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文学作品以易于接受和传播的话语体系讲述人类普遍经验，打破单一文化壁垒，为文明互鉴提供了独特路径。海外华裔作家凭借其跨文化特质，以多元的书写主题和表现形式记录华人历史、重塑华人形象、讲述母国故事。尤其以汤亭亭、谭恩美为代表的当代美国华裔作家，通过作品中的文化记忆叙事模态与策略，记录不同历史背景下华人群体的历史经历和文化观念，反映了美国华裔文学彰显华裔文化主体、重塑故国叙事、唤醒族裔意识的中国书写，以及华裔文学重构离散族裔的文化认同、守护文化多元性、构建族裔共同体等跨文化书写的意义生产。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 文化记忆 中国书写 汤亭亭 谭恩美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语境下，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覆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元领域。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着战略性作用。以文化的交融互鉴为纽带，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与共生共荣，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与探讨的重要话题。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与认同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更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具有深远意义。文学作品以易于接受和传播的话语体系讲述人类的普遍经验，打破单一文化壁垒，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独特路径。在这一背景下，海外华裔作家在尝试融入住在国主流文化社会的过程中，凭借其跨文化特质，以多元的书写主题和表现形式记录家族记忆与群体历史、重塑华人形象、讲述母国故事。
近年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围绕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共同体、女性主义等方面展开，如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华裔小说中的延续与断裂；从身份政治、记忆书写、文化记忆重构等视角阐释族裔性与文化认同；聚焦女性身份对父权制的颠覆；探析异质文化杂糅共存与“各美其美”的共同体建构；研究美国华裔文学的“中国叙事”策略等。然而，纵观美国华裔文学史，无论是19世纪中期华人移民以歌谣、故事、诗歌等形式记录初到异国的经历与感受，还是随后受美国自传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影响发展为以传记、小说为主要体裁的族裔身份与文化冲突书写，美国华裔作家以真实生动的笔触，回忆、记录和反映了不同历史背景下华人群体的复杂经历、文化观念和思想情感。“记忆”成为华人故事从口头转为纸面的重要媒介及其文学作品的叙事核心。尤其以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谭恩美（Amy Tan）、任碧莲（Gish Jen）等为代表的当代华裔作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变化、美国多元文化兴起及华人少数族裔意识觉醒交织的背景下，从家庭叙事切入，通过文化记忆叙事模态与策略，展现出跨文化视阈下美国华裔文学重现华裔群体代际记忆、彰显文化主体、重塑故国叙事、唤醒族裔意识的中国书写。
有鉴于此，文化记忆视角下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反映出华裔文学建构离散族裔的文化认同、守护文化多元性、构建族裔共同体等跨文化书写的意义生产，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为离散文学的文化记忆书写提供了文本阐释范式的更多可能性。
一、文化记忆及美国华裔文学的叙事模态
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始，“记忆”便成为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持续关注的重要概念。具有跨学科特性的记忆研究也历经了“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再到文化记忆的演变过程”。对记忆的系统理论研究最早始于心理学领域。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通过实验心理学研究，证实个体记忆具有自主性而非建构性。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记忆并非只是在思想中对个体生活经历的再现，而是经过反复推敲的建构，其表现形式具有“社会性”。这一观点和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相契合。哈布瓦赫被认为是“第一个系统地将记忆提升到社会心理学层面进行研究和观照的西方学者”，他认为记忆只能在社会框架中进行，人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身于这些框架内”，并要经过社会文化的润饰、削减或完善。换言之，记忆虽由个体完成，但在社会文化背景下仍是一种集体现象。随后，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及其夫人——英美文学研究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做出重要理论突破，将集体记忆的概念提升至文化层面。他们认为，文化记忆是特定民族或文化群体历史积淀的深层结构，具有身份认同的建构功能，并辨析了“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概念。交往记忆往往源于个体的日常口头交流和亲身经历，以三到四代人的家庭故事、个人的晚近记忆等为主体，通过家庭内部和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加以传递。由于记忆通常不借助文本等可保存的物质媒介，因此具有短期性、流动性和非正式性的特征。相较而言，文化记忆则指远离并超越日常生活的社会长时记忆，一般借助节日庆典仪式、文字、图画等符号媒介加以长期保存与呈现，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得以延续。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记忆是集体身份的核心，群体象征意义上的“共同过去”，不仅能够维系群体的文化传统，也同时塑造了集体认同。阿莱达·阿斯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文化文本的定义，细化了文化记忆的动态性，并将经典化的文学文本，如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也纳入文化文本的范畴，从而赋予文学作品文化记忆的功能。
当代记忆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在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文化记忆理论，尤其关注记忆的跨文化动态性、媒介化过程及其与文学叙事的交互关系，并提出了“记忆媒介”和“集体文本”的概念。媒介不仅保存记忆符号，也能够塑造认知、建构意义甚至再生产记忆，在集体记忆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作为记忆存储媒介的文学作品，其基本功能是在建构集体记忆的同时，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推而广之，文学作为集体文本承载显著的社会文化功能，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历史、现实及文化记忆中的其他问题，从而推动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此外，埃尔首次将“跨文化记忆”概念理论化，指出记忆是在不同文化、社会群体之间，在通过移民、殖民、贸易、媒介传播等渠道动态流动、相互渗透、协商与重构的过程中，形成了“记忆的跨文化网络”。与此同时，记忆通过语言、仪式、文本、身体实践等媒介被激活，在跨文化互动中不断得到重新诠释。以此理论框架为观照，族裔文学本质上具有独特的跨文化性。以美国华裔文学为例，作家依托双重文化视角这一优势，通过在作品中将中国传统节日、饮食习俗、神话传说与美国流行文化元素并置，使文学文本成为跨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以作品中代际记忆碎片拼贴的形式，将“排华法案”等集体记忆转化为家庭叙事，实现记忆的跨代际、跨文化传递；通过对唐人街、华人洗衣店等“边缘空间”与美国城市空间的对比描绘，体现跨文化记忆的博弈与协商。在知识生产的跨文化视角下，自我和他者应当是对话协作的对视关系，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边界效应”。在此学术视阈中，文学创作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跨文化记忆的操演实践，不仅呈现了中美不同文化符号系统在文本中的交互，更是通过特定的叙事策略和话语建构，实现了被边缘化的华裔历史记忆向美国主流文化的植入与渗透并逐渐强化主体性与话语权的跨文化实践。
由此引出文化记忆的另一特征“叙述性”，而文学文本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通过叙述呈现出真实与虚构的辩证统一关系。记忆是通过压缩保存大量文化信息凝结而成，同时又通过叙述加以释放、呈现或传播，即使“这种叙述性在文学中又成了一个新的虚构的开端”。因此，鉴于文学是通过“真情实感激活记忆认同”的，“文学虚构不是对记忆真实的背离，而是其必要的重构机制”，多重视角、非线性等非传统的文学叙事策略，以及超现实主义等带有明显虚构性的实验性文体，往往能够更加深刻地揭示被历史遮蔽或压抑的记忆，批判性地建构真实性话语。例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 1969）中借助科幻元素、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铁皮鼓》（The Tin Drum, 1969）中采用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呈现战争创伤，这些具有艺术张力与情感冲击力的叙事机制，重构了历史事件在集体记忆中的认知图式，甚至超越了传统史料的实证功能，在读者中产生了深层的共情共振。正如国内文化记忆研究学者冯亚琳教授指出，文学的非真实性和不可靠性正是文学文本作为文化记忆媒介的特点和优势，因为它可以“通过虚构来言说被主流文化记忆忽略或者排挤的因素，进而将目光投向充满矛盾和变数从而也更有活力的记忆现象”。
文化记忆的叙述性在美国华裔文学领域中具有典型表现。20世纪80年代美国文学界影响深远的“赵汤之争”正是以赵健秀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派”与以汤亭亭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与美学自由派”关于作品创作理念与叙事手法的根本性分歧。赵健秀抨击汤亭亭等在作品中采用自传体裁以赢得白人主流社会认可、改编神话故事并“伪造”中国历史文化、刻意贬损华人男性形象等，导致文学创作脱离真实历史背景，造成“真实”与“虚构”的矛盾。事实上，学术界对美国华裔文学探讨与反映的“真实性”问题已有深入研究：张龙海指出汤亭亭对“另类神话”的描绘正是从华裔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发扬，并反映华裔真实生活，以打破美国社会对华裔的“静音”，将华裔文学引入美国主流文化。王绍平、胡加林阐释了谭恩美在《拯救溺水鱼》中以“无名之地”“修铁路”等现代隐喻唤醒华裔族裔意识，重现华裔被掩盖的历史。张欣聚焦汤亭亭等作家借由虚构与想象展现具有实验性与创造性的“诗化真实”，阐明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回忆录在叙事、情感、视觉层面汇聚的多维“真实”观。简言之，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加以审视不难发现，以汤亭亭、谭恩美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在作品中采用了改写、隐喻、奇幻等看似带有“虚构性”的叙事策略，这种突破传统历史叙事重构华裔群体集体记忆的文学实践，在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中勾勒出主流历史话语遮蔽的华裔经验书写、跨代际创伤记忆的疗愈、离散族裔身份文化认同及华裔共同体的集体想象。
二、基于文学回忆的中国书写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承载美国华人族群集体记忆以及西方世界认知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跨文化媒介，展现出多层次的中国书写。伴随着“美国社会风起云涌的时局变动及中美关系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美国华裔作家以其各异的美学追求和创作导向，通过塑造“想象的母国”形象展现中国书写，呈现出“她们笔下‘想象母国’的故事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关系从迎合到抗争、再到融合的嬗变”规律，“反映了美国不同文化历史时期的大众需求与社会期许”。以汤亭亭、谭恩美的作品为例，在文化记忆的叙事理论视角下，从埃尔提出的经验性、纪念性、历史化、对抗性和反思性五大文学回忆类型切入，它们真实映照了华裔群体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生存困境，有力彰显其文化主体身份、重塑故国叙事、唤醒族裔意识，在真实与虚构中深刻诠释了美国华裔作品中的中国书写。
1.历史化回忆彰显华裔文化主体
“历史化回忆”强调文学与历史学的关联，但由于文学的虚构性，文学文本通过以史实为背景的个体和家庭回忆对“历史事件或人物”进行“反思与审视”，同时基于晚近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经验性回忆”，成为自传文学或“以虚构特征为主导的自传体小说、家庭小说”的主要叙述方式。因为汤亭亭、谭恩美独特的叙事手法，其作品体裁问题始终为华裔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小说叙事常采用第一人称，故事多源于母亲及外祖母的口述故事、家庭历史或个人亲身经历，且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反映出叙事者“我”的成长与变化，故具有典型自传色彩。赵健秀等人提出，自传并非中国文学的传统体裁，而且在西方文学批评的领域也通常被视为不够具有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文学形式，因而《女勇士》等自传体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作家被美国白人文化同化的表现。
事实上，汤亭亭与谭恩美的多部作品确实具有显著的自传色彩，以点带面生动再现了华人群体在美国社会的真实经历。汤亭亭曾明确表示，《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中国佬》（Chinaman，1980）均取材于其家族及华裔社区的真实人物经历。以唐人街为背景的《女勇士》中的故事多来自作家童年时期父母的追忆与讲述，人物原型主要是其家人以及与其父辈同时移民美国的华人。其中，书中的人物之一母亲“勇兰”在家乡行医、而后移民美国与丈夫团聚的故事源于作家母亲英兰的真实经历。小说的故事情节更涉及大量历史史实，并细化到具体年代时间、人物姓名等，如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对华南地区的轰炸、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等。讲述华人劳工故事的《中国佬》则出自作家的家族记忆，重现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广东省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华人移民的经历与境遇，书中的人物无一不带有其家族成员的烙印：在内华达山脉修建美国横贯大陆铁路的祖父，怀揣着淘金致富梦私渡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大伯，入关检查时被扣押在旧金山湾天使岛长达两年之久的父亲……这些由丰富而逼真的细节构成的故事使得这部具有浓烈自传色彩的书常被定义为“非虚构”作品，或更加直白地被称为家族史。谭恩美的作品虽多以母女关系及其反映的文化冲突为主题，但在映射社会历史方面亦发挥同样功能。正如她在《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的扉页中所注“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以及外婆”，书中的故事通常以中国和美国为背景，借助母亲的回忆与讲述体现小说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封建社会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抗日战争等近现代中国历史事件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节日风俗等，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华裔群体的时代背景及其文化与身份认同。《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2001）的故事也同样出自谭恩美母亲的记忆，既有对战乱与落后的社会历史性描写，也有对风水、占卜、轮回等文化现象的跨文化解读。在小说的结尾，谭恩美表达了对外婆的致敬与怀念，“她们记下发生的一切，发生的原因，带来的影响。她们把过去那些本不该发生的故事写了出来。她们把本该发生的故事，有可能发生的故事都写了出来”，从而表现出作品讲述美国社会背景下华人经历的历史真实性。
由此可见，汤亭亭、谭恩美以“自传”形式，即通过真实的家族记忆、客观的历史事实、逼真的细节描述、典型的人物形象，真实再现了早期华人移民在美国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及其为在主流社会争得一席之地的奋斗史，传递了作品的社会反思性与批判性。汤亭亭在采访录中说道：“作家的责任就是在自身和他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帮助他人去了解人类的自身和社会。”由此可管窥汤亭亭对于文学作为文化记忆的保存和传播媒介理应发挥社会批判与文化传播功能的态度立场，以及并非一味为审美追求而牺牲文学作品社会意义的主张。国内学者张琼提出华裔“文化主体”的概念，即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在自觉自立精神的影响下，选择个人认为最为适切的体裁、形式和语言，并明确以自身华裔美国人的身份讲述故事，寄托情感，彰显了族裔群体的主体性。换言之，美国华裔作家所采用带有自传特性的写作体裁承载着华人个体、家庭及族群的经验性回忆与历史化回忆，是华裔作家为记录华人奋斗历程、再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阐发华人群体影响力的自发选择，呈现出华裔群体在争取立足于主流社会过程中对自身文化主体的塑造与凸显。
2.纪念性回忆重塑华裔故国叙事
在文化记忆的理论视阈中，“纪念性回忆”作为文学回忆的重要类型，其本质特征在于对民族或族群古老文化记忆的演示，通常以神话传说、庆典仪式等为核心载体。值得注意的是，以汤亭亭、谭恩美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系统进行了创造性的转码与重构，伴随互文拼贴、文化杂糅、魔幻现实主义等后现代叙事策略，呈现出纪念性回忆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动态演化，也反映了离散文学对文化记忆的虚构性改造及其引发的阐释争议。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对中华文化现象、传奇故事及历史神话的艺术重构，便是这种记忆的典型例证。全书由5个独立的故事构成，其中“白虎山学道”结合了中国历史文化中花木兰和岳飞的故事，“羌笛野曲”追溯了蔡文姬的传奇，“巫医”则通过“母亲”的口吻讲述各类神异鬼怪故事，充斥着杂糅与虚幻的色彩。此外，《中国佬》在讲述故事时也将中国民间故事《镜花缘》中“女儿国”的情节与希腊神话相拼贴，构成零散甚至无序的元素组合。与之相似的是，谭恩美在《拯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 2005）中从一个已故华人幽灵的视角讲述美国白人奇幻而神秘的东方之行，为作品蒙上魔幻现实主义的面纱；而被誉为“谭恩美最好的一部作品”的《灵感女孩》（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 1995）也因其中的鬼魂、轮回、转世等超现实因素被归入魔幻现实主义。
然而，基于文学记忆的虚构性本质这一理论视角可见，这些经过艺术重构的文本中看似怪诞的人物塑造与非常规的情节设置正是以夸张、反衬等多元艺术手法对其背后社会历史现实的真实写照与深刻批判，从而引发读者对当下现实的关注与反思。一方面，作品中历史编纂的修辞、神话传奇的改编、魔幻隐喻等创作手法折射出美国华裔的生存境遇，使其更加普泛化、更具深刻性。例如，作为成长故事的《女勇士》借助中国历史女英雄的传奇以及神异鬼怪故事刻画出的典型人物与环境，揭示了华人女性在美国社会遭受的种族主义与父权社会的双重歧视与压迫；《中国佬》以戏仿、拼贴手法再现了华人移民群体的历史与现实，描绘了华人移民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辛与屈辱；《孙行者》（Tripmaster Monk: His Fake Book, 1989）通过改写经典神话故事，诠释华裔移民应对困境的开创精神，赋予作品重要的政治指向和现实意义；《拯救溺水鱼》采用象征指涉手法以神话故事隐喻现实；《灵感女孩》中的超现实元素体现了对主流文化的质疑和颠覆。而另一方面，作家强调自身以美国华人身份自主写作，并依据文学理念及审美追求选择实验创新性的创作模式，正是体现出其对美国华裔作家文化主体的确认、独立身份的建构及文学创作主张的凸显。例如，《喜福会》以母女的双重视角讲述华人移民过去与现在的故事，对记忆的拆解、改写及差异化的表现方式呈现出作家对族群历史现实处境与自我定位的反思；《女勇士》中反复出现的关公形象既是对为美国历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华人铁路劳工的致敬，亦是通过改编、借用、重写中国文化实现身处族裔与文化边缘华人群体的自我身份定义；《灵感女孩》以非理性的形式解构自称理性的美国社会现实，从而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主流社会探寻身份认同，实现族裔身份的回归，言说独有的华裔美国经验。综上，汤亭亭与谭恩美通过对中华传统神话与历史记忆的文学性重构，实现了对纪念性回忆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不仅建构了新的族裔叙事话语体系，也使得华裔群体突破传统“故国想象”的束缚，在跨文化语境中重新确定了作为故国叙事文化主体的身份定位。
3.对抗性回忆唤醒华裔群体意识
无论性别或其他偶然因素，汤亭亭和谭恩美在美国文学史中的异军突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同时处于种族、阶级、性别的边缘而实现族裔意识觉醒的华裔女性作家对文化与身份的认同更为热切。但这些女性作家也因作品中华人男性形象的缺失或贬损而被猛烈抨击，包括有意凸显华人女性遭受的多重压迫，刻意塑造负面华人男性形象，渲染的厌女陋习。在汤亭亭的《女勇士》中，每个故事的典型华人男性形象及其封建社会男权观念与行为无一不体现出对女性的压迫与蔑视；而在谭恩美的《喜福会》中，无论是在母亲或是女儿讲述的故事中，华人男性均在女性试图反抗阶级压迫、冲破文化枷锁、实现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保持沉默甚至成为阻碍。在赵健秀等作家看来，被贬低丑化的华人男性形象是华裔女性作家在对故国历史文化的共同想象与感性认知中的错误投射与随意阐释。
然而，从文学回忆的另一重要类型“对抗性回忆”来看，文学文本通过特定的叙事机制，得以与主流集体记忆形成批判性对话。一方面通过边缘群体的另类叙事构建“反记忆”体系，另一方面借助特定的叙述策略在文本内部演示记忆的多元可能性。华裔女性作家笔下的典型男性人物形象及性别差异无疑基于对其所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对抗性回忆，反映了作家对时代潮流的深刻理解及其构建族裔共同体的前瞻性意图。尽管受到同时期作家对其丑化华人男性形象的抨击，但不可否认的是，汤亭亭在致敬金山客的《中国佬》中塑造的典型华人男性形象是正面积极的。通过对祖辈与父辈忍辱负重、辛勤劳作以换得在美国社会一席之地的描述，作品揭示了华人男性因遭受歧视而被迫隐忍的真实经历，为华人移民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正名，更宣扬了吃苦耐劳的民族精神和攻坚克难的英雄气概，增强了华人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凝聚力。在《女勇士》中，花木兰、疯女人或是“母亲”等典型人物的塑造，反映出华人女性在遭受阶级社会压迫中的反抗精神与意识觉醒，再现了无论是在旧时代的中国农村或是当代美国主流社会的典型环境中，华裔女性“在历史、社会、文化、地缘政治的边缘探寻自我身份与种族认同”。同处边缘地带的华人以更为强烈的群体意识，共同构建了家庭与社区层面的族裔共同体。同样，谭恩美的作品虽多以母女的代际矛盾为主题，但不难看出代际矛盾的背后是文化冲突，而文化冲突来自美国社会种族和阶级矛盾。在《喜福会》中，四位母亲的个人经历均体现了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为反抗社会对命运的把控与人性的压制而勇敢发声；《接骨师之女》反映了在封建制度下的男权社会，女性如何在压迫中奋起抗争，从而获得自我认同与群体意识；《拯救溺水鱼》通过对遭受民族苦难的热带雨林部落的描绘，隐喻了被压抑的个体精神与社会意识，而其对阶级与文化霸权的反抗，加速了族裔意识的觉醒与共同体的形成。
三、跨文化书写的意义生产
“一个民族的文学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记忆场，储存在文学史、素材、主题、体裁以及人物形象中的信息和能量。”华裔作家在创新文学审美理念的同时，通过文学创作讲述基于父辈和族群回忆的故国故事，描绘中国传统文化，传递与故国的联系，成为从文化、历史、文学、族裔、社会等角度展现中国书写、讲述中国故事的主力军。
纵观美国华裔文学史，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到1869年完工的美国横贯东西大陆铁路，从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华裔文学伴随着大规模的美国华人移民潮而出现和发展，经历了从被消音到主动发声、从被边缘化到进入主流的曲折过程，其“与美国历史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其他国别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随着1943年《排华法案》的废止，刘裔昌（Pardee Lowe）、黄玉雪（Jade Snow Wong）等二代移民华裔作家相继涌现，其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讲述唐人街生活，刻画模范少数族裔形象，以尝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60年代，华裔群体伴随着美国社会的进步不断壮大，雷霆超（Louis Chu）在其小说《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 1961）中不再迎合华裔刻板印象，而是真实描绘美国政府排华政策造成的华人“单身汉社会”。七八十年代，华裔群体的社会地位逐渐提升，对美国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贡献得到认可，美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华裔作家汤亭亭、谭恩美在实现个人美学追求的过程中，致力于传递华人历史记忆，寻求华裔身份与声音，探索中美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新路径。其作品“自传”体裁、文化改写、魔幻色彩等创作形式的背后，蕴含着真实客观性回忆与历史批判性主题，揭露了美国社会历史背景之中被遗忘甚至被掩埋的华人移民史与华人群体的复杂经历，以及由其共同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情感形成的集体想象所建构出的华裔群体共同体，为探究新时代中国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路径借鉴。
综合而言，美国华裔文学通过文化记忆的叙事方式和艺术表达，唤醒了华裔群体的文化主体意识、族裔群体意识，实现了对故国历史文化符号的重塑，展现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书写及中国形象，传递了构建族裔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声音，彰显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美国华裔作家以其身份、立场和跨文化视角，以身处种族、阶级双重边缘的普通华人民众为主体，通过具有历史记忆性、细节真实性、社会批判性的形式书写中国故事，尝试在事实的建构中凸显自我意识、群体形象及族裔文化，而不受当下文学思潮或社会固化思维的影响，是华裔作家在历史与现实的语境下追溯中华文化认同感、反思与重构自我定位、表达与传承华裔集体言说与集体回忆的方式，体现了其中国书写中的时代敏锐性与批判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美国华裔作家书写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典故、传奇人物，在宏大的历史语境下借古讽今，反映华裔真实生活，实现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发扬，以打破美国社会对华裔的偏见，将华裔文学引入美国主流文化，体现了美国华裔作家从美国多元文化及中美跨文化的双重视角重塑华裔文化，在全球化和世界文学的场域丰富中国书写的叙事方式与效果。此外，在以汤亭亭、谭恩美为代表的华裔女性作家笔下，性别差异的根源在于美国主流社会中的族裔差异和阶级差异，不是来支持而是来对抗主导地位的强大帝国主义势力与家长制对女性的否定的目光与书写，华裔文学的中国书写旨在倡导华裔群体平等互爱、彼此尊重、团结一致的和合与共，“诠释西方文明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展现华人社区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的凝聚力”，推动华人群体的共同体建构。
四、结语
文学是记忆与文化的载体。“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在跨文化视阈下，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辩证、历史地审视以汤亭亭和谭恩美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作品，可以发掘其对美国社会历史背景下华人群体共同经历、观念及情感的真实呈现，提炼出跨文化语境下中国书写的时代风格。在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兴起的美国华裔文学以其真切的历史再现、自觉的文化主体、深沉的共同体意识，呈现出更为广阔、多元而深刻的内涵，是“为平等而抗争，对语言和文化霸权的反抗，对不同族裔背景的人类与人类文化杂糅共生、和合共存的文本实践”。
一言以蔽之，美国华裔文学的中国记忆书写凝聚了数代华人的共同经验与情感，以华裔文化主体重构故国叙事，传播中华文化，构建族裔、阶级、性别共同体，承载了作为历史文献和社会宣言的使命，其意义已超越了文学艺术的范畴。在展现中国书写、提高中华文化感召力的同时，美国华裔文学彰显的独立、平等、尊重、包容的文化主张和立场亦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所启示。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华裔文学的跨文化书写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