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司马光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丰碑，具有“通”“正”“经世致用”的特点。
《资治通鉴》的第一个特点，便是“通”。它作为我国古代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善的编年通史之一，真正做到了“既大且通”，其“大”体现在篇幅之巨、字数之多，其“通”体现在年代之广、脉络之清。所谓编年体，即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这种体例能够清晰地展现历史发展的时序性，让读者直观地看到不同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避免了纪传体史书“纪传相离、首尾难顾”的弊端。《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另有《考异》30卷、《目录》30卷，总篇幅宏大。其记载的历史跨度极为漫长，上起公元前403年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公元959年五代末年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前夕，涵盖了整整1362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动荡走向稳定，又从统一走向分裂的关键阶段，《资治通鉴》见证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鼎盛与变革。
《资治通鉴》正文有300多万字，如果加上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的注释及相关附录，现在通用的中华书局校点本（最早刊行于1956年），排印出来的总字数高达600万字，堪称一部“史学巨著”。这部书并非司马光一人之功，而是他带领一支专业的史学团队，历经19年呕心沥血才完成的。当时，北宋著名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纷纷参与其中，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刘攽负责两汉部分的编撰，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负责隋唐五代部分，司马光则亲自担任总主编，负责统筹全局、删改定稿，对全书的体例、内容、观点进行统一把控。为了确保史料的准确性和丰富性，司马光广泛搜集各类文献资料，参考了300多部著作，包括正史、野史、杂记、谱牒等，涵盖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相关史料。对于史料中存在矛盾、记载不清或者说法不一的地方，司马光并没有随意取舍，而是进行了细致的比较、考订和辨析，最终撰写了《考异》30卷，详细说明自己取舍史料的理由和依据。
这部书的编撰始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当时司马光将自己编撰的《通志》八卷进呈英宗，得到英宗的赞赏和支持，并下诏命其继续编撰，设立书局，拨付经费，让他能够专心从事编撰工作。宋神宗即位后，对这部书更是十分重视，亲自为其作序，并赐名“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9个字精准概括了这部书的编撰目的，也成为《资治通鉴》的核心定位。元祐元年（1086年），这部历时19年的巨著最终定稿，而直到六年后的元祐七年（1092年），才正式刊行于世，得以广泛流传。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不仅是出于个人对历史的热爱和治学的责任感，更与北宋前期的社会背景和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北宋建立后，吸取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的教训，大力提倡文治教化，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得失，希望通过借鉴历史，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资治通鉴》的编撰成为一项“奉敕”任务，即接受皇帝的命令而编撰，这也使得这部书具有了鲜明的官方色彩和治国导向，进而铸就了它的第二个特点——“正”。
《资治通鉴》的“正”，首先体现在其符合儒家正统价值观。北宋时期，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司马光作为儒家学者，始终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治国理念作为编撰的指导思想，筛选史料、评价人物、分析事件，都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标准。书中极力推崇明君贤臣，批判昏君佞臣，强调“仁政”的重要性，主张统治者要轻徭薄赋、体恤百姓，重视人才、虚心纳谏，这些思想都与儒家的治国理念高度契合。其次，还体现在其内容通于大道，取材极具针对性——它并非包罗万象的史料汇编，而是专取事关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摒弃了那些无关紧要的琐碎记载。无论是朝代更替、政治变革，还是军事战争、经济改革，无论是明君的治国举措、贤臣的辅政之道，还是昏君的荒淫无道、佞臣的祸国殃民，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和深刻的分析。
《资治通鉴》最初的名字为《通志》，意为“贯通古今的历史记载”。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更是直接点出了其“以史资治”的核心功能。“资”是帮助、辅助的意思，“治”是治理国家，“通”是贯通古今，“鉴”是镜子，合起来就是“以贯通古今的历史为镜子，辅助统治者治理国家”。正是因为司马光胸怀天下的经世情怀，以及“以史资治”的编撰目的，铸就了《资治通鉴》的第三个特点——“经世致用”。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强调学问要服务于现实，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尤其是对于战争的记述，精彩纷呈、独具特色。书中记载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秦末的楚汉争霸，到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隋唐时期的统一战争，再到五代时期的藩镇混战，每一场战争都记载得详细具体，不仅描述了战争的过程、双方的兵力部署、战术运用，还分析了战争的起因、结果以及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这些记述充满了辩证法思想，既强调“天时地利人和”的重要性，也注重分析双方的优势与劣势，展现了古人的军事智慧和战略眼光。除了政治史和军事史，书中也涉及一些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内容，虽然篇幅相对较少，但也都与国家兴衰、民生休戚密切相关，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理念。
《资治通鉴》的“经世致用”价值，亦得到了后世学者和统治者的认可。《四库全书总目》在评述《资治通鉴》时，用“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八个字来概括其特点。“网罗宏富”指的是书中搜集的史料极为丰富，涵盖了古今的相关记载；“体大思精”指的是其体例完善、结构严谨，思想深刻、见解独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但他深知历史的重要性，登基后常常研读《资治通鉴》，从中汲取治国经验，甚至要求大臣们也认真学习，将书中的道理运用到实际治理中。
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曾说过：“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钱大昕此言道出了《资治通鉴》与正史之间的关系，也凸显了《资治通鉴》的独特价值。所谓“十七史”，指的是《史记》《汉书》等十七部正史，这些正史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基础，但它们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纪传体史书叙事分散，编年体正史（如《春秋》《左传》）篇幅有限、记载简略。《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通史，不仅弥补了正史的不足，还收录了许多正史中没有记载的史料。这是因为司马光在编撰过程中，不仅参考了正史，还搜集了大量正史之外的文献资料，多达300多部，这些资料为《资治通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让这部书具有了“搜罗史料求博，考订史实求真”的特点。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专门撰写《读通鉴论》一书对《资治通鉴》记载的历史事实进行评点和分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王夫之认为阅读《资治通鉴》，可以了解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明辨人物的善恶是非，最终达到“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的境界。“自淑”，就是通过阅读这部书，汲取历史中的智慧和经验，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和认知水平，完善自我；“诲人”，就是将自己从书中汲取的道理和经验，分享给他人，帮助他人成长进步；“知道而乐”，就是通过阅读这部书，明白治国之道、为人之道、处世之道，领悟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获得内心的愉悦和满足。王夫之提出的这三重境界，不仅概括了阅读《资治通鉴》的意义，也为后世读者指明了研读这部书的方向。
读史就像看高人下棋，历史上的明君贤臣、仁人志士，就如同下棋的高手，他们在历史的棋局中，每走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每一个决策都影响着历史的走向，而他们留下的每一个历史印记，就构成了历史棋局中的“残局”。熟读这些“残局”，研究高手们的“下棋”思路和策略，就能学会如何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在自己的人生棋局、事业棋局中从容应对、稳操胜券；熟读历史，了解前人应对挑战的成败得失，就能对各种复杂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遇到问题时不慌不忙、沉着应对。
（作者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