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8日，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习近平主席亲自为我颁发了奖章和证书。这份荣誉和褒奖，不属于我个人，它归功于党和国家对科技人员的热忱关心，归功于社会各界对科技创新的充分尊重。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只有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才能有所成就、实现人生价值，才能收获成功的事业和幸福的人生。
1937年，我出生在江苏昆山的一个普通家庭。大哥、大姐学名分别叫世雄、世英，都是希望成为优秀人才的含义。到我5岁上学时，父亲肺结核病重，无暇给我取学名，小名“七虎”便沿用一生。
我的童年是在日寇的铁蹄下度过的。听我姐讲，1937年淞沪会战后，日本兵入侵西进。父亲原在昆山老家区公署任职员，为避兵锋，举家逃难到上海法租界姑父家，我就出生在逃难的小船上。出生的时候，父亲怕啼哭声引来日本兵，让我母亲死死捂住我的口，差点把我给捂死。
我7岁时，父亲因肺结核病重返回昆山老家，临终前把我叫到床前，留下一句“长大后要干一番事业”的遗言。长大后我才得知，我家的堂号为“敏慎堂”，有“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钱氏家训。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考了全班第一名，受到亲友们的赞扬，也给了我好好学习的动力。为了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母亲把我送到上海上学，住在姑父家。那时候，我哥哥也在上海读中学，新中国成立前他参加地下学生运动，带回地下学联刊物《文萃》给我看，使我知道了沈崇事件和臧大咬子事件，知道了“反饥饿、反内战”。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充满革命和建设的激情。在上海中学，党团活跃，政治思想教育深入。印象特别深的是，李白烈士（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夫人裘慧英女士在我们中学所作的回忆烈士生平事迹的报告，以及苏联女英雄卓娅和其弟弟舒拉的母亲所作的两个英雄事迹的报告。这些为国为民献身的英雄烈士榜样的教育，打下了我人生观的基础。那时候，我还阅读了《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等大量的革命读物。特别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一段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些感人至深的语言，今天读起来仍然让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1954年，我高中毕业时，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一开始校团委书记找我谈话，通知学校要选送我到苏联留学。可不久，校团委书记又找我谈话，说新成立不久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要在中学招收优秀毕业生，组织上要保送我到哈军工学习，因为我国急需培养军事工程人才。
进入哈军工后，要填报志愿。因工程兵工程系跟黄土、铁铲打交道，当时报考这个系的人并不多。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大局的需要，我是班长，带头选择了工程兵工程系，从那时起就与防护工程结了缘。
哈尔滨松花江畔很漂亮，特别是冬天的雪景很美。但我一次都没去看过，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因为表现积极，我在本科一年级18岁那年被发展为中共党员。本科五年，我年年被评为优秀学员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也成了全年级唯一的全优毕业生。
大学毕业后，我被组织选派到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继续深造。出国留学前，老红军、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对我讲，我们中国还有农民吃不饱，你们一个留学生要多少金条给你们？我深知，我的成长全靠党和国家的培养，没有党我不可能留学深造。四年留学，除了莫斯科哪儿都没有去，津贴有剩余也全用来买专业书籍！最终获得了工学副博士学位。
在苏联留学中期，老红军、哈军工工程兵工程系原主任唐凯给我介绍了对象。我回国时，我的对象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工作，我则被分配在了北京工程兵科研设计院。但是，等我休假回京后，工程兵干部部又找我谈话，说原哈军工分院建院，以工程兵工程系为基础在西安成立了工程兵工程学院，新建学院急需人才，希望我到西安工作。
如果去西安，我就面临刚结婚就要两地分居的窘境。当时我们婚姻介绍人唐凯已调任工程兵副司令，找他帮忙争取留在北京还是可能的，但我和我爱人都没有这样想这样做，因为我们深知自己是党员，必须听党话、跟党走，坚决服从国家安排。于是我二话不说，马上去西安报到。一个多月后，利用在北京参加国家防护工程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的机会匆匆完成了婚礼。从那时起，我和爱人两地分居16年。
作为一名军队科技工作者，向战为战、强军报国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面临严峻的核威胁。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二次反击就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和战略武器装备，靠什么？靠防护工程。从那时起，为祖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就成了我毕生的追求。
我奉命进行某飞机洞库门设计。为了获得准确的实验数据，我赶赴核爆试验现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和收集数据。在现场发现，虽然核爆后的飞机洞库钢结构防护门没有被炸毁，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防护门出现严重变形，致使无法开启。门打不开，飞机出不来，就无法反击敌人。原因是飞机洞库门设计采用简单的手算方式，计算精度差。为了提高计算精度，我率先学习引入世界上刚兴起的有限元计算理论，学习计算机编程语言，在大型电子计算机上进行分析和计算，设计出了当时跨度最大、抗力最高、能抵抗核爆炸冲击波的机库大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钻地炸弹、钻地核弹，大幅提高的钻地深度和破坏威力，对防护工程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我带领团队刻苦钻研和攻关，提出了建设深地下超高抗力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并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为抗钻地常规武器和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选址、安全埋深、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抗爆结构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实现了防护工程的跨越式发展。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有矛必有盾。如果说进攻性导弹、炮弹是军事斗争中锐利的“矛”，那么防护工程则是一面坚固的“盾”。“矛”与“盾”总是在攻防对抗的进程中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我和团队时刻跟踪新型进攻武器的发展，只要是进攻性武器这个“矛”发展一步，就琢磨和研究让我们的“盾”如何更坚固一层。从核空爆到核触地爆再到核钻地爆，从普通爆炸弹到钻地弹，经过长达几十年的研究，我们攻克了一个个难关、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我国战略工程装上了“金钟罩”。
大国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军事实力上，更体现在综合国力上。作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既要关注如何增强国防实力、维护国家安全，也要关心如何提升综合国力、谋求人民幸福。1992年初，珠海特区建设机场，要炸平一座山，爆破总量1085万立方米，要求一次性爆破成功，一半的土石方定向落入大海，而且要确保邻近1000米内的两处村庄安全。我带领团队六下珠海，与大家一起研究方案和施工环节，当年12月成功实施爆破，创造了世界爆破史上的新纪录。
这些年，我还在长江隧道、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深中通道、能源地下储备、核废物深地质处置等方面，贡献了我的学识和才智。在我心中，这都是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所系，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幸福所在。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党和国家给了800万元奖金，我全部捐出，主要资助我国西部地区的贫困学生。后来，江苏省又配套奖励800万元，我捐出100万设立了“钱七虎奖学金”用于奖励年轻科研人员，拿出50万捐给了我的母校——上海中学，剩余650万全部捐给了武汉，用于抗击新冠疫情。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由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他们把生命都献给了党和国家，我还有什么不能贡献的呢？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能尽一份力量，跟党走为党分忧、为民解难，是一件有意义而又幸福的事。
奉献给国家和人民，当然也包括周围困难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早在家乡设立了“瑾晖”基金。“瑾”“晖”二字分别取自我母亲和爱人的名字。母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勤劳善良，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她常教导我“人不能光想着自己好”。将基金的名称定为“瑾晖”，既为了纪念我的母亲，也为了感激妻子的全力支持和默默付出。
如今，资助的很多学生都已长大成人、事业有成，他们经常给我写信，来看望我，我感到很欣慰。我还常常在梦里见到母亲，每每想到母亲会为我取得了一些成就、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帮助了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时，我的内心就会感到无比幸福。
家国天下事，社稷一戎衣。我已经89周岁了，虽然已经退休，但我是一名近70年党龄的科学家，始终遵循“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的教导，也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想做、能做。一路走来，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使我深刻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解放，也不会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我始终牢记自己在1956年3月2日的入党志愿书上写到的：“把终身献给国防建设事业”“政治上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更大的力量”。在有生之年，我将继续在防护工程领域潜心研究，带好学生、培养人才，关心团队建设，为国家铸就钢铁强盾。
来源：《人民日报》（2026年04月15日 第20版 大地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