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师范学院 历史与文化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赫梯文献对其古王国之前的历史记载几近空白，因此，对前赫梯时代的安纳托利亚历史的考察似乎只能依靠考古学证据。但是考古发掘所揭示的物质遗存，往往反映的是一个古代社会群体的整体传统与文化取向，对分析一个多族群社会的内部文化构成作用有限。古亚述时期在安纳托利亚卡尼什商港居住的亚述商人，正是关于这一问题的鲜明例证。塔赫辛·厄兹居奇从1948年到2005年一直主持卡尼什遗址考古工作并担任土耳其考古队队长，他的长期考古发掘表明，除了泥板和印章，亚述人在卡尼什的存在从物质文化层面上几乎看不到什么痕迹。[1]围绕考古学的证据，学术界对印欧赫梯人在安纳托利亚起源时间的判断相差达数千年之久。[2]

语源学作为历史语言学的分支，致力于探究词语形态、发音与意义的演变历程，分析语言间的传承关系。[3]本文尝试以古亚述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750年)的楔形文字泥板为基本史料，通过对文献中本地词汇的语源分析，探究早期安纳托利亚社会的内在结构与族群关系。目前已发现的古亚述泥板约有23 000块，其中绝大多数出土于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卡尼什城(今土耳其屈尔台培)遗址，主要是侨居此处的亚述商人留下的商业档案，为重构当地社会面貌提供了珍贵线索。在方法上，本文综合运用语源判定、定量统计与社会网络分析，依据国际赫梯学和亚述学界的研究成果，[4]对非亚述语汇进行语源归属判定，区分赫梯、卢维、胡里、哈梯等不同来源，在此基础上统计分析特定语源词汇在不同社会阶层和地理区域的出现频率与分布模式。尤为重要的是，需通过考察同一家庭、同一村庄、同一交易网络中个体的命名差异，透视族群边界在日常生活中的流动性与渗透性。[5]

一、语源学证据下安纳托利亚的多族群构成

古亚述商人将安纳托利亚本地居民统称为“nuwa'um”。关于该词的起源，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德国著名亚述学家艾扎德认为其意为“说蛮语者”(those who say nu)，体现了亚述人的文化优越感；[6]意大利帕维亚大学的赫梯学家卡如巴则提出更富启发性的观点，认为nuwa'um可能源自卢维人的称谓Luwa，经胡里人语音讹变后，成为亚述人对安纳托利亚中部族群的泛称。[7]后一说法获得更多学者支持，暗示卢维人在本地族群中可能具有某种显著性或中介作用。[8]无论其确切来源为何，nuwa'um作为一个亚述人从外部视角赋予的整体称谓，在客观上模糊了安纳托利亚社会内部的族群多样性。当排除文献中的塞姆语(亚述语)和苏美尔语元素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语言背景极其复杂的本地社会，其词汇与姓名系统至少包含哈梯语、赫梯语、卢维语和胡里语四种主要成分，且尚有不少元素无法识别。

在古亚述文献中，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安纳托利亚本地词汇，它们多以名词形式出现，通常带有阿卡德语化的词尾－um。这些词汇的借入动机符合语言接触的一般规律：当亚述商人遇到本地特有的事物、器物或制度时，倾向于直接采用其原有名称。从语源来看，这些词汇多数源于赫梯语，胡里语和卢维语次之：hiniššannum是一种器皿，源自赫梯词根hani/eššā；hiššannum意为“木杆”，源自赫梯词根hišša；zuppannum是一种金属容器，源自赫梯词根zuppa；išpuruzzinnum的意思是“房梁”，源自赫梯词根išpuruzzi；kullupinnum是一种用来切割稻草的刀斧类工具，源自赫梯词根kullupi；luhuzzinnum是一种器皿，源自赫梯词根hah(h)uwai；Tuhtuhannum是一个节日名称，源自赫梯词根tuhtuhhiya。此外，kullitannum是一种用来盛放蜂蜜和油的器皿，源于卢维语词根kullit；alahhinnum代表职位“管家、主管”，源自卢维语词根allai；unuššum的意思是“劳役”，源于胡里语词根unušše。[9]

在这些本地词汇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高频出现的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的制度术语：tuzzinnum(出现14次)意为“兵役”或“兵役地”，源于赫梯词根tuzzi－，可能指附带兵役义务的小块土地或其上的劳动者；[10]upatinnum(出现8次)指“王室封地”，其词根可能源自卢维语upatit，后演变为赫梯语ubadi，在文献中常指对地产所有权有潜在法律主张的群体；unuššum(出现5次)意为“劳役”，源于胡里语词根unušše。[11]对这些术语的频繁使用表明，在古亚述前半期，一套涉及土地分配、军事义务和劳役征发的制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已在安纳托利亚中部运行。而制度词汇本身的混合语源，说明这套治理体系是多族群智慧共同参与构建的产物。

自20世纪初以来，学者们对古亚述文献中非塞姆语人名的语源归属展开了激烈辩论。法国学者伽瑞里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他系统考察了古亚述文献中的非塞姆语人名，否定了早期学者过度依赖人名尾缀进行判断的方法，提出应以词干属性优先的原则进行语源判定。他指出，常见尾缀如uman、lika、nika、ahšu、ahšušar等更可能源于赫梯语而非卢维语。[12]例如，与卡尼什文献中人名词尾uman最接近的是赫梯语后缀(u)mana和(u)mna，而非卢维语的wanni/a；人名尾缀ahšu则仅见于卡尼什与赫梯的文献，在卢维语中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根。

随着屈尔台培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新出土泥板使人名样本数量倍增，相关研究也在不断深化：法国赫梯学家拉劳什的《赫梯人名》整理了来自阿拉拉赫、乌旮瑞特、博阿兹柯伊(哈图沙)及卡尼什的人名，[13]卡如巴和俄国学者雅库波维奇考察了卢维语人名，[14]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G.威廉则总结了胡里人名特征。[15]这些成果为识别不同族群元素提供了更精确的参照系。然而，人名语源判定的复杂性仍不容忽视。同一人名中的词干与尾缀可能来源不同，某些元素在多种语言中均有相似对应，难以明确归属。例如，女性名字Šiwaškuniyan和Šuppikuni中的主干Šiwaš和Šuppi都是赫梯词根，而尾缀中的kuni被认为来自卢维语，意为“女人”；[16]尾缀ipra被学者弗拉尼尼认定为胡里语，而雅库波维奇却认为其与卢维语词根dabra(统治)具有相关性。[17]

这种语源交织的现象恰恰是理解早期安纳托利亚社会的关键。它是真实历史进程在语言层面的投射——一个多元文化深度交融的社会，必然在其成员的命名实践中留下混合与创新的痕迹。正如国内学者李政所言，赫梯文明是一个以印欧赫梯人为主，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多种外来文化并存的文明有机综合体。[18]古亚述时期人名中多元语言要素的交叉，意味着早期赫梯族群与其他群体的深入接触远早于亚述人到达安纳托利亚的时间。

二、族群交融社会中的阶层与权力分布

古亚述文献记载的安纳托利亚本地统治者，其名字大多呈现赫梯语源倾向，但也不乏其他族群元素的渗透。古亚述前半期文献虽浩繁，但极少提及具体王名，多以“王”(rubā'um/LUGAL)或“王＋地名”泛称。在可考的两例中，拉巴尔沙王(Labarša)的名字明显源于赫梯语labarša－(一种植物名)；阿朱王(Azu)的名字语源不明，其统治地卢胡萨迪亚(Luhusaddia)可能是卡尼什东部的一个城邦，后为库沙腊(Kuššara)所吞并。[19]

古亚述后半期文献数量虽然减少，但是其中涉及本地人生活的记录在文献中的比例却有所上升，共留下了6位卡尼什王的名字——胡尔美里(Hurmeli)、伊那尔(Inar)、瓦尔沙马(Waršama)、皮特哈那(Pithana)、阿尼塔(Anitta)和朱朱(Zuzzu)。“胡尔美里”是典型的赫梯名字，可能来自卡尼什东南的胡腊马城(Hurrama)。“伊那尔”源自哈梯女神名，在赫梯语中被引申为“生命力”。“瓦尔沙马”来自赫梯语源，意为“木柴”，其在位时修建了卡尼什最恢宏的宫殿。[20]皮特哈那与阿尼塔为父子，来自库沙腊城并用武力夺取了卡尼什王位。对于此二人名字的语源，学界尚有争议：伽瑞里认为“皮特哈那”属哈梯语源，“阿尼塔”属赫梯语源，而学者布尔内倾向于认为二者均为哈梯人。“朱朱”被弗拉尼尼认定为来自赫梯语源，他可能是阿尼塔的继承者，来自阿拉赫孜那(Alahzina)。[21]

在上述6位王中，有4位(胡尔美里、皮特哈那、阿尼塔、朱朱)可能并非出身于卡尼什本城，而是来自胡腊马、库沙腊和阿拉赫孜那等地。这种统治者的“外来性”与权力的平稳过渡并行不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可能存在一个以赫梯文化为共同底色，并由数个城邦组成的政治网络。卡尼什因其经济与战略地位成为该网络的核心竞技场，各方力量在此角逐最高领导权。

“阶梯之首”(rabi simmiltim)是仅次于国王的重要官职，可能掌管司法刑狱等事务。已知名字的“阶梯之首”都来自古亚述后半期。每个王在执政时期只设一名“阶梯之首”，著名的阿尼塔王在继承其父的王位之前就曾担任此职位。在古亚述后半期，6位卡尼什王的“阶梯之首”的名字分别为哈尔帕提瓦(Harpatiwa)、沙姆努曼(Šamnuman)、哈勒基阿舒(Halkiaššu)、阿尼塔、培如瓦(Peruwa)和“IŠTAR－ipra”。他们通常与国王共同授权法律文件，其中沙姆努曼、哈勒基阿舒和培如瓦这三个名字都有明确的赫梯语源。[22]上文提到，学界对于“阿尼塔”这个名字的语源认定虽有不同意见，但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其来自赫梯语。雅库波维奇将“哈尔帕提瓦”这个名字认定为来自胡里语源。[23]IŠTARipra是已知的最后一位卡尼什王朱朱的“阶梯之首”，但学界对于这个名字的语源目前还无法认定，不同的学者甚至对该名字的读音都还存在很大分歧。[24]由上可见，在“阶梯之首”这一核心职位的构成方面，赫梯语源名字占据主流，但胡里语和卢维语元素亦有体现，不同文化背景的精英均有可能进入权力核心。

除“阶梯之首”一职外，在古亚述文献中，还出现了很多其他类型的本地官员，从这些官职的名称，可以看出其职能涵盖非常广泛，包含行政、经济和军事等多个方面。这些官员中有司礼人员，如执杯者之首、执王杖者、供品之首等；有管理和服务人员，如首席总管、总管、管家、市场之首、仓库之首等；大麦之首、蔬菜之首和花园之首应该与农业工作相关，葡萄酒之首则或许是掌管酿酒的官员；另外还有一些显然具有军事职能的官员，如传令官之首、卫兵之首、卡尼什的守卫和执矛者等。[25]这些官职的名称揭示了当地存在着一个职能高度分化且结构较为复杂的官僚体系。

地方经济精英的名字也呈现多族群交融的特点。在卡尼什下城发现的古亚述文献中，最大的一份档案是关于一位叫培如瓦(Peruwa)的牧人之首，其内容包含约200份古亚述语所写的文献，记载了大量培如瓦与村民的借贷契约。[26]其父舒皮伊卜腊(Šuppibra)与兄弟哈舒伊(Hašui)的名字均为赫梯语源。该家族的住宅面积达227平方米，是卡尼什下城已发现的最大私人建筑。[27]总的来看，这一本地的权势家族具有较强的赫梯族群背景。与此同时，拥有胡里语名字的商人也活跃于经济领域：埃尼沙如(Enišaru)经营高利贷，埃瓦里穆沙(Ewarimuša)则从事更广泛的货物运输，[28]不同族群背景的成员皆可参与到关键经济活动之中。

在古亚述前半期的文献中，本地祭司较少出现，而在后期的文献中本地祭司则频繁作为契约证人或债权人出现。黑吉沙神(Hegeša)的祭司西瓦什美伊(Šiwašme'i)的契约显示，他曾向多个本地人放贷数百袋大麦与大量啤酒和面包，这表明神庙可能拥有地产并参与酿酒生产，具备显著的经济功能。[29]相关文献数量在前期和后期的差异，反映的可能是本地人对楔形文字接受程度与法制传统的变化，而非神职人员族群构成的根本改变。随着与亚述商人的接触加深，包括宗教阶层在内的本地精英逐渐使用楔形文字进行记录，从而留下了更多文献资料。

最能体现当时社会深度交融的证据，来自社会底层平民的名字。在“牧人之首”培如瓦的档案中，包含一个名为塔勒瓦赫舒沙腊(Talwahšušara，赫梯语源地名)的村庄的详细借贷记录，涉及35位村民。[30]很多村民的名字存在明显的语源差异，但这并未构成村民社会关系的壁垒。例如，一份文献记载了一个五口之家：父亲阿勒普瓦尔(Alpuwar)与两个儿子图尔马里亚(Turmaliya)、沙沙舒努曼(Šašašunuman)的名字均为赫梯语源，而母亲马那马那(Manamana)与女儿库拉里(Kulali)的名字则为哈梯语源。[31]这很可能是跨族群通婚的结果，且其命名传统呈现性别分化趋势，男孩承袭父系命名传统，女孩则倾向于遵照母系命名传统。另外，文献还记载了两个家庭欠培如瓦一笔债务，其中一个家庭的父亲拥有卢维名字“提瓦提亚”(Tiwatiya)，儿子则拥有赫梯名“塔尔胡瓦剌”(Tarhuwala)，而另一个家庭的父亲哈尔沙(Harša)与一子哈西乌曼(Hašiuman)均为赫梯名，另一子塔哈(Taha)及其他家庭成员名字的语源不明。[32]这些拥有不同语源名字的个体有的来自同一家庭，有的共同承担债务、共享田产。笔者在培如瓦档案已经发布的64块泥板文献中，统计了267个人名，其中亚述人名约占20%，安纳托利亚人名约占80%。而对安纳托利亚人名的语源再分析显示，其中约51%的人名可能为赫梯语源。[33]法国学者伽瑞里对600多个当地名字(含地名)的研究也发现，其中近三分之一与赫梯语有关。[34]这些文献与数据共同描绘出一个整体图景：在古亚述时期安纳托利亚中部的社会中，赫梯语源的名字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哈梯和卢维语源等也稳定存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通过婚姻紧密联结，命名差异更多反映的是家族传统与文化审美偏好，而非族群隔阂。

三、族群交融的动力与机制

族群交融是由一系列动态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过程所驱动和维系的。结合相关考古与历史背景，古亚述文献的语源学证据揭示出当时安纳托利亚社会凝聚与融合的四个关键机制：以长途贸易为核心的经济网络、以跨族通婚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以城邦竞合为框架的政治整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认同。

古亚述商人历时两个多世纪建立的长途贸易体系，将阿舒尔城邦核心区与安纳托利亚中部紧密连接，为安纳托利亚社会的深度交融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动力和物质基础。这一网络不仅输送锡、纺织品和金银等贵重商品，而且提供了一个持续流动的人员、信息、技术与观念的交换场域。以卡尼什为枢纽的商港系统成为这种交换的网络节点，亚述商人、本地精英和来自不同地区的工匠、翻译等人群在此汇聚一堂。古亚述贸易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重塑了安纳托利亚本地的社会联系。本地精英(如前述培如瓦家族)或者通过向亚述商人提供信贷、仓储和本地分销网络等服务，或者直接参与长途运输(如前述商人埃瓦里穆沙)，深度参与到贸易体系之中。普通村民则通过提供农产品或手工业产品而被纳入这一经济循环中。共同的商业利益将不同背景的个体和社群捆绑在一起，形成了跨越族群标签的经济依存关系与合作网络。当经济合作成为常态，文化差异便在实践中被不断消融，实用性原则往往优先于纯粹的族群认同。

跨族群通婚是族群交融中最深刻、最稳定的一种机制。子女的命名策略(无论从父、从母或另有创新)，反映了家庭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在这种家庭中成长的新一代，其身份认同天然具有混合性与包容性。婚姻联盟创造了血缘混合的后代，使得家庭这一社会最基本单元在内部首先实现了文化融合与认同重构。古代社会的通婚从来不仅是个人选择，而且体现了家族乃至社群的生存发展策略。平民阶层通过通婚可以拓展亲属网络，获得生产资料或劳动力支持。精英阶层通过联姻可以巩固政治联盟，获取商业资源或增强社会声望。

在政治上，安纳托利亚中部长期表现为由卡尼什、库沙腊、胡腊马和阿拉赫孜那等多个城邦组成的竞争性体系。卡尼什因其在古亚述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获得巨大的经济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化为政治吸引力，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舞台。卡尼什诸王多来自胡腊马和库沙腊等地，具有“外来”的背景，却能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意味着这些城邦的上层统治集团共享着相似的文化、语言(赫梯语)和政治传统，各方的角逐是在一个共享的框架内争夺领导权与核心资源，尤其是对古亚述贸易的控制权。这也解释了为何阿尼塔在占领卡尼什后可以迅速被接纳，并沿用已有的官僚体系。阿尼塔的扩张策略清晰地展示了早期国家整合中的现实主义政治逻辑：对同属赫梯文化圈的卡尼什，他采取包容和怀柔的策略，而对文化与信仰不同的哈梯人的政治中心哈图沙，阿尼塔付诸残酷的暴力手段。这种暴力行为不仅是为了消除军事威胁，而且意在通过毁灭对方的政治与文化象征，来建构“自我”与“他者”的边界，反映了统治者基于现实利益与认同亲疏的政治考量。在成功整合卡尼什后，阿尼塔建立了强大的“奈沙王国”，将早期赫梯人的政治扩张推向高峰。[35]语源学研究证明，卡尼什就是赫梯人自称的“奈沙”之地。[36]赫梯文献提及，赫梯人本族神祇的庆典仪式由“奈沙”歌手按“奈沙”的传统进行。[37]在阿尼塔统治的时代，以卡尼什为基础建立的“奈沙”王国，已经从一个城邦地名，升华为统治安纳托利亚中部广阔地域的政治共同体的称号，成为后来赫梯古王国王权认同的重要前身。

在前述经济、社会和政治机制的长期作用下，一种超越原始城邦或族群认同的共享文化与地域认同开始萌芽。以王室封地(upatinnum)、兵役(tuzzinnum)和劳役(unuššum)为核心的资源征调与管理制度，吸纳了赫梯、卢维和胡里等多个源头的政治智慧。本地精英对楔形文字书写系统的掌握，表明他们积极学习和模仿当时先进的近东文明成果。这套融合性的治理文化，为统治多元人口提供了有效工具。人名中频繁出现的神祇名既有哈梯文化元素，又体现了赫梯文化源头。这表明，不同族群的神祇与仪式可能正在被整合到一个逐步体系化的区域性万神殿与祭祀历法中，宗教的融合为共同的集体仪式和宇宙观提供了基础。

结　语

古亚述文献中的语源学证据显示，公元前两千纪初的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已经是一个在横向(多族群)与纵向(多阶层)方面都深度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社会”。在横向方面，社会成员的文化背景呈现以赫梯元素为主导，卢维、胡里和哈梯元素广泛参与的多元光谱。这种多元性通过经济合作、婚姻和政治整合实现深度交融，体现在家庭内部、村庄社区、官僚体系乃至王室血统之中。在纵向方面，社会已分化出从国王、高级官僚、经济和宗教精英到普通农民、工匠和奴隶的复杂阶层结构。各阶层内部均可见多族群元素的混合，统治阶层的包容性与基层社会群体间的通婚成为常态，共同维系着社会的动态稳定。

混合语源的制度词汇表明，一套融合多族群智慧的治理体系已在运行，涉及土地、军事和劳役等国家核心职能，为后来更大规模的王国治理提供了模板。社会内部的交融打破了狭隘的族群界限，整合了更大范围内的人口与资源，为国家的军事扩张与经济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阿尼塔的快速扩张正得益于其所统合的多城邦力量，长期的互动交融逐渐培育了一种超越原始族群认同的、基于地域与政治共同体的文化氛围。阿尼塔建立的“奈沙王国”，可被视为其所孕育出的第一个区域性政治结晶。赫梯古王国自称“哈梯国之人”并追奉阿尼塔为其王权先锋，正是一种对当地多族群历史现实加以创造性利用的政治认同建构。

赫梯古王国最终定都于曾被阿尼塔摧毁并诅咒的“哈梯人之地”哈图沙，并采用“哈梯国”作为称号。这一看似不合常理的选择，实则蕴含着务实的政治智慧：它既承认并利用了安纳托利亚北部哈梯文化的历史积淀，又将自身政权嵌入更广泛的传统之中。其真正的国力根基并非源于单一的哈梯遗产，而是深植于本文所揭示的、在卡尼什时代即已成熟的多族群社会之中。当时的安纳托利亚不是一个等待“文明降临”的野蛮荒原，也不是族群对立的混乱战场，而是一个生机勃勃、多元互动、正在为文明突破积蓄力量的多元社会。

  作者简介  

史孝文，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亚述学、世界古代史和文明交流互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典时代环地中海地区文明的互鉴与交流研究”(24&ZD301)

[1]参见[丹]莫恩斯·特罗勒·拉尔森著，史孝文译：《古代卡尼什》，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310页。

[2]参见C.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45-175; B.J.Darden, “On the Question of the Anatolian Origin of Indo-Hittite, ” in R.Drews, Greater Anatolia and the Indo-Hittite Language Family, JIES Monograph Series 38,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2001, p.204; T.Bryce, 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 Oxford: Oxford Press, 2005, pp.10-11。

[3]近代历史语言学对人类族群起源研究的最成功范例，当属对原始印欧语族群的识别及其起源演化历史的重构。参见徐晓旭：《历史语言学、考古学与希腊人种族起源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P.Durkin, The Oxford Guide to Etym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3。

[4]参见H.G.Güterbock, H.A.Hoffner, et al., eds., The Hittite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reafter cited as CH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3; J.Tischler, Hethitisches Etymologisches Glossar (hereafter cited as HEG), Innsbruck: Institut für Sprachwissenschaft der Universität Innsbruck, 1983; J.Puhvel, Hittit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hereafter cited as HED),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84; A.Kloekhorst, The Hittite Inherited Lexicon (hereafter cited as HIL), Leiden: Brill, 2007; J.Tischler, Hethitisches Handwörterbuch-Mit den Wortschatz der Nachbarsprachen.(2., vermehrte und verbesserte Auflage) (hereafter cited as HHw), Innsbruck: Institut für Sprachwissenschaft der Universität Innsbruck, 2008; P.Garelli, Les Assyriens en Cappadoce, Paris: Librairie Adrien Maisonneuve, 1963。

[5]在古亚述文献中，相关的本地词汇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人名系统，包括统治者、官吏、祭司、商人和普通民众的姓名；二是职官名称与制度术语；三是日常词汇，特别是工具、器物和农产品等物质文化用语。参见史孝文、李海峰：《卡尼什城的发掘与古亚述学研究》，《史学集刊》，2018年第1期；史孝文：《古亚述长途贸易的运营过程、组织形式与发展特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6] D.O.Edzard, “Altassyrisch nuwa'um, ” in K.Emre, et al., eds., Anatol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Studies in Honor of Tahsin Özgüç, Ankara: Türk Tarih Kurumu, 1989, pp.107-109.

[7] O.Carruba, “Luvier in Kappadokien, ” in D.Charpin and F.Joannès, eds., La Circulation des Biens, des Personnes et des Idées dans le Proche-Orient Ancient, Paris: E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92, pp.255-256.

[8] P.M.Goedegebuure, “Central Anatolian Languages and Language Communities in the Colony Period: A Luvian-Hattian Symbiosis and the Independent Hittites, ” in J.G.Dercksen, ed., Anatolia and the Jazira during the Old Assyrian Period,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 2008, pp.174-175.

[9] J.G.Dercksen, “Some Elements of Old Anatolian Society in Kaniš, ” in J.G.Dercksen, ed., Assyria and Beyond, Studies Presented to Mogens Trolle Larsen,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 2004, pp.137-177; J.G.Dercksen, “On Anatolian Loanwords in Akkadian Texts from Kültepe, ”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Vol.97 (2007), pp.26-46.

[10] Giusfredi, Federico, “On the Old Assyrian tuzzinnum, ” in M.Cammarosano, E.Devecchi and M.Viano, eds., Talugaeš witteš: Ancient Near Eastern Studies Presented to Stefano de Martino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Vol.2, Münster: Zaphon, 2020; J.G.Dercksen, “Some Elements of Old Anatolian Society in Kaniš, ” p.155.

[11] J.G.Dercksen, “Some Elements of Old Anatolian Society in Kaniš, ” p.151; H.C.Melchert, “A Luwian Dedication, ” in J.H.W.Penney, ed., Indo-European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71.

[12] P.Garelli, Les Assyriens en Cappadoce, p.134.

[13] E.Laroche, Les noms des Hittites, Paris: Librairie C.Klincksieck, 1966; E.Laroche, “Les noms des Hittites: Supplement, ” Hethitica, Vol.4 (1981), pp.3-58.

[14] O.Carruba, “Luvier in Kappadokien, ” pp.251-257; I.Yakubovich, Sociolinguistics of the Luvian Language, Leiden: Brill, 2010, pp.207-299.

[15] G.Wilhelm, “Hurrians in the Kültepe Texts, ” J.G.Dercksen, ed., Anatolia and the Jazira During the Old Assyrian Period, pp.181-194.

[16] I.Yakubovich, Sociolinguistics of the Luvian Language, pp.216-217.

[17] M.Forlanini, “The Kings of Kaniš, ” O.Carruba, ed., Atti del II Congresso Interazionale di Hittitologia, Pavia: Gianni Iuculano Editore, 1995, p.129; I.Yakubovich, Sociolinguistics of the Luvian Language, pp.214-216.

[18]李政：《论赫梯文明起源的历史文化道路》，《东方论坛》，2013年第5期。

[19]参见C.Michel, Old Assyrian Bibliography, Old Assyrian Archives, Volume 1,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 2003, ICK 1, 178; G.Barjamovic, T.Hertel, and M.T.Larsen, Ups and Downs at Kanesh-Observations on Chronology, History and Society in the Old Assyrian Period,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 2012, p.49。

[20]参见M.Forlanini, “The Kings of Kaniš, ” p.124; T.Bryce, Life and Society in the Hittite World, pp.148-149; HIL, pp.448-449, inarā-/innarā-“vigor”; HHw, p.222。

[21]参见C.Michel, Old Assyrian Bibliography, KKS 57, kt k/k 1, kt 89/k 370, kt j/k 625, kt 89/k 369。

[22]参见HIL, pp.827-828; HIL, pp.321-322; P.Garelli, Les Assyriens en Cappadoce, p.143。

[23]参见I.Yakubovich, Sociolinguistics of the Luvian Language, p.210。

[24]根据学者弗拉尼尼的研究，IŠTAR-ipra是“纯粹的胡里语”名字，意思是“伊什塔尔是统治者”，但在胡里语中苏美尔词符IŠTAR所对应的神名应该读作沙乌什卡(Šauška)。雅库波维奇认为，其尾缀-ipra与卢维语词根dabra-(统治)有关。笔者查阅目前被认为含有此名字的古亚述文献拓片，发现被转写为IŠTAR的楔形文字符号都模糊不清，几乎无法识别。在古亚述文献中，-ipra这一人名尾缀经常与赫梯词根Šuppi-相连。参见M.Forlanini, “The Kings of Kaniš,” p.129; I.Yakubovich, Sociolinguistics of the Luvian Language, pp.214-216。

[25]这些官职通常在经济契约或名单列表中出现，官职名称是亚述语所写，而不是本地语言的音译。

[26]关于官员培如瓦的档案及对其房屋的详细分析，参见Xiaowen Shi, Anatolians as Seen Through the Old Assyrian Text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2013, pp.33-98。

[27] P.Garelli, Les Assyriens en Cappadoce, pp.145-146.

[28]参见Xiaowen Shi, Anatolians as Seen Through the Old Assyrian Texts, pp.103-119, 121-123。

[29]文献信息参见C.Michel, Old Assyrian Bibliography, Kt 89/k 314, Kt 89/k 358。关于人名Šiwašme'i的分析, 参见Alwin Kloekhorst, Kanišite Hittite: The Earliest Attested Record of Indo-European, Leiden·Boston: Brill, 2019, p.98。

[30]参见Xiaowen Shi, Anatolians as Seen Through the Old Assyrian Texts, pp.124-143; Xiaowen Shi, “Village Life in Middle Bronze Age Anatolia: The Case of Talwahšušara, ” in F.Kulako

lu, C.Michel and G.Barjamovic,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Kültepe Meeting (Subartu 35), Turnhout: Brepols, 2015, pp.147-154。

[31]参见P.Garelli, Les Assyriens en Cappadoce, pp.134-152; I.Yakubovich, Sociolinguistics of the Luvian Language, p.212; Alwin Kloekhorst, Kanišite Hittite: The Earliest Attested Record of Indo-European, pp.86-87, 211。

[32] Xiaowen Shi, Anatolians as Seen Through the Old Assyrian Texts, pp.136-140.

[33]关于培如瓦档案中的kt d/k部分人名列表, 参见Xiaowen Shi, Anatolians as Seen Through the Old Assyrian Texts, pp.249-255, Appendix 2。关于相关语源分析, 参见P.Garelli, Les Assyriens en Cappadoce, pp.134-152。

[34] P.Garelli, Les Assyriens en Cappadoce, pp.127-160.

[35]参见G.Steiner, “KültepeKaneš und der ‘Anittatext’, ” in K.Emre, B.Hrouda, M.Mellink and N.Özgüç, eds., Anatol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Studies in Honor of Tahsin Özgüç, Ankara: Türk Tarih Kurumu Basimevi, 1989, pp.471-480。

[36] H.G.Güterbock, “Kaneš and Neša: Two Forms of One Anatolian Place Name,” Eretz Israel, Vol.5 (1958), pp.46-50.

[37] P.Garelli, Les Assyriens en Cappadoce, p.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