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城市文学不发达，难与乡土文学争辉。其实这是误解，并不符合事实。首先，古代作家以士人群体为代表，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有些贬谪或隐居的官员，也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作的田园山水作品仍与城市文学有割不断的血缘；最后，古代词、小说和戏曲这些文体的发生和繁荣，都高度依赖于市民队伍的壮大和商业消费经济的兴盛。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说:“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西方的没落》）城市既是许多重要作家居住和生活的地方，也是很多文学样式的发源地及文学发展繁荣的催化剂。

近几十年来，城市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成果迭出，最近浙江师范大学葛永海教授出版的《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及其现代变革研究》就是其中很有特色的一部。葛教授长期从事文学地理研究，成绩卓著，此前他已出版《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一书，本书是其姊妹篇。前书侧重于古代小说与城市关系的历史演变梳理，本书则致力于探究中国城市叙事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及现代转型的特点。

葛著举重若轻，将城市文学叙事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特点，高度提炼为宋前雍容典雅的“都城圣咏”、宋代俚俗活泼的“市井俗调”、明清世情百态的“城镇和声”和近代中西混杂、正乐异声交相和鸣的“都市变奏”四种形态。每一形态又有其空间演变特征，宋前是“单质型空间叙事”，空间属性较为单一，缺乏延伸感；宋代至清中期则是“交互型空间叙事”，空间意识得到凸显，空间观念蕴含着世俗性、商业性和地域性特征；清晚期至近现代是“感悟型空间叙事”，空间层次更加丰富多样。这些概括精准到位，显示出作者很强的逻辑思辨能力。

除了纵向的时间流梳理，本书还以横向的空间视角来重新认识和研究城市文学叙事。作者认为城市叙事是指“发生在城市空间中、带有城市属性的故事情节的叙事内容或段落”，因此“城市叙事的本质是一种空间叙事”。这一空间既是物质的，也表现为一种心理向度。葛著选择了一些非常典型的城市文学叙事两两相对，进行个案研究，如宋代的汴梁与杭州，明代的北京与南京，清代前中期的苏州与扬州，晚清的扬州与上海、上海与广州，清末民初的北京与上海。他认为宋话本中的杭州叙事至少完成了三个层面的叙事蜕变：一是民间立场，二是本土化立场，三是现场感悟。明清城市叙事则以《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三部经典小说为解剖对象，揭示城市叙事“城—都—市”的演变轨迹。葛教授认为：“当城市空间演进与时代文化变迁相互融合，推进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改变，文学的大变革也就不可避免，文学中的空间属性也就必然被激发出来。”作者通过文学空间分布形态的演变、文学创作中心的空间移位、作家地域分布规律的多维把握等，揭示出作家审美心理、文学风貌的形成与地理环境的对应关系。城市生活浓厚的政治、商业以及世俗化的色彩，经由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受与投射，赋予城市文学功利性、世俗性、娱乐性的特征，葛著对此有相当细致的剖析，从而揭示出城市文学叙事特征形成的种种复杂因素。

本书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紧扣人地关系审视城市文学叙事的形成与发展。对于这一问题，张鸿声教授在其《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中就指出了传统城市文学研究“反映论”模式的局限，认为城市文学之于城市，绝非只有单纯的“反映”一种关系，而可能是一种超出经验与“写实”的复杂互动关联。因而，学界对城市文学的关注点应该从“城市性得到文学表述”转移至“文学再现城市”上来。后者更关心城市对人的影响和塑造，因而带来对城市的不同叙述。文学不但反映出城市生活，表现城市个性，而且参与城市文化底蕴的创造和城市意象的建构，两者是一种双向良性互动的关系。葛著将这种关系的内涵概括为三种维度：一是作为情节背景的存在，城市乃是故事的发生地，比如《李娃传》等唐传奇中的长安叙事；二是作为叙事结构的存在，城市作为文本的一个结构性因素，与人物之间形成了互动性效果，比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杭州叙事，城市与故事彼此缠绕，相互映照；三是作为文化想象的存在，城市在这样的文本中已经超乎了一个地域文化的表象，而成为象征的存在，比如《红楼梦》中的金陵叙事，已成为小说中的文化符号。这一论述切中肯綮，堪称会心之论。

近年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毋庸讳言，很多研究主要还是以西方城市文学作为参照系，没有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城市文学理论。葛著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本书虽汲取了西方城市学、地理学中的一些思想资源，但尽可能融化在中国古代城市理论和哲学思想中，本书很多推绎出来的理论概念，都建立在文本细读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归纳之上，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尽量走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研究之路，这是难能可贵的。