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5年第4期
摘要：“万言书”体是以奏议文为核心文体的上行文类，主要用于士人向皇帝陈述政见。它受中国古代“万言”文化语码与唐宋“日试万言科”考试的影响，逐渐形成单篇过万的篇幅规格。“万言书”初现于宋真宗朝，在仁宗朝至神宗朝定篇，北宋后期至元代定体，明代至清中期进入衰歇期，清后期复兴。“万言书”是宋代政治逻辑的生成物，其文体品位受宋元“声望政治”操控，居于诸文体高位。它以文体混融和内容宏富为表现形式，以危言和急言为话语模式，集政治智慧、文学表达与逻辑思辨于一体，将政治诉求具象化，因而成为干涉政治的精神标签。明清时期脱离政治语境的“万言书”开始出现文学性的批评转向，解读由浅显至深入、从直观感受转向对于实践性的感觉力的探讨。以文学内蕴及转向为前提，“万言书”体在中国古代文章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万言书”体 奏议文 声望政治 文体 文章史
作者：王毅，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万晴川，扬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文学具有鲜明、强烈的淑世精神，集中表现为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干预大量体现于应用文体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在秦汉以来中国政治系统所形成的“文书制度”影响下不断发展演变的奏议类文体。如吴承学所言：“中国文学其实是‘文章’体系，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迥异于西方式的‘纯文学’体系。”回到中国语言文学的大语境，大文学观（泛文学视阈）的研究理念使得诸多“非文学”的文体形态开始被纳入文学、文体研究的范畴，并结合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实用理性文化心理等要素，对作家个体、群体及某一历史阶段文体观念或理论做深入探讨，在开掘文本文学性的同时并不忽视其实用性、工具性的文体形态。党圣元强调：“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者对文书类文体的关注相对不足。在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史上，文书实为半壁江山。”文书类文体的研究既是当前古代文体学研究的重心，又剖解出一条具备民族性特征的“潜意识经验和无意识的习惯传承”的理路，为正在蓬勃发展的现代文体写作提供借鉴和参照。
万言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类特殊文体，产生于宋真宗朝，完善于仁宗朝至神宗朝，兴盛于北宋后期至元代，衰歇于明至清中期，至晚清复兴。这一文体品位升降的过程反映了政治语境的隐性要求与士人迎合政治逻辑而做出的文体选择。万言书作为“对扬王庭，昭明心曲”的上行文体，其范围内的大部分文章均为奏议文，但在产生初期也存在着书牍被视为万言书以及南宋公移类文书被命篇为万言书的特异现象。近年来，“万言书”因文本体量的宏大与存世可考文献的相对稀少形成的张力及其文体形态在奏议文发展史上的独特性为学界所关注，但综合来看，仍缺少对“万言书”体由定篇到定体、由点到线的发展串联，尤其还未能梳理出一条在宋元这一连续性的历史时段内清晰的演变脉络。除此之外，关于“万言书”体的若干问题仍悬而未解，以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所标举的文体研究方法“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来审视，至少“原始”尚未溯源透辟，“选文”之标准尚有争议，“万言书”何以至万言这一核心问题也未得到恰当的解释。“万言书”体具有中国文学的本土特色，探讨其生成与文体品位的升降能够很好地发现奏议文体在发展过程中与科举制度、政治语境等历史因素之间的关系，洞察唐宋士人阶层转型期读书人言以行道的话语模式转变，揭示政治文本所内蕴的文学转向及文章学意义。
“万言书”的定篇、定体与发展脉络
“万言书”是长达万字的文书形式，是从宋代开始兴起的长篇奏议形态。宋代之前的功能性文章篇幅大多不长，以内容驳杂的对策文为例，唐代制举殿试策文平均每篇2825字，篇幅最长的是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刘蕡的《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有6052字，与“万言书”仍有不小的差距。文书为何从三千字左右的篇幅向万字长文演变，为何以“万言”为标尺，“万言书”如何定篇、定体成为稳定的文书形态，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
中国古代在计量人类物质资料时，“万”已经是相当大的单位了。《左传·闵公元年》载：“万，盈数也。”《说文》则言：“盈，满器也。”盈即满，万是多的简称。文人往往也会以“万”来形容文献的保有量、图书的阅读量以及知识的渊博巨大，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王充《论衡·自纪第八十五》“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贤？”均为典型例证，史书中记载某人“日诵万言”“著述数万言”“吐论数千万言”等，俯拾皆是，代表文人超凡卓绝的驾驭文字能力。因此，对于“万”的数字崇拜是“万言书”得以出现的必要历史文化因素，“万言”也成为象征文人学富五车或者旺盛创作力的文化语码。
对“万言书”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唐宋科举考试中的“日试万言科”，在整个唐代通过“万言科”考试的士子可谓凤毛麟角，此等人才在当时被大书特书。柳宗元《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盛赞凌准“年二十，以书干丞相。丞相以闻，试其文，日万言，擢为崇文馆校书郎”。白居易《岁暮枉衢州张使君书并诗因以长句报之》也提及德宗朝张聿“万言旧手才难敌”。应“日试万言科”的举子需要在一日内完成多门科目的考试，对知识储备量与文书表达能力均是严峻考验，但据史料所载，应试所撰之文是诗、赋等文体多篇，文字总量达到近万字即可，并非本文所着重探讨的单篇“万言书”形式。如天宝中，张陟自举日试万言，“依题口授，言讫即过，周而复始。至午后诗笔俱成，得七千余字。仍请满万数。宰相曰：‘七千可谓多矣，何须万。’”张陟后来人称“张万言”。《唐摭言》记唐懿宗咸通年间“日试万言科”：
长沙日试万言王璘，辞学富赡，非积学所致。崔詹事廉问，特表荐之于朝。先是试之于使院，璘请书吏十人，皆给砚，璘袗絺扪腹，往来口授，十吏笔不停缀。首题《黄河赋》三千字，数刻而成。复为《鸟散余花落》诗三十首，援毫而就。时忽风雨暴至，数幅为回飚所卷，泥滓沾渍，不胜舒卷。璘曰：“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斯须复十余篇矣。时未亭午，已构七千余言。詹事传语试官曰：“万言不在试限，请屈来饮酒。”《黄河赋》复有僻字百余，请璘对众朗宣，旁若无人。
张陟七千余言是多首诗构成，王璘的七千余言则包括一篇赋和30首诗，由此推知，唐人所谓“万言”是指多篇文章字数的总和，并非单篇文章达到万言。“日试万言科”重点考察应试举子的多文体写作能力和思维敏捷程度，诗文的质量并不十分强调。但“日试万言科”对于文字篇幅的要求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官场升迁资格与社会声望，对于刺激宋代士人撰写“万言书”有着重要影响。
宋真宗朝景德年间，莱芜监判官欧阳冕为了升官，求日试万言科，“至晡但成五论、一颂，共三千字”，最终因躁妄之罪遭贬。此后，“日试万言科”因无人主动应试而淡出历史舞台，天子门生的通道大大拓宽之后便很少有人再铤而走险选择这条艰难的晋升之路。但士人主动向最高统治者进献“万言书”正发端于真宗朝，如此来看，从“万言科”到“万言书”的转变似乎有着名称和逻辑上的顺承关系。蔡用之被视为第一个“万言书”创作者，他曾上万言书于真宗，“上喜曰：‘自朕有天下，奇才伟器未有如用之者。’出其文以示诸学士，曰：‘此江南夫子也。’”蔡氏未等到皇帝诏书就遽归道山，其原文虽未保留下来，但他上万言书得到皇帝称赞提振了士人上书长篇大论的风气。此外，史传材料中也存有夏竦在仁宗朝庆历三年（1043）因遭受欧阳修、蔡襄、余靖等人弹劾而陈万言书自辩的记录，文本虽未流传后世，但据夏竦后“徙判并州”的轻处理结局来看，此封万言书的确起到了打动帝王的实用效果。
古人在政治场域中向上位者所进献的文书不会标识“万言书”字样，而只是在士人言论、文集序跋、别集与总集中作为一种指代性质的文类，因此定篇比篇目面世滞后甚久。目前我们可以认定最早的“万言书”文本当是范仲淹天圣五年（1027）所作《上执政书》。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中言：“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苏轼第一次以“万言书”指代《上执政书》，其序文作于神宗朝元祐五年（1090），距离范公作文已有73年。嘉祐六年（1061）契嵩《万言书上仁宗皇帝》第一次明确以“万言书”名篇，后来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1058）和苏轼《上神宗皇帝书》（1090）皆被后人编纂文集时命名为“万言书”或列入“万言书”体。这类作品在当时凭借“议论高奇”、字里行间充斥着“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而受到当时士大夫的普遍认可。神宗朝至元代，“万言书”大量出现，为直观呈现，兹将宋元两代的“万言书”作品列表于下，作品名用当前通行本别集或总集中的名称：
以存世文献而言，宋仁宗朝至神宗朝64年间存万言书4篇，哲宗朝仅存1篇，钦宗朝至南宋孝宗朝64年间则有5篇，并且南宋初年关于万言书的记载十分普遍。总的来看，“万言书”产生于宋真宗朝，完善于宋仁宗朝至神宗朝，兴盛于北宋后期至元代。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三条清晰的发展脉络。首先，“万言书”逐渐演变为以奏议为中心的文类系统。上述万言书虽同为上行文体，但范仲淹《上执政书》的进呈对象是宰相王曾，性质属于书牍，其后的万言书是奏议文，所进呈的对象全是帝王，是“臣下告君之辞”，本质特征是“君臣名分”。宋人赵升对此辨别得很清楚：“（万言书）上进天子之书也。若上公侯，则名之曰长书。”朱熹文虽属“封事”，但对于上书内容的加密并没有改变奏议文的内核；郝经作为蒙古使臣向宋帝献“公移”，虽无君臣名分但陈请姿态与“万言书”无异。总的来看，“万言书”成体以奏议文为中心是不存在异议的。
其次是一条初现、定篇、定体的文体发展路线。“万言书”的定篇依赖于文献的流传，蔡用之、夏竦的万言书事迹与范仲淹《上执政书》的文体形式给予王安石等人参与朝政与文书创作全新的灵感与刺激。“文体的模拟表明一种文体的成熟和稳定，也就说明人们对某一文类有了明确的观念和认识”，苏轼基于自己文体模拟的成熟并在“万言”文化语码的影响下以“万言书”指称范公《上执政文》，已然契合了士人对这一类文章的普遍认识。随着体认的不断深化与作品的大量涌现，“万言书”发展到“万言书”体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这类文章在宋人所编别集、总集的文体定位。“唐宋新文体的出现、定名、传播和接受，正是通过宋代文章总集的编录得以集中体现”，而“万言书”的定体大致在北宋末南宋初。郎晔编注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是进呈皇帝御览的选集，将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单列入“万言书”一卷，《事略》在编订体例上，将“万言书”正式与“策问”“表”等列为平行文体。同时“万言书”从“奏议”中独立出来与其并驾齐驱，到达了应用文文体的高位。这种文体归类绝非偶然，反映了南宋文坛的普遍认知。南宋魏齐贤、叶棻编订的《皇宋明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四十二卷、四十三卷均为“万言书”体，除了选入王、苏二文外，还编入了苏洵《上仁宗皇帝书》、欧阳修《准诏言事上皇帝书》以及司马光《上皇帝直言书》（《应诏言朝政阙失状》），虽然后三篇文章被划入“万言书”体仅是一家之言，但足以体现选家对此体之重视，试图根据自身的理解将一批选文从“奏议类”提升至“万言书”体。与之同频，赵升《朝野类要》谈及文书形式34种，将性质相近的文体列于前后，在细致的文体划分下，用于上进天子的“万言书”要比上后妃、东宫的奏笺和上宰执的堂札居于更高的文体品位。梁启超将王安石万言书视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与宋人将万言书的定体与品位提升便有着直接关联，后人提及“万言书”往往有着特定指向。
最后一条发展脉络便是“万言书”由有名无实到实至名归的演变。所谓文成体立，单篇文章不满万字却视为万言书尚能理解，但“万言书”的定体则需要有一批作家在文体模拟的过程中对这一规范不断地予以修正，有意追求篇幅达到万字标准。万言书初创时期，蔡用之、夏竦的文章可以推断不过万字，此后范文7700字，王文8694字，契嵩文6048字，苏文7791字，李新文8679字，士人对待“万言书”的标准还比较模糊，篇幅的要求也并不苛刻，但当有作品真正做到万言并形成规范时，这类文体将走上常态化发展。靖康年间欧阳澈连上三封万言书，《第一书》11380字，《第二书》7536字，《第三书》13730字，到了南宋至元代，万言书无一不超过万字，胡寅文10106字，朱熹文12360字，郝经文11228字。值得注意的是，欧阳澈《欧阳先生飘然集》中将第一、第三书均命篇为《上皇帝万言书》，在《第三书》特地强调“撰成万言书两封，条陈二十余事”，可见《第二书》在宋代本就是“万言书”，其实际篇幅也与范文、苏文差不多。由此可以推断，“万言书”体发展到两宋之际基本形成了“万言”规范并持续至元代。
明至清中期“万言书”体因脱离政治语境逐渐淡出士人文体选择范围，文体品位下沉，进入衰歇期。明太祖黜浮崇实，大臣茹太素因“陈时务累万言”被杖于朝。太祖后令宫人复诵其书，得其可行者仅四事，慨然曰：“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此后，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故自上而下形成简峻的文风。明中叶部分士人虽在谏诤中加强了批判性与现实性，但如海瑞《治安疏》、张居正《陈六事疏》等奏议文均不到五千言，也未有人将之视为“万言书”。宋孝宗时年61岁收到朱熹万言书尚能“亟起秉烛，读之终篇”，但明太祖时叶伯巨上万言书因一句“分封太侈”触及朱元璋逆鳞，惨死狱中。明清两代不允许臣子挑战君主权威，稍有不慎就招致杀身之祸，从而导致“万言书”沉寂，这在明清文书中都能得到反映。明初成书的《元史》在提及刘秉忠上忽必烈万言书时，仅仅用“上书数千百言”一笔带过。苏轼的文章在明清选集中也失去了“万言书”的名号，而恢复为《上神宗皇帝书》。清代对上行文书的规定更为严苛，清初就下令凡内外官员“题奏本章，不得过三百字”，即使涉及刑名钱谷，难拘字数，亦不许重复冗长，仍将本中大意，撮为贴黄，以便阅览，“贴黄不得过一百字”。顺治帝简化了文书形态，将“万言书”体稳定的表现形式打碎，文字狱也破坏了“万言书”存在的政治逻辑。然而清中期浦起龙的弟子蔡焯就曾将苏轼万言书单独刻印，说明“万言书”依然是隐藏在士人心中的一种参政情结。晚清政治形势每况愈下，政府对知识分子话语控制出现松动，文坛则涌现了如黎庶昌《丽农山人万言书》、吴广霈《救时要策万言书》、严复《上皇帝万言书》、蒋敦复《万言书》、孙中山《上李傅相书》等一批“万言书”作品，“万言书”在晚清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康有为“游西山”，“登高极望，辄有山河人民之感”，遂五上“万言书”。其中第二书（公车上书）正值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请十八省举人传阅，发动一千二百余名举人签名，“开创了一个以知识分子群体的力量向统治阶级请愿，并对现实政治进行干预的新纪元”，充分开掘宋元以来的“万言书”政治逻辑与思想遗产，为自身造势。但民国以后，帝制灭亡与西方议会制度的引入，导致依附于皇权体制的传统“万言书”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综上，“万言书”是在宋元时期命篇成体，包蕴“万言”文化语码色彩，以奏议文为核心文体的上行文类。“万言书”体作为文书形式，受唐宋“日试万言科”考试的影响，逐渐形成单篇过万的篇幅。“万言书”在宋真宗朝到元代的发展过程中从奏议文体范围中脱离并提升至更高的文体品位，明至清中期进入衰歇期，清后期随着民族危机、政治秩序紊乱而再度复兴，至民国“万言书”体走向消亡。
声望政治下“万言书”的表现形式和语言系统
“体”是文学之骨，是作家思想与文学艺术作为灵魂与血肉依附并赖以生存的生命形式。文体的包容性强，各体之间的界限时而特别模糊，学界公认的“体”目前至少有六种含义。其中，“万言书”如何得体主要体现在表现形式和语言系统两个方面。明人顾尔行曾说：“文有体，亦有用。体欲其辨，师心而匠意，则逸辔之御也。用欲其神，拘挛而执泥。……得其变化，将神而明之，会而通之，体不诡用，用不离体。”虽然吴承学、党圣元等学者均指出顾氏将哲学的“体用”之辨嫁接到文体论中，但无法否认中国古代文体“体用不二”的实用属性，因此在对“万言书”体表现形式和语言系统予以探讨时，需要根据“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原则，将其置于中国古代政治语境中认识它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
文体立名没有一定的规律，黄侃对此深有感触：“详夫文体多名，难可拘滞，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有因旧名而质与古异，有创新号而实与古同。”“万言书”命名“随宜以立称”，因此需要抓住形式与内容的特点进行分析，形式服务于内容，内容借助形式增长气势，二者适应了“万言书”出现发展的政治语境，实现其社会功能。
刘勰《文心雕龙·章表》载：“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书”是一个泛化的文体范畴，文章形式极为驳杂。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将上传下的诏令、下奉上的奏议、臣民相往来的书牍皆归为“奏议类”之“书”，下奉尊贵者的书信则是“书牍类”之“书”。以吴氏文体观念来审视，范仲淹《上执政书》、朱熹《戊申封事》与郝经《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均未脱“书”的范围。而“书”这一文体在汉代被分化为四种子文体，“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奏议类文书往往一书一事，一篇当中仅完成谢恩、按劾、陈请及执异中的一项功能，虽然汉代之后文体功能的范围有所扩大，但其基本功能性质没有改变。“万言书”的特异性在于赓续汉代“书”的文体混融特点、发挥多项奏议功能的同时将它们结合得相当和谐融洽。这种强大的负载能力决定了它的形式必须是长篇大论，需要将文章剖解为数个部分来完成相应的奏议功能。实际上，“万言书”也因陈请的必要性兼具了表的功能，胡寅在进献万言书之前先给高宗上呈《进万言书札子》，但一般情况下伴随札子进献皇帝的文书是表，而非奏议。“万言书”以上达天听、转化成实际政令作为最终的价值实现，与普通奏议文篇幅受到限制不同，万言书的写作者可以无视字数限制，将表的诚挚陈请与奏议的说理执异相结合，最好地展现阅读效果，在陈情和论理的交织中获得情感解释性的张力。欧阳澈《上皇帝万言书》博采于古，参酌方今利害而条陈十策，以气行文，气势纵横且充满悲壮色彩：
伏愿朝廷借臣一介之使，遣臣见虏主而说之，臣自有策，能使丑虏倒戈卷甲，不复侵侮。如欲绝其种类，则臣亦愿以死间。伏愿朝廷俟其有弛心而无备，则遣良将领精兵以歼之，臣虽遭鼎镬，能以一身破强悍之虏，而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使万世之下，奸臣贼子诵臣之名，莫不掩卷而惭叹，则臣虽死犹生也。
欧阳澈身处宋廷危难之际，连上三书奏保邦御俗、安边御戎之策，在论证帝王亲征、整修严备、任用主战派人士李纲等方面用力甚深，在给上位者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保障后表达以身殉国的信念。即使有论者指出欧阳澈三封万言书存在着极大的纰漏，但瑕不掩瑜，诉请在论证与说理的加持下显得更为可靠与动人。奏议作为公文在原则上不允许作者为自己向帝王委婉请愿与磋商，而“万言书”可以借助“表”的私人化属性极大程度地在有限的言说空间中充分表达个人情感。再如《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也是表、奏、议文体混融的典型。郝经受忽必烈之命出使宋国和谈，但遭秘密羁留宿州、真州馆驿16年。这封万言书首尾呼应，以陈请归国为核心，论证“天下有定理而无定势”并强调“见理审势”的必要性，反复申说两国息兵和谈才是顺势而为。分析蒙古、宋两国国情时，由南北风土人情优劣，引经据典强化“凡立国者，莫不自北而南也”的规律，郝经虽遭羁押，但不卑不亢，试图以情、理、势方面说服宋主放归。郝文“丰蔚豪宕”，将抒情、说理结合，亦不忘从侧面指斥贾似道好大喜功、阻碍议和以及指责宋国违背“势屈理信”国体与无端羁留国使的罪责，吸纳了奏的按劾功能。同样的，楼昉也评论苏轼万言书表达了对新法的异见及“说出王介甫之病”，弹劾王安石。南宋时韩侂胄阴操国柄，进士滕璘“恨位卑不能为万言书疏其罪”，同样证明万言书可以发挥按劾的功能。
“鸿篇”作为“万言书”的表现形式是区别于一般奏议文的重要特征，除了文体混融的必要形式外，也受其内容的影响。为何一篇奏议文需要达到“万言”的规模，有论者认为是奏议议题的首创性所决定。其实不然，朱熹在淳熙十五年（1188）所上《戊申封事》议题是对当年六月七日入对所上《戊申延和奏札》的延伸，如其自言：“前日进对之时，口陈之说，迫于疾作而犹有未尽焉者，盖尝请以封事上闻”，《戊申封事》中经济方面的反思也是对其淳熙七年（1180）所上《庚子应诏封事》的扩充。郝经曾在宿州献《宿州与宋国三省枢密院书》《宿州再与宋国三省枢密院书》，转至真州后献《与宋国两淮制置书》《再与宋国两淮制置书》《上宋主请区处书》和《与宋国丞相书》，而在景定四年（1263）所作的万言书与其说是对上述公移文的扩充，不如说是对自我思想的提炼与总结，是集大成之作，与议题是否首创并无关联。“万言书”何以至万言主要取决于其内容的宏富与宽泛，如王安石“冒言天下之事”，胡寅“泛论建炎谋国之失”“陈拨乱反正之计”，大致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君主、中央官吏、地方官吏、士人与普通百姓各个阶层。从目前留存的万言书的内容来看，绝大多数都是施政纲要，范仲淹《上执政书》提出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选举、崇教育、养将材、守边备、保直臣、斥佞人十项改革措施，纲目并举，将整顿吏治作为核心举措，对“戚近挠权”“土木耗国”“禄赏未均”“纲纪未修”“任使未平”诸多问题一一提出解决方案，以待君主采纳。朱熹的《戊申封事》列出六条“今日之急务”并对朝堂施行的有关经济、军事等展开批判，猛烈抨击佛、道两教对政治举措的干预，为自身代表的改革派儒学辩护。刘秉忠万言书虽仅在《元史》中残存片段，但我们依旧能从数千言中看到他对于元代立国有关官员任用、广开言路、轻徭薄赋、调节用度、发展农业、社会福利与促进教育事业的谋划，无愧《元史》对其“论天下事如指诸掌”的评价。纲领式的文书所指陈时弊与修正方案可谓面面俱到，“万言书”的言说空间较之一般奏议文便扩充了数倍，体现出学问的专业化与结构的系统化。在结构上，万言书文本以总论、分论、总结为主，分论中还会衍生更细微的分论，茅坤评王安石万言书：“此书几万余言，而其丝牵绳联，如提百万之兵”，将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比作排兵布阵的军事才能，凸显出“万言书”的结构艺术价值。此外，中国古代文体有品位高低之分，从内容来看，“万言书”综观天下、畅论宇内，以转化为君王的施政纲领为价值实现，符合公牍文以“布政垂教”为最高品位的规则。
以上探讨了“万言书”得体的表现形式并分析何以至万言的原因，而“万言书”能扎根宋元的政治环境，除了其自身原因外，也契合了宋代“声望政治”的逻辑模式，在士人的价值世界中占据着文体高位。王启玮将“声望政治”的表征总结为责善风气、理想主义、舆论意识和公共观念。士大夫圈的主要舆论导向可以为最高统治者的决策提供强有力的参考，赵汝愚认为北宋士风“最盛于庆历、元祐之际，而莫弊于熙宁、绍圣之时。方其盛也，朝廷庶事微有过差，则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县小吏，皆得尽言极谏，无所讳忌。其论议不已，则至于举国之士咸出死力而争之。”庆历、元祐之时是“万言书”初现、完善的重要阶段。文人可因“万言书”名扬天下，杨万里就称赞程仁“剡藤方策一万字，犹带权书衡论味。君不见古来富贵扫无痕，只有文章照天地”，甚至可以突破时间界限，上升到立言不朽的高度。
“万言书”实际上成为宋代政治逻辑的生成物，是宋型士大夫言以行道的一把利刃。“万言书”在开明清平的政治环境中是致太平之针石，在政治秩序陷入混乱或濒于崩塌时则是士人坚守的精神信念附着物，是“致君于存道”的象征物，这也决定了“万言书”的语言系统不同于一般的奏议文书，而呈现出极言、危言的特点。
极言是对皇上的竭力规劝，反映对时政弊病最为深刻的认识及锥心之痛。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徐璧“尝作书万言，欲投匦，极言时政，无所讳避”，周必大记鲁訔“两上万言书，极陈利病，当官务行所学，必欲事事办治”，《元史》载王恽“上万言书，极陈时政”。极言肩负着特定的政治诉求，是触及朝廷部分底线的对话，因此“万言书”中的语言表达必须符合政治语境，在受制约的同时试图取得对话者的认同。最重要的就是明确以下呈上的文书行为，刚柔并济，在行文中多次拉近与对话者的情感距离，以便于说理的层层递进。
苏轼为田锡奏议集作序言：“君子之忧治世而危明主。”“万言书”透射出上书者强烈的危机意识，其语言组织中往往将自身所处的窘境与时政存在的危机绑定在一起，有如范仲淹“居忧”上书承担着一定的政治风险，李新身陷党争泥淖，欧阳澈最终因上书与太学生陈东被高宗下令处斩，在文本中上书者需要将自己的处境设于极度危险之中，而自身的处境与国家兴亡休戚相关。胡寅万言书开篇“存亡之决，近在目前”烘托紧张气氛，既陈明国家危亡之境，又系自身生死。王安石以天下不知法度为忧，以天下财力日以困穷为忧，以风俗日以衰坏为忧。此外，“万言书”习惯在劝百讽一中提升讽谏的分量，以展开议题。如契嵩上仁宗皇帝书中言：
今陛下专志圣断，益举皇极以临天下，任贤与才，政事大小必得其所，号令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可赏者赏之，可罚者罚之。使陛下尧舜之道德益明益奋，则佛氏之道果在陛下之治体矣。
其他“万言书”中也习惯从对帝王从谏如流写起，盛赞彼时政治清明，但太平之下仍有祸端，以引起阅读者的兴趣。契嵩虽是僧人，却深谙政治逻辑，以君臣名义上书，在夸赞仁宗的同时也夹杂了自己的用意，那就是佛家之道与施政之道并无二致。结合仁宗平素喜好阅读佛经，契嵩指出“夫佛氏，教道者也”，而当今“学者乃有不谕”，于是陈请“诏以示学者，使其知佛之法有益于帝王之道德者如此也”。
极言与危言在“万言书”的言论空间中是人为制造的，之所以能够在真宗、仁宗朝开始在文书中大量出现，就是因为政治语境发生了改变，政治模式从宋太祖、太宗时期强权政治下的君臣合作过渡至真宗之后的弱势君权下的君臣合作，士大夫有意识地对君主塑造与引导。此外，自唐至宋，拥有知识所有权的士人已从封建士大夫转向帝国士大夫，而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士大夫与受其影响相继登上政坛、文坛的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崛起，是帝国（科举）士大夫阶层身份自觉的标志。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对皇帝直接负责，他们的立身与价值观的践行都依赖于皇帝，因此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帝王沟通。不论是主动性因素还是被动性因素，都滋生了“万言书”相对一致性的语言系统，即便是到了清代后期，再次兴盛的“万言书”依旧没有改变其语言特点。
“万言书”在宋元时期政治逻辑的无形运作下，变成了士人勇于献身、敢于上书的精神标签。南宋科业惨淡栖隐山中的汪晫甚至在小词中写道：“待草万言书上阙。”身处江海之上，心却盘旋魏阙之下。元代三入翰林的李纯甫“由小官上万言书，援宋为证，甚切”，戏文中也有模拟王粲的口吻言“从今后把万言书作战场，辅皇朝为柱石”，可见“万言书上显机谟”的政治观念深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各阶层从上至下默认的政治规则。“万言书”发展到南宋，作者群体由上层官吏向下延展，一批有才能的低阶官吏通过进献万言书得到君主的提拔，这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合理逻辑。绍兴二十一年（1151）唐仲友在任建康府通判时上万言书，“孝宗纳之，召试，除著作郎”；孝宗、光宗权力交接之际赵雄上万言书“诏授宁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卫国公”。“万言书”既是士人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方式，也是晋升的捷径。政治语境与逻辑的契合，使得宋元时期“万言书”在文体品位中居于高位，表现形式与语言系统作为“相时立说”的必要方式在这一时期被标准化与典范化。政治逻辑的需要以及帝王与士大夫对所处语境的充分认可，是“万言书”不断发展的根基所在。
“万言书”体的文学内蕴、转向与文章学意义
熊礼汇指出：“散体古文的文学性自有其特征，并不全体现在形象性、情感性以及艺术结构和语言修辞方面。”“万言书”作为散体古文，其文学性的特征也是如此，它经历了由针砭时弊的奏议向文学化文本转向的过程。宋元时期一些万言书充当着士大夫干预政治的工具，但在明代至清中期失去了政治语境，对于后世的读者而言，就变为一篇篇干瘪的奏议；而有些万言书则是作者匠心独运的艺术品，包蕴了审美价值，并以散文文体的方式进入后代批评家的视域中。
“万言书”的文学内蕴有三方面来源。其一，写作者大多是文学大家，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即使在文书写作中依旧会注重对理、法、辞、气、情五个要素的苦心经营。从“万言书”初创时期来看，夏竦、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无一不是名家，引领着宋代文章学发展的潮流。“万言书”作者擅长说理材料的铺排，并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增加论证的气势，这与初创期这批作者兼擅骈文与古文有关。夏竦是宋初“四六集大成者”，范仲淹《临川羡鱼赋》《岳阳楼记》名扬天下，唐宋八大家中的王、苏将欧阳修开创的以骈入散的创作方法运用至奏议文中，使以“万言书”为代表的公文内蕴了鉴赏价值。其二，“万言书”以论证说理透辟为要义，但为了便于皇帝理解，文中多使用形象语言，通过表象思维的比喻和类比，带动读者的丰富联想，具有感受直观性和审美价值。苏轼文以新法作标靶，将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官员与前往各地的使者比作王安石的鹰犬和网罟，抨击他们严重损害百姓利益。曾国藩就评价云：“东坡之文，其长处在征引史实，切实精当，又善设譬喻。”证明苏轼文学性的诗文和实用性的公文创作手法一以贯之。散文中的比喻手法体现经验性文化的特点，具备外放式拓展的艺术效果，词气渊雅。其三，“万言书”结合了奏、议、表的文体功能，其中表作为陈请的专用文书渗透了写作者个人浓烈炽热的情感色彩。褚斌杰将多种公文文体比较后得出结论：“章奏之类，公文性强，不容有更多的情采，表则带有倾诉衷情的性质，有表现其情质文采的余地。所以说它们虽同属‘造阙’‘致禁’（向皇帝上书）的文字，而表文一类往往更多具有文学色彩。”宋代的表文往往以骈文为主，万言书中把控文章节奏的通常都是对句。吕祖谦论作文法：“文字一篇之中须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使人不知其为缓、急、显、晦，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其间，然后可。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用骈文的对句穿插入以散句为主的奏议文中，“万言书”便有了诗性和生命力。“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徒有内容毫无文采的文章无法打动文学素养较高的古代帝王。宋人批评中也将能否打动人心作为奏议文成败的一把重要标尺，王赏在《书东坡万言书后》中感叹：“伏读此书，喟然而叹，至于流涕。”分享了南宋读者最真实的读后感想。
从北宋至明清时期，作者自身的文学追求是“万言书”文学转向的前提。以朱熹《戊申封事》为例，在奏议文正文中用小字加注作为文本解释的创作模式尤为突出。自注是一类特殊的注释方式，在文学作品中较早见于南北朝的赋以及《洛阳伽蓝记》等杂述中。谢灵运《山居赋》等中的自注以“异体”的形式重复了正文骈赋的内容，虽然重“言事”，但几乎句句出注，密度极大，对于阅读来说是不小的负担。朱熹万言书的自注与其诗歌创作一致，有着明确的文学追求，与刘知幾“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的注释理念不谋而合。自注作为一种“次正文”，不破坏奏议正文的阅读体验，仅作为一种参考，与现代学术论文的注释有相通之处。如“堂奥之说，已陈于前，此句更乞陛下少留圣虑”一句作辅助说明，为了文章意脉的流畅，朱熹并未将之放入正文。再如，“臣昨来面奏札子内一节云……今恐日久，元本不存，再此具奏，伏乞圣照”一段为小字注解，引入此前上奏札子支持正文的论述，题外之意就是希望孝宗可以参看，但大段引文如置入正文，说理的证据链条将会散乱，并且小字注解的文采较正文稍差些许。总体而言，朱熹在万言书中追求小字注解是对正文文学性的保障，我们也可以管中窥豹，透视宋代万言书中所呈现出的纵横驰骋的气势、慷慨激昂的情怀和辩丽恣肆的文风，万言书慢慢褪下奏议文的外衣成为文人案牍之上的美文，这一转向是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
到了明清时期，“万言书”的文学转向进入加速期，时人对于文章的解读由浅显至深入，从直观感受转向对实践性感觉力的探讨。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部分选集会将文章开篇的奏议套语删除，如苏轼万言书入选时会将“熙宁四年……再拜上书呈皇帝陛下”一句删除，明刻本楼昉辑《新刊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清刻本吕留良辑《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等选本均如此，或是教授科举程文所需，或是辑录用来鉴赏。宋代批评者仍然会计较文中政治见解的正确与否，但也会探讨文章所体现出的语言风格，偏重批评者的主观感受。反映在文学批评中也是如此，王赏《书东坡万言书后》是纯粹的读后感，不涉及任何艺术层面的分析。车若水评苏轼万言书：“前面说事尽好，至于厚风俗、存纪纲处，便淡薄枯槁，盖其本源处欠，所以如此。”指出苏轼这篇万言书的优点在于说事透彻，但“厚风俗、存纪纲”部分“淡薄枯槁”，不够深邃和生动。
当“万言书”失去政治属性时，批评者就会开始探究其文本生成的能力，用以探索一条实用的写作路径。如黑格尔所说：“艺术家的这种构造形象的能力不仅是一种认识性的想象力、幻想力和感觉力，而且还是一种实践性的感觉力，即实际完成作品的能力。这两方面在真正的艺术家身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实际完成作品基本需要考虑到行文架构与语言技法两个方面，清代浦起龙对苏轼万言书二者皆有考察：
全书皆切论柄臣也。体例三条，实则一主两辅，所以长短不齐。首条“结人心”，备论新法不便，乃全书正文。事款已具，然但请罢其法，未言罢其人也。至次条“斥躁进”，则指阿意新法者，杜徒党也。后条“彰公议”，即讽钳口畏柄臣者，激声讨也。以两条尽首条之用，三条只是一条。划看则风俗纪纲为长语，不中窾会矣。长公奏议，其源出于宣公，疏散之中，俱藏对偶。
“疏散之中，俱藏对偶”就是对苏轼语言技法的提炼。浦起龙对苏文三部分篇幅比例安排有自己的理解。他并不认为纲目的三条在逻辑上是并列的，“厚风俗”“存纲纪”也并非关键词。全文由“结人心”主导，阐述施行新法的弊端正在于失人心，这是苏轼反对新法的核心观点，由此牵合“斥躁进”“彰公议”两条，对王安石及其党羽进行抨击。一主二辅形成总分结构，对于篇幅失调而言，的确是合理解释，但却明显有违苏轼原意，仅作一家之言。沈德潜的解析角度与浦起龙一致，尤其强调：“三大段之中，藏有无数小段落，作大片段文字者，须知此法。”沈氏并未深究三部分比例失调，而是继续深入文法，在三个部分中剖解更细密的逻辑结构，认为这就是该文意脉通畅的关键。清人认为苏文结构上的布置相当考究，吕葆中的批评较之浦起龙更为合理：“构大文字，必用间架，是篇以三言分柱是也，但三言仍是一串，为行新法失人心，因骤用小人而风俗坏，又畏人言拒台谏而纲纪隳，故公文以结人心一段为主，其说最详。而下二段从之，其说稍略。譬之兵法，虽分营掎角，而其机柄呼吸，仍归于一。”同样是将文章分为一主二辅的结构，但吕葆中尊重苏轼原意，风俗和纲纪的败坏是新法失去人心的直接后果，是论证失人心的两条说理的分支，在文章逻辑上是贯穿一致的，所有的分论点都要为中心论点提供支撑，保证文章的浑然一体。如康熙所言：“一书万言，意甚贯串而不失之复。”万字长文如若结构不严谨、逻辑不通畅，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语句繁冗、语意重复的情况。在“万言书”体作品中，我们需要承认并非篇篇精品，即使名家文也会出现阅读滞碍的问题，郝经文中对贾似道的指斥与陈请归国的请愿申说得过于频繁，胡寅文中在天子六实的铺展中夹杂纲纪国家之五事，结构较为散乱。康有为五篇万言书在文章学意义上也并未得到时人的赞赏，刘体仁就批评道：“有为虽为新党魁首，而文笔繁冗实不足以动人。……可谓敢于直谏，而不可谓之善为说辞。”再以沈德潜对王安石万言书的解析为例：
陶冶人才以行先王之政，此立言之大意也。前提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纲，先用正说以申之，又用反说以行之；总束前文，又生出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三项，又转出勉之、断之以作归宿；末又劝人主排众议以行己说，他日变更我法以毒祸天下，隐兆于此矣。然其行文部勒有方，如大将将数十万兵而不乱，中间丝联绳牵，提挈起伏，照应收缴，动娴法则，极长篇之能事。
万字长文架构不易，清人只能试图逐句逐段分解以求作文三昧，沈德潜得荆公万言书立言之旨。由于王安石此文并非苏轼文三纲并立或一主二辅的形式，而是逐步深入的逻辑推演型文本，沈氏重在挖掘每一段论述中的说理方法，不论是正说反说，抑或是分条阐述，都是将“无数见解，无数话头”尽数纳入“立言之大意”中，无愧储欣所评“议论愈多，头绪愈整，由其以一线贯千条也”，这正是清人追求的散文技法。
以文学内蕴及转向为前提，“万言书”体在中国古代文章史上发挥着重要意义。第一，在宋元时期，“万言书”既是政治语境下政治逻辑的产物，又是“古文运动”影响下文章的典型范式，是宋文繁荣景观的典型标志。“它（古文运动）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文学性古文创作范式的建立，而是绝大部分领域的重要文章都用古文去写……唐宋‘古文运动’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是在许多人的自觉倡导之下，把内容涉及诸多领域的文言文的主流文体从骈体转变到了古文。”“万言书”是中国古代文章中单篇篇幅最长的文体，集中体现了宋仁宗朝以来的文学家们将晓畅明达与典雅古朴相结合的文风应用于公文创作中，与当时科场盛行的艰涩险怪文风相抗衡，在政治语境与时代红利的加持下，形成士大夫文学崇尚与模拟的风潮。同时，士大夫文学对于美的质素的追求使他们并未一味抛弃骈文的语言特征，而是有节制地汲取表的表现形式，增强了奏议散文的音律感，文丽而思深，为“万言书”的文学转向隐藏了可能性。
第二，“万言书”是宋代科举士大夫展现多元知识结构的窗口，是“文人—官员—学者”复合型文学创作者所开创的新型文章形式。宋人普遍认同“文以载道”的理念，这一古文运动思潮同样深入公文写作中。朱刚认为“文以载道”的实质其实就是“要求古文创作能表达作者理性思考的结果”。“万言书”虽然有着陈请的情感因素，但其主要功能是论事说理，需要将理性思考的论证一步步推演展示，因而需要调动作者知识结构中所有要素，将对于政治事件的见解、政治规则的运用、历史事件与经验的回溯、圣人经典语句的重新解释与礼制层级的再建构按照一定的表现形式和语言系统组织起文本，这已经超越了文学性文本所能容纳的阐释空间。苏轼、王安石万言书中明显有着战国纵横之学的印迹，朱熹《戊申封事》小字自注对《尚书》“人心惟充，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的阐释成为次年所作《中庸章句序》中的核心哲学内涵。“万言书”因此也成为一类容量极大的知识性文本，与时代文化相联系，体现了宋型文化在继承唐型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而呈现出的知识型、思辨型鲜明特点，透射出宋代散文蕴藏的人文旨趣和理性光辉。
第三，“万言书”在明清时期成为举子科场学习、古文鉴赏的典范。散文在宋之后进入创作衰退期，名家、名作锐减，不再具有活泼清新的时代气息。以“万言书”为代表的宋代古文褪去政治外壳后，就成为明清士子课艺的入门阅读文本，如吕留良编选《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对苏轼万言书中语言精妙、议论警策之处标记语句占全文三分之二左右。清人非常重视提炼万言书的写作技法，尤其擅长总结王安石、苏轼等名家的艺术特点，浦起龙、沈德潜等莫不如此，桐城派更是将其作为宝贵养料，“万言书”对文采、学问的兼收并蓄与桐城派的“义理”“辞章”旗帜有着相通之处，政治语境下文本所表达的写作者的政治信念与人性品格则对标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后期桐城派对于“经世致用”的号召，直接促成了清代后期一批“万言书”体创作风潮的复兴。
余 论
新时期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强调对文学本体的回归，从中国固有的“文体”角度切入来研究文学，这也使得我们不可忽视其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紧密关联。“万言书”体植根于宋代独特的政治语境，它同所处时代的政治逻辑是否契合直接决定了文体品位的升降，当政治秩序开始松动时，“万言书”作为一种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气节重现。而在“万言书”褪去政治外衣后，它因所残留的文化记忆与卓越的文学色彩得以经典化，成为后世文书写作的充足养分。“万言书”体初现、发展、衰歇、复兴的过程中有关低阶官员如何通过政治程序将文书上达、文本写作过程中的自我修改等问题仍有挖掘空间，这一演变历程牵涉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选择与文体选择等复杂问题，对探究古代政治史、文化史与文体学的三者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