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时代，以图形处理器（GPU）为关键载体的智能算力已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技术权力理论揭示出英伟达公司GPU市场垄断者的地位不仅是一种市场结果，更是一种权力形态，它通过硬件架构、软件生态与供应链网络构筑起控制与依附关系，成为美国对华实施技术遏制的制度化支点。面对美国趋于收紧的对华GPU政策，英伟达采取了游说美国政府与安抚中国市场双向押注、技术降级与生态固守相结合的平衡策略，同时通过调整全球产能布局与构建行业生态联盟来应对地缘政治风险。这些行为在短期内虽为其保留了部分中国市场并规避了政策风险，但长期来看，却加速了中国国产GPU的替代进程，也破坏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稳定，加剧中美在科技领域的战略互疑与“体系并行”风险，最终会对全球科技治理体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英伟达的战略折射出技术巨头在国家安全逻辑与全球市场逻辑之间难以调和的根本困境。
关键词：技术权力；大国战略竞争；英伟达；人工智能；制裁与反制裁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智能算力成为驱动数字经济与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引擎，并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全球权力格局。在构成智能算力的各类芯片中，图形处理器（Graphic Processing Unit, GPU）凭借卓越的并行计算能力， 扮演着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正如技术权力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技术不仅是生产力，更是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掌握关键技术的国家与企业，可通过标准、规则、供应链和生态系统构建对他者的结构性支配。GPU的全球流通与控制，已不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而成为技术权力运行的典型场域。
美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主导者，深知算力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意义。近年来，美国政府围绕GPU构建了系统性的对华遏制架构，从高性能芯片禁售、制造设备与上游材料管制，到“长臂管辖”限制第三国对华出口，形成了一套以技术权力为核心的智能算力封锁体系，意在阻断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上升路径。在这一体系中，英伟达（NVIDIA Corporation）作为全球GPU市场的垄断者，处于极为独特的位置。一方面，它是美国技术权力结构的关键执行节点，其产品成为政策实施的直接工具；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在全球市场逻辑下维持中国这一重要市场，从而陷入国家安全逻辑与资本逻辑相互掣肘的结构性困境。
本文以技术权力理论为分析框架，试图揭示英伟达如何在美国对华智能算力遏制体系中发挥双重作用，并以此揭示技术、资本与国家之间复杂的权力互动。研究首先阐释GPU何以成为美国构筑技术权力体系的核心节点；继而分析英伟达通过硬件垄断、软件生态与供应链协同所形成的多维权力壁垒；随后探讨其在中美科技博弈中的战略抉择与角色张力；最后评估这种以技术为权力工具的结构，对产业发展格局、中美关系及全球科技治理体系的深远影响。通过这一案例，本文旨在说明，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权力正在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具决定性的变量之一，而企业正日益成为权力网络的能动主体与受限客体的双重存在。
一 技术权力理论与美国对华智能算力遏制
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技术早已超越单纯的生产要素范畴，成为重塑国家间结构性关系与国际秩序的重要权力资源。尤其在智能算力这一人工智能体系的底层环节，权力关系的演化已不再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占有或市场垄断，而是通过技术的嵌入、生态的绑定与标准的制定，构建起新的国际控制体系，技术权力由此成为理解当下中美科技竞争较具解释力的理论视角之一。
（一）基于技术权力理论的观察视角：从国家到企业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控制或支配他国意志与行动的能力，是国家捍卫本国利益、拓展影响力的核心手段。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演进，人工智能、物联网、5G网络等具有颠覆性潜力的技术正在重塑全球生产方式、社会运行机制与国际互动模式，催生技术权力这一新形态。目前学界关于技术权力的研究已形成多维框架。有学者从基本概念出发，将技术权力划分为不同类型：一为强制性权力，即通过技术禁运、出口管制等直接手段，限制或剥夺他国获取关键技术与产品的能力；二为网络性权力，指通过控制技术产业链的关键节点，如芯片制造、先进材料，塑造全球生产与创新的基本结构，使其他国家处于系统性依赖地位；三为制度性权力，表现为主导国际技术标准、规则与平台的制定权，使他国在既定制度框架内活动，形成路径依赖。另有研究聚焦数字领域，提出物质性、制度性与观念性技术权力的划分，凸显了从物理基础设施、规则制定到价值观念的多维渗透。还有观点指出，硬技术权力（供应链、基础设施等）与软技术权力（技术标准、技术生态等）在当下交织，共同构成了大国竞争的核心支柱。
关于技术与权力的演变机制，既有研究揭示了二者复杂的双向建构关系。一方面，技术被视作关键的国家权力资源，其革新能够直接提升国家地位，驱动国际权力关系变化乃至国际体系变迁。特别是在相互依赖的全球网络中，掌控关键技术节点的国家，可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武器化”工具，实现对其他行为体的监控或封锁。而在数字时代，凭借算法、数据和算力优势，大型科技企业的技术权力甚至能影响他国发展路径与全球治理规则，重塑权力分配。另一方面，国际权力结构，尤其是大国在权力转移期的战略博弈，被认为是推动重大技术革命的根本动力。技术的设计与应用内嵌特定政治目的，而既有权力结构也主动塑造技术发展路径，形成持续互动。
基于现存丰富且具有代表性的大国竞争案例，部分学者聚焦展示技术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动态演进路径。冷战时期的美苏科技竞赛被视为安全逻辑主导的经典范例，国家安全威胁直接驱动国家资源向尖端技术领域大规模倾斜，技术权力在此过程中表现为服务于地缘政治的硬实力与结构性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半导体竞争则揭示了从经济摩擦到安全协同的路径。美日初期竞争聚焦贸易与市场，随着全球战略格局变化，技术议题被高度安全化，推动美日双方关系转向关键技术联盟，并通过小多边机制强化结构性技术权力。当前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为复杂，技术权力的博弈呈现出多维度、体系化特征。研究指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手段已从传统竞争转向包含出口管制、供应链重塑与联盟施压的“战争化”策略，同时竞争场域从单纯技术优势拓展至规则与治理模式的主导权。还有学者从中美欧三方互动的视角研究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特别指出欧盟作为“第三极”，试图通过打造严格的数字规则体系输出“规范性权力”，使得全球技术秩序的博弈进一步表现为不同治理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综上，技术权力理论的现有研究主要围绕类型划分、技术与权力的演变机制以及具体的大国竞争案例展开，这些研究成果为观察当下美国在智能算力领域，尤其是在GPU问题上对中国实施的封锁遏制提供了理论工具，同时也有助于理解这一背景下英伟达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作出的战略选择。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既有研究多将技术权力理解为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所拥有的结构性能力，但这一概念本身并不必然以国家作为唯一或排他的承载主体。在高度市场化、私有化且由跨国企业主导的技术体系中，特定非国家行为体同样可能通过对核心技术节点、研发路径与产业生态的控制，对他国政策选择、产业结构乃至国际规则演进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文选择技术权力理论作为核心分析视角，并将英伟达作为理论载体，旨在超越传统的市场垄断分析，深刻揭示英伟达背后的技术权力结构及其在美国对华技术遏制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这并非否认国家在技术权力中的核心地位，而是拓展了技术权力理论的解释范围，并指出在当代技术政治结构中，技术权力的实际拥有者与其最终政治效应之间并不总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二）美国对华智能算力遏制中的GPU议题
数字时代的技术权力主要体现为对关键数字资源——算力、算法、数据的控制权、分配权与标准制定权。作为人工智能的引擎，围绕“大算力+大数据+大模型”，智能算力被视作推动全球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竞争力，决定着人工智能迭代与创新的速度，是大国开展科技竞争与权力争夺的关键领域。而GPU作为智能算力的重要载体，更是已从纯粹的技术产品演变为地缘政治的焦点。目前，美国构建起“小院高墙”式对华技术遏制体系，其最核心、最明确的“高墙”之一，便是围绕高性能GPU构筑的出口管制网络，这一方面是因为GPU在人工智能时代占据了无可替代的战略基石地位，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在GPU领域的追赶速度触发了美国的霸权焦虑。
1. GPU的技术与战略价值
GPU是一种专为并行计算设计的处理器，最初诞生于图形渲染的需求。随着技术进步，它已从单纯的图形加速器，演进为支撑人工智能与科学计算的核心算力引擎。相较于CPU通常仅有数十个复杂核心，现代GPU拥有数千个精简计算单元，能同步执行大量运算，特别适合处理高并发的数据任务，这一特性使得GPU不仅在游戏和视觉渲染中表现卓越，更成为训练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大规模数据分析和模拟仿真等领域的首选硬件。凭借强大的矩阵运算能力和高带宽存储，现代GPU可高效执行深度学习所需的万亿级参数运算，极大地缩短了模型训练时间。以全球算力芯片巨头英伟达为例，其团队自2012年以来通过GPU互联与系统联网等技术手段，将单个GPU的人工智能推理性能提高了1 000倍。近十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系列突破很大程度上均得益于以GPU为代表的算力技术水平的提升。它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关键算力基石，持续赋能科研创新与产业升级。
凭借在人工智能训练与推理中强大的并行计算能力，GPU不断拓展其应用边界。从产业角度而言，一方面，GPU研发带动了芯片设计、封装测试等上下游产业升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算力自主与产业链控制权；另一方面，GPU深刻影响着一国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孵化能力，从自动驾驶到精准医疗，从金融算法交易到智慧城市治理，各领域核心竞争力均以GPU的高效并行计算为底层支撑。不仅如此，GPU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国军事能力建设也有重大意义，目前正被广泛应用于战场模拟、武器研发、情报分析和自主作战系统。科技与军事强国正在利用GPU集群加速核爆仿真模拟，传统计算耗时被大大压缩；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蜂群依赖GPU实时处理海量传感器数据，实现快速协同打击。此外，加密破解、卫星图像解析等高强度任务也高度依赖GPU算力。GPU的性能直接影响着战场信息优势与装备代差，未来军事竞争的本质，正在从传统火力对抗转向以GPU为核心的智能算力的比拼。总而言之，GPU作为智能算力的核心支撑，已远超技术范畴，日益成为国家战略竞争的焦点。
2. 中美GPU竞争现状与美国对华技术威胁认知
目前，中美GPU竞争已成为全球科技战略博弈的核心前沿，并呈现出“美国主导、中国追赶、竞争与封锁交织”的复杂态势。美国企业在全球GPU市场占据压倒性优势，英伟达、超威半导体（AMD）和英特尔三大巨头几乎垄断了全球市场。特别是在高端GPU领域，英伟达一枝独秀，2025年前三个季度占据了92%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将GPU自主可控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国产替代进程显著加速。咨询机构TrendForce的测算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服务器所用外购芯片的比例将从2024年的63%降至42%，而本土芯片供应占比将升至40%，较三年前提升近30个百分点。华为昇腾系列作为国产标杆，其昇腾910芯片已用于国内多个智算中心；寒武纪、壁仞科技、天数智芯等企业也在特定场景推出商用产品。2025年7月，沐曦与摩尔线程两家国产GPU公司同日获批冲刺科创板，反映出资本对本土芯片行业的强力支持。然而，国产GPU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是性能代差，国产GPU在算力、能效比及互联技术上仍落后国际旗舰产品1—2代，难以支撑千亿参数大模型的高效训练；二是软件生态短板，缺乏成熟的生态系统，开发者社区和工具链建设尚处于早期，迁移成本高；三是制造瓶颈，高端GPU设计依赖先进制程，但中国大陆最先进的晶圆制造工艺（如中芯国际SMIC的7纳米）仍受到设备材料的限制，量产高端芯片困难。
尽管在GPU领域的综合实力与美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中国的追赶速度仍然令美国深感担忧。特别是在美国霸权焦虑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关键性技术领域的权力失衡都有可能触动其敏感神经。美国始终认为本国GPU技术优势存在被中国超越的重大风险，宣称中国正在实施持续的政策支持和巨额研发投入，在高端芯片设计、制造和设备领域提速追赶甚至超越，强调“中国的扩张正在重塑全球科技格局”。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2025）》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利用先前获得的深紫外光刻设备生产先进7纳米芯片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美国智库界高度关注华为、寒武纪、天数智芯等中国本土企业在GPU领域的快速进展，其专家解读称，中国雄心勃勃的算力目标表明其有志于发展本土技术支撑的算力产业，这将对美国的技术优势构成挑战，尽管美国对敏感芯片采取了出口管制措施，但并不足以应付中国带来的显著“威胁”。 基于这种心态，美国政府不断通过出口管制、融资截断、技术联盟等方式对华施压，旨在切断中国获取尖端芯片的渠道，巩固本国在GPU领域的主导地位。
二 技术权力的构成：英伟达的GPU垄断地位及其战略价值
在美国对华智能算力遏制的宏观格局下，英伟达绝非一个普通的市场参与者，而是这一战略得以具象化实施的核心支点。本文选择英伟达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纵深剖析，原因在于其已超越单纯的企业范畴，成为技术权力在智能算力领域的物质化凝结与集中体现。这种权力已超越传统的市场垄断，形成了由硬件架构权、软件生态权和供应链网络权构成的稳定三角结构，从而使英伟达得以成为全球GPU产业“金字塔尖”的绝对主导者，同时也是美国推行技术民族主义战略的有力工具。
（一）硬件架构权：定义计算范式与性能演进路径
英伟达技术权力的首要表现形式是其硬件架构权。通过持续、快速的硬件架构迭代与专用计算单元创新，英伟达在物理层面构筑了高性能计算的准入壁垒，形成了对他国与企业发展的“硬约束”。这种权力直接、可见，其威慑力源于技术代差所带来的绝对性能优势。
英伟达的硬件发展路径，清晰地展示了其如何将技术领先转化为硬件架构权。从通用计算优化到专用计算加速，再到异构计算融合，其架构革新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向性。以流式多处理器（Streaming Multiprocessor, SM）为例，从Fermi架构奠定基础，到Ampere架构优化能效，再到Blackwell架构采用芯片粒（Chiplet）设计实现计算密度倍增，这种代际领先并非偶然，而是系统性研发投入的结果，旨在始终保持1—2代的性能鸿沟。更具颠覆性的是其对专用计算单元的垄断性布局。2017年，Volta架构集成Tensor Core，将人工智能训练从通用计算引领至专用的张量计算时代，使人工智能训练性能获得指数级增长。随后的Hopper架构引入FP8（8位浮点数）精度，Blackwell架构支持动态标度技术，这一系列操作使得英伟达牢牢掌控了人工智能算力性能的标尺。与此同时，英伟达通过推出并不断迭代其专有的NVLink高速互联技术，重新定义了多GPU乃至GPU与CPU之间的协作范式，这项技术使得构建超大规模、高效协同的人工智能计算集群成为可能。在此，技术权力理论得以彰显：英伟达通过定义什么是“先进”的算力，并持续抬高这一“先进”的门槛，使任何追赶者都必须在其设定的技术轨道上竞赛，从而陷入了“追赶—落后—再追赶”的被动循环。这种由硬件性能代差所构筑的硬件架构权，构成了英伟达技术权力体系的物质基石，为美国政府这一外部力量将其作为政策工具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二）软件生态权：构建开发者依赖与行业标准
如果说硬件壁垒构成了技术权力的“硬拳头”，那么软件生态则构建了更为隐蔽和强大的制度性权力，这种权力体现在通过建立标准、规则和生态系统，塑造他者的行为预期与发展路径，使其在既定框架内进行活动并形成依附关系。英伟达的统一计算设备架构（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 CUDA）生态系统，正是这种权力的典范，它通过极高的用户转换成本，实现了对开发者社群的“软锁死”。
CUDA的权力建构始于其先发优势。2006年，当黄仁勋力排众议推出CUDA时，实则是抢先创建了一个并行计算的“制度体系”。这一体系提供从底层驱动到高级应用的全栈工具链，包括cuBLAS、cuDNN、CUTLASS等高度优化的加速库，以及Triton、TensorRT等部署工具。这种全面性使开发者能够快速构建和部署GPU加速应用，形成强烈的路径依赖。截至2024年，CUDA累计下载量超4 800万次，覆盖近500万开发者和4万家公司的生态，已成为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领域事实上的行业标准。对于开发者而言，放弃CUDA意味着需要重写数百万行代码，并承担未知的性能风险与时间成本，这种巨大的迁移成本构成了英伟达最坚固的软件壁垒。从技术权力视角看，CUDA生态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商业竞争，它是一种规则制定权，谁控制了开发生态，谁就控制了创新活动的发生场域和演进方向。这种软件生态权与硬件架构权形成了完美互补。硬件优势是“阵地”，而生态锁死则是“阵地”上的“法律”，共同构筑了一个近乎封闭的技术王国，极大地提升了英伟达垄断地位的稳固性和威慑力。
（三）供应链网络权：掌控先进产能与技术共生关系
英伟达技术权力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供应链网络权，即通过控制全球技术供应链与创新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塑造生产、分配与创新的基本结构，使其他国家与企业处于系统性依赖地位。英伟达通过与台积电等关键供应商的战略协同以及对全球先进产能的预先锁定，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构建了这种深层次的结构性支配网络。
英伟达与台积电的关系，已远超简单的“客户—代工厂”交易，而是演变为一种“技术—资本共生体”。一方面，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和CoWoS先进封装技术是英伟达GPU性能突破的物理基石；另一方面，英伟达也反向赋能台积电的制造流程，例如其cuLitho计算光刻平台，为台积电向更先进制程迈进提供了关键支持。这种深度的技术耦合，使二者成为“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更重要的是，英伟达通过资本手段实施“产能壁垒”战略。在人工智能芯片需求井喷的背景下，台积电的先进封装产能成为全球最稀缺的战略资源。英伟达凭借其市场地位和财务实力，提前锁定了台积电2026年约80万至85万片晶圆的先进封装产能，相当于台积电该年度总产能的半数以上。这一行为的经济学意义是垄断，而其政治学意义则是结构性网络权力的行使。它意味着，即便其他设计公司能够设计出有竞争力的芯片，也难以获得足够的先进产能来实现规模化量产。英伟达通过控制供应链的关键瓶颈，实质上剥夺了竞争对手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从而将自己在硬件和软件上的领先优势，通过供应链网络固化为一种难以撼动的系统性优势。这种权力使得英伟达成为全球算力产业网络的“枢纽”，任何希望进入高端人工智能计算领域的实体，都难以完全绕开由英伟达—台积电联盟所把持的这条主干道。对半导体供应链网络的深度嵌入与控制，使英伟达的技术权力根深蒂固，从而具备了影响全球GPU产业格局的宏观能力。
总的来看，英伟达的垄断地位是硬件架构权、软件生态权、供应链网络权三重技术权力叠加互锁的产物（参见图1）。其中，硬件架构创新构筑了强制性的技术壁垒，软件生态形成了制度性的规则锁死，供应链协同则奠定了网络性的产能支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伟达超越了普通的市场垄断者，成为一个技术权力的聚合体。它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其产品的卓越性能，更在于它本身已成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权力节点。因此，理解英伟达的垄断，必须跳出市场分析的窠臼，看到其背后深刻的技术权力逻辑，这也是解读其在当前美国对华技术遏制中所扮演独特角色的关键。
三 技术权力的运用与困境：英伟达的策略选择及其效果
美国对华GPU技术遏制政策呈现出一个逐步升级、不断深化的过程，其政策举措具有阶段性、多层次的特征。从特朗普1.0和拜登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就通过“实体清单”和出口管制等手段，针对中国半导体企业实施定向打击，试图切断中国获取先进算力资源的途径。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修订《出口管制条例》，进一步扩大对华芯片出口限制范围，不仅禁止英伟达A100、H100等高端GPU对华销售，还设置了“总体处理性能”和“性能密度”等精确的技术门槛，迫使企业推出符合限制标准的“特供版”芯片。美国还通过“长臂管辖”滥用域外管辖权，联合盟伴国家共同实施技术封锁，甚至要求全球半导体企业提交库存量、订单等商业机密数据，形成了由国会、国务院、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动的“全政府”遏华战略。这些举措的核心意图是通过防御性制裁与进攻性诱拉并行的方式，维持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霸权，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速度。美国对华GPU技术遏制政策的不断升级，实质上是国家政治权力对以英伟达为代表的企业技术权力进行征用与工具化的过程。作为回应，英伟达的一系列战略选择，清晰地展现了其作为技术权力主体，如何在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夹缝中，对其所掌握的硬件架构权、软件生态权与供应链网络权进行主动调适、防御性运用与战略性重构。这些策略在短期内旨在维系其权力根基与商业利益，但从技术权力理论审视，其每一项权力运用都内嵌着自我矛盾的逻辑，并导向了权力的耗散与困境（参见图2）。
（一）游说政府与安抚中国的双向押注
英伟达的游说与安抚行动，是其将企业技术权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并进行双向风险对冲的尝试，即一边在美国积极游说，争取出口管制松动；另一边在中国谨慎行事，维持市场信任。这种政策平衡术契合了技术权力理论中“技术巨头作为地缘政治参与者”的逻辑机制。在美国，英伟达首席执行官（CEO）黄仁勋的游说活动是影响政策摇摆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以自家企业在美国科技生态中的垄断地位为筹码，多次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政策，警告其将损害美国技术优势与产业利益。在美国政府放行英伟达H20、H200芯片对华出口的问题上，黄仁勋与特朗普的直接会面和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2025年12月，黄更是亲赴华盛顿，游说阻止将“GAIN AI法案”——这份旨在严格限制对华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的提案——纳入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这些行为实质上是将英伟达在全球市场取得的成就与美国的长期技术领导权及财政收入进行捆绑，试图以企业的技术权力地位和商业价值为筹码，影响甚至重塑国家权力决策，属于一种典型的“以技术权力塑造政策环境”的策略。
与此同时，英伟达在中国市场展开了一系列安抚与合作举措。黄仁勋在2025年内三度到访中国，出席链博会并会晤高层领导，反复申明中国市场对英伟达不可或缺，承诺“将在合规框架内坚定不移地服务中国市场”。英伟达还宣布将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针对中国本土客户需求开发合规的人工智能芯片。截至2024年年底，英伟达在中国的员工已增至近4 000人，本土支持团队显著强化。这些举措意在向中国市场表明，即便受美国政策束缚，英伟达仍将中国视为其战略要地，也反映了企业作为技术权力主体在面临政治压力时，试图通过本地化嵌入来维系其权力的延续性。此外，为弥补管制政策造成的服务缺口，英伟达还尝试通过间接路径服务中国客户，比如通过与亚马逊云科技（AWS）等国际云服务商合作，提供基于英伟达GPU的云算力租赁服务，使中国客户能够利用云平台间接获取算力资源。同时，英伟达还通过东南亚等相对中立的市场与中国客户保持联系。目前，英伟达已斥资2.5亿美元在越南建设封装厂，拟借“本地化生产+合规改造”的方式规避出口管制。这种“曲线救企”的策略，体现了英伟达在政策限制下的灵活应变能力。
英伟达的双向政治押注策略虽然为其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却未能扭转其在中国市场被结构性边缘化的趋势。目前，英伟达在中国面临的多维度、高强度的监管审查，折射出其正在逐渐失去中国政府及关键企业的信任。2025年7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H20芯片的“追踪定位”和“远程关闭”等安全后门风险对英伟达进行约谈，表明监管层对其产品可能被用作美国政策工具，进而危及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的高度警惕。同年9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违反中国反垄断法为由，对英伟达实施进一步调查，指控其在收购迈络思（Mellanox）科技有限公司后未能履行“公平、合理、无歧视”供应GPU和网络互联设备的承诺，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捆绑销售与生态垄断，认定其商业模式对公平竞争存在系统性侵蚀。一系列监管重拳清晰地画出了中国政府维护数字主权、市场公平与供应链安全的底线，也意味着英伟达的安抚举措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中方对其技术权力可能被“武器化”和“工具化”的深层警惕，其在中美科技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的空间被显著压缩。
（二）技术降级与生态固守之间的平衡
面对美国不断加码的GPU出口管制政策，英伟达选择了一项颇具争议却见效迅速的应对策略：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特供芯片。通过技术参数的精准调控，既满足美国政府的合规要求，又最大限度保留中国市场。从A800/H800到H20，再到B20、B30/B40，英伟达建立了一条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线。这些产品的部分技术指标甚至有所超前，但在关键性能上严格受控。以英伟达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H20芯片为例，其最大亮点是FP8算力（296 TFLOPS）较H800（67 TFLOPS）提升超4倍，但美国商务部设定的“性能密度”红线阉割了其核心优势，H20的FP16计算能力仅为H100的15%，Transformer Engine (TE) 等关键功能也被移除，NVLink互联带宽被限制在400GB/s，远低于H100的600GB/s，这使得多卡协同训练效率大大降低。这种设计思路绝非随意为之，而是其硬件架构权经过精密计算的合规性调整——既刚好低于美国政府的管制阈值，反映了英伟达在合规框架内寻求技术突破的创新能力，又尽力满足中国客户进行大模型推理的基本需求，体现出其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不仅如此，英伟达战略中最具远见的一环，便是在性能参数上作出妥协的同时，全力保留其CUDA软件生态的完整性。2024年3月，英伟达更新了其CUDA软件的最终用户许可协议，明确禁止在非英伟达GPU上运行CUDA软件。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若使用国产GPU，需要重构代码适配，导致研发资源分散。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对此策略心领神会，他曾公开表示，向中国出售足够多的芯片，目的是让中国开发者对美国的技术体系“上瘾”，从而形成生态绑定。从技术权力视角看，这体现了英伟达权力运用的深层逻辑：当硬性架构输出权受到政治约束时，便通过巩固制度性生态控制权来维持其技术体系的整体影响力与用户依赖，防止市场与开发者基础的流失。
英伟达的这种平衡术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2025年7月，美国政府同意放行H20芯片对华出口，同年12月，又批准上一代旗舰芯片H200对华出售，英伟达得以保住中国市场的基本盘。然而这种技术降级策略也面临长期风险：一方面，美国政府放开管制的政策附带了高额的“收益分成”条款，即要求英伟达将H20芯片销售额的15%、H200芯片销售额的25%上缴美国政府。这一政策将技术权力直接货币化，揭示了美国管制逻辑的新维度：在维持技术代差优势的前提下，将企业技术权力的行使变为一项需向国家支付高昂“特许权使用费”的交易。这一政策严重损害了英伟达的战略自主性，使其难以制定稳定的市场策略，进而影响其长期研发。另一方面，硬件架构权的主动削弱压低了英伟达产品在中国的竞争力与利润空间，而软件生态权的过度强化与封闭倾向，以及这种将技术商业交易高度政治化的模式，都将削弱中国客户的采购意愿。事实上，在H20解禁后，市场反应并未如预期热烈。阿里巴巴、腾讯等头部企业已明确表示，将大幅减少对英伟达特供芯片的采购，并将订单转移至华为昇腾等本土供应商。这表明，试图通过一个维度的权力强化来弥补另一个维度权力的损失与异化，不仅难以成功，还可能招致系统性反制，导致其技术权力在两个维度同时受损。
（三）全球布局与中国依赖的艰难取舍
在美国对华GPU技术遏制的背景下，英伟达愈发感到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暗藏风险，于是着手对其全球市场版图展开一系列布局调整，这本质上是其供应链网络权在物理空间上的主动分散与重构，旨在降低地缘政治波动对业务连续性的冲击，增强自身韧性，是技术权力主体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理性规划。然而，由于中国市场的庞大体量和增长潜力难以完全替代，这一调整过程始终充满了矛盾与取舍。
在中国市场占全球营收比重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英伟达不得不将业务重心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近年来，黄仁勋在东南亚、中东等地区频繁活动，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签署合作协议，不断扩张英伟达在其他地区的市场版图。例如，与新加坡合作开发东南亚语言大模型，在马来西亚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为沙特阿拉伯智慧城市项目提供算力支持，与阿联酋合作建设大规模人工智能园区等。这一业务转移并非意味着完全退出中国市场，而是通过开拓和培育新兴市场，弥补因对华出口受限造成的营收损失，同时构建一个更为均衡的全球市场格局，从而提升英伟达在地缘政治动荡中的抗风险能力。此外，英伟达的全球布局不仅体现在实体层面的市场和供应链，还涉及技术标准与市场准入规则。随着美国政府发布《赢得人工智能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英伟达同步加入美国主导的技术标准议程，推动美国技术成为全球标准，包括加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牵头成立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联盟，以推动人工智能安全标准的制定；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共同投入1.52亿美元，合作开发一套开放式人工智能模型等。
英伟达的全球布局体现了一家技术巨头在地缘政治漩涡中的生存智慧。通过构建多节点、分散化的全球网络，英伟达试图削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同时确保在关键区域维持存在感。这种做法既是对当下政治压力的回应，也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科技体系分裂的预判和准备。然而，英伟达这一策略的实效却遭到其技术权力结构的惯性阻力与政策新变化的抵消。中国市场曾一度占据英伟达数据中心GPU全球营收的20%—25%，且是维持其CUDA生态全球规模效应和迭代动力的关键，这种“收益—生态”双重依赖构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因此，在实施全球多元化布局的同时，英伟达仍在中国市场采取深度绑定策略。在H200芯片获准出口后，英伟达已通知中国客户计划在2026年农历新年前启动发货，初期规模可达数万颗，显示出其对中国市场的重视。权力困境由此得以揭示：技术权力所衍生的巨大商业利益与生态价值，本身会反噬其权力重构的意图。同时，美国政策从“全面禁止”到“有条件收费准入”的转变，在短期内反而可能缓解英伟达彻底失去中国市场的压力，使其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对关键市场的依赖，从而削弱其通过地理分散来规避政治风险的战略紧迫性和效果。
（四）联盟构建与自主控制的矛盾统一
面对美国趋于收紧的科技政策，英伟达意识到过度倚重单一产品具有极高的经营风险，因此积极调整其生态战略，通过一系列投资与合作，构建跨越传统竞争界限的战略联盟网络。然而，这种联盟构建并非简单的开放式协作，而是在共享收益与保持控制之间反复权衡。这一逻辑于2025年达到高潮，并通过两笔震撼业界的投资案得以充分展现：50亿美元入股英特尔、1 000亿美元押注OpenAI。
2025年9月，英伟达宣布向昔日对手英特尔注资50亿美元，换取约4%的股权。这一行为并非简单的财务投资，而是双方在技术与市场上的深度耦合，更是英伟达技术权力网络化扩张的关键一步。通过此次合作，英伟达将其在人工智能加速计算的硬件架构权和CUDA软件生态权力，与英特尔在通用CPU（特别是x86架构）市场的基础性权力相结合。双方计划共同推出融合芯片，其战略意图在于构建“英特尔CPU+英伟达GPU+CUDA软件栈”的全栈技术优势。此举意味着英伟达正将其权力触角从专精的加速计算领域，延伸至更广阔的通用计算底层，旨在定义下一代计算平台的标准，从而行使更广泛的行业规则制定权。紧随其后，对OpenAI的天价投资展现了英伟达技术权力的另一种延伸模式：对前沿创新方向与核心客户的“绑定权”。根据协议，OpenAI将作为英伟达AI工厂增长计划的首选伙伴，使用英伟达系统搭建10千兆瓦规模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这种深度绑定战略的巧妙之处在于，将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演进节奏嵌入英伟达的硬件路线图：随着大模型训练复杂度不断提升，OpenAI的研究需求将重塑英伟达芯片的架构设计，使英伟达始终位于人工智能算力发展的最前端。
值得注意的是，在持续扩大跨企业协同版图的过程中，英伟达始终坚持灵活自主的控制策略以确保利润核心和未来话语权。鉴于英伟达在人工智能芯片市场已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任何大型收购都可能触发监管红线，英伟达刻意绕开“吸睛却高风险”的完全收购，而是通过股权投资加合作的方式搭建生态联盟，这种并购策略既巧妙规避了各国的反垄断审查，又通过注资和技术协同将关键合作伙伴纳入自己的生态体系。例如，对英特尔仅持股约4%，对OpenAI的投资也同样不谋求控股，这种“生态构建者”而非“直接控制者”的定位，有助于降低政治阻力，保留合作伙伴的技术独立性，从而吸引更多人工智能企业加入其技术体系。另外，即便与英特尔等公司结成战略同盟，英伟达依旧紧握技术整合主导权。合作条款以“英特尔主理CPU制造与销售，英伟达提供GPU硬件及人工智能软件栈”为分工划界，使后者在保留核心知识产权的同时规避技术主导权外溢。同时，NVLink等自有技术标准被设定为联合产品中的必选项，进一步将英伟达的关键技术嵌入合作平台，确保其技术标准仍处于核心地位。
英伟达采取的“结盟”与“自控”并行策略，是其应对美国出口管制、维系行业主导地位的重要举措。该策略的核心逻辑便是以广泛结盟的方式分散地缘与市场风险、扩大技术与生态影响力，同时在关键技术环节保持绝对控制，形成一种看似矛盾实则高度统一的商业逻辑。然而，这种策略也蕴含着内在张力，英特尔、OpenAI等联盟伙伴本身具有强大的技术野心与自主需求，这种基于利益耦合而非完全控制的联盟关系并不稳固。长期来看，这些合作伙伴可能借合作名义寻求自研芯片技术，最终与英伟达渐行渐远，导致其试图构建的网络化权力体系从内部出现裂痕。这揭示了技术权力扩张的一个悖论：为巩固权力而构建的网络，也可能成为权力分散和转移的渠道。
四 英伟达角色及其困境的全球影响
英伟达作为美国对华智能算力遏制体系中的关键技术节点，其战略选择与行为逻辑并非孤立的企业决策，而是深度嵌入美西方对华战略竞争与技术安全化进程之中。表面看，英伟达是在美国政府出口管制压力下“被动合规”的商业主体，但在实际操作中，它通过性能降级、生态锁定与产能布局调整等方式，将国家安全逻辑转化为可执行的市场与技术实践，从而在客观上成为美国对华算力遏制的重要实施载体。正是在这种国家逻辑与企业理性交织的结构中，英伟达呈现出鲜明的双重角色特征，其行为后果也远非单一维度所能概括。
（一）对企业自身与半导体产业的反噬性影响
英伟达在美国对华算力遏制背景下采取的一系列做法，表面上体现为对出口管制规则的迎合与商业风险管理，实则延续了美国长期以来将关键技术“安全化”的政策传统。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出口管制体系限制高性能计算机、航天与核相关技术向苏联扩散；20世纪80年代，又通过贸易与技术手段系统性压制日本半导体产业，迫使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退居次要位置。今日英伟达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结构性收缩，正是这一历史逻辑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延续。
然而，国家安全逻辑并不必然与企业长期利益相一致。中国市场长期贡献英伟达全球营收的10%以上，同时也是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最为活跃、开发者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若失去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英伟达CUDA生态的网络外部性与开发者黏性都将受到实质性削弱。在出口管制持续加码的背景下，英伟达被迫推出多代“合规版”“降级版”芯片，但这些产品难以满足大模型训练与前沿科研需求，客观上为中国本土GPU厂商的替代性突破创造了窗口期。
同时，也需要看到，英伟达的部分策略并非只产生单向度的负面影响。通过为中国市场提供特定合规产品，英伟达在客观上为部分高度依赖其生态的中国企业提供了一种短期缓冲机制，使其在中美科技博弈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得以实现某种“软着陆”。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算力供给的骤然断裂，为部分应用型企业争取了技术与商业调整的时间窗口。
但这种缓冲效应具有明显的条件性与不可持续性。一方面，降级芯片在性能与扩展性上的限制，使其无法支撑长期的前沿技术竞争；另一方面，以政治合规为前提的供给安排本身加剧了市场不确定性，反而强化了中国推动“自主可控”的战略决心。因此，这种有限的正向效应并未改变英伟达在中国市场边际收缩的总体趋势，反而在中长期层面加速了全球GPU技术体系的分化。
从更广泛的产业层面看，英伟达通过提前锁定先进制程与封装产能，加剧了全球高端算力资源的结构性紧张，推高了GPU价格，使科研机构与中小创新主体面临更高进入门槛。这种供需错配不利于创新扩散，也削弱了半导体产业的整体活力。长期来看，当企业竞争越来越依赖政治庇护而非技术突破时，其创新动力与生态开放性都将受到侵蚀。
（二）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结构性加剧效应
英伟达的行为并非孤立的企业现象，而是中美科技竞争逻辑在市场层面的具体投射。从历史经验看，技术始终是大国竞争的核心战场之一。当前中美围绕人工智能与算力展开的博弈，也已被广泛视为新一轮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在这一背景下，英伟达的行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它展示了跨国企业如何从全球化合作的“润滑剂”，转变为大国竞争中的“结构性节点”。过去，跨国科技企业通过技术扩散与产业协作，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间的对立。而在当下高度政治化的科技环境中，企业越来越难以保持中立，其商业决策被迫嵌入国家战略框架之中。
英伟达在美国政府压力下执行出口限制的行为，在中国社会与政策层面被普遍解读为“企业配合对华遏制战略”。这种认知变化不断侵蚀中国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信任基础，并推动更严格的审查与监管实践。由此，中美在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逐步陷入一种制度化敌意：一方通过企业节点强化技术封锁，另一方则加速推进自主替代与体系重构，“脱钩”风险呈螺旋式上升。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看，这一趋势可能导致中美在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形成相对独立的“双体系并行”格局。这不仅意味着市场分割，更意味着标准、生态与知识体系的分化，其结果或将重演冷战时期科学技术割裂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与重复投入。
（三）对全球科技发展与治理的溢出性后果
在讨论英伟达相关行为对全球发展与治理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对因果主体作出区分。下文所指的多重负面效应，并非由英伟达这一企业单独造成，而是源于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与算力安全化的结构性推进。英伟达的作用，在于作为这一战略的关键市场载体和技术节点，将国家层面的安全逻辑转化为具体的商业实践与产业后果。美国政府的遏制政策构成根本驱动力，而英伟达这种具有双重身份属性的跨国企业，则在其中发挥了传导器和放大器的作用。
首先，这一进程加剧了全球算力分配的不均衡。算力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性资源，本应具有公共品属性，但在安全化逻辑主导下，却被转化为新的战略壁垒。其直接后果是数字鸿沟的深化：部分国家得以持续获取先进算力，而被排斥在体系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则被迫在低端硬件与有限生态中徘徊。
其次，这一趋势削弱了全球科技治理的多边性。人工智能治理本应依托广泛的国际协作，但在现实中，治理机制日益服务于特定国家与企业的战略利益，规则制定呈现明显的阵营化倾向。这不仅削弱了全球规则的普遍性，也动摇了国际科技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最后，技术安全化将对全球创新文化造成长期损害。人工智能的发展高度依赖开放式的跨国科技合作，而出口管制与企业合规压力压缩了国际科研协作空间，迫使各国构建“平行技术体系”。这种碎片化趋势降低了全球创新效率，也使技术进步逐渐偏离造福人类整体福祉的初衷。
综上所述，英伟达在美国对华智能算力遏制背景下所扮演的角色，既体现了企业在大国竞争中的被动嵌入，也反映了其作为关键技术节点对全球体系所产生的放大效应。其困境并非个案，而是当代科技霸权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
余 论
回到本文的研究问题：英伟达究竟是如何在美国对华智能算力遏制体系中发挥双重作用的？由此揭示了技术、资本与国家之间怎样的权力互动关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理解“英伟达事件”更深层意义的关键。
从经验层面看，英伟达在这一体系中的双重作用，具体表现为一种高度张力化的企业角色结构：一方面，它作为美国高端算力技术的核心供给者，被纳入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竞争框架之中，成为对华技术遏制的重要执行节点；另一方面，它又作为高度依赖全球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试图通过性能降级、生态固化等方式，在有限空间内延缓市场断裂、维护商业利益。正是在这一“执行—缓冲”并存的行为模式中，英伟达同时扮演了遏制工具与风险缓冲器的双重角色。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双重角色并非英伟达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美国将人工智能与算力系统性安全化的结构性产物。当国家安全逻辑深度嵌入企业运行机制之中，企业既无法完全拒绝充当政策工具，又难以彻底放弃全球市场理性，只能在制度约束与商业压力之间进行策略性调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英伟达所面临的困境并非偶然结果。企业在双重角色约束下的策略调整，既无法长期满足国家遏制目标，也难以维系全球市场信任，最终导致企业利益受损；国家层面的技术遏制通过企业节点具体化，又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制度化敌意；而全球层面则因算力资源的政治化与阵营化，面临技术生态碎片化与治理失序的风险。企业的困境并非源于企业的道德失败，而是源于国家安全逻辑与全球化技术体系之间的结构性冲突。
在此基础上，本文的分析亦对中国如何应对类似技术遏制与企业嵌入问题提供了若干启示。首先，中国需要将相关现象理解为结构性科技竞争的常态结果，而非个别企业或单一政策的偶然产物，从而避免在具体企业层面的过度情绪化或道德化解读。其次，在推进高端算力与人工智能自主发展的同时，中国亦有必要保持对跨国技术企业行为逻辑的理性认知，在制度设计上区分企业的被动嵌入与主动配合，防止将结构性压力简单转化为对外技术合作的全面收缩。更为重要的是，英伟达的案例表明，单纯以降级或替代为目标的应对路径，可能在短期内缓解部分风险，却难以从根本上化解技术安全化所带来的系统性问题。中国的应对策略，既需要着眼于关键技术能力的持续积累，也有必要在更广泛的国际层面推动对算力、人工智能等基础性技术的治理共识，防止全球技术体系滑向长期分裂与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