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民党对于修改宪法的执念
很少有人知道，日本自民党在1955年建党初期就将“修改现行宪法”作为党的宗旨。自民党《党的使命》中写有“修改《日本国宪法》”，提出“强力推进并完善‘包括自主修改现行宪法在内的’独立体制，以回应国民的托付”。修宪派认为，现行宪法是美国在战后对战败国日本强加的一部宪法，而不是由日本人自己制定的宪法，它是日本独立体制不完善的象征。因此，建党70多年，自民党始终意在修改现行宪法。现在，高市早苗要把它推到历史舞台中央。
4月12日，高市早苗首次作为自民党总裁参加了2026年党大会。在会上她主张：致力于“由日本人自主改正宪法，是自民党的建党宗旨。现在时机到了！”。她表示：“希望在明年党大会召开前做好有关修宪动议的准备，来迎接党大会”。她指出，“不应为讨论而讨论，而要为做决断而讨论，这样才能回应国民的托付”。日媒普遍分析，这表现出高市早苗希望加速在国会进行修宪讨论，从而尽早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
根据日本法律，修改宪法需参众两院议员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需过半数的国民投票赞成。目前，自民党虽在众议院超过了三分之二席位，但在参议院席位尚不足半。而所谓“国民的托付”，听起来似乎日本国民都希望修宪，事实并非如此。民调显示，虽过半民众对修宪持开放态度，但对宪法第九条的具体修改及现任政府推进修宪的行为模式存显著分歧。《读卖新闻》调查显示，有关是否改修宪法第九条第二款问题，日本国民赞成和反对意见持平，分别为47% 和49%，《每日新闻》则显示仅有21%国民赞成现任期内修改宪法。不仅如此，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反对高市政府、反对修宪、反对扩军通往战争的民众游行示威正在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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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宪并非“国民托付”，而是有着巨大争议
日本国民有关修改宪法是存在激烈争议的。其焦点主要是围绕被视为“和平宪法”基石的上述宪法第九条展开。
“宪法九条”主要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即放弃战争，“日本国民真心追求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和平，永久放弃国权发动的战争、放弃武力威慑,放弃以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部分即不保持战斗力，否认交战权，“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交战权”。
日本的这一“宪法九条”以“彻底的和平主义”和“彻底的非军事化立场”闻名世界，被称为“和平条款”，它体现了《巴黎不战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中的“不战”原则，是国际社会追求和平愿景的体现。但现实情况却是日本存在着“自卫权与自卫队”。对于所谓“不保持战斗力”这项宪法规定，自卫队的存在和战斗力的保有是与现行宪法内容相悖的。对此，日本政府以往的诠释是----宪法九条并不否定作为主权国家固有的“自卫权”，日本基于此维持着名为“自卫队”的防卫力量，即“在宪法范围内允许的必要且最小限度的自卫能力”。
而现在，高市早苗称“修宪的时机”到了，要发起修改“九条”在内的和平宪法，以达到自民党所谓“修宪宗旨”，完成自民党70年梦想。修宪的时机真的成熟了吗？
1、赞成修改宪法的“修宪派”
这一派以长期执政党的自民党和右翼保守派政党日本维新会为核心，他们要求在宪法中明确自卫队的地位和权限，消除自卫队在法律上长期“违宪”的争议。同时主张增设所谓“紧急事态条款”，赋予日本政府在大规模灾害或他国武力攻击时更大权限，提升所谓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
修宪派主张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认为现行宪法是战后美国让日本“不自主”的象征。因此，“修改宪法是恢复日本的国家尊严”、实现“国家自主”的必经之路。在此之上，他们主张提升自主防卫能力，主张中国等周边国家军事实力增强已导致了日本安全环境变化，日本须修宪并强化国防，摆脱对他国依赖。修宪派并不认为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强化国防是“军国主义复活”，而是应对现实的必要防御措施。
2，反对修改宪法的“护宪派”
护宪派包括来自日本民众、在野党以及学术界和律师团体等在内的反对修改宪法的人士。他们认为，现行宪法尤其是第九条，是坚守和平主义的基石，是保证日本战后80年得以走和平主义道路、未被卷入战争的基本保障，必须坚决反对修改宪法九条。
护宪派认为，自民党作为执政党采用的“加宪”策略（即以往恐于国民反对，被迫不正面修改宪法九条，而是通过新增条款为自卫队提供法律依据的做法），实际上架空了宪法九条，必须全力阻止通过改宪来进一步破坏宪法。护宪派认为，自民党修宪就是要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实行征兵制，为未来进行军事扩张铺路，而一旦成功，则必将大幅增加日本卷入战争和冲突的风险，让年轻人成为“无谓的炮灰”。且宪法修改后军备扩张将名正言顺得以实施，必将产生巨额军费开支，最终将以税收和物价上涨等形式变成老百姓的经济负担。
护宪派反对修改宪法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修宪势力否定历史，他们大多认为二战中日本对亚洲的行径并非侵略是为了亚洲共荣，一旦修宪成功达到日本军队合法化，则必将推动国家右倾和军国主义复活。事实上，自民党的宪法草案中增设了现行宪法中所没有的“紧急事态条款”，这一条款势必导致战争发生时出现二战前那样的政府权力过度集中，从而发生类似二战军国主义侵略的错误。
三、高市自民党拘泥于修宪执念而绑架日本国民
护宪派和修宪派争议如此之大，为什么高市认为修宪时机到了？长期以来，日本推动所谓“中国威胁论”，高市上台以来，更是超过了安倍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论，高调声称所谓“台湾有事”即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即可依法实施武力攻击）的言论。这一违反《中日联合声明》也违反日本宪法第九条的错误言论，遭到了中方包括控制管制稀土等军民两用物资对日出口等强烈反击。而由此日本朝野上下也在高市政府的煽动下，营造了一种空前的对华强硬氛围，顺势也推高了日本民族主义者对高市早苗的支持。
也有媒体称，高市的“存立危机事态”一说，只不过是答辩时的一时口误，说出了安倍以来各界日本政府未曾说出的话，只要收回言论，即可平复中日关系。但笔者认为，即使撤回发言，日本防卫省在包括西南诸岛、熊本等在内的各地部署自卫队对华军事战略的各项措施并不会随之停止，而这些军事部署才是日本的对华真相。后来的事实证明，高市早苗不仅不撤回发言，反而借势推起了日本社会空前的反华气氛，这其实就是在为修改和平宪法铺路，从而一举达成自民党的修宪梦，赋予日本完整的军事能力，反过来再落实其对华强硬政策的战略愿景，最终实现日本的“军事大国化”。
可以说，高市早苗是有备而来的。高市上台后接连抛出各种挑衅，其根源是其年轻时期就坚持的顽固右翼理念，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认可村山富士首相访华时对中国道歉，长期参拜或用其他方式祭奠靖国神社等等行为，都与其长期参与渲染的“中国威胁论”有着深层的思想交集，成为其推动对日本军事松绑，推动修宪扩军的深层理由。
因此，高市早苗看似冒险的策略背后，有着清晰的战略逻辑，即以中国这个外部危机来突破国内的体制禁锢。高市的“修宪”野心是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其核心是突破宪法第九条对武力的限制。然而战后长期和平发展，导致日本国内缺乏推动变革的民意。因此，她将崛起的中国，塑造为日本“存亡的威胁”，为修宪寻找了必要的“正当性借口”。
首先，她通过公开渲染危机，将中国内政的台海局势与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挂钩，暗示可能武力介入，这是为了刻意挑衅并恶化周边环境，人为制造一种“和平宪法已不适应时代”的假象。其次，与安倍等前任不同，她打破“战略性模糊”，以现任首相身份明确做出争议表态，意在快速固化强硬议程。第三，在强化法律勾连方面，提前达标日本防卫费GDP2%，并强推修改“安保三文件”，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目的就是在正式修宪前，从法理上和事实上架空和平宪法，制造不可逆的既成事实。
与此同时，高市政府巧妙利用了美国对华竞争的需求，既迎合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又将自身修宪扩军的诉求包装成服务于日美共同战略需要的“同盟贡献”，从而减少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媒也推波助澜，强调日本修宪（废除和平条款）将使其在“对抗中国”中发挥更大作用。
四、自民党的操作让日本“独立自主”的梦想渐行渐远
令人费解的是，长期执政的日本自民党虽建党宗旨是希望修宪达到所谓的“恢复独立体制”，但现实却啪啪打脸，其执政下的日本政府不仅没有让日本越来越走向“独立自主”，反而愈加“深陷美国泥潭”，呈现了不可自拔的窘状。
1、军事：到底是实体军队还是指挥从属
修宪派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将自卫队“国防军”化，以恢复军事上的“完整主权”。但为了利用美国支持，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和“台湾有事即存亡危急”，日本所得到的现实却是推进了“日美军事一体化”。具体而言，自2025年3月起，日本新设“统合作战司令部”，美军则将在日指挥部升级为“统合军司令部”，前者受命于后者，在此基础上，战时两国部队实现末端一体化。由此，自卫队在指挥链中被扎实地嵌入了美军体系，得以搭载可攻击敌方基地的远程导弹，使得其过去的“专守防卫”边界变得模糊。有专家指出，事实上美军在装备、情报上占绝对优势，日美军事一体化程度越高，日本就越被动。而战时指挥权必然趋向一元化，因此，所谓的“独立指挥”在宪法争议前就已经被掏空。即使未来修宪成功，自卫队变为“国防军”，但其“独立指挥权”已成泡影，反而仅成为一支没有美军指挥就无法运作的美军附庸军。
2、国家主权：到底是平等同盟还是战略牺牲和依附
自民党建党时的修宪目标，是希望达到“恢复主权”，打造“对等”同盟。然而现实却是高市政府迫于战略焦虑，走上了更深层次的依附之路。
在自卫队指挥权被“冻结”的情况下，日本却要付出高额代价，挤压国民福祉。日本2026财年国防开支已突破9万亿日元（约合4000亿人民币），提前实现占GDP 2% 的目标。其中约60%依赖新发国债，2026年度仅国防部分就需新发5,973亿日元国债，形成“借债建军”的恶性循环。而这势必挤占民生，社保和教育等民生拨款受到严重挤压。
在经济方面，高市早苗以巨额关税作为“投名状”，落实了前政府高达5500亿美元（约合 82.5万亿日元）的对美巨额投资计划。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内部正在讨论“核共享”，计划引进美国核武器。在对华策略方面，又以反华姿态对美“投怀送抱”，为美国印太战略提供反华锚点，这种激进的对华态度虽短期为其赢得了美国的青睐，实质上无疑长期加深了日本自身对美国的战略依附。
3、日美地位：到底是民族主义还是现实妥协
至于说起日美“平等”同盟，则可以考察一下《日美地位协定》。《日美地位协定》（SOFA）自1960年签订后，从未被实质修改过。该协定第17条，规定了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时”若出现犯罪，日本无管辖权，只能在“检查当局起诉后”才能要求移交嫌疑犯，这实际导致大量犯罪嫌疑人在诉前被美方庇护，使得美军基地成为在日本的“国中之国”。据统计，从1972年至2023年，仅在冲绳一地，美军就犯下约6,235起刑事案件,包括大量性暴力犯罪，而这些案件常因“治外法权”而无法得到公正处理。
《日美地位协定》第3条第4条还显示，日方没有强制规定美军恢复被污染环境的义务，因此尽管在日美军基地的有机氟化物泄漏导致环境污染事故频发，但美军却不受法规约束，甚至拒绝日本政府入内调查。
不仅如此，日本还存在横田空域、岩国空域等由美军管辖、对民航有严格限制的特有空域，它们可说是《日美地位协定》（SOFA）衍生争议在天空中的具体体现。其中横田空域的管制范围覆盖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等“1都9县”（东京都、神奈川、埼玉等），高度为海拔 2,450米至7,000米。这片空域像一堵墙，将东京的天空一分为二。日本民航客机为避免逐次申请美军许可，必须强行绕行，导致航路曲折增加燃油和时间成本。岩国空域覆盖本州西部的山口、广岛、爱媛、岛根4个县的部分空域，存在着长期威胁该区域的民航运行效率与安全性，是西日本地区空中交通管理的老大难。
这种不平等的“特权”源于1952年《航空特例法》，该法案规定《航空法》的安全条款对美军机完全不适用。因此，这些空域本质上是日本在战后特殊法律框架下，将部分领空管理权让渡给美军的“历史遗留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
对上述情况，日本47个一级行政区中有33个地方政府支持修改SOFA，冲绳等地居民也多年抗议，但日本政府在面对美方时一味消极应对，更何谈“民族主义”。
五、结语：
综上可见，日本的主权和社会机制独立，并非根源于“宪法九条”，将中国设为假想敌，将中国崛起设为中国威胁，将台湾回归祖国设定为“日本有事”，利用这一切操作煽动造势从而推动激进民族主义，幻想在自己任期内完成自民党的“修宪”宗旨，也并不能达到自民党所谓的“自主”。这种吊诡的操作完全是一个愚蠢的历史选择。
笔者认为，高市早苗政府的操作，只是在执念上要达成“修宪”，在形式上扩容军备，但实质上却加速了日美军事的高度捆绑，进一步把日本拖入了美国麾下，进入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轨道，其军事指挥机制的主权让渡给了美国，其根本上的“日美地位协定”仍呈现主权残缺，而为此付出的财政代价也在掏空日本的民生根基，这完全是对日本民众的一种政治绑架。不仅背离了自民党和上世纪50年代日本人民的初衷，反而将21世纪爱好和平的日本民众引入了歧途，不仅得不到“独立自主”，反而与真正的独立渐行渐远，甚至不小心还将再次走向战争和灭亡。
高市政府和自民党必须了解，如真正要恢复国家主权，其正真的对手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和美军。中国的崛起是亚洲的崛起，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崛起，日本必须正视自己是亚洲一分子的现实，真正反思二战期间对亚洲和世界人民犯下的罪行，向历史学习，作为亚洲的和平力量，振兴地区经济与和平事业，才能在未来得到真正意义的独立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