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林》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

作者：樊泳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借助新出碑志与考古材料，大象年间周宣帝营建东京的诸多细节可得发覆。负责规划新都的窦炽、樊叔略、高虬、王孝深四人，除窦炽外全部出身山东。新都太极殿规制、新出现的游豫园及其区位皆与邺都相同，说明东京的宫苑制度实以旧齐邺都为蓝本。入隋后，北周洛阳宫仍得保留，并很可能为炀帝营建新都所取用。大象营洛虽中道而止，但标志着关陇政权向汉魏政治文化潮流的回归，不仅促成中古都城新制的西传，更为唐代的两京格局作了初步探索。

关键词：周宣帝；洛阳；北齐邺都；中世纪都城；高虬

北周大象元年（579）二月，周宣帝于洛阳下诏，征发山东诸州兵“起洛阳宫”，并将邺城的相州六府迁至洛阳，改称东京六府，自北魏末年以来屡经兵燹残毁的洛阳由此跃升为北周东京，与长安并称两京。次年五月，宣帝暴崩，幼子静帝即位，外戚杨坚辅政，下令“停洛阳宫作”，周隋禅代后，隋文帝杨坚罢废东京官署，直至仁寿四年（604），隋炀帝才在汉魏故城之西再度大举营建东京。

传统史家将营建东京与宣帝在位期间的一系列荒淫残暴之举并列，以“极丽穷奢”斥之。近代以来，学者态度渐有改观。陈寅恪从经济运输角度出发，指出“在北周以前军政范围限于关陇巴蜀，规模狭小，其经济尚能自给。自周灭北齐后不久，即营建洛阳为东京，隋唐承之”。谷川道雄与魏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宣帝的洛阳经营予以解释。谷川从两魏周齐时代霸府与王都分别蕴含的“权力”与“权威”意义理解宣帝营洛对隋唐两都制的深刻影响；魏斌则注意到孝文帝迁都以来洛阳形成的文化传统，认为宣帝经营洛阳，除军事意图外，实与周隋之际回归汉魏政治传统的历史趋势相合。

由于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颇为有限，前贤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加以把握，若就东京营建的具体情形而言，仍有诸多基础问题尚待厘清。近年来，大量隋代墓志出土面世，有不少涉及宣帝营洛的零散信息可供勾连，部分大象年间的工程遗迹也随着汉魏洛阳城考古工作的推进得到揭露，许多问题已有进一步讨论的可能和必要。本文尝试利用新出碑志与考古材料，结合中古都城制度研究的既有成果，辑考东京工程的职掌人员，尝试探寻新都的都城规制及其制度渊源，并对大象营洛的历史意义再作申述。

一 营建东京诏的出台

建德六年（577）二月北周平灭北齐之后，周武帝对北齐的两都采取温存之策，在相、并二州“各置宫及六府官”，亦即以晋阳与邺城为别都，与京师长安三都并列。武帝对新征服地的稳定颇为上心，对邺城尤其关注。建德六年二月，武帝在邺都太极殿接受齐后主投降，乙卯（十二日）启程返回关中，十月戊申（八日），又巡幸邺城，入住邺宫，主持改葬祖父宇文肱。十一月，在邺听览旧齐僧俗人士上书言事。十二月己未（二十日），并州发生反乱，武帝赴并处理善后事宜，废并州宫及六府，次年（宣政元年， 578）正月壬午（十四日）又东幸邺宫，并在相州周围析置州郡，削弱北齐京畿地区的独立性，到辛卯（二十三日），才踏上西归之路。

在东西往来的过程中，河洛地区作为东西间枢纽的角色逐渐浮现。建德六年七月武帝行幸洛阳，“诏山东诸州举有才者……赴行在所，共论治政得失”。次年正月行幸邺宫西归，“诏于怀州置宫”。但是，历史并未给他进一步施展拳脚的机会，是年五月，武帝亲征突厥，行至云阳病重，退回长安，于六月病逝，卢思道谓其“虽有武功，未遑文德”。从他对洛阳措意无多的情况来看，武帝似乎准备在一定时间内维持现状，通过在长安与邺都间巡回往还来抟聚东西。

宣帝即位后，北周真正开始将山东经营的重心转向洛阳，以洛阳取代邺城，作为帝国东京之所在。《隋书·地理志》记相州云：“东魏改曰司州牧。后周又改曰相州，置六府。宣政初府移洛。”这一系年与诸书尤其是《周书》帝纪不合，故学者自杨守敬以降皆不取。按，《隋志》与《周书》对同一史事的记载偶有一两年的系年之差，此处所记相州六府迁洛时间之误亦属此类。宣政元年正值突厥与高绍义、高宝宁联兵侵围幽州之际，若武帝确曾有将相州六府迁洛的命令，多半亦是为避东北兵乱的权宜之计，且未来得及落实。武帝出师未捷而于是年六月病逝，宣帝即位，洛阳方面的布置未见推进，至次年，六府南迁和洛阳的营建才正式开始。

宣帝在大象元年的一系列举动都极具象征意义。正月，受朝于露门，“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陈寅恪指出，“所谓汉魏衣冠，即自北魏太和迄北齐河清时期北朝所输入之晋南迁以后江左之文物”，这是关陇政权“东部化”的重要标志。随后，宣帝“东巡狩”，行幸洛阳，并于二月颁布营建洛阳之诏：

河洛之地，世称朝市。上则于天，阴阳所会；下纪于地，职贡路均。圣人以万物阜安，乃建王国。时经五代，世历千祀，规模弘远，邑居壮丽。自魏氏失驭，城阙为墟，君子有恋旧之风，小人深怀土之思。

我太祖受命酆镐，胥宇崤函，荡定四方，有怀光宅。高祖神功圣略，混一区宇，往巡东夏，省方观俗，布政此宫，遂移气序。朕以眇身，祗承宝祚，庶几聿修之志，敢忘燕翼之心。一昨驻跸金墉，备尝游览，百王制度，基趾尚存，今若因修，为功易立。宜命邦事，修复旧都。奢俭取文质之间，功役依子来之义。北瞻河内，咫尺非遥，前诏经营，今宜停罢。

末云“北瞻河内，咫尺非遥，前诏经营，今宜停罢”，即停罢武帝东巡时于怀州所置之宫。此诏颁布后，宣帝“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以迄于晏驾。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自武帝废并州六府后，除京师长安外唯一具备六府建制的邺城遂被洛阳取代。

二 东京营建负责人辑考

营建东京的负责人，传世文献记载有窦炽与樊叔略。窦炽先世为匈奴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赐姓纥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窦炽在六镇乱后先后依于葛荣、尔朱荣，孝武帝西奔，窦炽随驾入关，宇文护时代遭受排挤，武帝掌权后，征为太傅，号为“朝之元老”，“军国大谋，常与参议”，“宣帝营建东京，以炽为京洛营作大监。宫苑制度，皆取决焉”。窦炽累世北边，不论其是否真系“汉大鸿胪章十一世孙”，都已是彻底的鲜卑化武人，虽曾短暂停留洛阳，武帝平齐后为炫耀自己“不负先帝”，还召其“历观相州宫殿”，但仍不足以胜任汉魏洛京的规划重建，他任营作大监时已七十三岁，“年已衰老”，故主要是以重臣资望领护其事。樊叔略为陈留人，其父为高欢所杀，“叔略时在髫齓，遂被腐刑，给使殿省。身长九尺，志气不凡，颇为高氏所忌。内不自安，遂奔关西”，累为宇文泰、宇文护所重，护被诛，樊叔略被齐王宪引为园苑监，后随周武帝平齐，拜汴州刺史，“宣帝时，于洛阳营建东京，以叔略有巧思，拜营构监，宫室制度皆叔略所定”。据此，樊叔略为新都制度设计的实际参与者。

1931年，洛阳出土《高虬墓志》，据此志乃知大象年间规划东京者尚有他人，今录其主体部分如下：

君讳虬，字龙叉，渤海條人也……齐大宁二年，释褐太尉府水曹参军。天统三年，授中书舍人，寻迁散骑侍郎，转通直散骑常侍带舍人，敷奏阶墀，祇承顾问，机鉴爽悟，应答如响。武平四年，转给事黄门侍郎，振藻龙渊，曳裾凤阙，帷幄之美，佥曰得人。寻加开府仪同三司，即有齐之季年也。及素车降轵，青盖归洛，楚林无弃，周行载叙。大象二年，授东京营构总监丞。大隋驭历，除河南道行台膳部侍郎，寻除尚书膳部侍郎，又转功部侍郎，加通直散骑侍郎，判太府少卿、副将作大匠，检校营造事，仍授仪同三司……春秋五十六，以开皇廿年十月十三日薨，仁寿元年二月十八日葬于洛阳城之西北河南县清风乡。

赵万里考订高虬即《北齐书》《北史》及《隋书》所载之高龙叉，又作高龙义、高乂，系高齐族人，结合《隋书》可知，高龙叉因党附太子杨勇，于杨勇失势时坐事“处尽”，墓志讳而未言。赵万里因高虬出身渤海高氏遂断其为高齐宗室，然而高欢家族是否出自渤海高氏，学界早有质疑，虽然不无反对意见，但高欢家族久居北镇，与居于河北旧贯的渤海高氏几无联系，已是学界的共识。齐亡后皇室宗亲尽迁入关，或遭诛戮，或被流徙，能安居长安者已属侥幸，即便是颇受周武帝欣赏的清河王高劢，入关后亦不过苟安闲居。笔者颇疑高虬本为渤海高氏成员，与北齐皇室并无血缘，故周帝对其较为宽容。

志言“素车降轵，青盖归洛”，即指北齐灭亡，高虬受俘。正史所载高虬最为重要的事迹，即参与隋初新都大兴城的营建。陈寅恪讨论隋唐都城制度渊源，对高虬尤为重视，他指出：“隋代营建大兴新都城即后来唐代长安城诸人，除贺娄子干及宇文恺外，高颎、刘龙及高龙叉即高乂，或家世久居山东，或本为北齐宗室及遗臣，俱可谓洛阳邺都系文化之产物。”高颎乃以宰相领护其事，贺娄子干居职短暂，故“邺都南城之制即太和洛阳之遗，必至少由刘龙、高乂二人输入于隋也。”今据《高虬墓志》可知，在隋初修筑大兴城前，高虬已在大象年间担纲北周东京的营造任务。

又据安阳出土《故齐开府仪同三司武卫将军王公墓志铭》，志主王孝深在北齐仕至武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平齐后降授大都督，历任秋官蕃部上士，摄少蕃部事，又为齐王宪行军长史，宣帝营洛时任“东京营构使”，当系东京营构总监统下的使职之一。王氏得预东京营构，或与其曾任邺都宿卫，熟悉禁省制度有关。

综上，目前所知承担东京营造工程的四名官员，除窦炽外全部出身山东，陈寅恪对营建大兴城诸人身份的论断，同样适用于大象年间营建东京者。窦炽任京洛营作大监，不过以重臣“领护”，实际摄揽者应是担任营构监的樊叔略与担任营构总监丞的高龙叉。但因《周》《隋》二书记叙简略，相关职任又属临时使职，窦炽之“营作大监”与樊叔略之“营构监”何者是墓志所谓“营构总监”，目前尚难确定。

三 东京的都城规划

宣帝选择在汉魏故城基址之上营建新都洛阳，委任旧齐系统的山东人士负责其事，说明其决心放弃业已捉襟见肘的“关陇文化本位”，回归汉魏以来的政治文化潮流，而放弃过时且狭小的长安旧规，引入北齐邺城的新制，大力营建汉魏故都洛阳，是其通盘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自新莽灭亡，继起的东汉、魏、晋皆建都关东，关陇沦为帝国边缘。西魏北周据关陇而“定三分之业”，进而混一北方，隋唐继而完成一统，挽回了关中的衰颓之势，但数百年来东西之间在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差距显著，单纯倚仗长安实难有效控御全国，若弃长安而迁都洛阳，固然可接轨汉晋，但在政权内部却阻力巨大，相较而言，在山东另建陪都以为辅助，东西两京并立，是易于接受的折中之法。周武帝撤废并州六府后，长安与邺城构成了两都并立、西主东辅格局的雏形，宣帝将相州六府南迁洛阳，正式以洛阳为东京，向两京制进一步迈进。

新都的营造观乎天下观瞻，面对东西两种政治文化资源，宣帝选择以敌国旧都为模板，引入山东制度。

长安在数百年间屡经兵燹，十六国时虽有短暂的建都经历，却并未给旧城增色多少。从考古勘探来看，新莽之后，长安城内未央宫、长乐宫等南部宫殿全部废弃，成为一般城区，西晋末年司马邺在长安短暂称帝，或许以此为契机引入了部分魏晋的都城新制，后赵在长安城东北角修筑小城，遂成为此后各代宫城之所在，大城城墙虽在，却几乎不见修补痕迹。西魏北周复以长安为都，由于人力物力局促，对城郭宫室兴造有限，又仿周礼建制，极大地改变了前、后秦时代接轨魏晋所建置的宫省制度。周武帝掌权后，更厉行节俭，建德元年以“上善殿壮丽，遂焚之”，平齐归来后，又下令“露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等，农隙之时，悉可毁撤”。不难想象，宣帝所接手的长安，实际是一座陈陈相因甚至颇显破旧的城池。史言宣帝“好自矜夸”“弥复骄奢”，在新都创制的需要面前，长安能提供的只是一脉贫矿。

自曹魏邺城开始，中国都城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相较于东汉以前的“多宫制”模式，新兴的都城“有明确的中轴线，把原本各自相对独立的宫城集中到一起，建筑单一的宫城，并将之安排在都城中轴线的北端，为加强宫城的防卫，在宫城之北设置广大的苑囿，主要衙署位于都城之南的中轴线两侧，居民所居住的里坊按一定的区划安排在宫城之南的郭城之内”，学者将这一系列新制概括为“中世纪都城”或“邺城模式”。此后，魏晋洛阳城、东晋南朝建康城与北魏洛阳城皆承此制，东魏迁邺，新都制度“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亦全盘继承北魏洛阳，甚至建筑材料都由洛阳直接拆撤运送而来。大象元年二月癸亥（一日），宣帝颁布营建洛阳之诏，乙亥（十三日），北巡至邺城。此时除了三台这一城内防御制高点和东山、南园等城郊苑囿在武帝灭齐时拆除，部分“华侈过度”的宫殿改为简朴节约之外，邺城总体的城郭宫室格局仍维持着北齐旧貌。不仅宫阙官署井然有序，佛教塔寺亦蔚为盛景。北魏洛阳时代，“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迁都之后，这一佛国景观在邺都得到重现，且随着山东佛教的进一步发展而产生新变。据《续高僧传》，北齐盛时“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虽不乏佛家夸耀之嫌，但邺都塔寺恢宏殆无疑义。北魏洛阳毁于兵火后，邺城是彼时北中国最为壮丽的都城，其“建中立极”的宏伟规制与北齐历代的踵事增华想必对初至山东的宣帝造成了巨大震撼。

等不及回到长安，宣帝便于辛巳（十九日）在邺宫颁布了内禅与改制决议，下诏禅位于太子衍，改大成元年为大象元年，“于是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冕有二十四旒，车服旗鼓，皆以二十四为节”。辛卯（二十九日），“诏徙邺城石经于洛阳”。据《广弘明集》，在停留邺宫的半个月中，宣帝还暂开言路，准许旧齐之地的僧俗人等上书言事，在他们的劝说下初步产生了恢复佛教的念头，三月一日，宣帝将上书者召入北宫赐宴，“皇帝出北宫南门，与上书人等面辞受拜”，并遣出身北齐的内史大夫元行恭宣敕云：“日月虽明，犹众星辅曜；明王至圣，亦尚臣下匡救。朕以闇德，卿等各献忠谋，深可嘉尚。文书既广，卒未寻究，即当披揽，别有检校。卿等并宜好住。”“食讫，驾发还京。”是年十二月，宣帝又率“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再次东巡洛阳，“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可见对东京工程之关心。

亲睹洛阳的残破与邺城的壮丽，进一步加强了宣帝重塑山东重心和继承乃至超越汉魏传统的决心。如陈寅恪所言，邺城的营造，依靠的是那些“北魏洛阳都邑环境中所产生之人物”，这些人物与洛阳文物大都随高氏迁邺，宣帝要恢复甚至超越汉魏洛京的制度规模，仅依靠关陇人才显然不敷其用，求诸山东人士是势之使然。高虬、樊叔略、王孝深等出身山东者参与东京营造，原因实在于此。

宣帝的洛阳营建，使得魏末以来沉寂荒废的旧京洛阳初露复兴之象。东魏迁邺后，洛阳沦为东西交争的战场，饱受兵燹。河桥之战时，侯景“悉烧洛阳内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武定五年（547）杨衒之所见到的洛阳已是“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从大象元年二月周宣帝下诏营建洛阳，到大象二年五月静帝即位后下令“停洛阳宫作”，工程前后持续不到一年半时间，但进度已相当可观，史言宣帝“营洛阳宫，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于汉魏远矣”。

汉魏洛阳城的考古研究已明确宣帝营洛的工程遗迹，其宫城乃利用汉魏宫城旧基。北魏洛阳与东魏北齐邺南城的宫城规制一脉相承，学者在复原研究中往往以二者互证，本文认为，樊叔略、高虬等人规划东京，并非单纯恢复北魏旧观，而是以北齐邺都为模板，甚至直接移植了后者的部分因素，证据有二：一是太极殿形制的变化，二是游豫园的出现。

北周重建洛阳，宫城制度最大的变化是将太极殿的开间从十二改为十三。魏晋洛阳太极殿面阔十二间，北魏继承魏晋基址，也宽十二间，建康太极殿自东晋至宋、齐亦宽十二间，梁武帝时始改为十三间。据《邺都故事》，北齐邺城太极殿“周回一百二十柱”，傅熹年通过制图复原确定其面阔十三间，则邺都太极殿当采自梁朝新制。《邺都故事》复载邺都太极殿“外画古忠谏直臣，内画古贤酣兴之士”，也明显受南朝美术风格的影响。北周太极殿既建于北魏旧址，却未因利乘便沿用十二间旧制，宁愿另起炉灶改作为十三开间，显然是意欲与邺都制度相接轨。

再来看游豫园。据开皇十二年（592）《张盛墓志》，张盛卒于洛阳，“殡在芒山之南、涨分桥之北、游豫园西、马安山东、冯村西北一里。”汉魏洛阳城不见有游豫园，此乃北齐邺都的新创。北齐天保七年（556）文宣帝于邺城“铜雀台西、漳水之南”筑游豫园以为马射之所，齐后主“又于游豫园穿池，周以列馆，中起三山，构台，以象沧海，并大修佛寺，劳役巨万计”。有趣的是，邺都游豫园与洛阳游豫园的区位如出一辙。

“涨分桥”即张方桥或长分桥，“以谷水浚急，注于城下，多坏民家，立石桥以限之，长则分流入洛”，故名，此桥乃北魏洛阳外郭城西侧边界，西郭墙即沿桥下的长分沟修筑。据墓志所记方位，洛阳游豫园在张方桥东偏北，即外郭城西墙内偏北的位置。还可进一步明确的是，游豫园虽在西郭城内，但未进入内城（即汉晋洛阳城的郭城）范围，依据是较《张盛墓志》稍晚的《王荣暨妻刘氏墓志》。此志称王荣夫妇合葬在“冯村之北，平乐园西”，从与冯村的相对位置判断，平乐园与游豫园距离颇近，甚至大致重合，但平乐园较游豫园略偏东南。

平乐园的位置是可考的。《资治通鉴》载义宁元年（617）六月“李密复帅众向东都，丙申，大战于平乐园”。胡三省注：“此盖即汉、魏平乐观之地为园也。”平乐观又称平乐馆，苑囿称平乐苑，在汉晋洛阳城上西门外，汉上西门即北魏阊阖门，北魏营建外郭城后，阊阖门向西有大道直通张方桥，则周隋间新出现的游豫园当在张方桥与阊阖门一线之北，即北魏洛阳内城外西北角。邺都游豫园居于内城西北角铜雀台之西，现又推定洛阳游豫园亦居内城西北角（约在金墉城西），名称与区位高度贴合，颇疑高虬等人规划新都时直接参照了邺都的宫苑布局，洛阳游豫园应从邺都“移植”而来。当然，大象年间洛京规制与北齐邺都的具体联系，仍有待于更多新材料的发现。

四 宣帝营洛的制度意义与影响

首先要澄清的是，尽管大象二年（580）五月杨坚下令“停洛阳宫作”，但并不意味着工程随之“烂尾”废弃，洛阳宫城应已初具规模，且很可能成为日后炀帝新建东都的重要基础。魏斌注意到，隋唐长安太庙系挪用旧长安城前秦太庙，而炀帝营建洛阳推进迅速，很可能也利用了宣帝营洛的某些成果，撤旧建新。本文赞同这一看法。

据《隋书·地理志》，开皇三年（583）废河南道行台后，“以洛州刺史领总监”。隋制，“行宫所在，皆立总监以司之”。《陆融墓志》载其于开皇八年（588）“行洛州诸军事，洛州刺史、宫揔监”。这是宣帝营洛已有成果的重要证据。根据汉魏洛阳阊阖门的考古成果，门址上虽有北周时期的扰乱和修补遗迹，但几乎不见当时建筑的废弃瓦片，发掘者认为此因工程短暂，并未完工。但是，阊阖门乃洛阳宫城正门，地位特殊，应属最早一批动工的建筑，史言大象二年二月“洛阳有秃鹙鸟集于新营太极殿前”，寻味语意，太极殿已初具规模，至少已完成相当进度的梁架搭建，隋文帝即位后又做了一定程度的收尾工作，使洛阳宫具备了居止的基本条件，这很可能便是炀帝所谓“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的成果，故隋初仍有洛阳宫建置，后成为文帝往洛阳“逐粮”的住所。炀帝营建新都时，旧洛阳宫无疑是最为便捷的建筑资源，阊阖门址不见北周时期建筑的废弃瓦片，不代表建筑未成，很可能是在炀帝营建东京时被拆撤利用。此外，炀帝所建东京正殿乾阳殿面阔十三间，以往多认为系模仿建康制度，而前文已经指出，北齐邺都太极殿已改为十三间，大象营洛即循齐制，则炀帝营造乾阳殿时很可能也从北周旧殿有所取用。

宣帝的东京经营虽然中道而止，但意义深远，一是为唐代的两京格局作了初步探索，二是促成都城新制的西传关陇。

将洛阳确立为东京之后，宣帝凡有重大兴造，往往“两京”并举，如《嵩岳寺碑》载宣帝重开佛、道之禁后，“明诏两京，光复二所”，在长安与洛阳各置佛寺和道观，又如《续高僧传》载大象二年令“东西两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萨僧”。可见，作为宗教事务的核心，两京的制度调整步调一致。

尽管东京工程未能在宣帝生前彻底完工，但东京官署的布置很早便步入正轨，且已经开始发挥实质职能。周隋间任职东京者如长孙平，“宣帝即位，置东京官属，以平为小司寇，与小宗伯赵芬分掌六府”。赵芬“转东京小宗伯，镇洛阳”，“摄夏官府事”。卢恺“大象元年，征拜东京吏部大夫”，杨尚希任“东京司宪中大夫”。以上四人皆出身关陇。出身山东者如袁聿修，“齐亡入周，授仪同大将军、吏部下大夫。大象末，除东京司宗中大夫”。李仲膺“仕周，为东京少吏部上士”。李信则“入周，为东京司门下大夫”。又《陆孝昇墓志》言其在北齐仕至南兖州行台郎中，周平齐后授豫州初安郡守，“建德末，授东京夏官二命士”， “建德”乃“大象”之误。其中，杨尚希曾在东京任上受命“抚慰山东、河北，至相州而（宣）帝崩”，这与宣帝在下诏营建东京后不久命令“河阳、幽、相、豫、亳、青、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正好吻合，可见东京官署并非尸位，洛阳已经成为关陇政权控御山东的核心枢纽。又据《太平寰宇记》，大象二年北周又将自东汉至北魏未曾变更的河南县治从十八里外的旧址“移于故洛城（即汉魏洛阳城）西”，可见东京的民政治理亦渐上正轨。

大象年间的洛京营建，是中古都城制度西传关中的重要节点。继承自北魏洛阳、以东魏北齐邺都为蓝本的新都规划，于关陇统治者而言无疑是稀见之物。在此之前，他们虽然曾在周齐征战时有机会行经洛阳，但所见情形与杨衒之无异，只能在残垣断壁中遥想京洛盛况，而在灭齐过程中，关陇勋贵获得了观览晋阳与邺城都市风貌的机会，宣帝营造东京时更力图超越前者，这不能不对关陇集团的都邑观念产生影响。

以往学者已从多个角度注意到隋唐长安城在都城规划、建筑形制等方面与北齐邺城的继承关系，梳理出以“邺（曹魏十六国）—洛阳（北魏）—邺南城（东魏北齐）—大兴（隋）—长安（唐）”为具体线索的“中国中世纪都城系统”，本文则希望强调宣帝营洛作为“邺南城（东魏北齐）—大兴（隋）”中间环节所发挥的衔接作用。郭湖生指出，隋大兴城废除朝廷与政府并列于宫城的“骈列制”即继承东魏北齐的邺都制度。朱岩石则指出隋唐宫城正门与正殿使用的连体式双阙楼始于东魏北齐邺南城之朱明门，而不见于前代。在最近的研究中，陈筱总结了隋唐都城规划对东魏北齐邺城的三个主要继承之处：一，宫、皇城居外城北端，其东、南、西三面为外城围绕；二，集中设置东、西商市于都城的外郭；三，轴线贯通三城，且基本位于三座城圈的中央位置；四，寺观密布，以高耸的佛塔装点城市轴线；五，都城礼制建筑制度齐备。就都城制度的“东部化”而言，高虬诸人无疑是促使“中国中世纪都城系统”对接关陇的重要中介，而高氏之所以能在隋初受命参与大兴城的营建，仍需追溯至宣帝的东京营建。

再以佛教景观为例，2002年起，邺城考古队对邺南城朱明门外大街东侧赵彭城佛寺遗址展开发掘，探清了佛寺的塔基、围壕、廊房及大型建筑基址，此寺占一坊之地，有学者将其推定为北齐皇家大寺大总持寺。尽管寺院定名尚无确证，但其规模属最高级别的国家寺院已为学界共识。赵彭城佛寺大殿两侧与院落周边廊房间以廊式建筑相连的做法不见于此前的北魏平城思远佛寺和洛阳永宁寺，而为唐代青龙寺、西明寺大殿建筑中所常见，其条形夯的地基结构亦不见于南北朝其他大型建筑遗址，而在隋唐时期的宗教礼制建筑中颇为常见，说明赵彭城佛寺在北朝至隋唐佛教寺院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承启作用。不仅如此，考虑到北魏国家大寺永宁寺居于中轴线铜驼大街西侧，而隋大兴城的国寺大兴善寺居于朱雀大街东侧，时间在二者之间的赵彭城佛寺亦处朱明门大街东侧，则邺城与大兴间的渊源脉络似更为明确。当亲眼目睹过北齐邺城与宣帝营洛，且笃信佛教的杨坚以“台城制度迮小”而谋划新都时，高虬的参与便顺理成章了。

总之，大象年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周宣帝在朝会上与群臣初服汉魏衣冠，标志着关陇政权逐渐摒弃其“非驴非马”之六官文化，开启了大踏步的“东部化”进程。宣帝意图回归甚至超越汉魏法统，重塑北周政治版图的重心与格局，选定洛阳作为东京，将相州六府南迁洛阳，象征以东抗西的邺城遭到严重削弱。在邺城逐渐没落的同时，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阳冉冉升起，宣帝利用旧齐系统的山东人才主持新都制度的创建，洛阳成为关陇政权经营山东的核心所在，唐代的“两京”格局在此已初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