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拉美新右翼在巴西、阿根廷等国相继执政，具有显著的联动示范效应，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新右翼在经济领域倾向自由化政策与激进改革，但在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主张维护极端保守的传统价值观，展现出激进与务实并存的政策取向。新右翼并非传统右翼的简单回归，而是具有更多新特质。在选民求新求变意愿强烈和全球右翼保守势力抬头等内外因素驱动下，拉美新右翼利用民粹动员方式，推动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和保守的社会文化运动。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在拉美地区升级“打左扶右”行动，推行“唐罗主义”，对拉美的干涉更为公开直接，进一步助推新右翼兴起势头。在拉美加速“右转”、美国加大干涉控制影响下，拉美进入形势多变与矛盾多发的特殊关键期，拉美新右翼的民意基础不牢，改革政策激进，或难实现长期稳定执政。
关键词：拉美 新右翼 拉美左翼 拉美政治钟摆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3期，注释略
拉美新右翼是近年来在巴西、阿根廷、萨尔瓦多、巴拿马、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洪都拉斯等国执政的新兴政治力量，其多数推崇经济自由主义、政治威权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主张进行全面彻底的社会变革，与传统右翼的组织运作逻辑及政策取向不尽相同，因此被称为“新右翼”。其中，部分国家领导人因奉行更加极端保守的政策，被称为“极右翼”。拉美新右翼的组成十分复杂，其政治光谱从极右到中右，思想主张从极端到保守，支持群体从精英到底层。新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既有共性，也有自身特点。拉丁美洲研究协会（LASA）的报告认为，拉美新右翼是“融合了超国家主义、反性别政治、激进自由主义与民粹动员等多种要素的复合型政治力量”。当前，拉美新右翼因强势兴起势头，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其背后既有内部政治社会思潮变化的驱动，也有外部右翼保守力量的助推；既有传统政治钟摆左右轮替的客观因素，也有新右翼善抓民意、呼吁变革的主动姿态。新右翼在拉美多国执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时机的较好把控与对选举策略的有效运用。如何兑现竞选承诺、如何在美国干涉压力下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如何破解国家治理困境以及如何找到现实可行的发展道路，是新右翼执政后面临的主要挑战。
拉美新右翼兴起的表现与特质
近年来，拉美新右翼提出诸多改革理念和政策主张，与左翼截然相反，亦与传统右翼有明显差异，受到不少对现状不满的选民欢迎，其强劲发展势头引发广泛关注。
一、拉美新右翼兴起具有显著的联动示范效应
随着地区形势发展变化，拉美政治格局出现右翼势力群体性兴起的重大转变。2018年，极右翼的博索纳罗以“政治边缘人”身份当选巴西总统，标志着新右翼力量在拉美兴起。尽管博索纳罗在2022年大选中以不到1%的微弱差距败给巴西左翼代表人物卢拉，但新右翼兴起的步伐并未停止。2019年2月，持激进右翼立场的布克尔当选萨尔瓦多总统。2023年10月，极右翼政治人物诺沃亚当选厄瓜多尔总统。
2023年11月，阿根廷“政治素人”米莱作为极右翼选举联盟“自由前进党”候选人参加大选，以55.65%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执政党候选人。米莱上任后推动一系列颠覆性改革，开启阿根廷的全面转型进程。2025年10月中期选举，米莱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超过40%的选票，众议院、参议院席位分别增加48个、13个，尤其是在人口占全国近四成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击败长期执政的左翼庇隆主义政党，实现关键突破。米莱出售和关闭数十家国有企业，全面放松对能源、交通等领域的管制，一系列激进的“休克疗法”引发民众广泛讨论，不少人认为采取全新的国家治理模式有助于解决高通胀等问题，进而实现经济增长。哥伦比亚右翼反对党借鉴米莱施政举措，提出“财政责任法案”，要求设定财政赤字上限，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以应对过高的公共债务。秘鲁国会议员引用阿根廷案例，呼吁加快能源矿业领域私有化进程，吸引更多外资。与此同时，米莱的反建制叙事、社交媒体动员等竞选策略，吸引大批年轻人和对现状不满人士的支持，其胜选为拉美右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政治运作模式。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在竞选中直接借用米莱的“烧毁旧制度”一说，试图复制米莱的政治动员逻辑。
在米莱示范效应带动下，2025年拉美右翼表现更为强劲，在多国大选中获胜，实现历史性突破。在玻利维亚，中右翼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帕斯赢得大选，结束了该国左翼近20年的执政历史。在智利，极右翼的智利共和党候选人卡斯特当选总统，打破该国长期由中左翼和中右翼交替执政的历史。在洪都拉斯，极右翼国民党候选人阿斯富拉当选总统，推动该国政治从左向右转向。在厄瓜多尔，右翼的诺沃亚将选民最为关切的治安问题置于优先方向，誓言严厉打击毒品走私和暴力犯罪，获得大量选民支持并赢得连任。一批新右翼领导人相继执政，加之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伯利兹、巴拉圭等国长期由右翼掌权，新右翼已成为拉美政治版图中的重要力量。此外，拉美还涌现出一批新右翼政客，他们虽然没有取得政权，但影响力不断扩大，发展势头不容小觑。例如，秘鲁极右翼政治人物阿利亚加因其激进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立场受到关注，被称为“秘鲁的博索纳罗”，他领导的大众复兴党在2021年利马市长选举中获胜。哥伦比亚极右翼代表人物、民主中心党领导人卡瓦尔坚决反对和平谈判，支持武力清剿游击队，积极参与国际保守力量举办的会议。
二、新右翼展现出激进与务实并存的政策取向
拉美新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在政治光谱分布和政策主张上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也有突出的共性，即在经济领域倾向自由化政策与激进改革，在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主张维护极端保守的传统价值观，强调回归“法律与秩序”，在外交领域则呈现出政治上“亲美”、经贸上重视中国的“实用主义”趋向，这显示出新右翼在政策取向上的多元复杂性与灵活实用性。
一是经济改革“极端化”。极右翼主张采取“休克疗法”，实行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彻底打破左翼“国家干预主义”主导的经济秩序。巴西博索纳罗政府上台后将部级机构由29个减至22个，反对劳工党的高福利政策，提高最低退休年龄，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加快私有化进程，执政首年即完成50个私有化项目，改革力度明显。阿根廷总统米莱实施的激进改革更具颠覆性和冲击力，他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主张全盘私有化、彻底市场化，采取裁撤机构、紧缩财政、削减开支、放松管制、鼓励竞争等一揽子改革措施。美西方对其大加吹捧，甚至有人称其开启“米莱经济学”。其他新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在经济政策上虽然没有米莱那么激进，但也不同程度加大新自由主义改革力度。智利总统卡斯特被视为近30年来最右倾的总统，其自称“芝加哥门派”学徒，主张减少监管、大幅下调企业税、出台更灵活宽松的劳动法，与米莱的政策取向颇有相似之处。玻利维亚总统帕斯谋求打破意识形态僵局，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主张下调关税、稳定汇率、加强税收激励。虽然帕斯采取的是温和务实的经济改革路线，但也被视为“玻利维亚近二十年来最右的总统”。
二是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保守化”。新右翼在政治领域普遍主张强化“国家权威与秩序”，扩大警察与军队权力，严厉打击犯罪；在社会文化领域主张维护传统价值观，反对性别平等，要求教育体系回归“传统道德”。智利总统卡斯特曾公开表示“怀念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独裁”，主张强化军队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坚决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称“性别平等是左翼的阴谋，会摧毁家庭与宗教”，表示要禁止中小学教授性别平等相关内容。博索纳罗担任巴西总统期间曾多次公开反对同性婚姻，称“同性恋者是社会病态”，并推动国会通过法案加以限制。这些领导人通过发动维护传统价值观的“文化战争”，将左翼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歪曲为“对传统价值观的破坏”，以此动员保守派选民。
三是外交上展现出一定“务实性”。阿根廷、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巴拉圭等右翼执政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普遍有“亲美反共”色彩，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高度认同，政治领域配合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打左扶右”分化策略，安全领域呼应美国在禁毒、打击非法移民上的需求，这些国家被视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在西半球的“政治盟友”。但在经贸领域，不少右翼执政的国家从实践中认识到对外拓展多元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深刻意识到本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重视中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希望扩大与中国的务实合作，谋求新的发展机遇。即便是高度“亲美”的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对华合作上也表现出务实的一面，他在达沃斯论坛上称赞“中国是伟大的贸易伙伴”，还多次公开表达了访华的愿望。
三、新右翼并非传统右翼的简单回归
拉美新右翼与20世纪90年代主张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传统右翼有一定历史传承，二者在经济上都主张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强调减少国家干预，在对外关系上倾向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其支持者包括工商企业界和中上阶层人士。但与传统右翼相比，新右翼展现出更多新特质，包括经济和社会改革力度更大，政治和意识形态更加“工具化”，组织运作更注重新的社会运动模式，争取民意上通过经济、治安、文化、宗教等多元议题运作，将选民基础拓展到青年学生、贫困失业者、宗教保守人士等不同阶层，对外关系上更为公开高调地展现“亲美”立场。
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传统右翼普遍支持经济全球化，主张渐进式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强调要统筹好效率与公平，倾向保留基本福利体系以及国家对核心行业的调控。新右翼则普遍对多边合作持保留态度，一些激进右翼执政的国家片面强调“本国优先”，反对全球化，经济上主张激进自由主义改革，极力推崇“政府最小化”，全面否定福利制度，主张大幅削减社会福利。
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传统右翼通常是建制内的精英人士，强调维护现有政治体制与社会秩序，尊重精英阶层的权威，主张渐进式政治改革与体制内妥协。新右翼则具有强烈的反建制及民粹主义色彩，将自身塑造为“人民的代言人”，主张发动民众对抗“腐败的精英”，其不仅抨击左翼政党人士，也时常批评传统右翼精英。阿根廷总统米莱将传统右翼政党与左翼政府统称为“政治寡头”，宣称自己的当选是“人民对精英的革命”。在对民主制度的立场上，传统右翼主张全面接受并尊重“自由民主”的整体制度框架，而新右翼尤其是极右翼力量则对权力制衡、少数群体权利以及媒体的自由独立运作等表现出怀疑和蔑视态度，其执政后与立法、司法机构的冲突通常更为频繁激烈。博索纳罗在担任巴西总统期间将国会、最高法院视为“体制障碍”，多次威胁解散国会，大选连任失利后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这一行动被视为美国“国会山骚乱”的翻版。
组织运作上，传统右翼依赖政党基层组织与主流媒体进行动员宣传，新右翼则绕过传统媒体与政党体系，通过短视频、直播、网络炒作等方式传播简化的政治口号，塑造“英雄式领袖”形象。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通过TikTok直播打击黑帮的行动，单条视频播放量超1亿次，吸引大量网民支持。阿根廷总统米莱在电视节目中手持电锯，象征与旧制度的“切割”，一时成为全球舆论焦点。
拉美新右翼兴起的原因
拉美新右翼的兴起有深刻而复杂的时代背景，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内部看，拉美日益严峻的发展困境催生地区政治生态变化，选民求新求变意识强烈，为新右翼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机。从外部看，全球保守主义抬头并形成串联，为新右翼提供思想和行动指引。
第一，求新求变的多元政治社会思潮激荡为新右翼拓展力量带来机遇。“反传统”“反权威”“反现任”的不信任危机蔓延为“反建制”的新右翼提供执政基础。十余年来，拉美经济社会发展受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制约，陷入严重困局。2015—2024年，拉美经济出现第二个“失去的十年”，年均增长率仅为0.9%。经济长期不振导致贫困、贫富差距、治安等问题不断加剧。2025年拉美贫困率达33.2%，青年失业率高达28.5%，基尼系数达到0.51，远超0.38这一全球平均水平。经济低迷导致社会治安形势不断恶化，治安问题成为民众最关切的议题之一。拉美有组织犯罪率为全球之最，贩毒集团、黑帮和民兵组织等数百个大型有组织犯罪集团常年活跃，拉美凶杀率居全球首位。面对多种问题，民众的不满情绪高涨，贫困群体的绝望与中产阶层的愤怒交织，对既有体制、传统政党、老牌政治人物以及当政者的极度不信任与日俱增，对国家发展前途严重缺乏信心。2025年拉美民调机构“拉丁美洲晴雨表”发布的报告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传统政党无法代表民众利益”，72%的受访者“对现有政治体制感到失望”，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度只有17%，对国会的信任度只有24%。在对传统体制高度不信任的社会氛围下，选民对当政者投下“愤怒票”“惩罚票”，导致执政党在大选中接连失利。拉美“Z世代”的反传统、反精英意识尤为强烈，他们习惯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诉求，具有强烈的反建制色彩。由于传统左右翼都无法破解发展难题，民众希望出现新兴政治力量和新任领导人，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2025年智利大选期间，42%的选民将“变革意愿”列为投票首要考虑因素，超过经济（38%）与治安（35%）议题。由新兴政党、边缘政党以及“政治素人”等组成的新右翼力量乘势而上，抓紧填补权力真空。一些右翼激进政治人物纷纷打出民粹牌，大力抨击现有体制，频繁发表反移民、反对性别平等言论，旨在打造不畏世俗、敢于进取的形象。新右翼的政治主张融合经济与道德议题，赢得社会上层、部分中产阶级和大批底层民众的支持，其民意基础更为广泛。
拉美地区进入“左下右上”政治周期为新右翼执政提供契机。由于左右两翼都难以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左右博弈、政党轮替成为常态。拉美上一轮“左转”始于2018年，左翼相继在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智利、洪都拉斯、哥伦比亚、巴西等国执政，掀起新一轮“粉红浪潮”。左翼虽在不少国家赢得选举，但囿于反对党掣肘，难以进行全面的结构性改革，这导致其既无法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无力改善选民日益关注的社会治安问题。随着支持者大量流失，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洪都拉斯等国左翼在近几年大选中接连失利，而获胜者均为新右翼代表人物，这表明拉美政治钟摆开始“右转”，进入新的右翼执政周期。2026年，秘鲁、哥伦比亚的右翼政党在大选中更加引人关注，传统左翼政治人物——巴西总统卢拉也面临极右翼候选人的强势挑战。
第二，新右翼加强理论与实践探索，力图以改革成效回应选民诉求。为进一步明确政党定位，新右翼注重加强意识形态和改革政策论述，目的是与左翼和传统右翼作出明确分隔。新右翼以反精英、反体制为核心话语，将包括部分右翼在内的传统政党与政治精英统称为“腐败寡头”，刻意塑造“人民代言人”形象。与左翼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多元文化政策”相反，新右翼秉持“激进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明确反对国有化、福利社会与性别平等，主张全面私有化，坚守传统价值观。智利总统卡斯特在大选期间提出“保守制宪”，与左翼的“多元制宪”主张公开对垒。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在竞选期间提出“结束左翼20年统治，重建国家秩序”，向选民传递明确政策方向，最终击败长期执政的左翼政府。
与传统政党注重政治妥协和政策平衡不同，新右翼旗帜鲜明地推出一系列激进改革方案。在经济领域，新右翼主张加大新自由主义改革力度。阿根廷总统米莱推出“阿根廷人自由基础和起点”综合法案，包含裁减公职人员、放松汇率管制、削减能源补贴、国有企业私有化等238项改革条款。2025年12月，米莱政府在执政两周年报告中指出，改革在消除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保障公共秩序、减少公共支出方面取得进展，已连续两年实现财政盈余，月度通胀率从2023年12月的25.5%下降到2025年6月的1.6%，贫困率从52.9%降至31.6%，全国凶杀案数量降至近25年来最低水平。厄瓜多尔诺沃亚政府力推养老金改革，将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至65岁，同时削减政府支出，执政以来在促进财政可持续性和提升经济活力方面取得重要成绩，2025年10月的月度通胀率下降到1.24%,为近4年来最低。在社会治安领域，新右翼倾向“铁腕治理”，对犯罪“零容忍”。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022年宣布实施“战时状态”，允许警方无需逮捕令即可拘押嫌疑人。在一系列强力措施下，萨尔瓦多社会治安状况明显改善，每10万人遭凶杀率从2018年的50.4起大幅下降到2025年的1.36起，萨尔瓦多从全球暴力犯罪较严重的国家变为拉美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因打击犯罪成效显著，布克尔支持率长期保持在70%以上，2024年其以83%的高得票率连任。博索纳罗任巴西总统期间，推动国会通过《公共安全法》，赋予警方更大执法权，使暴力犯罪率明显下降。这些颇具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民众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的核心诉求，为新右翼巩固执政基础赢得更多筹码。
第三，全球保守势力回潮与美国对拉美“打左扶右”行动升级为拉美新右翼兴起提供重要外部推力。全球保守主义回潮为新右翼提供思想和行动指引。美欧极端保守政治势力将宗教、同性婚姻、移民、公共安全等非经济议题纳入选举核心议题，争取到大量保守主义和基督教福音派选民支持。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欧洲的极右翼政党不断崛起，标志着全球保守主义强力回潮。拉美的右翼政治精英因此受到鼓舞，开始效仿美欧极右翼政客的政治营销和竞选策略，并加强互动串联。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双方意识形态立场高度一致。米莱曾多次前往美国拜会特朗普，两人在社交媒体上时常相互唱和、支持。米莱、卡斯特、布克尔等拉美国家右翼代表人物还多次参加“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马德里论坛”两大极右翼组织举办的活动。巴西和墨西哥分别在2019年、2023年举办“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全球保守势力的联动为拉美新右翼提供了意识形态和行动方面的指导。米莱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想直接源自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理论，其“美元化”主张得到美国保守派智库的公开支持。智利总统卡斯特的“反性别意识形态”口号则借鉴了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的政策话术。
美国特朗普政府在西半球“打左扶右”行动升级为拉美新右翼兴起提供助力。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即“唐罗主义”），宣称要“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将拉美重新定位为核心利益板块，加大对拉美事务的干预力度，并采取分化策略，公开支持右翼，打击左翼。2026年初，美国突然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强掳总统马杜罗夫妇，对地区左翼阵营形成严重威慑，右翼夺取政权的欲望进一步膨胀。
美国对拉美右翼势力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治支持。2023年阿根廷大选前后，特朗普多次借由社交媒体表达对米莱的支持，称其“将让阿根廷再次伟大”，并承诺若其当选将加强美阿合作。2025年玻利维亚大选期间，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公开批评左翼政府“破坏民主”，间接为右翼候选人站台。美国还通过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制裁古巴等方式，孤立地区左翼政权，营造有利于新右翼的政治环境。二是经济支持。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金融机构向右翼政府提供贷款，条件是右翼政府须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米莱执政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即表示将加大援助。同时，美国对激进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加大金融、贸易、能源等制裁，以助力右翼夺取政权。
美国与全球保守势力的支持抬高了拉美新右翼的声势。2023年阿根廷大选期间，米莱在获得特朗普声援后，支持率上升8个百分点。2025年智利大选期间，美国的政治资金追踪机构（OpenSecrets）分析称，卡斯特很可能获得了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库的资金支持，其竞选广告投放量是左翼候选人的2.3倍。
拉美新右翼的发展前景
短期看，拉美新右翼仍将保持强劲上升态势。新右翼代表该地区新兴的重要政治力量，其兴起所带来的影响正超越选举政治范畴，向制度、社会、文化等层面延伸。新右翼推行全面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选民求新求变的愿望，一些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在稳定宏观经济和提升安全治理上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阿根廷米莱政府大幅降低通胀，英国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称赞其为“自由主义改革的典范”。萨尔瓦多的布克尔政府大幅降低犯罪率，在地区安全治理上取得显著成效。在上述示范效应下，玻利维亚、智利等国右翼取得历史性胜利。
随着拉美政治生态向有利于右翼政党执政的方向转化，加之美国加紧实施其控制、分化拉美的“唐罗主义”，地区“右转”恐加速推进。2026年2月，哥斯达黎加举行大选，右翼政党主权人民党候选人劳拉·费尔南德斯赢得总统选举。秘鲁、哥伦比亚、巴西等国家也将于2026年举行大选，目前新右翼力量在这些国家都具备较强竞争力，拉美左右共治的政治格局恐被打破。拉美新右翼兴起与美国升级干涉形成联动效应，对拉美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地区形势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随着美国的干涉和胁迫行动不断升级，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等国左翼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左右两翼矛盾加剧，地区一体化进程将严重受阻，拉美将进入内部政治社会矛盾加深、外部干涉增多的特殊变化期。
面对自主性发展受阻以及大国博弈中“选边站”压力增加，拉美国家倾向于更为谨慎地处理对外关系，即便右翼执政的国家也不例外。一些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的国家希望最大限度利用美国推动的“近岸外包”，扩大本土生产，增加对美出口，同时兼顾中国等重要市场。南美一些国家因与中国经贸联系更为紧密，普遍采取平衡外交，在部分外交和安全议题上追随美国，经贸上试图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新右翼之所以能在拉美多国执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富有煽动性的政策口号、具有目的性的选民动员策略以及美国的外部助力，但其缺乏坚实的执政基础，若无法兑现选举承诺，必将导致选民不满情绪加深，政治钟摆将很快由右向左，再次出现政党轮替。总体来看，拉美新右翼面临多重挑战。一是民意基础不牢。新右翼的支持群体通常是由“保守宗教团体、经济精英与中下层选民”组成的高度异质性的松散联盟，经济精英看重市场化改革，而中下层选民渴望改善生活质量、提升福利待遇，各方诉求存在差异，难以形成政治共识与稳定联盟。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因在执政后期过度推行私有化，导致部分福音派选民流失，凸显了执政联盟的脆弱性。新右翼的一些改革议程存在矛盾，如加强安全治理需增加警务人员，修建更多监狱需增加财政支出，这与财政紧缩目标相抵触。二是短期激进政策带来系列风险。由于立场和利益的驱使，新右翼势必通过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减税等政策为金融资本集团提供获取巨额利润的机会。这些政策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拉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不平等和脆弱性等结构性问题，还可能因为过度依赖外资与外部援助，导致抗风险能力下降，甚至引发债务和金融危机。新右翼大力炒作“文化战争”，虽在短期内动员起保守派选民，但同时加剧社会撕裂，埋下政治和社会动荡的隐患。萨尔瓦多警方在打击犯罪分子的“战时状态”下扩大执法权力，阿根廷米莱政府试图限制最高法院权力，这些法律问题和冲突都可能成为引发新右翼执政危机的导火索。三是难以长期稳定执政。新右翼并没有就国家长期发展提出系统性的治国方略，又缺少长期执政的基础。英国《经济学人》评论指出，新右翼“重短期成效、轻长期规划”的治理逻辑，难以解决拉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外界普遍认为，新右翼难以实现长期执政，拉美的政治钟摆与左右轮替或将持续上演。如何在短期内取得切实成就、如何在改革和稳定之间保持平衡、如何团结各派力量达成国家发展共识，将是新右翼政府普遍面临的关键问题和紧迫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