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时间叙述是从叙事之维对中国时间的表达和呈现。汤亭亭文学创作中的中国时间叙述体现为以中国传统节气、节日、生肖年等作为叙事内容和对“周行向前”的中国传统时间观的呈现与认同，它赋予了汤亭亭文学创作的中国历史感和抒情色彩，也为汤亭亭对中华文化的创造性重塑提供了可能，同时还体现了她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汤亭亭文学创作的中国时间叙述既有原生华裔家庭的熏陶，也有美国超验主义的影响，更源自个人的中国时间生命体验。
关键词：汤亭亭；华裔作家；中国时间叙述
时间是人类的生命存在之维，它可分为客观时间与主观时间。中华文明在生生不息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概念。中国时间是中华民族对时间的客观标度和主观体验的统一。所谓中国时间叙述是从叙事之维对中国时间的表达和呈现。华裔作家的文学叙事中常有中国时间叙述，汤亭亭作为当代华裔作家的代表，其文学叙事更是如此。目前学界有从“中国叙事”角度对汤亭亭创作的研究,尚无从“中国时间”叙述角度切入的探讨。本文试图探讨汤亭亭文学创作的中国时间叙述，分析其叙事表现、功能意涵与影响因素，从而见出中华文化对当代华裔作家创作的影响。
一、中国时间叙述的多形式表现
中国时间是中国先民生活智慧的凝结，亦是中华文化精神的绵延体现。中国时间叙述在文学创作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中国传统时间为叙事内容，二是对中国传统时间观的呈现与认同。华裔作家的“中国叙事”往往离不开中国时间叙述，作为美国华裔作家代表的汤亭亭更是如此。
汤亭亭文学创作中的中国时间叙述之一是以中国传统时间标度如节气、节日、生肖年等作为叙事内容，叙写二十四节气、传统岁时节日、中国农历干支纪时和生肖年等中国传统时间。汤亭亭文学创作中关注较多的是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衍生出来的特定节令，也是中国特有的时间节令和中国农历的重要组成。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展现了时间这一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根本问题,它以“八节”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为基本架构，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时间符号。因其鲜明的中国特色，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曾利用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来向世界呈现中国形象。汤亭亭作品中叙写的二十四节气有清明、春分、夏至、立秋等。在《成为诗人》(ToBethe Poet)中就叙写了清明、春分和夏至：“Ching Ming was the 15th day after the Spring Solstice.I lost track,and did not go to myparents’graves.”（笔者译文：清明在春分后15天，我迷路了，所以没能去为父母扫墓。）“June 21,2000 The Summer Solstice.”（笔者译文：2000年6月21日，夏至。）《中国佬》中也叙述了立秋：“到了立秋这一天……纽约人会互相踩着各自的草帽……穿耳洞……似乎是原始人的行为。”对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清明则有多处叙述，除上面提到的《成为诗人》之外，还在其他作品中出现了3次。如在《第五和平书》(The Fifth Book of Peace)中汤亭亭将清明节与亡灵节进行类比：“Los Días de los Muertos.Ching Ming in October.”在《我爱给生命以宽广的余地》(I Love aBroad Marg into My Life)中写道：“Ah,altars,door sill so fgraves./Ah,Ching Ming.”“Along the River during Ching Ming Festival.”
汤亭亭文学创作中也有对中国岁时节日的叙述，其方式之一是在文本中嵌入中国传统节日并将其作为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和标识，如《我爱给生命以宽广的余地》里的“The ninth month,ninth day/festi-val”（九月初九重阳节）；《中国佬》里写“到了中国春节，或越南人和美国人称做‘Tet’期间，生活变得又机械又枯燥”及“除夕之夜，你打电话给报时小姐，聆听她滴滴答答地报出分分秒秒，然后你把屋内的钟都调好，让它们的指针同时到达子夜”；《孙行者》里叙述道：“8月15中秋节宴会上唯一的乞丐是些黑人和白人流浪汉，他们恬不知耻地从外面街上走了进来。”方式之二是将岁时节日作为故事情节内容，如汤亭亭在《中国佬》的不同章节中将端午节作为叙事元素，写道“五月初五端午节……一个识字的人把一张写着罢工计划的纸条塞进粽子”,借写端午节来写华人传递罢工消息的情节内容。形式之三是叙写特定节日的民俗礼仪景观。民俗礼仪是中国传统岁时节日的重要内容，如清明节要扫墓、踏青，中秋节要阖家团圆赏月、分食月饼，重阳节要登高、赏菊、敬老等。中国古代诗人就多用礼俗来写节日，比如王磐笔下的“马穿杨柳嘶，人倚秋千笑”、王建所作的“今夜月明人尽望”、杜牧所写的“菊花须插满头归”等等。汤亭亭的作品中也有一些类似的叙述处理，如她在《孙行者》中向读者展现中国的元宵节：“当太阳离地球最远时，隆冬里将持续五天的元宵节开始了。脚手架形成了一条白龙，白色灯笼构成巨龙的鳞片。孩子们每个人提一只灯笼排着队行进在这些冰洞里。众龙正在戏玩里面点火的冰球—那是代表宇宙或地球的珍珠。”又如她在《中国佬》里写七夕节：“很久以前，牛郎和织女下凡到了人间……王母娘娘大怒，用她的银簪在他们中间划了一条河—这就是银河。……玉皇大帝怜其情深，准其每年相会一次。每年农历七月七日……喜鹊搭桥，他们在鹊桥上相会。这对相爱的人儿一年只能共度一个良宵。分别之时，织女的眼泪化作了夏天的暴雨。”她还写了端午节对屈原的怀念仪式：“人们把米饭扔进江水，喂食他的鬼魂。每年在他的祭日，他们都要这么做，而且他们还在江面上举行龙舟比赛……以后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把米饭、大麦、香肠、猪肉、咸鸭蛋、绿豆，以及黄胶裹在铁树叶子里煮，这就是粽子。”
汤亭亭文学创作中还多次出现干支纪年和生肖年元素。这种时间表达甚至出现在她与笔者的邮件交流中，汤亭亭用“甲辰龙年快乐”作为对笔者的新春祝福。中国农历为阴阳历，直至清末阴阳历仍为中国历法的主要形式。中国农历用天干与地支相配合来纪年，如甲子年、乙巳年等。与此同时，十二地支还对应了十二生肖，例如“丑”对应“牛”，因此所有干支纪年中带有“丑”的年份均为牛年，该年出生的人的属相即为牛。与二十四节气一样，十二生肖也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它同样作为中华文化标识亮相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闭幕式。汤亭亭的作品中就多次出现生肖年，如汤亭亭提及自己与母亲属龙，所以在叙述母亲和自己时经常会使用龙元素。她在《女勇士》中写道：“我其实是条龙，像母亲一样，我们俩都出生在龙年。”“（‘我属龙，’她对我说，‘你也属龙。’）……危险当前，她就该伸开龙爪，抖动一片片的红鳞……就像那盘桓在庙宇檐头的卧龙，母亲蔑视那些恐惧孤独的凡人。”再如汤亭亭的父亲属兔，她在《中国佬》里说“我的父亲出生于兔年”,并因此将父亲躲藏在船上时的动作与兔子作喻“他像只兔子一样蹲伏在地上”。汤亭亭还特别在意本命年的有关说法和忌讳，在一次访谈中她说：“《纽约时报》邀请并询问我是否能在为我提前准备的用于去世时发布的文章上提供一些帮助。这通电话发生在兔年的新年期间。我感到这预兆有点不妙。”
如果说以上中国时间叙述在汤亭亭文学创作中还属于表层叙述的话，那么她对“周行向前”中国传统时间观的呈现与认同则属于深层叙述。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人按照时间播种收获，年复一年劳作，周而复始，因此形成了“周行向前”的中国传统时间观，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在线行性时间的绵延性与流动性中含有周行性和周期性；在周行性时间的周流性或循环性中，也含有流动性和延绵性。”其中既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线性向前，也有“周而复始”“彰往而察来”“九九归一”的环形进程，在这种“周行向前”的时间观里，中国人似乎更在意环形所带来的一种循环观念。汤亭亭在《我爱给生命以宽广的余地》中将传统中国时间观喻称为“Time spirals in China”,这里“螺旋(spirals)”的象喻表明了汤亭亭对“周行向前”时间观的认同。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时间是“重视融通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的人文时间、历史时间和人生经历的时间”,传统中国对于时间的感知并不精确到分、秒，而是从节气变化、节日庆贺中平缓度过。汤亭亭在《我爱给生命以宽广的余地》中还将中国时间观形容为缓慢的行板(andante):“The ancestors say:In China,/time moves slow like yearly rice,andan-te.”（笔者译文：古人云：“在中国，／时间流逝缓慢得像一年一熟的稻米，如同行板。”）她还用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相关联的种植来呈现中国时间：“Hour after hour,eon after eon,/doing the samething,plant,plant.”（笔者译文：一小时又一小时，一万年又一万年，／做着相同的事，种植、种植。）
她坦承自己对中国时间的认同：“I want Time.I want China.”（笔者译文：我渴望时间，我想回中国。）如果说“时间的感知是由生活节奏决定的”,汤亭亭要追求的正是这种与自然息息相关的、非功利的慢生活，她对中国时间观代表的、与农耕文明节奏相契合的慢生活给予了青睐，在呈现“周行向前”的中国时间观之时也表达出了明确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汤亭亭文学创作中有一些中国时间叙述，但其写作的时间记录方式依然是西方的。例如汤亭亭在《成为诗人》中所写的诗歌就是以年“月－日－年”和“日－月”的形式来记录日期的，如下面图1至图4所示，汤亭亭所写的日期分别是：2月20日，1992年；26日5月；凌晨3点15分，12月27日，1992年；25日，12月和26日，12月。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记录时间的方式。
总之，汤亭亭文学创作的中国时间叙述在表层和深层得以进行，从中国时间叙述切入中国故事讲述，赋予了汤亭亭文学创作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这既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创作策略，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表达，还是作家对于中国生活的一种想象性映射。当然，这并不影响汤亭亭以西方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和表达。
二、中国时间叙述的功能意涵
中国时间叙述在汤亭亭文学创作中具有丰富的功能意涵。它首先赋予了汤亭亭文学创作的中国历史感。对于身处西方文化语境的华裔作家来说，中国时间叙述作为不同于西方时间叙述的另一种时间表述维度，增添了其文学叙事的中国历史感。汤亭亭常常在文本中点出故事的具体历史时间，如在《女勇士》之《乡村医生》中给出了具体的中国时间点：唐朝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和唐朝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在《中国佬》之《关于发现》中将女儿国出现的时间放在了武则天执政的公元694—705年，在《中国佬》之《〈离骚〉：挽歌》中写明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在《中国佬》之《论死亡》中明确杜子春生活在公元558至618年间，这一时期“应是中国北周或隋朝时期”,等等。这种在故事叙述时点明中国历史具体时间的写法，使汤亭亭的创作具有了鲜明的中国历史感。除此之外，由于“周行向前”的时间观让人们相信曾经出现的事情将在未来以某种方式再现，因此汤亭亭创作中的叙述有时会运用“彰往而察来”的预叙，使讲述美国生活的叙事也具有中国历史感。汤亭亭在《中国佬》第一章《关于发现》中采用的就是这一方式，作品开端写《镜花缘》中唐敖、林之洋等男性来到女儿国后被当作女性规训对待的故事，它为《中国佬》提供了一个预言式的结局：从中国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的中国男性在异国他乡也像唐敖等误入女儿国一般被社会规训，失去了自我主体性。与此同时，《中国佬》还穿插了多个或神话或传说或历史的中国小故事，用它们作为“引导现实生活的神话”,汤亭亭以之导引接下来的长篇故事，从而构成了一种中国历史介入美国现实的互文性写作。再如汤亭亭在《中国佬》之《〈离骚〉：挽歌》中将屈原解读为一位和平主义者：“屈原，又名屈平，即‘和平’之意。”随后她在《中国佬》之《在越南的弟弟》中将参加越南战争的弟弟写成了像屈原一样的和平主义者，经由此预叙和互文，中国历史介入了汤亭亭创作的美国现实生活叙事，让其带有中国历史感。
中国时间叙述还赋予了汤亭亭文学创作一定的抒情色彩。陈世骧和刘若愚等认为时间意识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有关，周建增进一步肯定了将时间意识与中国抒情传统相关联的现代意义,詹冬华指出时间在中国文学抒情中常常会以暗示的方式或是情绪或是氛围甚至是变形时间的形式进入文学肌理之中。华裔作家的中国时间叙述与故土故人有关，与故乡固定的节俗活动搭配出现，其中包含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抒情，如汤亭亭创作中的“清明叙述”就是具有抒情色彩的叙事。清明节是祭拜逝去亲人的日子，“清明时节雨纷纷”承载了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汤亭亭在《成为诗人》中写清明节，抒发对父母的缅怀思念之情：“妈妈已经去世大概三年了。／我听说在四年后／哀思将会有所转变，/从失去亲人的痛苦转变为感受到她／在地球上～／在树木、山丘、空气中的存在。／从我父亲去世的那一刻/9年前起，我便能看到他在云里了，／他还是住在满月里的兔子。／我的母亲并非无处不在。／她可能存在我之中。／以某种方式，我延续着她的生命／每当我在树下、山上、空气中感到快乐时。”在这一清明叙述中，属兔的父亲化身为一只兔子在象征团圆的满月中注视着汤亭亭，而当汤亭亭在树下、山上、空气中感到快乐时，她也感受到了母亲生命在自己身上的延续。在《我爱给生命以宽广的余地》中，汤亭亭将惠特曼坐火车从香港入内地寻找家乡的日子设定在清明节，她写道：“噢，中国清明节／只要是中国人所在之处，人们／都在向家的方向移动。／埋葬父母的家乡／在天地之间的门会大开／我们逝去的亲眷将／会和我们见面、喝酒、／收获我们的礼物，并赠与我们礼物／……读那些在烟雾中升起的诗。为死者举行的仪式还在继续／……那些山可以是加州的阿尔塔蒙特山口、可以是海岸山脉／还可以是环绕中央山谷的山脉。／我在对的时间抵达，／去抓住这一抹山青。”在此，汤亭亭的清明叙述联结了惠特曼、父母、故国、美国，中国文学里的伤春悲秋、借物抒情传统也得到显现，清明节叙述的抒情化，使创作增添了一种抒情色彩。
中国时间叙述也为汤亭亭在创作中对中华文化的创造性重塑提供了可能。汤亭亭的中国时间叙述是她作为文化个体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接受，其中也包含了她对中华文化的判断与选择，从而为她对中华文化的创造性重塑提供了可能。以中国传统节日叙述为例，这些节日都蕴含了中华文化的共同记忆和情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如元宵寓意团圆，清明代表对逝去亲人的思念，端午代表辟邪祈福和对屈原的纪念等。汤亭亭在叙述中从自己所理解的角度对其进行加工并注入了新的含义。例如，汤亭亭在《中国佬》中叙述她舅爷爷在美国去世后，母亲一方面要求子女们按照中国传统抛撒纸钱、磕头跪拜，另一方面又不要求后代每年都去公墓给亲人送花或食物、以传统方式去祭拜，她的父母甚至对此感到自豪：“我们对待躺在公墓里的高公以及其他祖父们的方式就像美国人对待死去的人一样。”在《中国佬》之《〈离骚〉：挽歌》中，汤亭亭笔下的端午节叙述在纪念屈原之外又多了一层反对战争的含义，她将屈原视作和平的象征，将屈原的字“平”解读为和平的意思，屈原在她笔下成为“他已经没有了家的概念；他看到的是整个世界”的注脚。显然，这是汤亭亭在端午节这一中国时间叙述中添加了她自己追求和平的思想，这种创造性重塑体现了她追求创新变化的一贯坚持。她认为“保持一切不变从来都不是传统”,并举例阐释自己的这一想法：“当小孩们用不同的材料做出了龙，你看不到龙之下每个人的脸。如果从露出来的脚来看，里面有黑色的、白色的、棕色的，这是一条‘美国的龙’。传统的一切也如这条龙一样，虽然它在这儿被改变了，但是依然活着。若只是一味强调‘要按照中国的方式来做’，这项事物在异域里的生命无疑也会结束了。”由此可见，汤亭亭在中国时间叙述中有意识地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重塑。
如果进一步考察，我们更可以发现汤亭亭文学创作的中国时间叙述还包含了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彼得·奥斯本称现代性为“与众不同的时间”,并将现代性与时间进行了关联。马泰·卡林内斯库也将现代性区分为“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和“美学概念的现代性”，认为前者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后者是“产生先锋派”的现代性，且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抗；张诗苑、杨金才承认时间与现代性相连，将两种现代性解读为分别以钟表时间、理性崇拜、效率至上为代表和以个人体验为代表。如前所述，中国“周行向前”的时间观“在线行性时间的绵延性与流动性中含有周行性和周期性；在周行性时间的周流性或循环性中，也含有流动性和延绵性”。美英等欧美国家则将时间看成线性的存在，对此汤亭亭写道：“Time spirals in China.In A-merica,it shoots/straight out.”（在中国，时间是盘旋向前的。在美国，它是笔直向前/射出的。）这种线性时间观念代表着一种不断向前的、快速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它与社会现代性紧密关联在一起，时间甚至成为一种可以衡量的商品，爱德华·霍尔就指出：”讨论西方的时间观时，一定不能忘记如果没有时间表的话，工业社会将不会到来。”这种被霍尔称为“单一向度”的线性时间观将处在其中的人们带入了异化，人没有掌握时间反而被时间统治。对于这种现代性的悖论，汤亭亭在创作中将西方线性时间直接描述为：
“like the line on the heart monitor/of the dead.”（笔者译文：就如同心电监护仪上表示/死亡的直线。）这一描述传递出了汤亭亭的否定态度。她在《我爱给生命以宽广的余地》中同样表达了对西方时间的反思：“最近，我已经／为一本书花费十年；如此我便还有时间／再写三本书。简·奥斯汀/写了六本书。我写了六本书／她有六部大作品，我/有四部大的和两部小的。／我将数字作为自己的避难所。我／把时间浪费在数独游戏上。”在这段文字中，汤亭亭先以简·奥斯汀为榜样督促自己继续创作，以十年完成一本书作为时间表，说自己还有时间写三本书。而在后半段，她称自己浪费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在数独游戏之中。这里的“浪费(waste)”一词可看作汤亭亭对自己此前将时间量化、功利化的反讽，从中见出她对西方时间观和它所代表的快速、精确化、计算化的社会现代性的不满。在与友人的对话中，汤亭亭再次反思资本主义时间的功利性，肯定中国时间的自然与纯粹，她写道：“她吐露了一个／我从前不曾意识到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的想法／当我们期望从和平示威中得到任何好处，／好像必须有用途、收益、利润才进行活动。’我同意这个说法：‘是的，只有佛家才会为了游行本身／而去进行纯粹的活动。’”并且由于传统中国农民依赖与自然变化相关联的节气来种植劳作，汤亭亭甚至自我想象并认同为中国农民：“我发现了那个可能消失的自我，是一名中国／种植稻谷的农民———让我以这个身份继续吧。／为了大多数人基本生存而保持劳作／直到感到满足。当适应这种生活方式并且再没有人这样生活后／那么就可以离开了。”总之，汤亭亭对西方时间的不满和对中国时间所代表的慢生活方式的肯定，都是对“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的社会现代性的反思。
归结以上论述，汤亭亭文学创作的中国时间叙述赋予了她文学创作的中国性和抒情性，她借此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重塑、对社会现代性进行反思，使其创作具有了思想性。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认定汤亭亭具有中国话语立场，或许这只是她从个体双重文化身份出发的、一种近乎本能的文化思考和文学选择。
三、中国时间叙述的影响因素
影响汤亭亭文学创作的中国时间叙述有多种因素，既有原生华裔家庭的熏陶，也有美国超验主义的影响，更有源自个人的中国时间生命体验。
具有中华文化氛围的原生家庭是汤亭亭成长中的第一环，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它直接影响了其创作中的中国时间叙述。来自中国的父母充当了汤亭亭与中国时间的桥梁，他们是她与中华文化最直接的联系者。汤亭亭的父母为她了解和叙述中国时间提供了最初的文化认知，这种认知深度参与了她的日常生活和叙事表达。汤亭亭的父母会在家中吟诵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也会在中国节日与节气时间身体力行地向她传达具有中国文化情感的节日时间美学。特别是当汤亭亭的母亲漂洋过海到达美国与父亲团聚后，她在家中就成为中国时间的化身与象征，让中国节日在家中重现，让家人获得了久违的中国文化亲切感。如汤亭亭在《中国佬》里描述了母亲来到美国后的诸多不适，其中一点便是在美国不能通过日历上的红色知道这天是否为节日。在《女勇士》中，汤亭亭写母亲只要遇上特殊的中国节日或节气都会按习俗对饮食做出相应调整，家中的餐桌上也因此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孩子们只能根据母亲上饭菜的花样来推测今天过什么节。”“孩子们只记着大约一年以前也是吃的素食或荤食，从中了解这是个什么性质的节日。也许一年前吃的是月饼或长寿面。”汤亭亭母亲的这些举动使得孩子们对中国节日有着直观感受和期待，汤亭亭能从家里的饭食中敏锐地捕捉到关于中国节日或节气的信息，中国时间就这样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进入了她的生活，并在其个人成长之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汤亭亭在高中毕业那年撰写了一篇有关中国节日的文章，这篇文章也让她获得了心仪高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闻学奖学金,这所高校最终也成了她就读的学府，中国时间对她来说有着额外的成长意义。
美国超验主义也影响了汤亭亭创作的中国时间叙述。美国超验主义是19世纪发源和流行于美国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其核心思想是强调人的直觉，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质都是超灵(over soul),要重视自然和精神，代表人物有拉尔夫·爱默生、亨利·梭罗。美国超验主义与中华文化中的道家思想相会通，爱默生与梭罗回归自然、提倡极简生活的思想颇具中国道家风骨。汤亭亭在儿时便接触到超验主义，她阅读过超验主义代表人物梭罗的作品并直言阅读梭罗的作品并非学校布置的作业，而是缘于她自己的喜好。成长后的她还接触到一些爱默生的文章，爱默生对灵魂、直觉、超灵的思考也与汤亭亭的灵魂不灭、万物有灵思想契合。汤亭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填写注册表格时写明自己是一名超验主义者。超验主义者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完全按自然时间来进行，以此远离现代都市的喧嚣，这是一种颇具中国时间色彩的生活，让汤亭亭感受到了与自己生活极为相似的朴实、自然、极简的风格。受其影响，汤亭亭效仿梭罗建立了一个小屋,让自己的时间体验与自然相连，达到相对的慢。因而有人认为，汤亭亭“综合了佛家、道家、儒家和中国民间宗教”等多种东方传统思想的思维亦与梭罗有关。
汤亭亭创作的中国时间叙述更源于她直接的中国时间生命体验。汤亭亭曾到中国大陆体验节日时间，虽次数有限，但其中国之行带给了她具体的节日时间体验。在《我爱给生命以宽广的余地》中，汤亭亭写自己在重阳节后一天回到母亲家乡的村庄，体验到重阳节气氛：“这天在／重阳节、农历九月九号之后……音乐厅仍然被光亮包围着。／拥有者还未打扫／在重阳节为老人提供盛宴之后。／这些小的椅子，有些就在那里，／还没有被挪开。一万／人无法装下。这些老伙计们，／享用着食物，轮流被嘉奖。他们／有的走路来的，有的由孩子背过来／也可能是骑自行车、划船／从珠三角各处来到这儿。”在拥有这种直接的中国节日体验的同时，作为一名作家的汤亭亭又通过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来想象性体验中国时间。在《第五和平书》中，汤亭亭想象年迈的母亲在父亲去世后感到孤苦无助而喊叫：“He told me his plan:‘You go back to China.Americans don’t cherish old people.’”（笔者译文：他告诉我他的计划：“你回中国去。因为美国人不尊老。”）汤亭亭还在《我爱给生命以宽广的余地》中塑造了作为自我形象对应物的惠特曼·阿新的形象，他在60岁时离开了家人回到中国，像一个传统中国人一样生活，度过自己的老年时光，汤亭亭借助惠特曼·阿新之口说道：“Married so long,forget to declare I./I want Time.I want China.”（笔者译文：结婚多年，忘记了强调我。／我想要时间。我想去中国。）大写字母开头的“Time”和中国相联系，表达的是对体验中国时间生活的盼望。为了强调这一盼望，她还这样写道：“去吧，在中国生活，／愉快地变老。在美国，无法变老，／没有空间提供给老人。中国，一个／追求永生的国度。时间在中国变得慢下来。／中国爱护长者。”
汤亭亭的中国时间生命体验还包括对佛禅时间的认知和感受。中国佛禅时间具有绵延性，可以无限延展，这样个体就不焦虑于年龄和时光的流逝，得以从容生活。这是一种不拘束于物理时间且游离于俗世的永恒时间。在创作后期，随着自我年龄的增长和个体生命意识的愈发强烈，汤亭亭不再争分夺秒地工作，她从即使在聚会间隙也要停下来修改文稿变成了不再日复一日地要求自己写作：“I have never/had free time…Iregret always writing,writing.”（笔者译文：我从未拥有过自由的时间……我后悔自己每时每刻都在写作。）汤亭亭认为这些先辈所塑、跨越千年的佛像传递着某种信息而给人启悟：“这儿一定存在某种信息……他微笑着走过一尊尊佛像，每一尊佛也都回之以不同的微笑。惠特曼感受到他自己也正在悄然改变。”这种对缓慢而又绵延不断的佛禅时间的体验让汤亭亭追求传统中国时间生活，进而影响了她创作中的中国叙述。
总之，不管是家庭文化背景、超验主义影响，还是汤亭亭自己的生命体验，其中国时间叙述终究取决于她的个人选择。如果说“凡是对时间问题感兴趣的人，也都不可避免地对我们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发生某种 兴趣”的话 , 那么一直对性别、种族、和平、人类命运等问题保持思考的汤亭亭，不断地让中国时间叙述频繁出现，似乎是将中国时间或者是以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视为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的一种暗示。正如汤亭亭曾向笔者解释如何理解“I want Time.I want China”这句诗时所说：“我羡慕中国诗人即使在千年之后遇到一个读者也能够感到满足的态度，也羡慕这种一个读者也能使一位诗人出现的可能性。”在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她话语中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羡慕中国诗人能够在循环、轮回、周行的时间长河里与他人发生思想的碰撞，以不朽的状态持续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帮助。
罗宗宇，钟家傲.汤亭亭文学创作的中国时间叙述[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88-95.
本文刊发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语言与文学”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