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4年夏历8月14日(公历9月30日)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今属石家庄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极端贫困中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岁月。由于缺乏必要的营养，大约从我记事开始，直到入学前，一直生病。只是由于祖母和父母尽心呵护，方才长大成人。如今，我的祖母和父亲都已过世多年，我的母亲也年逾八旬，想起两代老人的养育之恩，我总是充满着无限的感恩心情。
1951年春天，我和许多同龄儿童一起入学读书。由于当时还使用旧式教学方法，动辄体罚学生，而自己又年幼不懂事，一度十分厌学，经常逃学。这时，我的年近七旬的祖母对我煦煦爱惜，每天早晨亲自送我上学。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很有办法，每天早晨在黑板上贴几张纸剪的大红马，谁先到教室拿到大红马，就在课堂上表扬谁。我的父亲上过小学，爱看闲书，冬闲夜长，经常给我讲一些历史小故事，还教我打算盘。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使我进入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但是因为功课上欠账太多，1954年升学考试时，我成了落榜生。为了使我继续学习，父亲被迫每月交出一元学费(当时一元钱能买一斗粮食)送我到六里之外去上民办高小。看到其他小伙伴上着近在咫尺、交费很少的国立高小，而自己却须花费许多钱披星戴月地去上民办高小，心中自然感到羞愧。比起以前，读书也相对用功。这样，两年之后，我顺利地考取了石家庄市河北师大附中初中部。
在河北师大附中初中部学习的三年，是我一生中颇觉幸福而且值得怀念的一个时期。其一，这所学校是师范大学附中，师资力量强，教学仪器完备，上生物课可以使每个学生都有一台显微镜，上语文课配有留声机，音乐课有钢琴伴奏。图书资料也相当丰富，可以自由阅览各种期刊报纸和借阅小说。这些，都大大激发了我的求知欲。许多古今中外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子夜》《蚀》及爱情、激流三步曲、《青春之歌》《鲁迅小说集》都是在这时读完的，从而使我对文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培养学生各方面的兴趣爱好，学校还经常开展歌咏、朗诵、讲故事各种比赛和游览活动。其二，这时班内同学关系融洽，由于都值少年时期，性情单纯，无忧无虑。而且每天走读，上下学路上，你追我赶，互相打闹，背诵课文，共解难题，内容异常丰富充实。所有这些，对我后来的健康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大跃进期间学制改革，初中毕业后，我在河北师大附中高中部只读了两年书。虽然时间不长，但却相当艰难。当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普遍短缺，尤其是1960年底到1961年初，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每人日均定量皆在半斤以下，逼得人们只好采野菜、挖草根、剥树皮以求延续生命。因为我当时还在求学阶段，每日往返二十里，祖母、母亲往往将从生产队公共食堂中领来的极其有限的食品多给我一些，而让几个妹妹少吃一些。后来，还让两个妹妹辍学，下地劳动。看到她们因长期饥饿而面呈菜色，腿上又浮肿透亮，我深觉惭愧，读书愈加用功。由于在初中阶段已经深深喜爱文史，而这时又分在文科班，于是，《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幼学琼林》等书读了又读，从而打下了一定的古文基础。而我的初高中阶段的几个历史老师也都授课生动形象，引人入胜，无愧人师。在他们的影响下，1961年高考前，我即将南开大学历史系作为第一志愿。一个多月后，出乎意料地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从此之后，我的生命途程与南开结下了不解之缘。
进入南开使我好像小鱼游进了大海，面对慈祥和蔼、一身书卷气息的郑天挺、王玉哲、杨志玖等全国第一流的史学大师，面对超凡脱俗、头角峥嵘的来新夏、刘泽华和气度儒雅、诚恳热情的陈栩、汤纲、王文郁、陈志远、张友伦、俞辛焞、马振举等一大批学识渊博、年富力强的授课老师，我的心灵好像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净化和洗礼，同时也激发了我强烈的求知欲望。数年之中，我不但上课认真听讲、作笔记，同时，还按照先生们的指导，利用课余时间，背诵《诗经》、《楚辞》,浏览《左传》、《史记》,通阅《资治通鉴》、《明史纪事本末》、《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史学名著,积累了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除此之外，由于不定期举办学术讲座，我还先后有幸目睹裴文中、吴晗、吴于廑等史学大师的风采并有志以史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但是，从1963年开始，中国上空弥漫的“左”的歪风开始影响到教育界和学术界，读书尤其是读古书成了“走白专道路”、“搞封、资、修”的同义词。政治运动越来越多，先是“四清”、“五反”,而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又降临中国大地。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只好把书本扔到一旁，身不由己地进入了运动状态。而后毕业分配，十年之中，工作和生活都动荡不定。先是被分配到北京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是不过数月，就被下放到杭州钱塘江边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种地、喂猪、当炊事员。1970年夏再教育结束后，又像浮萍一样不由自主地被分配到杭州机床厂作生产管理工作。由于反复折腾，到了这时，包括听课笔记在内，所有与历史专业有关的东西都遗失净尽，我连知识也一无所有，真真彻底的“无产阶级”了。
1971年，经我申请，调回原籍公社高中教书。直到这时，我才又和知识搭上了边。虽然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降到了最低点，但是在学生和当地农民的心目中，我却成了知识和文化的象征。不只上课时学生们屏息受读，而且课余假期，他们也三五成群地到我的宿舍和家中请教知识。他们大多纯朴善良，好学上进。感于他们的信任，我也尽我所知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数年之中，我们之间关系密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他们大多已五十岁上下，其中不少人还事业有成，十分忙碌，虽然如此，还经常从原籍赶赴天津，重叙旧情并看望三十多年前的我这个老师。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拨乱反正，我由一个普通中学调入省立重点中学教书。这时，我得知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我谢绝了当地领导的盛情挽留而走上了考研之路。1978年秋，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告别父母、妻子和儿女，再度重返南开。看到自己熟悉的师长和校园中的一草一木，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同时也感慨万端：十数年大好岁月，就这样一掠而过，实在令人痛惜不已。为了夺回已逝的岁月，我发愤攻读专业典籍，同时，还在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探索。这些技能，本来应在大学后期阶段掌握，但是由于当时政治气候恶劣，兼之以自己资质不敏以及没有主动请教通人指点，以致年过而立，仍然是个门外汉。就在这时，我的导师郑天挺先生及时地授我以“比读”二字读书法。按照这一方法，我将自己研究的清初八旗课题所涉文献按其产生时代予以排队并对其有关部分进行比较阅读，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发现了为清代统治者隐瞒数百年的皇太极改旗这一对清朝政局发展影响至巨的重要史实。这一发现使得郑天挺先生甚感喜悦并鼓励我以此作为毕业论文。为此，我又用了一年多时间搜集证据，制成表格、长编并最后撰成论文，于毕业论文答辩之际得到导师和答辩委员们的普遍好评。而后，我又使用这一方法研究其他问题，也都屡试不爽，续有发现。一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庆幸当年报考了郑天挺先生的研究生，凭他的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治学经验，仅仅用“比读”二字即凝练概括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使我十数年来困惑不解的问题豁然开朗，终生受益。假如我当时胆怯，不敢报考这位国内第一流学术大师的研究生，那么在探索研究方法和后来的研究途程中，还不知要有多少弯路可走呢!
研究生毕业之后，作为史学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我长期从事清史基础研究。继研究生期间重点研究清朝关外发展阶段之后，考虑到当时清史学界对于入关之后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因而，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又将研究重点下移到入关以后，先后通读了道光以前的历朝实录和有关政书、传记、文集、方志和部分原始档案，陆续承担国家社科项目三项并著成及出版自著、主编、参编《乾隆传》、《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康熙皇帝全传》、《清代中枢决策研究》、《明清时期中朝关系史》等著作十余部。在此同时，为了求真、求新、求深、求用，我还继承郑天挺先生和南开老一辈史学大师的传统治学方法，对影响清代历史进程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专题考据，陆续发表各种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其中一些论著如论文《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专著《乾隆传》还先后获取省部级优秀论文、著作二、三等奖。同时，我所培养的博士生、硕士生也已有多人毕业，活跃在国内各地文化、教育岗位上。而我自己，则是学而后知不足。一是考虑到国际间学术交流蔚为风气，前此自己封闭式的学术研究难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因于知天命之年开始自学第二外国语——日语，并于1998年应日本东京国学院大学招聘，赴日研究一年，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学术视野。二是看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清代档案史料陆续刊印行世，深感其价值不亚于殷墟甲骨、敦煌卷子和西陲汉简，亟需学者专加探讨以推动清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因于数年之前以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为切入点，倾尽全力，进行研究并计划逐步将研究范围下延到雍乾以后各朝。由于清朝历代最高统治者保存文献意识淡漠，不时处理信息垃圾及为保密需要或忌讳其中一些内容而有意隐瞒历史真相、销毁重要文献和数百年来档案文献的自然残损流失，由于一些文献编译质量不高，此项工作极为艰难，目前仅成论文数篇。虽然如此，但我仍时时以“自强不息”、“学不可以已”等古训自勖，按照既定目标，在清代档案文献中摸索前进。我相信，经过自己的努力，一定会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并推动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今年，是我花甲重逢之年。回顾自己六十年来的生命途程，我深深感到，是南开大学和我的老师们将我引上了人生正途，从而为文教和学术事业尽了一些微薄之力。眼见年已七八十岁我的师辈学者在课堂上风采不减且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而青年一代学者又纷纷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占领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制高点，我深觉振奋和鼓舞，同时，也觉得这是对自己的激励和鞭策。我决心以他们为楷模，继续奋斗，自强不息，为清史研究的深入，为南开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主要论著
1.《乾隆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
2.《乾隆皇帝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
3.《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
4.《康熙皇帝全传》(主编兼第一作者),(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7月。
5.《清史新论》(合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
6.《正统帝、景泰帝传》(第一作者),(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月。
7.《清代中枢决策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
8.《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9月。
来源：《南开学人自述》第2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