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之日起，马克思恩格斯就高度关注党性问题，不仅在党的纲领中明确规定党性原则，而且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坚决捍卫党性原则。在《哥达纲领批判》及其相关书信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露和批判了拉萨尔主义，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将其他一切阶级看作“反动的一帮”是“荒谬的”以及“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等党性思想精髓，坚决捍卫了党的理论纯洁性、政治纯洁性和组织纯洁性，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与策略指导。在《哥达纲领批判》公开发表135周年后的今天，这些党性思想依旧闪耀着真理的光芒，能够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哥达纲领批判》 机会主义 党性 党的纲领 党的自我革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
党性是一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属性的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党性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品格，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或改良派组织的标识，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历史使命。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以及指导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的实践中，高度重视党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视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将其视为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赓续传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视党性为“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高度重视锤炼党性，强调“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党性锤炼并非抽象、空洞的口号，而应落实为具体而切实的行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这一指导思想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及其相关书信中所阐述的党性原则和策略高度契合，而且又立足新时代语境作出了创新性发展。因此，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性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增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中能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一、《哥达纲领批判》及其相关书信提出党性思想的历史背景
19世纪6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开始复苏，工人运动组织不断涌现。1863年5月，德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在莱比锡成立，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在爱森纳赫城成立。1871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统一并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德国工人运动自身发展的形势和条件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在工业、贸易、交通等方面取得飞速发展。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各个领域实行统一已刻不容缓。伴随着资产阶级及资本的发展，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逐渐从法国转向了德国。另一方面，重新高涨的德国工人运动内部并不统一，工人队伍的壮大及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革命的爱森纳赫派同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结束分裂和对立，加强两派及相应工人团体和工会组织等在政治和经济斗争中的合作乃至实现在组织上的统一领导。
在这种客观形势下，爱森纳赫派曾多次向拉萨尔派提出联合建议，但均遭拒绝。1874年夏，为克服德国工人运动的分裂而进行的斗争进入了决定性阶段。为此，爱森纳赫派于1874年7月18日至21日在科堡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建立工人阶级统一的途径和策略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威廉·李卜克内西特别强调了两党所持的理论观点之间的原则性对立，强调要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实现策略上的统一，而非无原则合并。并以带有方向性的话概括了他的观点，“首先是这个口号‘要统一，不要合并’，只要不存在融为一体的前提，人们就有理由说那是合并迷”。最终科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一口号，为代表大会制定了争取工人阶级统一斗争的正确革命策略。爱森纳赫派组织力量不断壮大。与之相反，奉行宗派主义的拉萨尔派内部矛盾激烈日趋瓦解，加之反动派加紧了对两派的迫害，为了避免垮台，拉萨尔派主动提出与爱森纳赫派合并以摆脱困境。自1874年10月起，拉萨尔派多次同爱森纳赫派就合并问题进行会谈和谈判。1875年2月，两派代表在哥达举行了合并预备会议并对两派合并的基本文件进行了讨论。会上，两派共同组成的起草委员会拟定了《德国工人党纲领》作为合并纲领草案。1875年3月7日，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分别在各自的机关报上公开发表了《德国工人党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团结问题，对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合并的过程给予了特别关注。成熟的理论和统一的思想是建设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基础。在两派合并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虽说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但是，他们一再告诫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们，“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这是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合并的基础，这一条件比组织上的合并更重要。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究其缘由，与当时德国党内流行的“一种腐败的风气”有关。
在制定两派合并的新党纲领时，不仅精通骗术的拉萨尔分子想把拉萨尔的观点和要求纳入纲领草案，而且包括李卜克内西在内的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们也丧失了他们在科堡代表大会中表现出的原则性，没有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劝告，没有同拉萨尔主义划清界限，转而力促同拉萨尔主义妥协，并且把拉萨尔主义的一些错误观点写进了纲领草案，在两派合并的基础、条件等问题上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最终，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于1875年5月22—27日在哥达城召开了合并代表大会，统一后的党称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工人党纲领》作为合并纲领草案在作了几处不重要的修改后被通过。
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极为愤怒。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错误作出严厉批判。随后，马克思于1875年4月底—5月初，抱病撰写了《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马克思以论战的形式对《德国工人党纲领》作出逐段批注，在清算拉萨尔主义的同时，阐述了包括无产阶级党性思想精髓在内的一系列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党性思想。1875年5月5日，马克思将《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连同附信一并寄给了威廉·白拉克，并请他转给爱森纳赫派的其他领导人过目。《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连同马克思写给白拉克的附信，后来被统称为《哥达纲领批判》。
出于种种原因，《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得以公开发表。1891年1月，在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有所抬头的时候，恩格斯不顾党内某些领导人的反对，将这一著作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上。其目的在于彻底肃清拉萨尔主义在德国党内的影响，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正确的纲领。在《哥达纲领批判》发表之际，恩格斯为其撰写了序言。应《新时代》杂志出版者约·亨·威·狄茨和编辑卡·考茨基的要求，恩格斯删去了文中针对某些个人的词句和评语，并巧妙地运用策略，确保了《哥达纲领批判》得以顺利刊发。
在《哥达纲领批判》及写给爱森纳赫派其他领导人的相关书信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即将成立的新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批评意见，在思想上清算拉萨尔机会主义，在捍卫党的理论纯洁性的同时，在实践中为年轻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提供了策略指导。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典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哥达纲领批判》对各国无产阶级抵制和批判各种机会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二、《哥达纲领批判》及其相关书信中党性思想的具体内涵
在《哥达纲领批判》及其相关书信中，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从科学纲领与实际行动、党性与人民性、团结与斗争的关系等方面深刻揭露和批判了拉萨尔主义，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将其他一切阶级看作“反动的一帮”是“荒谬的”以及“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等党性思想精髓。他们对拉萨尔主义的批驳具有批判的彻底性、鲜明的斗争性和灵活的策略性，坚决捍卫了党的理论纯洁性、政治纯洁性和组织纯洁性，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科学纲领、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以及克服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示范效应。
1.“决不拿原则做交易”，正确处理科学纲领与实际行动的关系，坚决捍卫党的理论纯洁性
纲领是党的一面旗帜。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科学纲领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实际行动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提出，“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恩格斯也指出，一个没有任何纲领的党，“不仅不是工人党，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党”，可见党纲对于党的生死存亡的重要性。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科学纲领作为实际行动的指导。任何为了特殊目的而制定的、抛弃无产阶级政党原则要求的纲领都是完全要不得的。对于《德国工人党纲领》这样一份充斥着拉萨尔主义错误观点的合并纲领草案，同为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的倍倍尔和白拉克等表示反对，马克思恩格斯更是极为愤怒。对于这样一份“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马克思坚决不予承认。对于这么一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恩格斯认为“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分别在《哥达纲领批判》及其相关书信中，对作为合并纲领草案的《德国工人党纲领》进行了严厉批判。
一方面，就《德国工人党纲领》的行文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纲领自身除了文字干瘪无力，更是充斥着各种抄袭和模仿。恩格斯指出，纲领草案中的论点“多半是从《共产主义宣言》和国际的章程中抄来的，但是修改得不是把内容全部弄错，就是变成了纯粹的谬论”。例如，马克思指出，“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又经过了“修订”。此外，纲领中还有许多词汇或思想是直接从歌德、马尔萨斯、李嘉图、毕舍等人的思想中剽窃或抄袭而来的，例如，“铁的工资规律”中“铁的”这个词是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中抄来的。
另一方面，《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内容也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指出，作为即将成立的新党的纲领草案，“这个纲领既不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不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纲领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但实际上在纲领的政治要求里，除了人所共知的一些民主主义陈词滥调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恩格斯在1891年2月3日致考茨基的信中，将纲领草案的内容归结为“（1）道地的拉萨尔主义，（2）人民党式的庸俗民主主义，（3）谬论”，并且指出即便它们作为党的正式纲领保留了15年，其内容的混乱和不合逻辑的情况也未有好转。恩格斯分析指出，在纲领草案制定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措施中，除添加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以外，其余内容体现的都是拉萨尔派的观点。爱森纳赫派的观点却未被纳入其中，甚至就连纲领草案的附带部分也是写得非常草率的。因此，接受这些内容简直就是一种耻辱。对于纲领中这些含糊和混乱的词句的来源，恩格斯也作出了具体分析，认为所有这些词句正是李卜克内西的化身，他常常沉醉于那些包罗万象而又空洞无物的响亮词句的使用，在理论问题上从来是含糊不清的。究其缘由，除了方便夸夸其谈之外，还在于“他自以为十分通晓的基本民主要求对他而言至少像他不完全懂得的经济学原理同样重要，所以，他的确真诚地相信：他同意接受拉萨尔信条，以换取基本民主要求，是做了一桩好买卖”。
在批判纲领草案理论含混性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更为严厉地批判了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在制定新党纲领时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对拉萨尔派作出无原则妥协的错误。马克思指出：“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李卜克内西热衷于实行合并，甚至允许拉萨尔派代表拿着委托书来出席合并会议。对此，在随后于1875年4月21日给恩格斯的复信中，李卜克内西还解释说这种委托书对一些特别糟糕的条文是有约束力的，“合并是拉萨尔主义的死亡。因此我们更应当对他们让步”。但这实际上却把合并的事情全搞糟了。对此，马克思分析指出，如果一开始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就向拉萨尔主义者声明“决不拿原则做交易，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但是，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却放弃了本应有利于爱森纳赫派的形势，转而向本身需要援助的拉萨尔派进行了无条件妥协。恩格斯分析指出，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因此，德国党内一批“诚实的人”又一次遭受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恩格斯预言，这种轻率的行为“本身就包含着将来分裂的萌芽”，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希望取得极其有利的结果。但是这一切是否发生，“要取决于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和条件”。《哥达纲领批判》及其相关书信的撰写与发表，充分彰显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制定科学纲领时所坚守的“决不拿原则做交易”的党性原则，给各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坚决捍卫党的理论纯洁性的榜样。
2.将其他一切阶级看作“反动的一帮”是“荒谬的”，正确处理党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坚决捍卫党的政治纯洁性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分析资产者和无产者阶级状况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认为相较于具有保守性的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在内的中间等级而言，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忽略同中间等级结为革命同盟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认为，遭受资产阶级压迫的中间等级，具有反资本或反封建的革命潜能，马克思恩格斯预言，在特定的革命阶段，这些中间等级为了“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这一预言在1848—1849年法国革命中得以应验。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正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广泛争取同盟，有助于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本该持有的这些正确的阶级立场在《德国工人党纲领》中却被歪曲为：“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批驳了这一荒谬观点。拉萨尔主义者反对资本家，甚至把中间等级看作“反动的一帮”，但是却不攻击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容克地主，其本质目的在于“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致倍倍尔的信中也对这一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他结合对国际工人运动历史的反思指出，“这句话只有在个别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拉萨尔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做俾斯麦的帮凶，服务于普鲁士政府。
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工人党纲领》混淆敌友错误思想的同时，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与阶级性予以澄清，为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政党与同盟军之间的关系给予了策略指导。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只有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来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去孤立、分化和瓦解敌人，方能有效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以团结的力量。鉴于小资产阶级在革命问题上具有不彻底性和动摇性，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时，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在特定的革命阶段，可以“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场合，工人政党都对他们采取反对的态度”。
此外，马克思还批判了《德国工人党纲领》丝毫未提及工会这一工人运动有效组织方式的错误。马克思指出，“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通过工会能够将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有效地组织起来。不仅有助于同资本进行日常斗争，也可以促使无产阶级自身得到训练。为此，在《德国工人党纲领》里应该提到这种工会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是绝对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为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区分敌友，争取同盟军来壮大无产阶级自身力量，以便更广泛有力地开展战胜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提供了策略指导。
3.“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正确处理批评与团结的关系，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纯洁性
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统一正是在不断处理各种矛盾关系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恩格斯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在《哥达纲领批判》及其相关书信的撰写与发表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借助对党际关系、党派内部关系以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联合的分析，为正确处理批评与团结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斗争中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纯洁性。
第一，从党际关系分析，必须实行“有原则”的团结。恩格斯指出：“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那就是“有原则”的团结。无产阶级政党既要讲联合又要讲斗争，要注意保持自身独立性。在涉及党性原则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持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斗争态度。
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恩格斯在1875年3月8—28日写给倍倍尔的信中严正指出，一旦这一纲领草案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还要公开采取）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随后，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致白拉克的信中，也本着对国际工人运动高度负责的态度指出，“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内容是：我们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同它没有任何关系”。1891年1月，恩格斯在为《哥达纲领批判》出版所写的序言中解释了马克思在手稿中有些地方语气很激烈的原因。恩格斯指出：“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明显的退步，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对于这样一种浸染着拉萨尔主义色彩的纲领草案，马克思恩格斯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那就是，绝不能用“无原则的妥协”来换取不同性质党派之间的团结统一，决不能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做交易来降低党的理论水平。
第二，从党派内部关系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内批评与团结的关系的原则。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在拉萨尔派极为困难而自己极其有利的情况下，在理论上向对方作了不应该的让步，这是十分错误的；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李卜克内西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也一直回避和隐瞒。恩格斯在1891年5月1—2日致倍倍尔的信中指出，自1875年以来，《哥达纲领批判》对李卜克内西而言一直是“如鲠在喉”，“李卜克内西永远也不会甘心情愿地同意发表，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甚至在《哥达纲领批判》刊发后，1891年2月1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还发表了一篇由李卜克内西起草的社论，其内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但是，更为主要的是，这篇社论试图削弱马克思对哥达纲领和拉萨尔的批判的实质性内容，尤其是要证明哥达合并大会的妥协纲领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像李卜克内西这样的党内“少数关键人物”所犯的错误，在党内外影响更坏、危害更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879年9月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所强调的，如果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么，“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在党内开展批评斗争与维护团结并不矛盾。早在1847年，恩格斯论及对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团结与批评的关系时就曾指出：“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这一辩证的批判方法也适用于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1879年8月20日，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当各种腐朽分子和好虚荣的分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大出风头的时候，就该抛弃掩饰和调和的政策，只要有必要，即使发生争论和吵闹也不怕。”但是，如果“一个政党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恩格斯提出，对于党内的那些偏见和幻想，特别是对于某些党内领导人所持有的专横态度，不仅要在党内加以批判、反对甚至抛弃，还要在社会范围内促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应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应对其进行批评。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在党内开展批评、斗争的目的是要在斗争中达到加强党的团结的效果。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充满信心。无产阶级政党所具备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强大勇气，以及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团结的效果，再次被《哥达纲领批判》发表后所引发的社会反响所证明。
一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和《前进报》编辑部对于《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反应冷淡。恩格斯在分析其根源时指出，《哥达纲领批判》这个文件的发表，最初是会使某些人感到很不愉快的。但是，《哥达纲领批判》“文件的具体内容绰绰有余地补偿了这一点”。对于《哥达纲领批判》在发表后可能对德国党造成的冲击，恩格斯作出预估并自信地指出，“党在目前也会经受得住这种在15年前使用的直率的语言，人们会怀着应有的自豪心情提到这次力量的检验，并且说：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做呢”，“党很坚强，能够经受得住这件事”。历史告诉我们，效果的确如恩格斯所预估的那样。1891年1月《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不仅在德国党内引发反响，甚至“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够这样做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啊”。由此可见，是否具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强大勇气是区别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者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表示热烈欢迎。1891年2月，《萨克森工人报》转载了《哥达纲领批判》，充分肯定了《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具有的特殊意义；1891年2月6日，维也纳《工人报》发表了通讯，不仅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进行了报道，而且认为恩格斯此刻公布这个文件也是完全适时的；1891年2月10日，《苏黎世邮报》发表社论指出：马克思这一著作的发表，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力求以其固有的客观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阐明自己的斗争目标，表明了党的威力和战斗力。可见，1891年1月《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在各国社会主义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策略指导。
第三，从国际工人阶级联合视角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致力于实现工人阶级内部团结，而且也致力于清除拉萨尔主义对国际工人阶级联合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随后，马克思在为第一国际成立所拟定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但是，在《德国工人党纲领》中，拉萨尔主义者从狭隘的民族观点来理解工人的解放运动，提出“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予以坚决批判。
在《德国工人党纲领》中，拉萨尔主义者企图用一句“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来代替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形成的国际兄弟联合。对于这种用仿照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话语来曲解德国工人解放运动性质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坚决批判。马克思在质问德国工人党如何定义德国工人党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指出，在德国资产阶级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实现兄弟联合的情况下，作为两派合并纲领草案的《德国工人党纲领》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竟一字不提”，其背弃国际主义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恩格斯结合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与现实指出，“德国工人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性的态度”。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但是德国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始终准备着一如既往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质言之，不能依据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活动范围是民族国家而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去否定其同其他国家工人和政党的团结合作。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将国内斗争与国际斗争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三、《哥达纲领批判》及其相关书信中党性思想的借鉴与启示
党性，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核心议题，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哥达纲领批判》及其相关书信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党性原则和策略，不仅为当时德国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和策略上的指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为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斗争经验。在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新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这些党性原则与策略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与启示意义。
1.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
“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其目的在于“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在政治立场上的坚定性，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恩格斯也强调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会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之，也正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科学性得以捍卫，马克思主义得以真正成为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分别在《哥达纲领批判》及其相关书信中提出的“决不拿原则做交易”等党性原则及其效果，有力证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正确处理科学纲领与实际行动关系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有效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未改变和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执着信念，决定了我们党的理论先进性和纯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们要固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我们党所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极为繁重，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这种对信仰、信念、忠诚的坚守，亟须我们在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不断强化。
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党性，站稳政治立场，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思想武器，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坚定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把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要求我们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新时代共产党人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也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政治保证；要求我们党必须坚持原则，“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决不能退让，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共产党人要严守党纪国法，在复杂形势面前，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明辨是非曲直，确保每一项工作都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体现党的意志和主张，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2.坚持党性，根本在于坚持人民至上价值取向，坚守人民立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表述，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作了明确规定。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唯有解放全人类，方能最终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随后，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机会主义鼓吹工人运动应该放弃政治的错误观点时，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所从事的政治必须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在《哥达纲领批判》及其相关书信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纲领草案将其他一切阶级视为“反动的一帮”、混淆敌友谬误观点的同时，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与阶级性予以了澄清，进一步为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正确处理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指明了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历史充分证明，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就在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在治国理政中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党性，坚守人民立场，要求我们党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坚决同一切危害党的领导、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求我们党秉持敬民之心、以人民之心为心，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只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更好地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确保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从而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团结带领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3.坚持党性，方法利于维护团结与坚定原则相统一，坚定伟大斗争立场
敢于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底色。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自身是在不断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创立并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亦是在不断的理论与实践斗争中创立和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成长与壮大，同样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艰辛历程。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与斗争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使命和显著特征。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革命斗争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十分强调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恩格斯在总结德国党内两派合并的经验与教训时更是强调，“一个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甚至在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将批评作为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将自我批评作为党的“内在力量”的体现。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斗争并非终极目的，批评亦非无原则的抨击，而是基于共同理想，积极践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持续发现并直面自身存在的不足，及时予以修正，从而在斗争过程中不断汲取经验教训，促进自身的成长与壮大。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斗争精神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也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这要求我们党“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要求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勇于清除、善于清除一切影响党的团结与统一的各种因素，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党的自我完善，不断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求每一名党员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为此，全党同志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守党性根基，在学习中固本培元；坚守人民立场，在增进人民福祉中凝心聚力；科学把握伟大斗争的立场和方向，勇于自我革命。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高尚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新担当、新作为，矢志不渝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谱写新篇章。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
[4]《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
[5]习近平：《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求是》2025年第23期。
[6]林建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进程视域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三个重大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2期。
[7]刘明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及其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8期。
[8]张云飞：《〈哥达纲领批判〉思想诠释》，《前线》201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