化的要求与概念，促使英国雷达研究单位在1939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有组织地、自觉地按照系统的观点、用系统工程方法分析和研究作战使用问题的小组，当时称为作战分析小组，后称运筹学小组。这个小组由一位教授和一位海军军官领导，成员包括三名心理学家、两名应用数学学家、一名天文物理学家、一名普通物理学家、两名数学家、一名陆军军官和一名测量员。有了这个小组在系统分析工作上的贡献，英国防空预警雷达的功能才充分发挥出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还在反潜、反空袭、商船护航、布置水雷等项军事行动中使用了系统工程的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热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的出现为标志的现代军事手段的发展，促进了军事学术思想和作战方法发生新的变革。60年代初，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了改变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落后于苏联的状态，提出著名的“麦克纳马拉战略”，对美国的战略方针、组织机构、预算规划、武器管理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并取得了成效。麦克纳马拉用来实现他的思想的一套方法就是军事系统工程。目前美军从事系统工程的专业人员已达3000余人，此外在私人企业中还有若干家为美军服务的系统工程公司，他们拥有专业人员约7000余人。西欧各国、日本和苏联也很重视和应用军事系统工程。军事系统工程方面的专业机构，已成为现代化军队不可缺少的业务部门了。

二

恩格斯关于作战方式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从原始的部落战争出现，一直到整个中世纪，由于技术进步的缓慢，作战方式的演变也是迟缓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加快了技术的发展，17世纪末叶欧洲资本主义强国相继建立了新式的海军和陆军。新的武器带来了新的作战方法，而新的作战方式提出了训练军事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需要。从20世纪开始，机关枪、飞机、坦克、化学和生物战剂、潜艇、无线电通信、雷达、直升机、喷气飞机、惯性导航、电子对抗、核武器、核潜艇、远程导弹、电子计算机、巡航导弹、精确制导武器、航天技术等等，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军事舞台上，一次又一次地促进了战争的战术形式甚至战略思想的演变。处在这样一种军事技术急速变革的进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使军队在和平时期紧紧跟上这种变革的步伐，以避免在一次新的战争开始之后，由于不适应作战方式的变化而不得不付出的生命和物质损失。这是各国军队面临的课题，也是我军实现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一个研究课题。解决这一课题的途径是：模拟实际战争的实验室演习，它常常要用电子计算机。这是参谋业务的现代化。

战斗模拟，乍听似乎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它并不新，它是图上作业、沙盘作业、实兵演习等等自然发展的产物。1811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文职战争顾问冯·莱斯维茨［6］以1∶2373的比例制作了一个沙盘模型，代替战棋棋盘玩战争游戏，受到威廉三世的鼓励；又用胶泥制作了一个精巧的战场模型，鲜明地显示出地形特征，用彩色把河流、道路、村庄和树林表示出来，并用小瓷块代表军队和武器，陈列在波茨坦皇宫供作军事游戏。1816年，老莱斯维茨的儿子把这种宫廷游戏变成一种有军事用途的东西，他把作战经验和时间概念引入这种游戏，用这些经验建立起若干规则，然后利用沙盘和地图表演出营、团一级的战斗。1824年，德军总参谋长密福林［7］在视察了利用沙盘、地图进行的对阵表演后说过：“这不是游戏，这是名副其实的战术学校，我的责任是把它推荐给整个军队。”普鲁士在1866年对奥地利和1870年对法国的战争中，事先利用沙盘作业和图上作业进行演练，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因此，从1872年开始的这种当时人们称之为“战戏”［8］的沙盘地图对阵，连同总参谋部组织、军事学院就成为普鲁士军队成功的三个因素，并逐渐为各国所仿效。沙盘地图对阵从此在军事领域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所谓沙盘地图对阵，就是在以沙盘、地图表示地形地貌，以标识器表示军队和武器配置的战场模型上，利用反映实战条件约束的若干行动规则，交战双方指挥官和参谋人员以下棋方式进行策略运筹的对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沙盘地图对阵主要用于军事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东普鲁士战线，发生了军事历史上的一个有意义的事件。1914年8月，俄国苏霍姆利诺夫［9］将军指挥两个集团军数十万军队向东普鲁士进军。德军总参谋部用沙盘地图对阵研究了俄军进攻的态势，发现俄国第二集团军的行动对于实现两个集团军的会合来说太迟缓了。他们抓住俄军作战计划的这一弱点，制订了一个以德军前总参谋长施里芬［10］命名的作战计划，决定在两支俄国军队尚被马祖里湖［11］分隔开的情况下发起反击，结果以劣势兵力在茵斯特堡［12］大败俄军，迫使俄国第二方面军司令官萨姆索诺夫［13］自杀。俄军作战计划这一致命缺陷，本来在1914年4月俄军总参谋部的沙盘地图对阵中已有暴露，却未引起注意，结果酿成了俄军的失败。

在现代军事历史上，德国和日本运用沙盘地图对阵拟制和检验作战计划所取得的成果是很突出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过程中，把沙盘地图对阵作为开始一项作战行动的正规程序，几乎所有的大规模作战计划，如闪击法国的计划，进军英国本土的“海狮作战计划”，以及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在其拟制过程中都进行沙盘地图对阵。日本在上次大战期间，也用沙盘地图对阵编制和检验作战计划，并进行试演，这些计划包括攻占印度支那、偷袭珍珠港、占领菲律宾、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群岛、所罗门群岛等。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英国、美国应用沙盘地图对阵也取得了重要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沙盘地图对阵，虽已用到了一些统计学和概率论的知识，但主要还是靠军事经验，艺术的成分多于科学技术。从50年代开始，由于新的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在沙盘地图对阵中的应用，大大改变了作战模拟方法的面貌：1952年，美国科学家把处理随机因素的蒙特-卡洛方法［14］应用于设计沙盘地图对阵。按照这种方法，随机因素在一次实际战斗中的作用，是由一种所谓“随机数”来扮演的。随机数可以由种种不同的方法产生，最简单的是掷骰子，也可以旋转轮盘赌式的转盘，或从一组纸牌中任取一张牌，或者从一张随机数表［15］中取一个数。如果事先通过统计方法知道了某一偶然性事件的概率分布，就可选择合适的随机数发生方法来进行模拟。例如，某一作战地区在某一时间区间下雨的概率是25%，那么就可抽出一张梅花纸牌代表下雨，抽出其他花色纸牌表示天晴。偶然性事件的后果是采用随机抽样过程来确定的，过程的多次重复即模拟出可能的战斗结局的概率分布。

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像战争这样从各方面和偶然性经常接触。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实性，并扰乱事件的进程。”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博弈。战斗进程不仅要受战区的天气、一次射击的效果、一个士兵在阵地上暴露情况等等机遇因素的影响，而且更要受双方司令官选择策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数学家在19世纪就系统地研究了关于机遇的数学理论，概率论就是一个产物，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沙盘地图对阵中有所应用。而数学家们关于策略选择的数学理论的研究是从1921年开始的；1928年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16］证明了最小最大定理［17］，建立了策略博弈的基础；1944年，冯·诺伊曼和经济学家摩根斯特恩［18］合作发表了《博弈论和经济行为》［19］这一重要著作，把博弈从关于扑克、桥牌、象棋格局的研究发展成为处理竞争性行为的数学方法——博弈论。这类竞争性行为的特征是对立利益的竞争、完全或不完全的情报、最佳对策及其和偶然性的相互作用。博弈论用于处理坦克与坦克之间、军舰与军舰之间、飞机与飞机之间的简单格斗局势的成功，进一步推动着科学家用这种数学方法去处理更为复杂的战斗局势。

战后出现的电子计算机，为更完整地处理包含在战斗过程中的复杂因素开创了广阔的前景。例如，模拟一次战斗，可能有多达成百上千的偶然性事件，如果用蒙特—卡洛方法处理，进行十次以上的循环就需要成千上万的随机数。用人工完成这件工作是十分冗长的过程，很不现实，而用计算机来做就完全可以办到。

从蒙特—卡洛方法、最小最大原理、博弈论、概率论、统计技术、电子计算机等所有这些方面吸取营养，就使得沙盘地图对阵改进了战斗模拟的能力，逐渐成熟为一门技术——战斗模拟技术［20］。1954年美国首先设计成功的计算机化的战斗模拟模型，是这一转折的标志。

战术模拟技术的类型有：

（1）人工进行的战术模拟［21］：利用沙盘、地图、三维地形板、标识器、杀伤率方程以及蒙特—卡洛方法，按照给定的规则和数据条件，对战斗程序进行模拟。交战双方的指挥和参谋人员在分隔的作战室中按照实战方式进行策略运筹，演习裁判在专门的控制室里把双方的一对策略结合成一个局势，并馈送给双方作战室，交战双方再根据这一局势开始新的决策过程，从而推演整个战斗过程。全部计算靠人工进行。

（2）计算机辅助战术模拟［22］：在第一类模拟的基础上，利用小型计算机代替人工进行数字计算。

（3）计算机化战术模拟［23］：在沙盘地图对阵模型的基础上，用计算机语言描述战斗程序，然后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电子计算机有极高的运算速度，可以把较长时间的战斗过程浓缩到较短时间模拟出来。

（4）军事演习：广义地讲，战术模拟技术还包括实兵进行的野战军事演习。

战术模拟技术，实质上提供了一个“作战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利用模拟的作战环境，可以进行策略和计划的实验，可以检验策略和计划的缺陷，可以预测策略和计划的效果，可以评估武器系统的效能，可以启发新的作战思想。战术模拟技术，把系统工程的模型、模拟和最优决策方法引入到军事领域。在漫长的军事历史中，直到19世纪末，作为军事艺术的基础的各种知识都属于经验的领域。史例、作战资料，是军事家用来加工战略战术理论的主要素材。但史料并不完全是战争真实性的完整记录，因为当事人事后的回忆不一定完全，关键的当事人可能遗漏，那些影响战争抉择过程的细节可能在记录中疏忽。而且，实战的条件是不能依研究工作的意图去改变的。要在实战条件下去检验战术的每个组成部分的完善程度，是有局限的。如同对自然界实际过程的观察资料需要以科学实验资料来补充一样，作战过程的观察资料也需要以作战实验资料来补充。在模拟的可控制的作战条件下进行作战实验，能够对有关兵力与武器装备使用之间的复杂关系获得数量上的深刻了解。作战实验，是军事科学研究方法划时代的革新。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苏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色列，都十分重视战术模拟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以色列在历次中东战争的作战概念、战术和计划，甚至1976年7月偷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夺回以色列人质的战斗计划，都事先经受过战术模拟技术的严格检验。目前，运用战术模拟技术的作战实验，还处在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例如，仅用于训练指挥和参谋人员方面，美国陆军训练和条例司令部现已发展了一百个电子计算机化的战术模拟技术模型，所能模拟的战斗水平，从班、排、连、团、旅、师直至军团。这是军事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在我军科研装备管理工作中，存在这样的情况，有时一种新武器系统已进入研制定型阶段，可是对它的使用方式却尚未确定；有时一种新武器系统已经研制完成，却还在争论是否需要这种装备；有时一种新武器系统刚刚交付部队，就发现在战术使用和技术性能方面存在较大缺陷，不得不大大压缩装备生产数量。科研装备管理的这种落后状况，影响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是我军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又一个研究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这样的历史经验：通过周密的研究，可以找到现有武器系统的有效使用方式，使这些武器能在战斗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力。例如，英国根据当时运筹学分析的结果，仅仅把飞机投放的反潜深水炸弹的爆炸水深调整一下，就把对德国潜水艇的攻击效果提高了两倍。

世界军事历史提供了许多这样的教训：一种新武器系统出现以后，或者由于使用的一方不了解最有效的使用方法而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或者由于被攻击的一方没有预测到这种武器对作战方式的影响因而缺乏有效对策，不得不付出额外的牺牲。这里，我们通过作战飞机的使用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飞机已问世11年，达到了持续飞行160公里的能力。但是，在大战初期，交战双方对飞机的军事潜力及其对作战方式带来的影响没有足够的了解。开初，双方仅仅受1794年法军利用载人气球搜集战场情报在比利时的弗勒卢［24］击败普鲁士军队的启发，只把飞机用来侦察敌情。后来，军事领导人才逐渐认识到飞机在战斗中具有比这多得多的用途。德国人用齐柏林飞船空袭英国本土的事件，激起了英法联军想到用飞机轰炸齐柏林飞船基地，从此才开始把飞机用来执行轰炸敌人的任务。双方侦察机有时在空中相遇，飞行员为了自卫开始配备手枪，以便在有利时机能向对方飞机射击，从而出现了最早的空战；为了提高射击效果，双方飞机上配备了机关枪和专门射手，战斗机进行空战成为一种夺取制空权的正式的战斗形式。而把飞机用作地面战斗支援（强击机）和后勤运输（运输机）则是更后一些的事了。

一种新武器开始用于军事目的，并不意味着就找到了最有效的战术运用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投入空战的飞机是双翼单发动机的螺旋桨飞机，有一个驾驶员和一个射手。这种飞机的发动机有两种安装方式：一种是装在飞机头部，这样机动性较好，缺点是射手用机关枪向正前方射击对方飞机时，有击中自己桨叶的危险；另一种是装在尾都，克服了第一种在射击方面存在的问题，缺点是机动性较差。既要机动性好又要射击方便，后来出现了使用第一种飞机的新方式：射手站在驾驶员前面的座位上，越过飞机上冀面进行射击，但由此引起的问题是射手站在时速80余公里的气流中，在飞机进行机动时有被抛出机舱的危险；出现的另一种解决办法是射手坐在驾驶员之后，把机枪架在座位旁边的舱口栏板上，以便向上、向后和向侧面射击，带来的问题是当从后面趋近敌机时，驾驶员必须掉转机头或者与敌机并排飞行才能进行射击。直到1915年初，交战双方都认为战斗机的有利射击位置是飞在敌机前面，然后向后射击，这时敌机因为害怕击中自己的桨叶而不敢射击。但在1915年春天的一系列空战中，那些飞在法国战斗机正前方的德国飞行员本以为占有了有利的战术位置，却为突然遭到法国战斗机的猛烈开火而感到惊愕。空战优势为法国人占有，因为法国人设计了一种与螺旋桨联动的偏转板，使机枪能向前方射击而大大减少误伤桨叶的危险。后来，一架法国战斗机因故障被迫在德国防线内降落，德国飞机设计师福克［25］才从法国人的设计得到启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法国的射击装置仍存在击中桨叶或者发生跳弹的可能性，德国的改进式样采用了断续齿轮，使螺旋桨的运动与机关枪的发射动作完全同步，保证子弹从桨叶之间穿过。这一改进使战斗机上专门的射手成为多余，驾驶员一个人就能完成操纵飞机、瞄准目标、击发扳机等动作。从这时起，战斗机的最有利射击方式才稳定下来，双座战斗机从空战舞台上消失，而为长、僚机配合的战术新形式所取代。

新武器系统的设计者一般是从提高或者改善现有武器系统的效率出发，凭借实战经验和自己的判断来进行设计的。因此，新武器系统在交付实战应用以前，它的效能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最后的检验完全靠实战。现代武器系统越来越复杂，破坏力越来越强，投资越来越大，研制周期越来越长。在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过程中，为了在研制阶段避免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为了在使用阶段避免因使用性能的缺陷造成不必要的牺牲和物质损失，需要制订一系列的科学方法，对新武器系统的运用必要性、技术可行性、性能指标和使用效率进行论证、评估、预测和检验。从50年代起，特别是60年代以来，军事技术先进的国家纷纷投入相当可观的研究力量来发展这方面的科学方法，并获得了很大成果。例如目前他们都在研究对军用无线电装置干扰和反干扰的电子对抗技术，这是装备设计和使用中的一个大问题。又如，由于红外和激光技术的迅速发展，即将出现“光对抗”这一重要课题。

这方面已经发展的科学方法有两大类型，一是模拟实验技术，二是理论分析方法。属于模拟技术的有：（1）在武器型号开始研制之前，利用前一节讲的战术模拟技术，建立人—武器结合的战术对阵模型，通过模拟，对拟议中的武器系统的作战能力进行测验。如果证明其效用不高，那么严重的浪费和损失就有可能在拟议阶段予以避免；（2）在武器型号研制过程中，不断用系统模拟方法分析、检验新武器系统内部技术性能，协调各分系统之间的关系和技术指标；（3）在武器系统研制出来之后，研究新武器系统使用性能的模拟训练方法（如各种飞行模拟器、坦克炮塔训练模拟器等），以加快训练进程、节约消耗和费用，制订有效的使用方法。属于理论分析方法的主要是运筹学的各种计算分析技术。系统地运用上述模拟方法和理论分析方法，就可以做到：根据国家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针对现有装备在未来的或现实的战争中与对方装备对抗可能出现的问题，利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提出发展新武器系统的建议；根据国家批准的发展新武器系统的任务，在委托的研制单位对拟议的新系统进行总体方案分析的同时，拟订出新系统的性能要求、技术规格，作为实际设计工作的依据；根据新武器系统运用的战略和战术环境，预测新武器系统对作战方式带来的影响，拟订最优的使用原则。

这就是科学地论证新武器使用方法和确定武器系统战术技术指标的技术，是军事系统工程的一个分支。

四

要进行战争和赢得战争，必须有充足的物质准备。恩格斯说过：“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没有经济条件和资源，暴力就不成为力量”。自古以来，指导战争的人们都十分重视后勤保障工作。我国古代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写道：“军无辎重则亡，无粮则亡，无委积则亡”。极为明确地说明，一支军队如果没有后勤保障与物资储备，将注定打败仗。因此，组织后勤保障也是一种参谋职能。

在古代，交战双方使用的武器装备十分简陋，各种兵器不外乎是将士随身携带的刀枪棍棒。相形之下，粮草的重要性就十分突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一方面说明粮草在古代战备工作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后勤保障工作的相对单纯性，与现代战争比较，不免有点相形见绌。例如，二次大战中英美组织实施的诺曼底登陆战役，仅准备时间即达半年，他们不仅制造和调集大量船只，筹集了几十万吨的各种作战后勤物资，还专门设计了一种“人造港口”以便在登陆场能停靠大量船舶，快速卸下各种器材。登陆后，他们还立即铺设了穿越英吉利海峡的输油管，从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运送了100万军队，56万吨物资和17万辆汽车，保证战役的顺利开展。二次大战期间，美军为了制订一套严密的后勤管理制度，集合了几百名统计学家和其他各类专家，并雇用了大批人员，组织了一支后勤管理队伍，保证了当时后勤计划工作的需要。

现代的武器装备如果没有物资技术保障，就变为废铁，坐等挨打。同时由于现代战争的破坏性、突然性强，各种武器、弹药的消耗量也极大。根据推算，一个摩托化步兵师进攻，日消耗量将达1000吨，一个集团军达8000吨；一个方面军一次战役，仅油料就要消耗30万吨。由于武器装备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物资消耗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比如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石油产品消耗量占其物资总耗量的百分之七十。

后勤物资品种繁多，物资消耗惊人，这仅仅是后勤工作中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它要求我们必须做好战时和平时的各类军用物资的生产和储备工作。但是必须看到，光有物资准备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必须有一套科学的后勤工作的组织、计划与管理方法。由于现代化后勤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完全依靠人来进行组织、计划与管理工作，就远不能满足要求，必须借助电子计算机，才能完成繁重复杂的计算工作。为了发挥计算机的作用，除了必备的各种技术设备（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等）外，还必须要有资料信息工作和数学计算工作这两方面的保障。

后勤系统的资料信息工作包括各种军用物资的库存、需求、消耗、运输等方面的数据及其各种的供应标准、性能规格和费用等资料，这些资料数据还须在后勤系统各个环节和同后勤系统相关联的其他各部门之间的信息顺利地流通和交换。鉴于后勤系统中的不同的工作需要采用各种不同的信息，因此信息的种类和结构也是复杂繁多。加之，由于战局态势的多变，各种信息必须经常地进行更新，这就使得资料信息工作更为艰巨。后勤系统中巨大的信息数量、复杂的信息流程、自动的信息加工、快速的信息存取，要求运用信息理论和反馈技术，以满足后勤管理工作中精确计算、正确决策的需要。

要使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除了必须得到资料信息工作的保障外，还必须进行大量的数学计算工作，以使有关后勤工作的各项政策、计划和各种标准、规格的制订工作都能建立在一个经过精确计算、周密分析的科学基础上。例如，在战争破坏性和突然性都很强的今天，有关各种武器装备的库存量的确定，就是一项极为复杂的问题。在制订库存量时，我们既要掌握过去的历史资料，又要估计未来战争物资消耗的情况，并且不间断地密切注视国际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动态变化，最后还得结合国家的经济与资源情况，综合考虑，统筹规划，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这些工作光靠人来做，显然难以及时完成，因此，必须有先进的计算工具——电子计算机。

二次大战以来，出现了专门研究库存、物资计划问题的库存论［26］，从而形成了新的后勤组织管理技术，这一类技术是组织和运转现代化后勤系统的必由技术途径，是实现现代化后勤系统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技术，就无法进行后勤业务的科学组织管理工作，就无法制订各种最佳方案与计划；即使有了巨大雄厚的物资基础，也无法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由此可见现代化的后勤系统，一方面是需要雄厚的物资基础，先进的技术设备，另一方面还需要有一套科学的组织管理技术，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军事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

指挥方式是随着总的作战方式的发展而演变的。公元前8世纪，周宣王在遇有西戎入侵时，即以烽火、鼓声传令诸侯出兵，共同保卫镐京（今西安）。公元前3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亲自制订进军计划，并在军队的头阵率众投入战斗，通过战争征服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17世纪瑞典国王古斯达夫·阿道夫征服了波罗的海诸国，1632年他亲自率领军队强渡德国累赫河，站在战场附近的小山上通过传令兵指挥战斗。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军队众多性和机动性的提高，军事统帅的指挥位置逐渐从直接的战斗现场退下来，到了陈列地图的作战室中。这正如恩格斯在1851年所描述的：“战略行动，——各军队集团行动的协调——应当由一个中枢地点用电报线路来指挥”；“而不用电报，就绝对不可能指挥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将帅们通常是在战线后面的大本营里分析各种来源的情报并进行策略谋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远离战线的大本营在一次战役实际发生之前数月时间就要做出种种决断，准备好战役计划。

新的指挥手段是指挥方式每次新的改进的前提。在恩格斯时代，铁路网使欧洲军队具有新的机动性，电报使得在欧洲战场有了采用中枢指挥方式的机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军队的动员规模和因飞机、军舰、摩托化而带来的机动性又提升到更高水平，无线电通信技术使大本营指挥方式进一步得到完善。20世纪50年代以来，远程喷气飞机、直升机、高速舰艇赋予一支现代化军队史无前例的机动性；洲际导弹、远程喷气轰炸机、机载空地导弹和导弹核潜艇，能把几十万吨、几百万吨以至上千万吨黄色炸药当量的破坏力量在极短时间内投送到先前所梦想不到的远距离。这一切又给指挥方式的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变革的新要求就是要极大地提高作战指挥的效率，使军队行动具有更大的突然性和反应速度。恩格斯说：“正如同纺织机的生产率如果不用蒸汽力代替人力，也就是说如不创造与旧的手织机大不相同的新的生产工具，便不能增加三倍一样，在军事学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这次触发指挥方式新变革的正是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使作战指挥自动化成为可能。

在作战指挥过程中，有哪些工作是可以用电子计算机来高速度完成的呢？

首先一大类可以用电子计算机来完成的工作是：对所获取情报的编码、存储、传输、显示读出、复制，以及战斗文书的编写、编码、下达和译出，这属于信息系统工程或自动化信息体系的标准工作，这方面的技术是成熟的。情报材料存储在电子计算机中，并且可以随时更新。从电子计算机中调阅情报材料，可以做到如同使用记忆在人脑中的材料一样方便，军事参谋可以把智慧更集中于作战分析工作。其次，在作战分析工作中，也有一大类是可以用电子计算机来高效率完成的，这就是前面第二节中讲的战术模拟技术，这里不再重复了。用现代信息和情报技术组织指挥体系，再用战术模拟技术来制订、模拟并优选作战方案，这就是现代指挥系统的实质。

现代化指挥系统，是由电子计算机、指挥运算程序、通信网络、终端和各分系统之间的接口形成的体系结构。搞好这个体系结构，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美国建立自动化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的过程也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他们在1962年即建立全球军事指挥控制通信系统，但是结构松散，部门与部门之间，各种通信方式与手段之间的“接口”问题没有解决好，实际上达不到“全球指挥”的目的。为此，美国经过10年的摸索过程，在1971年重新改组全球指挥系统，首先抓“全球指挥系统的体系结构”研究，弄清各有关单位上、下、左、右之间的各种接口关系，体现了系统工程的原则，然后进行系统分析、系统设计，并把整个工作放在由国防部副部长为首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统一规划与领导。为了更好地开展“体系结构”计划的工作，该委员会还成立了一个总系统工程师办公室，开始时只有15个工作人员，到1976年增至45人。该办公室在系统总工程师领导下，监督和指导整个体系结构计划的贯彻执行，并在国防部各有关业务部门共同咨询下，为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的建设和技术改进工作，提供系统性的总体技术指导。它的经常工作是：一、负责指挥中心与各下属部门之间以及战略与战术之间的接口问题；二、了解国防部和各军兵种有关指挥、控制和通信方面的计划，使与体系结构有关的部分保持协调；三、为该系统的计划管理、物资调拨以及试验鉴定，提供技术支援；四、负责系统工程工作与费用估算；五、将该系统的体系结构计划恰当地转变为国防部及有关军兵种的具体计划与安排。

从以上的阐述来看，现代军事指挥系统的设计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它所用的通信方式与手段十分繁多，涉及的面极广，各个部门之间的“接口”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必须要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领导机构，利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设计出一个全面统一的整体规划，全面地制订标准化与通用化计划，才能真正实现高度集中的自动化。这又是军事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六

外文中“战略”这个词原意是将军的意思，后来军事家用它来表示“统帅的艺术”。克劳塞维茨总结了截至拿破仑为止的军事历史，把统帅对军队的战略领导称之为艺术，因为统帅都是依靠自己的才智亲自设计战略计划并亲自指挥军队的。然而，到了现代，任何一个统帅，无论他具有多么大的才能，都不能靠他一个人亲自组织、指挥、协调和操纵一部由千万个部件组成的庞大的现代化军事机器。一支现代化军队的统帅，必须在系统的参谋队伍和军事科学研究机构的辅助下，才能实现他对整个军队的统率，这正如现代在一切规模较大的社会生产和科学研究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军事领域内这样一个深刻的变化是一个过程。我国早在汉末军中就设置了作为统帅的幕僚官“参军”，在唐代就有明确的固定的军事参谋职位［27］，而在西方则要晚得多。直到17世纪在古斯达夫时代才萌发了一种对参谋工作的需要，他后来以很不正规的形式设置了助手，这些助手没有形成组织，只是在国王感到必要时才被叫去咨询意见。在18世纪的欧洲，参谋概念的发展是比较迟缓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事实上是他自己的作战参谋长，拿破仑习惯于骑在马背上巡视整个战场，他集全部指挥大权于自身，他要求所有情报直送他本人，他在设计作战计划时不需寻求参谋意见。但是，由于他拥有数倍于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再加上机动性的增长，战争已变成举全国之财力物力支持的复杂活动，他需要一个作为参谋的助手，帮他记住军队的配置情况，并且把他的决策变成书面指令，发布给隶属单位，以协同完成他的作战设计。拿破仑的这个助手就是柏特尔将军。后来，柏特尔在1796年提出了关于理想的参谋组织的思想。现代形式的总参谋部是19世纪初（大约是1801年至1806年间）首先在普鲁士出现的。总参谋部作为一种组织，在和平时期拟制作战计划，系统地搜集在未来战争中需要的情报，如地形侦察、地图准备等。总参谋部在参谋学院的帮助下，通过历史研究、沙盘地图对阵，解析战争对策和军事演习来准备作战计划。

任何统帅的抉择过程的基本程序是：根据国家的政治目标，了解国际国内的形势，分析可供选择的各种作战方案，考虑敌人可能作出的各种反应，选择最可能取胜的方案。要作出决断，他需要两种类型的材料，一种是可以定量描述的材料，例如：敌我双方的经济实力、军备、人力物力资源，以及它们在各种规模冲突中的消耗速率，武器系统的效能和易损性，后勤供应能力，随机因素的影响，以概率分布表示的敌我双方各种行动方案的效果，等等。另一种是定性描述的材料，如历史经验、士气、民心、传统、政治形势等等。用科学方法生产这些材料，就是现代军事参谋工作的任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军事冲突中，由于战争在方法和手段上的复杂程度较以往有了很大增加，交战双方都需要对所采取的措施和反措施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才可望在对策中取胜。因此，对参谋工作的要求愈加精益求精。统帅部对这种精确分析信息的强烈要求，成为参谋手段和参谋组织实现科学化的巨大动力。这一推动力的直接结果，就是一类专门为军事机关提供定量材料供决策参考的研究机构的出现，如美国国防部所属的计划分析与鉴定部，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的研究分析与对策部，陆军参谋部所属的计划分析与鉴定局，空军参谋部所属的研究分析局，海军部所属的计划规划局，等等。这类研究机构按照不同的职责分工，运用数学和其他科学方法研究战略、战术和技术的相互作用，研究作战技术和装备使用方法的改进。

在19世纪初叶，克劳塞维茨把军事科学称为军事艺术，他描述说：“在这里智力活动离开了严格的科学领域，即离开了逻辑学和数学的领域，而成为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从那以后，由于军事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今天，一幅全新的图像已经代替了这一描述。

战争各部分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相互关系还充满了偶然性的影响。从整体观点去处理这些关系是一道难题。拿破仑说过，这是一道连牛顿那样的人也会被吓退的代数难题。那时，军事统帅不是用数学而是用艺术来对这些难题作出判断。一个多世纪以后，出现了拿破仑时代未曾有过的东西：作为作战实验工具的战术模拟技术，军事家用来协助作出决策的运筹学理论方法，强有力的计算工具——电子计算机，以及运用这些科学手段的现代参谋组织，所有这一切已使定量地解决战略难题成为可能。

当然有可能还不等于就已经能真的做到。现代战争的复杂程度是空前的，涉及到整个国家人力物力的调度，还有许多国际因素，要在电子计算机上模拟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要把前面第二节里讲的战术模拟的范围加以扩大，时间过程延长；而且要把前面讲的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的内容都串联组织在一起。但把这么大范围的人类集体活动纳入一个科学定量计算模型的工作还开始不久［28］，就是有了模型，许多数据也还没有测定，现有电子计算机也不够大，计算能力受限制。要把战争博弈理论用在解决战略问题，还有待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如此，把这些已有成果用于某些战略的研究则是完全可能的，例如研究所谓“机灵武器”（即精确制导武器）对战略的影响［29］。这是军事系统工程的又一重要贡献。

七

我们在前面几节中陈述了军事系统工程在参谋业务方面、在武器使用方面、在后勤业务方面、在组织建立指挥体系方面、在战略研究方面的应用，试图说明系统工程对我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原来也是为他们国家的侵略政策服务的，但是军事系统工程是工程技术，是人类掌握了客观规律之后用来改造客观世界的技术，资产阶级能用，我们无产阶级也能用。我们可以“引进”这门技术来促使我国国防的现代化，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了。

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在我国建立必要的工作队伍。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有关的部门配备军事系统工程的专业人员，如在从总参谋部到各级司令部都要有专业人员，从总后勤部到各级后勤部也要有后勤系统工程的专业人员。他们都是用军事系统工程的专业技术来加强参谋和后勤业务的，他们要与本部门的其他人员密切协同配合，共同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再一个方面是在我军设置研究和运用军事系统工程以及发展各种军事系统工程理论的专门单位。例如在军事科学院、在各军、兵种都应该有军事系统工程的研究单位；各兵种的单位除研究战术外，还要对新武器的研制提出论证和战术技术要求。

为了配合以上工作，还需要多方面的确切数据，这是要各部队通过许多演习来收集的。例如：敌我双方武器的命中概率、易损性、操作效率，以及各种情况下目标的暴露程度、对目标的发现概率等。这就要求有负责组织这项工作的机关。

估计在不久的将来从事军事系统工程工作的人员将达几千人，其中专门学军事系统工程的高等教育水平的干部约一两千人。这就要求每年有军事系统工程的大学毕业生大约几百人。近几年要在我军高等军事院校设置相应的军事系统工程专业。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已设置了有系统工程专业的系，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系统工程人才。至于这些专业的课程设计问题，在另外一篇文章［1］已经讨论过，大致是两年基础课，一年专业基础课和一年专业课。专门结合军事系统工程的理论学科是反映现代战争特点的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和军事地理等军事科学，他们是专业基础课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陈述了军事系统工程的五个方面的工作以及建立机构和培养专业人员之后，我们可以回顾整个问题，为什么系统工程的技术在军事上这么重要？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著作中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毛主席这一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战争活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规律。

成功的军事统帅都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他在作战中能够通过迅速的判断从大量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重要和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至少可以说，19世纪初的军事理论家是这样认为的。克劳塞维茨就说过：“这种迅速的判断显然就是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对各种因素和关系进行比较，这比进行严格的推论能较迅速地抛开那些关系不十分密切和不重要的东西，能较迅速地找出关系最密切和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一种要一个人从战争实践中获得的，因而就是难于传授的。

这种局面，在19世纪开始有了变化。由于战争复杂程度的相对增加，19世纪初叶在普鲁士出现了现代参谋组织和现代参谋技术的萌芽。参谋组织的萌芽，标志着军事统帅的个人才能已经需要以参谋的集体智慧来辅助；参谋科学技术的萌芽，标志着战争领域的思维活动已经需要用科学方法来进行组织。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军事统帅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因素中找出最重要和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参谋组织和现代参谋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是经历了千百年战争的实践，有了丰富的经验，才有可能进一步整理人们的感性认识，开始提高到定量的科学。这次规模空前的战争以极大的力量把一大批有才干的科学工作者吸引到拟订与评价战争计划、改进作战技术与技术装备的研究工作中。不同行业的科学工作者结合在一起，用电子计算机和其他新科学技术作为工具，研究分析作战技术、装备运用、组织指挥、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并且提出建议，供军事决策机关参考。这种有组织的科学活动，产生了两个有深远意义的结果，一是使作战技术、装备运用、组织指挥和后勤保障方面的参谋技巧发展成为可以传授的科学技术，即可以系统地讲出道理的知识；另一个结果是利用这门参谋科学技术为作战技术、装备运用、组织指挥和后勤保障的参谋业务服务的研究组织的迅速发展。现代参谋科学技术和现代参谋组织，形成了军事系统工程，它在当前非常庞大而又极为复杂的军事工作中是有重要的位置的，因而它也是一支现代化军队所必须掌握的。

（1979年8月9日定稿）

本文是钱学森同志1979年7月24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领导同志学习会上的讲演稿，在写作中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许国志同志大力协助，并提供了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及注释

［1］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文汇报》，1978年9月27日，第一版。

［2］钱学森：《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研究》1979年第一期。这里讲了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在概念上的区别，说明选用《系统工程》这个词的理由。

［3］英语engineering（工程）在18世纪出现的时候，专指战争兵器的制造和执行服务军事目的的工作。

［4］英语operations research（运筹学）中的operations，本意是战争或演习过程中部队、军舰、飞机等的动作。

［5］Robert Watson-Watt（罗伯特·沃森-瓦特）（1892—），1935年春他在英国东海岸建立了世界第一个试验性雷达系统。

［6］von Reisswitz。18世纪出现的一些秘传的战争对策游戏在19世纪初被拿破仑战争所中断，是von Reisswitz复兴了这种游戏并使它职业化。

［7］Friedrich von Muffling（弗里德里希·冯·密福林）（1775—1851），普鲁士元帅，总参谋长（1820），柏林卫戍司令（1838），枢密院院长（1841）。

［8］德文原字是kriegsspiel，字义为战争游戏，是普鲁士军队最早采用的对策模拟方法。

［9］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хомлинов（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苏霍姆利诺夫）（1848—1926），沙俄将军，历任基辅军区司令（1904），总参谋长（1908），陆军部长（1909—1915）。

［10］Alfred Schlieffen（1833—1913），德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l891—1906年期间任德军总参谋长。

［11］位于波兰马祖里城附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属东普鲁士。

［12］Insterburg，位于仆列哥利亚河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属东普鲁士，现名切尔尼亚霍夫斯克，属苏联。

［13］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свич Самсонов（亚历山大·华西里耶维奇·萨姆索诺夫）（1859—1914），沙俄将军，历任华沙军区参谋长（1906），第二集团军司令官（1914）。

［14］Monte-Carlo是法国和意大利交界附近摩纳哥公国的著名赌场。

［15］按照随机方式把十进制数字0、1、2、3、4、5、6、7、8、9组合成位数一样的许多数，其中每个十进制数字出现的次序完全是随机的，但出现的机会又都是相同的；把这些组合成的数排列成表，即称随机数表。

［16］Johnvon Neumann（1903—1957），出生于匈牙利的美籍数学家，对博弈论和计算机理论有重要贡献。

［17］如果用非数学语言转述出来，这个定理的意思就是：在交战过程中，双方指挥官要在不完全了解对方采取什么策略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策略，每一方所采取的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是假设对方是一个有理智的指挥官，他总是采取了最不利于我方的策略来进行对抗。按照这一原则选取策略，就可以在多次重复的对策中获得最大的取胜可能性。

［18］Oskar Morgenster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19］《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20］战术模拟技术，即蒙特-卡洛战争博弈（Monte-Carlo War Game）或随机型战斗模拟（probabilistic battle simulation）。

［21］即manual battle simulations.

［22］即computer-assisted battle simulations.

［23］即computerized battle simulations.

［24］Fleurus，在布鲁塞尔南偏东约40公里。

［25］Anthony Hermann Gerard Fokker，（1890—1939）德国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和制造家。

［26］库存论（invetory theory）。经营管理工作中，为了促进系统的有效运转，往往需要对元件、器材、设备、资金以及其他物资保障条件，保持必要的储备。库存论就是研究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数量、从什么供应源来补充这些储备，使得保存库存和补充采购的总费用最少。

［27］作者承张蕴钰同志指出我国军事参谋一职始见于唐代：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世民表称洛阳必克，又遣参谋军事封德彝入朝面论形势。”《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

［28］钱学森、邬家培：《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经济管理》1979年第一期。

［29］P.Morrison，P.F.Walker：“A New Strategy for Military Spending”，Scientific American，Vol.239，No.4，p.48—61，Oct.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