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5年第5期
摘要：徐旭生与傅斯年分别是民国时期两个专业史学研究机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主持者。相近的留学背景、治学理念和研究领域使二人彼此欣赏、相互支持。傅斯年积极助力徐旭生及其主持的史学研究会（所）的考古学研究，徐旭生也在相关学术事务中与傅斯年互为配合，他们之间的互相支援推进了各自研究机构事业的发展。徐、傅二人都持多元古史观，但傅斯年在抗战时期时局紧张时已有学术服务于政治大势的考量，反对任何影响中华民族利益的学术因素。徐傅二人的学术交流反映学人之间、学术机构以及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
关键词：徐旭生 傅斯年 考古 多元古史观
徐旭生和傅斯年分别是民国时期两个专业史学机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负责人，对各自所属机构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过重要作用。他们都曾负笈留学，回国后在学术实践中都形成了自身独具特征的学术理念，也都作为直接间接的策划者或参与者深度介入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田野考察或考古活动，如徐旭生参与的西北科学考察和傅斯年组织的史语所安阳发掘。学界对徐、傅二人均有专题研究，然而从学术机构交流视角讨论徐旭生和傅斯年之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徐旭生和傅斯年的学术作为及民国学术史的相关面相，深化对近代史学研究机构现代转型的认知。
徐旭生、傅斯年治学理念的异同与学术合作
徐旭生1913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哲学，期间阅读了康德、柏拉图、伯格森、布都、古都拉、加卫、福禄特尔、贡德、古尔农等人的哲学著作，接受了西方学术的洗礼。1919年回国后，他先后执教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教授哲学。在北京大学期间，徐旭生积极参与各类学术活动。1924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故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筹备会成立，筹备人员以易培基为主任，徐旭生与蒋梦麟、胡适、钱玄同、顾孟余、马裕藻、沈尹默、陈垣、马衡、皮宗石、吴瀛、朱希祖、徐鸿宝、单不奄、顾颉刚、罗宗翰、黄文弼、李宗侗等为干事。西方掠夺中国文物的见闻让徐旭生抱有保护中国文物的理想，故他还参加北京大学考古会，并赴新郑、北京城郊进行考古考察。徐旭生的专业虽为哲学，但又不囿于哲学领域的活动，为其之后的研究领域拓展至历史学、考古学打下了基础。
徐旭生学成回国之时，恰是傅斯年赴欧学习之始。傅斯年在欧洲修习了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哲学等多门学科知识。1926年底，留学归来后，傅斯年被聘为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兼任文学、历史两系主任，他四处延聘知名学者，开始投身史学研究领域。当时中国北方因政治局势恶化、北洋政府拖欠学校薪酬，导致许多学者纷纷南下寻找出路。傅斯年在致李石曾、吴稚晖的信件中说：“我们又在这里筹一齐聘北大文理等科之良教授来此。既可免于受压迫，并开此地空气。已去请者，有马叔平、李玄伯、丁山、魏建功、刘半农、周作人、李圣章、徐旭生、李润章诸先生。”此时徐旭生已进入傅斯年的视野。从徐旭生和傅斯年两人的经历上来看，他们虽然都开始从其他学科走向史学研究领域，但并没有直接交往。傅斯年之所以会延揽徐旭生，其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应是主要因素。
当傅斯年在中山大学极力延聘北方学者时，徐旭生已准备出发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该考察团系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与国外学者合组，由徐旭生担任中方代表的团长。他自认为“应考古家之名来，而对于考古又非本行”，之所以有此自我评价，主要原因是，他虽参加过考古调查，但其主要研究领域仍是哲学，对考古学还不擅长。然而，中国现代考古学初兴时期，专业考古人员极为缺少，徐旭生身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成员，已有参与考古调查的经历，且他还曾留学法国，更方便与外方学者合作。徐旭生在考察途中向欧洲考察成员学习了考古学、气象学、地质学、绘图等专业知识，他坦承与考察团外方团长斯文·赫定的合作“不惟物质上得很大的帮助，并且精神上也得了很多的教益”。这次科学考察活动，为他以后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积累了经验，“最终使他从哲学家变成了考古学家”。此外，他还加深了对西方人掠夺中国文物的认识：“德人四次到吐鲁番，共运去古物四百三十三箱！披读之下，中心邑邑。”这些经历和认识都加深了徐旭生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也使他走向了学术求真与学术致用相结合的道路。
徐旭生的西北科学考察持续20个月，于1928年底回北平。次年6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专门委员会成立，委员会委员有沈兼士、陈垣、朱希祖、徐旭生、吴承仕、许宝蘅、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齐宗康、马廉、刘复、翁文灏、钢和泰等人。这应该是徐旭生与傅斯年首次共事。此后，在1933年的故宫“盗宝案”中，徐旭生和傅斯年均持相同态度，认为易培基、李宗侗两人均被冤屈，坚定支持吴敬恒、张静江两人致函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为此二人申冤。
1928年傅斯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按照他的办所宗旨，史语所下设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三个研究部门。傅斯年希望“一体收罗此两科（历史学和语言学——笔者）之学者，使国内明贤在此范围者无有遗漏”。基于招揽国内语言学、历史学明贤的愿望，傅斯年到处延聘人才，而徐旭生即被傅斯年视为明贤纳入拟聘的19名研究员中。傅斯年选聘的考古学人才大多有西方留学背景，如李济、梁思永都曾就读于哈佛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专业。徐旭生不仅有着留学法国的学习背景，而且在当时中国现代考古人员极为缺少的情况下，深度参与了西北科学考察。这样的学术经历正是傅斯年所重视的。而且，徐旭生非常支持傅斯年在河南殷墟的考古发掘，指责河南省政府的阻扰。傅斯年曾说：“徐旭生先生渡漠考古于当代，将来必于中国古史之发达有弘伟之贡献。如愿借敝所工作之机会，训练成充分使用近代考古学方法之人，敝所自当欢迎。此类人士，似以大学文史科毕业生或高级学生为相宜。”傅斯年相信其“将来必于中国古史之发达有弘伟之贡献”，故仍欢迎他入所。
然而，徐旭生并未应聘史语所，学术理念之间的差异可能是一个因素。在法国留学期间，徐旭生接触到瑟诺博司和朗格诺瓦合著的《史学原论》及其他历史学方法论，“才晓得对于史料必须要用种种的方法，慎重批评和处理才可以达到科学的历史（L’histoire, cientifique）的目的”，“这些全未经批评的史实，尚未足以言历史知识也”。当然，徐旭生不仅重视史料以及对史料的考辨，他还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既是一种“理论科学”，也是“实用科学”：“历史科学自身虽然不是一种应用科学，而因为它所描述的现象与人类行为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它却带有很深的实用性质。但是它无论怎么样带实用的性质，它自身必须不离开它那理论科学的位置，工作的人必须要沈肃谨严，不私不挠，不汲汲于近利，然后可以找出来社会变迁的真相，和它的定律；然后可以对社会科学供给必要的和可靠的基础，以为改良将来人类社会的预备。”他不认同那些不考虑历史学的实用性、不顾历史学可能产生的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他说：“不肯小心的学者忘掉历史实用的性质，把他们那些粗制滥做的假设居之不疑地倾泻出来，绝不顾社会受什么样的影响，而人类社会也会一时地受到些不必要的震动与损失！”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傅斯年倡导“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意规避理论和致用的倾向，以他为首的史语所始终贯彻这一学术旨趣。傅斯年推崇顾炎武，但只是认可其搜求材料的方法：“顾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订史文，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以一切比核辩证孔伪，不注经而提出经的题目，并解决了他，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辩史料法。”他主张“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然而也明确表示，“这不是因为我们震慑于大权威，也不是因为我们发什么‘怀古之幽情’”。而且，傅斯年要求史语所的研究人员专心从事学问，不得过问政治，这也与曾创办激进报刊，参加过反对北洋政府游行活动，并有学术致用思想的徐旭生的治学理念不相符。徐旭生最终放弃史语所而入职北平女子师范学院（后改为北平师范大学），很大程度上即因为他意识到“看一国的将来，须要看它的教育状况如何”，从事教育能更方便践行自己的学术追求。
徐旭生虽未进入史语所，但从1930年起史语所一直聘请其为特约研究员或通信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第14条规定研究员分为专任、兼任和特约三类，其中特约研究员“有特殊调查或研究事项时临时委托到所或在外工作”。1930年，史语所开始聘请徐旭生担任未定组的特约研究员。1931年，史语所在机构设置上设专任研究员、通信研究员，不再设置兼任研究员与特约研究员的职务，规定“专任研究员及通信研究员之初任续任及免任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务会议建议于院长行之”。1932年，徐旭生仍为特约研究员，但已从未定组的特约研究员改至第一组。1933年徐旭生再次被聘为第一组历史组的通信研究员。即使在抗战期间，徐旭生仍任史语所的通信研究员。如1940年1月24日，“接历史语言研究所续聘余为通信研究员之聘书一封”，1941年4月27日，收“史语所信一，通信研究员聘书”。傅斯年一直聘请徐旭生为特约研究员或通信研究员，徐旭生也始终支持史语所的工作，他们之间的私人交谊，无疑会促成二者分别主管的史学研究会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两个机构之间的交往与互助。
史学研究会（所）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相互支持
傅斯年与徐旭生分别为两个专业史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的学术合作必然牵涉各自所在的学术机构。两人的良性互动促进了两个学术机构之间的学习和交流，从而推动了他们学术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各自事业的向前发展。
1932年，徐旭生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主任，负责考古发掘事务，计划赴陕西调查周秦两代的历史和文化遗迹。其时，史语所已在河南和山东开展了多次考古发掘，而北平研究院史学会选择陕西作为考古发掘地，在某种程度上有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竞争的意味。事实上，史语所和史学会在之后的考古发掘中既有区域之分，又各有特点，它们是民国时期考古发掘最重要的两个机构。徐旭生与傅斯年的交往对史学研究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山东城子崖发掘时，史语所与山东省教育厅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开创了学术机构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模式，推动了史语所的考古发掘工作。山东古迹研究会有“国立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各聘委员二至五人”，“设委员长一人，工作主任一人”，“工作暂分调查、发掘、研究三步”，“工作费由国立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分任之”，“所得古物均存置本会内以便研究”等项。1933年，徐旭生参照史语所与地方合组考古会的经验，与陕西省政府组成陕西考古会，合作的8条办法与山东古迹研究会几乎一致，包括人员安排、职责划分、工作步骤、经费分配、发掘物处置及发掘地点等项。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复制史语所与地方政府的考古合作模式，说明前者关注和积极学习后者的态度。
陕西考古发掘并不顺利。戴季陶说近年“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忽起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之风，在学术界中或视若当然”，他指责挖掘古墓是“自伤其祖先之德”“破弃民族历史，毁灭民族精神”，建议“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戴季陶的看法并未被学界所接受。如蔡元培宣称近年古墓古迹的破坏，主要是中外的古玩商人和地方政府保护不力所致，科学的考古发掘则“将中国信史向上恢复千年”，并未破坏民族历史。他建议应该将科学发掘和盗墓私掘分开，“以为政府保护古迹，禁止私掘，应取更有效之手段，此外之学术事件，自当出之以慎重，而不宜泛加之以禁止，恢复千年古史，其用大矣”。
与蔡元培的观点相近，徐旭生也对戴季陶的这番言辞作了回应，阐明其对科学的考古发掘的态度，指出“考古即是劫墓贼”的看法“实在错误已极”，痛惜因我国古代名贵遗物，“一半为外国金钱所收买，一半为国人所破坏”，造成我国学者参考学术材料还需依赖外国博物馆的局面。因三代以前的历史很难通过有限的文献记载全面了解，陕西为周秦汉唐之故地，通过科学的发掘必能有效促进对先秦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他还澄清“发现古迹，并不以掘墓为目标”，“考古家欲知之古代历史，亦并不需要知民族英雄或帝王国相等之遗迹；所要明了者即古代生活状况及古代历史之真实情形”。傅斯年赞同徐旭生的观点，发文支持徐旭生，强调以往考古发掘“探求范围为古生物、原人、上古史等，其发掘地方仅有数处，大体为古代居住遗址，据主管机关负责报告，并无侵及民族共爱共敬之历史坟墓事，然古董商及地方恶劣分子勾结盗掘之风历久不息，破坏甚大，自应照古物保管法责成地方关官严禁私掘，一面责成学术团体切不得损及历史性质之古墓”。蔡元培、傅斯年等人公开声援北平研究院史学会的考古活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北平研究院陕西考古发掘的顺利开展。此前史语所在河南殷墟考古发掘时，徐旭生即已发表过支持傅斯年的言论，而此时傅斯年又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声援，表现出他们在学术研究工作中相互帮助、彼此配合的良好关系。傅斯年对徐旭生的声援，也是为中国现代考古学造势，正是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有着共识，他们才能够默契地给予对方支持。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除徐旭生有考古调查经验外，其他参与考古发掘的成员均未接受过专业的考古学学习和训练，考古发掘的技术人员也十分缺乏。1934年3月，在陕西宝鸡斗鸡台考古发掘前夕，徐旭生来到史语所的发掘地后岗考察，并在董作宾的介绍下，选用考古工人何国祥随同回陕西参与史学会的考古工作。何国祥曾参加中央研究院殷墟考古发掘，技术娴熟，且在进入陕西途中，即随徐旭生考察河南广武城遗址，之后又参与陕西宝鸡斗鸡台的考古发掘。何国祥与另一技术工人白万玉同为考古作业现场监工，缓解了考古组人员不足的困境。此外，斗鸡台考古发掘开启后，史语所的考古人员给他们寄来了安阳考古发掘现场、洛阳铲的照片以及相关考古资料，以便考古组人员参考借鉴。
傅斯年对徐旭生及史学研究所的支持还体现在内迁昆明期间，史语所将图书借与史学研究所（1936年史学研究会改为史学研究所）的人员。全面抗战爆发后，史语所和史学所都迁入昆明。傅斯年利用其人脉和影响力将史语所的图书资料全部内迁，“全部收藏辗转西迁，计有中文书籍126299册，西文8342册，中外杂志全份200余种，拓片1万余份，装380余箱，另有档案100箱”。抗战前一部分史学所的图书资料已转移至西安，而大部分则留在北平，给战时学术研究带来极大不便。而且，此时史学所由于经费短缺，研究人员已大为萎缩，无法购买大量从事学术研究的书籍。在此情况下，史语所同人虽与北平研究院来往不多，但史语所积极将相关图书资料借与史学所使用，大力支持其学术研究，这是史学所在困难境地维持下去的一大支撑。徐旭生在日记中多次描述史学所向史语所借书的细节。1939年12月8日，徐旭生赴昆明龙头村史语所会见傅斯年，与其商谈借书事宜。12月24日，傅斯年回复，“北研院拟向中研院借书事，前已会议通过”。1940年3月6日，“历史语言所图书馆来信一封，为鸿庵（韩儒林——笔者按）将所借之拉斯丁书照片遗失一页故”。5月16日，“接历史语言研究所信一封，仍因鸿庵遗失拉斯丁书一页事”。7月18日，“由所中复商务印书馆信一封，复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信一封”。史语所不断催促还书，并多次追究其中遗失的页码，正反映了史语所对书籍的重视，也表明了傅斯年出借图书行为所承载的信任。1940年8月18日，徐旭生又“返龙头村……同彦堂到图书馆，借得《通鉴外纪》二本，《黄氏逸书考》一本”。9月23日，“接陈槃及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信各一纸，系取借书”。9月24日，“与图书馆傅君商议将《旧约中之故事》再借一礼拜，得其允可。”11月27日，“接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寄来《方志目》一本”。傅斯年慷慨借书固然有在艰难时期共同促进学术发展的学术公心，但更是其对徐旭生以及其正苦苦维持的史学研究所的无私援助。
另有一些人事纠纷也对傅、徐之间的关系有所促进。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迁至昆明后，顾颉刚曾受聘于云南大学，并同时兼任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但一年后就离开昆明，前往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院。顾颉刚抵达齐鲁大学后，因介绍史学研究所的韩儒林进华西大学而导致徐旭生的极度不满，二人从此心生嫌隙。不仅如此，顾颉刚为促进齐鲁大学国学院的发展，还从史语所聘请了研治甲骨文的胡厚宣，这又惹怒了傅斯年。因两所同人皆被顾颉刚挖走的共同遭遇，加之傅、顾之间先前的矛盾，故傅斯年在致朱家骅的信函中响应徐旭生，声讨顾颉刚：“凡与颉刚共事，最后总是弄到焦头烂额，如徐旭生，天下之君子也，今言及慨然。前年颉刚以美金大拉昆明几个机关之人，故旧友多不来往。”除此之外，在另一封致函中，傅斯年仍抑制不住抱怨：“先说去年不幸发生本所与齐大之争，并谓弟乃不幸卷入旋涡，继申言以老朋友之交谊，劝其如去年离昆明后拉各朋友机关之事似不可为常。彼乃大怒，谓非破坏北大不可。”顾颉刚此举固然有他的考虑，却造成了徐旭生和傅斯年分别负责的研究机构人才流失的后果，客观上导致徐、傅都成为顾颉刚的对立面而更拉近了二人关系。
在居延汉简的影印上，傅斯年得到了徐旭生的理解和支持。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居延汉简后，先将其运至北平，起初由刘半农和马衡整理，后刘半农去世，马衡事务繁忙，整理释读工作处于停滞状态。胡适建议居延汉简由北大整理，释文则由北平图书馆的向达、贺昌群、北京大学的余让之和史语所的劳幹分别承担。然而，马衡主张应对居延汉简原物再细查一遍，但迟迟未有结果。傅斯年以为居延汉简久不出版，乃是“学界之耻，国家之耻”。抗战期间，傅斯年联系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8400元影印《居延汉简》，由西北科学考察团与商务印书馆订立契约，将该书的版权全部让与其独家印行。傅斯年认为“此书早日出版，学术界之幸也”，故对封面、纸张、印工、排版等都有具体安排。在致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李泽彰的信中，傅斯年写道：“此书之版权，弟或任何人均无从置议，因此所谓西北科学考察团者，事实上已不知其何在，则此物之版权，自然即是国家，只有教育部可以代表之也。”傅斯年所言的版权归属遭致袁复礼的质疑，后者认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由11个团体联名组建，并非“无可稽查之事实”“无负责人”，而西北科学考察团尚有理事和常务理事，其中理事7人在昆明，2人在重庆，2人在北平，1人在美国。他指出此事除应与尚在昆明的徐旭生、徐森玉商谈外，还应征求叶恭绰、王云五、李书华、杭立武等人的意见。徐旭生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考虑到史语所的条件对于保护汉简更有利，1940年初曾建议由史语所保存居延汉简，但傅斯年当时因故没有同意。在居延汉简的版权争议问题中，傅斯年在了解到徐旭生的意向后委托他撰写声明支持此项出版事宜。该年8月，徐旭生发表声明，“炳昶等谨以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资格，将与商务印书馆订约一事，一切委托贵会办理”，并表示“以后若为此事万一发生纠葛，皆由炳昶等负其责任，与贵会及先生无涉”。徐旭生的声明，显示了对此事的担当，由此也促成了居延汉简的尽快出版，完成了傅斯年急切出版的心愿。
遗憾的是，中研院史语所和北平院史学所两个学术机构合作开展西北科学考察的计划却未能实现。20世纪40年代，傅斯年与中央博物馆等机构组织了两次西北科学调查，徐旭生有意参与。1940年6月3日，徐旭生日记记载：“润章转来孟真信一封，内附叶玉甫信，言愿恢复西北科学考察团之意，孟真来询意见。”傅斯年在商讨西北考察的具体名称时，叶恭绰认为中英庚款董事会有重组西北考察团的意图，傅斯年提议约请徐旭生、徐鸿宝等原西北考察团成员加入。徐旭生也有意参与史语所主持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并为此多次与傅斯年商谈。1941年3月10日，徐旭生“看孟真病……与之谈西北考查事，似有希望”。6月7日，徐旭生与觉明“谈及往西北考察事，觉明言中央博物院亦有组织，未知是否同一，余则未能答此问题”。11月8日，傅斯年致信向达，谈及西北考察团人选：“去敦煌事，已与济之先生谈好，决请先生于明年四月前往，同行者有吴虞铭、劳幹、夏鼐诸氏，（或不全去）或有徐旭生先生。”1942年7月，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地理研究所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开启了西北科学考察，有向达、劳幹和石璋如等人参加，但徐旭生最终未能成行。此次由三家机构合组的史地考察团，花费很大，总计考察经费为21.1万元，其中中央博物院拨11万元，中英庚款董事会拨5万元，中央研究院拨5.1万元。中国地理研究所本为中研院下设的地理研究机构，由于抗战爆发而停顿，最后改由中英庚董事会款筹办而成；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首任主任即傅斯年，后改由李济任主任。由此可见，这两个机构与史语所关系十分紧密。相比而言，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经费短缺，自身尚难维持，更无力支付巨额考察费用，而且傅斯年认为国内只有“地质调查所与敝所尚不失为第一流”，而北平研究院虽“亦非无成绩”，但却不能与史语所相提并论。1944年，中央研究院再次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徐旭生依然未参加。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傅斯年组织的西北考察曾有意让徐旭生参加，徐旭生也非常希望加入考察，但最后未能成行，从傅斯年的言辞足见其对徐旭生专业能力以及史学研究所所取得成绩的肯定。史语所的西北考察是其考古学研究范围及至西北的开始，而北平研究院未能参与此次西北科学考察，其抗战前着意经营的西北研究也就此中断。
史语所自成立之初就聘请董作宾、李济、吴金鼎、梁思永等人在河南殷墟、山东进行考古发掘，而史学研究会直至1933年才开展陕西考古调查，宝鸡斗鸡台的考古发掘迟至1934年才开始，史学研究会的考古发掘在时间上落后于史语所。在史学研究会内部，与历史学方面相比，考古学也处于劣势。1935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聘请顾颉刚为历史组主任后，他开始大量聘请人员编修北平志、整理古籍、出版刊物，声势一度赶超史语所。与历史组工作的风生水起相比，考古组的工作显得相对沉寂，考古发掘正在陕西艰难进行，还未取得令人欣喜的成果。在史学研究会史学和考古强弱对比较为明显的情况下，考古人才对考古组而言尤其重要。苏秉琦和何士骥作为考古发掘的重要组成人员，分别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在陕西宝鸡斗鸡台考古发掘中分别负责沟东区和废堡区的发掘工作。苏秉琦后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刚刚参加了斗鸡台考古工作不久，南京那边的要人李济、傅斯年就已经关注他了，虽未曾谋面却已有信件往来。李济和傅斯年手下的王振铎在30年代中期，即到了南京后曾极力主张把我父亲‘挖’过去，但傅斯年觉得北平那边历史研究的力量强而考古方面力量弱，挖苏于心不忍，也对不住好友徐旭生。”傅斯年的“于心不忍”，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对徐旭生和史学研究会考古事业的尊重。另外，因北平研究院在陕西考古调查，史语所也“不便越区工作”。史语所的这些行为，体现了对史学研究会考古工作的大力支持，为此后两个学术机构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作为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负责人，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为史学会提供了制度参考、理念声援、人员支持等帮助，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考古发掘工作顺利开展做出了贡献。进入抗战时期，双方在资料共享、为田野考古而彼此声援、居延汉简出版权转让与出版、筹划进行西北科学考察等方面的做法，都体现了傅斯年和徐旭生之间以及他们所在的两个机构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
共同的多元古史观
1934年，傅斯年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撰成《夷夏东西说》，阐述其上古史观点：中国“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傅斯年在著述中明确提出了中国上古历史多元发展的观点，其中夷和商属于东系，夏和周属于西系。考古学家张光直对该书高度评价，指出该文“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因为“这篇文章之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有了这篇文章以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突破性的”。
在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后，1939年徐旭生开始查阅古籍，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探寻古史起源问题，阐述其多元古史观。他将古代民族分成三个集团，分别是炎黄集团、风偃集团和南蛮集团。炎黄集团起源于今陕西、甘肃两省交界的黄土塬，内部分为炎帝族和黄帝族，他们在向东迁移的过程中，与风偃集团冲突，两大集团因冲突和战争而相互融合。同样，北方两大集团与南方的苗蛮集团也在接触的过程中发生冲突和融合，最后三集团共同构成中华民族。通过考察上古历史，徐旭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古史多元观点，并在其著作中多次予以阐述。徐旭生说：“我国历史的起源也同其他民族的历史相类，非一元的而为多元的。”他还叙述古史的演变情况：“夏王国虽说逐渐成立，可是当日的王同将来的皇帝不能比较：因为他不惟对于全中国不能统制一切，并且在他这个较大王国以外还有不少其他的小王国。它们中间可以有朝聘会贺的来往，却没有臣属的关系。夏王有作为的时候可以取得像春秋时代盟主的地位，否则仅为群王中的一王。”这种情况到了周王朝才有变化，周王已不是群王中的一王，而是成了“最高的宗王”。
徐旭生和傅斯年都持多元古史观，他们的观点均受王国维学术思想的影响。徐旭生日记显示，在中瑞西北科学考察途中其经常阅读《观堂集林》，并在诸如楼兰古城的位置、阻卜是否为鞑靼等问题上皆与王国维意见相左。他在具体问题上有歧见的同时，其多元古史观的形成应受到王国维殷周制度变革的影响。王国维阐述了殷周制度文化的剧变：“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国维从地理、制度与文化等方面分析了殷周制度和文化的不同，为后来多元古史观的形成开辟了道路。1940年，徐旭生在其古史研究过程中仍“参考《正义》《今古文注疏》及《观堂集林》各说”。徐旭生的古史“三集团说”，也是从地理和种族的角度将上古时代分为炎黄集团、风偃集团和南蛮集团，与王国维殷居东方、周崛起于西土的说法有相似之处。就种族而言，王国维认为“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徐旭生则认为黄帝族和炎帝族构成炎黄集团。然而王国维认为殷周虽文化、地理位置和制度不同，但都以黄帝为祖先；徐旭生则认为三大集团并非同一祖先，而是有各自的起源，相互融合后才形成中华民族。
傅斯年也受王国维多元古史观的影响。傅斯年在1927年购入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并在该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上眉批：“此盖民族代兴之故。”有学者考察傅斯年学术思想的源头，认为傅斯年早在阅读王国维著作之前即有东、西二分的模糊看法，而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则深化了他原先的观点。
徐旭生在写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前并不知道傅斯年已撰有古史著述。1939年6月23日，徐旭生听闻傅斯年“亦有三集团之说，与余说相类。暇当往问其详”。11月26日，他首次“看孟真之《夷夏东西说》”。通过阅读傅斯年的著作，徐旭生对他的为人和学术有客观中允的评价，称赞傅斯年“人极聪明”，其所著《性命古训辩证》“大致甚好。惟工力多欠缺处”，他也认识到“孟真之长为对于学术能见其大，然其读书之卤莽灭裂处，亦殊可惊”。
尽管此时史学研究所和史语所都因抗战而迁往昆明，徐旭生多次前往史语所所在的龙头村，试图与傅斯年探讨该问题，但傅斯年的回应并不积极。1939年12月8日，徐旭生记载：“前闻孟真对于予三集团说，有相类之议论，问其是否亦如蒙文通主张炎帝属南方集团，答言‘是的’。问其证据，彼因近不治此，已不记忆。且言对前说亦多未满意。余觉蒙氏证据，多用后期材料，殊难成立，傅亦未必有新证据，余说已无困难。然灯下读书，读至《山海经》最后一条，始遇困难。按其言，不惟祝融出炎帝，且共工、后土，均出祝融，是炎帝果为南系矣。”傅斯年之所以对前说含糊应对，大概源于他在全面抗日的背景下，暂时摈弃以前的学术观点，坚持学术研究应服务于抗战大局考虑。
抗战时期，傅斯年坚决反对在昆明《益世报》办《边疆附刊》，“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之佛教，亦有其立国之邪说，政府应加之禁止，如《白国原由》其一事也。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一个’耳。”“巧立民族之名，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之后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回应傅的质疑。然而，云南大学聘请的吴文藻在昆明组建云南民族学会，再次引起傅斯年的异议。傅斯年致函朱家骅和杭立武，详述了吴文藻组织民族学会意欲挑起民族争端的经过，对其弟子费孝通驳斥顾颉刚的民族言论更是予以痛斥，批评费孝通“谓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既苗、猺、猓猡皆是民族，一切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与此同时，徐旭生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将中国古代民族分为炎黄、风偃和南蛮三个集团，其中南蛮即包括苗族。在傅斯年看来，在外敌入侵、日英以少数民族分化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时刻，重提南方苗族无异于与虎谋皮，批评徐旭生此时“又谈苗族，好些妄论”。在抗战特殊期间，傅斯年虽因政治形势的缘故不赞同徐旭生的治学方向，但并未如此前对吴文藻等人一般直接发文指斥，而是采取不回复的迂回态度，这显然与傅斯年的性格不符，从而也足见其对徐旭生有超出他人的尊重态度。
在徐旭生看来，“毁灭、湮灭或曲解历史的事实，是一种不勇或不智的行为，因为历史的真实，绝不是人类所能毁灭或湮没，这样地作，一定错误愈甚，陷溺愈深”，而且他所说的古代的三个集团，“是指的文化集团”。徐旭生主要从学术角度考察中国上古历史的演变，而傅斯年则暂时搁置以前的学术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两人所处政治地位的差异。徐旭生虽为史学所所长，但与政治疏离，很少与政界人士来往；而傅斯年则不同，与政治上层人士来往密切，所以在学术问题上也有政治关切，在抗日的特殊时期希望搁置影响大局的学术问题。从这一层面而言，傅斯年从一开始要求史语所同人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而远离政治，或许就有为学术创造一片纯粹空间的考虑。
结 语
民国时期，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现代学术机构学人之间的聘请已开始逐渐摈弃私交、师承和地域因素，学人的履历、学术观点及学术旨趣的契合成为主要考虑的因素。傅斯年对徐旭生的青睐，以及徐旭生选择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即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共同的学术旨趣和研究事业是学人走近的重要因素，而学人之间的交往通常也能影响他们所在机构间的相互关系，当学人交流处于良性互动时，他们所在的学术机构通常也能互相支持。徐、傅之间与其他学人之间单纯的学术关系不同，还牵涉学术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傅斯年和徐旭生对中国现代考古发掘的共同理念加深了两人间的理解，由此造就了民国时期两个仅有的官办专业史学研究机构之间的考古学研究齐头并进。徐旭生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在抗战时期仍从学术本身的角度出发考虑学术问题，而傅斯年则身跨政学两界，从更多的视角看待学术研究与政治局势之间的关系，学术研究暂时让位于政治大势，他们之间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因学术与政治交往和联系之间存在亲疏不同的差别，因此学术与政治和社会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徐旭生和傅斯年之间良性互动的学术交流，为各自学术机构注入了外部力量，促进了民国时期两大专业史学机构的成长和进步，为理解民国学术以及学术机关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两个学术机构之间，既存在合作，又存在竞争，他们超越机构之上的互相支持，缘于他们拥有促进整个时代学术发展的责任和使命，他们宽广的学术视野，反映了民国时期学者间意欲提升整个民族学术水准的宏大志愿，这是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背景下，知识分子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学术报国的体现，而徐、傅间的学术交谊，也成为民国学术谱系中的佳话。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