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光:战后日本自民党领袖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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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 (进入专栏)  

 

一、战后初期的日本政治与政治家(1940年代末—1960年代末)

1955年,自由民主党成立。

1、吉田茂——确立了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

2、鸠山一郎——1956年签定日苏宣言,日本重返联合国

3、岸信介——坚持反共反华,1960年修改日美安全条约

4、吉田勇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5、佐藤荣作——收回冲绳行政权

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政治与政治家(1970年代初—1993年)

三角大福中

1、田中角荣——中日邦交正常化

2、三木武夫——中日和约谈判的拖延

3、福田纠夫——签署中日和约

4、大平正芳——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

5、中曾根康弘——中日关系的发展与风波

三、冷战后日本的政界与政治家(1993年—至今)

1、1993年,自民党下台。多党联合政权。自民党为主的联合政权

2、小泉纯一郎——剧场政治,外交亲美、国内改革

3、安倍晋三、福田康夫——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

4、麻生太郎——经济危机应对无力,政治混乱分化改组

5、民主党——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冈田克也、前原诚司、小泽一郎

 

战后日民自民党领袖面面观,这个题目涉及面相当广泛。从纵向(历史发展)看,需要把战后日本政治的发展过程梳理一遍。毕竟在战后日本,自民党执政时间最长,从 1955年到 2009年(其中只有几个月未能执政)。从横向(内部结构)看,自民党有一个特点就是党内有派。目前仍然有“森派”、町村派、高村派、谷垣派”等各大派系,如果一一介绍各派领袖,派系组成、它的主要活动和主要政治观点,时间显然不够。所以我想以自民党内曾经出任过首相的政治家为核心,介绍他的主要政策观点和行为,再适当展开,介绍日本战后自民党执政几十年来的情况。战后日本政治的发展过程分为三大阶段。

一是战后初期的日本政治与政治家。这个时期大致是从1945年到1965年。这一阶段也是日本战后经济恢复和初步发展的阶段。

二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政治、政局与政治家。时间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1993年。这个阶段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迅速地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而且,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订了中日和约,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的两个文件就此形成。

三是冷战后的日本政界与政治家,1993年到2009年。从国际关系史上严格地说1993年不是冷战结束的标志,但却是日本战后政治的重大转折点,因为执政38年的日本自民党下台,其他的在野党联合执政。

最后介绍当前的日本政局,即现在日本政局是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即将发生什么。特别是2009年8月30日要举行日本议会选举,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我想从学术的角度做一点预测。当然社会科学的预测,特别是政治学的预测、政治前景的预测常常很难做到精确。我们只能做一种或然性的预测,即可能会这样,在多大程度上将会这样。

一、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局与日本政治家

战后初期日本最重要的政治家是吉田茂。在1945年到1950年代初期,吉田茂先后四次出任内阁首相,其中三次兼任外相。吉田茂的“轻军备、重经济”的路线奠定了战后日本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把国家的资源、人力、物力的90%以上投入到经济发展,尽量保持很低的军备水平,国家安全交给美国负责保卫,日本自己主要发展经济。

吉田茂担任首相期间除了确立了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之外,外交上最重要就是签署《旧金山和约》和《日台(湾)和约》。我们知道,两个进入了战争状态的国家要结束战争状态,其国际法的标志就是签署和平条约,否则这两个国家在国际法意义上仍处于战争状态。

1952年日本与台湾签订和约,日本把台湾视为中华民国,日本和中华民国之间走出了战争状态,但是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签订和约,日本和中国就没有结束战争状态。一直到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明确说“中日两国结束非正常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结束了战争状态。吉田茂在战后初期的贡献在于,稳定了日本国内局势、确立了基本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所以在战后日本的历史上是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就是吉田茂的外孙,这也是日本政治一个很独特的现象,祖祖辈辈世代为政治家,日语叫做“二世、三世”。这种政治家在日本非常多,小泉纯一郎的父亲曾任内阁大臣,福田康夫的父亲福田纠夫也担任过日本首相。安倍晋太郎的父亲曾任日本外相。

吉田茂下台后,接任的首相叫鸠山一郎。鸠山一郎出任日本首相后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在1956年签订了《日苏宣言》。日本在1951年与以美国为首的各国签订了《旧金山合约》,但苏联、中国抵制旧金山和会、均未在和约上签字。

日本作为战败国,它的国际法的地位和权利都已丧失,只有1952年《旧金山合约》生效以后,日本才恢复了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国际法地位,可以行使国家权利,比如和其他国家签订条约和协定,以国家、政府的出面进行一系列国际行为。我们知道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日本想加入联合国却遭到了苏联的阻挠。不能加入联合国使日本的外交空间、进行国际活动的主权、地位、资格受到很大的限制。战后日本外交有三大支柱:第一以联合国为中心;第二要站在西方阵营的立场上,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第三就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但加入不了联合国第一外交支柱就不存在。所以日本想方设法要加入联合国,但是几次三番日本提出申请,美国表示支持,苏联就投反对票。因为苏联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苏联投反对票,日本就无法加入联合国。所以鸠山一郎主张实现日苏关系正常化,解决日本加入联合国的最大障碍。确定在国际社会的国际法行为主体的地位和权利。

从1955年开始日苏在伦敦开始谈判,谈判中有两个最大问题,一是日本战俘,日本关东军战俘有数十万被苏联带到西伯利亚,日本谈判中提出要把战俘归还。第二个问题是北方四岛,苏联说根据战争期间几大国签订的协定,有权占领北方四岛;而日本说北方四岛历史上就是日本的。谈判到最后,北方四岛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战俘问题基本解决,活着的战俘陆陆续续回到日本,于是1956年签订了《日苏宣言》。当年日本再次提出加入联合国的时候,苏联投了赞成票。双方通过《日苏宣言》各自实现了自己的利益,日本加入了联合国,苏联解决了远东边境之外的一个重大问题,宣布和日本结束战争状态。

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日苏之间并没有签订和约,因为北方四岛问题没有解决。当时双方商定就和约问题继续谈判,日本坚持北方四岛归还日本之后再签署《日苏和约》。但1960年日美签署安保条约后,苏联宣布日苏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北方四岛是苏联领土,拒绝与日本谈判。1970年代田中角荣访问苏联时,提出日苏之间还有没有解决的战争遗留问题,例如领土问题等等,苏联没有明确反对,表示默认。冷战后苏联解体,领土问题仍然是日俄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签订和约。

鸠山一郎的两个儿子都是现在日本政坛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一个是日本民主党的领袖鸠山由纪夫,现任内阁首相。另一个叫鸠山邦夫,曾任内阁法务大臣。因为与时任首相麻生太郎发生意见分歧而辞职,退出自民党,组建新的政党。给了麻生太郎内阁和自民党一次重大冲击。

鸠山一郎之后的内阁首相是岸信介。岸信介在战争期间是日本战争内阁成员,担任过军需大臣,负责在日本本土生产各种作战物资供应军备,是战争的责任者之一。战后美军占领当局,把他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关押起来。但美苏冷战开始后,美国急于让日本摆脱战败国的地位,因此只对第一批7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之后,东京审判就草草结束,没有继续进行。这样所有关押在巢鸭监狱的甲级战犯嫌疑人还没有进入审判程序就全部被释放了。

1955年日本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民党,岸信介成为自民党领袖,出任内阁首相。岸信介内阁的最重要特点是坚持反共、反华。他访问美国的时候和美国发表的宣言中提到,日本的作用就是要为美国充当在远东地区的反共基地。他访问台湾,和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发表共同宣言,支持蒋介石政府反攻大陆,认为中华民国的主权、法权是覆盖整个中国大陆境内的,暴露了他反共、反华的政治真相。

当时日台之间签署和约,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政府之间没有官方关系,于是中国政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了“民间外交”,由民间团体出面,比如说红十字会、国际贸易促进会,与日本民间团体交流,以民促官,逐渐积累,水到渠成,通过发展民间往来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最后推动日本政府建立中日之间的政府关系。

1957年中国在长崎搞邮票展,这是民间文化交流的项目。但在邮票展上有日本右翼分子捣乱,把中国国旗扯下来任意践踏。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但岸信介的态度是,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举办展览是民间行为,不受日本政府保护。中国提出:日方应认错、道歉、惩办暴徒。岸信介一概拒绝。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宣布暂时终止中日民间贸易往来。由于岸信介坚持反动的政策,使中日关系遇到了很大款男,连已经开始的民间贸易都无法正常进行。

在外交上,岸信介于1960年修订日美安全条约,坚持日美同盟。当时日本全国进行了非常广泛的、非常强烈的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运动,大约有一亿多人次上街游行示威,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在冲突中死亡。这是战后日本国内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国民运动。最后,岸信介修改了日美安全条约,但由于日本国内强大的反对浪潮,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被迫取消了访日计划。

岸信介下台以后,出任内阁首相的是池田勇人。池田首相提出的最重要计划是发展国内经济,叫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原来他提出的时候叫“国民生产总值倍增计划”。但是他的经济顾问提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体现出国家总体经济量的太小,和国民生活水平之间关系不是特别紧密,国家实力可能很强,但是国民生活未必很富裕,这样的计划不会得到国民广泛支持。如果改为国民收入倍增,会得到国民的拥护。我们知道日本政治是一个选举政治,政府的政策只有让国民得到好处国民才会投票支持你。所以改成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池田勇人执政期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大约1960年代中期人均国民收入先后超过了英国、法国、德国,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1964年在日本东京举行奥运会,成为日本进入世界主要国家行列的标志。

这之后的内阁首相是佐藤荣作,他和岸信介是亲兄弟,但后来过继给别人家,就改了姓。这两兄弟在外交政策、政治理念上几乎一致,也就是反共反华亲美。佐藤荣作在首相任期内作出的最大一件事情是收回了冲绳的行政权。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冲绳被美国控制,美国控制冲绳的一切权利,包括行政权。战后随着日本重返国际社会,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国内要求收回冲绳的呼声高涨,佐藤荣作把收回冲绳作为自己的最大执政目标。通过和美国谈判,宣布签订协议,把冲绳的行政权交还给日本。日本同意美国继续在冲绳保持军事基地和美国人员享有治外法权。

日美关于冲绳谈判过程中涉及到中国的就是钓鱼岛问题。美国明明知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应该属于中国,但是日美谈判过程中故意装作不知道把钓鱼岛一块儿作为冲绳的附属岛屿交给日本,这就造成了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主权纷争。美国这样做的战略考虑是利用日本牵制和制约中国。所以故意把钓鱼岛给日本,造成中日之间的摩擦点。只要中日在这个问题上有摩擦、中日关系就会受到影响,就有利于保持美国在太平洋东部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

佐藤荣作在收回冲绳行政权以后的目标是发展中日关系。他几次在国内各种场合表示愿意和中国谈,自民党内、日本国内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声浪开始增长,但由于他一贯反共反华,已经无法得到中国的信任。

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政治与政治家

1970---1993年大约20多年,日本自民党五大领袖是 “三、角、大、福、中”,“三”指三木武夫,“角”是田中角荣,“大”是大平正芳,“福”是福田纠夫,“中”是中曾根康弘。他们通过台面下的政治交易,通过合纵连横、分化组合,先后担任过日本首相。

田中角荣最大功绩是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主张 “推进中日关系”,努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得到了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大平正芳派、三木武夫派、中曾根派的支持,赢得多数支持,当上自民党总裁,出任日本首相。

周恩来总理敏锐地注意到一个愿意推动中日关系的日本政治家当上了日本首相,所以指示我们驻东京的办事处收集有关田中的情况,密切注视日本政局变化,随时报告作为中央对日决策的参考。同时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公明党(当时是在野党)的委员长竹入义胜。这里表现出周总理的外交智慧,即使竹入不是真正的受到田中、大平的委托,但你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能经常见到田中、大平,如果把中国的声音通过竹入传达给田中和大平,就一定会推动中日关系发展。

所以即使我们知道竹入义胜并不具备官方特使的政治身份,但仍然积极工作,把我们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政策归纳出来,告诉了竹入,竹入把这几条逐字逐句记录下来,其中因翻译可能引起误会的词句,都反复跟中方核对、核实,记录下来的笔记在中日关系史外交文献上叫“竹入笔记”。竹入义胜回国后,把竹入笔记交给了田中和大平,田中看了以后很高兴,说如果中方是这样的立场和政策,日方也没有问题,可以说服党内了。因此可以说中国是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从中日两国人民的长远友好出发,从东亚地区国际局势出发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来寻求中日关系正常化。

周总理为抓紧时机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派孙平化率领上海歌舞团访问日本,亲自给他布置任务,要它广泛接触日方各界人士,了解他们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想法,促成日方对中国友好的感情。歌舞团回国的时候,日本有两大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全日空,都表示要派专机送歌舞团回国,孙平化说我们歌舞团一共不到100,两个大飞机我们用不着,只要一个就够了。但当他汇报到外交部、周总理后,周总理说:两架飞机都要来,哪怕一架飞机只坐几十个人,空着一大半,也要让两个航空公司都派专机把歌舞团送回来。周总理说不要算经济帐,这是政治。为什么呢?因为两大航空公司在日本都是很有影响的大企业集团,其总裁都曾经是日本著名政治家。承担送中国歌舞团回国的任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荣耀,对中日关系是一个促进,对日本国民是一个积极信号。所以孙平化第二天再找两位航空公司的总裁说我们愿意乘你们两家的飞机一起回国。可以看出,周总理充分发挥了他的外交智慧,积极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8月,田中、大平访问中国。周总理与田中首相、姬鹏飞外长与大平外相进行了多次谈判。这里面有几个双方意见不一致的问题:一是战争状态的结束。日方就认为和台湾既然有和约,台湾又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已经和中国结束了战争状态,不必要再强调说中日结束战争状态。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日本政府到底承认哪个中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的重大问题,所以中方绝对不能让步。周总理批评了日方的这个说法。因为如果仍然把台湾当做中国政府的代表,那到北京干吗?要到北京来谈中日邦交正常化,就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前提,是绝对不能让步的。最后联合声明说,中日两国人民即日起结束过去不正常的状态。

第二个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就是民间对日索赔的问题,当时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里宣布我们放弃对日战争赔偿的要求。毛泽东、周恩来是有他们战略考虑的,但是不能不说这是个遗留问题。

第三个就是日美同盟。周总理表现的非常磊落和大度,日美同盟是你们双边问题,中日之间不谈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日美两国一定要注意到,日美同盟包含的地理范围绝对不能把台湾包括进去,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点要明确。双方达成一致以后,毛泽东主席接见了田中和大平,并送田中一部《楚辞集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达成,是中国政府坚持以民促官、民间外交的水到渠成的成果。

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中苏关系恶化以后,1969年发生珍宝岛事件;美国在越南发动战争;印度尼西亚发生了反华排华事件;所以要打破这种外交孤立状态是外交上重要的任务。怎样打破外交孤立?跟美国、日本、法国这样的西方大国建立外交关系就会有很大的国际影响,这是外交上很重要的战略部署。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美关系再解冻,中国加入联合国,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为之一变,一步棋走对,满盘皆活。

但是不久田中因为接受了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行贿的3亿日元而下台。1974年,三木武夫出任内阁首相。中日双方就和约展开谈判。但一直到1978年才最终谈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求写一句话“中日两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第三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1970年代的时候要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第三国是哪个国家呢?是苏联。这是很明确的。因此苏联立刻对日本提出抗议,说如果日本跟中国签订其中影射到苏联的条款,苏联绝不能坐而视之,一定会做出强硬反应。三木内阁的外相宫泽提出能不能把上面那个“第三国条款”改动一下词句。当时中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坚持一个字也不能改。驻日大使符浩接到国内外交部的电报,说陈永贵副总理将出访墨西哥,在东京短暂停留,所有最新指示,由陈永贵副总理带给你们。陈永贵下飞机后说,国内指示是三个字“不能让”。日方也不让步,谈判就陷入僵局了。接替三木出任内阁首相的是福田纠夫。

中日和约谈判的恢复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1977年恢复工作以后开始介入有关工作。福田纠夫也开始积极起来。原因一是国内反对派反对力量不那么强了,比较支持福田。二是当时日苏关系因米格--23的驾驶员驾机叛逃而比较紧张,日苏关系就降到冰点,不能不发展日中关系。三是美国的积极支持,美国当时的总统是卡特,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叫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以后,从北京直接飞到东京,和日本人谈起了中日和约,卡特总统和福田会谈时也提到中日和约的问题,这样福田知道美国持积极的态度。四是日本政府知道中美也在进行建交谈判,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是越顶外交,没有通知日本,日本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福田唯恐中美先建交,中日和约后达成,再来第二次越顶外交,所以决心抢在中美建交之前达成中日和约。

1978年的8月1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庆祝八一的大会,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大会散会后就在体育馆的会议室听取汇报中日和约谈判情况。最后邓小平说,一定要坚持谈,争取达成协议。同时也要做好达不成协议的准备。最后当日方把它的两个方案报给我们的时候。邓小平说日方的方案(“中日两国达成的约定,不影响两国与第三国的关系”)很好嘛。中日和约的签订至此水到渠成。邓小平出席了签约仪式,并在签约后访日。日本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外交关系的推进,国际环境的缓和,有力支援了中国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略的转移。

大平正芳任日本内阁首相时,决定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中国刚刚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缺的就是钱,政府开发援助是利息比较低、数额比较大,还款期时间比较长,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有主要作用。

中曾根康弘任日本内阁首相时,发生了光华寮和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当中国提出抗议以后,日本政府比较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确定了邻国条款(在历史问题,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这些事情要考虑到邻国的感情)。

三、冷战后的日本政界与政治家

1993年,从国际关系史上严格地说不是冷战结束的标志,但却是日本战后政治的重大转折点,因为执政38年的日本自民党下台,其他的在野党联合执政。1993年,自民党内一部分人造反,领头的就是小泽一郎。造反集团另立山头组成新的政党,自民党在国会变成少数,就不得不下台,日本七个在野党组成了联合内阁。不久自民党和社会党联合执政,推社会党领袖村山富士当首相,但大部分内阁职位在自民党手里。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人民最熟悉的日本首相就是小泉纯一郎。2001年4月26日,一头灰发的小泉以其“打倒自民党”的改革家形象赢得了国民的信任,成为日本第87任内阁总理大臣。日本许多媒体不约而同地把小泉比作一艘船,希望他能带领日本实现21世纪的国家发展蓝图。很多女选民甚至把小泉当成“偶像”崇拜,其支持率超过80%。

小泉“言必称改革”,在短短的就职演说中37次提到“改革”。其改革目标包括邮政民营化改革、强化保险机能、促进智能化产业倍增、推动地方自立与合并和改革财政等7个方面。《产经新闻》称,正当国民对经济大国日本是否已走到尽头感到绝望时,小泉高举改革大旗的做法,坚定了民众的信心,从而被国民视为有魄力的领导者。小泉在电视上对任何问题的“一句话概括说明”,与以往历任首相晦涩难懂的政治用语形成了鲜明对比,深得百姓喜欢。小泉积极推动修改日本宪法。日本众院宪法调查委员会15日上午对历时约5年的最终报告进行了表决,结果由自民党、公明党及民主党3党以多数票赞成通过了该报告,由此明确提出了修改包括第九条在内的宪法的必要性。为在该报告的基础上继续对宪法展开讨论,该调查会要求获得对规定修宪手续的《国民投票法案》的起草和审核权。同时,小泉推行以民间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改革,实行了邮政民营化。但当人们4年后盘点其执政情况时发现,其推行的内政改革,以及向美一边倒的跛足外交政策,均乏善可陈,在养老金制度、刺激经济对策和财政改革等问题上的表现,并未让日本百姓得到实惠。民众开始质疑,日本在“小泉”号的带领下正在走向何方?

小泉当政期间,日本从未放松实施政治大国战略。随着“有事法制”的通过,日本扮演国际舞台上重要角色的意愿愈发明显。自民党想修改和平宪法的意图也更迫切、更露骨。如将涉及和平主义与集体自卫权的内容,改为“日本独自保卫自己的独立与安全,拥有对突发外来侵略进行武力对抗的权利”;“日本可以根据国家防卫目的与其他国家结成同盟”;主张设立“自卫军”,并允许其行使集体自卫权和在“参加国际活动”时使用武力等。从派遣自卫队到伊拉克去“援助重建”,制定《国民保护法案》、《限制外国军用品等海上运输法案》、《自卫队修改法案》、《支援美军行动措施法案》、《特定公共设施利用法案》、《俘虏等处理法案》以及《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处罚法案》等7项“紧急事态基本法案”,到出台将参与“国际活动”作为自卫队基本任务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可谓稳扎稳打、步步为营。2003年初,日本防卫厅长官甚至扬言,如果有证据表明朝鲜正准备对日本发动毁灭性袭击,日本应该考虑对朝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日本军事方面的咄咄逼人,还体现在不断扩充陆上自卫队规模,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日本军队软件和硬件的开发上。现在,日本不仅同美国联合制造“第四代战斗机”,还专门修改了禁止武器出口的法案,一些政治家甚至公开谈论起“日本应该建立核威慑力量”的话题。

军事野心的膨胀总是与强硬的外交政策相辅相成。2002年11月,小泉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交了一份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的报告,详细论证了日本对美国、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与太平洋地区、南亚、中东与中亚、俄罗斯、欧洲、中南美、非洲的外交方针,并再次将联合国改革纳入外交视野。小泉任期内6次参拜靖国神社,声称日本在二战后已转变为一个和平国家。对于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小泉表示:“其他国家不应该干涉我国采用何种方式追悼战殁者,并不能理解所谓的不能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由于小泉顽固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导致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关系严重恶化,致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困境。

小泉执政5年多到2006年9月届满,成为战后日本第三位任期最长的首相。其原因有三点:第一,两党制征兆巩固了新老保守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的核心地位,大大压缩了旧革新政党的空间。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党虽然连战连胜,但面对执政多年、在社会上盘根错节的强大自民党,尚不具备一举夺权的条件。第二,小泉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赢得了布什政府的青睐,从而获得了最大力度的外部支持。日美在同盟关系中的相互需求,使美国决心提升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和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切无疑加大了小泉政府的政治稳定性。第三,小泉本人是从旧体制中脱颖而出的新派政治家。虽然他的“政治辈分”属于过度的一代,但他直截了当地鼓动“脱离战后”,直言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等主张,深得追求国家战略的少壮派政治势力拥戴。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开出了前提条件,即必须具备“对改革的愿望和热情”,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赞扬安倍是自己最合适的接班人,称赞他年轻而又具备坚定的改革意志,与他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小泉将在日本人气很旺的安倍放在自民党干事长的位置上,一直把自民党的所有事务交给安倍去打理。在安倍执意要为自民党在参议院的选举失败承担责任、坚决请辞时,小泉也对所谓安倍是瞄准首相位置、故意拉开与他的距离的说法置之不理,不惜采用降格使用的办法任命他担任代理干事长,也要将之留在自己身边,可见小泉对安倍是多么器重。

2006年9月,小泉下台。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政治家安倍晋太郎出任首相。安倍随后访华,叫做“破冰之旅”。到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日、福田首相访华,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确定下来。2009年,现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访华,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中日关系有望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新阶段。 到20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将可能超过日本。中国不但在政治地位上,而且在经济实力上都将超过日本。这是一个实力对比逆转的重大标志。

四、当前的日本政局

2009年 8月 30日日本将举行众议院选举。民主党赢得胜利,议席从 100多席增长到300多席。鸠山由纪夫出任内阁首相。自民党大败,议席数从 300下下降为 100来席。标志着战后日本政治的最大变化,也就是所谓“万年执政党”自民党再次下台。但是自民党、民主党在政治理念和内外政策上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外交政策、国内政策、国防安全政策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差别在哪里?外交方面最明显的一是对美政策,主张建立“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要求扩大日本在双边同盟中的自主权。

对中国来说,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使我们最关注的。首先,鸠山首相明确表示,在首相任期内绝不参拜靖国神社。这就可以减少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大局的困扰。鸠山首相还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与亚洲国家展开广泛合作。其次,继续推进和充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开展中日之间的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

在对中政策方面,鸠山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反省侵略历史,批评右翼出版的、美化和否认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这将有可能使曾经困扰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不再被日本右翼利用而政治化。民主党坚持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主张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充实具有实际内容的具体合作措施,以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应对能源、环保和气候变化,合作解决各国共同面对的全球性课题。对于一时难以解决的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鸠山认为:双方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讨论越多,挑动情绪、加剧民族主义的风险就越大。只有走向更高程度的一体化,阻碍地区一体化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地区一体化能解决领土争端。因此,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才是我们实现日本宪法主张的和平主义与多边合作而应该遵循的道路。这也是为了维护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在身处美、中之间的情况下,追求我们的利益理应遵循的适当的道路。[1] 反映了试图通过多边机制和地区一体化来化解中日矛盾、解决双边问题的思路。

这些善意的表态有助于改善两国之间的互相观感和国民之间的感情,表明日方“联美制华”的过度竞争思维,利用历史问题挑战中国的对抗性因素有所弱化,经济互利、地区合作的积极因素进一步上升。民主党政府将不大可能在中日之间的争论和摩擦的问题上挑战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利益底线,将出于经济回升和外贸市场的利益需要,保持对中外交的相对稳定,将有可能在与中国的利益协调与加强合作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如果这个结论基本符合事实情况,对于推进和发展中日关系无疑是一个难得可贵的机遇。如何利用这个机遇未雨绸缪、趋利避害,进一步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入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外交的一个考验。2009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了鸠山首相,鸠山提出建立“兄弟”式的中日关系和“欧盟”那样的东亚共同体。中日韩三国外长在上海举行了会谈,就朝核、能源、环境、地区合作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10月10日,三国首脑在天津举行会谈,随后鸠山首相对中国进行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访问,与胡锦涛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双边和国际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会谈。12月中旬,胡锦涛会见了民主党干事长小泽率领的 600多人(包括143名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庞大访华团队。同期,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日,会见了天皇以及日本各界人士。中日高层之间的频繁对话与互动,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入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气氛,开创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民族精神大讲堂

——日本自民党领袖面面观            

主讲人:林晓光

曹艺:各位来宾、林晓光研究员大家上午好。本期民族精神大讲堂的题目是“日本自民党领袖面面观”,主讲人是中共中央研究室林晓光研究员。林先生长期致力于中日关系史、日本政治外交、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新中国外交史等领域的研究,曾多次到日本、美国访学研究,著有《面向21世纪的中美日战略关系》、《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正常化》、《中日合约的缔结与交涉》等著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美日共同研究、中日韩共同研究等课题。和往常一样讲演结束以后还有一些时间留给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向先林先生提问面对面交流,下面请林晓光先生开始他的讲座,日本自民党领袖面面观。大家欢迎。

林晓光:非常感谢中民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给我一个与大家交流的机会。作为一个研究中日关系、中国外交的学者,我非常希望把自己研究的情况介绍给大家,和大家进行交流。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很快的转入正题。

战后日民自民党领袖面面观,这个题目是相当广泛的,我个人认为当我们研究自民党领袖的时候,要把战后日本政治梳理一遍。毕竟在战后的日本,自民党执政时间是最长的,目前也是执政党,掌握着内阁、掌握着国家政权。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如果把日本政治的方方面面讲的很细,一一介绍,时间显然不够。比如日本自民党有一个特点就是党内有派。到目前为止,仍然有小泉所在的所谓“森派”,还有“丁村派、高村派、古元派”(音)等各种各样的派系,如果把各个派系领袖都介绍,各个派系的组成,派系当中的主要人物、它的主要活动和主要政治观点,。所以我想以自民党内曾经出任过首相的政治家为核心,然后介绍他的政策,介绍他主要做的事情,然后以此为核心适当展开,把自民党执政日本战后几十年来的日本政局的情况介绍给大家,基本是以历史发展为线索。

我把战后日本的政治史分成了三大发展阶段。第一是战后初期的日本政治与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945年结束,这个时期大致是从1945年、46年,也就是四十年代末一直到六十年代末。从经济上来看,这一阶段是日本战后经济恢复和初步发展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政治、政局与政治家。时间大约是1970年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1993年。这个阶段日本政治的特点是经济高速发展,迅速地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日本的国内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时期有哪些重要的日本政治家。而且,外交上在这个时期中日关系有非常大的变化,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签订了中日合约,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的两个文件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第三个阶段是冷战后的日本政界与政治家。1993年,从国际关系史上严格地说不是冷战结束的标志。虽然各个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一般来说以美苏关系的变化,比如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两个人见面宣布冷战结束,美苏不该以对方为对手,这次是冷战结束的标志,但那个时间不是1993年,但是为什么我把它放在1993年呢?但从日本国内政治来看1993年是重大转折,1993年执政38年的日本自民党下台,其他的在野党联合执政,这是日本战后政治的重大转折点。

最后一个问题我讲一下当前的日本政局,就是现在日本政局是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即将发生什么。

我个人想前面稍微简单一点,更多的放在后面,大家如果比较关注日本政局,可能对现在的情况更感兴趣,特别是8月30日日本要举行议会选举,一般的估计自民党这回要在战后第二次下台,民主党要上台,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我想从学术的角度做一点自己的预测。当然社会科学的预测,特别是政治学的预测、政治前景的预测常常是很难做的很精确。我们不做必然性的预测,我们想做一种或然性的预测,可能会这样,在多大程度上将会这样。这是我今天想讲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局与日本政治家。

战后初期日本最重要的政治家是吉田茂。在1945年到50年代初期,吉田茂在内阁倒台以后四次出任日本首相,其中三次兼任日本外相。现在如果跟日本人或者研究日本政治的中国学者交谈也好他们都会提到战后日本的吉田路线,实际上吉田茂奠定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基本战略的一位首相,他在日本历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基本战略重担讲就是重经济、轻军备。把国家的资源、国家的力量大部分,90%以上投入到经济发展,而对军队则尽量减少、尽量保持很低的军备状态水平,而把国家安全交给美国,美国负责保卫日本的国家安全,日本自己主要发展经济。这在研究日本政治的学界中也经常用一个日本人发明的词“保守本流”,就是坚持吉田路线是日本保守派的基本战略方针。

吉田茂是外交官出身,在中国南京当过日本驻中国领事馆领事,在上海、在北京(当时叫北平)都担任过,所以吉田茂对中国问题比较了解。因此抗日战争期间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一批外交官,基本上是反对日本军部扩大侵华战争。因为他认为,以他们在中国驻在多年的经历和经验,他们认为日本是征服不了中国的。因此就是打一下,然后赶快和中国谈判,把它取得的侵略权益,通过外交条约、通过国际法确定下来,然后尽早的从中国战场脱身,这是这批外交官的看法。战后由于这批外交官和军部的战略不一致,在战争期间在国内都遭到了军部的打压,所以战后美国大兵进驻日本以后,打击日本军国主义、打击日本军部的人却扶持了这批外交官,这样吉田茂长期担任日本首相。

在吉田茂担任首相期间除了确立了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和中国签订了《日台合约》(日本和台湾签订合约)。我们知道,两个进入了战争状态的国家,要结束战争状态,其国际法的标志就是合约——和平条约,签了《和平条约》两个国家就不再是进行战争状态的国家,不签订《和平条约》这两个国家在国际法意义上还处于战争状态中。

比如说1952年日本与台湾签订了合约,日本把台湾视为中华民国,日本和中华民国之间走出了战争状态,但是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签订这个条约,日本和中国就没有结束战争状态。一直到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在里面明确说“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到那时候为止国际法意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和日本结束了战争状态。所以吉田茂在战后初期的日本贡献在于稳定了日本国内局势、确立了日本基本发展战略和日本的外交战略。所以吉田茂在战后日本的历史上是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就是吉田茂的外孙,这也是日本政治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祖祖辈辈世代为政治家,日语叫做“二世、三世”,这种政治家非常多,小泉纯一郎的父亲就是政治家,福田康夫的父亲福田纠夫也担任过日本首相。安倍静太郎(音)的父亲曾经担任过日本外相,这都是日本政治一个显著的特点。吉田茂在下台以后,接任的首相叫鸠山一郎,大家看红灯记里面的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就叫鸠山。鸠山一郎在出任日本首相时候担任的主要工作是在1956年签订了《日苏宣言》。日本在1951年与以美国为首的各个国家签订了《旧金山合约》,但是在旧金山合约上没有中国的签字,也没有苏联的签字,苏联、中国抵制了旧金山和会、抵制了合约。

日本作为战败国,它的国际法的地位和权利是都丧失了的,只有1952年《旧金山合约》生效以后,日本才恢复了国际行为主体的国际法地位,它可以行使很多国家权利,比如和其他国家签订条约、签订协定,以国家、以政府出面进行一系列的国际行为。但是当时日本想加入联合国,我们知道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日本想作为主权国家加入联合国却遭到了苏联的阻挠。因为苏联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苏联投了反对票,日本就无法加入联合国。

不能加入联合国就使日本的外交空间受到限制,进行国际活动的主权、地位、资格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知道战后日本确立的外交有三大支柱:第一以联合国为中心;第二要站在西方阵营的立场上,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第三就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这三大外交支柱,第一支柱是联合国为中心,加入不了联合国这个外交支柱就不存在。所以日本想方设法要加入联合国,但是几次三番日本提出申请,美国表示支持,苏联就投反对票。所以鸠山一郎竞选首相的口号有一条是实现日苏关系的正常化,解决日本加入联合国的最大障碍。

从1955年开始日苏之间在伦敦开始谈判,谈判中有两个最大问题,一是日本战俘,日本关东军战俘有数十万被苏联带到西伯利亚,日本谈判中提出要把战俘归还。第二个问题是北方四岛,苏联说根据战争期间几大国签订的协定,包括《波斯坦协定》,苏联有权占领北方四岛,日本说北方四岛是日本的。这两个是比较主要的问题。谈判到最后北方四大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战俘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活着的战俘陆陆续续回到日本。于是签订了《日苏宣言》,签订宣言当年1956年日本再次提出加入联合国的时候,苏联投了赞成票。双方通过《日苏宣言》各自实现了自己的利益,日本加入了联合国,苏联解决了自己远东边境之外的一个重大问题,宣布和日本结束了战争状态。

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日苏之间并没有签订和平条约,因为北方四岛问题没有解决。当时双方商定的就合约问题继续因为谈判,日本坚持在北方四岛问题解决之后再签署《日苏合约》。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解决就是把四岛还给日本。苏联在日美同盟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之后,宣布日苏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北方四岛是日本的领土,拒绝与日本谈判。虽然在漫长的战后50、60年当中,苏联政府在北方四岛问题的立场有过变化,比如70年代田中角容访问苏联的时候,田中角容提出日苏之间还有没有解决的战争遗留问题,例如领土问题等等,苏联没有明确反对,表示默认。冷战以后一直到现在,苏联解体,俄罗斯和日本就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达成协议,现在仍然是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领土问题的存在,日苏之间目前为止没有签订和平条约。鸠山一郎主要的功绩是签订《日苏宣言》,日本进入联合国,确定它在国际社会的国际法行为主体的地位和权利。

鸠山一郎这个人之所以要提一下因为鸠山一郎的两个儿子都是现在日本政坛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一个是日本民主党的领袖“鸠山由季夫”(音),如果今年8月30号的大选,民主党获胜,“鸠山由纪夫”(音)就可能出任下一届的日本首相。另外一个儿子叫鸠山邦夫(音),上个月成为日本各大报纸的新闻人物,因为鸠山邦夫(音)宣布邮政公社总裁的人选的问题与首相麻绳太郎发生纠纷,鸠山邦夫(音)宣布辞去内阁法务大臣的职务,退出自民党,给了麻生太郎内阁一次重大冲击。

鸠山一郎之后值得一提的政治家是岸信介。岸信介这个人之所以值得我们提,也因为他在日本历史上重要的地位。首先是他臭名昭著的或者负面的政治作用,他在战争期间是日本战争内阁的成员,担任过军需大臣,负责在日本本土生产了各种作战物资,负责供应给军备。他是战争的责任者之一,战后美军占领当局,把他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关押起来,但是我们知道东京审判由于拖延时间太长,在还没有作出判决的时候,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美苏冷战开始,美国急于结束东京审判,急于让日本摆脱战败国的地位,因此只对第一批的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之后,东京审判就草草结束,没有继续进行。这样所有关押在朝押监狱里的甲级战犯嫌疑人还没有进入审判程序后来就全部释放了。

岸信介出狱后继续投身于政界,成为日本政界的领袖。1955年日本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民党,岸信介成为自民党领袖,出任内阁首相。岸信介内阁时候的最重要特点是坚持反共、坚持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访问美国的时候和美国发表的宣言中提到日本的作用就是要为美国充当在远东地区的反共基地。他上台以后访问了台湾,作为日本政府首相把台湾作为中华民国去访问,本身就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合法代表。更让中国人民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他在台湾和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发表了共同宣言,支持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支持他反攻大陆,认为中华民国的主权、法权是覆盖整个中国大陆境内的。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他反共、反华的政治真相。

还有一件事儿是岸信介做出来的,我们长期发生的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事件。当时日台之间签署了合约,建立了外交关系,互派大使。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政府之间没有官方关系,于是中国政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就制订了一个叫民间外交,以民促官,逐渐积累,水到渠成,促成政府关系的正常化。所谓民间外交就是政府不出面,由民间团体出面,比如说红十字会、国际贸易促进会。当然中国人都知道这些团体都是有政府在支持的,这些团体的负责人也都是国家干部,但是形式上来说是民间团体,通过发展民间往来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最后推动日本政府建立中日之间的官方的政府的关系。

在1957年中国在长崎搞了邮票展,展览中国的邮票,这算民间交流、文化交流的项目,邮票展上有日本右翼分子捣乱,把中国国旗扯下来任意践踏。中国就对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我们在日本举办展览,你是有责任保护展品和参展人员的安全。岸信介的态度是由于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官方关系,中国在这儿办展览是民间行为,不受日本政府的保护。我们提出的条件是首先认错、第二道歉、第三惩办暴徒,因为他侮辱中国国旗,是一种犯罪。岸信介一概拒绝。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就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宣布暂时终止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往来。由于岸信介坚持反动的政策,使的中日关系当时遇到了很大的障碍,连已经开始的民间贸易都无法正常进行。

在外交上岸信介是亲美的,坚持日美同盟还有一个重大行为是1960年修改了日美安全条约,当时日本国内进行了非常广泛的、非常强烈的反对修改日本安全条约的运动,全日本大约有一亿多人次上街游行示威反对签署,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音)在冲突中被打死。当时也是战后日本国内规模最大、持续时间大约一年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国民运动。但最后岸信介还是签署了修改后的日美安全条约,达到了他的目的。但由于日本国内强大的反对浪潮,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取消了访问日本计划。在中国立场解读中日关系史的时候,我们给岸信介的评价是比较负面的,因为他在职期间中日民间关系不但没有发展,反而有所倒退。

岸信介下台以后,由于他在国内的反华政策、反共政策在国内遭到了反对,他的亲美政策激起了国内强大的反对浪潮。他完成他的目标——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以后就下台了。接着上台的是吉田勇人。虽然是同姓,但是吉田勇人和吉田茂没有任何血缘和亲属关系。吉田勇人担任首相提出了最重要的计划是发展国内经济,叫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原来他提出倍增计划的时候叫国民生产总值倍增计划。但是后来他的经济顾问提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体现是国家总体经济量的太小,和国民生活水平之间关系不是特别紧密,国家实力可能很强,但是国民生活未必很富裕,这样这个计划不会得到所有国民的支持。如果改为国民收入倍增,国民收入就是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里能够分配给每个国民的那个部分如果增加的话,会得到国民的拥护。我们知道日本政治是一个选举的政治,你的政策只有让国民得到好处国民才会投票支持你。所以吉田勇人就接受了建议,把它改成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吉田勇人执政期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大约60年代中期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先后超过了英国、法国、德国,仅次于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吉田勇人发展经济是得到了日本国民的广泛拥护,1964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奥运会,成为日本经济成为世界注目国家的标志。

这之后是政治人物是佐藤荣作,这个人和岸信介是亲兄弟,但是后来这个兄弟过继给别人家,就改了姓,这两个兄弟在外交政策、政治理念上几乎一致,也就是反共反华亲美。佐藤荣作在首相任期内作出的最大一件事情是收回了冲绳的行政权。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冲绳被美国控制,美国控制冲绳的一切权利,包括行政权。战后随着日本重返国际社会,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国内要求收回冲绳的呼声高涨,佐藤荣作把收回冲绳作为自己的最大目标。通过和美国谈判,宣布签订协议,把冲绳的行政权交还给日本。日本同意美国继续在冲绳保持军事基地和美国人员享有治外法权。

日美关于冲绳谈判过程中有一点和中国有关系,就是关于钓鱼岛的问题,美国明明知道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应该属于中国,但是日美谈判过程中美国故意装作不知道把钓鱼岛一块儿作为冲绳的附属岛屿交给了日本。所以这样就造成了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主权纷争,美国这样做,自然有它的战略考虑。我们说的远一点,按照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有海权论,谁控制了世界上的海洋谁就控制整个世界。也有斯派科曼(音)等人的陆权论,陆权论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就是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就控制了世界。

在二战战后初期,又有学者提出,控制欧亚大陆是不可能的,欧亚大陆的中心,距四边的海岸远达几千公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深入到欧亚大陆中间控制整个欧亚大陆,怎么办?要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把欧亚大陆周边都控制了,那么欧亚大陆就在你的控制之下。因为欧亚大陆对外的任何交流都必须经过你控制的边缘地带。美国战后对于欧亚大陆的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就是边缘政策,封锁大陆的边缘。它在欧亚大陆周边的岛上,比如说朝鲜半岛、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建立一个包围欧亚大陆的弧形的战略防线,冲绳、台湾都在这个战略防线之上。因此利用台湾牵制中国、制约中国就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它才故意把钓鱼岛问题混淆、抹煞,把钓鱼岛给日本,造成中日之间摩擦的纷争点,只要中日在这个问题上有摩擦、中日关系就会受到影响,就有利于美国控制东亚地区的中日这样的大国,保持美国在太平洋东部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美国在这里面玩了一个小把戏,给中国的外交、中国领土统一造成了很大隐患,一直到现在。

去年我们海洋局的海监船到了钓鱼岛,日本马上在外交上提出了抗议,增加对钓鱼岛的巡视次数,扩大或者加强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巡查的力量,船的吨位也增加了,武器装备也增加了。今年4月份,我去日本参加中日安全对话的时候,对方对话的都是日本防卫的人,他们说如果中国在钓鱼岛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们考虑出动“日向号”。“日向号”是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军舰,大家看看图片就知道,它上面是贯通式的甲板,在日向号上是可以起降飞机的,也就是日本的航空母舰。出动“日向号”到钓鱼岛示威,给中国一个下马威。后来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就是因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所克制,但是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野心是我们必须要时刻警惕、严加防范的。

佐藤荣作在完成了他的执政目标,收回冲绳行政权以后的下一个目标是实现中日关系的发展。他几次在国内各种场合表示愿意和中国谈,但是由于他奉行的反共、反华政策,中方政府对他失去了信心。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日本客人的时候几次说过,不和佐藤谈中日关系。这样一来佐藤荣作内阁的寿命就走到了尽头,因为他在最大的邻国——中国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进展,得不到中国的信任。自民党内、日本国内的反对声浪,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声浪开始增长,这时候出来竞选下一任日本内阁首相的候选人田中角容崭露头角。

接下来讲第二个问题,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政治与政治家。也就是1970-1993年大约这20多年。在这一段时间著名的日本自民党都担任过首相的政治家,在日本报刊中是叫“三、角、大、福、中”,“三”指三木武夫,“角”是田中角容,“大”是大平正芳,“福”是福田纠夫,“中”是中曾根康弘。自民党五大领袖通过台面下做政治权的交易,做政治权的交易,通过合纵连横、分化组合,先后担任过日本首相。

在这一期间,田中角容最大功绩是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由于在竞选首相的时候,他首先要竞选自民党总裁,因为日本是议会内阁制,议会内阁制基本的规则是执政党必须是议会的多数党,多数党的领袖是当然的内阁首相。在自民党要想当上内阁首相必须首先成为自民党总裁,当上总裁才有希望竞选首相。竞选总裁的时候田中角荣的对手就是福田纠夫,我们知道福田纠夫,福田派的前身就是岸信介这派,就是在外交内政都比较强硬和保守的一派。而田中角容这一派是从佐藤荣作这一派来,田中角荣提出竞选口号里面就有一条就是要“推进中日关系”,努力实现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地。这样得到了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大平正芳派和三木武夫派的支持,同时也拉入了中曾根派的支持,得到了多数支持,他就当上了自民党总裁,出任日本首相。

周恩来总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注意到一个愿意推动中日关系的日本政治家当上了日本首相,所以周恩来总理当时指示我们驻东京办事处,收集有关田中角容的情况,密切注视田中上台以后的日本政局变化,随时报告,供中央做对日政策决策的作为参考。同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公明党(当时是在野党)的委员长“竹入义胜”,在接见竹入义胜的时候,他说我是公明党领袖,我访问中国之前和田中角荣首相见了面,跟当时的外交大臣大平正芳也见了面,他们都委托我来跟中国政府谈判。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是假的,竹入义胜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委托,他只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了提高自己的发言力说了这样的假话。但是现在没有资料证明中国外交部是不是真实的知道竹入的身份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有没有受到执政自民党的委托,因为他是在野党。我们现在外交部的资料没有公开,所以我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但是这里面表现出周恩来总理的外交智慧,即使你不是真正的受到了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的委托,但是由于你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你经常能够见到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的,如果把中国的声音通过你竹入义胜传达给日本的田中角容和大平正芳,就一定会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一定会使田中角荣和和大平正芳对中国的政策姿态感到满意。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田中角荣虽然是坚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是反对田中角荣的力量也相当强大,日本国内的亲台势力是非常强大的,岸信介还活着、佐藤荣作还活着,很多人都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如果中方反应是非常冷淡的,非常强硬的,田中、大平就无法说服党内的中间派,所以中国如果表示出积极的态度,就会得到田中角容、大平正芳等国内亲华派积极的支持和回应,所以即使我们知道竹入义胜并不具备官方特使的政治身份,但是我们仍然跟他做了积极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上的基本政策总结了几条,告诉了竹入,竹入就把这几条逐字逐句的记录下来,其中在翻译当中可能引起误会的时候,竹入和反复跟中方核对、核实,竹入记录下来的笔记在中日关系史外交文献上叫《竹入笔记》。竹入义胜回国以后,就想方设法求见田中和大平,把竹入笔记交给了田中和大平,告诉田中和大平中方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基本就是这样的想法。田中看了以后就很高兴,说如果中方是这样的立场和这样的政策的话,日本方面没有问题,可以说服党内了。因为可以说我们中国是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来寻求中日关系正常化。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从中日两国人民的长远友好出发,从当时的远东国际局势出发,我们做了一些让步。田中和大平看了竹入笔记以后进一步发出了友好信号,在记者招待会上、在一些公开场合发表了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友好言论。

周总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说要抓紧时机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于是他派孙平华(音)率领上海歌舞团访问日本,孙平华(音)在日本上技术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中国,由于他有日语特长,留在八路军的敌工科,专门做对日工作。建国后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方面,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任何决策当然要报给毛主席。周恩来下面是廖承志,廖承志在日本留学多年,廖承志手下有所谓对日四大天国“赵安国、孙平华”(音)等人,都是在日本留学过,日文流利,从事对日工作。孙平化(音)率领的歌舞团,作为团长,他实际上是我们的官员,周总理亲自给他布置了任务,就是要广泛接触的日本方面的政治家,了解日本方面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想法,然后促成日方对中国友好的感情,推动这个浪潮。

歌舞团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当回国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有两大航空公司,一个是日本航空、一个是全日空(全日本航空公司),这个航空总裁都表示要派专机送歌舞团回国,孙平华(音)说我们歌舞团一共不到100,两个大飞机我们用不着,他就婉拒了,我们只要一个就够了,不必两个都来。因为他天天晚上要向国内汇报,当天晚上他通过驻东京办事处向国内汇报了,汇报到外交部,外交部汇报给了总理,周总理说要两架飞机都来,哪怕一家飞机只坐几十个人,空着一大半,也要让两个航空公司都派专机把代替团送回来。周总理说“不要算经济帐,这是政治”。为什么呢?两大航空公司在日本都是很有势力的大的企业集团,它的总裁在担任日本航空公司总裁之前都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两个航空公司都承担送中国歌舞团回国的任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荣耀,对中日关系是一个促进,对日本国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所以孙平华(音)第二天再找两位航空总裁说我们愿意两架飞机一起回国。这个可以看出,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充分发挥了他的外交智慧,充分发挥了他捕捉信息、抓住机会的特长。这样田中、大平在第二年8月份来到中国访问。因为田中和大平在国内是许了愿,此行一定达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如果达不成回国就辞职。来了以后田中角荣和总理有过几次谈判,更多是大平正芳作为首相和我国当时外交部长进行谈判,甚至季风飞(音)陪着大平正芳坐车去八达岭长城参观的路上,在车里都在谈《日中联合声明》应该怎么写,这句话写的妥不妥,那句话写的是不是合适。

这里面有几个最大的问题:一是战争状态的结束问题。日本和台湾有合约,日本就认为和台湾既然有合约,台湾又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和中国结束了战争状态,我们不必要再在《中日联合声明》里强调说我们和中国终止战争状态。这句话里面也许我们从表面上看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日本政府到底承认哪个中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绝对不能让步的。所以当时日本外务省的条约局长高岛一郎,他一上来就说《日台和约》是合法的和约,中日之间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我们准备在这个基础上签署日中联合声明。周恩来总理当时就生气了,我们知道周恩来总理至少在公共场合是不常生气的。但是当时周恩来总理在这样外交场合就生气了,说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谈了,因为你仍然把台湾当做中国政府的代表,那你到北京干吗?你要到北京来谈中日邦交正常化,你就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前提,这是绝对不能让步的。所以后来在双方外交部长的谈判中,就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表述,最后日本提出理由,我们不能签两个结束战争状态的外交文件,回国会没有办法交代。最后中方表示让步,可以但是说中日两国人民从发布联合声明之日起结束过去不正常的状态。季风飞(音)外长就追问一句“你这个不正常状态到底指什么?”大平正芳外相说我们提出的不正常状态包含着战争状态的意思,中方接受了这个意思。所以日中联合声明里没有提到结束战争状态,这是我们作出的让步。

第二个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就是民间对日索赔的问题,当时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里宣布我们放弃对日战争赔偿的要求。毛泽东、周恩来是有他们战略考虑的,但是不能不说这是个遗留问题。

第三个就是日美同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表现的非常磊落和大度,日美同盟是你们双边问题,中日之间不谈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日、美两国一定要注意到,日美同盟包含的地理范围绝对不能把台湾包括进去,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点要明确。最后不管怎么争论,双方达成了一致。双方达成一致以后才安排了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见了毛泽东主席,一见面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听说你们为联合声明的字句、文本吵的很厉害。”但是毛泽东接着说“但是现在大概吵完了吧,问题大体上都解决了吧”,毛泽东主席接见田中、大平,并送了一部《楚辞集著》。所以这个签订过程相当复杂和艰难。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达成,是中国政府坚持以民促官、民间外交的水到渠成的成果。

第二点是改善了中国当时的国际地位。我们知道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到69年发生珍宝岛事件以后,中苏关系非常紧张。在座的老同志肯定记得,当时毛泽东提出的是“深挖洞、广积粮”,家家户户挖防空洞,就准备和苏联打仗。在这种前提下,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没有改善,美国又在越南发动战争。当时我们用毛泽东的一句诗词就是“高天滚滚寒流急”,我们在国际上很多友好国家都和我们断绝了关系,比如说印度尼西亚发生了反华、排华运动。所有的东欧国家都跟着苏联跑,只有阿尔巴尼亚跟我们关系还好。所以当时叫“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就剩下一个阿尔巴尼亚”,我们的友好国家非常少。所以要打破这种外交孤立状态是外交上重要的任务,怎样打破外交孤立,和小国建交影响不大,只有跟美国、日本这样的西方大国建立外交关系影响才会大。比如1965年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对中国很大的鼓舞。所以毛泽东、周恩来一直把戴高乐视为自己的朋友。这是外交上很重要的战略部署,这个意义是很大的。

第三,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美关系再解冻,整个中国面临的亚太地区的形势为之一变,随后中国加入联合国,一步棋走对,满盘皆活,当然有遗留问题是需要我们后辈正面对待、认真解决的。

在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中国记者从来没有报道过,但日本记者注意到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宴宴会的时候,田中角荣举杯祝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健康,按照外交礼仪,周恩来祝酒的时候应该回敬一下,应该说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但是我们知道1972年中国正好处在文革时期,文革时期掌管宣传媒体大权的是“四人帮”,“四人帮”要从周恩来手里争夺外交权,周恩来必须谨慎地对待一切问题,任何把柄不能留给“四人帮”,留给“四人帮”就会带来麻烦,“四人帮”就会批判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个人受到批判是小事儿,中国的外交事业受到损失那是大事。当时宴会上全是来宾,国内的也很多,所以周恩来总理当时就没有说这句话。当然不说这句话在外交礼仪上是不太合乎的,但是当时国内政治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怎么弥补这个遗憾呢?周恩来陪田中角荣访问上海,在上海的飞机场送田中角容上飞机之前,最后握手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向田中角容说“回国后请我代我向天皇陛下致意,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个外交礼仪的缺憾就弥补了,但是又没有产生政治上的扩散,又没有让“四人帮”知道,没有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从这一点上可以想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虽然现在年轻学者,很多参与民间索赔的中方朋友们都认为当时《日中联合声明》没有解决对日赔偿问题是一个缺憾。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面来看的话,那样做确实有它的客观限制力。在当时条件下,能够达成是最大的外交目的,作出一些让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作出一些让步是不得已而为之。

田中角荣当政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了。田中这位政治家也当过侵华战争士兵,驻在内蒙古和河北交界也就是张家口那一代,叫驻蒙江皇军,后来生病给送回国了。如果没有这场病,在中国要么是战死、要么是战俘。回去以后他从事建筑业,发了大财,他是日本战后历届首相中唯一没有大学毕业的,是草莽人士,日本政治就是钱和权的交易,田中角荣为什么能够当上总裁,因为自民党内的大多数人支持他,因为他手里有钱,搞竞选是需要花钱的,日本的政治家、议员,凡是这个选区的选民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要送礼的,政治家要给选民送礼,这要花大量的钱,一次选举不花几千万日元是选不上的。但是政治家本身既没有其他工作,也不从事产业,哪儿来的钱呢?那就是效忠哪一派领袖,我效忠田中,我是田中派的人,你田中就要给我钱,帮助我竞选。我一旦竞选当上了国会议员,成为政治家,在国会就支持田中。这样田中弄钱有术,所以他得到的钱越来越多。

当时田中在自民党300多名议员中有100多人都是田中的人,别的再拉上几个,很容易取得了多数。田中在弄钱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被人发现了。美国的洛克希道公司为了向日本卖飞机,向田中行贿,给了田中3亿日元,最后交易达成了,田中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因为是首相嘛我让你哪个公司买你就得买,你不买国内就不让你好过,这笔生意达成了。后来田中被人揭发出来,叫做“洛克希德”事件,法院要起诉田中,田中不得不辞职,这个事情最后判定田中有罪,罚款,但是那时候田中已经退出政界。这个事情田中始终否认,政治家谁也不会愚蠢到亲自把钱接到自己手上,都是政治家的秘书去办这个事儿。秘书如果忠心耿耿的保这个政治家,他就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还有的秘书就是自杀,我一死,谁也问不出任何东西了。所以在日本秘书自杀、政治家收钱是很司空见惯的事儿。

田中下台之后,选上取得是一个小派的首领,叫三木武夫。因为跟田中站在一起的大平正芳也想当总裁、当首相,但是福田派坚决反对,说你们那一派已经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从政治平衡的角度来说,也该让我们这一派的人出来了。但是两派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怎么办?只要共同推一个小派出来,三木武夫出来了。

三木武夫本来和中国关系不错,当时国内分析是如果三木武夫当首相预计中日关系会比较顺利。那时候周恩来总理去世了,周恩来在医院接见的最后一位外国客人就是日本客人。周恩来总理当时很乐观,中日联合声明里有一句话,声明发表后,双方要就中日和约的问题进行继续的谈判,要签订和平条约,周恩来总理就说没有和平条约事情好像没有做完,总要给中日两国人民一个最终交代。周恩总理这次很乐观,这个事情大概也就几个月也就可以谈成,因为他说最基本的内容《中日联合声明》中都已经写清楚了,无非是用合约形式再表述一下。日本外务省当时也很乐观,认为不用三个月中日和约双方就可以谈成,无非是个别字句调整一下,就可以发表了。

但是没有想到发生了波折,总理预计几个月、日本外务省预计三个月可以达成的中日和约谈了四年也没有谈成,一直到1978年才最终谈成。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一句话,日中合约中我们要求写一句话“中日两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第三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70年代的时候要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第三国是哪个国家呢?是苏联。这是很明确的。苏联很明白、中日两国也都很明白。因此关于和约这一条就是第三国条款,苏联立刻提出了抗议,当然它不敢对中国提出抗议,因为当时中苏关系是很僵的、对立的,它就对日本提出抗议,它说如果日本政府跟中国签订其中影射到苏联的条款,苏联政府一定会做出强硬反映的,我们绝不能坐而视之。

日本的三木武夫是小派出来的,他要自民党内部的保守派和右派的支持又少不了,而且当时三木武夫是首相,但是副首相叫“椎田”(音)他是亲台湾的,他们提出这一条,由于涉及到苏联就绝对不能写。于是日方提出中日两国的外交文件不应该涉及到第三国,中方当时的外长是乔冠华,乔冠华和三木武夫的外交大臣宫泽在联合国见面的时候,宫泽提出能不能改,中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当时陈永贵是副总理。在谈判比较僵持的时候,驻日大使傅浩(音)接到国内外交部的电报,说陈永贵副总理将要出访墨西哥,在东京短暂停留,所有最新指示,由陈永贵副总理带给你们。傅浩(音)一听这很重要,赶快带着大使馆的有关人员赶到飞机场,陈永贵下飞机以后,短暂停留时就说,国内指示是三个字“不能让”。傅浩(音)说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哪些条款不能让、哪些条款可以让,按照外交惯例,原则是国家外交部最高,决策层决定以后总要给外交官一定的幅度。陈永贵还是那三个字“不能让”。“不能让”这三个字,驻日使馆领回来以后,既然没有具体内容,那么所有问题都不能让,这个问题就僵持了,一直到三木下台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接任三木的就是福田纠夫,福田纠夫这一派前面是岸信介,他在自民党内是比较保守的一批,他上任以后是邓小平在文革期间短暂复出的时期,邓小平跟日本客人说了一句话,他说“福田先生的政治立场我们是清楚的”,潜台词就是“你是一个右翼政治家,你是亲台的”这个我们清楚。“但是我们希望在《中日和约》问题上福田纠夫能拿出政治家的决断”,就是说从以日本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你也应该签中日和约,但是由于后来中国国内政治变动,1976年毛泽东去世,总理去世,又发生了打倒“四人帮”的事情,由于国内政治的变动,一旦国内政治不稳定,外交上无法稳定下来跟人家谈,人家也不愿意跟你谈,知道国内百动乱,就跟我们现在不愿意和麻生谈一样。外交部一听麻生来就头疼,该说的话也说了,知道你麻生也待不了几天,还谈什么?过两天新手上来以后,我们跟新手谈。那时候国内政治影响了外交的顺利。

这个谈判的恢复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1977年恢复工作以后开始介入有关工作。1978年福田纠夫也开始积极起来了,一个是国内反对派反对力量不那么强了。福田纠夫本身是亲台派右翼代表,右翼的人不能自己反自己人,所以比较支持福田的立场。二是当时日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米格23的驾驶员驾机叛逃在日本北海道降落,苏联和日本要这架飞机和飞行员,日本说要了解问题,然后赶紧通知美国,让美国派空军专家来,把苏联飞机拆了个七零八碎,研究透彻以后说飞行员要申请政治避难我们要保护人权,把人送到美国,但飞机可以还给你。这样苏联就非常气愤,日苏关系就降到了冰点。福田一看日苏没有办法发展,日中关系不能不发展。

另外就是美国的积极支持,美国当时的总统是卡特,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叫布尔基斯基,布尔基斯基(音)主张中美合作对抗苏联,而卡特的国务卿叫万斯(音),万斯(音)主张美苏合作,把中美关系放到后面。什么是美苏合作的标志呢?万斯(音)提出美国先和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当时越南是东南亚地区的小霸,把苏联称作霸权主义、把越南称作小霸。跟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就是美苏关系的缓和的一个重大步骤,布尔基斯基(音)坚决反对,最后卡特总统采纳了“布尔基斯基”(音)的意见,派布尔基斯基(音)访问中国北京以后,和中国达成了迅速推进中美建交谈判的意向,然后布尔基斯基(音)从北京直接飞到东京,和日本人谈起了中日和约,外交家、政治家是很敏感的,一看这个事情美国出面说话了,就知道了美国的态度。不久福田纠夫访问美国的时候,卡特总统和福田会谈中提出了中日和约的问题,这样福田知道了美国是积极支持这个事情的。

最后一个原因是日本政府福田也知道中美在进行建交谈判,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是越顶外交,没有通知日本,按照同盟国的制度,有重大外交活动是要事先通知同盟国的,但是美国为了保密,没有告诉日本。直到基辛格到了北京,中美两国发表联合简短公报的时候说尼克松总统将于什么时候访问中国,这时候日本才知道,日本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叫越顶外交,越过了日本。结果到福田,福田唯恐中美先建交,中日和约后达成,再来第二次约定外交。所以他决心抢在中美建交之前达成中日和约,就是通过日本驻华公使唐之谐(音)问中国当时的副外长韩建龙(音)说“我们想继续推进合约谈判怎么样?”中国说没有问题,咱们谈。于是日本派出了代表团到中国谈。一共谈了20多天,最后仍然是第三国条款上陷入了僵局。中国要求要写入,日本就说写入可以,但是表述怎么样能够减少苏联给日本的压力。最后没有谈下来,首席谈判代表就回国了。

正好是外务省在乡根(音)避暑,乡根(音)是东京郊外的避暑温泉圣地,一边避暑一边开这个会议,大使就汇报了情况,会议讨论的结果是A方案和B方案两个方案:一是写入第三国条款,不针对第三国。同时,后面加一句话,“中日两国达成的约定,对两国与第三国的关系没有任何影响”。日本谈判代表带着日本方案回来了,在跟中国继续谈的时候,中方也向最高领导人汇报了谈判情况,1978年的8月1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庆祝八一的大会,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都出来了,大会散会以后就在体育馆的会议室听取中联部的张江山(音)、外交部的韩建龙(音),他们都是直接参加谈判的。听取他们汇报谈判情况,汇报完以后,领导人一一发表意见,最后邓小平说“一定要坚持谈,争取达成协议。同时也要做好达不成协议的准备。”态度是很明确的,要积极推进。最后当日方把它的两个方案报给我们,外交部再报到邓小平这儿的时候。邓小平说日方的方案很好,没有什么不可以。于是迅速签约。签约以后邓小平访问了日本。访问日本以后,有几个经典的镜头,一个是在新干线上,邓小平用四川话说“好快哟”。中国以后的发展要像这个速度,就是说我们以后也要这么快。然后参观松下、日立这些大工厂的时候,邓小平又说了“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日本当时现代化的程度给邓小平的印象是非常深刻。

回国后邓小平就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国际环境必须安定,跟日本关系、跟美国关系不好是不行的。同时邓小平很巧妙地利用了中美、中日都在谈判的时机,我们刚才讲了,中美谈判促进了中日和约的达成,中日和约的谈判也促进了中美关系的进展。邓小平对美国代表说中美之间要达成建交简单的就是三条:断交、撤军、废约。断交:美国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撤军:美国军队从台湾撤走;废约: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简简单单就三条,像中日达成的那样。所以这个互相促进达成了很好的效果。

外交关系的推进,国际环境的缓和,有力支援了中国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略的转移。

接下来就是大平正芳,他重要的功绩是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中国刚刚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缺的就是钱,国家没有多少钱,又经历了文革动荡,我们想引进外国技术但是没有钱,那时候发生过宝钢事件,宝钢全套引进日本炼钢设备,但是支付了第一期,第二期就没有钱了,我们说能不能缓和一下,日本说咱们双方是签了约的,谈到最后宝钢暂时下马,然后由日本给我们提供贷款继续购买日本设备。当时中国没有钱是很大的问题,借了很多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政府开发援助是利息比较低、数额比较大,还款期时间比较长。大平正芳的功绩主要在这一点。

接下来是中曾根康弘。中曾根康弘的问题,主要是82年、85年的时候,一个好处就是中曾根康弘跟胡耀邦的关系很好,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达成了日本三杰(音)青年学生访华的要求,推进了中日民间友好的感情的热潮。当时进行民意调查,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达到70%-80%,但是不久就发生了教科书事件,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当中国提出抗议以后,日本政府比较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确定了邻国条款,日本政府表示在历史问题,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这些事情要考虑到邻国的感情。中曾根康弘现在还活着,在日本政界仍然有影响。到1993年自民党一部分人造反,造反的头领是小泽一郎,造反以后自民党变成少数,就不得不下台,日本七个在野党组成了联合内阁,联合内阁执政的几年以后,党派太多,矛盾就多,维持不下去,这时候自民党又和日本的社会党联合,推日本社会党的领袖村山富士(音)当首相,但是大部分内阁职位在自民党手里。

在经过几次选举,社会党的力量衰微,自民党重新夺回了政权,一直到现在。当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以后,或者中国人民最熟悉的就是小泉纯一郎,小泉纯一郎在日本战后当首相时间是五年多,比吉田茂要少、比佐藤要少,也是一个非常长命的首相了。小泉的特点是坚决反华,坚决亲美,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参拜靖国神社。破坏的中日关系一直到安倍上台以后才得到恢复。我们当时和日本有一个对话,我们是国务委员戴秉国出席作为代表,日方外务省的次官的谷内正太郎(音),谷内正太郎(音)和戴秉国谈到后来个人关系都比较好,一起泡温泉,泡温泉大家比较放松了。谷内(音)就说“安倍首相上台以后他既不会说要去参拜,也不会说不去参拜,这样中国能不能接受”。像这样重大问题戴秉国是做不了主的,他立刻结束了中日对话,飞回北京,请示中央,中央就决定只要他不参拜,我们就可以恢复中日高层对话。

于是三天之后戴秉国再次飞东京,就把中方的态度告诉日方,于是日方决定安倍访华,叫做“破冰之旅”,把关系缓和了。到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日、福田首相访华,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双方的战略互惠关系确定下来。战略互惠关系确定下来以后,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外交老不能老跟日本在国家边上较劲,日本跟你纠缠不清的时候,实际上很大的狼子野心就是牵制了中国前进的步伐,牵制了中国面对整个世界的精力。我们可以想想,30年代中国正是迅速发展的时候,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下子把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就给打断了。现在中国正在发展的时候,日本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干扰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拖延中国近代化的脚步。怎么办呢?我们先把这头稳下来。现在中美之间进行经济战略和经济对话,最着急的是日本人,唯恐中美之间达成什么协议,让日本处在不利地位。有报纸说不是今年就是明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就会超过日本。战后60年来这是一个重大标志,中国不但在政治地位上超过日本,在经济上也会超过日本。那时候我们再搞对日外交我们就会强势很多。我们先稳几年,等我们强大了,再回过头收拾它就会顺畅多。现在日本国内很多人开始说,中国的强大不可避免,日本只能承认这个现实、顺应这个现实,不能和它对抗。当然日本很多政治家还没有把立场转过来,还想和中国较劲。那不妨试试看,再过两三年再看看。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很多民众在网上说我们吃了大亏,我们对日外交比较软弱,发表意见当然是正常的,但是一国外交用“硬”和“软”来评价显然不正确,硬和软都是手法。周恩来在外交谈判上始终是微笑的,并不等于他不硬,实际上一个微笑的外交家才是最有才能、最能实现自己利益的外交家。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政治政策发表民间的声音,希望中央能够考虑民间的心态和民间的感情调整队日政策,这是正常、正确的。中国外交也需要民众的参与。但是我们在评价外交政策行为的时候,不能仅仅从自己的感情出发,是硬是软,这样评价不一定很准确。达成协议并不一定是我们软,东海问题我们达成了协议,但是我们的实际利益并没有丢掉。涉及到中国人民感情的问题,涉及到中国实际利益的问题我们一寸都不会让。

当前日本政局。日本现在是参众两院对立。日本有参议院、有众议院,参议院和民主党占多数,众议院和自民党占多数,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多数党的领袖是内阁首相,参议院不如众议院大。参议院的作用就是众议院通过的任何决议,我参议院在野党多数都否决,给你捣乱,让你这个政府过的不舒服。正因为政府过的不舒服,所以福田、安倍才不得不下台,麻生也过得很不舒服,但是麻生这个人脸皮厚,就是硬挺着,一直挺到现在才宣布8月底解散内阁。

按照目前的估计,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认为如果8月30号举行大选,按照现在的形势发展民主党将胜利,自民党会下台。现在还有一个月,这一个月日本政局会发生什么事情很难说。这个时候是拿着放大镜看对手的时候。这一个月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很难说。按照目前形势下如果不发生重大变化民主党会胜利。这样会带来日本政治的重大变化,也就是自民党的统治再次结束。但是对自民党、民主党分析,我们发现这两个党在政策上没有太大差别,外交政策、国内政策、国防安全政策都没有泰达的差别。差别在哪里?一个是现在民主党党首鸠山由基夫(音)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当上首相,院内绝不参拜靖国神社,这点比自民党的政治家要明确一点。

第二点是要继续推进和充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都是很明确的表述。自民党在对华问题上相对保守一点。在国内经济对策上,两党都没有什么有效办法。麻生之所以支持率越来越低与他在经济上措施无力、对措无方有关,搞的日本越来越落后。所以民主党上台政治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在选民心理当中,为什么大家投民主党呢?就是一个心态。自民党干了这么多年,现在没有搞好,失业率在上升、国民收入在下降,经济在恶化,不妨换一个看看,到底民主党能不能搞好。今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地区选举都是民主党胜,包括7月份东京都的选举都是民主党占优势,所以大家认为自民党下台可能不可避免,自民党下台以后,自民党内部可能会分裂,现在已经矛盾很尖锐了,只不过大选前大家不好翻脸。如果自民党选举失败,麻生必然下台,要选出新总裁,自民党谁选出新总裁,看不出像当年“三、角、大、福、中”这样有领导能力和领导地位的人。年轻的议员刚才讲过,二世、三世怎么样呢?安倍是代表,当了一年首相,就因为自己遇到了困难,就说身体不好退了下来,表现出心理素质,作为政治家的毅力相当弱。自民党是这样,民主党也是这样。民主党是长期的在野党,作为在野党的职责就是给执政党捣乱,唱反调。一旦执政就不能唱反调,必须有建设性的意见出来,必须带领日本民众走出困境。另外一点不能想当然的认为由于民主党是在野党和自民党在政策上有所不同,因此民主党上台中日关系就必然变得好。日本的民主党也是很复杂的,很多议员也是亲台派,几乎民主党的所有议员都到台湾去过,接受过很好的招待。这样的议员在民主党里也是很多的。我们对此只能从现实出发,从具体的政策出发,不能凭自己的判断想当然。

我已经超时了,就讲到这儿,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给大家互动。

曹艺:还有大约一刻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可以和林晓光研究员面对面交流。

Q&A

提问:什么原因促使日本在近代迅速崛起,主要是由于日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和军事因素吗?

林晓光:日本近代崛起的原因很多,一个是明治维新,如果我们跟中国比较,中国的百日维新失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它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军队制度,日本是很功利的,政治制度学君主立宪制,没有学美国。而军队学德国,经济上学美国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它是很实用的。第二个条件是外交上签订了英日同盟,英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主义国家,日本的外交特点是与强者为伍,谁最强我就跟谁交朋友,所以中国一定要比它强,比它强他就没有招了。第三,是当时亚洲国家都比他弱,西方国家逼迫日本打开国门,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日本国内思想家说的是“失之于西洋,取之于中朝”,就是我输给了西洋人,我到中国、朝鲜给拿过来,所以当时制定的策略就是侵略亚洲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这样内外的条件加在一起,为它提供了一个崛起强大的好机会。

提问:关于日本任常任理事国,民间组织反对日本军国化,我认为比现在的中央政府看的还要准确,民间组织看到了日本的骨髓里了,日本从它战败以来对中国从来是没有好处的,不管是出于和中国建交的目的还是打破封锁也好,从二战以后,日本所有首相对中国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现在中国政府是不是支持日本入常任理事国,当时日本要除常任理事国的时候民间组织强烈反对,但是官方文章上表现出支持的迹象,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林晓光:日本入常问题在中国来说也是很大的问题,前几年民间力量打掉了日本入常的阴谋和企图。下面仅代表我个人意见:

第一,说中国支持日本入常这个不准确,我个人理解我们是不支持的。但是为什么政府表现的不如民间这么强烈呢,政府搞外交总有点冠冕堂皇的东西,我们不说日本不能入常任理事国,这种话外交部发言人是不能说的。我们说的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是一个重大事件,一定要经过慎重的、长期的讨论,一定要全体会员国的同意,这一下子就把它推到下个世纪去了。但是我们不能说日本不能入,日本就要问“为什么我不能入?因为我发动了侵略战争就不能入了吗?那美国也发动过侵略过、英国、法国、苏联都发动过战争,为什么他们能入?”在外交就会很被动。我们不说这个话,但是说联合国的改革是非常难的事情,让它自然而然的,那次四国方案被否决了,到现在为止日本入常还没有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

中国同胞不用担心,在我有生之年它是进不了的,我死了以后就不知道了。既然我们民间已经很强烈反对,中国立场、中国人民的感情已经表达出来了,日本确实没有入成,不必要中国政府站出来说日本不能入,我们坚决阻挡。实际上我们也做了工作,日本外务省的人也都知道,当时中国外交部给所有驻第三世界国家的大使都发做了工作。都知道,但是不能说。外交总得有点圆滑的手段。不用担心,我个人认为日本入不了,至少我活着的时候看不到它入,当然我不知道我自己能活几年,如果我比较长寿,再过二三十年可能形势会改变。再一个,现在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基本上向新加入常务理事会的国家没有否决权这条发展,五大常任理事会也不会让自己的否决权为更多国家所分享,如果常任理事会变成几十国的大集团,日本进来也没有用,它没有否决权,在安理会上只是一票,在联合国大会上还是一票。不会对中国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就是这个改法怎么改,这里面奥妙很多。别看现在美国叫的响支持日本进入常任理事国,美国就是卖一个人情,美国是卖的这个好,我们的外交要做的巧妙一点,外交部实际上也做了一些工作,只是做了以后不能公开宣传,我们不让你入。

提问:日本军人在二战时期的战场上嗜杀成性,他们这种做法是由于历史原因还是文化原因呢?

林晓光:这个比较复杂,我们不能说日本这个民族就是一个落后的、嗜杀的民族,但是我们又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军队的残暴性对中国人民的屠杀超过任何一支军队,比如说慰安妇的制度,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战争中不是没有,但是这样大规模,有计划的屠杀手无寸铁的对方国家的人民只有日本做出来。邓小平同志说过近代以来给中国人民带来最大的伤害的就是日本,所以日本人民在战争问题上、在历史问题上有责任有义务对这个问题作出深刻反省。但是完全说没有文化因素也很难说,因为日本武士道主张要彻底的用残酷的手段杀害敌人,让敌人感到害怕,如果战败了对自己都是很残暴的手段要剖腹的。按照正式的规程要是在自己肚子上划一个十字,然后趁着有气的时候,要表现出从容、镇定,即使血流满地,肠子都流出来也要表现出勇士的那种视死如归的感觉。我很难想象当他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用这种残酷方式杀害时候的心理,我确实很难想象,我只能说这是一种魔鬼的心态,已经不是人的心态,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当然很多日本人为自己辩护,这是战争行为,这是集团行为,我很反感,为自己开脱,任何时候人都必须有最基本的良知。

提问:首先感谢老师的精采演讲,我想问一下,不知道现在日本的共产党还有没有了?

林晓光:日共在国会、参众两院还有十几个席位,日共的支持阶层比较稳定,在东京、京都大城市,有一些城市下层人民一直坚持支持日共,所以它的席位或多或少、或涨或落总是这样,但是它的的力量始终不足以影响日本的政局,按照日本国会法规定,必须按照国会议员人数的5%以上才能提出自己的议案交给国会,日共始终达不到这个比例数,日共只能在国会发言,提不出自己的议案,所以连付诸讨论的余地都没有,但是支持层比较稳定。现在8月30日的大选预计日共的席位数有所增加,因为日本经济不好,城市里面的居民大量的失业。比如说7月份东京都的选举日共人数就有所增加。日共虽然存在,但是对日本国内政治影响比较微弱。还有日共也分成两派,内部也吵的一塌糊涂,当然也有中国的责任,主要是文革的时候,65年日共总主席工卜显志(音)访华的时候,我们要求他一定要反对苏联,日共说我不能干,因为我跟苏共也是朋友、也是同志。我不能跟着你中共去反对,这样中国跟日共的关系就恶化了。日共内部一部分支持中国、一部分支持苏联就分裂了。到前几年日共领袖再次访问中国,邓小平说过去的就一风吹吧,就过去吧,我们重新恢复关系,中共和日共的关系从大约90年代开始恢复。

曹艺:提问到此结束,感谢林晓光研究员的精采讲座,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本次讲座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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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鸠山由纪夫:“日本的新道路”,[美]《纽约时报》2009年8月27日转载。原文“我的政治哲学 学习祖父鸠山一郎的‘友爱’之战旗”,[日]《Voice》2009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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