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系统考察了京师大学堂历史学科从传统经史之学向近代学科体制转型的历程。在这一进程中，历史学科不断脱离传统经史一体的学术形态，在官方学制体系中确立了独立的学科地位，构建了“中国史学门”与“万国史学门”并立的学科格局，初步形成了“主课-补助课-随意科目”的课程结构体系，为民国时期大学的历史学教育奠定了基础。京师大学堂历史学科的转型始终处于“中体西用”的张力之中：既通过引入西方近代学科体制实现知识系统的重组，又刻意保持中学的本体地位以维系文化正统性。这一转型深刻揭示了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本质——其不仅是知识体系的更替，更是国家重构文化认同与知识权力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京师大学堂/ 历史学科/ 学科体制/ 课程设置/ 中体西用
作者简介：李永明，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25年第3期 第66-76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外国列强的侵略不断加剧，致使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社会政治和历史知识大量涌入，传统学术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促使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传统学术分类体系，逐渐以西学分科为基准来认识和调整中学，这在清末各类学堂的学科分类中得到充分体现①。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化的开端，其学术分科既是“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场域，亦是传统知识体系向近代学科体制转型的典型样本，深刻映照出民族危机与西学冲击交相激荡的历史背景下中西学术的碰撞与融合。历史学作为中学的核心领域和京师大学堂重要的教学科目，“不但在中西学术面临转化及整合困难之际幸运地成为中西皆有的一门学科，更因经世致用的目的得以在19世纪末首先与西学扣接”②，即梁启超所言：“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也。”③不过，尽管当时很多新式学堂都设置了历史学相关课程，但从国家层面对历史学科进行系统的规划却是京师大学堂创立后才开始实施的，期间也经历了一番从传统“经史之学”到近代“分科之学”的转化过程，故而京师大学堂历史学科的发生和发展成为观察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和史学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本文拟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④，以京师大学堂三大章程为线索，结合其具体办学实践，对历史学科的发展演变及重要特征等问题作一些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与历史学科的初现
“京师大学堂是在甲午战争后兴起的维新派教育改革思潮的推动影响下酝酿产生的”⑤。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爱国救亡、维新变法和思想启蒙为宗旨的维新运动，并将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之本。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将兴办京师大学堂作为首项改革举措。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⑥。这种急迫的办学态度，反映出晚清政府试图通过教育改制挽救统治危机的深层焦虑。7月2日，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联衔上奏，遵议大学堂事务⑦，并附呈《大学堂章程》。次日，光绪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委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
《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个办学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⑧。章程由梁启超代笔起草⑨，“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对大学堂各项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思想。章程赋予京师大学堂全国最高学府兼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关的双重职能，以“中体西用”思想作为教育宗旨：“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⑩。按，“中体西用”论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经早期改良派陆续阐发，至1898年张之洞《劝学篇》系统阐述，并奉谕旨刊行，俨然成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11)。需要指出的是，其核心要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质上是一种体用二元论，将中学和西学视为不同性质、各具体用功能的两种文化；在表述形式上虽标榜“中学为体”，但其目的和重心却在后面的“西学为用”上，意在强调引进西学的必要(12)。“中体西用”论的这种思想特点对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晚清学堂教育和学术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学堂功课方面，章程“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分为“溥通学”和“专门学”两级。“溥通学”是学生的必修课，“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10门课程，规定学生应于三年内通习所有科目。“专门学”则分为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含法律学)、高等地理学(含测绘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含医学)10门，学生从中选一门或二门进行专研。另设英、法、俄、德、日5种外国语言文字学，“凡学生每人自认一种，与普通学同时并习”(13)。
从以上学科分类可见，尽管章程宣称以“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作为学堂功课设置主要原则之一，但实际上西学在课程规划中占据了绝大比重(14)。中学科目只有“溥通学”下设的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文学5种，其余均为西学科目。经学、理学等中学科目，仍基本延续传统四部分类，承担文化根基功能；“溥通学”中的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等科以及“专门学”各科都是按照西学分类进行设置的，凸显了西学的实用导向。课程规划中中学和西学各执一端，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只限于中学之体与西学之用的联集”(15)。除了中外掌故学外，各学科并没有按学科类别对中学和西学相关知识进行有机整合，彼此之间难以对应，更遑论“观其会通”。从总体上说，这种架构既保留中学在基础教育的核心地位，又通过西学分科实现经世致用，正体现了上述“中体西用”论的特征(16)。
很明显，无论在“溥通学”还是在“专门学”中，都没有历史学科的存在。历史学教育内容主要承载在“溥通学”之中外掌故学这一科目上(17)。中外掌故学以中外典章制度与先贤人物的言行为主(18)，表现出鲜明的史学致用价值取向。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中学诸科不同，中外掌故学明确分列中外，创造性地将西方政治制度史的内容纳入掌故学范畴，形成“以中统西”的知识整合模式，为传统知识分类注入了现代性要素。虽然其在学科分类方面依然比较含混，但表明已开始尝试用学科类别的眼光来整合中外史学，真正实践了章程“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的课程宗旨。
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尚未完成，维新变法便惨遭镇压。维新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除，只有京师大学堂“为培养人才之地”得以幸存(19)。当时《国闻报》对此评论道：“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20)1898年12月31日，大学堂正式开学。其时，“学生不及百人，分《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课士……兢兢以圣经理学诏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21)。在课程安排上，上午习经史，下午习格致、算数、化学、外文等西文科目，即孙家鼐所谓“于来堂就学之人，先课之以经史义理，使晓然于尊亲之义，名教之防，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以兵农工商之学，以及格致测算语言文字各门”(22)。而且，戊戌政变后，恢复八股取士，学生大多致力于科举，对学堂内其他课程则不太关心。“士子虽稍习科学，大都手制艺一编，占毕咿唔，求获科第而已”(23)。此时的大学堂已严重偏离章程规划，学堂教学呈现出浓厚的传统经史教育色彩，以至于总教习许景澄也批评孙家鼐云：“公办学堂，太偏于理学”(24)。
1899年7月，许景澄受清政府委派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对大学堂的学科建制进行调整。“分设经史讲堂，曰求志、曰敦行、曰立本、曰守约，计四处；专门讲堂，史学、政治、舆地，计三处”(25)。即在“经史讲堂”之外，另设史学“专门讲堂”，与政治、舆地“专门讲堂”并列，这表明史学开始从传统的经史之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京师大学堂教育中的一门专门学科。不过，当时分科大学尚未建立，“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仅设有仕学院和中、小学堂，因此有学者指出，史学“专门讲堂”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史学教育(26)。
在课程设置方面，规定“该学生录取入堂，先令研究经史，遵用《御纂七经》《御批资治通鉴》为讲授准绳，经意务阐儒先贤理实，不尚琐屑考据之说；读史必究历代得失，不尚记诵典故。经史讲解明晰者再拨入政治、舆地等堂。西学则以算学及西文为基，俟算学门径谙晓，再及格致、化学等事”(27)。由此可见，史学虽形式上独立设科，但实际上仍未摆脱传统经主史辅、以史证经的藩篱，经史之学共同构成中学的教育基础。“遵用《御纂七经》《御批资治通鉴》为讲授准绳”，反映出清廷严厉的意识形态控制。同时，教学内容摒弃传统考据与典故记诵，聚焦“历代得失”的总结，强化历史教训的现实应用，又凸显了经学经世致用和史学“资治通鉴”的传统价值导向。
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与历史学科的独立建制
在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之下，京师大学堂被迫于1900年8月暂行停办(28)。随即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学堂先后被俄、德军队占据，“所有书籍仪器家具案卷等项，一概无存，房屋亦被拆毁”(29)。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决定实施“新政”以维持统治，并将兴学育才作为当务之急。1902年1月10日，作为推行“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清政府正式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广泛参考欧美、日本教育制度，结合我国传统教育体制，主持制定了一套新的全国学制，于8月15日上奏，经清政府批准颁布，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等六大章程，涵盖了从初等、中等到高等教育各级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由国家公布的学制系统。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大学堂的办学宗旨、学科建制、课程设置等，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30)章程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为立学宗旨，仍沿袭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准则。在学科建制方面，大学堂分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并附设仕学馆和师范馆。大学院“为学问极则，主研究不主讲授，不立课程”。预备科分政、艺两科，学制三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专门分科。大学专门分科，仿日本例，设立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每科又设若干目。此处的“文学科”对应的是当时日本大学分科中的“文科”概念(31)。可见，《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七科分学”基本是按照近代西方学科的类别划分的，并将中学纳入到了这一学科体系之内(32)，已显现出中国近代学科体制的雏形。不过，这一学科规划仍明显受到“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呈现出“体用对立”的形态。如文学科下设七目：“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33)。除了外国语言文字学以外，其所涵盖的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皆属中学，依旧沿袭中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现了对中学本体地位的坚守。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以上“七科分学”的体系中，史学被列为文学科七目之一，与经学并列，这标志着首次在官方大学学科体系中赋予历史学科独立地位，打破了传统经史一体的学术形态。
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办之际，由于高等学堂和预备科尚处于初创阶段，分科大学尚无生源，因此《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并没有制定分科大学的具体课程，“大学分科，俟豫备科学生卒业后再议课程”，但是对预备科、仕学馆、师范馆课程，则进行了较为详备的规定。
预备科之政、艺二科和师范馆都设立了“中外史学”科目，仕学馆设立了“史学”科目，其课程设置具体如表1。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历史学科的课程较“戊戌大学”时期更为丰富，并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一是聚焦中外典章制度与治乱得失，体现出鲜明的致用性质。中外典章制度、治乱得失及异同等相关课程构成了预备科和仕学馆历史学科课程的主体，也是师范馆第一年史学课程的学习内容，凸显了历史学的现实服务功能。
二是引入西方历史分期法，初步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世界历史知识体系。师范馆第二、三年课程按外国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分阶段讲授，采用近代西方历史分期标准(如古代、中世纪、近代)，形成了世界史通史教育的基本框架。
三是专门史和历史教学法开始萌生。预备科第三年开始教授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相关课程，学科领域不断拓展，同时也深化和拓宽了历史教育的范围。师范馆第四年增设“教史学之次序方法”，有利于推动史学教育专业化。
四是课程设计具有高度的实用性(34)。政科和艺科均属大学预备科，其所设中外史制度异同、中外史治乱得失、商业史，工、农业史对应晋升大学政治科、文学科、农业科、工艺科的需要。仕学馆以在职官员为教育对象，“史学”科所设课程以中外历史中的典章制度、治乱兴衰为核心。仕学馆还另设有“掌故”科目，其主要课程包括国朝典章制度沿革大略、现行会典则例、现行政事之利弊得失等，侧重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其课程设计均着眼于明掌故得失与通晓世变，提升官员的从政和治理能力。师范馆所设外国史课程按上世、中世、近世分年讲授，正与中学堂史学科的课程设计相对应，并首次将历史教学法纳入课程。另，师范馆还专门增加了“教育学”科目，教授教育宗旨、教育原理、学校管理等相关理论知识，并开设了实习课，以上无不体现出师范教育的特色。
总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首次以官方制度法令形式确立了历史学科的独立地位，其课程设计突破传统经史框架，在中外史制度异同、中外史治乱得失等一些领域体现出“中西会通”的学术革新，成为历史学科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里程碑，为后续《奏定大学堂章程》的学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参照。
三、《奏定大学堂章程》与历史学科的课程体系构建
《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后，由于政治矛盾、新旧之争等多种原因(35)，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完全施行。1903年6月，清政府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对《钦定学堂章程》进行重新修订。“之洞手定学章，凡七易稿始成”(36)。1904年1月14日，新修订的学制章程经清政府批准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包括《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等一系列学制章程，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标志着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开端(37)。根据《学务纲要》规定，京师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京师大学堂另设总监督，专管大学堂事务。这样，就将中央教育行政管理的职权从京师大学堂分离了出来(38)。
在学科建制方面，《奏定大学堂章程》参照日本分科大学的学术分科，将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分为八科，即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每科下又分设若干门，共计46门(39)。可见，《奏定大学堂章程》与《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最显著的不同，是将原附入文学科下的经学“目”独立出来设为一科，且置于各科之首，其尊经之意至为明显，充分体现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40)。除了经学科之外，其他七科则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向近代西方学科体制转化，按照西学分科形成文、理、法、商、农、工、医“七科分学”的学科体系，基本构建起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学科体制。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那样，“传统四部分类的概念，至此亦逐渐消融于西方学术分类体系之中”(41)。不过，在中学范围内，“体用对立”的学科形态仍未消除。如在经学科大学中，章程将《周礼》《尚书》《毛诗》等群经基本按照传统四部分类中的经部类别分为11门，与其他各科的分类具有明显区别。在文学科大学下设的9门中，除了中外地理学门之外，中国史学门与万国史学门、中国文学门与外国文学诸门皆别立中外。
至此，历史学在学科建制上从《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的“史学”目或“中外史学”科目演变为“中国史学门”与“万国史学门”。在课程设置方面，《奏定大学堂章程》也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更为详备。《奏定大学堂章程》将各科课程划分为主课、补助课、随意科目三类，类似于后来各大学的主修课、辅修课和选修课，初步构建了各学科的课程体系。在课程之后，分列各科“研究法”和“讲习法”，对研究要义、治学方法、课程教材及讲授方法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对经学科、文学科的相关规定颇为详细，而对其他西学分科的规划还较为简略粗糙。
中国史学门的课程包括7门主课，5门补助课，每年还开设若干门随意课程。具体如表2。
“史学研究法”中详列了52项“研究史学之要义”，较为明确地划定了“中国史学门”的学科范围。尽管其内容广涉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技、文化、外交等众多领域，但主要集中在历代统系疆域、政化创始因革、地方盛衰、官制得失、兵制变迁、刑法得失、吏权轻重、赋税利弊、变法得失、沿海利害、交邻驭外、学术门户、政事风俗等治国理政重要事项。章程明确指出，“以上专为鉴古知今有裨实用者，与通鉴学为近”(42)，说明中国史学门的课程总体上以通鉴学为核心。
在治学方法上，章程规定治通鉴学时须与正史相互参照。这是由通鉴和正史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所谓“正史学精熟一朝之事，而于古今不能贯串；通鉴学贯通古今之大势，而于一朝之事实典章不能精详”，因此，“正史学与通鉴学亦有相资补助之处”，治通鉴者须参考正史及通考、会要，治正史者亦须参考各种通鉴及别史、杂史。这实际上已涉及到通史与断代史研究的辩证关系。此外，章程还特别强调，对治乱、法制等与“今日中国实事有关系之处加意考求”，所谓“考史事者，分考治乱、考法制两门。考治乱若通鉴及各种纪事本末之类，考法制若通典、通考及历代会要之类。两义必宜兼综，方有实用”(43)。
章程还列有各门课程的讲习法，对讲授方法及学生参考书作出规定。如“各种纪事本末，宜自通鉴讲起，《左传纪事本末》不必讲，全鉴及正史听其自行研究”。“国朝事实，摘讲正续《东华录》及《圣武记》诸书，兼酌采近人所刻《皇朝政典》讲习”。“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摘讲《三通考辑要》”。“中国古今外交史，日本有支那外交史，可采取自行编纂改定”。中外今地理等各西学学科，则“择译善本讲授”。学生的参考书，包括年代学、历代帝王年表、纪元编、通鉴目录、四裔编年表、钦定二十四史、各种通鉴、中国地图、各种别史杂史、各种西史等(44)。
万国史学门的课程有5门主课，4门补助课，另有12门随意科目。具体设置见表3。
根据表3，万国史学门的课程除了史学研究法、年代学之外，主要以国别史和西方外交史作为讲授重点。与中国史学门相比，章程中关于万国史学门课程及各科目讲习法的规划相对还很简略，仅注明以译本讲授，并没有详列讲授要义、治学方法和参考书目。
如果将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的课程合而观之，可以发现其具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均凸显了史学的致用性质。中国史学门的课程设计以通鉴学为核心，并强调对治乱、法制等与“今日中国实事有关系之处加意考求”，万国史学门的课程以国别史与外交史为重点，其致用功能亦甚为显著。
二是中国史与外国史相互参照补充。中国史学门的课程自然以中国史为主，但同时也在补助课中设置了世界历史、西国科学史等世界史相关课程，以及外国语言文字课程，并明确规定在治通鉴及正史时“并须参考外国史”。同样，万国史学门的课程虽以外国史为主，但也在补助课中设置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国古今历代法制史等中国史课程。
三是通过“主课-补助课-随意科目”的组合初步构建了历史学科的课程体系。如前所述，主课和补助课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而随意科目中所列的课程既包括与历史学科领域相近的文学、教育学、人类学、文字学、经济学等相关课程，也包括法制史、科学史等专门史课程，这无疑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并促进历史教学内容的深化。
当然，章程的课程规划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课程总体呈现出“中史详而西史略”的态势，这说明尽管晚清援引欧美、日本成法建立学制，“但也只是徒就外观及建置上的西化而已，对于学科内容的仿习其实还有一段距离”(45)。另外，随意科目的课程在章程中也仅是列出名目而已，诸如研究与讲习方法、参考用书等一概阙如。
除了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之外，在其他分科大学，以及大学堂附设的预备科、师范馆、进士馆、译学馆中也都设置了相关历史课程。如经学科大学的历史课程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中外教育史、外国科学史、世界史、西国史、西国法制史、比较法制史、西国文学史等。政法科大学的历史课程主要包括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各国理财史、各国理财学术史、各国近世外交史、各国政治史、中国历代刑律考等。根据《奏定学堂章程》规定，预备科按《高等学堂章程》办理，其课程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为预备升入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等分科大学者应修课程，历史位列10门课程之一(46)。在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办之前，师范馆在预备科和速成科中招生最多，是主要的教学场所，构成了京师大学堂实际办学的核心和基础(47)。《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实施后，师范馆“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将学生分为四类肄业，其中第二类以地理、历史为主，其开设的历史课程主要是中国史、亚洲各国史和西洋史(48)。1903年2月，清政府为加强新科进士等新入仕官员的培养，于京师大学堂内增设进士馆。1904年5月，原大学堂速成科下的仕学馆也并入进士馆。进士馆学科之目分为十一门，首列“史学”，第一年开设世界史，第二年开设泰西近时政治史、日本明治变法史。此外，在教育、法学、商政、兵政等科目中也相应安排了教育史、中国法制考大要、世界商业史、近世战争史略等专门史课程内容(49)。译学馆的前身是创建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在京师大学堂复办之际并入。1902年12月，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改同文馆为翻译科。1903年4月，清政府为培养外交人才，设立译学馆，并将翻译科归并在内，仍由京师大学堂代管。根据《奏定译学馆章程》，译学馆分设普通学和专门学，历史是普通学的九种科目之一，第一年、第二年开设中国史课程，第三年开设亚洲各国史课程，第四、第五年开设西洋史课程，让学生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50)。
随着京师大学堂及全国各级新式学堂中历史学课程的广泛开设，编译新体历史教科书的需求日益迫切。早在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清政府就在大学堂内设立译书局，主要负责编译西学各学科教材。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建后，又在上海设立了译书分局。同年，在大学堂内另设编书处，主要负责编纂经学、史学等中学诸科的教材，并兼采访之职，“其中学经、史、地理、子、集诸门及蒙小学堂各项课本，如有宿儒通识，游学高材纂著译述之本，均拟广为甄录，借补缺遗”。关于“史学课本”的编纂，“拟以编年为主，删除繁琐，务存纲要。史家论断，所以明是非而别嫌疑，于人事至为切要，拟就先哲史论文集精为择取，或逐条系附，或另卷编列。”(51)1903年，京师大学堂编书处颁布《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于“中外史学门”下列有历史教科书16种，包括中国史、外国史各6种，地图4种。其中除了《史鉴节要便读》(鲍东里辑)、《读史镜古编》(潘世恩辑)外，其余绝大部分是汉译和编译自日本学者编撰的中国史、东洋史以及世界史教科书，另有少量译自欧美的西洋史(52)。京师大学堂的教习或教员根据授课需要也积极编写讲义，其中史学讲义主要有屠寄《中国史讲义》、王舟瑶《中国通史讲义》、陈黻宸《中国史讲义》、汪荣宝《本朝史讲义》，以及服部宇之吉编撰的《万国史讲义》等。大量译介外国史著，引进了西方进化论等最新理论，有助于国人开拓视野，形成“世界史之观念”(53)。而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学者所编撰的历史讲义和教科书，开始尝试运用进化史观划分历史阶段，突破了王朝兴替的传统史学叙事模式，并对“君史”进行了批判，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民史”色彩，在编纂形式上也逐渐向章节体转变。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实施后，由于学制初创，缺少合格生源，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一时之间尚不具备开办条件。直至1910年3月，分科大学才正式开办。次年秋，由于武昌起义爆发，京师大学堂再次停办。1912年5月，民国政府教育部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同年10月，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在《奏定大学堂章程》的基础上废止了经科，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54)。1913年1月，民国教育部又在《大学令》基础上发布《大学规程》，将大学中的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55)，至此，历史学正式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分科体系中的独立学科。
四、结语
通过对京师大学堂历史学科发展历程的系统考察可见，晚清历史学科的近代转型是在民族救亡与学术革新的双重驱动下进行的。从“戊戌大学”设立“经史讲堂”与史学“专门讲堂”，到“壬寅学制”确立史学独立学科地位，再至“癸卯学制”构建“中国史学门”与“万国史学门”并立的学科格局，这一演变轨迹清晰展现了历史学科在制度层面上从传统史学逐渐向近代学科转化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历史学科不断脱离传统经史之学经主史辅、以史证经的学术形态，确立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其制度设计上“主课-补助课-随意科目”的课程结构体系，以及比较史学、专门史、教学法等新型课程的创设，为民国时期大学的历史学教育提供了基本框架。
同时，京师大学堂历史学科的转型始终处于“中体西用”的张力之中。章程中“经史分途”的学科设置虽打破了传统经史一体的学术形态，并初步构建了专业的课程体系，但从根本上说，历史学并没有完全摆脱以通鉴学为核心的传统资治体系，仍与经学共同构成传统中学的主体。课程设计整体上以通鉴学为核心，聚焦中外典章制度与治乱得失，这既体现了历史学科自身的致用性质，也透露出清政府希望通过历史教育救亡图存与激发学子爱国之情的意图。这种新旧杂糅的学科形态，恰是晚清中国学术转型的典型表征：既通过引入西方学科体制实现知识系统的现代重组，又刻意保持中学的本体地位以维系文化正统性。
当然，京师大学堂历史学科的转型实践也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局限。学科建设中“致用优先”的价值取向，虽强化了历史教育的现实功能，却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深化发展；课程体系中“中史详而西史略”的配置失衡，反映了时人对世界认知的局限。这些特征既受制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也暴露了学科转型过程中的选择性接受。这一转型实践深刻揭示了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本质——其不仅是知识体系的更替，更是国家重构文化认同与知识权力的历史过程。
注释：
①参见左玉河《从“经世之学”到“分科立学”——近代早期的学术分科观念及分科方案》，《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桑兵《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学术研究》2012年第3期。
②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③梁启超：《新史学》，文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④学界相关研究，参见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于沛《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以上著作均设专章或专节对京师大学堂时期历史学科的学科发展、课程设置等相关内容进行了介绍和论述，其中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一书之第二章“学制建立与历史教育系统化的出现”从学科体制的视角揭示了晚清学制变革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推动作用，并强调了“中体西用”思想对京师大学堂学术分科的影响，颇具启发意义。
⑤王晓秋：《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⑥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⑦《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奏复遵议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23-26页。
⑧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⑨关于《大学堂章程》的起草人及起草过程，参见王晓秋《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茅海建《京师大学堂的初建——论康有为派与孙家鼐派之争》，《北大史学》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⑩《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26-40页。
(11)清光绪在《明定国是诏》中宣谕：“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经济变之才。”光绪以上所言与“中体西用”论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光绪本人对张之洞的《劝学篇》也非常赞许。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七的《上谕》中评论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并谕令“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参见冯天瑜、姜海龙译注《劝学篇》，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页。
(12)关于“中体西用”思想的研究，参见陈旭麓《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中体西用”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嬗变》，《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王继平《论近代中国的文化折衷主义》，《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13)《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26-40页。
(14)[美]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15)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27页。
(16)学者们一般认为，《大学堂章程》沿袭自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时所拟的《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参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48-50页)。在学科分类方面，《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同样分为“溥通学”和“专门学”两级，“溥通学”下列4科，即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分为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3科。但二者在学制方面也有显著不同，《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规定：“凡初入学堂，六个月以前，皆治溥通学；至六个月以后，乃各认专门，即认专门之后，其溥通学仍一律并习。”而根据《大学堂章程》，经学等中学科目只在“溥通学”阶段通习，升入“专门学”之后便不再继续研习了。有学者认为，梁氏在起草《大学堂章程》时，极有可能是受官方“中体西用”意识形态所束缚，因此与前拟《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中的设计有所不同。参见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26页。
(17)《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在“溥通学”下列有“中外史志”，在“专门学”下列“掌故学”，由此可以推断，《大学堂章程》中的“中外掌故学”，可能由“中外史志”和“掌故学”两科目综合而成。
(18)可参考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时为“中外史志”和“掌故学”课程开具的书目。《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将学生所读之书分为“专精之书”和“涉猎之书”。“专精之书，必须终卷，按日分课，不许躐等；涉猎之书，随意翻阅……六个月以后，既溥学、专学两者并习，或每日有两种专精之书，而无涉猎之书，亦无不可”。根据梁氏所拟时务学堂《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第一月至第六月“溥通学”所列的专精之书主要以公羊学为核心；中外史志方面的涉猎之书主要包括《万国史记》《日本国志》《泰西新史揽要》《国朝先正事略》《佐治刍言》《西国政学事物源流》等。第七月至第十二月“专门学”只列专精之书。其所列掌故学专精之书为《周礼》《秦会要》《佐治刍言》《日本国志》《历代职官表》、全史《职官志》《通考》《续通考》《皇朝通考》职官门、《法国律例》《大清律例》。参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一册，第50-61页。
(19)关于京师大学堂在戊戌政变中幸存原因的探讨，参见陈平原《北京大学：从何说起？》，《读书》1998年第1期；王晓秋《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第243-244页；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142页。
(20)《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21)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83-684页。
(22)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奏报开办大学堂情形折》，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71-72页。
(23)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另，罗敦曧在《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也对当时大学堂学生仍热衷于科举的情况进行了生动描述：“当戊戌时，大学生诵八股之声，比舍不绝。……于校舍攻策论、习殿卷白折者，亦所恒有，乡、会试期届，校舍辄空其半。”文载《庸言》1913年第1卷第13号。
(24)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
(25)许景澄：《吏部左侍郎许景澄覆奏大学堂功效折》，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86-88页。另参见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
(26)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第4页。
(27)许景澄：《吏部左侍郎许景澄覆奏大学堂功效折》。
(28)参见许景澄《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奏请暂行裁撤大学堂折》，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89-90页。
(29)《外务部为恢复大学堂知照管学大臣张》，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30)张百熙：《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第87-97页。
(31)参见高玉《现代汉语“文学”之“文科”“文字与文章之学”义考》，《江海学刊》2023年第2期；黄梦婉、王蒙《从“人文科目”到“实用科学”：“文科”概念的内涵演变》，《高等教育研究》2023年第11期。
(32)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256-260页。
(33)张百熙：《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34)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47-48页。
(35)参见关晓红《晚清学部成立前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沿革》，《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36)罗敦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
(37)于沛：《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第177页。
(38)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第359页。
(39)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大学堂附通儒院)》，清光绪间北京官书局铅印本。
(40)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第260-261页。
(41)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37页。
(42)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大学堂附通儒院)》。
(43)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大学堂附通儒院)》。
(44)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大学堂附通儒院)》。
(45)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50页。
(46)庄吉发：《京师大学堂》，文史哲出版社2016年版，第52-53页。
(47)郑师渠：《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48)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清光绪间北京官书局铅印本。
(49)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进士馆章程》，清光绪间北京官书局铅印本。
(50)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译学馆章程》，清光绪间北京官书局铅印本。
(51)《大学堂编书处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第203-205页。
(52)“中外史学门”下所列的书目包括：《史鉴节要便读》(鲍东里辑)、《读史镜古编》(潘世恩辑)、《普通新历史》(普通学书室译本)、《支那史要》(市村瓒治郎著，陈毅译)、《支那通史》(那珂通世著)、《最近支那史》(河野通之、石村贞一辑)、《世界近世史》(作新社译本)、《东洋史要》(桑原骘藏著，樊炳清译)、《西洋史要》(小川银次郎著，樊炳清、萨端译)、《节本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译，周庆云节录)、《欧罗巴通史》(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亚美利加洲通史》(戴彬编译)；另有地图4种：《东洋历史地图》(石泽发身辑)、《历代地理沿革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杨守敬、饶敦秩撰)、《支那疆域沿革图》(重野安绎、河田熊辑)。参见《教科书之发刊概况》，载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3年版，第229-230页。
(53)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0页。
(54)《教育杂志》第4卷第10号，1913年。
(55)《教育杂志》第5卷第1号，19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